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中共广东省委即派杨善集以特派员的名义回到海南，指导全岛的革命工作。
是年六月，杨善集在乐会县阳江市①召开了琼崖地委临时会议，传达省委关于组织农民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并将“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改为“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九月，中共琼崖特委召开了琼崖革命军事会议，根据党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精神，决定成立琼崖革命军事委员会，并建立全琼的革命武装。十月，又在乐会县第四区白水泉村召开了全琼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领导和发动各族人民举行秋收起义，实行土地革命，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经过这几次会议以后，海南岛的革命斗争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东部各县的革命力量迅速发展，不久又建立了母瑞山和六连岭根据地。陵（水）崖（县）民族地区的革命斗争，这时也有了新的高涨。陵水县的农民武装又恢复到一千多人；崖县东部藤桥镇附近十多个黎、汉族杂居村庄，也先后建立了十多个党支部，组织了一支三百多人的农军队伍。在这个基础上，陵崖地区的党组织根据特委的指示，领导黎、汉族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一九二七年农历十一月二日，陵水县的工农革命军和群众三千多人，再次攻占了陵水县城，这是秋收起义后的一个巨大胜利。
对陵水县城的解放，中共琼崖特委十分重视，派了琼崖工农革命军东路总指挥徐成章率领三百多名工农革命军前去支援和指导工作。在党的领导下，立即进行革命政权的建设，召开了全县农民代表大会，制订了《土地革命条例》，并于十二月二日召开全县农民群众大会，宣传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号召全县各族农民进一步团结起来，实行土地革命。到会的二千多群众无不欢欣鼓舞，不断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等口号。城内的手工业工人也按各行业组织了工会和赤卫队；城郊普遍组织了农军常备队和后备队，由县农军指挥部领导；全县的财经管理工作由新建立的“经济委员会”统一掌握。“一切权力归农会！”是当时最响亮的革命口号。农民协会不仅是土地革命的领导机关，同时也是政权机关。在县农民协会之下，全县五个区四十多个乡都成立了农民协会。各乡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下，在城内工人赤卫队的大力支援下，斗争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地主豪绅，清算了他们欠下人民的血债，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和财产，打下了他们的威风，世世代代受苦受难的黎、汉族农民都挺起了腰，扬眉吐气，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的领导是胜利的源泉，也充分显示出革命农民的巨大政治力量。
在各族人民革命热潮汹涌澎湃的时候，在各区乡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的基础上，陵水县委接到特委的指示，于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召开了一千多人的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宣布陵水县苏维埃政府成立，选举王业熹任主席。这是海南岛第一个县苏维埃政权，是陵水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斗争的成果，也是海南岛各族人民用鲜血在祖国伟大的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的光辉的一页。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一方面在城内建立琼崖工农红军东路指挥部和红军干部学校，加强对革命武装力量的领导，同时在城郊的黎、汉族农村中进行分配土地的工作。翻了身的农民带着从地主豪绅手中没收得来的地契、借据、账本、刑具等等，欢天喜地来到县城的广场，集中焚毁，欢庆土地还家，热烈庆祝土地革命的胜利。
在全岛秋收起义革命热潮的推动和影响下，崖县东部地区的革命斗争也得到迅速发展。一九二八年初，崖县藤桥的党组织发动了三百多黎、汉族农民武装，解放了藤桥市，成立了中共藤桥市委员会和市农民协会，同年二月成立了藤桥市苏维埃政府，接着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另外又派出一批党员到黎族聚居的仲田岭，发动黎族农民参加土地革命，建立了党小组，组织了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为以后开辟仲田岭根据地打下了初步基础。
一九二八年春，特委在乐会县第四区召开全琼苏维埃会议，成立琼崖苏维埃政府，由王文明任主席，并颁布了各项革命法令，以保证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琼崖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海南岛的土地革命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但是，这个时候党内一些领导人对革命斗争形势认识不足，没有及时地把革命引向反动派统治薄弱的农村，继续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工农民主政权，发动群众，积蓄力量，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反而决定举行“全琼大暴动”，继续组织主力向城市进攻，把目标放在加积、海口等中心城市。一九二八年二月底，驻在陵水县城的东路工农红军根据特委的指示，分南北两路向崖县和万宁进军。南征的一路到藤桥市后与当地农军汇合，并吸收了自动前来要求参战的黎族武装农民二百多人，迅速攻克了榆林港和三亚镇，准备直捣国民党南路剿共总指挥兼崖县县长王鸣亚的老巢——崖城。但是，北上进攻万宁的一路工农红军，由于沿途遭遇敌人援军的截击，又与从六连岭出击万宁的琼崖工农红军主力失去联系，只得转移到万宁与乐会县交界的分界市附近等待援军。南征到达三亚镇的工农红军得悉北征红军受挫的消息后，便抽调主力北上支援。当南北两路红军会师后，立即向分界市发动进攻，但由于守敌的援军赶到，以致敌我力量悬殊，经过浴血奋战，红军大部伤亡，东路总指挥徐成章在战斗中受伤牺牲，东路工农红军受到很大损失。
分界市战斗失利后，国民党反动派趁机发动疯狂的反扑。在崖县，一九二八年初夏，王鸣亚部纠集大批反动武装向藤桥市围攻。市内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抵抗了一个多月，最后因弹尽援绝，迫得向陵水县七弓（现保亭县保城到什玲一带黎族聚居区）转移，准备与驻在该地的王昭夷①部会合，坚持抗击敌人。岂料包藏祸心的王昭夷已背叛了革命，暗地里和王鸣亚结成反共联盟，当红军到来时，他一面假惺惺地安排红军休息，一面却协同王鸣亚部将红军包围。工农红军由于经历艰苦的战斗和长途跋涉而疲乏不堪，对敌人这一里应外合阴谋又缺乏警惕，以致在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中，大部分红军被打散或牺牲，领导成员中只有张开泰等在黎族妇女的掩护下得免于难，革命力量受到惨重损失。接着陵水地区的红军据点也受到王鸣亚部的进攻，陵水县城受到敌人的包围，红军被迫于四月十一日转移到离城三十多里的彭谷园、马岭、港坡、东光等村庄，凭着简陋的武器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在保卫彭谷园的战斗中，共青团县委书记陈贵清等为了掩护队伍撤退，光荣牺牲。黎族农民的优秀儿子农军指挥黄家连，带领十多名战士，抗击三百多敌军的围攻，最后和全体农军战士坚持到弹尽而英勇牺牲在阵地上。至此东路红军的主力几乎损失殆尽。
一九二八年五月，国民党反动派增派一师军队到海南岛加强对革命人民的镇压。敌人恃着优势的兵力向我苏区发动猖狂的进攻。红军和农民革命武装在多次作战中蒙受重大的损失，苏区的革命村庄受到敌人的残酷破坏，许多革命干部和群众被迫转入分散秘密活动。红军除了一部分在六连岭和琼山县的羊山地区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和特委领导机关转移到母瑞山区，依靠当地黎、苗、汉各族人民的支援，坚持革命斗争。从一九二八年夏天开始，经过一年的艰苦工作，到一九二九年五月成立了大山乡苏维埃政府；不久，学校、医院、合作社等也在母瑞山办起来了。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曾一度设在这里。
自一九二八年夏天陵崖地区的革命斗争转入低潮后，革命活动转移到陵水县西北部（现属保亭县）、崖县东北部和万宁县西部黎、苗族人民居住的山区。当时，一批共产党员来到万宁县新富乡（现东兴公社）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吸收了十多名黎族农民入党，发动全乡黎族农民建立了农民协会、妇女会和青年团，组织了一支百多人的农民武装队伍，成立了新富乡苏维埃政府，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打击地主武装，没收恶霸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农民。同时，还开办农民识字夜校。广大黎族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迅速提高，因而一直为保卫工农民主政权和土地革命胜利成果而坚持斗争了三年。同年秋天，党又在大理乡（现陵水县大里公社）发动黎族群众进行抗租斗
争，提出了“没收山林归穷人！”的口号，组织了农民武装指挥部，团结一部分黎族上层开明人士参加政权工作，建立了乡苏维埃政府。在加峒乡（现琼中县和平公社）的黎族农民中，也开展了广泛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建立了乡苏维埃政府。与此同时，崖县仲田岭周围九个乡也重新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和工农民主政权。
一九二八年秋，中共广东省委派黄学增来海南任琼崖特委书记，并于母瑞山召开了全琼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各县党政组织和革命团体化整为零，分散转移到各地开展地下斗争，各县的红军组成小分队和武装小组，进行游击活动。一九二八年冬，由于受城市中心观点的影响，把工作重点放在海口、加积等城镇，准备通过策动兵变和群众暴动夺取城市政权，达到夺取全岛革命胜利的目的，黄学增和部分特委成员从母瑞山迁入海口市。一九二九年七月，黄学增等被捕牺牲，使革命又遭到一次重大的损失。在这一关键时刻，当时任澄迈县委书记的冯白驹于同年九月到母瑞山与琼崖苏维埃主席王文明等商议，召开了各县委和琼崖苏维埃党团等单位代表的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琼崖临时特别委员会，冯白驹任书记，会议并决定将各级党的领导机关迁回农村，努力巩固和发展农村根据地。
一九二九年底至一九三〇年春，国民党反动派的主力部队被调回大陆，敌人在海南岛只有海军陆战队一个团和一个保安团的兵力，客观上造成了有利于开展革命斗争的形势，全岛各地的党组织和红军、苏维埃政权又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在陵崖地区，早在一九二九年夏天，中共陵水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就在陵水县西部麻竹岭走信村（黎族村庄）恢复；同时，中共崖县三区委、区苏维埃政府也在仲田岭重建起来。陵崖地区的革命斗争由于有了这些后方根据地，土地革命又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党在城市的地下工作也恢复了，并策动了陵水县国民党部队的一个连起义。这支队伍经过短期的训练，并补充一批有较高觉悟的黎、汉族农民到部队中来，在一九二九年秋间发动了一次扫荡陵水县反动地主武装喃嘈团局的战斗，并袭击陵水县城，救出了一批在狱的革命干部和群众。接着又与仲田岭的赤卫队配合，再度攻占了藤桥市。这些斗争的胜利，又重新燃起了陵崖地区革命斗争的烈火，鼓舞了各族人民的革命斗志。
一九三〇年四月间，在母瑞山召开了全琼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三年来的经验和教训，决定在全岛各地加强农村工作，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扩大红军，开展激烈的军事行动，在各地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会上并决定将中共琼崖临时特别委员会正式恢复为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冯白驹当选为书记。这是海南岛党的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它迎来了土地革命第二次高潮的到来。
党代表大会以后，全岛的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红军从一个团发展为三个团，共两千多人，并于一九三〇年八月—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下辖三个团和娘子军连。娘子军连里有来自全岛各县的各族青年妇女，她们负担着打击敌人，掩护伤员，担任向导和通讯、运输物资等各项任务，她们英勇杀敌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受到人们普遍的赞扬。
一九三一年初，中共陵水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迁到仲田岭根据地。在根据地内，召开了陵崖地区农民代表大会，根据中共琼崖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精神，通过了“继续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扩大赤卫队，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的决议。经过党的各级组织的积极工作，到一九三一年夏秋之间，陵崖地区的大部黎族和汉族村庄，再次掀起了土地革命热潮，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权都先后恢复，革命群众组织也迅速发展壮大，各革命根据地也日趋巩固。
正当革命形势逐步好转和向前发展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知道单靠武力不能消灭海南岛的革命力量，于是使用阴险狡猾的手段，派遣一批托派、AB团①等特务分子潜入我革命根据地，混入革命队伍内进行破坏活动，企图从内部来瓦解革命。特委及时采取措施，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但在开展肃反运动中扩大了打击面，因而也损害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一九三二年八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陈汉光警卫旅到海南岛，陈部军队挟其飞机大炮等精良装备和绝对优势的兵力，向各地的红军和苏区发动齐头并进的围攻。红军由于力量过分悬殊，在与敌人正面作战中遭受严重的损失，许多党政军干部在作战中光荣牺牲和被敌人杀害，各个革命根据地在敌人重兵围攻下遭到严重破坏。冯白驹等率领特委和琼崖苏维埃政府等领导机关转上母瑞山坚持斗争，海南岛的土地革命受到重大挫折后再次转入了低潮。
在革命处于十分困难的时期里，国民党反动派对黎族人民进行了空前的迫害。陈汉光部实行一套“剿抚兼施”的反动政策，一方面用飞机大炮征剿杀戮，疯狂地镇压黎族人民的反抗；
一方面设立统治黎族人民的“琼崖抚黎专员公署”等反动机构，同时又用小恩小惠来笼络收买人心。一九三五年又把五指山黎族地区划为白沙、保亭、乐东三县，推行反动的保甲制度，利用黎族上层人物充当乡、保、甲长等职务，进一步与黎族反动势力紧密勾结起来，妄图割断党和黎族人民的血肉联系，对黎族人民进行更为残酷的压迫和掠夺。
勿论反动派如何的残暴毒辣，蕴藏在各族人民中的革命力量是永远消灭不了的，在六连岭、母瑞山等革命根据地，一直飘扬着革命的红旗。转移到母瑞山的琼崖特委领导人冯白驹等，与黎、苗族人民一起，过着野果野菜作粮，芭蕉叶作被的生活，克服种种艰难困苦，坚持革命斗争，使“革命红旗不倒”。而黎族人民在这艰苦的岁月里，也表现出高度的革命英雄气概和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如崖县仲田岭根据地的三十多名黎族赤卫队员，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从一九三三年一至三月，坚守在深山密林里，先后打退了陈汉光部三百多名军队十多次的进攻。由于敌人的重重封锁，反复搜山，白天黑夜都不能生火，以致十六天之久未有粒米进口，只能以山薯、野果充饥。但是他们并不气馁，终于冲出重围，奔向六连岭根据地和红军胜利会合。又如万宁县北大乡的黎族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在一九三三年秘密恢复了党的组织和农会，成立了赤卫队，并输送了一批黎族农民到六连岭根据地参加红军。
一九三三年春，冯白驹等在母瑞山坚持了十个月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只剩下二十多人，不得不突围回到琼山县大山乡一带，与在当地进行地下活动的琼文县委书记等人取得联系，并分头到各县恢复各级党的领导机关，组织红军游击队，
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经过三年的艰苦工作，特委机关和琼山、文昌、澄迈、琼东、乐会、万宁等县委相继恢复，并向岛西、岛南各县开展工作，建立了儋县、临高、感恩等县委领导机关，红军游击队也有所发展。
一九三六年春，在琼山县成立了琼崖工农红军游击司令部，指挥各地的游击小组，采取灵活的作战方式打击敌人，革命的星星之火，在海南岛的大地上又逐渐燃烧起来。
一九三六年冬，中共琼崖特委派了一些党员到昌江、感恩两县的黎、汉族杂居地区（现属东方县）进行革命活动，争取和团结了大多数要求抗日的中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在县城和附近黎、汉族村庄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发动各族人民捐献了一百多支步枪，组织和装备了党所领导的昌感地区第一支各族人民的抗日游击队。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南岛的革命斗争曾遭到多次重大的挫折，每逢关键时刻，在沿海平原地区活动的红军和革命干部，即转移到腹地的黎、苗族聚居区和杂居区，在那里发动群众，积蓄力量，使革命又蓬勃地发展起来，并再次向外围地区扩展。这说明了海南岛的革命力量之所以能够得到生存和发展，是和黎、苗、汉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持和拥护分不开的。
是年六月，杨善集在乐会县阳江市①召开了琼崖地委临时会议，传达省委关于组织农民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并将“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改为“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九月，中共琼崖特委召开了琼崖革命军事会议，根据党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精神，决定成立琼崖革命军事委员会，并建立全琼的革命武装。十月，又在乐会县第四区白水泉村召开了全琼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领导和发动各族人民举行秋收起义，实行土地革命，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经过这几次会议以后，海南岛的革命斗争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东部各县的革命力量迅速发展，不久又建立了母瑞山和六连岭根据地。陵（水）崖（县）民族地区的革命斗争，这时也有了新的高涨。陵水县的农民武装又恢复到一千多人；崖县东部藤桥镇附近十多个黎、汉族杂居村庄，也先后建立了十多个党支部，组织了一支三百多人的农军队伍。在这个基础上，陵崖地区的党组织根据特委的指示，领导黎、汉族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一九二七年农历十一月二日，陵水县的工农革命军和群众三千多人，再次攻占了陵水县城，这是秋收起义后的一个巨大胜利。
对陵水县城的解放，中共琼崖特委十分重视，派了琼崖工农革命军东路总指挥徐成章率领三百多名工农革命军前去支援和指导工作。在党的领导下，立即进行革命政权的建设，召开了全县农民代表大会，制订了《土地革命条例》，并于十二月二日召开全县农民群众大会，宣传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号召全县各族农民进一步团结起来，实行土地革命。到会的二千多群众无不欢欣鼓舞，不断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等口号。城内的手工业工人也按各行业组织了工会和赤卫队；城郊普遍组织了农军常备队和后备队，由县农军指挥部领导；全县的财经管理工作由新建立的“经济委员会”统一掌握。“一切权力归农会！”是当时最响亮的革命口号。农民协会不仅是土地革命的领导机关，同时也是政权机关。在县农民协会之下，全县五个区四十多个乡都成立了农民协会。各乡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下，在城内工人赤卫队的大力支援下，斗争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地主豪绅，清算了他们欠下人民的血债，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和财产，打下了他们的威风，世世代代受苦受难的黎、汉族农民都挺起了腰，扬眉吐气，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的领导是胜利的源泉，也充分显示出革命农民的巨大政治力量。
在各族人民革命热潮汹涌澎湃的时候，在各区乡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的基础上，陵水县委接到特委的指示，于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召开了一千多人的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宣布陵水县苏维埃政府成立，选举王业熹任主席。这是海南岛第一个县苏维埃政权，是陵水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斗争的成果，也是海南岛各族人民用鲜血在祖国伟大的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的光辉的一页。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一方面在城内建立琼崖工农红军东路指挥部和红军干部学校，加强对革命武装力量的领导，同时在城郊的黎、汉族农村中进行分配土地的工作。翻了身的农民带着从地主豪绅手中没收得来的地契、借据、账本、刑具等等，欢天喜地来到县城的广场，集中焚毁，欢庆土地还家，热烈庆祝土地革命的胜利。
在全岛秋收起义革命热潮的推动和影响下，崖县东部地区的革命斗争也得到迅速发展。一九二八年初，崖县藤桥的党组织发动了三百多黎、汉族农民武装，解放了藤桥市，成立了中共藤桥市委员会和市农民协会，同年二月成立了藤桥市苏维埃政府，接着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另外又派出一批党员到黎族聚居的仲田岭，发动黎族农民参加土地革命，建立了党小组，组织了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为以后开辟仲田岭根据地打下了初步基础。
一九二八年春，特委在乐会县第四区召开全琼苏维埃会议，成立琼崖苏维埃政府，由王文明任主席，并颁布了各项革命法令，以保证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琼崖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海南岛的土地革命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但是，这个时候党内一些领导人对革命斗争形势认识不足，没有及时地把革命引向反动派统治薄弱的农村，继续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工农民主政权，发动群众，积蓄力量，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反而决定举行“全琼大暴动”，继续组织主力向城市进攻，把目标放在加积、海口等中心城市。一九二八年二月底，驻在陵水县城的东路工农红军根据特委的指示，分南北两路向崖县和万宁进军。南征的一路到藤桥市后与当地农军汇合，并吸收了自动前来要求参战的黎族武装农民二百多人，迅速攻克了榆林港和三亚镇，准备直捣国民党南路剿共总指挥兼崖县县长王鸣亚的老巢——崖城。但是，北上进攻万宁的一路工农红军，由于沿途遭遇敌人援军的截击，又与从六连岭出击万宁的琼崖工农红军主力失去联系，只得转移到万宁与乐会县交界的分界市附近等待援军。南征到达三亚镇的工农红军得悉北征红军受挫的消息后，便抽调主力北上支援。当南北两路红军会师后，立即向分界市发动进攻，但由于守敌的援军赶到，以致敌我力量悬殊，经过浴血奋战，红军大部伤亡，东路总指挥徐成章在战斗中受伤牺牲，东路工农红军受到很大损失。
分界市战斗失利后，国民党反动派趁机发动疯狂的反扑。在崖县，一九二八年初夏，王鸣亚部纠集大批反动武装向藤桥市围攻。市内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抵抗了一个多月，最后因弹尽援绝，迫得向陵水县七弓（现保亭县保城到什玲一带黎族聚居区）转移，准备与驻在该地的王昭夷①部会合，坚持抗击敌人。岂料包藏祸心的王昭夷已背叛了革命，暗地里和王鸣亚结成反共联盟，当红军到来时，他一面假惺惺地安排红军休息，一面却协同王鸣亚部将红军包围。工农红军由于经历艰苦的战斗和长途跋涉而疲乏不堪，对敌人这一里应外合阴谋又缺乏警惕，以致在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中，大部分红军被打散或牺牲，领导成员中只有张开泰等在黎族妇女的掩护下得免于难，革命力量受到惨重损失。接着陵水地区的红军据点也受到王鸣亚部的进攻，陵水县城受到敌人的包围，红军被迫于四月十一日转移到离城三十多里的彭谷园、马岭、港坡、东光等村庄，凭着简陋的武器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在保卫彭谷园的战斗中，共青团县委书记陈贵清等为了掩护队伍撤退，光荣牺牲。黎族农民的优秀儿子农军指挥黄家连，带领十多名战士，抗击三百多敌军的围攻，最后和全体农军战士坚持到弹尽而英勇牺牲在阵地上。至此东路红军的主力几乎损失殆尽。
一九二八年五月，国民党反动派增派一师军队到海南岛加强对革命人民的镇压。敌人恃着优势的兵力向我苏区发动猖狂的进攻。红军和农民革命武装在多次作战中蒙受重大的损失，苏区的革命村庄受到敌人的残酷破坏，许多革命干部和群众被迫转入分散秘密活动。红军除了一部分在六连岭和琼山县的羊山地区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和特委领导机关转移到母瑞山区，依靠当地黎、苗、汉各族人民的支援，坚持革命斗争。从一九二八年夏天开始，经过一年的艰苦工作，到一九二九年五月成立了大山乡苏维埃政府；不久，学校、医院、合作社等也在母瑞山办起来了。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曾一度设在这里。
自一九二八年夏天陵崖地区的革命斗争转入低潮后，革命活动转移到陵水县西北部（现属保亭县）、崖县东北部和万宁县西部黎、苗族人民居住的山区。当时，一批共产党员来到万宁县新富乡（现东兴公社）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吸收了十多名黎族农民入党，发动全乡黎族农民建立了农民协会、妇女会和青年团，组织了一支百多人的农民武装队伍，成立了新富乡苏维埃政府，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打击地主武装，没收恶霸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农民。同时，还开办农民识字夜校。广大黎族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迅速提高，因而一直为保卫工农民主政权和土地革命胜利成果而坚持斗争了三年。同年秋天，党又在大理乡（现陵水县大里公社）发动黎族群众进行抗租斗
争，提出了“没收山林归穷人！”的口号，组织了农民武装指挥部，团结一部分黎族上层开明人士参加政权工作，建立了乡苏维埃政府。在加峒乡（现琼中县和平公社）的黎族农民中，也开展了广泛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建立了乡苏维埃政府。与此同时，崖县仲田岭周围九个乡也重新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和工农民主政权。
一九二八年秋，中共广东省委派黄学增来海南任琼崖特委书记，并于母瑞山召开了全琼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各县党政组织和革命团体化整为零，分散转移到各地开展地下斗争，各县的红军组成小分队和武装小组，进行游击活动。一九二八年冬，由于受城市中心观点的影响，把工作重点放在海口、加积等城镇，准备通过策动兵变和群众暴动夺取城市政权，达到夺取全岛革命胜利的目的，黄学增和部分特委成员从母瑞山迁入海口市。一九二九年七月，黄学增等被捕牺牲，使革命又遭到一次重大的损失。在这一关键时刻，当时任澄迈县委书记的冯白驹于同年九月到母瑞山与琼崖苏维埃主席王文明等商议，召开了各县委和琼崖苏维埃党团等单位代表的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琼崖临时特别委员会，冯白驹任书记，会议并决定将各级党的领导机关迁回农村，努力巩固和发展农村根据地。
一九二九年底至一九三〇年春，国民党反动派的主力部队被调回大陆，敌人在海南岛只有海军陆战队一个团和一个保安团的兵力，客观上造成了有利于开展革命斗争的形势，全岛各地的党组织和红军、苏维埃政权又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在陵崖地区，早在一九二九年夏天，中共陵水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就在陵水县西部麻竹岭走信村（黎族村庄）恢复；同时，中共崖县三区委、区苏维埃政府也在仲田岭重建起来。陵崖地区的革命斗争由于有了这些后方根据地，土地革命又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党在城市的地下工作也恢复了，并策动了陵水县国民党部队的一个连起义。这支队伍经过短期的训练，并补充一批有较高觉悟的黎、汉族农民到部队中来，在一九二九年秋间发动了一次扫荡陵水县反动地主武装喃嘈团局的战斗，并袭击陵水县城，救出了一批在狱的革命干部和群众。接着又与仲田岭的赤卫队配合，再度攻占了藤桥市。这些斗争的胜利，又重新燃起了陵崖地区革命斗争的烈火，鼓舞了各族人民的革命斗志。
一九三〇年四月间，在母瑞山召开了全琼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三年来的经验和教训，决定在全岛各地加强农村工作，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扩大红军，开展激烈的军事行动，在各地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会上并决定将中共琼崖临时特别委员会正式恢复为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冯白驹当选为书记。这是海南岛党的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它迎来了土地革命第二次高潮的到来。
党代表大会以后，全岛的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红军从一个团发展为三个团，共两千多人，并于一九三〇年八月—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下辖三个团和娘子军连。娘子军连里有来自全岛各县的各族青年妇女，她们负担着打击敌人，掩护伤员，担任向导和通讯、运输物资等各项任务，她们英勇杀敌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受到人们普遍的赞扬。
一九三一年初，中共陵水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迁到仲田岭根据地。在根据地内，召开了陵崖地区农民代表大会，根据中共琼崖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精神，通过了“继续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扩大赤卫队，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的决议。经过党的各级组织的积极工作，到一九三一年夏秋之间，陵崖地区的大部黎族和汉族村庄，再次掀起了土地革命热潮，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权都先后恢复，革命群众组织也迅速发展壮大，各革命根据地也日趋巩固。
正当革命形势逐步好转和向前发展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知道单靠武力不能消灭海南岛的革命力量，于是使用阴险狡猾的手段，派遣一批托派、AB团①等特务分子潜入我革命根据地，混入革命队伍内进行破坏活动，企图从内部来瓦解革命。特委及时采取措施，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但在开展肃反运动中扩大了打击面，因而也损害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一九三二年八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陈汉光警卫旅到海南岛，陈部军队挟其飞机大炮等精良装备和绝对优势的兵力，向各地的红军和苏区发动齐头并进的围攻。红军由于力量过分悬殊，在与敌人正面作战中遭受严重的损失，许多党政军干部在作战中光荣牺牲和被敌人杀害，各个革命根据地在敌人重兵围攻下遭到严重破坏。冯白驹等率领特委和琼崖苏维埃政府等领导机关转上母瑞山坚持斗争，海南岛的土地革命受到重大挫折后再次转入了低潮。
在革命处于十分困难的时期里，国民党反动派对黎族人民进行了空前的迫害。陈汉光部实行一套“剿抚兼施”的反动政策，一方面用飞机大炮征剿杀戮，疯狂地镇压黎族人民的反抗；
一方面设立统治黎族人民的“琼崖抚黎专员公署”等反动机构，同时又用小恩小惠来笼络收买人心。一九三五年又把五指山黎族地区划为白沙、保亭、乐东三县，推行反动的保甲制度，利用黎族上层人物充当乡、保、甲长等职务，进一步与黎族反动势力紧密勾结起来，妄图割断党和黎族人民的血肉联系，对黎族人民进行更为残酷的压迫和掠夺。
勿论反动派如何的残暴毒辣，蕴藏在各族人民中的革命力量是永远消灭不了的，在六连岭、母瑞山等革命根据地，一直飘扬着革命的红旗。转移到母瑞山的琼崖特委领导人冯白驹等，与黎、苗族人民一起，过着野果野菜作粮，芭蕉叶作被的生活，克服种种艰难困苦，坚持革命斗争，使“革命红旗不倒”。而黎族人民在这艰苦的岁月里，也表现出高度的革命英雄气概和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如崖县仲田岭根据地的三十多名黎族赤卫队员，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从一九三三年一至三月，坚守在深山密林里，先后打退了陈汉光部三百多名军队十多次的进攻。由于敌人的重重封锁，反复搜山，白天黑夜都不能生火，以致十六天之久未有粒米进口，只能以山薯、野果充饥。但是他们并不气馁，终于冲出重围，奔向六连岭根据地和红军胜利会合。又如万宁县北大乡的黎族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在一九三三年秘密恢复了党的组织和农会，成立了赤卫队，并输送了一批黎族农民到六连岭根据地参加红军。
一九三三年春，冯白驹等在母瑞山坚持了十个月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只剩下二十多人，不得不突围回到琼山县大山乡一带，与在当地进行地下活动的琼文县委书记等人取得联系，并分头到各县恢复各级党的领导机关，组织红军游击队，
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经过三年的艰苦工作，特委机关和琼山、文昌、澄迈、琼东、乐会、万宁等县委相继恢复，并向岛西、岛南各县开展工作，建立了儋县、临高、感恩等县委领导机关，红军游击队也有所发展。
一九三六年春，在琼山县成立了琼崖工农红军游击司令部，指挥各地的游击小组，采取灵活的作战方式打击敌人，革命的星星之火，在海南岛的大地上又逐渐燃烧起来。
一九三六年冬，中共琼崖特委派了一些党员到昌江、感恩两县的黎、汉族杂居地区（现属东方县）进行革命活动，争取和团结了大多数要求抗日的中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在县城和附近黎、汉族村庄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发动各族人民捐献了一百多支步枪，组织和装备了党所领导的昌感地区第一支各族人民的抗日游击队。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南岛的革命斗争曾遭到多次重大的挫折，每逢关键时刻，在沿海平原地区活动的红军和革命干部，即转移到腹地的黎、苗族聚居区和杂居区，在那里发动群众，积蓄力量，使革命又蓬勃地发展起来，并再次向外围地区扩展。这说明了海南岛的革命力量之所以能够得到生存和发展，是和黎、苗、汉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持和拥护分不开的。
附注
①乐会县四区阳江市现属琼海县阳江公社，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南岛革命斗争的中心，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苏维埃政府曾一度驻在该市，当时有“小莫斯科”之称。
①王昭夷是现今保亭县保城公社（当时属陵水县）的黎族人，祖辈几代都是当地的大地主恶霸。他于大革命高潮中投机混入革命队伍，并骗取了东路红军副总指挥的职务，驻守在现今保亭县保城镇一带。
①AB团是当时国民党潜伏在红色区域内的反革命组织。AB是英文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简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