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我家原籍广东粤东山区兴宁县，父母养育了我们兄弟五人，我生于1939年，是家里的老五。因父亲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母亲迫于生计艰难，非常无奈，只好将三个小儿子或卖或送人，仅带老大、老二到广州打工谋生，一家人就这样分离四散。广州解放后，母亲特地嘱托人寻找几个儿子下落，想接到广州一起生活。我这时流落在梅县地区，母亲打听到消息后，很快就请人带我到广州。
  大概是在1955年11—12月，广州青年组织了志愿垦荒队，要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山区去，艰苦奋斗，建设国家，积极报名的人非常多。这时我大哥在广州璘丰纺织厂（小厂，有10多人、11部手纺机）任厂长，二哥在学校读书，我在厂里当临时工。我们家人对党和政府、对新社会的感情很深，看到有这么多人报名，我就心动了，问过母亲和两个哥哥，赶快去报名。但我知道，母亲好不容易把我找回，她心有不舍。两个哥哥也差不多，内心希望我们都在一起。
  本来想争取在1956年2月份走成，但有些事情放不下，到了3月初才去广州市团校（芳村白鹤洞）举办的学习班，学习了10天时间，食宿都在这里。这一批的去向是西北部的新疆和最南端的海南岛，两处都派人到市团校给我们作报告，要去哪里由自己选择。我决定去海南岛，主要是觉得新疆天气冷、海南岛天气热，另外海南岛属于广东省，来回路程不太远。
  1956年3月，我们第五批的200多人从黄沙码头上船，目的地是海南岛。客轮行驶在茫茫的大海上，我走到船上甲板栏杆处，看远近的海景，听海涛的声音，感到很兴奋、很刺激。长了这么大了，我还是第一次乘坐海轮。晚饭过后，船上举办了一场文娱晚会，大家唱歌的唱歌、跳舞的跳舞、出节目的出节目，每人的情绪都很高。我没有什么专长，就当一名普通观众。客轮走了一天一夜，来到了海南岛的海口秀英码头。在海口休息一阵后，很快就分配了这批人员的具体去向，好像是分到了好几个地方，但我只记得起文昌、保亭、通什这三处。
  我们21人（男17人，女4人）插队落户的红伢村，有20多户人家，是黎族同胞聚居的小村庄，就在南圣河岸边，离自治州的州府通什镇有两三公里远，这时已经成立农业合作社。红伢村的合作社社员欢迎我们到来，小孩子们看什么都是新奇的，对我们也很友好。村里已准备好几间茅草屋，是用茅草、稻草、黄泥土、竹子、藤条和木材等材料搭建起来的，好让我们住宿、放杂物、自己开伙。当地政府也派人来慰问，送了一些大米和生活用品，使人心里暖暖的。
  初来时每个人的心情都很好，每天参加农业社的生产劳动，一点也不觉得累。村里人在山里打到鹿或野猪这些野味时，也会算上我们一份，叫跟着进山先吃一顿再拿回来。劳动以外的日子也好过，我们会在休息日相约去通什镇逛街和买东西，也有人在月亮很亮的晚上去通什镇唱歌跳舞。但时间一久，劳动艰苦、环境陌生、生活枯燥、平时寂寞等情况，就变得突出起来，有人厌倦了，有人熬不住了，也有人想转到国营农场。只是过了半年多时间，就有10人以各种理由，倒流回广州市。
  我给大哥写了信，告知这里的情况，说自己现在是进退两难。大哥回了信，他说这种情况别处也有，关键是我怎么看、怎么想，要是顶不住，不想留下来，可以回来广州，到麻包厂工作。这时候，当地政府已了解到这些情况，作出了调整决定，把剩下的11人全部转到崖县广州青年农业生产合作社（位于崖县荔枝沟抱坡岭，也叫广青社）。这个解决方法不错，我们留下来的人员都表态同意，就在1956年11月全部转了过去。
  我们来到崖县广青社时，受到罗顺燕社长和垦荒队队员的欢迎。不少人都是熟人，在广州市团校学习班时就认识，现在和他们在一起，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和我一起从通什过来的，我只记得肖坤连、朱培、李广禧、张和贵、李文、黄明烟6人，另有4人记不起来了。在这些人中，我和张和贵的关系最好，他是个拖拉机手，1958年以后回广州了。
  来到崖县广青社以后，各方面都进入了稳定状态，我和周围人相处很好，也干得很开心。在将近七年的时间里，我先后干过工种有：养牛、伙头、伙房采购（全社）、通讯员、保卫科人员、伙房采购（工区）。我在1962年9月因故离开，到崖县保港公社临高大队安家落户。有点与众不同的是，我曾经得过一个“败家仔”绰号，这个诨名跟随了我许多年，让不少人感到莫名其妙。
  罗顺燕社长初时安排我和另一人负责养黄牛，大大小小有100多头，干了半年多。我俩每天早上把牛赶到山坡上吃草，下午晚些再把牛赶回牛栏，日复一日，把牛养得膘肥体壮，不但没有丢失过一头，反而是增加了好几头小牛仔。大概是看到我工作负责任，做事比较勤快，罗社长接着又安排我当了集体食堂的伙头，干了半年左右。我和另外三人共同负责80多人的饭菜，从不懂到懂，从不会干到干得还不错。
  我的“败家仔”外号，是在这段时间叫开的。本来事情一点也不复杂，我有几套多余的衣服放着没有穿，想换些钱购买生活用品，就卖给了附近的黎族群众，正好被社里的人碰见了，回去一传开就不得了。那时谁都只有两三套简单换洗衣服，可你连衣服都拿去卖了，不是败家仔还是什么！唉，这是大家搞错了！我那时到海南，行李很虽然很简单，但衣物带得比别人多。因为在我大哥任厂长的纺织厂里，布匹打包装时难免剩些布头布尾，一般是做内部优惠处理。我大哥考虑到我去海南岛垦荒是干重活，衣服肯定容易破损，就特意买了一些为我多做几套衣服随身携带。但我来到海南后干体力活比较少，衣服就节省下来了，我想放着也是闲放，不如换些钱来用。
  罗社长发现我会讲普通话和海南话，又安排我当伙房采购。我每天骑着一辆老牌“拉利”半旧单车，到市场、到市区、到海边，采办100多人（后来增加到200多人）所需的菜、鱼、肉等物品，经常风里来雨里去，这一干就是三年多，真是每天“练腿又练腰”。我在这段时间因采购海鱼，与同是1956年来的徐光（人称徐光仔）工作关系密切。他当时是农场（这时称半岭农场）渔业队的会计，他们渔业队的三条小渔船没有固定捕捞点，哪里鱼多往哪里去，主要在崖县的各处近海不停转移，如藤桥、林旺、六道、牙笼湾、三亚湾、桶井、梅山等处，我每次采办鲜鱼（内部核算）时，他都要给我通报下次停靠地点及时间。
  当伙房采购在外时，难免会错过开饭时间，有时只好到荔枝沟消费社（饮食店）吃便餐，一饭一菜一清汤就解决了。一来二往，我认识了这里的女服务员林由妹，她是港门铺子市（村）人，小我三岁，身材适中，性情温和，双方熟悉后很谈得来，不久就确定了恋爱关系，接着有了结婚的想法。当采购员好是好，但作息时间较乱，还是单身汉问题不大，有家室后就不大方便了。场领导体谅我的情况，先是给我调换了通讯员工种，主要是给各工区送通知和文件，但感觉这项工作不怎么适合我。不久又调换到保卫科工作，这里更是无所事事，最后还是调换到五工区干回伙食采购老本行。不过五工区食堂开饭的人不多，工作量比当场部伙食采购轻松得多，我觉得这样不错了，就安心做好本职工作。
  我和林由妹在1960年下半年结婚，她随后调到我们农场当临时工，并在1962年初生下大儿子，这时我们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可惜好景不长，农场在1962年下半年压缩临时工，我妻子林由妹也在名单里，要遣散回她的老家港门铺子市（村）。我这时人很懊丧，心情不平静！农场这份工作有固定工资有月供粮油，对一般人来说很难得，但让她一个人携儿子返乡，生活会有重重难关，我实在是放心不下。当我忆起我父亲当年被抓壮丁后，母亲照顾我们兄弟五人的种种苦楚，不禁流下了眼泪，觉得自己不能委屈她，不能让这段历史重演。我思前想后，决定辞职和她一起去港门乡下定居，就是当倒插门女婿也无所谓。
  就这样，我和妻子在1962年9月一起回到保港公社临高大队第三生产队当农民，在这里开始了我们的新生活。她在队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我在“铺子市”小墟市修理单车，维持家庭的正常生活，抚养我们的儿女（以后又相继养育一男三女）。我们先是寄住她大哥的房子，1968年才建造了自己的新房子，前几年又拆除重建了2000多平方米楼房。因为以前生活过得一般般，我有意在昔时农友的视线内消失，基本上没有主动去联系大家。而别人也很难寻找我，以至认为是失踪了、失联了！
  我现在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夫妻俩都还健在，感情恩爱如初，儿孙们很孝顺，家庭生活幸福美满。另外，我从来没有后悔当初的决定，我为自己在这里落地生根，为自己现在是三亚人、港门人，感到满足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