三亚市图书馆

纪念册 红豆 香茅草
  这本红绸封面的本子很残旧了，边缘都破损得露出了里衬的纸板。上面用银色字印着“群众文艺创作纪念”及赠送单位“广州群众艺术馆”的字样。这本纪念册是我的中学同学张树辉（笔名云淡）在高一时，参加广州市群众画展获奖所得奖品，他转赠给我。
  我一直珍藏着它，是因为当我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抉择时，上面承载着亲人的厚望，师长的教诲，同窗友好的鼓励。在1958年国家热火朝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我从在读的高中要求退学，参加广州青年志愿垦荒队到海南岛去。亲人、师长、同窗好友，纷纷在这个纪念册上题字留言，成为我巨大的精神力量。
  打开纪念册的首页，看到一版用毛笔沾着蓝墨水写的字迹浓淡不一然而遒劲老到的行书：“警徐投笔从农，有定远之壮志，兼靖节之清操。望坚苦以赴，期底于成。今行矣，惟以此赠。余老当聪强，当可证之于十年后也。异日者，余幸得渡海游琼，访汝于田间，月白风清，则对警徐而共话，警徐可以省矣！（原文无标点）心琰手识1958.3.12。”这是三伯父的手书赠言。三伯父无儿无女，前些年三伯母病逝，他更是孑然一身。他从故乡来广州投靠我父亲，情知我父亲一人支撑着九口之家，确实困难，故虽年近古稀，仍在附近街巷摆了个小摊，卖些姜葱蒜椒之类小菜，勉强维生。父母平常极忙，我在家里小孩中年岁最大，平常爱读点课外书，评古论今，有点谈资，闲时与孤寡的三伯父做伴，几乎成了我的专职。晚上在街边乘凉，我会和他东南西北闲扯，听他这个旧社会的过来人说说世故人情，沧桑往事。听他说，旧时读书人，不但习文，而且练武。看过几本武侠小说的我，便扯着他求教几手。他兴起也会扎起马步，演示站椿功，或者说说“手乃一扇门，全靠足打人”之类武术要领。我是半懂不懂，只觉得他是个能人，什么都会。假日，我会跟着他，推着四个小轮子的板车，到近郊的批发菜市场进货，回来后就整理菜、卖菜。那段时间可说是相依为命，所以，我要到天涯海角的远方，大家该有多少的不舍。1960年6月我在海南，从农场调到县机关，有了探亲假待遇。次年春节期间，我离家到海南整三年后首次回广州探亲，已见不到病故的三伯父。十年之约，成为永远圆不了的梦！但三伯父的勉励：“坚苦以赴，期底于成”，永记我心。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录杜秋娘两句给你细细回味。警徐勉之！郑逸夫1958.3.8。”郑逸夫老师曾在广州十七中教语文，虽不是教我们班的，但他时年未足25岁，却已当过几年兵，且是出版过几部小说集的青年作家，是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的偶像。所以，他引导我到火热的劳动生产第一线，而我又积极响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3月12日，我原就读的高中二年级乙班，老师同学为我在课室里开了个欢送会。除了本班同学，其他班认识的好友也来了。活页的纪念册拆分给参会的同学，所以在纪念册上这天题字的占了绝大部分。
  初、高中都与我同学的彭锦俊写道：“警徐弟：金不怕火，钢需百炼。‘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兄锦俊敬赠58.3.12。”上了中学，少年的我们都有了比较明确的理想志向。较要好的同学，哪怕目标方向不一样，但相互砥砺，风雨同行却是一致的。彭锦俊课外爱好是数学，初中时已自学了高中数学课程，高中时自学大学数学课程。他有个特点，身上总是带着笔和纸，走到哪里，只要没别事，就拿出纸笔进行数学演算。所以，他的题词，勉励我，其实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且以一生实践之。他后来去了香港，从当地盘小工开始，扎钢筋，做泥水工，开泥头车，食住都在工地。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他勤奋学习，自学英文，晚上在香港工业专门学院（现在的香港理工大学）进修，卒至取得博士学位。而事业上积累了一定经验和资金后，从带几个人领点小工程，发展成香港有名的建筑业上市公司——俊和发展集团，被誉为香港建筑界的传奇和先锋。
  曾为我假冒父亲的名义写退学申请的张树辉（云淡）用毛笔写道：“警徐兄：怀与安，实败名。今兄赴海南，吾将北上矣！一九五八年初春，红棉怒放，离别之时，不禁梦魂颠倒。（原文无标点）岭南张云淡。”他是告诫我，不要怀恋安逸。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经过几十年的刻苦磨练习书画，终于成了一个有成就的国画家。
  李杜生写道：“别了，当你整装待发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沉重的，五年同学，半载同居（在学生宿舍我们大家住在一起），一旦分襟，能不依依？……对你这一个即将奔赴生活的少年舵手，我希望：你要有舵手的意志，舵手的眼睛。前面的暗礁、冰山、浓雾，你要看清，要冲过去。”李杜生高中毕业后考取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大连石油七厂，以大连石油化工公司副总工程师任上退休，并返聘相当长一段时间。
  陈永光与董诚合写的一段赠言是：“愿（你）到祖国的宝岛中把身体长得更结实，来建设伟大的祖国。”很有意思的是，这两位共同祝愿我身强体壮建设祖国的同学，日后，陈永光学中医，成为中医主任医师、教授；董诚学西医，成为泌尿外科专家、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两人至今仍在为病患者、为国家的健康事业服务。
  印尼归侨同学李俊元写道：“愿您的青春像野火似的燃烧在长满荆棘的原野上。”海外归来的赤子之心，强烈感染着我。
  容添则写道：“到生活的大熔炉中去，把自己炼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钢铁吧！愿与警徐学友共勉。”他在校时长期给低年级的学弟学妹当少先队辅导员，其后一辈子在教育界工作。
  谢伟钧别出心裁，用钢笔画了一个农人扬鞭赶牛犁田，一角画着两株挺拔、结实累累的椰树的画图。并用一笔不苟的斜体美术字写道：“祝你在劳动上获得辉煌的成绩。”
  一些知道我有作家梦的同学，不忘警醒我，如伦荣光说：“一个又红又专的作家，需要到群众中去，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同甘苦共患难。”严道英不愧是个很好的宣传鼓动者，大学去的是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广播电视系统工作，至省广播电视厅副处长退休。他留言说：“愿你虚心学习，刻苦锻炼，团结互助，尽快地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民，也是一个又红又专的业余创作者！”
  工整的美术字像行将出征的战阵，班长陈金洋给我写道：“我们要经得起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考验，我们要经得起工作上的考验，我们要经得起生活上的考验。愿你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坚强的又有本领的革命战士！”班长就是班长，角度就是不一样。时至今日，他虽已定居深圳，但只要他吹响集结号，同学仍会或在广州、或在深圳，或在其他地方，团聚到老班长周围，重温中学同窗的时光。
  向来气质浪漫的冯启浈，则用现代革命诗人何其芳的《生活是多么广阔》中的诗句“去以自己的火点燃旁人的火，以心发现心！”鼓舞我投身生活，勇于战斗，以自己的才干和勤奋，实现自己的理想。
  还有一些我已记不清有何过节的同学，在那时“一笑泯恩仇”，深情写道：“让我们的过去一笔勾销，那是无原则的东西！而红艳的友谊将透过‘一切为了祖国’而怒放”！（马义孝语）“别前争吵，别后相思。——警徐海南垦荒留念”。（徐东安语）
  纪念册里，别前赠言四十多篇，还包括徐家麒、张宗炎、李穗中、蔡王英、罗兆雄、冼全立、廖祖祥、张庆余、林振达、陈志明、袁柏畴、伍焯民、何敏超、郭芝树、钟荣堃、张胜环、叶树楷、蔡锦棠、陈宏章、邓超德、江伟南、周坚伟等同窗未能尽录的心声，融汇了那个时期，老少人等特别是青少年们在新生的共和国建设初期迸发的热情和理想。我选择了参加垦荒，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实是社会环境、人心所向造就。自己在波涛汹涌的时代大潮里，能成为其中的一丝微沫，深感庆幸。时至今日，每当一页页翻阅，或是同学聚会时携往给大家怀旧，都感到上面满满的正能量。有些当年因事不在现场的同学，后来相遇时陆陆续续补上自己的感言，使这个纪念册成了展现我们这代人风采的长卷，诠释了大家在漫漫人生路上的履痕。这也是我在引录一些题词时，简单介绍一下他们的现状和其后发展情况的原因。
  我们这一代热血青年（40后），既受几千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浸润熏陶，也深受当时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老大哥的影响。“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之一。上中学有段时间的外语课学的是俄语。看的外国电影多是苏联片，如《夏伯阳》《保卫察里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攻克柏林》《丹娘》，等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充斥脑海。课外书《古丽雅的道路》《卓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中主角是我们的楷模。当年少年学子的偶像保尔·柯察金的耳熟能详的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它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你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当你临死时可以说，我整个的一生都已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段名言被杨慧中同学郑重写在我的纪念册上。
  动员、组织城市青年“向荒地进军”就是向苏联学来的经验。党中央决策，共青团发动，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1955年8月开赴北大荒；上海青年也不示弱，纷纷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毛主席知道后，经慎重考虑，指示“淮北的条件太差，还是去江西为好”，于是上海挑选了96名男女共青团员和青年，由一名副市长亲自送到江西省德安县的九仙岭下。共和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掀开首页。随即，在北京、上海的影响下，1955—1956年，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曲。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再见了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我们。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在当时催人奋进的氛围下，这样充满悲壮之情的苏联歌曲和诸多的文艺作品，能不使有志青少年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吗？这样的歌词和旋律，伴着我们去报名，去出发，去到艰苦劳动之余得以休憩的海南夜晚繁星满天的苍穹下。时至今日，心中脑海中还不时回荡着当年的歌声。
  就是这样，我们带着亲友同学的殷殷嘱托，响应着祖国的呼唤，学着苏联的青年英雄的榜样，怀着越是艰苦越向前的壮志豪情，我们踏上了去海南崖县的垦荒之路。
  到荒地几个月了，我惦念着还在母校读书的同学，寄回了一大把红豆和几茎香茅草。红豆寄相思，香茅报收获。事后，我听说班里的同学每人分得几粒一头有个小黑点，红黑鲜明、艳丽的红豆，揉揉闻闻芳香扑鼻的香茅草，都十分高兴。这来自荒原的礼物，礼轻情意重啊！多年后，同学聚会，有人还会提起：“当年的红豆，我还收着呢。”
  那时 那事 那人
  岁月流逝，洗不掉对一些人和事的回眸、忆念。
  垦荒队转为国营的崖县示范农场组成部分后，农场第一任党委书记韦雄鳌和场长刘毅，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广州的知识青年，十分关怀爱护，发挥我们的所长，促进我们的成长。韦书记是广西人，壮族，三十多岁年纪，是一个从枪林弹雨中过来的老革命。刘场长，海南文昌人，是年三十刚出头。按年龄，他们算是兄长；按资历，他们可是我的老前辈！从公社剥离出来的，除了我们广青队，还有潮汕青年的红光队、县下放干部队及周边黎族社队等。农场规模大了，管理层次增加了，韦书记、刘场长把这些广州青年因才录用到场部各职能部门和各生产区队，走上管理岗位。随着国家建设飞跃发展，他们又把合适的人选输送到场外有关单位。广青队不再偏处两三个点，而像天女散花，散播到宝岛的四面八方。从稚嫩走向成熟的路上，我们觉得这些领导的扶持是万不可缺的。韦书记后来在广东省内其他农场工作过，最后在广东农垦工会主席任上离休。不管他到哪里工作，及至离休后，他始终与我们保持着联系。他在广州荔湾区的农垦宿舍，也成了当年垦荒队员并不陌生之地。因了我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外贸部门工作，经常与农垦属下农场有业务往来，韦书记知悉这情况后，热心为我们牵线搭桥。我仍珍存着他给我的几封信，介绍有关农场、工厂的外贸货源情况。令人注目的是字迹端正刚劲，绝不输于一般的钢笔字帖。我想，韦书记当年肯定是个“知青”，文化水平不低，所以能够对我们这些“后知青”心贴心。事实上，晚年的韦书记经常给老人报刊写稿，为当年飒爽英姿女游击队员、建设年代是劳动模范的妻子写回忆录、写电影剧本，据说还有对垦荒队的详细忆录。可惜，他的遽然辞世，带走了不可复制的往事。2008年1月15日，韦书记因脑溢血不幸去世。20日下午3时，在广州银河园殡仪馆银河厅，我与时在广州的原崖县广州青年志愿垦荒队队员左克明、张任成等，闻讯也参加了韦雄鳌书记的告别仪式。众多的花圈、挽联中，前列有个花圈，上面飘带写着：“原崖县示范农场广州知青敬献”，表达了我们的哀思和最后的敬意。
  刘毅场长是海南名校文昌中学的毕业生，解放前在海南文昌苏区当教师，后入伍，1952年成建制转业农垦系统。他与活泼开朗的韦书记相反，比较沉默寡言，显得严肃。我调离农场前，在远离荔枝沟场部的水源池当最普通的农工，对场领导仅见过一两面，谈不上有什么印象。1960年6月随同刘场长调到新组建的崖县外贸基地局的四人全是广州来的垦荒队员。刘场长是海南人，农场里有不少他的老乡，竟没有随调一个。这令我们很惊奇。到局里没几天，便安排我们出发。我的任务是到陵水（当时陵水县合大县成崖县一部分，去陵水也只是县内出差），去调查公社农场的热带作物生产情况。我几天前还是一个每天听从队长、班长安排做工的体力劳动者，思维定向就是你要叫我干啥就干啥。现在要我独自出去，在一个总的工作目标内，具体操作靠自己。见到我有畏难之色，刘局长鼓励我大胆工作，并对找什么人，问什么事之类具体提示。我的第一站是陵水的光坡坡尾农场，经过一番周折总算找到了场部。这是一个位于海边的半渔半农公社农场，种水稻等粮食作物，也在试种香根（不是香茅）、腰果、胡椒等经济作物。还有三几条在浅海捕捞作业的小渔船。公社驻场干部杨运高陪同我参观了作物园地，与场领导交流了情况。晚餐是地瓜粥，有场里渔船刚打上来的小鱼煮的鱼仔汤，十分鲜美。在那年月，真是少有的丰盛大餐！晚上睡在农场的简易客房，虽累却舒坦。自出娘胎以来，这种成人的感觉恐怕是第一次。
  刘局长关爱我们，但不是无原则的。县及大公社的食品厂是外贸供货单位，生产椰子系列产品。我们经常有下厂的机会。看到琳琅满目、椰香扑鼻的椰子糖、椰丝椰蓉等食品，往往口馋不已。但当时物资匮乏，外贸货源更是稀少。所以我们下厂，工作外的最大收获是买点内供的、加工椰肉时削出的棕色外皮烘干的椰子皮。一次，我买了两斤成色略差的椰丝，准备暇时好好享用一顿。这事刘局长知道后，狠狠地批评我一顿，说：一个外贸干部，竟然擅自购买出口商品，是极大的错误，严重的还是犯罪！我很少见他这样疾言厉色。回去后，两斤椰丝放着不敢动，也不记得后来怎么处置的。但刘局长这次对我的批评铭记终生，不管工作、生活，一事当前，要掂量掂量该做不该做。
  说这些我的“后知青”故事，为的是折射出我并不熟悉的场领导的本色，感念他们对我们小青年成长的关爱、扶持。
  我们来自广州，带来了很多广州人的生活习俗。吃饭虽没有大鱼大肉，但咸鱼青菜还是要的。当地的黎族百姓没有种菜的习惯。我们自己有蔬菜班，有些老社员是种菜好手。水源池，水好地肥，各种应时瓜菜，倒也供应充足，但鱼类就要靠市场。国营水产公司负责收购渔民捕获的水产品，供应给渔民生产、生活资料。在那计划经济时代，我们供需两面都不搭边，买点鱼吃也不容易。这种情况在1959年初起有所改观，吃饭菜中有鱼的机会多起来。过去，我们广青社（队）吃饭用箩装，随便吃。但公社化后，粮食紧张起来，定量供应，任吃变为限吃，每餐一人一个饭盅，装着定量的几两米，蒸煮而成。我们发现，过去白白的饭里，现在不时地放着一条小咸鱼。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可以吃“荤”了。而“海鲜”在我们这山沟里也能不时吃到。海鲜是相对腌制、干晒的海产品而言，虽不要求一定是鲜活的，未经加工都算。豆酱焖沙丁鱼、甫鱼等肉较粗糙然而在那物资缺乏年代的美味也会出现在餐桌。在突击、加班等时候，虽不易买到糖，我们也能经常吃到广州人喜好的绿豆沙、番薯糖水。这等等微妙的变化令人好奇：是什么使我们的生活好过了一点呢？后来才知道：县水产公司新来的经理，姓郑，潮汕人。他了解到我们垦荒队离家别井到这么远的地方，生产、生活遇到很多困难。他也了解到我们的优势，年青有朝气，相对而言见多识广，有些在郊县参队的相对有生产经验，等等。因此，他与我们社队领导商定，由我们生产蔬菜瓜果，水产公司牵线搭桥，与渔民交换水产品及糖烟酒等物品。也因此，推动了我们的蔬菜生产，亦改善了我们的生活条件。
  无巧不成书。1960年6月，我从农场调到县外贸基地局。1961年5月，因公社化并成大县的崖县，又逐步分解回原来的崖县、保亭县（1959年11月已分出）、陵水县建制。我被分配到陵水县新组建的外贸基地局。年底，县级外贸局撤销，人员重新配置，一部分人到新建的五料作物局，一部分安排到其他单位。我正为去向踌躇，街头正好遇到他——分县时他也调回陵水县（并大县时他从这里调到崖县）。小县城干部不多，大陆来的干部更少，大多相识。我也就知道他原是崖县水产公司的郑伟燊经理，现在已是陵水县水产局副局长兼水产公司经理。听了我的情况，他马上说，来来来，到我们水产。在他的帮助下，我很快办理了调动到县水产公司的手续。一个月后，我又被选派到珠海唐家湾的广东省水产厅会计训练班学习半年。回单位后工作，郑局长已不再兼职。郑局长原是广东省水产供销公司干部，为加强基层而下放到陵水县。他早年谢顶，额头光亮，身材适中，快人快语。谈起当年他在崖县帮助垦荒队的事，他爽朗地说：“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嘛。”接着是一串响亮的笑声。
  在海军水库工地负责施工的榆林海军后勤部工程处技术员，除了黄本源，还有一位叫司徒茂，也是广州人。司徒茂五十上下年纪，大家叫他茂叔。海军水库向海军榆林基地供水的管道工程由广州自来水公司负责。大量广州工人来到这荒野，只有与我们为邻，茂叔成了我们之间的联络人。请求我们帮建茅棚作临时宿舍，水管等笨重器材运到时找人帮助卸载，等等，也是他的工作之一。我们有过搭茅棚经验，这时似乎成了行家里手，割晒茅草，破竹开篾，砍伐木料……一切井井有条，很快把茅草棚宿舍建造起来。工人住进后，荒山野岭多了很多人气。大家来自广州，有着共同的乡音乡情，其亲热度更有异于别处。更可喜的是，难得一见的电影，因了这工程，海军电影队不时会来放映。在我们的篮、排球场架好银幕、放映机，自来水公司工人和垦荒队员端坐在广场上。随着一道银光射向屏幕，电影开始了，这是我们最开心最专注的时候。所以，平时见到茂叔，会缠住他追问什么时候再看电影，放什么片子。他会笑眯眯说：“尽量吧尽量吧，很快又会放了。”给了我们很多的期待。工程完工后，工人大队回了广州，我后来有机会到广州时，也会到文德南路自来水公司所在地，找找曾在水库工程结识的朋友，一叙别后。
  水源池离县城三亚镇有十多公里。一是假期少，一是路实在远。没有公交车，没有自行车，只靠两条腿，不是年节看热闹，或实在有非办不可的事，一般也懒得出去。这天是假期，与几个伴相约到县城玩。天犹未明，伙房因是假期，早早地做了饭给我们吃过。到三亚已是日上三竿，大家分头去玩耍。我就去钻文化馆、新华书店。当时，吃饭不单需粮票，还要凭单位证明。为假日外出员工吃饭方便，农场办公室的陈伟芬带着公章信笺，坐镇饭店，有要吃饭的员工，即时开具证明，便能买饭吃（我至今想不明白，为什么不预印好证明，盖好公章，发至基层连队，到时谁需要就给谁一张，自填上日期，这不方便多吗？当时的人真老实，不会脑筋急转弯）。这天我沉迷书店太久，误了吃饭时间，到陈伟芬的“临时办公处”，已不见踪影。无奈，胡乱在街上找点不要票证的海藻糕之类填肚皮，就开步回去。我沿着山边走到一个叫海螺村的地方。椰林掩映下，是黎族百姓的茅草房。村前空地上，几个小孩在玩耍。走到这，又累又饿的我找个荫处坐下休息，望着挂果累累的椰树发呆。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走过来跟我打招呼。闲聊之下，我知道他是小学生，所以会说普通话与我沟通。他也知道了我是广州来的农场员工。我比他也就大几岁，就像哥弟般聊得很开心。知我肚子饿着，即从屋后取来一根长长的、一头绑着一个铁钩的竹竿，从椰树上很利索地钩了一个椰子下来。我喝着清甜的椰子水，吃着不老不嫩爽脆的椰子肉，从心里感谢这黎族小弟弟。
  临别，他坚决不肯收我的钱，还特意再钩下一个椰子，剥去外皮，让我带回去吃。又从家里取出一张他戴着红领巾的相片，书赠予我，自署“荔枝沟小学谭先章”。因种种原因，二十多年后，我才从陵水县调回驻三亚的自治州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工作。公司有位股长叫罗开琼，黎族人，原是荔枝沟公社供销社主任。我把这段故事讲给他听，请他为我找到谭先章，并将相片交他作寻找的依据。罗股长不负所托，利用其是当地人、曾在当地工作的优势，很快就找到人近中年的谭先章。我们一起到供销社饭店，畅饮一番，畅叙别来的世事沧桑。原来，谭先章经过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已从一个黎族小孩，成长为荔枝沟公社畜牧站的技术员。这使我感到深深的欣慰。
  还有一个黎族朋友结识在水源池。在水源池的小水库水坝上方，我们队部办公室所在小山坡下，沿河岸临时建着几个简易草棚。住着一些黎族百姓，看样子是专为上山砍伐木料而驻扎在这里。有一个中年汉子，他身材不高大却结实，皮肤黝黑，会说普通话，可能是公社干部，是这些人的领队。我们在荒山野岭除了同队农友，几无他人，所以近旁来了这么一班人，远亲不如近邻，我喜欢在晚间闲暇时往他们草棚凑热闹。中年汉子姓黎，很健谈，我从他那里知道了很多有关黎族生活习俗，听他唱“五指山哩五条河，不知哪条流水多，不知哪条流入海，不知哪条流回来……”等黎族山歌。那时，填饱肚子是最现实的事。他经常教我们在山中有什么野果可吃，有什么野菜可摘，有什么植物块根可挖。有个晚上，很夜了，他派人到宿舍找我到他们的驻地。到时，见草棚旁，河岸边，柴火堆的火光映得人影杂乱，人们在奔忙着什么。原来他们上山拖木的一只牛死了，正在宰杀。他递给我一把刀，让去割点肉。知道他们除了自留一些肉外，大部分要上交公社，也不好多要，约摸割了两三斤。照公办事，他按五角一斤的价钱收了我的款。回去后，我与几个相好，连夜将这些牛肉煮熟，饱餐一顿。那年月，难得的享受啊！
  老黎他们的任务完成，要撤回去了。临别之时，他在我的纪念册上写道：“黄友：别故到海南，未爱你青光。南民很热爱，社会好风光。祝你精神壮，龙马精神建设我海南！友海南崖县杆（榆）林公社黎光明，（19)60.5.16。”朴实的词语文字，托承着黎族老乡对我们这些外来垦荒者的情谊。
  几十年过去，人海茫茫，世事纷纷，我和老黎再没见过面。也许，有这么一天，老黎的亲朋好友，或者他的子孙能够见到这段记述，从而将我俩断了的线再续，那时将会有怎样的一个场面！谭先章也再次失联二十多年了，同样的，也希望与他有握手言欢，把酒温梦的机会。是你们，本地的黎汉同胞、同事，热情关爱，给了我们有如家的氛围；是你们，外地到来这里工作的乡亲，因缘相聚，在工作、生活交集时，乡音、乡情，使我们如归故里，没有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感。
  琐忆
  首次登上祁门轮准备开赴海南岛时，在局促的船舱里，最讨厌的是有人抽烟。我们大多离开学校不久，规矩一些，对一些较早进入社会的青年，又烟又酒的，很看不顺眼。但同乘一条船，同住一个舱就不一样。船舱小，空气浑浊，一个人抽烟，一舱人受难。但大家是兴高采烈奔向垦荒前线的战友，也不好过分苛求，只能远而避之，跑去船头船尾吹海风。
  初到广青社（当时垦荒队已经合作化成为崖县广州青年农业社，简称广青社），做工记工分，年底分红，每月预支很少的一点零用钱，买生活必需品。住的公家茅草棚，吃的三餐饭是社管的，穿的衣服是广州家里带来的，在荒野做工，三两个月未必出城（到三亚镇）一次，平常穿着破点烂点无所谓，不急于置换。到哪里都是凭两条腿，不用花坐车钱。所以，没有余钱，一般人也就不觉有何不便。难就难在那些“烟鬼”，烟瘾起，浑身难受。那时，香烟便宜，更没有什么天价烟，便宜的一角几分一包。但便宜也是钱，一天一包两包的，日积月累所费不少。怎么办？社里出了个规定：开荒的完成一天任务可以奖励一包大钟烟。这种“大钟牌”白纸印着红字的外包装，简朴至极。一包烟只要九分钱。虽然烟这么便宜，说是奖励，其实是预支，年底结算还是要扣还的。但这一规定起了大作用。“烟鬼”们解决了无钱过烟瘾的难题，生产进度节节攀升。我们一些过去不抽烟、厌恶烟的人也受到波及。在劳动强度大的开荒过程中，一段工作后会有统一号令短暂的大休息。女孩子会三两人一起，走到远远的树丛后方便。来去、耽搁是最好的小休。而男的，想歇的时候，会停下来，掏出烟，划火柴点着，然后一手拄着锄头柄或砍刀把，一手双指夹着烟卷，吸着，再慢悠悠地吐出一圈圈烟雾，其舒坦状尽显。一支烟抽完，可以歇息好几分钟。如果你不抽烟，只站着，两条腿加上一根锄柄刀把，成三柱状，会被讥为偷懒的代名词“三只脚”。所以女的方便，男的抽烟成了我们“偷鸡”（粤语：偷懒）的不二法门。为了可以小休，又不被人笑称“三只脚”，不少不久前还是循规蹈矩的学子，也慢慢学起抽烟，我就是大反转的一个。这是我从厌抽烟到学抽烟的开始。这恶习此后随我几十年，烟瘾虽不大，总是难割舍。一直到2000年6月的一天，见到进入成年的儿子，上行下效，也学会了抽烟。考虑到吸烟的危害，我对孩子说：“我抽烟这么久，实在没什么好处，从今天开始坚决戒烟，希望你也能这样。”人们都说戒烟很难，也因而带动了很多戒烟产业，出了很多医学界戒烟的学术研究，政府、公益团体出了很多戒烟限烟的措施，戒烟之路依然漫远。我却认为个人戒烟一点也不难。从那天起，不管什么情况下，我再没抽一支烟。就一个信念：再抽第一支，便会有第二支，为自己的健康，为儿子示范，我决不能破这条底线！我的儿子至今时吸时戒，总没断绝。我相信，只要他真明白了，真下决心了，以意志的力量，戒绝吸烟就绝不是难事。
  离水源池队部上游几百米的海军水库工程还在施工中。一段时间以来，驻守保卫的海军战士，晚上，斜挎着冲锋枪的游动哨竟会巡逻到我们的生活区。一股紧张的气氛笼罩着这山林荒野。从此，劳动之余，我们的民兵训练也认认真真地进行起来。从外边进入队部的土公路两旁，是已种上了香茅的坡地，也就成了我们的练兵场、靶场。我们在这进行实弹射击。少儿时看电影，持枪打仗，冲冲杀杀，是十分向往的事。上了中学，虽不时有军事夏令营，学生到部队体验，与解放军战士同生活、同训练，但名额有限，选送条件苛刻，一个班没有几个幸运儿。每当听到这些同学回来，眉飞色舞地讲述军营经历，听者只能一脸的神秘感、羡慕情。现在我也能手持钢枪，有点男子汉气概了。靶场上，大家排列成行，按照教官命令，分组进入隔着公路的射击台（坡地不够宽，不达射击要求，故要越过公路，拉长距离）。按指令侧身，左手着地、卧倒、右手出枪，上膛、三点成一线，瞄准，射击。随着清脆的枪声在山林回荡，报靶员的声音，欢呼声或哄笑声亦相继响起。我没有脱靶，也没中高环，但这毕竟是我生平的第一枪，难以忘怀。
  枪支配发给基干民兵，想摸摸看看只能找他们。这天晚上我到远离宿舍的伙房去。炊事班的何文才和黄明烟住在里面。何文才配有一支七九枪，我找他玩枪，正合他意，哪个小青年不喜好新鲜？他两人都睡碌架床的上铺。黄明烟坐在面向炉灶的床上忙他的事，我和何文才在靠墙的床上，把玩着枪。何文才说，他会把上膛和扣保险、扣扳机一气呵成。对我们这些新手来说，这是一个高难度动作。按动作要领，子弹上膛后，不马上击发，要扣上保险。如同时进行，则保险未扣就击发，谓之走火。熟练摆弄枪支，是老兵的本事。虽然何文才摸过枪，但没当过兵，走火是迟早的事。果然出事了，他扣枪机，嘭的一声巨响，子弹穿过茅草屋顶，草末纷纷落下。我们三人都吓了一大跳。还好，枪是斜斜的指向屋顶，并没向着黄明烟后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事后，不记得何文才受了什么处分，但枪是被收回去了。而我也后怕不已：如果……太危险的事，要慎之又慎……
  “到边疆去”是来海南的口号之一，这时实实在在体验到边疆的味道。除了日间劳动，晚上还要轮班巡逻放哨。海军流动哨到我们驻地更频繁了，黄本源告诉我，在海军水库工地的文职人员、如他和茂叔这样的工程处技术人员，晚上同样要轮流持枪值班。我们偶尔还能听到隔着山岭传来的枪声，看到划过夜空的信号弹的亮光。听说隔着山岭后面是马岭、红塘，那里发生了暴乱，仇视新社会的一小撮人，蛊惑群众，杀人放火，抢掠钱粮，上山为匪，扰乱地方。政府和军队、民兵正在进行清剿。这样紧张的日子过了好一段。多年后，我在《三亚市志》、海南史志和榆林海军、陆军一些部队史志上看到类似的记载：“1958年12月16日，崖县天涯公社红塘大队抱玉盘村、打赖村等发生反革命暴乱事件，暴乱头子符开光等10余名骨干分子都是历史反革命分子或流氓惯盗，开始有246人参加，后裹挟近3000人胁从，波及10余个村庄。暴乱分子杀害三间村水库工地主任王文兴（一区副区长），公社干部邢翠福，人民警察黎商行，红塘村副大队长罗亚居。经人民解放军和民兵平息后，符开光等42名被捕，处决首恶分子24名，缴获步枪、粉枪122支，子弹31发，火药75斤，尖刀23把，公章一枚，名簿一本和搬上山的谷子62710斤。”（中华书局2001年7月版《三亚市志》47页，大事记）
  虽比老队员迟来了两年，我们到崖县也足足过去了一个甲子——六十周年。当年的垦荒队员因为工作的需要或者个人的原因，多已离开了荒地，离开了海南，但仍留在农场，留在三亚的亦不少。我本人当了海南女婿，有了自己的儿孙，长居三亚湾畔，过着退休后悠闲的日子。还有张淑贞、陈保江、罗其志、杨义花、肖素英、梁秀萍、何金女、杨月香、邓尚贤、卢梓维，以及人已逝，子孙犹在的黎佩璋、陈倩丽、张达、彭志坚、程镜、黄水初等几十人，都在这里安下了家。三亚，成了我们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