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20世纪50至70年代，在广东大批上山下乡知青队伍中，走在前面的是创建于1955年的广州青年志愿垦荒队。1955年，北京青年发起向荒地进军，组成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开往北大荒；南方的广州市青年人不甘落后，董志伟等5人发起倡议，由共青团广州市委及青联具体组织广州青年志愿垦荒队到海南岛。第一队于1955年12月6日启程，其后各队陆续出发。1956年初到崖县的是其中一支队伍，有100多人；1958年又有100多人分三批次陆续来到崖县，我是其中一员。1959年，当时的垦荒队并入崖县示范农场，1960年底更名为崖县半岭农场，再后来改称红星农场（改制为建设兵团时期是3师10团），1981年改名南新农场至今。
  偷盖父亲私章申请退学赴崖县垦荒
  1958年初，我在广州十七中读高二。这一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新中国成立已有好几个年头了，全国一片热气腾腾地建设社会主义。
  郑逸夫老师曾在十七中任教，比我大几岁，但已在部队锻炼过几年，是一位出过小说集的青年作家。虽未做过我的任课老师，但我爱好文学，也曾在报上发表过几篇“豆腐块”文章，经其他老师引荐相识后，对逸夫老师的文采钦佩得五体投地，不时向他请教，以致他调去别的学校，我还是师从甚紧，有空就往他家跑。那天，我又到逸夫老师的家。他与同住的兄长、任职于广东人民出版社的文学编辑郑潜云正在商讨问题，见我到来，他对我说：广东省委陶铸书记已多次动员干部下放基层，我们搞文学的尤其要珍惜这个机会，按毛主席的教导，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逸夫老师说他已写信给陶书记，坚决响应党的号召，要求下放到阳江闸坡渔村。我说，已看到报纸上大张旗鼓动员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那时在广州街上，共青团市委与市青联合办的青年上山下乡报名处人头涌动，热闹非凡。听到郑老师说要下乡去，我也无心读书了，也要下乡，到火热的生产第一线去。在旁的郑潜云老师说：有句老话说水到渠成，挖渠是很艰苦的事，但只有艰苦开挖，水到就渠成了，搞文学创作也当如是。
  当我把下乡决心付诸行动时，一盆冷水却泼了下来，被告知不接受在校学生报名。这可点着我的死穴了。一年多前我初中毕业，时逢招考空军飞行员，全校几百同学报名，只有我与同学张活球是过了三次体检关的“备选生”，已到家访阶段，但结果两人都圆不了蓝天梦。我想，一定是父母从中作梗。这次下乡如周折太多，被父母察觉，可能又会壮志难酬。我那时已17岁，自己的命运应该自己做主。与几个好友商议后，决定绕过父母这一关。于是，请了擅长书画的张树辉同学，以我父亲的口气，用毛笔字写了一份“家庭生活困难，要求退学到农村去”的申请报告，偷盖上我父亲的私章，送给学校领导。不料学校很快批准了“我爸”的申请，开具了退学证明。校长叶文秋还特意找我谈话，鼓励我到农村后，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自己的光和热。我到青年下乡报名处拿了报名表，在表格“愿意到什么地方”一栏的三个志愿上全填：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当时有四个地方供下乡青年选择：粤北山区的始兴县、距广州约100公里的中山县、广州近郊的九佛乡和海南岛。报名后，我们被召集在北京路青年文化宫分组学习，我选择了去海南。此前对海南一无所知的我，又打听到海南有琼山、屯昌、保亭、崖县四处安置广州青年。我又选择了最远的、有天涯海角之称的崖县。古人曾悲凉地说此地是“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渡鬼门关”。而身为新中国青年的我们，壮志满怀闯关来了！
  那时，到海南的广州青年统称为广州青年志愿垦荒队。经过短暂而难挨的日子，1958年3月，我终于收到被批准参加垦荒队的通知书，以及共青团市委赠送的一顶竹雨帽，上面印着令人充满自豪感的“广州青年志愿垦荒队”几个大字。当我带着这两件新的“身份证明”回家时，父母都惊愕了。怎么一个正在读书的儿子，瞬间就成了要下乡的青年呢？我父亲在他和母亲养育了5子2女共9人的大家庭里一向寡言少语，我母亲因家务重未能外出参加工作，父亲曾任广州中央医院（现广东省人民医院前身）会计主任，当时已调至广东制药厂工作，每月领60多元工资，一大家子的生活担子全压在他一人肩上，实在是太沉重。对我的不想上学，父亲别无话说。但为什么不叫父亲找份工作呢？以他的关系，当时找份工不太难；再不然，下乡到近郊九佛也好嘛，偏偏要去那么远的海南。已知下乡海南不可挽回了，母亲只能泪眼汪汪地为即将远行的儿子打点行装。其实有什么行装？就是两个袋子，一个装衣服和被子，一个装中学课本和一些文艺书籍。其时，正好由张树辉、张树邦兄弟及李筱孙、梁守中、林云岚、吴九如、卢建政、胡敬恩等爱好书画的好友合作共创一幅题为《春色》的国画习作，由我送广州青年报后被发表，获得三元稿费。当时对我们这些穷学生来说可是一笔大收入。得到稿费后大家兴高采烈游长堤，在西濠二马路，用这三元钱到小食店里吃了一顿阳春面，算是为我饯行。阳春面才一角钱一碗，还有余钱，买了一个大笔记本，大家签上名给我留念。我所在的高二乙班于3月12日举行了欢送会。课室里桌椅围成一个圆圈，黑板上大书着欢送的粉笔字。这天不但本班的，还有其他班初中时的同学、平时的玩伴等都来了，把整个课室挤得水泄不通。会上，老师、同学说了不少祝福勉励的话。我把一本活页纪念册拆开，分给同学们留言，很快收集到几十份肺腑之言，这个册子，我一直珍藏着。
  1958年3月15日，是我们启程去海南的日子。凌晨三四点钟，黄沙码头已熙熙攘攘，满是将赴海南岛的广州青年志愿垦荒队队员及送行的亲友。我坚决不要父母亲送行，我怕见他们流泪。约了两三个好友，带着简单的行李，早早地来到码头，又匆匆地走上船去。船是专门行驶沿海区域的广州海运局“四门”轮船之一的“祁门”轮，能装几百名旅客，当年算是巨轮了。而这次装载的大多是垦荒队员，我们去崖县的几十人，分住紧邻的几个舱，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走到一起了，大家很快就熟稔起来。凌晨约6时，一声鸣笛，“祁门”轮徐徐离开黄沙码头，驶过白鹅潭，在晨曦中，沿着滔滔珠江，满载着广州青年的青春之躯和各种绚丽的梦想，向海南岛驶去。
  离开广州到达崖县恍如两个世界
  驶离黄沙码头的“祁门”轮并没有走宽阔的珠江口，而是走较狭窄的崖门航道。船员在将到出海口时操弄起轻机枪、步枪等轻武器，船方告知乘客听到枪声不要惊慌，称这是临时演练。明白的人都知道：大陆解放还不太久，沿海并不平静，因此走河窄水浅的崖门航道平安些。“祁门”轮到新会段只好停机，等待涨潮了才能续航。在耽搁了不少时间后，“祁门”轮终于航行在辽阔的南海了。慢慢适应了海上航行的广州青年志愿垦荒队队员，除了个别严重晕船的外，都挤到甲板上，去心似箭的眺望将要到达的海南岛。当遥远的天际浮现出一线陆地的影子，从未经过风浪洗礼的我们，经过一昼夜的令人晕眩甚至呕吐的海浪颠簸的航行，这时疲惫尽消。一片欢呼声：我们终于见到了向往而神秘的海南岛。
  在海南岛首府海口市秀英港登岸后，我们被安排到南方大学海南分校白坡旧址住宿。刚放下行李，我们这些十几二十岁、离开校园不久的小青年就急不可待地各奔所好。一群足球发烧友抱着足球呼啸而去，在这老校园内寻找施展足尖功夫的踢球场地；更多人怀着对异域他乡的好奇，分头涌向城区。我和几个同伴沿着公路向城区进发。过去在广州，偶尔见过公园里稀有的几株椰子树，而在这里却是路边树。排排椰树，一望无际，宽大的叶柄挥舞着羽状叶片，临风摇曳，给了我们只有在梦中才领略过的热带海岛风情。沿着公园旁的公路穿过一个湖泊，进入老市区。街道较之广州狭窄，道旁是低矮的骑楼，楼下是各式店铺。我们进了一个茶店，年迈的店主人热情地迎出来，用一种我们听不懂的方言问候，见我们迟疑的样子，马上改用不太正宗的粤语跟我们对话。店主人说，他原用的是海南话。海口是离大陆最近的地方，是海南岛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各式人的汇聚地，方言有多种。云集的商贾又以广东来的居多，粤语成了较流行的语言，他也会说一些。店主人还说，两年前已有广州青年志愿垦荒队开拔到琼山、屯昌、陵水、保亭、崖县等地，对大陆青年到海南垦荒有所了解。又说我们远离家乡亲人，到海南垦荒辛苦了，海南人民欢迎我们。我们在小店里享受了扑鼻生香的咖啡奶茶，也享受了店主人的殷勤勉励。我们虽然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但这陌生地方和陌生人，却给了我们温馨关切的迎候。
  次日凌晨，我们分赴海南岛各地，其中到崖县的是当年第二批，约40人。公路是沙石铺设的黄土路，乘坐的车是老式的旧车，车速极慢。路上还见到有烧柴炭的车，司机要不时停车下来加燃料。但这也给了我们很好的欣赏海南的机会。海南真美，天空像水洗过的蓝，蓝得深远、空净；天蓝得湛蓝，云白得洁白，偶尔飘过缕缕团团的云彩，又给了天空不单调的动感。初春的原野，草绿花红，不知名的鸟兽，在灌木林间飞舞窜跑。椰林环抱的村落，星星点点散布在大地上。村庄周边的农田里，有在田间春耕劳作的农人。我们打开地图，在上面寻找要经过的城镇：黄竹、嘉积、万城、兴隆、陵水、崖县。傍晚，我们到达崖县三亚镇，车停在崖县县政府大门口外的公路边。一位副县长对下了车围成一圈的垦荒队员简洁表达了县委、县政府的欢迎之意。大家随即又上车，向目的地赶去，带着浑身的疲乏和辘辘的饥肠。
  那时，最早于1956年到达崖县的广州青年志愿垦荒队队员百余人，已组建了崖县广州青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广青社。社址在荔枝沟邻近榆林守备部队师部农场边，抱坡岭下，是总部所在，习称旧总社。当时广青社已开垦了一些荒地，种上了经济作物，下设两个作业区：一个是位于妙林乡的水田作业区，是政府为保证我们粮食自给而划给的农田；一个是新开发的水源池作业区，担负开荒种植热带经济作物，确保社里经济收入的重任。我们离开县城后，继续乘车走了10多公里。前几公里还是日本人侵占崖县时驱赶民工建成的水泥路。车转入荒野后，就是崎岖不平的临建小路。夜幕已经降临，汽车开着头灯，在社里派来的向导的指引下，摇摇晃晃向旧总社开去。空寂的荒野渺无人迹，在汽车单调的机器声中，人们昏昏欲睡。突然，向导兴奋地说：快到了，快到了，看！果然，旷野里，出现了一丛光亮，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渐地，可以看到在一个竖着两个篮球架的广场上，在几盏大汽灯辉映下，人影幢幢，在忙忙碌碌地做着什么。车开到场边停下才看到，是队员们坐在小凳子上，在摘从地里连茎带根拔回的花生。
  安排我们吃晚饭的罗顺燕社长，约40岁年纪，个子不高，短发，穿一身农家黑衣裤，短小精干。据说她原是广州郊区农村生产队女队长。广州组建广州青年志愿垦荒队到海南，需要一些熟知农业生产、政治可靠、身体健康的农村基层干部来带队。罗顺燕积极报名获批准来崖县，起先是垦荒队队长，我们到来时，她已是农业合作社社长了。罗社长一边陪我们吃饭，一边概括地向我们介绍两年来垦荒队在崖县开荒种地取得的成绩和遇到的困难。我们中有人问道：现在各项工作都逐渐走向正轨了，为什么辛苦了一天，晚上还要加班呢？罗社长笑着说：“农业生产事多繁杂，所以要安排紧凑见缝插针，才能做得完，做得好。摘花生之类的农活可以集中起来，晚上点起灯来做，反正晚上没有什么事，大家集中一起，做点轻的劳动，又可以聊聊天，何乐不为，这样的夜晚劳动是经常的。”我们明白了，在当时生产方式较为落后的情况下，一个“勤”字，一个“力”字，的确很要紧。
  吃过晚饭后，我们把一天的奔波疲劳束之脑后，婉拒了领导要我们早些洗澡休息的安排，到广场上与老社员一起摘花生。一片熟悉的乡音使我们像回到了一个大家庭。互相打听是否校友，是否街坊邻里，适巧碰到的会引来一阵欢声笑语。更多的是，早到的问询广州近况，新来的打听当地趣事奇闻。当工作结束，洗过澡，打开被席，躺在铺着禾干草的床上，听着远近草虫的鸣唱，听着掠过荒野的风把茅草屋檐的草尾吹得飒飒响，回想离开广州到达崖县这三四天的经历，恍如两个世界。
  这天是1958年3月18日。
  水源池学会干农活赶牛车
  我们在抱坡岭下的旧总社仅过了一夜，就往新总社所在地水源池进发。那时的崖县广州青年志愿垦荒队（广青队），随着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已改名为崖县广州青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来又并入农场，因而我们的身份时为队员、时为社员、时为场员。去水源池约10公里的山路没有汽车坐了，社里派来牛车装运我们的行李，人徒手步行。一条罕见人迹的简易黄土公路，沿着麻疯岭一侧蜿蜒伸向大山深处，路旁不时有藤蔓野草拦在路中，勾拂衣衫，可见其荒凉。幸好我们都是20岁上下的青年，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唱唱歌，说说笑，权当春游，不以为苦。
  水源池名号之来，是一条来自深山的溪涧，沿途积聚成河，来到此处，遇到一座石山，不能前行而向左折转，左边又有一个大土坡，河水从山与坡穿过，转弯处就形成一个较宽较深的潭。日本人侵占海南时，为解决榆林军港淡水缺乏问题，在此地修了个约两米高，几十米宽的拦河坝，水源池因此得名。流淌的河水继续前行，流过村庄田野，流过崖县城区入海，这一段后来叫做三亚河。
  新总社建在山坡上，与后来被我们称为马骝山的石山相对。两边山岭到此豁然开朗，山坡下是大片待开垦的处女地。在山坡上可以看到宽阔的平原，平原尽头就是崖县城区和三亚湾。那时，水源池在老社员的辛勤努力下，已建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作和生活场所。山坡上建有办公室、库房。沿水源池边的台地建有宿舍、伙房、卫生所、篮球场。为了我们的到来社员已先期新建了两间大宿舍。一切建筑，都是茅草的顶，树枝糊黄泥稻草的墙。晚上，大光灯亮起。在篮球场，新老社员集合开了见面会。驻社干部伦启良介绍了广青社的现况和展望。当说到政府为照顾我们这些刚从城市来还不熟悉农业生产的新社员，决定发给每人三个月的生活津贴时，新社员纷纷表示：“我们不要特殊照顾，我们也要像老社员一样挣工分生活！”霎时，阵阵赞同的掌声，久久地回响在静夜的山林。
  我正式劳动的第一课是上山砍锄头柄。一位老社员带着七八个新社员，每人手持一把短柄砍刀上了山。上山的是相对更精壮的男青年。我在学校时酷爱游泳、举重、足球等运动，身体条件是棒棒的。上山后，老社员讲了砍锄头柄的规格要求和注意事项，并且作了示范后，各人分头钻入山林里，信心满满的开始工作。这么大一个山林，砍几条锄头柄还不容易么？其实不然。从山间小路转入林间，浓荫蔽日，不辨东西。树木虽多，哪棵正合长短粗细呢？远看那条合格了，披荆斩棘的走近一看，或是稍弯了些，或是有疤节空洞，或是头大尾小……至听到老社员放工的吆喝声，匆忙把砍下的树条集拢，用树藤将头尾捆好，扛出山路。这看似简单的收尾也不简单：一是树藤捆树条老是捆不紧，松松散散的，扛在肩上重心不稳，特别费力；二是看着不多的几个锄头柄原木，刚砍下来的连皮带汁，少说也有好几十斤吧。我们从没扛过如此重物，加上松散树捆的粗皮压在肩上，刀割般痛。更要命的是，穿过林子时，树上挂下来的藤条树枝，不时钩挂着树捆参差的两头，令我好几次差点摔倒，只得停步将钩挂的藤、枝砍除，始得续行。这时的我，身上是汗水，眼里是泪水，只差没有哭出声来。山路边，老社员为我们挑出了一些不合格的树条，又重新进行了捆扎。回去的路上，相比从林中出来时轻松多了，但我们这些上劳动第一课的新社员，脸色比出工时多了几分疲倦和凝重。晚上是例会，一般是学习或讲评，社领导表扬了新社员在种菜、养猪、炊事、上山等岗位接受了劳动考验，继承了垦荒队的光荣传统。腰酸肩痛的我，在床头油灯下打开日记本，写下了劳动第一课的过程和感受：开始了，就要坚持下去！
  当时水源池作业区的主要生产任务是开荒，种植热带经济作物，获取更大经济效益。开荒的程序是按照规划，选好地段，人员携带身高般的砍荒刀——长柄上套着一把刀头弯成70°～80°的钩刀，分人分段将成片的小树林、灌木丛砍倒，暴晒几天，一把火烧掉，谓之烧荒。烧不尽的较大的枝丫，则派人捡拾运回伙房当柴火，或供应其后建成的香茅加工炉灶使用。最后将遗下的树根、树头挖出，把地平整后，就成了可种植地，到雨季来临，再种上各种作物。雨季一般是5月开始，此前要赶紧砍荒、烧荒、平整土地。而雨季前的3、4月是最热的时候：太阳暴晒，地热蒸腾，灌木丛又密不透风，在这样的环境中，挥刀砍树，没有不大汗淋漓的。伙房每天都要几次送开水、凉茶到工地。开荒固然要费力流汗甚至流血，但有一件无人不怕的，就是无处不在的毛豆。长着串串毛豆的藤蔓穿缠在灌木丛中。成熟的毛豆，豆荚上长着金黄色的绒毛，轻轻一碰，绒毛就会飞离，落到人身上，奇痒无比，何况被砍刀砍时就绒毛飞满天，其附着性极强，中招者立即跳下河里也洗不净。
  除了开荒，我还当过牛车夫“斯基”（作者注：即驾牛车司机，学过俄语的我们用俄语调侃），干过苗圃工、插秧、割香茅草、育油棕苗等，场里队里的劳动工种我几乎干遍了。拉牛车是一个颇使人羡慕的工种，一头牛，一辆以木为轮、轴、辕、架构成的牛车，离开了队部就是自己的天地，自己管自己。古时有“牛角挂书”的典故，说的是放牛的牧童把书本用布包着挂在牛角上，放牧时随意把书抽出来读它三章五节；又有“牧童横笛”的描述，夕阳下，牧归的童子骑在吃得饱饱的牛背上，吹奏出悠扬悦耳的笛声，多么的自在和诗意。
  我当牛车夫“斯基”后，才感到其实拉牛车十分辛苦。牛车行动迟缓，那时从水源池到县城三亚镇来回约30公里，要走一整天，早晚两头黑。要办事、装卸货物，还要照料牛的吃喝撒拉和适当休息。自己要顶得住风吹雨打日头晒，耐得住单调寂寞，能应付突发事件。一次，我拉运一车肥料回队。车比较沉，牛比较吃力，我不太在意。车到离水源池较近的黎族槟榔村边时牛停住了，任你怎么吆喝也不走。这时天色渐黑，户户炊烟。我心急火燎，抡起树枝就打。谁料才打两三下，那牛突然前膝一跪，牛身俯下，牛轭紧扣着牛颈动弹不得，一对牛眼挂着泪水。我慌了神，要把车辕托起。但被牛轭紧扣的牛头等同一体，托起车辕无疑要托起半只牛。如不把牛解救出来，说不定牛就会死去。回队里叫人来不及了，怎么办？好在这时村里出来一群黎族老少见情知况，又认得我是水源池的广州哥，便齐心协力托起车辕，松开牛轭，把牛解救出来。有人拿来水和薯藤给牛喂食。几个黎族老乡对我说：你这牛是又累又饿走不动的。这给了我深刻的教训和警醒。吃喝过的牛又歇了很久，体力才慢慢恢复。谢别了黎族老乡，牛终于将一车肥料拉回队部库房。还有，烧荒后的焦木残枝，量大时需要用牛车拉回，这也是牛车司机的一份工作。我们几部牛车在烧过荒的坡地上停好，分头将纵横遍地焦黑的枝干斩截到适当的长度，累积堆叠到牛车上。牛车四周竖插几根较结实的树枝框住堆垒的柴火，可以垒得很多，到一定程度后将之捆牢，然后驾牛开运；牛车司机坐在牛背，双脚稳踏车辕，使牛轭紧贴牛颈，车后不翘，稳步前行。但坐在牛背，见到山路倾斜，牛车前冲，牛颈昂起，抵死消减重车的冲力，砍伐后的树头残枝宛如把把尖刀布列的尖刀阵，若行差踏错有闪失，就要插你个百孔千疮，那境况和紧张，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我曾参加过两次大兵团作战。一次是公社化后的大炼钢铁，水源池除了少量留守人员外，大部队自背行李、刀具，步行几十公里到将近安游海军码头的大安岭，任务是为炼钢铁砍伐林木作燃料，只要砍得下的树都砍，除非太小的幼树和枝丫，要日夜苦战，没有命令不得下山。我们分头砍树，到傍晚就把积聚到一定数量的木材翻推着转下山，在山下吃过饭又往山上去，趁着夜色继续砍树。但过了没多久，上头命令收队。当我们返程经过荔枝沟南丁村附近的旧砖瓦厂时，眼前的景致令人吃惊：在矗立高耸的酒瓶状烟囱旁，横陈着一条不短也不太高的人工建造的土长堤。这土长堤中空，据说这就是炼钢铁炉。废铁、矿石与煤柴怎样放在炉里混炼，我没有亲手做和亲眼见，但看到土长堤旁弃置的奇形怪状板结的杂铁块、没来得及入炉的仍青生生的树木，就估摸着我们白忙活了。再一次是1959年7月，刚改变建制归属的崖县示范农场决定在场部周边荒芜地块开垦，种上广青社早就育好幼苗等待移植的油棕，以及试种少量橡胶树及其他作物。为此动员全场主要劳动力进行开荒大会战，打响建场第一炮。我们又打好包袱浩浩荡荡开向场部安营扎寨，日间旌旗招展，晚上挑灯夜战。
  最难忘这年的中秋节，我们是在开荒的现场过的，借助海南夜空特别皎洁的月光，我们祈祝着千百里外广州的亲人节日快乐，我们又为在这么有意义的日子里在荒原上为建设祖国奉献青春而自豪。
  劳动之余的文娱活动
  在艰苦的劳动之余，我们也有轻松愉快的时候。每逢年节，水源池都会组织一些文娱活动，来自大广州的新老垦荒队员人才济济，在晚会上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节目。
  老社员程镜，人称程老师，年纪稍大，矮墩黝黑，是队里经验丰富又认真负责的铁匠。平常走路双手有点前垂，双脚缓慢地左右前移，有点像猩猩行走。但他表演的洪拳身手矫健刚劲有力，获得阵阵喝彩。老社员利伯表演棍术，把一根齐眉棍舞得虎虎生风。他说棍子便于携带，又容易找到替代品，“棍打一大片”，适用于在空僻之地身单力薄时防身。事后颇有几个小青年求教于利伯，一些外出办事走野外的人，也有意无意带根棍子壮胆。
  颇有特色的是印尼归侨学生戴着圆筒帽，曼声高唱《星星索》《美丽的梭罗河》《河里的水蛭》等印尼经典名曲，带来了异国情调。广州知青离不开粤曲，唱粤曲的往往是老社员，敲打着顺手拿来的碗碟匙等餐具伴奏，至今那不太专业的粤曲声还萦回在我脑海：“……水仙花与香芹菜，昨晚应承今晚开来……”；“……打一更呵叮叮噹，打二更叮叮噹，谁人话我打更钟？谁知你我俩相逢……”我不太懂粤剧，但在这僻处一隅的海南荒地，听到曲中的乡音，分外亲切。知青侯汝能和容惠珑，人称猴王、龙女，这对后来成就了一世姻缘的高中毕业生，他们的新疆舞是压轴之演，娴熟自如的舞姿，把晚会推向高潮。那时，广青社（队）的许多青年人刚从大城市或国外回来不久，时尚阳光，多才多艺。以猴王、龙女等垦荒队爱好文艺的青年组成强大演出阵容的场、社、队文工团后，那几年名噪一时，在崖县有口皆碑。县里凡有大的文化活动必邀请他们参加，演出时，不少本地人会指指点点赞叹：看！都是广州来的。
  知青们劳动刚回来，球场就会响起哨声，篮球、排球比赛热烈进行。我们住地河畔的台地本就不大，建了宿舍和附加生活设施后，余地也就只能打个篮、排球，踢足球就不用想了。但我们一些游泳爱好者有个好去处，就是到水源池去。这里的水面大如两三个标准游泳池，河底从岸边缓缓向对岸石山倾斜，河水清澈平缓，深浅适度，游泳最佳，是我们游泳爱好者腾扑沉浮的乐园。我们将住地旁边的石山命名马骝山（马骝——猴子，标准的广州方言），因山上住着百十只个头不大的猕猴而得名。每当清晨黄昏人们到河边洗漱或担水时，对岸的树木枝叶纷纷摇晃响动，山上的猕猴也下山到水源池岸边来了。我们在这边欢呼挑逗，猴子在那边林间枝头奔逐跳跃，双方像老朋友每天例聚。我们很享受这每天开工前的愉悦，更享受每天劳作后疲倦的消解和汗垢的清除，真该谢谢马骝山的猕猴和水源池清澈的溪水。
  平时的晚上，虽然还未用上电，但小小的油灯下，人们下棋、打扑克，或是读闲书、写家信……一班离校不久的高中毕业生聚在一起复习功课，雄心勃勃地准备参加高考，再上黉门。我的兴趣是读书和学习写作，从小爱读书的我到荒地后也不改初心。开荒休息时，人们喝水、抽烟、聊天，我却在一边打开带来的书刊沉迷其中，久之，就有流言入耳：“白专”“小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晚上，我习惯晚睡，当夜猫子就是为多点时间读书，有一夜，宿舍的灯光渐次熄灭，剩下我床头用墨水瓶做的小油灯还荧荧亮着，一个任班组长的老社员巡夜走到我的床前问：“这么晚还不睡，干什么？”我说：“看书。”“浪费公家的油。”（那时有的人晚上要记工用公家的煤油灯）“油是我自己买的。”“自己买的也不成，不能影响明天的工作！”我虽极不情愿，也只好熄了灯，我真不明白，多读几本书到底碍了谁？
  困难时期饥饿难耐父母伸援手
  我们到海南垦荒的头几年，正是人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几年，是国家三年（1959年—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当时劳动既艰苦又强度大、时间长，我们一直坚持着，适应着，但最难耐的是饥饿。
  1958年末，广青社随着公社化加入了崖县鱼雷人民公社，成了属下的东海农场的一部分，像其他社队一样“一大二公”（指人民公社第一规模大、第二公有化程度高）、“一平二调”（指人民公社实行平均主义供给制和食堂制叫一平，对生产队的劳力和财物无偿调拨叫二调）。起初的1956年至1958年，广青社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奋斗有了点家底，但被不时的大兵团作战、三餐干饭任吃不要钱，搞到仓廪空虚。从1959年初起，队里的牛车就要经常地到其他社队调粮或借粮。其实别的社队比我们好不了多少，很多更是等而下之的。牛车也就多次在西下的夕阳里令人失望地空载而回。那时我们青年人正在长身体，繁重的劳动更容不得饿肚子。于是队里从上而下想方设法填肚皮。伙房已经改大箩装饭任吃为定量小盅蒸饭。毕竟才几两米还不够塞牙缝，于是伙房根据当时广为流传的“先进经验”，把蒸一次的饭改为蒸两次（叫双蒸饭），后又改三蒸饭。一份饭经多次蒸煮和反复加水后，其膨大于原来的几倍，骗了肚子。之外，伙房还设法用杂粮、野生淀粉类植物补充，尽量让大家多吃点。
  当时全国已实行粮油、副食、日用工业品凭证供应，各种供求关系紧张，有港澳、国外关系的纷纷向外伸手求援。我当牛车夫“斯基”那一阵子经常到羊栏邮电所取包裹和挂号信（寄粮票的），牛车几成食品运输专车：有袋装的、箱装的、瓶装的、罐装的，有大米、麦片、面粉、食油、饼干和各式鱼、肉罐头，甚至还有未曾见闻过的即食米饭罐头。包裹分发到宿舍后，夜间一片欢腾。得到邮件的，兴高采烈地与相好的分享、交换。没得到的会静静地听着、看着、羡慕着。我是没有什么外援的人，广州家里，除了一个大妹刚考进部队卫校穿军装吃国家饭外，父亲作为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以不太高的工资抚养着连他在内的8个人的大家庭，我三伯父是孤寡老人，我母亲是无业的家庭主妇，我下面还有一群十一二岁以下的弟妹嗷嗷待哺。我家庭不能给我什么外援，更没有什么海外关系，除了自力更生，没有别的办法。
  在山靠山，在水靠水。我们水源池再往内走就是保亭县境，几无村庄人迹。在这样的环境里，万物欣欣向荣，自然界的生物链保留完整，所以留心寻觅，还有很多可以果腹的东西，没人跟你抢。山里有野荔枝、野龙眼，但很少，要靠运气才能碰到；更多的是当地人叫做“山本”（音）树的果实，这种树山里颇多（后据当地黎族作家高照清称此为乌墨树，查书果然），比较高大和易爬上，结果期长、果实多，成熟的果实呈深紫黑色，团团簇簇隐现在青枝绿叶间，微甜稍涩，随手可得，是野果的主力；还有岗稔、油甘子等其他知名或不知名的野果。比较好吃却难挖到的是心薯（山药），往往长在石隙、树根丛中。找到它的三角形叶片后，顺着藤找到薯体就要看你的运气了：长在石隙的体形会弯弯曲曲极易挖断；有些长在原穴的就在母体上长大，到它长大了，母体成了个空壳，这时只要轻轻拉出，一条长达几十厘米完整的薯条便到手了，欢喜自不待言。还有一个填肚皮的办法是“捡薯落”（捡漏落的番薯）。带把锄头到附近黎村收获后的番薯地，只要看到哪里有小小的芽儿露出，一锄下去会得到一两个、多至几个脚趾般大，或是较大的遗留的番薯。因为太小的番薯遗留不易被发觉，小番薯在地里很快就会出芽，见到嫩芽一挖一个准，不用太多时间就会丰硕而归。我会拿一部分在河里洗干净，装入准备好的空的阿华田、麦乳精之类铁罐头盒子，倒入少量水盖好，放到队里香茅加工炉炉膛下刚落下的炽热的炉灰堆里；等到热力把罐盖顶开，就用铁铲将罐铲出，这时水也干了，小番薯皮有小小的裂痕，些许带着烧烤过度的焦黑色，阵阵薯香扑鼻而来；待罐子冷却，熟番薯余温犹在，我便带着锄头和剩余的生薯，吃着连皮的烤番薯，悠悠然回宿舍去。
  记忆中，家里曾给过我一点支援。在水源池上方几百米的地方，当时榆林海军在建一个水库，为基地舰艇和部队供水。部队工程处的黄本源是负责设计施工的技术人员，广州人，为工程卸运水管雇请临工等时常到我们队部联系。我和他一来二去就相熟了。一次他回广州兼公干，我便托他顺路到我家看望一下父母亲人，报个平安。黄本源回来后给我带了一包饼干、一个铁罐和一些粮票，铁罐内装着两斤白糖和一条一斤多重的咸鱼，我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儿行千里母（父）担忧啊，我没有要求过寄点什么，父母亲却从牙缝里省出些东西给儿子！那个铁罐原来就有点生锈，外面有明显再刷上去的暗红漆，已陈旧到不宜再盛物了，后来我搬过不少次家，一直不舍得把它丢掉。
  为了填肚子，我有一次几乎丧命。那时小山坡上队部的茅草棚旁，孤零零地长着一棵瘦高的木瓜树，零星地长着几个小木瓜，其中一个小木瓜已透着将要成熟的黄意。我留意这木瓜树很久了，有将熟的瓜更是入了眼中。不能让它全熟，不然就会成了别人肚中物了。一个月夜，我带了把镰刀去割香茅（当时我换了工种），经过队部时顺手将小木瓜纳入囊中。到了香茅地，我先到一棵树下坐好，拿出小木瓜慢慢享用，木瓜毕竟是半生的，咀嚼起来还有较大的沙沙声响。当我享用完毕，携镰刀站起的瞬间，突然传来“啊”的一声呼喊吓到了我。原来是两个黎族猎手上山打猎，远远地看到香茅地边树下有个不时蠕动的影子，又听到阵阵咀嚼声，以为是在吃东西的野山猪，准备开枪时，我刚好站起来，才发现是个人。只见猎手不断的拍胸口，为差点误伤人命后怕不已，也表示庆幸；我也为险些丧命惊出一身冷汗。
  艰难岁月留下垦荒烙印
  远离广州亲人，最怕是受伤病痛了，我虽然自感身体健壮，看似百病不侵，其实不然。我曾经有段时间给知青朱景彬当助手。他是广州六中高中毕业生，到海南后是最早被选送到国营大农场学习热带作物知识的技术员。跟着他，我学油棕浸种育苗；我扛着个圆规状两脚木架，去搞环山行和种植穴位的测定……一次，我被他派去处理丁香罗勒种子，把晒干的种荚揉碎，把种子筛滤出。这种香料作物处理时灰尘特别大，辛辣的味儿特别刺鼻，这样干了好几天。一天中午收工回到宿舍刚坐下，我觉得气上不来，空气又吸不进，身子渐渐僵直起来。我坐的是碌架床（粤语双层床），这时只好挺腰，双手攀着上床沿，力图将胸拓展一些，容些许空气进来。这难受劲是我从没经历过的。幸好卫生员常福英赶到，他看看我的情况，安慰我几句，又走回不远处的卫生所取了针水为我注射。他说我这病是哮喘，队里药品缺少、设备简陋，还是到县医院诊治一下好。他要我准备洗换衣服，吃点饭，待他请示领导后，同我一起到县医院。
  常福英是退伍兵，在部队时是卫生员。参加垦荒队后，根据特长，安排他负责卫生所工作，算是队里医疗卫生的权威了。他身材不高，经常与病人接触，态度温和，语言亲切，大家都爱称他“常姐”，这昵称使不认识他的人以为他是女性。但是去县里没有汽车，10多公里用牛车太慢，怎么去？犹豫间，常福英已推一辆自行车来到，不由分说，把衣服放在杂物篮里，让我坐后座，然后飞快地沿公路驶向县城。10多公里大部分是崎岖难走的简易公路，车上又坐个病人，常福英一路上踏得很辛苦。奇怪的是，将近县城三亚镇的时候，我的病症几乎全消失了。是行前打的针起了作用，是一路上车行扑面新鲜空气使我清爽，还是常福英路上闲扯的心理疗法使我精神放松？不得而知。
  经诊断，我患了因尘粉引起的过敏性支气管哮喘。留院观察两天后，我便乘牛车抱一堆药回到水源池。此后，这个病跟随我几十年，时好时坏，时重时轻，严重地影响了我的工作和身体。直到知天命之年，这病的典型症状才消失，我身体才康复到不输于同年人，从而消除了我垦荒岁月留下的一个大烙印。
  但我身上还有与垦荒有关的另两个烙印是无法消除的。一个是左脚背上一道二三公分长的刀疤，这是当时砍“供港烧火柴”留下的。“供港柴”是外贸供应香港市场的烧火柴，要求口径不大，不要扭纹柴方便破开入灶。这天我的刀柄裂开了，上山借的是别人的刀。不需大树干，我就爬上树砍横枝。当我右手持刀，从树的左边向右砍下，刀刃没有砍入树身，而是顺着树皮滑下，重重地砍到脚背上。只见皮开肉绽鲜血直流，我一阵晕眩，赶忙扔了刀滑下树，紧捂伤口等待救援。常福英为我清洗伤口后，我看到伤处张着大大的口，有点白的地方就像砍到了筋腱，我十分惊惶。他十分冷静，没有缝合，只是涂了药膏，撒了药粉，敷上纱布，扎上绷带，还给了我一些药丸，嘱咐按时服用。事后我好多天跛行。经检查用刀，我借的是一把非常用刀，刀的右面微弧形，右手执刀向左砍无事；向右砍重心稍偏，刀就会朝弧所向，这其中的学问没人告知我。也许别人认为这是很平常的事，我却是血的教训。
  另一个烙印在脚板上。一天出工上山，有棵山竹树结果累累，黄灿灿的外皮诱人垂涎。我因肚饿，爬上树摘了好些。跳下树时，左脚正好落在一个有点枯的小树头上，小树头插进脚板，断了一截嵌在肉里。我一跛一跛走回卫生所，还是“常姐”主治。插进脚板底的小树头被周围有点痉挛的肌肉紧紧包住，“常姐”拿把医用镊子细心把树头一点一点抠出来。听到用镊抠撬的“格勒格勒”的声音，我的头皮阵阵发麻，喉中欲吐。硕大的疤痕于今犹在。
  崖县过去是个高疟区，疟疾是我们到达荒地后遇到的常见病、多发病。我们生活工作在荒野，被蚊叮虫咬是经常的，因此疟疾传播很快。那时我们到崖县才3个月，分配到社里砖厂工作的知青冯培辉就患了恶性脑型疟疾，病情迅速恶化，短短几天就不治而亡。他只有十六七岁，还没发出青春的光和热，就长眠在这片有待开发的热土上，令人惋惜。我也曾是疟疾的受害者，此病发作起来特别难受，骤寒骤热，冷时从心底冷出来，盖几层被子都无济于事；热时浑身似火烫大汗淋漓，且全身乏力头痛欲裂。这病治愈一段时间后还会间歇性发作，因此给我们身心造成极大的痛苦。常福英和另一位老社员、卫生员陈国禧不辞劳苦，经常为病号诊治，多方搜求特效药品，及时要求伙房为患病者提供病号饭，尽快使病人康复，同时经常组织大家搞好环境卫生，铲除蚊蝇滋生地。在那时医药条件很差的情况下，他们无疑是我们健康的守护神，后来再没有发生过因这病而死亡的。
  选调县外贸基地局惜别垦荒队友
  1960年6月的一天下午收工，我在水源池洗澡后到食堂吃饭。生产队长陈兴见到我说：“场部通知你带行李，明天到场部报到。”我问是怎么回事，陈队长说他也不大清楚，只是在电话中隐约听到是随刘毅场长调到县里去。这毫无先兆的通知，使我一头雾水。
  1959年中期，东海农场从公社分离，成为县属的崖县示范农场，职工恢复吃商品粮。示范农场首任党委书记韦雄鳌是广西人，场长刘毅是文昌人，在中央当时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他们大刀阔斧把公社体制改为国企体制，设于荔枝沟的场部吸纳了广青社罗顺燕等一些老社员为各部门的生产骨干，又在新社员中挑选高中毕业的知青充实到场部各科室及学校、医院。200多人的广青社融入了更大的集体，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广州知青除了上调场部机关和到一些非知青连队当骨干外，还有徐耀新、罗广振、肖坤连、刘炳尧、邱菊秋、潘耀祖、何华德等被调去广州铁路局海南铁路办事处学习和工作；褚绍敦、沈萍云，罗其志、杨义花等被县体委招去游泳队培训；陈伟芬、邓恩生、林绍硕、刘日东（后考上广州体育学院）、蔡美另等被大型国营农场如南田农场、保国农场挖去当干部、教师；还有如林茂源、张任成、林宛池、欧丽娜等参军、考上大学，或被调至海南区和县机关。也有个别知青吃不了苦，或者其他原因偷跑回广州的。但仍然奋战在荒野的还是大多数，平凡的我也安之若素，过着平凡的日子。不料，我的生活轨迹突然起了变化。
  第二天，我与作业区领导及几个相好的朋友道别后，乘着顺路到场部办事的牛车，带着两件简单的行李，离开了水源池。到了场部，才知道根据国家对外贸易部的指示，在有条件的基层市县建立外贸基地局，组织外销商品的生产、收购工作，为祖国飞速发展的经济提供急需的外汇。当时崖县外贸基地局成立不久，县里任命刘毅为局长，并从场里选调四名知青随同刘场长到局里工作，以国家干部试用，主抓基地生产。场里选调出的四人是谢赞烈、英宝贤、潘洁瑜和我，他们三人都是高中毕业生，此前都是农场的科室人员，而我高中只读一年半，直到昨天还是与锄头、勾刀做伴，在山里田间劳作的农工。我不明白，怎么会选我呢。
  晚上，场部举行了欢送仪式，参加的有场、队干部，在那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吃了颇为丰盛的一餐，有渔业队打的鱼、畜牧队养的猪和三鸟、蔬菜队种的时鲜瓜菜，吃饭是不限量的。我与场部大多数人不相熟，所以匆匆吃过饭后，便到与场部隔一条马路的木工棚找木工班长张达。
  张达是马来亚归侨青年，在广州参加垦荒队就成了我们的队友。他比我大十多岁，到荒地后，像大哥哥一样无微不至关心着我：生病时端饭送水，想家时疏导抚慰。他的特长是木工，我的劳动工具锄头柄、刀把等，几乎全是他为我选拣、加工和安装，人皆有之的挑行李的扁担，他会用心选取软硬适中的木料，用刀砍成扁担大致的形状，再用刨刨细，然后用手轻摸，感到有不平滑之处，又用破碗瓷片，再细细刨刮一遍，感到满意后再送给我。最难忘的是他受命带队到离水源池两三公里的山中，负责制一批鸡公车供水利工地用。进山的还有老社员陈梓满、利伯及曾广寰和我等几人。我们住进一个乱石天成、可避风雨的岩洞。每天在周围寻找适合的树木锯倒砍下，大的树干锯成鸡公车的轮子，小的枝干则制作成车手柄和横杆。隔一两天，就会有水源池队部派的牛车为我们运来米粮菜蔬咸鱼仔，偶尔捎转来亲友书信，然后带走已加工好的鸡公车散装件。小单位深山的劳动生活是寂寞的，入夜更加寂寞。黑黝黝的山洞，一盏小油灯豆点微光，昏昏照着几个年岁不一、经历各异、已为一天劳作疲倦不堪的人。骤来骤去的山雨声，时断时续的黄猄唳，更增添几分凄清的味儿。利伯早早地睡下了，曾广寰和陈梓满在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我靠着张达，听他讲异国风情，跟他学几句马来话。多年后，每当我看到潘鹤的经典雕塑作品《艰苦岁月》，一个抱着枪的小战士倚靠着坐在石上吹笛子的老战士，用心倾听，就会想起那时的深山静夜情景。那时在全队众多广州青年中，只有我们几个十六七岁年纪小的有大哥哥样的人照应，我们心里踏实很多。
  张达从水源池调到场部当木工班长后，我们的见面少了。这次我要离开农场，岂能不话别一声？他未能参加欢送仪式，我就去找他。在木工棚的长条木工凳上，我们无言地坐着。不远处的场部饭堂依然灯光明亮，晚餐尚未结束，欢声笑语阵阵传来。欢送老领导、老战友到一个新的天地施展拳脚，当然是一件喜庆的事，但离别流过血、洒过汗、倾注过万千情感的土地，离别曾日夕相处、战天斗地，难免小纠纷、终归大团结的队友，总有依依的不舍。当晚我没有回场部招待所休息，和衣在木工棚里，半睡半醒地与张达时聊时歇，共同迎来了第二天的黎明。
  我这一走就是50多年，那时的农场名字已更改了几回，现在叫南新农场。我时常回去探望故地和当年的垦荒队员。如今仍有个别的老队员在此颐养天年，他们的第二、三代有的仍是农场职工，辛勤劳作在先辈开垦的荒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