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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爆发，全国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黎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行列。
中共琼崖特委根据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曾多次与海南岛的国民党当局谈判，提出实现海南岛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主张。但是，由于海南岛国民党当局的阻挠，直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才达成共同抗日的协议。琼崖工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省第十四统率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队”（简称“琼崖抗日独立队”），由冯白驹任队长，并于同年十二月五日在琼山县云龙市举行独立队的成立和誓师大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战争。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日寇在海陆空军配合下，大举进犯海南岛。由于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致使日寇长驱直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便占领了沿海大小城镇和广大乡村。日寇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各族人民遭到空前未有的灾难。为了抗击日本法西斯强盗，就在日寇登陆海南岛的那一天，琼崖抗日独立队立即派出一个中队赶到海口市以南南渡江边的潭口，阻击企图渡江东进的敌人，掩护海口市人民撤退，揭开了海南岛各族人民抗战的序幕，大大提高了独立队的威信，鼓舞了各族人民的抗日斗志。
日寇登陆海南岛后，国民党主力部队即退缩到五指山中心地区，袖手旁观，“坐待胜利”。与此相反，党领导各族人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以罗牛桥和罗板铺两次漂亮的伏击战威震敌胆，并在琼山、文昌两县交界的树德、咸来、道崇、大昌、南阳等十多个乡建立了海南岛第一个抗日游击根据地。一九三九年九月，琼崖独立总队①经过十三昼夜的激战，攻占了日寇在儋县的重要据点那大市。这一连串的胜利，提高了抗日军民的士气，增强了广大人民争取抗日胜利的信心。
党中央十分关怀海南岛人民的抗日斗争，于一九三九年八月派出干部带着电台冲破日寇的重重封锁，来到特委所在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传达党中央对海南抗日斗争的指示。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特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召开了特委会议，总结了日寇入侵海南以后党政军民等方面的工作，决定今后的斗争任务，并提出必须加强“黎运”工作，团结黎、苗等少数民族，发展和壮大抗日力量，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九年冬，中共琼崖特委为了坚持长期抗战，巩固抗日阵地，争取最后胜利，决定把独立总队的主力转移到澄迈、临高两县交界的美合山区，建立抗日中心根据地——美合根据地。美合地处澄迈、临高、屯昌、儋县、白沙五县咽喉，山高林密，是汉、黎、苗各族杂居区。根据地建立后，党的各级组织和独立总队十分重视做好当地的群众工作，组织了专门的民运工作队，向各族人民宣传党的团结抗日政策，广泛组织农民自卫军和锄奸队；同时在根据地内建立了乡村抗日民主政权，没收汉奸的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在美合村建立了供销合作社，以公平合理的价格交换农民的农副产品，帮助根据地农民解决缺乏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困难，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群众抗日积极性大大提高。为了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机关、部队、学校都开展生产运动；同时成立了党校、琼崖抗日公学、农训班和随营的军政干部训练班等，为抗日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骨干。美合根据地成为抗战初期海南岛抗日的中心和各族人民日夜向往的抗日堡垒。
一九四〇年夏秋间，党中央从延安先后派了庄田、李振亚等一批军政干部来到海南岛，他们带来了党中央的指示，带来了中央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党的领导和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得到大大加强。随同前来的电讯军械技术人员到美合根据地协助建立电台和军工厂，使根据地与党中央保持直接的电讯联系。同时党还发动海外华侨捐赠大批药品和物资，解决了根据地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所造成的困难。党中央对海南岛革命斗争的深切关怀和支持，对于海南岛党组织和抗日军队的巩固与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党中央对海南岛的少数民族工作又作了重要指示，强调必须认真在三十余万黎民中进行艰苦的联络工作，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使和我们一起共同抗敌；同时要充分认识黎民所在地的五指山区是我们长期抗战的可靠根据地，只有有了这个山区作为我军的巩固后方，我们才能坚持长期抗战。党中央这一重要指示，为琼崖特委在黎族地区开展抗日革命斗争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在党的正确领导和独立总队的努力下，从一九三九年春到一九四〇年底，全岛抗日战争的规模更加扩大，除了在美合和各县汉族地区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之外，还在黎族聚居区和黎、汉杂居区，如儋县、白沙县交界地区（包括邦溪、查苗等乡），万宁、乐会交界的六连岭地区，以及保亭、陵水、万宁三县交界地区（包括南桥、雷丰坡、牛漏、兴隆等乡）先后建立了三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现今东方县和昌江县的十月田、居便、二甲、中沙、风田和乐东县的黑眉等黎族村庄，也成为独立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据点。黎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抗日战争贡献了重要的力量。早在一九三九年三月，昌（感）乐（东）边界地区就有三百多名黎族、汉族青年参加了抗日游击队，这支抗日武装是由当地各族人民捐献的一百多支枪装备起来的。根据地的黎族人民还普遍组织了民兵、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儿童团，担任站岗放哨，防奸防特，交通运输，生产支前等工作。在昌感、乐东边界地区（今东方县境内），有二十多个民兵中队经常配合独立总队作战，活跃在日寇据点和敌人重要交通线上。当时，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引下，抗日民主政府广泛地团结了黎族中的上层爱国人士，吸收他们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工作，如昌（感）乐（东）边界地区的“西北团”、“西南团”（相当于乡的行政单位），就是按照“三三制”原则组成的乡级抗日民主政权。只有一小撮大地主、大恶霸如保亭的王昭夷，乐东的韦大元之流，他们在日寇侵略面前，出卖民族利益，甘心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受到黎族人民一致的反对和唾弃。至于龟缩在五指山区的国民党反动派和一些黎族反动上层分子，他们一心一意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党对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斗争。由于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方针和正确的策略原则，使抗日根据地内各民族、各阶层之间抗日力量的团结更进一步加强，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和抗日民主根据地日益壮大和巩固。
当全国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以后，蒋介石在全国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海南岛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也纠集主要兵力三千多人，分五路向美合根据地发动进攻；同时，各地的反动地方武装也配合向西部、东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犯。党领导抗日军民给予来犯的国民党反动军队以坚决的回击。黎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起，在反击反动派的斗争中，广泛运用游击战术，表现出无比的英勇和机智，他们三五成群，带着土枪、弓箭，埋伏于道旁村边，袭击敌人，以少胜多。遇反动军队包围村庄时，群众实行坚壁清野，男女老幼全部撤上山去，和部队配合一起打击敌人。经过几个月艰苦的斗争，国民党的反共阴谋被粉碎了，全岛各族人民的抗日情绪更加高涨，抗日民主力量更蓬勃地发展起来。一九四一年二月，特委和独立总队的总部从美合转战到琼（山）文（昌）抗日中心区的咸来、树德一带，继续领导全岛的抗日游击战争。二月中旬，特委在树德乡召开了特委全体会议，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总结了抗战两年来的各项工作和“美合事变”的经验教训，决定在积极打击日寇的同时，充分发动群众，大力发展武装力量，开展少数民族工作，建立、巩固和扩大抗日民主政权，在自卫的原则上对国民党反共顽固军实行坚决回击。到一九四一年底，我军取得了抗击日寇的“扫荡”和粉碎国民党反共顽固军进攻的一连串胜利，独立总队从原来的六个大队发展为四个支队十个大队。抗日民主根据地也不断扩大，并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琼山县树德乡成立了“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制订了各种政策法令，在文昌、琼山、琼东、昌江等县也建立了县级抗日民主政府。从一九四一年底到一九四三年底，在黎族地区又建立了新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即昌（江）白（沙）边界地区、感（恩）乐（东）崖（县）边界地区、万（宁）保（亭）边界地区、崖（县）保（亭）边界地区和陵（水）崖（县）边界地区等五个根据地。
一九四一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妄图把中国变为它南进的后方基地，于一九四二年夏天在海南岛展开了灭绝人性的“扫荡”和“蚕食”，加以国民党反动派暗中和日寇订立了“划地分防”、“共同防共”的卖国协定，使抗日军民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面对这一严重局势，根据地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顽强的反“蚕食”斗争。广大的黎族人民拿起一切可以利用的武器，配合独立总队作战，从岛的西部昌化江下游到崖县的望楼河，从定安的母瑞山到崖县的仲田岭，到处都活跃着黎、汉族人民的抗日武装，根据地的每个山口要道，都有民兵警卫放哨，在打击来犯的敌人时，整乡整村的群众都投入战斗，连六、七十岁的老人也不示弱。在岛西南的感（恩）乐（东）崖（县）边界地区，日寇进犯特别频繁，黎族民兵表现了顽强的战斗意志，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光是田头、黑眉两村的黎族民兵和群众，在日寇“扫荡”的两年左右时间内，就与日寇战斗了五十多次。两村的青壮年男子都组织起来，编成三人或五人的战斗小组，敌人进犯时，他们埋伏村前岭后或路旁的茂密灌木丛中，迂回袭击敌人，使敌人疲于应付，狼狈溃逃。妇女们不仅平时担负了大部分的生产劳动，战时还组织担架运输，冒着枪林弹雨支援作战。老人和儿童则经常深入敌人据点侦察敌情，为部队传递情报。黎族民兵在反击日寇“扫荡”的同时，还配合独立总队插入敌占区，袭击敌人的据点。抗日军民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斗争中缴获大批军械物资。各族人民就是这样以简陋的武器来击退敌人的进犯，保卫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并以敌人的武器不断加强自己的装备。
日寇为了消灭抗日力量，到处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许多地方被划为“无人区”，生产无法进行。崖县、乐东等县大片村庄被烧毁，当地群众就和抗日部队一起，长期撤到山上盖起茅草棚栖身，和部队一起战斗。在敌人严密的封锁下，山区物资供应十分缺乏，抗日军民的粮食医药经常接济不上，在山区气候变化无常，饥寒交迫，疾病丛生的情况下，不少战士和老弱妇孺由于饥饿疾病侵袭，死于高山丛林之中。
但是不管敌人多么疯狂残暴，环境多么困难险恶，抗日军民的决心和斗志，却丝毫没有动摇，他们时刻记住毛泽东同志这个论断：“战争是长期的，必然要遭到许多艰难困苦，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努力，最后胜利必归于中国人民。”在战争频繁的艰苦岁月里，国民党反动派又不断进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更增加了根据地的困难。根据地的党政机关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尽了很大的努力来改善人民的生活，在黎族地区推行了“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所制订的一系列有利于动员各阶层人民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政策法令，在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和部队中实行精兵简政，发动广大干部和群众成立帮工队，在山上开荒生产，并把缴获敌人的粮食、耕牛、农具等分给贫苦农民；同时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使广大农民得到实际的利益。因而，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他们宁愿自己吃山薯、野菜，也要把粮食送给部队。田头村的黎族群众说：“为了打鬼子，只要我们在，就保证部队不挨饿，只要我们有半升米，部队就有半升粮！”十月田、好清等村的黎族群众，在一次撤退途中被日寇包围了，敌人用刺刀对着群众的胸膛，威逼他们，要他们说出区委和独立总队的下落；但是，命运与党紧密相连的黎族人民，宁肯牺牲自己，始终没有一个人吐露半句关于党和部队的消息。正是因为党和黎族人民有着这种血肉关系，才能领导各族人民冲破一切艰难险阻，终于取得了反“蚕食”、反“扫荡”的胜利。
正当海南岛抗日军民反“蚕食”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五指山中心地区的白沙县黎族人民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起义。
自从日寇登陆海南岛以后，国民党反动派象丧家之犬，躲进了五指山区，当时仅白沙县就充塞着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部、琼崖专员公署和儋县、临高等八个流亡县政府。他们一窜进来就争先恐后地张牙舞爪，向黎族人民要粮要钱，抽丁抽税，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仅一个红毛乡（今琼中县红毛公社），每月就被勒收白米二十石，猪牛肉一百多斤，鸡四十只，和大量的蔬菜柴草。此外还要缴纳鹿茸、熊掌、木耳、蜂蜜等土特产；还要担负盖屋、挑担、种菜等等繁重的无偿劳役，压得黎族人民喘不过气来，对国民党反动派无不切齿痛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日寇的铁蹄已经踏进白沙县东北边沿的南丰一带，不断向白沙县红毛乡等地进犯。当地的黎族人民奋起抗击，并派出几名青年向驻在附近的国民党军队求援。岂料这些反动军队不但不支援人民的抗日行动，反而以“造谣惑众”的罪名，把这几个黎族青年逮捕起来，激起了黎族人民的极大愤怒，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情绪越来越激烈。
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王毅为了镇压五指山区少数民族的反抗活动，于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农历五月十三日）在保亭县的中平、南茂等地（现属琼中县），借颁发“公民证”为名，诱骗苗族群众下山，当群众集中在一起时，用机关枪集体屠杀了苗族群众一千九百多人。这一法西斯残暴罪行，更激起了黎族人民反迫害、争生存的决心。
苗族惨案发生不久，白沙县反动政府又诬指县城附近什阳峒的黎族群众没有替他们保管好存放在那里的食盐，勒令各村要交出五、六百银元不等的罚款和木耳、蜂蜜等大批土特产。什阳的群众忍无可忍，一致决定拒绝交款，积极准备反抗。反动政府见勒索不遂，立即派出一百多人的反动军队前来“问罪”，遭到什阳群众的坚决反抗，反动军队围攻了九昼夜，仍被拒于村外。最后，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部当局见势不妙，恐事态扩大，引起群众更大的反抗，随即把白沙县反动县长撤职，并取消“罚款”。这次斗争的胜利，加强了当地黎族人民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大规模的反抗起义随即加紧酝酿。
一九四二年冬和一九四三年夏，白沙县红毛乡的黎族首领王国兴以及王玉锦等十多人，在群众的强烈要求和催促下，联络了毛贵、毛栈、番阳、水满、营根、白沙等十三个乡的代表人物，在山上举行了两次秘密会议，讨论起义计划，约定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日（农历七月二十日）凌晨举行总起义。会后各人分头到白沙、保亭、乐东等地发动群众，筹备武器和物资，做好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八月十二日，白沙县城附近的白沙、牙叉两个乡二千多愤怒的群众迫不及待提前举起义旗，首先袭击驻在白沙乡什空村和向民老村的国民党军一个中队和白沙县政府，消灭了副指挥官以下一批敌人。首战告捷的消息传到红毛乡后，为了争取主动策应，王国兴立即通知各地提前于八月十七日举行总起义。
八月十六日，当起义队伍还未齐集，驻在红毛乡什存村的国民党白、保、乐三县联络所和白沙县二区区署的反动派得到起义的风声，便把王国兴、王玉锦等起义领导人扣押起来，准备杀害。在这紧急关头，红毛乡的群众马上向元门、白沙各乡求援，约定前往什存村劫营，把王国兴等人救出来。
八月十七日凌晨，轰轰烈烈的白沙黎族人民大起义的枪声打响了。数百名起义群众高举火药枪、弓箭、钩刀等各种武器，高声呐喊冲进什存村，击溃了守敌，救出了王国兴等起义领导人，跟着攻打附近的敌人据点，积极扩大战果。当时一千多人的起义群众把驻在什向村的国民党守备二团紧密包围，经过七昼夜的激战，眼看就要把敌人全部消灭，适遇大雨淋湿了火药，守敌乘机突围逃跑。
自起义的枪声在什存村打响后，白沙全县各处立刻掀起了反迫害、争生存的斗争高潮。在毛贵、毛栈，起义群众分路攻打驻在当地的昌江、感恩、乐东等几个反动流亡县政府，和驻在什统黑村的匪军机关枪连；元门乡的群众攻打驻该地的蒋军通讯分队；龙头、光雅、七坊等乡的群众攻打驻长岭的白沙县游击大队部；白沙、牙叉乡的群众攻打驻番打村的儋县、临高两县反动流亡政府。敌人被起义的浩大声势吓破了胆，纷纷向外围逃窜。经过一个月的奋战，共歼灭了敌人三百多名，并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把盘踞在白沙县和白（沙）、保（亭）、乐（东）三县交界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机关和军队一扫而光，起义取得了巨大胜利。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在逃窜约一个多月后，又趁着海南全岛抗日军民全力对付日寇“扫荡”、“蚕食”的机会，集中一千多兵力，从乐东县的番阳、儋县的雅星、白沙县的加钗和林加乡，分四路向起义群众发动猖狂进攻。由于这次起义是黎族群众激于义愤的自发行动，缺乏正确的斗争纲领和严密的战斗组织，武器简陋，弹药不足，加上缺乏斗争经验，在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下，经过一个时期的抵抗，队伍伤亡很大，只剩下一百多人，一些不坚定的黎族败类，在困难面前动摇起来，有些投降国民党反遭枪杀，有些竟充当了日寇的奸细。而始终坚持斗争的起义领导人王国兴、王玉锦等，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最后撤退到鹦哥岭和什寒山隐蔽下来。
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白沙县的黎族人民实行了空前的大屠杀，无辜被杀害的群众达万人以上。如红毛乡原有两千多户人家，经过残酷的烧杀后，只剩下两百多户。但是，白沙县黎族人民并没有被吓倒，相反，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更深，反抗的意志更加坚决。当时，退守在鹦哥岭的王国兴等人与隐蔽在什寒山的王玉锦，以及撤退上毛兴山的毛栈乡起义群众取得联系，大家商议摆脱困境的办法，最后一致决定去找红军，去找共产党；认为只有找到红军，找到共产党，才是起义队伍的唯一出路。
起义群众想到要去找红军、找共产党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就曾在五指山区周围一带活动过，留给当地黎族人民一定的政治影响。当时南坤乡（现属屯昌县）苏维埃赤卫队的一个班长，在大革命失败后就退入红毛乡隐藏起来，和黎族群众友好相处。起义领导人王玉锦过去被陈汉光军队抓壮丁曾到过粤北驻防，听到过许多有关中央苏区红军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事迹。就在这次起义之前，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已在红毛乡邻近的霖田乡和琼山县六区（今屯昌县境内）一带抗击日寇，他们与日寇英勇作战的消息，通过做买卖的汉商不断传到白沙县的黎族群众中去。有一次，独立总队在截击国民党顽固军的时候，解救了几个被抓当挑夫的黎族青年，并给予他们热情的招待。这许许多多的事实给当地黎族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成了起义群众下山找共产党的决心。
一九四三年九月以后，王国兴、王玉锦等起义领导人曾先后两次派出代表去找共产党，未能如愿，经过几番的努力和周折，通过日寇的重重封锁线，长途跋涉两个多月，第三次终于在十月间到达儋（县）临（高）边区抗日根据地，找到了临高县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人，并会见了独立总队四支队马白山支队长。后来由四支队政治部主任带领他们前往独立总队总部，受到中共琼崖特委书记、琼崖独立总队总队长兼政委冯白驹的亲切接见。代表们向党递交了白沙黎族人民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求援血书，受到了根据地军民热情的欢迎和慰问。当时，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尚十分困难，但还派出两位干部带着党的指示和关怀，随代表们一起携带一批弹药回到红毛乡。当他们与鹦哥岭、什寒山、毛兴山三个据点的起义群众取得联络后，立即商议成立武装常备队，开展护村锄奸斗争。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其他各乡也纷纷组织常备队，仅牙叉乡起义群众就组织了二三百人上那凡（罗凡）山坚持斗争。从此，白沙起义的黎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也为开辟五指山根据地准备了条件。这次起义对于海南岛的革命斗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底，我琼崖党政军总部转移到儋临边区。为了加强对各个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总部决定成立东区、西区和南区军政委员会，由西区军政委员会负责开辟白沙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加派干部进入红毛乡，与先到那里的干部会合，组成“黎民工作委员会”，具体领导白沙地区的工作。
坚持在鹦哥岭的王国兴等起义领导人和群众打退了国民党顽固军的多次进攻，于一九四四年四月间撤出转移到那凡，成立了白沙办事处，为建立白沙县抗日民主政府作好准备。同年五月初旬，国民党守备二团趁白沙办事处在那凡立足未稳，纠集大批兵力向那凡一带进犯，日寇又从背后袭击。在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下，我军和白沙办事处被迫撤离，白沙县一、二区的黎族人民又一次遭受敌人的摧残和屠杀。
一九四四年秋，当日寇“扫荡”的凶焰被打下去以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起来。陵水、保亭、崖县都建立了县级的抗日民主政府。琼崖纵队①司令部在这时也从澄迈县的六芹山转移到白沙县北部的阜龙乡（今可任公社），并在这个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积极准备开辟五指山中心根据地。同年冬，以原来起义群众为基础，建立白沙农民解放团（白保乐人民解放团），由王国兴任团长，王玉锦任参谋，并挑选数十名精悍的青年组成武工队，一方面配合部队作战，同时积极发动黎族群众，组织自卫队和生产队，动员黎族青年参军。当时仅红毛乡和狮球乡参军的就有一百九十名。解放团成立后广泛开展反奸肃特斗争，狠狠打击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为建立白沙县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活跃在儋（县）白（沙）和昌（江）白（沙）边区的琼纵部队，连续取得了拔除可任、牙利敌据点的胜利，并不断扩大战果。同年六月下旬，正当抗日战争在各个战场节节胜利的新形势下，党中央和广东省委指示琼崖特委和琼纵司令部，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必须进一步扩大和巩固白沙中心根据地。为此特委决定抽调三个支队中的主力大队，合编为挺进支队，由琼崖纵队参谋长李振亚率领，挺进五指山中心地区，采取昼伏夜行突然袭击的作战方式，取得了合口、罗任两次战斗的胜利，击退了国民党守备司令部主力的反扑。敌人狼狈逃出白沙县境，全县已被我军控制，并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成立白沙县抗日民主政府。至此，海南岛全岛十六个县都建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日寇只能盘据在一些孤立的城镇据点上。
正当挺进支队沿着昌化江南下向乐东县进军的时候，传来了日寇无条件投降的胜利喜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六年多艰苦抗战的海南岛各族军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光辉胜利，也是各族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伟大成果。
中共琼崖特委根据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曾多次与海南岛的国民党当局谈判，提出实现海南岛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主张。但是，由于海南岛国民党当局的阻挠，直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才达成共同抗日的协议。琼崖工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省第十四统率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队”（简称“琼崖抗日独立队”），由冯白驹任队长，并于同年十二月五日在琼山县云龙市举行独立队的成立和誓师大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战争。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日寇在海陆空军配合下，大举进犯海南岛。由于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致使日寇长驱直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便占领了沿海大小城镇和广大乡村。日寇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各族人民遭到空前未有的灾难。为了抗击日本法西斯强盗，就在日寇登陆海南岛的那一天，琼崖抗日独立队立即派出一个中队赶到海口市以南南渡江边的潭口，阻击企图渡江东进的敌人，掩护海口市人民撤退，揭开了海南岛各族人民抗战的序幕，大大提高了独立队的威信，鼓舞了各族人民的抗日斗志。
日寇登陆海南岛后，国民党主力部队即退缩到五指山中心地区，袖手旁观，“坐待胜利”。与此相反，党领导各族人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以罗牛桥和罗板铺两次漂亮的伏击战威震敌胆，并在琼山、文昌两县交界的树德、咸来、道崇、大昌、南阳等十多个乡建立了海南岛第一个抗日游击根据地。一九三九年九月，琼崖独立总队①经过十三昼夜的激战，攻占了日寇在儋县的重要据点那大市。这一连串的胜利，提高了抗日军民的士气，增强了广大人民争取抗日胜利的信心。
党中央十分关怀海南岛人民的抗日斗争，于一九三九年八月派出干部带着电台冲破日寇的重重封锁，来到特委所在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传达党中央对海南抗日斗争的指示。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特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召开了特委会议，总结了日寇入侵海南以后党政军民等方面的工作，决定今后的斗争任务，并提出必须加强“黎运”工作，团结黎、苗等少数民族，发展和壮大抗日力量，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九年冬，中共琼崖特委为了坚持长期抗战，巩固抗日阵地，争取最后胜利，决定把独立总队的主力转移到澄迈、临高两县交界的美合山区，建立抗日中心根据地——美合根据地。美合地处澄迈、临高、屯昌、儋县、白沙五县咽喉，山高林密，是汉、黎、苗各族杂居区。根据地建立后，党的各级组织和独立总队十分重视做好当地的群众工作，组织了专门的民运工作队，向各族人民宣传党的团结抗日政策，广泛组织农民自卫军和锄奸队；同时在根据地内建立了乡村抗日民主政权，没收汉奸的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在美合村建立了供销合作社，以公平合理的价格交换农民的农副产品，帮助根据地农民解决缺乏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困难，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群众抗日积极性大大提高。为了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机关、部队、学校都开展生产运动；同时成立了党校、琼崖抗日公学、农训班和随营的军政干部训练班等，为抗日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骨干。美合根据地成为抗战初期海南岛抗日的中心和各族人民日夜向往的抗日堡垒。
一九四〇年夏秋间，党中央从延安先后派了庄田、李振亚等一批军政干部来到海南岛，他们带来了党中央的指示，带来了中央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党的领导和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得到大大加强。随同前来的电讯军械技术人员到美合根据地协助建立电台和军工厂，使根据地与党中央保持直接的电讯联系。同时党还发动海外华侨捐赠大批药品和物资，解决了根据地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所造成的困难。党中央对海南岛革命斗争的深切关怀和支持，对于海南岛党组织和抗日军队的巩固与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党中央对海南岛的少数民族工作又作了重要指示，强调必须认真在三十余万黎民中进行艰苦的联络工作，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使和我们一起共同抗敌；同时要充分认识黎民所在地的五指山区是我们长期抗战的可靠根据地，只有有了这个山区作为我军的巩固后方，我们才能坚持长期抗战。党中央这一重要指示，为琼崖特委在黎族地区开展抗日革命斗争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在党的正确领导和独立总队的努力下，从一九三九年春到一九四〇年底，全岛抗日战争的规模更加扩大，除了在美合和各县汉族地区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之外，还在黎族聚居区和黎、汉杂居区，如儋县、白沙县交界地区（包括邦溪、查苗等乡），万宁、乐会交界的六连岭地区，以及保亭、陵水、万宁三县交界地区（包括南桥、雷丰坡、牛漏、兴隆等乡）先后建立了三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现今东方县和昌江县的十月田、居便、二甲、中沙、风田和乐东县的黑眉等黎族村庄，也成为独立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据点。黎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抗日战争贡献了重要的力量。早在一九三九年三月，昌（感）乐（东）边界地区就有三百多名黎族、汉族青年参加了抗日游击队，这支抗日武装是由当地各族人民捐献的一百多支枪装备起来的。根据地的黎族人民还普遍组织了民兵、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儿童团，担任站岗放哨，防奸防特，交通运输，生产支前等工作。在昌感、乐东边界地区（今东方县境内），有二十多个民兵中队经常配合独立总队作战，活跃在日寇据点和敌人重要交通线上。当时，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引下，抗日民主政府广泛地团结了黎族中的上层爱国人士，吸收他们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工作，如昌（感）乐（东）边界地区的“西北团”、“西南团”（相当于乡的行政单位），就是按照“三三制”原则组成的乡级抗日民主政权。只有一小撮大地主、大恶霸如保亭的王昭夷，乐东的韦大元之流，他们在日寇侵略面前，出卖民族利益，甘心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受到黎族人民一致的反对和唾弃。至于龟缩在五指山区的国民党反动派和一些黎族反动上层分子，他们一心一意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党对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斗争。由于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方针和正确的策略原则，使抗日根据地内各民族、各阶层之间抗日力量的团结更进一步加强，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和抗日民主根据地日益壮大和巩固。
当全国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以后，蒋介石在全国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海南岛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也纠集主要兵力三千多人，分五路向美合根据地发动进攻；同时，各地的反动地方武装也配合向西部、东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犯。党领导抗日军民给予来犯的国民党反动军队以坚决的回击。黎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起，在反击反动派的斗争中，广泛运用游击战术，表现出无比的英勇和机智，他们三五成群，带着土枪、弓箭，埋伏于道旁村边，袭击敌人，以少胜多。遇反动军队包围村庄时，群众实行坚壁清野，男女老幼全部撤上山去，和部队配合一起打击敌人。经过几个月艰苦的斗争，国民党的反共阴谋被粉碎了，全岛各族人民的抗日情绪更加高涨，抗日民主力量更蓬勃地发展起来。一九四一年二月，特委和独立总队的总部从美合转战到琼（山）文（昌）抗日中心区的咸来、树德一带，继续领导全岛的抗日游击战争。二月中旬，特委在树德乡召开了特委全体会议，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总结了抗战两年来的各项工作和“美合事变”的经验教训，决定在积极打击日寇的同时，充分发动群众，大力发展武装力量，开展少数民族工作，建立、巩固和扩大抗日民主政权，在自卫的原则上对国民党反共顽固军实行坚决回击。到一九四一年底，我军取得了抗击日寇的“扫荡”和粉碎国民党反共顽固军进攻的一连串胜利，独立总队从原来的六个大队发展为四个支队十个大队。抗日民主根据地也不断扩大，并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琼山县树德乡成立了“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制订了各种政策法令，在文昌、琼山、琼东、昌江等县也建立了县级抗日民主政府。从一九四一年底到一九四三年底，在黎族地区又建立了新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即昌（江）白（沙）边界地区、感（恩）乐（东）崖（县）边界地区、万（宁）保（亭）边界地区、崖（县）保（亭）边界地区和陵（水）崖（县）边界地区等五个根据地。
一九四一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妄图把中国变为它南进的后方基地，于一九四二年夏天在海南岛展开了灭绝人性的“扫荡”和“蚕食”，加以国民党反动派暗中和日寇订立了“划地分防”、“共同防共”的卖国协定，使抗日军民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面对这一严重局势，根据地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顽强的反“蚕食”斗争。广大的黎族人民拿起一切可以利用的武器，配合独立总队作战，从岛的西部昌化江下游到崖县的望楼河，从定安的母瑞山到崖县的仲田岭，到处都活跃着黎、汉族人民的抗日武装，根据地的每个山口要道，都有民兵警卫放哨，在打击来犯的敌人时，整乡整村的群众都投入战斗，连六、七十岁的老人也不示弱。在岛西南的感（恩）乐（东）崖（县）边界地区，日寇进犯特别频繁，黎族民兵表现了顽强的战斗意志，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光是田头、黑眉两村的黎族民兵和群众，在日寇“扫荡”的两年左右时间内，就与日寇战斗了五十多次。两村的青壮年男子都组织起来，编成三人或五人的战斗小组，敌人进犯时，他们埋伏村前岭后或路旁的茂密灌木丛中，迂回袭击敌人，使敌人疲于应付，狼狈溃逃。妇女们不仅平时担负了大部分的生产劳动，战时还组织担架运输，冒着枪林弹雨支援作战。老人和儿童则经常深入敌人据点侦察敌情，为部队传递情报。黎族民兵在反击日寇“扫荡”的同时，还配合独立总队插入敌占区，袭击敌人的据点。抗日军民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斗争中缴获大批军械物资。各族人民就是这样以简陋的武器来击退敌人的进犯，保卫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并以敌人的武器不断加强自己的装备。
日寇为了消灭抗日力量，到处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许多地方被划为“无人区”，生产无法进行。崖县、乐东等县大片村庄被烧毁，当地群众就和抗日部队一起，长期撤到山上盖起茅草棚栖身，和部队一起战斗。在敌人严密的封锁下，山区物资供应十分缺乏，抗日军民的粮食医药经常接济不上，在山区气候变化无常，饥寒交迫，疾病丛生的情况下，不少战士和老弱妇孺由于饥饿疾病侵袭，死于高山丛林之中。
但是不管敌人多么疯狂残暴，环境多么困难险恶，抗日军民的决心和斗志，却丝毫没有动摇，他们时刻记住毛泽东同志这个论断：“战争是长期的，必然要遭到许多艰难困苦，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努力，最后胜利必归于中国人民。”在战争频繁的艰苦岁月里，国民党反动派又不断进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更增加了根据地的困难。根据地的党政机关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尽了很大的努力来改善人民的生活，在黎族地区推行了“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所制订的一系列有利于动员各阶层人民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政策法令，在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和部队中实行精兵简政，发动广大干部和群众成立帮工队，在山上开荒生产，并把缴获敌人的粮食、耕牛、农具等分给贫苦农民；同时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使广大农民得到实际的利益。因而，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他们宁愿自己吃山薯、野菜，也要把粮食送给部队。田头村的黎族群众说：“为了打鬼子，只要我们在，就保证部队不挨饿，只要我们有半升米，部队就有半升粮！”十月田、好清等村的黎族群众，在一次撤退途中被日寇包围了，敌人用刺刀对着群众的胸膛，威逼他们，要他们说出区委和独立总队的下落；但是，命运与党紧密相连的黎族人民，宁肯牺牲自己，始终没有一个人吐露半句关于党和部队的消息。正是因为党和黎族人民有着这种血肉关系，才能领导各族人民冲破一切艰难险阻，终于取得了反“蚕食”、反“扫荡”的胜利。
正当海南岛抗日军民反“蚕食”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五指山中心地区的白沙县黎族人民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起义。
自从日寇登陆海南岛以后，国民党反动派象丧家之犬，躲进了五指山区，当时仅白沙县就充塞着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部、琼崖专员公署和儋县、临高等八个流亡县政府。他们一窜进来就争先恐后地张牙舞爪，向黎族人民要粮要钱，抽丁抽税，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仅一个红毛乡（今琼中县红毛公社），每月就被勒收白米二十石，猪牛肉一百多斤，鸡四十只，和大量的蔬菜柴草。此外还要缴纳鹿茸、熊掌、木耳、蜂蜜等土特产；还要担负盖屋、挑担、种菜等等繁重的无偿劳役，压得黎族人民喘不过气来，对国民党反动派无不切齿痛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日寇的铁蹄已经踏进白沙县东北边沿的南丰一带，不断向白沙县红毛乡等地进犯。当地的黎族人民奋起抗击，并派出几名青年向驻在附近的国民党军队求援。岂料这些反动军队不但不支援人民的抗日行动，反而以“造谣惑众”的罪名，把这几个黎族青年逮捕起来，激起了黎族人民的极大愤怒，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情绪越来越激烈。
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王毅为了镇压五指山区少数民族的反抗活动，于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农历五月十三日）在保亭县的中平、南茂等地（现属琼中县），借颁发“公民证”为名，诱骗苗族群众下山，当群众集中在一起时，用机关枪集体屠杀了苗族群众一千九百多人。这一法西斯残暴罪行，更激起了黎族人民反迫害、争生存的决心。
苗族惨案发生不久，白沙县反动政府又诬指县城附近什阳峒的黎族群众没有替他们保管好存放在那里的食盐，勒令各村要交出五、六百银元不等的罚款和木耳、蜂蜜等大批土特产。什阳的群众忍无可忍，一致决定拒绝交款，积极准备反抗。反动政府见勒索不遂，立即派出一百多人的反动军队前来“问罪”，遭到什阳群众的坚决反抗，反动军队围攻了九昼夜，仍被拒于村外。最后，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部当局见势不妙，恐事态扩大，引起群众更大的反抗，随即把白沙县反动县长撤职，并取消“罚款”。这次斗争的胜利，加强了当地黎族人民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大规模的反抗起义随即加紧酝酿。
一九四二年冬和一九四三年夏，白沙县红毛乡的黎族首领王国兴以及王玉锦等十多人，在群众的强烈要求和催促下，联络了毛贵、毛栈、番阳、水满、营根、白沙等十三个乡的代表人物，在山上举行了两次秘密会议，讨论起义计划，约定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日（农历七月二十日）凌晨举行总起义。会后各人分头到白沙、保亭、乐东等地发动群众，筹备武器和物资，做好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八月十二日，白沙县城附近的白沙、牙叉两个乡二千多愤怒的群众迫不及待提前举起义旗，首先袭击驻在白沙乡什空村和向民老村的国民党军一个中队和白沙县政府，消灭了副指挥官以下一批敌人。首战告捷的消息传到红毛乡后，为了争取主动策应，王国兴立即通知各地提前于八月十七日举行总起义。
八月十六日，当起义队伍还未齐集，驻在红毛乡什存村的国民党白、保、乐三县联络所和白沙县二区区署的反动派得到起义的风声，便把王国兴、王玉锦等起义领导人扣押起来，准备杀害。在这紧急关头，红毛乡的群众马上向元门、白沙各乡求援，约定前往什存村劫营，把王国兴等人救出来。
八月十七日凌晨，轰轰烈烈的白沙黎族人民大起义的枪声打响了。数百名起义群众高举火药枪、弓箭、钩刀等各种武器，高声呐喊冲进什存村，击溃了守敌，救出了王国兴等起义领导人，跟着攻打附近的敌人据点，积极扩大战果。当时一千多人的起义群众把驻在什向村的国民党守备二团紧密包围，经过七昼夜的激战，眼看就要把敌人全部消灭，适遇大雨淋湿了火药，守敌乘机突围逃跑。
自起义的枪声在什存村打响后，白沙全县各处立刻掀起了反迫害、争生存的斗争高潮。在毛贵、毛栈，起义群众分路攻打驻在当地的昌江、感恩、乐东等几个反动流亡县政府，和驻在什统黑村的匪军机关枪连；元门乡的群众攻打驻该地的蒋军通讯分队；龙头、光雅、七坊等乡的群众攻打驻长岭的白沙县游击大队部；白沙、牙叉乡的群众攻打驻番打村的儋县、临高两县反动流亡政府。敌人被起义的浩大声势吓破了胆，纷纷向外围逃窜。经过一个月的奋战，共歼灭了敌人三百多名，并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把盘踞在白沙县和白（沙）、保（亭）、乐（东）三县交界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机关和军队一扫而光，起义取得了巨大胜利。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在逃窜约一个多月后，又趁着海南全岛抗日军民全力对付日寇“扫荡”、“蚕食”的机会，集中一千多兵力，从乐东县的番阳、儋县的雅星、白沙县的加钗和林加乡，分四路向起义群众发动猖狂进攻。由于这次起义是黎族群众激于义愤的自发行动，缺乏正确的斗争纲领和严密的战斗组织，武器简陋，弹药不足，加上缺乏斗争经验，在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下，经过一个时期的抵抗，队伍伤亡很大，只剩下一百多人，一些不坚定的黎族败类，在困难面前动摇起来，有些投降国民党反遭枪杀，有些竟充当了日寇的奸细。而始终坚持斗争的起义领导人王国兴、王玉锦等，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最后撤退到鹦哥岭和什寒山隐蔽下来。
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白沙县的黎族人民实行了空前的大屠杀，无辜被杀害的群众达万人以上。如红毛乡原有两千多户人家，经过残酷的烧杀后，只剩下两百多户。但是，白沙县黎族人民并没有被吓倒，相反，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更深，反抗的意志更加坚决。当时，退守在鹦哥岭的王国兴等人与隐蔽在什寒山的王玉锦，以及撤退上毛兴山的毛栈乡起义群众取得联系，大家商议摆脱困境的办法，最后一致决定去找红军，去找共产党；认为只有找到红军，找到共产党，才是起义队伍的唯一出路。
起义群众想到要去找红军、找共产党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就曾在五指山区周围一带活动过，留给当地黎族人民一定的政治影响。当时南坤乡（现属屯昌县）苏维埃赤卫队的一个班长，在大革命失败后就退入红毛乡隐藏起来，和黎族群众友好相处。起义领导人王玉锦过去被陈汉光军队抓壮丁曾到过粤北驻防，听到过许多有关中央苏区红军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事迹。就在这次起义之前，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已在红毛乡邻近的霖田乡和琼山县六区（今屯昌县境内）一带抗击日寇，他们与日寇英勇作战的消息，通过做买卖的汉商不断传到白沙县的黎族群众中去。有一次，独立总队在截击国民党顽固军的时候，解救了几个被抓当挑夫的黎族青年，并给予他们热情的招待。这许许多多的事实给当地黎族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成了起义群众下山找共产党的决心。
一九四三年九月以后，王国兴、王玉锦等起义领导人曾先后两次派出代表去找共产党，未能如愿，经过几番的努力和周折，通过日寇的重重封锁线，长途跋涉两个多月，第三次终于在十月间到达儋（县）临（高）边区抗日根据地，找到了临高县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人，并会见了独立总队四支队马白山支队长。后来由四支队政治部主任带领他们前往独立总队总部，受到中共琼崖特委书记、琼崖独立总队总队长兼政委冯白驹的亲切接见。代表们向党递交了白沙黎族人民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求援血书，受到了根据地军民热情的欢迎和慰问。当时，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尚十分困难，但还派出两位干部带着党的指示和关怀，随代表们一起携带一批弹药回到红毛乡。当他们与鹦哥岭、什寒山、毛兴山三个据点的起义群众取得联络后，立即商议成立武装常备队，开展护村锄奸斗争。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其他各乡也纷纷组织常备队，仅牙叉乡起义群众就组织了二三百人上那凡（罗凡）山坚持斗争。从此，白沙起义的黎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也为开辟五指山根据地准备了条件。这次起义对于海南岛的革命斗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底，我琼崖党政军总部转移到儋临边区。为了加强对各个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总部决定成立东区、西区和南区军政委员会，由西区军政委员会负责开辟白沙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加派干部进入红毛乡，与先到那里的干部会合，组成“黎民工作委员会”，具体领导白沙地区的工作。
坚持在鹦哥岭的王国兴等起义领导人和群众打退了国民党顽固军的多次进攻，于一九四四年四月间撤出转移到那凡，成立了白沙办事处，为建立白沙县抗日民主政府作好准备。同年五月初旬，国民党守备二团趁白沙办事处在那凡立足未稳，纠集大批兵力向那凡一带进犯，日寇又从背后袭击。在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下，我军和白沙办事处被迫撤离，白沙县一、二区的黎族人民又一次遭受敌人的摧残和屠杀。
一九四四年秋，当日寇“扫荡”的凶焰被打下去以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起来。陵水、保亭、崖县都建立了县级的抗日民主政府。琼崖纵队①司令部在这时也从澄迈县的六芹山转移到白沙县北部的阜龙乡（今可任公社），并在这个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积极准备开辟五指山中心根据地。同年冬，以原来起义群众为基础，建立白沙农民解放团（白保乐人民解放团），由王国兴任团长，王玉锦任参谋，并挑选数十名精悍的青年组成武工队，一方面配合部队作战，同时积极发动黎族群众，组织自卫队和生产队，动员黎族青年参军。当时仅红毛乡和狮球乡参军的就有一百九十名。解放团成立后广泛开展反奸肃特斗争，狠狠打击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为建立白沙县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活跃在儋（县）白（沙）和昌（江）白（沙）边区的琼纵部队，连续取得了拔除可任、牙利敌据点的胜利，并不断扩大战果。同年六月下旬，正当抗日战争在各个战场节节胜利的新形势下，党中央和广东省委指示琼崖特委和琼纵司令部，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必须进一步扩大和巩固白沙中心根据地。为此特委决定抽调三个支队中的主力大队，合编为挺进支队，由琼崖纵队参谋长李振亚率领，挺进五指山中心地区，采取昼伏夜行突然袭击的作战方式，取得了合口、罗任两次战斗的胜利，击退了国民党守备司令部主力的反扑。敌人狼狈逃出白沙县境，全县已被我军控制，并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成立白沙县抗日民主政府。至此，海南岛全岛十六个县都建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日寇只能盘据在一些孤立的城镇据点上。
正当挺进支队沿着昌化江南下向乐东县进军的时候，传来了日寇无条件投降的胜利喜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六年多艰苦抗战的海南岛各族军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光辉胜利，也是各族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伟大成果。
附注
①琼崖独立队于一九三九年四月扩编为琼崖独立总队。同年八月，独立总队又改编为“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第一总队”，仍由冯白驹任总队长兼政委。
①一九四四年一月，琼崖独立总队改为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并将总队部改为司令部。一九四五年八月，又改称广东省琼崖游击独立纵队，均简称“琼纵”，仍由冯白驹任司令员兼政委。到抗日战争结束时，琼纵已从云龙改编时的三百多人发展到五个支队，一个大队，共七千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