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 陵水地区农民运动的兴起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我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黎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开始走上了崭新的阶段。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一些进步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就开始在海南岛进行革命活动，他们通过报纸、剧社和以学校为阵地，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一九二三年，党的“三大”决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组成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一新的革命形势推动下，广大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逐步开展起来。一九二四年，党派徐成章从香港回海南，进行革命秘密活动，在工人队伍中发展党的组织。与此同时，党又派罗汉等到加积市农工职业学校（后改为仲恺农工学校）任教，传播革命思想和培养各民族革命干部，为后来开展岛上的农民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师进军海南，扫除军阀邓本殷的反动统治，当时大批共产党员随军而来，其中王文明担任了该师的政治部主任。在党的领导和共产党员的积极努力下，到二月底就胜利平定了海南岛的军阀割据局面，党的威信在群众中大大提高，海南岛的革命形势有了迅速的发展。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全岛革命斗争的统一领导，一九二六年三月在海口市竹林村举行了琼崖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琼崖地方委员会，从此海南岛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
地委成立后，岛的西北部和东部各县相继建立了党团组织，全岛党员人数很快发展到一千多人。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儿童团等革命团体也组织起来。党当时特别注意在农村中开展农民运动，各县、区、乡的农民协会发展很快，到一九二六年底，全岛会员人数就达到六十多万人，有些县的农民协会还有自己的武装——农军。在党的领导和农民协会的推动下，开展了热火朝天的抗租抗税、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
当革命运动从海南岛东北、西北和东部各县汉族地区蓬勃兴起的时候，在黎族聚居区和杂居区的陵水县以至陵万（宁）、陵崖（县）交界地区的革命运动也有较迅速的发展。一九二六年春，中共广东区委派陈贵清（汉族）、黄振士（黎族）等回陵水，利用当时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一方面在陵水县城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一方面深入到城郊农村的黎族和汉族群众中去，组织农民协会，培养和吸收了一部分先进分子入党，党的队伍不断壮大，到了夏天，全县党员人数发展到一百多人。是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在陵水县城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共陵水县委员会，黄振士担任了第一任县委书记。在县委领导下，县、区、乡各级农民协会和妇女协会等革命团体也相继建立起来。为了迎接农民运动高潮的到来，县委又举办了陵水县农民训练所，有计划地培养黎、汉族农民运动骨干，当时参加学习的学员有五十多人，其中黎族学员占了半数，为陵水地区农民运动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九二五年陵水地区遇旱受灾，广大劳动人民濒于死亡线上。一九二六年适值风调雨顺，农作物获得较好收成，劳动人民以为稍可复苏，岂料那些一向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顾人民死活，竟到处催租逼债，并勒索偿还上年歉收时的租谷；另一方面又与投机商人勾结，套购大量粮食，准备偷运出境，谋取暴利。这一勾当引起了各族农民极度的不满和愤慨。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在党的领导下，农民协会积极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斗争。一九二六年八月间，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土豪劣绅、反租税、反粮食外运的斗争展开了，数以千计的黎、汉族农民拿起梭标、弓箭、猎枪、锄头、扁担作武器，与武装的农民训练所学员相配合，齐集到陵水县城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工农兵联合起来”等革命口号，并分头派遣队伍把守港口要道，封船封车，把准备偷运出境的粮食截回，迫使当时陵水县的反动县长和土豪劣绅纷纷逃命。这次斗争的胜利，显示了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强大威力，大大鼓舞了各族人民争取更大胜利的信心和斗志。在这次胜利的斗争中，农民训练所的各族学员起了很好的配合和推动作用。
正当全国农民运动猛烈开展，北伐军迅速向长江流域推进的时候，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指使下，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四月二十一日，大屠杀也扩展到了海南岛。在大屠杀的前夕，由于接到广东省委指示立即向农村转移的通知，地委书记王文明和地委领导机关安全转移到乐会县阳江市，其他地委委员冯平、许侠夫等撤退到澄迈、临高、琼东、文昌等县一带，原来在琼东、乐会、万宁等县的主要干部和仲恺农工学校、农民训练所的师生们也撤退到六连岭等山区，在农会武装的基础上建立武装队伍，进行自卫，反击敌人的屠杀。但是，有不少来不及撤离的干部和群众惨遭敌人杀害。他们在光荣牺牲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表现了共产党人忠贞不屈的高贵品质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在广大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影响。
在国民党反动派篡夺了革命政权的黑暗统治下，土豪劣绅乘机复起，到处向农民反攻倒算，残酷迫害和惨杀革命农民，仅琼山县里桥村被杀的就达三百多人，农民的土地被霸占，房屋被烧毁，一片白色恐怖。各族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豪绅的矛盾更加尖锐，仇恨的怒火在群众的心中猛烈地燃烧起来。因此，当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转移到陵水、崖县等地农村之后，很快就恢复了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同时，党还有计划地派了一批党员深入到五指山边缘地区的加峒、太平、榕木等黎族聚居区和黎汉杂居区进行革命活动，使黎族地区和整个海南岛的革命斗争更紧密地联结起来。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由陵水县城撤出的大批农运骨干和革命群众，则以离城十多里的黎族聚居区——坡村为基地，先后打退了反动军队的多次进攻，并在当地吸收了一批经过锻炼和考验的黎、汉族农民入党，到一九二七年秋天，陵水全县党员已发展到五百多人。这样，由于反革命大屠杀而一度遭到摧残的陵水地区的革命活动，又迅速地发展起来，并向陵水县西北部山区（今保亭县的部分地区）扩展，使更多的黎族人民投入到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去。
在革命群众斗争情绪日益高涨和农民革命武装力量日益壮大的形势下，一九二七年农历七月二十一日，以坡村农军总指挥部的农军为主力（其中大部分是黎族）的全县二千多名武装队伍突袭陵水县城，国民党反动派被迫仓皇弃城逃跑。但他们逃离之后不久，又纠集残兵和全县地主武装向县城反扑。农军方面经过七天的战斗，在给予敌人以沉重打击之后，为了在农村中广泛建立据点以及保护即将到来的秋收，便主动撤离县城，转移到现今陵水、保亭两县边境的黎亭、坡村、万〓、白茅、马岭、大艾肚、竹葵等村庄和陵水、万宁边境的北风坡一带农村，一面整训和扩大队伍，一面发动群众保卫秋收，为迎接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准备条件。
有着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黎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始，就与汉族人民一起并肩战斗，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对海南岛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黎族人民的骄傲。
第二节 土地革命和红色政权的建立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中共广东省委即派杨善集以特派员的名义回到海南，指导全岛的革命工作。
是年六月，杨善集在乐会县阳江市①召开了琼崖地委临时会议，传达省委关于组织农民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并将“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改为“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九月，中共琼崖特委召开了琼崖革命军事会议，根据党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精神，决定成立琼崖革命军事委员会，并建立全琼的革命武装。十月，又在乐会县第四区白水泉村召开了全琼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领导和发动各族人民举行秋收起义，实行土地革命，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经过这几次会议以后，海南岛的革命斗争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东部各县的革命力量迅速发展，不久又建立了母瑞山和六连岭根据地。陵（水）崖（县）民族地区的革命斗争，这时也有了新的高涨。陵水县的农民武装又恢复到一千多人；崖县东部藤桥镇附近十多个黎、汉族杂居村庄，也先后建立了十多个党支部，组织了一支三百多人的农军队伍。在这个基础上，陵崖地区的党组织根据特委的指示，领导黎、汉族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一九二七年农历十一月二日，陵水县的工农革命军和群众三千多人，再次攻占了陵水县城，这是秋收起义后的一个巨大胜利。
对陵水县城的解放，中共琼崖特委十分重视，派了琼崖工农革命军东路总指挥徐成章率领三百多名工农革命军前去支援和指导工作。在党的领导下，立即进行革命政权的建设，召开了全县农民代表大会，制订了《土地革命条例》，并于十二月二①乐会县四区阳江市现属琼海县阳江公社，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南岛革命斗争的中心，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苏维埃政府曾一度驻在该市，当时有“小莫斯科”之称。
日召开全县农民群众大会，宣传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号召全县各族农民进一步团结起来，实行土地革命。到会的二千多群众无不欢欣鼓舞，不断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等口号。城内的手工业工人也按各行业组织了工会和赤卫队；城郊普遍组织了农军常备队和后备队，由县农军指挥部领导；全县的财经管理工作由新建立的“经济委员会”统一掌握。“一切权力归农会！”是当时最响亮的革命口号。农民协会不仅是土地革命的领导机关，同时也是政权机关。在县农民协会之下，全县五个区四十多个乡都成立了农民协会。各乡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下，在城内工人赤卫队的大力支援下，斗争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地主豪绅，清算了他们欠下人民的血债，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和财产，打下了他们的威风，世世代代受苦受难的黎、汉族农民都挺起了腰，扬眉吐气，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的领导是胜利的源泉，也充分显示出革命农民的巨大政治力量。
在各族人民革命热潮汹涌澎湃的时候，在各区乡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的基础上，陵水县委接到特委的指示，于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召开了一千多人的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宣布陵水县苏维埃政府成立，选举王业熹任主席。这是海南岛第一个县苏维埃政权，是陵水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斗争的成果，也是海南岛各族人民用鲜血在祖国伟大的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的光辉的一页。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一方面在城内建立琼崖工农红军东路指挥部和红军干部学校，加强对革命武装力量的领导，同时在城郊的黎、汉族农村中进行分配土地的工作。翻了身的农民带着从地主豪绅手中没收得来的地契、借据、账本、刑具等等，欢天喜地来到县城的广场，集中焚毁，欢庆土地还家，热烈庆祝土地革命的胜利。
在全岛秋收起义革命热潮的推动和影响下，崖县东部地区的革命斗争也得到迅速发展。一九二八年初，崖县藤桥的党组织发动了三百多黎、汉族农民武装，解放了藤桥市，成立了中共藤桥市委员会和市农民协会，同年二月成立了藤桥市苏维埃政府，接着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另外又派出一批党员到黎族聚居的仲田岭，发动黎族农民参加土地革命，建立了党小组，组织了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为以后开辟仲田岭根据地打下了初步基础。
一九二八年春，特委在乐会县第四区召开全琼苏维埃会议，成立琼崖苏维埃政府，由王文明任主席，并颁布了各项革命法令，以保证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琼崖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海南岛的土地革命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但是，这个时候党内一些领导人对革命斗争形势认识不足，没有及时地把革命引向反动派统治薄弱的农村，继续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工农民主政权，发动群众，积蓄力量，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反而决定举行“全琼大暴动”，继续组织主力向城市进攻，把目标放在加积、海口等中心城市。一九二八年二月底，驻在陵水县城的东路工农红军根据特委的指示，分南北两路向崖县和万宁进军。南征的一路到藤桥市后与当地农军汇合，并吸收了自动前来要求参战的黎族武装农民二百多人，迅速攻克了榆林港和三亚镇，准备直捣国民党南路剿共总指挥兼崖县县长王鸣亚的老巢——崖城。但是，北上进攻万宁的一路工农红军，由于沿途遭遇敌人援军的截击，又与从六连岭出击万宁的琼崖工农红军主力失去联系，只得转移到万宁与乐会县交界的分界市附近等待援军。南征到达三亚镇的工农红军得悉北征红军受挫的消息后，便抽调主力北上支援。当南北两路红军会师后，立即向分界市发动进攻，但由于守敌的援军赶到，以致敌我力量悬殊，经过浴血奋战，红军大部伤亡，东路总指挥徐成章在战斗中受伤牺牲，东路工农红军受到很大损失。
分界市战斗失利后，国民党反动派趁机发动疯狂的反扑。在崖县，一九二八年初夏，王鸣亚部纠集大批反动武装向藤桥市围攻。市内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抵抗了一个多月，最后因弹尽援绝，迫得向陵水县七弓（现保亭县保城到什玲一带黎族聚居区）转移，准备与驻在该地的王昭夷①部会合，坚持抗击敌人。岂料包藏祸心的王昭夷已背叛了革命，暗地里和王鸣亚结成反共联盟，当红军到来时，他一面假惺惺地安排红军休息，一面却协同王鸣亚部将红军包围。工农红军由于经历艰苦的战斗和长途跋涉而疲乏不堪，对敌人这一里应外合阴谋又缺乏警惕，以致在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中，大部分红军被打散或牺牲，领导成员中只有张开泰等在黎族妇女的掩护下得免于难，革命力量受到惨重损失。接着陵水地区的红军据点也受到王鸣亚部的进攻，陵水县城受到敌人的包围，红军被迫于四月十一日转移到离城三十多里的彭谷园、马岭、港坡、东光等村庄，凭着简陋的武器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在保卫彭谷园的战斗中，共青团县委书记陈贵清等为了掩护队伍撤退，光①王昭夷是现今保亭县保城公社（当时属陵水县）的黎族人，祖辈几代都是当地的大地主恶霸。他于大革命高潮中投机混入革命队伍，并骗取了东路红军副总指挥的职务，驻守在现今保亭县保城镇一带。
荣牺牲。黎族农民的优秀儿子农军指挥黄家连，带领十多名战士，抗击三百多敌军的围攻，最后和全体农军战士坚持到弹尽而英勇牺牲在阵地上。至此东路红军的主力几乎损失殆尽。
一九二八年五月，国民党反动派增派一师军队到海南岛加强对革命人民的镇压。敌人恃着优势的兵力向我苏区发动猖狂的进攻。红军和农民革命武装在多次作战中蒙受重大的损失，苏区的革命村庄受到敌人的残酷破坏，许多革命干部和群众被迫转入分散秘密活动。红军除了一部分在六连岭和琼山县的羊山地区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和特委领导机关转移到母瑞山区，依靠当地黎、苗、汉各族人民的支援，坚持革命斗争。从一九二八年夏天开始，经过一年的艰苦工作，到一九二九年五月成立了大山乡苏维埃政府；不久，学校、医院、合作社等也在母瑞山办起来了。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曾一度设在这里。
自一九二八年夏天陵崖地区的革命斗争转入低潮后，革命活动转移到陵水县西北部（现属保亭县）、崖县东北部和万宁县西部黎、苗族人民居住的山区。当时，一批共产党员来到万宁县新富乡（现东兴公社）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吸收了十多名黎族农民入党，发动全乡黎族农民建立了农民协会、妇女会和青年团，组织了一支百多人的农民武装队伍，成立了新富乡苏维埃政府，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打击地主武装，没收恶霸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农民。同时，还开办农民识字夜校。广大黎族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迅速提高，因而一直为保卫工农民主政权和土地革命胜利成果而坚持斗争了三年。同年秋天，党又在大理乡（现陵水县大里公社）发动黎族群众进行抗租斗争，提出了“没收山林归穷人！”的口号，组织了农民武装指挥部，团结一部分黎族上层开明人士参加政权工作，建立了乡苏维埃政府。在加峒乡（现琼中县和平公社）的黎族农民中，也开展了广泛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建立了乡苏维埃政府。与此同时，崖县仲田岭周围九个乡也重新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和工农民主政权。
一九二八年秋，中共广东省委派黄学增来海南任琼崖特委书记，并于母瑞山召开了全琼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各县党政组织和革命团体化整为零，分散转移到各地开展地下斗争，各县的红军组成小分队和武装小组，进行游击活动。一九二八年冬，由于受城市中心观点的影响，把工作重点放在海口、加积等城镇，准备通过策动兵变和群众暴动夺取城市政权，达到夺取全岛革命胜利的目的，黄学增和部分特委成员从母瑞山迁入海口市。一九二九年七月，黄学增等被捕牺牲，使革命又遭到一次重大的损失。在这一关键时刻，当时任澄迈县委书记的冯白驹于同年九月到母瑞山与琼崖苏维埃主席王文明等商议，召开了各县委和琼崖苏维埃党团等单位代表的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琼崖临时特别委员会，冯白驹任书记，会议并决定将各级党的领导机关迁回农村，努力巩固和发展农村根据地。
一九二九年底至一九三〇年春，国民党反动派的主力部队被调回大陆，敌人在海南岛只有海军陆战队一个团和一个保安团的兵力，客观上造成了有利于开展革命斗争的形势，全岛各地的党组织和红军、苏维埃政权又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在陵崖地区，早在一九二九年夏天，中共陵水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就在陵水县西部麻竹岭走信村（黎族村庄）恢复；同时，中共崖县三区委、区苏维埃政府也在仲田岭重建起来。陵崖地区的革命斗争由于有了这些后方根据地，土地革命又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党在城市的地下工作也恢复了，并策动了陵水县国民党部队的一个连起义。这支队伍经过短期的训练，并补充一批有较高觉悟的黎、汉族农民到部队中来，在一九二九年秋间发动了一次扫荡陵水县反动地主武装喃嘈团局的战斗，并袭击陵水县城，救出了一批在狱的革命干部和群众。接着又与仲田岭的赤卫队配合，再度攻占了藤桥市。这些斗争的胜利，又重新燃起了陵崖地区革命斗争的烈火，鼓舞了各族人民的革命斗志。
一九三〇年四月间，在母瑞山召开了全琼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三年来的经验和教训，决定在全岛各地加强农村工作，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扩大红军，开展激烈的军事行动，在各地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会上并决定将中共琼崖临时特别委员会正式恢复为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冯白驹当选为书记。这是海南岛党的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它迎来了土地革命第二次高潮的到来。
党代表大会以后，全岛的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红军从一个团发展为三个团，共两千多人，并于一九三〇年八月—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下辖三个团和娘子军连。娘子军连里有来自全岛各县的各族青年妇女，她们负担着打击敌人，掩护伤员，担任向导和通讯、运输物资等各项任务，她们英勇杀敌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受到人们普遍的赞扬。
一九三一年初，中共陵水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迁到仲田岭根据地。在根据地内，召开了陵崖地区农民代表大会，根据中共琼崖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精神，通过了“继续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扩大赤卫队，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的决议。经过党的各级组织的积极工作，到一九三一年夏秋之间，陵崖地区的大部黎族和汉族村庄，再次掀起了土地革命热潮，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权都先后恢复，革命群众组织也迅速发展壮大，各革命根据地也日趋巩固。
正当革命形势逐步好转和向前发展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知道单靠武力不能消灭海南岛的革命力量，于是使用阴险狡猾的手段，派遣一批托派、AB团①等特务分子潜入我革命根据地，混入革命队伍内进行破坏活动，企图从内部来瓦解革命。特委及时采取措施，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但在开展肃反运动中扩大了打击面，因而也损害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一九三二年八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陈汉光警卫旅到海南岛，陈部军队挟其飞机大炮等精良装备和绝对优势的兵力，向各地的红军和苏区发动齐头并进的围攻。红军由于力量过分悬殊，在与敌人正面作战中遭受严重的损失，许多党政军干部在作战中光荣牺牲和被敌人杀害，各个革命根据地在敌人重兵围攻下遭到严重破坏。冯白驹等率领特委和琼崖苏维埃政府等领导机关转上母瑞山坚持斗争，海南岛的土地革命受到重大挫折后再次转入了低潮。
在革命处于十分困难的时期里，国民党反动派对黎族人民进行了空前的迫害。陈汉光部实行一套“剿抚兼施”的反动政策，一方面用飞机大炮征剿杀戮，疯狂地镇压黎族人民的反抗；一方面设立统治黎族人民的“琼崖抚黎专员公署”等反动机构，同时又用小恩小惠来笼络收买人心。一九三五年又把五指山黎族地区划为白沙、保亭、乐东三县，推行反动的保甲制度，利用黎族上层人物充当乡、保、甲长等职务，进一步与黎族反动势力紧密勾结起来，妄图割断党和黎族人民的血肉联系，对黎族人民进行更为残酷的压迫和掠夺。
勿论反动派如何的残暴毒辣，蕴藏在各族人民中的革命力量是永远消灭不了的，在六连岭、母瑞山等革命根据地，一直飘扬着革命的红旗。转移到母瑞山的琼崖特委领导人冯白驹等，与黎、苗族人民一起，过着野果野菜作粮，芭蕉叶作被的生活，克服种种艰难困苦，坚持革命斗争，使“革命红旗不倒”。而黎族人民在这艰苦的岁月里，也表现出高度的革命英雄气概和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如崖县仲田岭根据地的三十多名黎族赤卫队员，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从一九三三年一至三月，坚守在深山密林里，先后打退了陈汉光部三百多名军队十多次的进攻。由于敌人的重重封锁，反复搜山，白天黑夜都不能生火，以致十六天之久未有粒米进口，只能以山薯、野果充饥。但是他们并不气馁，终于冲出重围，奔向六连岭根据地和红军胜利会合。又如万宁县北大乡的黎族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在一九三三年秘密恢复了党的组织和农会，成立了赤卫队，并输送了一批黎族农民到六连岭根据地参加红军。
一九三三年春，冯白驹等在母瑞山坚持了十个月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只剩下二十多人，不得不突围回到琼山县大山乡一带，与在当地进行地下活动的琼文县委书记等人取得联系，并分头到各县恢复各级党的领导机关，组织红军游击队，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经过三年的艰苦工作，特委机关和琼山、文昌、澄迈、琼东、乐会、万宁等县委相继恢复，并向岛西、岛南各县开展工作，建立了儋县、临高、感恩等县委领导机关，红军游击队也有所发展。
一九三六年春，在琼山县成立了琼崖工农红军游击司令部，指挥各地的游击小组，采取灵活的作战方式打击敌人，革命的星星之火，在海南岛的大地上又逐渐燃烧起来。
一九三六年冬，中共琼崖特委派了一些党员到昌江、感恩两县的黎、汉族杂居地区（现属东方县）进行革命活动，争取和团结了大多数要求抗日的中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在县城和附近黎、汉族村庄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发动各族人民捐献了一百多支步枪，组织和装备了党所领导的昌感地区第一支各族人民的抗日游击队。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南岛的革命斗争曾遭到多次重大的挫折，每逢关键时刻，在沿海平原地区活动的红军和革命干部，即转移到腹地的黎、苗族聚居区和杂居区，在那里发动群众，积蓄力量，使革命又蓬勃地发展起来，并再次向外围地区扩展。这说明了海南岛的革命力量之所以能够得到生存和发展，是和黎、苗、汉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持和拥护分不开的。
第三节抗日战争和黎族人民的白沙起义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爆发，全国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黎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行列。
中共琼崖特委根据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曾多次与海南岛的国民党当局谈判，提出实现海南岛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主张。但是，由于海南岛国民党当局的阻挠，直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才达成共同抗日的协议。琼崖工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省第十四统率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队”（简称“琼崖抗日独立队”），由冯白驹任队长，并于同年十二月五日在琼山县云龙市举行独立队的成立和誓师大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战争。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日寇在海陆空军配合下，大举进犯海南岛。由于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致使日寇长驱直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便占领了沿海大小城镇和广大乡村。日寇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各族人民遭到空前未有的灾难。为了抗击日本法西斯强盗，就在日寇登陆海南岛的那一天，琼崖抗日独立队立即派出一个中队赶到海口市以南南渡江边的潭口，阻击企图渡江东进的敌人，掩护海口市人民撤退，揭开了海南岛各族人民抗战的序幕，大大提高了独立队的威信，鼓舞了各族人民的抗日斗志。
日寇登陆海南岛后，国民党主力部队即退缩到五指山中心地区，袖手旁观，“坐待胜利”。与此相反，党领导各族人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以罗牛桥和罗板铺两次漂亮的伏击战威震敌胆，并在琼山、文昌两县交界的树德、咸来、道崇、大昌、南阳等十多个乡建立了海南岛第一个抗日游击根据地。一九三九年九月，琼崖独立总队①经过十三昼夜的激战，攻占了日寇在儋县的重要据点那大市。这一连串的胜利，提高了抗日军民的士气，增强了广大人民争取抗日胜利的信心。
党中央十分关怀海南岛人民的抗日斗争，于一九三九年八月派出干部带着电台冲破日寇的重重封锁，来到特委所在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传达党中央对海南抗日斗争的指示。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特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召开了特委会议，总结了日寇入侵海南以后党政军民等方面的工作，决定今后的斗争任务，并提出必须加强“黎运”工作，团结黎、苗等少数民族，发展和壮大抗日力量，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九年冬，中共琼崖特委为了坚持长期抗战，巩固抗日阵地，争取最后胜利，决定把独立总队的主力转移到澄迈、临高两县交界的美合山区，建立抗日中心根据地——美合根据地。美合地处澄迈、临高、屯昌、儋县、白沙五县咽喉，山高林密，是汉、黎、苗各族杂居区。根据地建立后，党的各级组织和独立总队十分重视做好当地的群众工作，组织了专门的民运工作队，向各族人民宣传党的团结抗日政策，广泛组织农民自卫军和锄奸队；同时在根据地内建立了乡村抗日民主政权，没收汉奸的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在美合村建立了供销合作社，以公平合理的价格交换农民的农副产品，帮助根据地农民解决缺乏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困难，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群众抗日积极性大大提高。为了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机关、部队、学校都开展生产运动；同时成立了党校、琼崖抗日公学、农训班和随营的军政干部训练班等，为抗日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骨干。美合根据地成为抗战初期海南岛抗日的中心和各族人民日夜向往的抗日堡垒。
一九四〇年夏秋间，党中央从延安先后派了庄田、李振亚等一批军政干部来到海南岛，他们带来了党中央的指示，带来了中央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党的领导和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得到大大加强。随同前来的电讯军械技术人员到美合根据地协助建立电台和军工厂，使根据地与党中央保持直接的电讯联系。同时党还发动海外华侨捐赠大批药品和物资，解决了根据地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所造成的困难。党中央对海南岛革命斗争的深切关怀和支持，对于海南岛党组织和抗日军队的巩固与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党中央对海南岛的少数民族工作又作了重要指示，强调必须认真在三十余万黎民中进行艰苦的联络工作，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使和我们一起共同抗敌；同时要充分认识黎民所在地的五指山区是我们长期抗战的可靠根据地，只有有了这个山区作为我军的巩固后方，我们才能坚持长期抗战。党中央这一重要指示，为琼崖特委在黎族地区开展抗日革命斗争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在党的正确领导和独立总队的努力下，从一九三九年春到一九四〇年底，全岛抗日战争的规模更加扩大，除了在美合和各县汉族地区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之外，还在黎族聚居区和黎、汉杂居区，如儋县、白沙县交界地区（包括邦溪、查苗等乡），万宁、乐会交界的六连岭地区，以及保亭、陵水、万宁三县交界地区（包括南桥、雷丰坡、牛漏、兴隆等乡）先后建立了三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现今东方县和昌江县的十月田、居便、二甲、中沙、风田和乐东县的黑眉等黎族村庄，也成为独立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据点。黎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抗日战
争贡献了重要的力量。早在一九三九年三月，昌（感）乐（东）边界地区就有三百多名黎族、汉族青年参加了抗日游击队，这支抗日武装是由当地各族人民捐献的一百多支枪装备起来的。根据地的黎族人民还普遍组织了民兵、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儿童团，担任站岗放哨，防奸防特，交通运输，生产支前等工作。在昌感、乐东边界地区（今东方县境内），有二十多个民兵中队经常配合独立总队作战，活跃在日寇据点和敌人重要交通线上。当时，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引下，抗日民主政府广泛地团结了黎族中的上层爱国人士，吸收他们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工作，如昌（感）乐（东）边界地区的“西北团”、“西南团”（相当于乡的行政单位），就是按照“三三制”原则组成的乡级抗日民主政权。只有一小撮大地主、大恶霸如保亭的王昭夷，乐东的韦大元之流，他们在日寇侵略面前，出卖民族利益，甘心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受到黎族人民一致的反对和唾弃。至于龟缩在五指山区的国民党反动派和一些黎族反动上层分子，他们一心一意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党对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斗争。由于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方针和正确的策略原则，使抗日根据地内各民族、各阶层之间抗日力量的团结更进一步加强，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和抗日民主根据地日益壮大和巩固。
当全国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以后，蒋介石在全国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海南岛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也纠集主要兵力三千多人，分五路向美合根据地发动进攻；同时，各地的反动地方武装也配合向西部、东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犯。党领导抗日军民给予来犯的国民党反动军队以坚决的回
击。黎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起，在反击反动派的斗争中，广泛运用游击战术，表现出无比的英勇和机智，他们三五成群，带着土枪、弓箭，埋伏于道旁村边，袭击敌人，以少胜多。遇反动军队包围村庄时，群众实行坚壁清野，男女老幼全部撤上山去，和部队配合一起打击敌人。经过几个月艰苦的斗争，国民党的反共阴谋被粉碎了，全岛各族人民的抗日情绪更加高涨，抗日民主力量更蓬勃地发展起来。一九四一年二月，特委和独立总队的总部从美合转战到琼（山）文（昌）抗日中心区的咸来、树德一带，继续领导全岛的抗日游击战争。二月中旬，特委在树德乡召开了特委全体会议，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总结了抗战两年来的各项工作和“美合事变”的经验教训，决定在积极打击日寇的同时，充分发动群众，大力发展武装力量，开展少数民族工作，建立、巩固和扩大抗日民主政权，在自卫的原则上对国民党反共顽固军实行坚决回击。到一九四一年底，我军取得了抗击日寇的“扫荡”和粉碎国民党反共顽固军进攻的一连串胜利，独立总队从原来的六个大队发展为四个支队十个大队。抗日民主根据地也不断扩大，并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琼山县树德乡成立了“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制订了各种政策法令，在文昌、琼山、琼东、昌江等县也建立了县级抗日民主政府。从一九四一年底到一九四三年底，在黎族地区又建立了新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即昌（江）白（沙）边界地区、感（恩）乐（东）崖（县）边界地区、万（宁）保（亭）边界地区、崖（县）保（亭）边界地区和陵（水）崖（县）边界地区等五个根据地。
一九四一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妄图把中国变为它南进的后方基地，于一九四二年夏天在海南岛展开了灭绝人性的“扫荡”和“蚕食”，加以国民党反动派暗中和日寇订立了“划地分防”、“共同防共”的卖国协定，使抗日军民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面对这一严重局势，根据地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顽强的反“蚕食”斗争。广大的黎族人民拿起一切可以利用的武器，配合独立总队作战，从岛的西部昌化江下游到崖县的望楼河，从定安的母瑞山到崖县的仲田岭，到处都活跃着黎、汉族人民的抗日武装，根据地的每个山口要道，都有民兵警卫放哨，在打击来犯的敌人时，整乡整村的群众都投入战斗，连六、七十岁的老人也不示弱。在岛西南的感（恩）乐（东）崖（县）边界地区，日寇进犯特别频繁，黎族民兵表现了顽强的战斗意志，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光是田头、黑眉两村的黎族民兵和群众，在日寇“扫荡”的两年左右时间内，就与日寇战斗了五十多次。两村的青壮年男子都组织起来，编成三人或五人的战斗小组，敌人进犯时，他们埋伏村前岭后或路旁的茂密灌木丛中，迂回袭击敌人，使敌人疲于应付，狼狈溃逃。妇女们不仅平时担负了大部分的生产劳动，战时还组织担架运输，冒着枪林弹雨支援作战。老人和儿童则经常深入敌人据点侦察敌情，为部队传递情报。黎族民兵在反击日寇“扫荡”的同时，还配合独立总队插入敌占区，袭击敌人的据点。抗日军民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斗争中缴获大批军械物资。各族人民就是这样以简陋的武器来击退敌人的进犯，保卫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并以敌人的武器不断加强自己的装备。
日寇为了消灭抗日力量，到处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许多地方被划为“无人区”，生产无法进行。崖县、乐东等县大片村庄被烧毁，当地群众就和抗日部队一起，长期撤到山上盖起茅草棚栖身，和部队一起战斗。在敌人严密的封锁下，山区物资供应十分缺乏，抗日军民的粮食医药经常接济不上，在山区气候变化无常，饥寒交迫，疾病丛生的情况下，不少战士和老弱妇孺由于饥饿疾病侵袭，死于高山丛林之中。
但是不管敌人多么疯狂残暴，环境多么困难险恶，抗日军民的决心和斗志，却丝毫没有动摇，他们时刻记住毛泽东同志这个论断：“战争是长期的，必然要遭到许多艰难困苦，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努力，最后胜利必归于中国人民。”在战争频繁的艰苦岁月里，国民党反动派又不断进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更增加了根据地的困难。根据地的党政机关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尽了很大的努力来改善人民的生活，在黎族地区推行了“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所制订的一系列有利于动员各阶层人民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政策法令，在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和部队中实行精兵简政，发动广大干部和群众成立帮工队，在山上开荒生产，并把缴获敌人的粮食、耕牛、农具等分给贫苦农民；同时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使广大农民得到实际的利益。因而，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他们宁愿自己吃山薯、野菜，也要把粮食送给部队。田头村的黎族群众说：“为了打鬼子，只要我们在，就保证部队不挨饿，只要我们有半升米，部队就有半升粮！”十月田、好清等村的黎族群众，在一次撤退途中被日寇包围了，敌人用刺刀对着群众的胸膛，威逼他们，要他们说出区委和独立总队的下落；但是，命运与党紧密相连的黎族人民，宁肯牺牲自己，始终没有一个人吐露半句关于党和部队的消息。正是因为党和黎族人民有着这种血肉关系，才能领导各族人民冲破一切艰难险阻，终于取得了反“蚕食”、反“扫荡”的胜利。
正当海南岛抗日军民反“蚕食”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五指山中心地区的白沙县黎族人民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起义。
自从日寇登陆海南岛以后，国民党反动派象丧家之犬，躲进了五指山区，当时仅白沙县就充塞着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部、琼崖专员公署和儋县、临高等八个流亡县政府。他们一窜进来就争先恐后地张牙舞爪，向黎族人民要粮要钱，抽丁抽税，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仅一个红毛乡（今琼中县红毛公社），每月就被勒收白米二十石，猪牛肉一百多斤，鸡四十只，和大量的蔬菜柴草。此外还要缴纳鹿茸、熊掌、木耳、蜂蜜等土特产；还要担负盖屋、挑担、种菜等等繁重的无偿劳役，压得黎族人民喘不过气来，对国民党反动派无不切齿痛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日寇的铁蹄已经踏进白沙县东北边沿的南丰一带，不断向白沙县红毛乡等地进犯。当地的黎族人民奋起抗击，并派出几名青年向驻在附近的国民党军队求援。岂料这些反动军队不但不支援人民的抗日行动，反而以“造谣惑众”的罪名，把这几个黎族青年逮捕起来，激起了黎族人民的极大愤怒，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情绪越来越激烈。
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王毅为了镇压五指山区少数民族的反抗活动，于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农历五月十三日）在保亭县的中平、南茂等地（现属琼中县），借颁发“公民证”为名，诱骗苗族群众下山，当群众集中在一起时，用机关枪集体屠杀了苗族群众一千九百多人。这一法西斯残暴罪行，更激起了黎族人民反迫害、争生存的决心。
苗族惨案发生不久，白沙县反动政府又诬指县城附近什阳峒的黎族群众没有替他们保管好存放在那里的食盐，勒令各村要交出五、六百银元不等的罚款和木耳、蜂蜜等大批土特产。什阳的群众忍无可忍，一致决定拒绝交款，积极准备反抗。反动政府见勒索不遂，立即派出一百多人的反动军队前来“问罪”，遭到什阳群众的坚决反抗，反动军队围攻了九昼夜，仍被拒于村外。最后，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部当局见势不妙，恐事态扩大，引起群众更大的反抗，随即把白沙县反动县长撤职，并取消“罚款”。这次斗争的胜利，加强了当地黎族人民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大规模的反抗起义随即加紧酝酿。
一九四二年冬和一九四三年夏，白沙县红毛乡的黎族首领王国兴以及王玉锦等十多人，在群众的强烈要求和催促下，联络了毛贵、毛栈、番阳、水满、营根、白沙等十三个乡的代表人物，在山上举行了两次秘密会议，讨论起义计划，约定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日（农历七月二十日）凌晨举行总起义。会后各人分头到白沙、保亭、乐东等地发动群众，筹备武器和物资，做好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八月十二日，白沙县城附近的白沙、牙叉两个乡二千多愤怒的群众迫不及待提前举起义旗，首先袭击驻在白沙乡什空村和向民老村的国民党军一个中队和白沙县政府，消灭了副指挥官以下一批敌人。首战告捷的消息传到红毛乡后，为了争取主动策应，王国兴立即通知各地提前于八月十七日举行总起义。
八月十六日，当起义队伍还未齐集，驻在红毛乡什存村的国民党白、保、乐三县联络所和白沙县二区区署的反动派得到起义的风声，便把王国兴、王玉锦等起义领导人扣押起来，准备杀害。在这紧急关头，红毛乡的群众马上向元门、白沙各乡求援，约定前往什存村劫营，把王国兴等人救出来。
八月十七日凌晨，轰轰烈烈的白沙黎族人民大起义的枪声打响了。数百名起义群众高举火药枪、弓箭、钩刀等各种武器，高声呐喊冲进什存村，击溃了守敌，救出了王国兴等起义领导人，跟着攻打附近的敌人据点，积极扩大战果。当时一千多人的起义群众把驻在什向村的国民党守备二团紧密包围，经过七昼夜的激战，眼看就要把敌人全部消灭，适遇大雨淋湿了火药，守敌乘机突围逃跑。
自起义的枪声在什存村打响后，白沙全县各处立刻掀起了反迫害、争生存的斗争高潮。在毛贵、毛栈，起义群众分路攻打驻在当地的昌江、感恩、乐东等几个反动流亡县政府，和驻在什统黑村的匪军机关枪连；元门乡的群众攻打驻该地的蒋军通讯分队；龙头、光雅、七坊等乡的群众攻打驻长岭的白沙县游击大队部；白沙、牙叉乡的群众攻打驻番打村的儋县、临高两县反动流亡政府。敌人被起义的浩大声势吓破了胆，纷纷向外围逃窜。经过一个月的奋战，共歼灭了敌人三百多名，并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把盘踞在白沙县和白（沙）、保（亭）、乐（东）三县交界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机关和军队一扫而光，起义取得了巨大胜利。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在逃窜约一个多月后，又趁着海南全岛抗日军民全力对付日寇“扫荡”、“蚕食”的机会，集中一千多兵力，从乐东县的番阳、儋县的雅星、白沙县的加钗和林加乡，分四路向起义群众发动猖狂进攻。由于这次起义是黎族群众激于义愤的自发行动，缺乏正确的斗争纲领和严密的战斗组织，武器简陋，弹药不足，加上缺乏斗争经验，在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下，经过一个时期的抵抗，队伍伤亡很大，只剩下一百多人，一些不坚定的黎族败类，在困难面前动摇起来，有些投降国民党反遭枪杀，有些竟充当了日寇的奸细。而始终坚持斗争的起义领导人王国兴、王玉锦等，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最后撤退到鹦哥岭和什寒山隐蔽下来。
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白沙县的黎族人民实行了空前的大屠杀，无辜被杀害的群众达万人以上。如红毛乡原有两千多户人家，经过残酷的烧杀后，只剩下两百多户。但是，白沙县黎族人民并没有被吓倒，相反，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更深，反抗的意志更加坚决。当时，退守在鹦哥岭的王国兴等人与隐蔽在什寒山的王玉锦，以及撤退上毛兴山的毛栈乡起义群众取得联系，大家商议摆脱困境的办法，最后一致决定去找红军，去找共产党；认为只有找到红军，找到共产党，才是起义队伍的唯一出路。
起义群众想到要去找红军、找共产党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就曾在五指山区周围一带活动过，留给当地黎族人民一定的政治影响。当时南坤乡（现属屯昌县）苏维埃赤卫队的一个班长，在大革命失败后就退入红毛乡隐藏起来，和黎族群众友好相处。起义领导人王玉锦过去被陈汉光军队抓壮丁曾到过粤北驻防，听到过许多有关中央苏区红军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事迹。就在这次起义之前，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已在红毛乡邻近的霖田乡和琼山县六区
（今屯昌县境内）一带抗击日寇，他们与日寇英勇作战的消息，通过做买卖的汉商不断传到白沙县的黎族群众中去。有一次，独立总队在截击国民党顽固军的时候，解救了几个被抓当挑夫的黎族青年，并给予他们热情的招待。这许许多多的事实给当地黎族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成了起义群众下山找共产党的决心。
一九四三年九月以后，王国兴、王玉锦等起义领导人曾先后两次派出代表去找共产党，未能如愿，经过几番的努力和周折，通过日寇的重重封锁线，长途跋涉两个多月，第三次终于在十月间到达儋（县）临（高）边区抗日根据地，找到了临高县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人，并会见了独立总队四支队马白山支队长。后来由四支队政治部主任带领他们前往独立总队总部，受到中共琼崖特委书记、琼崖独立总队总队长兼政委冯白驹的亲切接见。代表们向党递交了白沙黎族人民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求援血书，受到了根据地军民热情的欢迎和慰问。当时，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尚十分困难，但还派出两位干部带着党的指示和关怀，随代表们一起携带一批弹药回到红毛乡。当他们与鹦哥岭、什寒山、毛兴山三个据点的起义群众取得联络后，立即商议成立武装常备队，开展护村锄奸斗争。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其他各乡也纷纷组织常备队，仅牙叉乡起义群众就组织了二三百人上那凡（罗凡）山坚持斗争。从此，白沙起义的黎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也为开辟五指山根据地准备了条件。这次起义对于海南岛的革命斗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底，我琼崖党政军总部转移到儋临边区。为了加强对各个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总部决定成立东区、西区和南区军政委员会，由西区军政委员会负责开辟白沙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加派干部进入红毛乡，与先到那里的干部会合，组成“黎民工作委员会”，具体领导白沙地区的工作。
坚持在鹦哥岭的王国兴等起义领导人和群众打退了国民党顽固军的多次进攻，于一九四四年四月间撤出转移到那凡，成立了白沙办事处，为建立白沙县抗日民主政府作好准备。同年五月初旬，国民党守备二团趁白沙办事处在那凡立足未稳，纠集大批兵力向那凡一带进犯，日寇又从背后袭击。在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下，我军和白沙办事处被迫撤离，白沙县一、二区的黎族人民又一次遭受敌人的摧残和屠杀。
一九四四年秋，当日寇“扫荡”的凶焰被打下去以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起来。陵水、保亭、崖县都建立了县级的抗日民主政府。琼崖纵队①司令部在这时也从澄迈县的六芹山转移到白沙县北部的阜龙乡（今可任公社），并在这个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积极准备开辟五指山中心根据地。同年冬，以原来起义群众为基础，建立白沙农民解放团（白保乐人民解放团），由王国兴任团长，王玉锦任参谋，并挑选数十名精悍的青年组成武工队，一方面配合部队作战，同时积极发动黎族群众，组织自卫队和生产队，动员黎族青年参军。当时仅红毛乡和狮球乡参军的就有一百九十名。解放团成立后广泛开展反奸肃特斗争，狠狠打击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为建立白沙县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活跃在儋（县）白（沙）和昌（江）白（沙）边区的琼纵部队，连续取得了拔除可任、牙利敌据点的胜利，并不断扩大战果。同年六月下旬，正当抗日战争在各个战场节节胜利的新形势下，党中央和广东省委指示琼崖特委和琼纵司令部，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必须进一步扩大和巩固白沙中心根据地。为此特委决定抽调三个支队中的主力大队，合编为挺进支队，由琼崖纵队参谋长李振亚率领，挺进五指山中心地区，采取昼伏夜行突然袭击的作战方式，取得了合口、罗任两次战斗的胜利，击退了国民党守备司令部主力的反扑。敌人狼狈逃出白沙县境，全县已被我军控制，并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成立白沙县抗日民主政府。至此，海南岛全岛十六个县都建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日寇只能盘据在一些孤立的城镇据点上。
正当挺进支队沿着昌化江南下向乐东县进军的时候，传来了日寇无条件投降的胜利喜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六年多艰苦抗战的海南岛各族军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光辉胜利，也是各族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伟大成果。
第四节 黎族人民和海南岛各族人民的解放
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的全国各族人民，遭受了空前的浩劫。黎族地区和全国一样，在日寇的严重摧残下，到处田园荒芜，
使富饶的五指山区变成满目荒凉的景象。抗战一经结束，人民迫切要求和平，实现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中国共产党是各族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深切关怀人民的愿望。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即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向全国人民表达了关于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为了实现这个主张，毛泽东同志亲自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提出了许多实现国内和平民主的倡议，结果与国民党签订了《双十协定》。与此同时，党并致力于解放区的各项民主建设，迅速恢复生产，改善人民生活。
在海南岛，当抗日战争胜利时，琼崖人民武装力量已壮大到七千多人，解放区拥有占全岛三分之二的土地面积，岛西南的澄迈、临高、儋县、白沙、昌江、感恩等县几乎全部为我控制，全岛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中小城镇均为琼崖独立纵队首先收复。在党中央的指示和关怀下，中共琼崖特委正尽一切力量来争取和平与民主的实现，并迅速医治战争的创伤。即使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对于白沙县解放区以及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党仍然拨出四千银元和一大批物资，帮助各族人民解决耕牛、种子、农具、粮食等问题，使生产很快恢复起来；与此同时，积极设法改善人民的政治文化生活，兴办学校，设立医疗卫生所，训练干部，实行民主选举，巩固人民政权。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各族人民满怀信心地建设自己美好的家园。
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却一心要侵吞各族人民抗日胜利的果实，妄想把独裁统治重新强加在各族人民头上，在美帝国主义支持和直接参与下，加紧进行内战的准备。中国面临着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的紧要关头，内战的乌云笼罩着整个中国的上空。
在海南岛，国民党反动派也在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就向抗日军民进行了无耻的挑衅活动。一九四五年十月，国民党军勾结日伪残余势力，袭击前往感恩城受降的琼纵部队，枪杀昌感民主政府王廷俊副县长。同年十二月，国民党四十六军调到海南岛，他们以各种残暴手段“劫收”完毕之后，便把刀锋指向解放区军民。中共琼崖特委为了争取和平，避免内战，仍然派出代表前往海口市和国民党谈判。但是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国民党反动派，恃其军事上的暂时优势，拒绝了人民的基本要求，并利用谈判的时机，不断侵扰解放区的重要城镇。
一九四六年二月，在蒋介石彻底撕毁停战令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前几个月，海南岛国民党反动派竟悍然出动大批兵力，向白沙解放区进攻，大规模的内战在海南岛爆发了。黎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和汉族人民一道，配合琼纵部队，同制造内战、不顾人民死活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为着打败蒋军的进攻，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纵队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全部歼灭敌人的军事方针。在战争初期，虽然主动地退出了陵水、崖县、儋县等中小城镇，但却歼灭了大量敌人。当蒋军以重兵向白沙解放区进犯时，琼纵主力避免和敌人决战，迅速转移到外线，广泛开展游击战、麻雀战等，抓紧战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灭敌人，取得初步的胜利。
蒋军在白沙解放区和澄迈六芹山采取的所谓“重点进攻”被粉碎后，接着，又集中了一万五千多兵力，向我东路、西路和北部沿海的解放区发动了所谓“全面扫荡”。昌感、乐东两县交界的解放区也是当时敌人“全面扫荡”的重点。一九四六年七月中，蒋军两个营向昌感、乐东交界的黑眉村进犯，杀害了七十多名干部和黎族群众，烧毁了全村的房屋，抢掠了所有的粮食，封锁了黑眉岭，企图威迫撤到山上的群众下山，断绝我革命力量和群众的联系。黎族人民面临着严重的考验。但是，黎族群众并不因此而动摇，他们纷纷向党支部宣誓，要坚决跟共产党走，与敌人作殊死的斗争，并且充分作好各种准备。当另一部分敌人调来增援，经过黑眉附近的新村仔时，村中的妇孺都有计划地疏散，只留下六名黎族青年民兵，一位养伤的琼纵战士和一位黎族老人，坚决迎敌。他们靠着几支猎枪，利用村旁茂密的灌木丛作掩护，埋伏等候敌人走近时，便集中火力向敌人射击，终于把强大数十倍的敌人打得狼狈溃逃。在反“扫荡”的战斗中，解放区各族军民发扬了高度勇敢机智的战斗精神，使敌人损兵折将，敌人的重点进攻和全面扫荡阴谋一次又一次地破产。
一九四六年九月，国民党四十六军奉命调回大陆，应付全国内战，海南岛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大为削弱，战争形势转向有利于我方发展。但当我军继续粉碎了敌人的“分期分区清剿”计划，取得了自卫战争转折性胜利之后，五指山区一带，仍有国民党残兵和黎族大地主恶霸王振强、王振群、黄光华等武装盘踞，在他们残酷的统治下，黎族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为了把黎族人民从反动统治中解放出来，为了把五指山区变为海南岛解放战争的坚固后方根据地，把黎族人民广泛发动起来，参加伟大的人民解放事业，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一九四六年
底，中共琼崖特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召开了地委书记和军队总队以上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决定集中全力开辟包括白沙、保亭和乐东三县在内的五指山根据地。
一九四七年一月，琼崖党政领导机关和琼纵司令部迁入白沙县的红毛乡，随即派出武装人员和工作队，深入到加钗、营根、新市、元门、细水一带发动黎、苗族群众，摧毁国民党反动政权，进行清匪反霸、建立民主政权等工作。到四月初，拔除了白沙、保亭之间的反动据点——水满，歼灭了王振强、王振群地主武装，没收了大批粮食和八百多头牛，跟着解放了保亭县城。五月初，琼纵部队又连续攻下了白沙、乐东交界的番阳、万冲等据点，使白、保、乐三县交界的二十多个乡连成一片，初步奠定了五指山根据地的基础。
一九四七年五月，中共琼崖特委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在红毛乡召开了第五次党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将特委改组，成立中共海南区委员会，冯白驹同志当选为书记。在各地临委的基础上，建立东西南北四个地委和四个专署。同年十月，琼崖独立纵队召开了第一次全军代表大会，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把琼纵编入人民解放军的建制，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这两次重要的会议，对于彻底打败国民党军的进攻，巩固和扩大各地的解放区，以至最后解放海南全岛，都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一九四七年夏秋间，琼纵部队继续解放了乐东县的乌烈、俄查、多港和千家等乡，把敌人压缩在乐东城内。在琼纵占领了广大农村后，敌人还想据守白沙、乐东两个县城，等待援军，企图反扑。但是，在解放区军民围困打击下，如瓮中捉鳖，最后也不得不弃城逃走。白沙、保亭、乐东三县，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全部获得解放。
白、保、乐三县的解放，使原来分散在五指山区外围的小块根据地连接了起来，形成了一片方圆上万平方公里的解放区，使琼纵有了广大的后方根据地，也有了比较充裕的人力物力补给，因而在一年之内，就由七千多人发展到一万多人，下辖三个总队和一个独立团，而且在解放区内还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五指山根据地的开辟，对海南全岛的解放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开辟五指山根据地的过程中，党一方面发动全体军民乘胜追击敌人，一方面派出干部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消灭农村封建势力，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开展解放区各项建设工作，以充分调动各族人民革命的积极性，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从一九四七年冬到一九四八年春，解放区各族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和民主建政运动。在这个运动中，黎族人民起来推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大大削弱了本民族内部的反动势力，分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逐步解决了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各级人民政权也相继建立和巩固起来。随着土地改革的胜利开展和革命政权的建立，党在黎族地区吸收了一批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先进分子入党；并且在全党进行了整党教育，大大地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和领导作用。同一时期，在乐东县的番阳乡还建立了琼崖公学和党校，创办了黎苗干部学校，吸收了大批的黎、苗族区乡干部和积极分子，进行革命理论和民族政策学习，使他们能够担负起各级民主政权管理工作。在各级民主政权的巩固和民族干部队伍迅速成长的基础上，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二日在五指山根据地的毛栈乡宣告成立“琼崖少数民族自治区行政委员会”，主任陈克文，副主任王国兴、陈斯德等，黎、苗族人民享有多年来向往的民主权利。
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胜利，为提高农业生产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可是，当时解放战争尚在激烈地进行中，军事任务还十分艰巨，财政经济也存在着很多困难。为了争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党和政府在解放区内采取了各种有效的措施，以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生产上，积极贯彻了“生产自给，减轻人民负担，发展生产，繁荣解放区”的政策，领导群众积极组织帮工、换工和互助合作组，大力开荒种植番薯等杂粮。同时建立供销合作社，积极收购各种土特产品，设法从外地运进大批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满足各族人民的日常需要，并贷出耕牛、农具、种子和款项，帮助黎族群众渡荒，使生产能正常进行。如红毛乡什运供销社在一九四六年春天刚成立，就贷给五百〇八户春耕遇到困难的黎族农民锄头、钩刀五百七十把和口粮、种子二十石，此外，还有价值昂贵的挖金工具十四副。一九四七年底，琼崖临时民主政府还颁布了《琼崖税收暂行条例》，保证了解放区经济贸易的正常发展。此外，还兴办了各种学校，推广民众识字，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出版了《新民主报》，编印了各种课本和组织了琼剧团、文工团等等，大大丰富了解放区各族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经过解放区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解放区呈现出一片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军民间和民族间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互助合作，保卫和建设解放区。解放区所取得的一系列的胜利，充分证明了党中央关于开辟五指山根据地的指示的英明和正确。实践证明，只要沿着党所指引的道路前进，就一定能够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争取海南岛全面解放，整个解放区曾掀起三次规模较大的参军运动，仅仅在一九四八年一年内，就有四千多名黎族青年参加了琼纵部队，到处出现母送子、妻送郎的动人事迹。当时在琼纵部队里到处可以看到黎族战士。同时，自治区内广大的黎族民兵在解放战争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全区两万多民兵中，单乐东一个县就有万人以上；琼中县有民兵六个中队，二百三十八个班。他们和当地的黎族群众一起，配合琼纵部队作战，组织担架队、运输队，跟随部队转战了大半个海南岛。如白沙县三区的黎族民兵在一九四九年的春季攻势中，曾跟随琼纵攻占著名的石碌矿山，在同年的秋季攻势中又解放了沿海重镇九所。乐东县番阳乡的黎族民兵也积极参加粉碎敌人垂死挣扎的乐东战斗。
一九四八年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个年头，战争已转入全面的战略进攻阶段，全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海南军民在巩固了五指山解放区以后，掌握了军事上更大的主动权。九月以后，在全国胜利形势鼓舞下，琼纵在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援下，集中优势兵力，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攻势①，解放了儋县、昌江、石碌、广坝水电站等七十多座城镇以及陵水、万宁、乐会、定安等县的广大农村，歼敌四千九百多名。
到一九四九年夏天，解放区的面积已占全岛的五分之四，人口已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三，形成了压倒敌人的优势。在攻势开展期间，各地都组织了支前委员会，收集粮食，组织随军常备民工队和在乡民工队，设立供应站、救伤医疗站等战勤机构，黎族人民积极参加了这些支前工作。
一九四九年七月，党中央指定海南岛派王国兴等为代表，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期间，海南代表受到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并参加了开国大典。这是党中央对黎族人民的深切关怀，广大黎族人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极大的鼓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广州解放，给海南岛各族人民巨大的鼓舞。胜利南下的解放大军迅速解放了广东大陆，这时党中央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指示海南区党委和琼崖纵队，从速做好支前准备工作，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海南。从大陆溃败的十数万蒋军逃到海南岛后，一方面在岛北沿海修筑所谓“伯陵防线”①，企图阻挠我解放大军解放海南；一方面出动大量兵力，妄想在最短时间内消灭岛上的革命武装，摧毁解放区，消除“心腹之患”，以便造成可以依托的后方，准备长期负隅顽抗。一九五〇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了五个师的军队，从东、南、北三面向五指山解放区进行“三光”“扫荡”。为了避免与优势敌人作正面战斗，我军暂时撤出了一些县城和市镇，五指山解放区的各族人民经历了黎明前的黑暗。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斗争，终于粉碎了敌人“两个月清剿”的进攻阴谋，保卫①“伯陵”是当时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部”头子薛岳的字。
了解放区。当琼纵第五总队在乐东县痛击国民党军的时候，千家市附近的黎族民兵在崖州坡村截击来犯的敌军，两天一夜之间进行了十二次战斗，使敌军不能越雷池半步，最后配合琼纵部队不仅把敌军赶出了乐东，并且一直追击到崖县的梅东、保平一带。乐东县田沟乡黑眉村的黎族民兵，发扬英勇抗击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光荣传统，打退了有飞机大炮助战的两团蒋军的六次进攻，杀伤了大批敌人，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绩。
在粉碎敌人进攻的同时，在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展开热火朝天的配合和接应大军渡海解放海南的支前运动。一九五〇年一、二两个月内，全岛约共征集了五万担粮食，仅乐东一县就征集了一万三千多担粮食和大量的猪牛，组织了六万多人的民工运输队。青年纷纷要求参军，如乐东县仲强乡（今志仲公社）要求参军的黎族青年达八百多人，比预定的数额多七倍多。在解放区、游击区几乎所有的人都参加支前供应站、救伤站的工作。为了保证经费充裕，琼崖临时人民政府发行了四十万元的公债，各地群众踊跃超额认购。
在支前运动中，黎族妇女们表现得最为突出。当时农村里大部分青壮年男子都参加了民工队出发外地，黎族妇女们就主动承担了大部分的生产劳动和繁重的粮食运输任务。在解放区每处大路旁的黎村，都搭起了欢迎解放大军的彩棚，妇女们纷纷组织洗衣组、缝补组和炊事组，比招待自己的亲人还要周到地接待过路的大军。在琼中县的思河乡，妇女们和男人们进行劳军比赛，单是乡里的妇女会就送了六面红旗和鸡鸭两百多只。有一位妇女会员就认购了政府发行的胜利公债五十元大洋。在七峰乡，有两位黎族妇女为了迎接大军，把做工赚来的钱买了一条小牛，亲自牵着送给解放军。至于把自己的金银首饰，甚至把节日盛装的花〓裙卖掉用来慰劳大军的事例，更是屡见不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七日，解放大军乘风破浪登陆海南，在海南岛军民的密切配合下，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打击残敌，黎族民兵、民工，长途跋涉，随军担任各种战勤工作。男女老幼，争相以各种慰劳品前来慰劳解放军。当时《东北日报》刊载一位前线记者的报导说：“部队刚到达和舍市，远在几十里以外的黎胞，连夜准备了猪、牛、鸡、香蕉、花生等慰劳解放军，并自动集合了二百多民工赶到和舍市为我军抬伤员，扛弹药。沿途黎胞都把房子扫得干干净净，等候大军来住。妇女自动地设茶水站，组织缝纫队……”迎接大军。当解放大军进抵榆林港时，乐东县每天出动数千名民工，冒着灼热的阳光，翻山越岭，挑运蔬菜、肉类前来支援。在整个参军支前运动中，黎族人民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精神和对党对解放军的无限爱戴。
解放大军渡海以后，在琼崖纵队的配合和各族人民的支援下，迅速消灭了残敌，解放了海口、加积、榆林等城市和港口。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海南岛获得全面解放。各族人民个个欢欣鼓舞，到处锣鼓喧天，红旗飘扬，庆祝各族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
黎族人民在祖国人民解放事业中，贡献了重要的力量，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涌现出许多英雄和模范战士。一九五〇年琼崖纵队举行庆功大会，有六十多名黎族战士被评为功臣模范，有的还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出席了北京的群英大会，光荣地见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以及刘少奇、朱德副主席。
黎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历了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黎族和全国各族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坚持革命斗争，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我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黎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开始走上了崭新的阶段。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一些进步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就开始在海南岛进行革命活动，他们通过报纸、剧社和以学校为阵地，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一九二三年，党的“三大”决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组成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一新的革命形势推动下，广大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逐步开展起来。一九二四年，党派徐成章从香港回海南，进行革命秘密活动，在工人队伍中发展党的组织。与此同时，党又派罗汉等到加积市农工职业学校（后改为仲恺农工学校）任教，传播革命思想和培养各民族革命干部，为后来开展岛上的农民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师进军海南，扫除军阀邓本殷的反动统治，当时大批共产党员随军而来，其中王文明担任了该师的政治部主任。在党的领导和共产党员的积极努力下，到二月底就胜利平定了海南岛的军阀割据局面，党的威信在群众中大大提高，海南岛的革命形势有了迅速的发展。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全岛革命斗争的统一领导，一九二六年三月在海口市竹林村举行了琼崖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琼崖地方委员会，从此海南岛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
地委成立后，岛的西北部和东部各县相继建立了党团组织，全岛党员人数很快发展到一千多人。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儿童团等革命团体也组织起来。党当时特别注意在农村中开展农民运动，各县、区、乡的农民协会发展很快，到一九二六年底，全岛会员人数就达到六十多万人，有些县的农民协会还有自己的武装——农军。在党的领导和农民协会的推动下，开展了热火朝天的抗租抗税、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
当革命运动从海南岛东北、西北和东部各县汉族地区蓬勃兴起的时候，在黎族聚居区和杂居区的陵水县以至陵万（宁）、陵崖（县）交界地区的革命运动也有较迅速的发展。一九二六年春，中共广东区委派陈贵清（汉族）、黄振士（黎族）等回陵水，利用当时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一方面在陵水县城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一方面深入到城郊农村的黎族和汉族群众中去，组织农民协会，培养和吸收了一部分先进分子入党，党的队伍不断壮大，到了夏天，全县党员人数发展到一百多人。是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在陵水县城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共陵水县委员会，黄振士担任了第一任县委书记。在县委领导下，县、区、乡各级农民协会和妇女协会等革命团体也相继建立起来。为了迎接农民运动高潮的到来，县委又举办了陵水县农民训练所，有计划地培养黎、汉族农民运动骨干，当时参加学习的学员有五十多人，其中黎族学员占了半数，为陵水地区农民运动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九二五年陵水地区遇旱受灾，广大劳动人民濒于死亡线上。一九二六年适值风调雨顺，农作物获得较好收成，劳动人民以为稍可复苏，岂料那些一向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顾人民死活，竟到处催租逼债，并勒索偿还上年歉收时的租谷；另一方面又与投机商人勾结，套购大量粮食，准备偷运出境，谋取暴利。这一勾当引起了各族农民极度的不满和愤慨。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在党的领导下，农民协会积极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斗争。一九二六年八月间，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土豪劣绅、反租税、反粮食外运的斗争展开了，数以千计的黎、汉族农民拿起梭标、弓箭、猎枪、锄头、扁担作武器，与武装的农民训练所学员相配合，齐集到陵水县城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工农兵联合起来”等革命口号，并分头派遣队伍把守港口要道，封船封车，把准备偷运出境的粮食截回，迫使当时陵水县的反动县长和土豪劣绅纷纷逃命。这次斗争的胜利，显示了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强大威力，大大鼓舞了各族人民争取更大胜利的信心和斗志。在这次胜利的斗争中，农民训练所的各族学员起了很好的配合和推动作用。
正当全国农民运动猛烈开展，北伐军迅速向长江流域推进的时候，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指使下，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四月二十一日，大屠杀也扩展到了海南岛。在大屠杀的前夕，由于接到广东省委指示立即向农村转移的通知，地委书记王文明和地委领导机关安全转移到乐会县阳江市，其他地委委员冯平、许侠夫等撤退到澄迈、临高、琼东、文昌等县一带，原来在琼东、乐会、万宁等县的主要干部和仲恺农工学校、农民训练所的师生们也撤退到六连岭等山区，在农会武装的基础上建立武装队伍，进行自卫，反击敌人的屠杀。但是，有不少来不及撤离的干部和群众惨遭敌人杀害。他们在光荣牺牲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表现了共产党人忠贞不屈的高贵品质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在广大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影响。
在国民党反动派篡夺了革命政权的黑暗统治下，土豪劣绅乘机复起，到处向农民反攻倒算，残酷迫害和惨杀革命农民，仅琼山县里桥村被杀的就达三百多人，农民的土地被霸占，房屋被烧毁，一片白色恐怖。各族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豪绅的矛盾更加尖锐，仇恨的怒火在群众的心中猛烈地燃烧起来。因此，当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转移到陵水、崖县等地农村之后，很快就恢复了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同时，党还有计划地派了一批党员深入到五指山边缘地区的加峒、太平、榕木等黎族聚居区和黎汉杂居区进行革命活动，使黎族地区和整个海南岛的革命斗争更紧密地联结起来。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由陵水县城撤出的大批农运骨干和革命群众，则以离城十多里的黎族聚居区——坡村为基地，先后打退了反动军队的多次进攻，并在当地吸收了一批经过锻炼和考验的黎、汉族农民入党，到一九二七年秋天，陵水全县党员已发展到五百多人。这样，由于反革命大屠杀而一度遭到摧残的陵水地区的革命活动，又迅速地发展起来，并向陵水县西北部山区（今保亭县的部分地区）扩展，使更多的黎族人民投入到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去。
在革命群众斗争情绪日益高涨和农民革命武装力量日益壮大的形势下，一九二七年农历七月二十一日，以坡村农军总指挥部的农军为主力（其中大部分是黎族）的全县二千多名武装队伍突袭陵水县城，国民党反动派被迫仓皇弃城逃跑。但他们逃离之后不久，又纠集残兵和全县地主武装向县城反扑。农军方面经过七天的战斗，在给予敌人以沉重打击之后，为了在农村中广泛建立据点以及保护即将到来的秋收，便主动撤离县城，转移到现今陵水、保亭两县边境的黎亭、坡村、万〓、白茅、马岭、大艾肚、竹葵等村庄和陵水、万宁边境的北风坡一带农村，一面整训和扩大队伍，一面发动群众保卫秋收，为迎接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准备条件。
有着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黎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始，就与汉族人民一起并肩战斗，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对海南岛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黎族人民的骄傲。
第二节 土地革命和红色政权的建立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中共广东省委即派杨善集以特派员的名义回到海南，指导全岛的革命工作。
是年六月，杨善集在乐会县阳江市①召开了琼崖地委临时会议，传达省委关于组织农民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并将“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改为“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九月，中共琼崖特委召开了琼崖革命军事会议，根据党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精神，决定成立琼崖革命军事委员会，并建立全琼的革命武装。十月，又在乐会县第四区白水泉村召开了全琼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领导和发动各族人民举行秋收起义，实行土地革命，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经过这几次会议以后，海南岛的革命斗争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东部各县的革命力量迅速发展，不久又建立了母瑞山和六连岭根据地。陵（水）崖（县）民族地区的革命斗争，这时也有了新的高涨。陵水县的农民武装又恢复到一千多人；崖县东部藤桥镇附近十多个黎、汉族杂居村庄，也先后建立了十多个党支部，组织了一支三百多人的农军队伍。在这个基础上，陵崖地区的党组织根据特委的指示，领导黎、汉族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一九二七年农历十一月二日，陵水县的工农革命军和群众三千多人，再次攻占了陵水县城，这是秋收起义后的一个巨大胜利。
对陵水县城的解放，中共琼崖特委十分重视，派了琼崖工农革命军东路总指挥徐成章率领三百多名工农革命军前去支援和指导工作。在党的领导下，立即进行革命政权的建设，召开了全县农民代表大会，制订了《土地革命条例》，并于十二月二①乐会县四区阳江市现属琼海县阳江公社，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南岛革命斗争的中心，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苏维埃政府曾一度驻在该市，当时有“小莫斯科”之称。
日召开全县农民群众大会，宣传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号召全县各族农民进一步团结起来，实行土地革命。到会的二千多群众无不欢欣鼓舞，不断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等口号。城内的手工业工人也按各行业组织了工会和赤卫队；城郊普遍组织了农军常备队和后备队，由县农军指挥部领导；全县的财经管理工作由新建立的“经济委员会”统一掌握。“一切权力归农会！”是当时最响亮的革命口号。农民协会不仅是土地革命的领导机关，同时也是政权机关。在县农民协会之下，全县五个区四十多个乡都成立了农民协会。各乡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下，在城内工人赤卫队的大力支援下，斗争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地主豪绅，清算了他们欠下人民的血债，没收了他们的土地和财产，打下了他们的威风，世世代代受苦受难的黎、汉族农民都挺起了腰，扬眉吐气，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的领导是胜利的源泉，也充分显示出革命农民的巨大政治力量。
在各族人民革命热潮汹涌澎湃的时候，在各区乡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的基础上，陵水县委接到特委的指示，于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召开了一千多人的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宣布陵水县苏维埃政府成立，选举王业熹任主席。这是海南岛第一个县苏维埃政权，是陵水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斗争的成果，也是海南岛各族人民用鲜血在祖国伟大的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的光辉的一页。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一方面在城内建立琼崖工农红军东路指挥部和红军干部学校，加强对革命武装力量的领导，同时在城郊的黎、汉族农村中进行分配土地的工作。翻了身的农民带着从地主豪绅手中没收得来的地契、借据、账本、刑具等等，欢天喜地来到县城的广场，集中焚毁，欢庆土地还家，热烈庆祝土地革命的胜利。
在全岛秋收起义革命热潮的推动和影响下，崖县东部地区的革命斗争也得到迅速发展。一九二八年初，崖县藤桥的党组织发动了三百多黎、汉族农民武装，解放了藤桥市，成立了中共藤桥市委员会和市农民协会，同年二月成立了藤桥市苏维埃政府，接着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另外又派出一批党员到黎族聚居的仲田岭，发动黎族农民参加土地革命，建立了党小组，组织了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为以后开辟仲田岭根据地打下了初步基础。
一九二八年春，特委在乐会县第四区召开全琼苏维埃会议，成立琼崖苏维埃政府，由王文明任主席，并颁布了各项革命法令，以保证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琼崖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海南岛的土地革命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但是，这个时候党内一些领导人对革命斗争形势认识不足，没有及时地把革命引向反动派统治薄弱的农村，继续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工农民主政权，发动群众，积蓄力量，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反而决定举行“全琼大暴动”，继续组织主力向城市进攻，把目标放在加积、海口等中心城市。一九二八年二月底，驻在陵水县城的东路工农红军根据特委的指示，分南北两路向崖县和万宁进军。南征的一路到藤桥市后与当地农军汇合，并吸收了自动前来要求参战的黎族武装农民二百多人，迅速攻克了榆林港和三亚镇，准备直捣国民党南路剿共总指挥兼崖县县长王鸣亚的老巢——崖城。但是，北上进攻万宁的一路工农红军，由于沿途遭遇敌人援军的截击，又与从六连岭出击万宁的琼崖工农红军主力失去联系，只得转移到万宁与乐会县交界的分界市附近等待援军。南征到达三亚镇的工农红军得悉北征红军受挫的消息后，便抽调主力北上支援。当南北两路红军会师后，立即向分界市发动进攻，但由于守敌的援军赶到，以致敌我力量悬殊，经过浴血奋战，红军大部伤亡，东路总指挥徐成章在战斗中受伤牺牲，东路工农红军受到很大损失。
分界市战斗失利后，国民党反动派趁机发动疯狂的反扑。在崖县，一九二八年初夏，王鸣亚部纠集大批反动武装向藤桥市围攻。市内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抵抗了一个多月，最后因弹尽援绝，迫得向陵水县七弓（现保亭县保城到什玲一带黎族聚居区）转移，准备与驻在该地的王昭夷①部会合，坚持抗击敌人。岂料包藏祸心的王昭夷已背叛了革命，暗地里和王鸣亚结成反共联盟，当红军到来时，他一面假惺惺地安排红军休息，一面却协同王鸣亚部将红军包围。工农红军由于经历艰苦的战斗和长途跋涉而疲乏不堪，对敌人这一里应外合阴谋又缺乏警惕，以致在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中，大部分红军被打散或牺牲，领导成员中只有张开泰等在黎族妇女的掩护下得免于难，革命力量受到惨重损失。接着陵水地区的红军据点也受到王鸣亚部的进攻，陵水县城受到敌人的包围，红军被迫于四月十一日转移到离城三十多里的彭谷园、马岭、港坡、东光等村庄，凭着简陋的武器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在保卫彭谷园的战斗中，共青团县委书记陈贵清等为了掩护队伍撤退，光①王昭夷是现今保亭县保城公社（当时属陵水县）的黎族人，祖辈几代都是当地的大地主恶霸。他于大革命高潮中投机混入革命队伍，并骗取了东路红军副总指挥的职务，驻守在现今保亭县保城镇一带。
荣牺牲。黎族农民的优秀儿子农军指挥黄家连，带领十多名战士，抗击三百多敌军的围攻，最后和全体农军战士坚持到弹尽而英勇牺牲在阵地上。至此东路红军的主力几乎损失殆尽。
一九二八年五月，国民党反动派增派一师军队到海南岛加强对革命人民的镇压。敌人恃着优势的兵力向我苏区发动猖狂的进攻。红军和农民革命武装在多次作战中蒙受重大的损失，苏区的革命村庄受到敌人的残酷破坏，许多革命干部和群众被迫转入分散秘密活动。红军除了一部分在六连岭和琼山县的羊山地区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和特委领导机关转移到母瑞山区，依靠当地黎、苗、汉各族人民的支援，坚持革命斗争。从一九二八年夏天开始，经过一年的艰苦工作，到一九二九年五月成立了大山乡苏维埃政府；不久，学校、医院、合作社等也在母瑞山办起来了。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曾一度设在这里。
自一九二八年夏天陵崖地区的革命斗争转入低潮后，革命活动转移到陵水县西北部（现属保亭县）、崖县东北部和万宁县西部黎、苗族人民居住的山区。当时，一批共产党员来到万宁县新富乡（现东兴公社）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吸收了十多名黎族农民入党，发动全乡黎族农民建立了农民协会、妇女会和青年团，组织了一支百多人的农民武装队伍，成立了新富乡苏维埃政府，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打击地主武装，没收恶霸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农民。同时，还开办农民识字夜校。广大黎族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迅速提高，因而一直为保卫工农民主政权和土地革命胜利成果而坚持斗争了三年。同年秋天，党又在大理乡（现陵水县大里公社）发动黎族群众进行抗租斗争，提出了“没收山林归穷人！”的口号，组织了农民武装指挥部，团结一部分黎族上层开明人士参加政权工作，建立了乡苏维埃政府。在加峒乡（现琼中县和平公社）的黎族农民中，也开展了广泛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建立了乡苏维埃政府。与此同时，崖县仲田岭周围九个乡也重新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和工农民主政权。
一九二八年秋，中共广东省委派黄学增来海南任琼崖特委书记，并于母瑞山召开了全琼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各县党政组织和革命团体化整为零，分散转移到各地开展地下斗争，各县的红军组成小分队和武装小组，进行游击活动。一九二八年冬，由于受城市中心观点的影响，把工作重点放在海口、加积等城镇，准备通过策动兵变和群众暴动夺取城市政权，达到夺取全岛革命胜利的目的，黄学增和部分特委成员从母瑞山迁入海口市。一九二九年七月，黄学增等被捕牺牲，使革命又遭到一次重大的损失。在这一关键时刻，当时任澄迈县委书记的冯白驹于同年九月到母瑞山与琼崖苏维埃主席王文明等商议，召开了各县委和琼崖苏维埃党团等单位代表的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琼崖临时特别委员会，冯白驹任书记，会议并决定将各级党的领导机关迁回农村，努力巩固和发展农村根据地。
一九二九年底至一九三〇年春，国民党反动派的主力部队被调回大陆，敌人在海南岛只有海军陆战队一个团和一个保安团的兵力，客观上造成了有利于开展革命斗争的形势，全岛各地的党组织和红军、苏维埃政权又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在陵崖地区，早在一九二九年夏天，中共陵水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就在陵水县西部麻竹岭走信村（黎族村庄）恢复；同时，中共崖县三区委、区苏维埃政府也在仲田岭重建起来。陵崖地区的革命斗争由于有了这些后方根据地，土地革命又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党在城市的地下工作也恢复了，并策动了陵水县国民党部队的一个连起义。这支队伍经过短期的训练，并补充一批有较高觉悟的黎、汉族农民到部队中来，在一九二九年秋间发动了一次扫荡陵水县反动地主武装喃嘈团局的战斗，并袭击陵水县城，救出了一批在狱的革命干部和群众。接着又与仲田岭的赤卫队配合，再度攻占了藤桥市。这些斗争的胜利，又重新燃起了陵崖地区革命斗争的烈火，鼓舞了各族人民的革命斗志。
一九三〇年四月间，在母瑞山召开了全琼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三年来的经验和教训，决定在全岛各地加强农村工作，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扩大红军，开展激烈的军事行动，在各地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会上并决定将中共琼崖临时特别委员会正式恢复为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冯白驹当选为书记。这是海南岛党的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它迎来了土地革命第二次高潮的到来。
党代表大会以后，全岛的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红军从一个团发展为三个团，共两千多人，并于一九三〇年八月—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下辖三个团和娘子军连。娘子军连里有来自全岛各县的各族青年妇女，她们负担着打击敌人，掩护伤员，担任向导和通讯、运输物资等各项任务，她们英勇杀敌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受到人们普遍的赞扬。
一九三一年初，中共陵水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迁到仲田岭根据地。在根据地内，召开了陵崖地区农民代表大会，根据中共琼崖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精神，通过了“继续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扩大赤卫队，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的决议。经过党的各级组织的积极工作，到一九三一年夏秋之间，陵崖地区的大部黎族和汉族村庄，再次掀起了土地革命热潮，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权都先后恢复，革命群众组织也迅速发展壮大，各革命根据地也日趋巩固。
正当革命形势逐步好转和向前发展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知道单靠武力不能消灭海南岛的革命力量，于是使用阴险狡猾的手段，派遣一批托派、AB团①等特务分子潜入我革命根据地，混入革命队伍内进行破坏活动，企图从内部来瓦解革命。特委及时采取措施，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但在开展肃反运动中扩大了打击面，因而也损害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一九三二年八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陈汉光警卫旅到海南岛，陈部军队挟其飞机大炮等精良装备和绝对优势的兵力，向各地的红军和苏区发动齐头并进的围攻。红军由于力量过分悬殊，在与敌人正面作战中遭受严重的损失，许多党政军干部在作战中光荣牺牲和被敌人杀害，各个革命根据地在敌人重兵围攻下遭到严重破坏。冯白驹等率领特委和琼崖苏维埃政府等领导机关转上母瑞山坚持斗争，海南岛的土地革命受到重大挫折后再次转入了低潮。
在革命处于十分困难的时期里，国民党反动派对黎族人民进行了空前的迫害。陈汉光部实行一套“剿抚兼施”的反动政策，一方面用飞机大炮征剿杀戮，疯狂地镇压黎族人民的反抗；一方面设立统治黎族人民的“琼崖抚黎专员公署”等反动机构，同时又用小恩小惠来笼络收买人心。一九三五年又把五指山黎族地区划为白沙、保亭、乐东三县，推行反动的保甲制度，利用黎族上层人物充当乡、保、甲长等职务，进一步与黎族反动势力紧密勾结起来，妄图割断党和黎族人民的血肉联系，对黎族人民进行更为残酷的压迫和掠夺。
勿论反动派如何的残暴毒辣，蕴藏在各族人民中的革命力量是永远消灭不了的，在六连岭、母瑞山等革命根据地，一直飘扬着革命的红旗。转移到母瑞山的琼崖特委领导人冯白驹等，与黎、苗族人民一起，过着野果野菜作粮，芭蕉叶作被的生活，克服种种艰难困苦，坚持革命斗争，使“革命红旗不倒”。而黎族人民在这艰苦的岁月里，也表现出高度的革命英雄气概和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如崖县仲田岭根据地的三十多名黎族赤卫队员，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从一九三三年一至三月，坚守在深山密林里，先后打退了陈汉光部三百多名军队十多次的进攻。由于敌人的重重封锁，反复搜山，白天黑夜都不能生火，以致十六天之久未有粒米进口，只能以山薯、野果充饥。但是他们并不气馁，终于冲出重围，奔向六连岭根据地和红军胜利会合。又如万宁县北大乡的黎族人民，冒着生命危险，在一九三三年秘密恢复了党的组织和农会，成立了赤卫队，并输送了一批黎族农民到六连岭根据地参加红军。
一九三三年春，冯白驹等在母瑞山坚持了十个月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只剩下二十多人，不得不突围回到琼山县大山乡一带，与在当地进行地下活动的琼文县委书记等人取得联系，并分头到各县恢复各级党的领导机关，组织红军游击队，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经过三年的艰苦工作，特委机关和琼山、文昌、澄迈、琼东、乐会、万宁等县委相继恢复，并向岛西、岛南各县开展工作，建立了儋县、临高、感恩等县委领导机关，红军游击队也有所发展。
一九三六年春，在琼山县成立了琼崖工农红军游击司令部，指挥各地的游击小组，采取灵活的作战方式打击敌人，革命的星星之火，在海南岛的大地上又逐渐燃烧起来。
一九三六年冬，中共琼崖特委派了一些党员到昌江、感恩两县的黎、汉族杂居地区（现属东方县）进行革命活动，争取和团结了大多数要求抗日的中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在县城和附近黎、汉族村庄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发动各族人民捐献了一百多支步枪，组织和装备了党所领导的昌感地区第一支各族人民的抗日游击队。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南岛的革命斗争曾遭到多次重大的挫折，每逢关键时刻，在沿海平原地区活动的红军和革命干部，即转移到腹地的黎、苗族聚居区和杂居区，在那里发动群众，积蓄力量，使革命又蓬勃地发展起来，并再次向外围地区扩展。这说明了海南岛的革命力量之所以能够得到生存和发展，是和黎、苗、汉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持和拥护分不开的。
第三节抗日战争和黎族人民的白沙起义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爆发，全国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黎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投入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行列。
中共琼崖特委根据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曾多次与海南岛的国民党当局谈判，提出实现海南岛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主张。但是，由于海南岛国民党当局的阻挠，直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才达成共同抗日的协议。琼崖工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省第十四统率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队”（简称“琼崖抗日独立队”），由冯白驹任队长，并于同年十二月五日在琼山县云龙市举行独立队的成立和誓师大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战争。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日寇在海陆空军配合下，大举进犯海南岛。由于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致使日寇长驱直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便占领了沿海大小城镇和广大乡村。日寇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各族人民遭到空前未有的灾难。为了抗击日本法西斯强盗，就在日寇登陆海南岛的那一天，琼崖抗日独立队立即派出一个中队赶到海口市以南南渡江边的潭口，阻击企图渡江东进的敌人，掩护海口市人民撤退，揭开了海南岛各族人民抗战的序幕，大大提高了独立队的威信，鼓舞了各族人民的抗日斗志。
日寇登陆海南岛后，国民党主力部队即退缩到五指山中心地区，袖手旁观，“坐待胜利”。与此相反，党领导各族人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以罗牛桥和罗板铺两次漂亮的伏击战威震敌胆，并在琼山、文昌两县交界的树德、咸来、道崇、大昌、南阳等十多个乡建立了海南岛第一个抗日游击根据地。一九三九年九月，琼崖独立总队①经过十三昼夜的激战，攻占了日寇在儋县的重要据点那大市。这一连串的胜利，提高了抗日军民的士气，增强了广大人民争取抗日胜利的信心。
党中央十分关怀海南岛人民的抗日斗争，于一九三九年八月派出干部带着电台冲破日寇的重重封锁，来到特委所在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传达党中央对海南抗日斗争的指示。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特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召开了特委会议，总结了日寇入侵海南以后党政军民等方面的工作，决定今后的斗争任务，并提出必须加强“黎运”工作，团结黎、苗等少数民族，发展和壮大抗日力量，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九年冬，中共琼崖特委为了坚持长期抗战，巩固抗日阵地，争取最后胜利，决定把独立总队的主力转移到澄迈、临高两县交界的美合山区，建立抗日中心根据地——美合根据地。美合地处澄迈、临高、屯昌、儋县、白沙五县咽喉，山高林密，是汉、黎、苗各族杂居区。根据地建立后，党的各级组织和独立总队十分重视做好当地的群众工作，组织了专门的民运工作队，向各族人民宣传党的团结抗日政策，广泛组织农民自卫军和锄奸队；同时在根据地内建立了乡村抗日民主政权，没收汉奸的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在美合村建立了供销合作社，以公平合理的价格交换农民的农副产品，帮助根据地农民解决缺乏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困难，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群众抗日积极性大大提高。为了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机关、部队、学校都开展生产运动；同时成立了党校、琼崖抗日公学、农训班和随营的军政干部训练班等，为抗日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骨干。美合根据地成为抗战初期海南岛抗日的中心和各族人民日夜向往的抗日堡垒。
一九四〇年夏秋间，党中央从延安先后派了庄田、李振亚等一批军政干部来到海南岛，他们带来了党中央的指示，带来了中央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党的领导和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得到大大加强。随同前来的电讯军械技术人员到美合根据地协助建立电台和军工厂，使根据地与党中央保持直接的电讯联系。同时党还发动海外华侨捐赠大批药品和物资，解决了根据地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所造成的困难。党中央对海南岛革命斗争的深切关怀和支持，对于海南岛党组织和抗日军队的巩固与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党中央对海南岛的少数民族工作又作了重要指示，强调必须认真在三十余万黎民中进行艰苦的联络工作，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使和我们一起共同抗敌；同时要充分认识黎民所在地的五指山区是我们长期抗战的可靠根据地，只有有了这个山区作为我军的巩固后方，我们才能坚持长期抗战。党中央这一重要指示，为琼崖特委在黎族地区开展抗日革命斗争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在党的正确领导和独立总队的努力下，从一九三九年春到一九四〇年底，全岛抗日战争的规模更加扩大，除了在美合和各县汉族地区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之外，还在黎族聚居区和黎、汉杂居区，如儋县、白沙县交界地区（包括邦溪、查苗等乡），万宁、乐会交界的六连岭地区，以及保亭、陵水、万宁三县交界地区（包括南桥、雷丰坡、牛漏、兴隆等乡）先后建立了三个抗日民主根据地。现今东方县和昌江县的十月田、居便、二甲、中沙、风田和乐东县的黑眉等黎族村庄，也成为独立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据点。黎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抗日战
争贡献了重要的力量。早在一九三九年三月，昌（感）乐（东）边界地区就有三百多名黎族、汉族青年参加了抗日游击队，这支抗日武装是由当地各族人民捐献的一百多支枪装备起来的。根据地的黎族人民还普遍组织了民兵、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儿童团，担任站岗放哨，防奸防特，交通运输，生产支前等工作。在昌感、乐东边界地区（今东方县境内），有二十多个民兵中队经常配合独立总队作战，活跃在日寇据点和敌人重要交通线上。当时，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引下，抗日民主政府广泛地团结了黎族中的上层爱国人士，吸收他们参加抗日民主政权工作，如昌（感）乐（东）边界地区的“西北团”、“西南团”（相当于乡的行政单位），就是按照“三三制”原则组成的乡级抗日民主政权。只有一小撮大地主、大恶霸如保亭的王昭夷，乐东的韦大元之流，他们在日寇侵略面前，出卖民族利益，甘心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受到黎族人民一致的反对和唾弃。至于龟缩在五指山区的国民党反动派和一些黎族反动上层分子，他们一心一意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党对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斗争。由于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方针和正确的策略原则，使抗日根据地内各民族、各阶层之间抗日力量的团结更进一步加强，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和抗日民主根据地日益壮大和巩固。
当全国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以后，蒋介石在全国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海南岛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也纠集主要兵力三千多人，分五路向美合根据地发动进攻；同时，各地的反动地方武装也配合向西部、东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犯。党领导抗日军民给予来犯的国民党反动军队以坚决的回
击。黎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起，在反击反动派的斗争中，广泛运用游击战术，表现出无比的英勇和机智，他们三五成群，带着土枪、弓箭，埋伏于道旁村边，袭击敌人，以少胜多。遇反动军队包围村庄时，群众实行坚壁清野，男女老幼全部撤上山去，和部队配合一起打击敌人。经过几个月艰苦的斗争，国民党的反共阴谋被粉碎了，全岛各族人民的抗日情绪更加高涨，抗日民主力量更蓬勃地发展起来。一九四一年二月，特委和独立总队的总部从美合转战到琼（山）文（昌）抗日中心区的咸来、树德一带，继续领导全岛的抗日游击战争。二月中旬，特委在树德乡召开了特委全体会议，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总结了抗战两年来的各项工作和“美合事变”的经验教训，决定在积极打击日寇的同时，充分发动群众，大力发展武装力量，开展少数民族工作，建立、巩固和扩大抗日民主政权，在自卫的原则上对国民党反共顽固军实行坚决回击。到一九四一年底，我军取得了抗击日寇的“扫荡”和粉碎国民党反共顽固军进攻的一连串胜利，独立总队从原来的六个大队发展为四个支队十个大队。抗日民主根据地也不断扩大，并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琼山县树德乡成立了“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制订了各种政策法令，在文昌、琼山、琼东、昌江等县也建立了县级抗日民主政府。从一九四一年底到一九四三年底，在黎族地区又建立了新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即昌（江）白（沙）边界地区、感（恩）乐（东）崖（县）边界地区、万（宁）保（亭）边界地区、崖（县）保（亭）边界地区和陵（水）崖（县）边界地区等五个根据地。
一九四一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妄图把中国变为它南进的后方基地，于一九四二年夏天在海南岛展开了灭绝人性的“扫荡”和“蚕食”，加以国民党反动派暗中和日寇订立了“划地分防”、“共同防共”的卖国协定，使抗日军民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面对这一严重局势，根据地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顽强的反“蚕食”斗争。广大的黎族人民拿起一切可以利用的武器，配合独立总队作战，从岛的西部昌化江下游到崖县的望楼河，从定安的母瑞山到崖县的仲田岭，到处都活跃着黎、汉族人民的抗日武装，根据地的每个山口要道，都有民兵警卫放哨，在打击来犯的敌人时，整乡整村的群众都投入战斗，连六、七十岁的老人也不示弱。在岛西南的感（恩）乐（东）崖（县）边界地区，日寇进犯特别频繁，黎族民兵表现了顽强的战斗意志，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光是田头、黑眉两村的黎族民兵和群众，在日寇“扫荡”的两年左右时间内，就与日寇战斗了五十多次。两村的青壮年男子都组织起来，编成三人或五人的战斗小组，敌人进犯时，他们埋伏村前岭后或路旁的茂密灌木丛中，迂回袭击敌人，使敌人疲于应付，狼狈溃逃。妇女们不仅平时担负了大部分的生产劳动，战时还组织担架运输，冒着枪林弹雨支援作战。老人和儿童则经常深入敌人据点侦察敌情，为部队传递情报。黎族民兵在反击日寇“扫荡”的同时，还配合独立总队插入敌占区，袭击敌人的据点。抗日军民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斗争中缴获大批军械物资。各族人民就是这样以简陋的武器来击退敌人的进犯，保卫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并以敌人的武器不断加强自己的装备。
日寇为了消灭抗日力量，到处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许多地方被划为“无人区”，生产无法进行。崖县、乐东等县大片村庄被烧毁，当地群众就和抗日部队一起，长期撤到山上盖起茅草棚栖身，和部队一起战斗。在敌人严密的封锁下，山区物资供应十分缺乏，抗日军民的粮食医药经常接济不上，在山区气候变化无常，饥寒交迫，疾病丛生的情况下，不少战士和老弱妇孺由于饥饿疾病侵袭，死于高山丛林之中。
但是不管敌人多么疯狂残暴，环境多么困难险恶，抗日军民的决心和斗志，却丝毫没有动摇，他们时刻记住毛泽东同志这个论断：“战争是长期的，必然要遭到许多艰难困苦，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努力，最后胜利必归于中国人民。”在战争频繁的艰苦岁月里，国民党反动派又不断进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更增加了根据地的困难。根据地的党政机关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尽了很大的努力来改善人民的生活，在黎族地区推行了“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所制订的一系列有利于动员各阶层人民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政策法令，在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和部队中实行精兵简政，发动广大干部和群众成立帮工队，在山上开荒生产，并把缴获敌人的粮食、耕牛、农具等分给贫苦农民；同时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使广大农民得到实际的利益。因而，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他们宁愿自己吃山薯、野菜，也要把粮食送给部队。田头村的黎族群众说：“为了打鬼子，只要我们在，就保证部队不挨饿，只要我们有半升米，部队就有半升粮！”十月田、好清等村的黎族群众，在一次撤退途中被日寇包围了，敌人用刺刀对着群众的胸膛，威逼他们，要他们说出区委和独立总队的下落；但是，命运与党紧密相连的黎族人民，宁肯牺牲自己，始终没有一个人吐露半句关于党和部队的消息。正是因为党和黎族人民有着这种血肉关系，才能领导各族人民冲破一切艰难险阻，终于取得了反“蚕食”、反“扫荡”的胜利。
正当海南岛抗日军民反“蚕食”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五指山中心地区的白沙县黎族人民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起义。
自从日寇登陆海南岛以后，国民党反动派象丧家之犬，躲进了五指山区，当时仅白沙县就充塞着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部、琼崖专员公署和儋县、临高等八个流亡县政府。他们一窜进来就争先恐后地张牙舞爪，向黎族人民要粮要钱，抽丁抽税，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仅一个红毛乡（今琼中县红毛公社），每月就被勒收白米二十石，猪牛肉一百多斤，鸡四十只，和大量的蔬菜柴草。此外还要缴纳鹿茸、熊掌、木耳、蜂蜜等土特产；还要担负盖屋、挑担、种菜等等繁重的无偿劳役，压得黎族人民喘不过气来，对国民党反动派无不切齿痛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日寇的铁蹄已经踏进白沙县东北边沿的南丰一带，不断向白沙县红毛乡等地进犯。当地的黎族人民奋起抗击，并派出几名青年向驻在附近的国民党军队求援。岂料这些反动军队不但不支援人民的抗日行动，反而以“造谣惑众”的罪名，把这几个黎族青年逮捕起来，激起了黎族人民的极大愤怒，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情绪越来越激烈。
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王毅为了镇压五指山区少数民族的反抗活动，于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农历五月十三日）在保亭县的中平、南茂等地（现属琼中县），借颁发“公民证”为名，诱骗苗族群众下山，当群众集中在一起时，用机关枪集体屠杀了苗族群众一千九百多人。这一法西斯残暴罪行，更激起了黎族人民反迫害、争生存的决心。
苗族惨案发生不久，白沙县反动政府又诬指县城附近什阳峒的黎族群众没有替他们保管好存放在那里的食盐，勒令各村要交出五、六百银元不等的罚款和木耳、蜂蜜等大批土特产。什阳的群众忍无可忍，一致决定拒绝交款，积极准备反抗。反动政府见勒索不遂，立即派出一百多人的反动军队前来“问罪”，遭到什阳群众的坚决反抗，反动军队围攻了九昼夜，仍被拒于村外。最后，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部当局见势不妙，恐事态扩大，引起群众更大的反抗，随即把白沙县反动县长撤职，并取消“罚款”。这次斗争的胜利，加强了当地黎族人民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大规模的反抗起义随即加紧酝酿。
一九四二年冬和一九四三年夏，白沙县红毛乡的黎族首领王国兴以及王玉锦等十多人，在群众的强烈要求和催促下，联络了毛贵、毛栈、番阳、水满、营根、白沙等十三个乡的代表人物，在山上举行了两次秘密会议，讨论起义计划，约定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日（农历七月二十日）凌晨举行总起义。会后各人分头到白沙、保亭、乐东等地发动群众，筹备武器和物资，做好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八月十二日，白沙县城附近的白沙、牙叉两个乡二千多愤怒的群众迫不及待提前举起义旗，首先袭击驻在白沙乡什空村和向民老村的国民党军一个中队和白沙县政府，消灭了副指挥官以下一批敌人。首战告捷的消息传到红毛乡后，为了争取主动策应，王国兴立即通知各地提前于八月十七日举行总起义。
八月十六日，当起义队伍还未齐集，驻在红毛乡什存村的国民党白、保、乐三县联络所和白沙县二区区署的反动派得到起义的风声，便把王国兴、王玉锦等起义领导人扣押起来，准备杀害。在这紧急关头，红毛乡的群众马上向元门、白沙各乡求援，约定前往什存村劫营，把王国兴等人救出来。
八月十七日凌晨，轰轰烈烈的白沙黎族人民大起义的枪声打响了。数百名起义群众高举火药枪、弓箭、钩刀等各种武器，高声呐喊冲进什存村，击溃了守敌，救出了王国兴等起义领导人，跟着攻打附近的敌人据点，积极扩大战果。当时一千多人的起义群众把驻在什向村的国民党守备二团紧密包围，经过七昼夜的激战，眼看就要把敌人全部消灭，适遇大雨淋湿了火药，守敌乘机突围逃跑。
自起义的枪声在什存村打响后，白沙全县各处立刻掀起了反迫害、争生存的斗争高潮。在毛贵、毛栈，起义群众分路攻打驻在当地的昌江、感恩、乐东等几个反动流亡县政府，和驻在什统黑村的匪军机关枪连；元门乡的群众攻打驻该地的蒋军通讯分队；龙头、光雅、七坊等乡的群众攻打驻长岭的白沙县游击大队部；白沙、牙叉乡的群众攻打驻番打村的儋县、临高两县反动流亡政府。敌人被起义的浩大声势吓破了胆，纷纷向外围逃窜。经过一个月的奋战，共歼灭了敌人三百多名，并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把盘踞在白沙县和白（沙）、保（亭）、乐（东）三县交界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机关和军队一扫而光，起义取得了巨大胜利。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在逃窜约一个多月后，又趁着海南全岛抗日军民全力对付日寇“扫荡”、“蚕食”的机会，集中一千多兵力，从乐东县的番阳、儋县的雅星、白沙县的加钗和林加乡，分四路向起义群众发动猖狂进攻。由于这次起义是黎族群众激于义愤的自发行动，缺乏正确的斗争纲领和严密的战斗组织，武器简陋，弹药不足，加上缺乏斗争经验，在敌人优势兵力的进攻下，经过一个时期的抵抗，队伍伤亡很大，只剩下一百多人，一些不坚定的黎族败类，在困难面前动摇起来，有些投降国民党反遭枪杀，有些竟充当了日寇的奸细。而始终坚持斗争的起义领导人王国兴、王玉锦等，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最后撤退到鹦哥岭和什寒山隐蔽下来。
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白沙县的黎族人民实行了空前的大屠杀，无辜被杀害的群众达万人以上。如红毛乡原有两千多户人家，经过残酷的烧杀后，只剩下两百多户。但是，白沙县黎族人民并没有被吓倒，相反，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更深，反抗的意志更加坚决。当时，退守在鹦哥岭的王国兴等人与隐蔽在什寒山的王玉锦，以及撤退上毛兴山的毛栈乡起义群众取得联系，大家商议摆脱困境的办法，最后一致决定去找红军，去找共产党；认为只有找到红军，找到共产党，才是起义队伍的唯一出路。
起义群众想到要去找红军、找共产党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就曾在五指山区周围一带活动过，留给当地黎族人民一定的政治影响。当时南坤乡（现属屯昌县）苏维埃赤卫队的一个班长，在大革命失败后就退入红毛乡隐藏起来，和黎族群众友好相处。起义领导人王玉锦过去被陈汉光军队抓壮丁曾到过粤北驻防，听到过许多有关中央苏区红军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事迹。就在这次起义之前，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已在红毛乡邻近的霖田乡和琼山县六区
（今屯昌县境内）一带抗击日寇，他们与日寇英勇作战的消息，通过做买卖的汉商不断传到白沙县的黎族群众中去。有一次，独立总队在截击国民党顽固军的时候，解救了几个被抓当挑夫的黎族青年，并给予他们热情的招待。这许许多多的事实给当地黎族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成了起义群众下山找共产党的决心。
一九四三年九月以后，王国兴、王玉锦等起义领导人曾先后两次派出代表去找共产党，未能如愿，经过几番的努力和周折，通过日寇的重重封锁线，长途跋涉两个多月，第三次终于在十月间到达儋（县）临（高）边区抗日根据地，找到了临高县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人，并会见了独立总队四支队马白山支队长。后来由四支队政治部主任带领他们前往独立总队总部，受到中共琼崖特委书记、琼崖独立总队总队长兼政委冯白驹的亲切接见。代表们向党递交了白沙黎族人民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求援血书，受到了根据地军民热情的欢迎和慰问。当时，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尚十分困难，但还派出两位干部带着党的指示和关怀，随代表们一起携带一批弹药回到红毛乡。当他们与鹦哥岭、什寒山、毛兴山三个据点的起义群众取得联络后，立即商议成立武装常备队，开展护村锄奸斗争。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其他各乡也纷纷组织常备队，仅牙叉乡起义群众就组织了二三百人上那凡（罗凡）山坚持斗争。从此，白沙起义的黎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也为开辟五指山根据地准备了条件。这次起义对于海南岛的革命斗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底，我琼崖党政军总部转移到儋临边区。为了加强对各个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总部决定成立东区、西区和南区军政委员会，由西区军政委员会负责开辟白沙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加派干部进入红毛乡，与先到那里的干部会合，组成“黎民工作委员会”，具体领导白沙地区的工作。
坚持在鹦哥岭的王国兴等起义领导人和群众打退了国民党顽固军的多次进攻，于一九四四年四月间撤出转移到那凡，成立了白沙办事处，为建立白沙县抗日民主政府作好准备。同年五月初旬，国民党守备二团趁白沙办事处在那凡立足未稳，纠集大批兵力向那凡一带进犯，日寇又从背后袭击。在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下，我军和白沙办事处被迫撤离，白沙县一、二区的黎族人民又一次遭受敌人的摧残和屠杀。
一九四四年秋，当日寇“扫荡”的凶焰被打下去以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起来。陵水、保亭、崖县都建立了县级的抗日民主政府。琼崖纵队①司令部在这时也从澄迈县的六芹山转移到白沙县北部的阜龙乡（今可任公社），并在这个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积极准备开辟五指山中心根据地。同年冬，以原来起义群众为基础，建立白沙农民解放团（白保乐人民解放团），由王国兴任团长，王玉锦任参谋，并挑选数十名精悍的青年组成武工队，一方面配合部队作战，同时积极发动黎族群众，组织自卫队和生产队，动员黎族青年参军。当时仅红毛乡和狮球乡参军的就有一百九十名。解放团成立后广泛开展反奸肃特斗争，狠狠打击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为建立白沙县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活跃在儋（县）白（沙）和昌（江）白（沙）边区的琼纵部队，连续取得了拔除可任、牙利敌据点的胜利，并不断扩大战果。同年六月下旬，正当抗日战争在各个战场节节胜利的新形势下，党中央和广东省委指示琼崖特委和琼纵司令部，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必须进一步扩大和巩固白沙中心根据地。为此特委决定抽调三个支队中的主力大队，合编为挺进支队，由琼崖纵队参谋长李振亚率领，挺进五指山中心地区，采取昼伏夜行突然袭击的作战方式，取得了合口、罗任两次战斗的胜利，击退了国民党守备司令部主力的反扑。敌人狼狈逃出白沙县境，全县已被我军控制，并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成立白沙县抗日民主政府。至此，海南岛全岛十六个县都建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日寇只能盘据在一些孤立的城镇据点上。
正当挺进支队沿着昌化江南下向乐东县进军的时候，传来了日寇无条件投降的胜利喜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六年多艰苦抗战的海南岛各族军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光辉胜利，也是各族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伟大成果。
第四节 黎族人民和海南岛各族人民的解放
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的全国各族人民，遭受了空前的浩劫。黎族地区和全国一样，在日寇的严重摧残下，到处田园荒芜，
使富饶的五指山区变成满目荒凉的景象。抗战一经结束，人民迫切要求和平，实现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中国共产党是各族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深切关怀人民的愿望。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即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向全国人民表达了关于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为了实现这个主张，毛泽东同志亲自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提出了许多实现国内和平民主的倡议，结果与国民党签订了《双十协定》。与此同时，党并致力于解放区的各项民主建设，迅速恢复生产，改善人民生活。
在海南岛，当抗日战争胜利时，琼崖人民武装力量已壮大到七千多人，解放区拥有占全岛三分之二的土地面积，岛西南的澄迈、临高、儋县、白沙、昌江、感恩等县几乎全部为我控制，全岛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中小城镇均为琼崖独立纵队首先收复。在党中央的指示和关怀下，中共琼崖特委正尽一切力量来争取和平与民主的实现，并迅速医治战争的创伤。即使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对于白沙县解放区以及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党仍然拨出四千银元和一大批物资，帮助各族人民解决耕牛、种子、农具、粮食等问题，使生产很快恢复起来；与此同时，积极设法改善人民的政治文化生活，兴办学校，设立医疗卫生所，训练干部，实行民主选举，巩固人民政权。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各族人民满怀信心地建设自己美好的家园。
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却一心要侵吞各族人民抗日胜利的果实，妄想把独裁统治重新强加在各族人民头上，在美帝国主义支持和直接参与下，加紧进行内战的准备。中国面临着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的紧要关头，内战的乌云笼罩着整个中国的上空。
在海南岛，国民党反动派也在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就向抗日军民进行了无耻的挑衅活动。一九四五年十月，国民党军勾结日伪残余势力，袭击前往感恩城受降的琼纵部队，枪杀昌感民主政府王廷俊副县长。同年十二月，国民党四十六军调到海南岛，他们以各种残暴手段“劫收”完毕之后，便把刀锋指向解放区军民。中共琼崖特委为了争取和平，避免内战，仍然派出代表前往海口市和国民党谈判。但是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国民党反动派，恃其军事上的暂时优势，拒绝了人民的基本要求，并利用谈判的时机，不断侵扰解放区的重要城镇。
一九四六年二月，在蒋介石彻底撕毁停战令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前几个月，海南岛国民党反动派竟悍然出动大批兵力，向白沙解放区进攻，大规模的内战在海南岛爆发了。黎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和汉族人民一道，配合琼纵部队，同制造内战、不顾人民死活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为着打败蒋军的进攻，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纵队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全部歼灭敌人的军事方针。在战争初期，虽然主动地退出了陵水、崖县、儋县等中小城镇，但却歼灭了大量敌人。当蒋军以重兵向白沙解放区进犯时，琼纵主力避免和敌人决战，迅速转移到外线，广泛开展游击战、麻雀战等，抓紧战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灭敌人，取得初步的胜利。
蒋军在白沙解放区和澄迈六芹山采取的所谓“重点进攻”被粉碎后，接着，又集中了一万五千多兵力，向我东路、西路和北部沿海的解放区发动了所谓“全面扫荡”。昌感、乐东两县交界的解放区也是当时敌人“全面扫荡”的重点。一九四六年七月中，蒋军两个营向昌感、乐东交界的黑眉村进犯，杀害了七十多名干部和黎族群众，烧毁了全村的房屋，抢掠了所有的粮食，封锁了黑眉岭，企图威迫撤到山上的群众下山，断绝我革命力量和群众的联系。黎族人民面临着严重的考验。但是，黎族群众并不因此而动摇，他们纷纷向党支部宣誓，要坚决跟共产党走，与敌人作殊死的斗争，并且充分作好各种准备。当另一部分敌人调来增援，经过黑眉附近的新村仔时，村中的妇孺都有计划地疏散，只留下六名黎族青年民兵，一位养伤的琼纵战士和一位黎族老人，坚决迎敌。他们靠着几支猎枪，利用村旁茂密的灌木丛作掩护，埋伏等候敌人走近时，便集中火力向敌人射击，终于把强大数十倍的敌人打得狼狈溃逃。在反“扫荡”的战斗中，解放区各族军民发扬了高度勇敢机智的战斗精神，使敌人损兵折将，敌人的重点进攻和全面扫荡阴谋一次又一次地破产。
一九四六年九月，国民党四十六军奉命调回大陆，应付全国内战，海南岛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大为削弱，战争形势转向有利于我方发展。但当我军继续粉碎了敌人的“分期分区清剿”计划，取得了自卫战争转折性胜利之后，五指山区一带，仍有国民党残兵和黎族大地主恶霸王振强、王振群、黄光华等武装盘踞，在他们残酷的统治下，黎族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为了把黎族人民从反动统治中解放出来，为了把五指山区变为海南岛解放战争的坚固后方根据地，把黎族人民广泛发动起来，参加伟大的人民解放事业，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一九四六年
底，中共琼崖特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召开了地委书记和军队总队以上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决定集中全力开辟包括白沙、保亭和乐东三县在内的五指山根据地。
一九四七年一月，琼崖党政领导机关和琼纵司令部迁入白沙县的红毛乡，随即派出武装人员和工作队，深入到加钗、营根、新市、元门、细水一带发动黎、苗族群众，摧毁国民党反动政权，进行清匪反霸、建立民主政权等工作。到四月初，拔除了白沙、保亭之间的反动据点——水满，歼灭了王振强、王振群地主武装，没收了大批粮食和八百多头牛，跟着解放了保亭县城。五月初，琼纵部队又连续攻下了白沙、乐东交界的番阳、万冲等据点，使白、保、乐三县交界的二十多个乡连成一片，初步奠定了五指山根据地的基础。
一九四七年五月，中共琼崖特委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在红毛乡召开了第五次党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将特委改组，成立中共海南区委员会，冯白驹同志当选为书记。在各地临委的基础上，建立东西南北四个地委和四个专署。同年十月，琼崖独立纵队召开了第一次全军代表大会，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把琼纵编入人民解放军的建制，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这两次重要的会议，对于彻底打败国民党军的进攻，巩固和扩大各地的解放区，以至最后解放海南全岛，都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一九四七年夏秋间，琼纵部队继续解放了乐东县的乌烈、俄查、多港和千家等乡，把敌人压缩在乐东城内。在琼纵占领了广大农村后，敌人还想据守白沙、乐东两个县城，等待援军，企图反扑。但是，在解放区军民围困打击下，如瓮中捉鳖，最后也不得不弃城逃走。白沙、保亭、乐东三县，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全部获得解放。
白、保、乐三县的解放，使原来分散在五指山区外围的小块根据地连接了起来，形成了一片方圆上万平方公里的解放区，使琼纵有了广大的后方根据地，也有了比较充裕的人力物力补给，因而在一年之内，就由七千多人发展到一万多人，下辖三个总队和一个独立团，而且在解放区内还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五指山根据地的开辟，对海南全岛的解放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开辟五指山根据地的过程中，党一方面发动全体军民乘胜追击敌人，一方面派出干部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消灭农村封建势力，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开展解放区各项建设工作，以充分调动各族人民革命的积极性，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从一九四七年冬到一九四八年春，解放区各族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和民主建政运动。在这个运动中，黎族人民起来推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大大削弱了本民族内部的反动势力，分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逐步解决了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各级人民政权也相继建立和巩固起来。随着土地改革的胜利开展和革命政权的建立，党在黎族地区吸收了一批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先进分子入党；并且在全党进行了整党教育，大大地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和领导作用。同一时期，在乐东县的番阳乡还建立了琼崖公学和党校，创办了黎苗干部学校，吸收了大批的黎、苗族区乡干部和积极分子，进行革命理论和民族政策学习，使他们能够担负起各级民主政权管理工作。在各级民主政权的巩固和民族干部队伍迅速成长的基础上，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二日在五指山根据地的毛栈乡宣告成立“琼崖少数民族自治区行政委员会”，主任陈克文，副主任王国兴、陈斯德等，黎、苗族人民享有多年来向往的民主权利。
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胜利，为提高农业生产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可是，当时解放战争尚在激烈地进行中，军事任务还十分艰巨，财政经济也存在着很多困难。为了争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党和政府在解放区内采取了各种有效的措施，以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生产上，积极贯彻了“生产自给，减轻人民负担，发展生产，繁荣解放区”的政策，领导群众积极组织帮工、换工和互助合作组，大力开荒种植番薯等杂粮。同时建立供销合作社，积极收购各种土特产品，设法从外地运进大批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满足各族人民的日常需要，并贷出耕牛、农具、种子和款项，帮助黎族群众渡荒，使生产能正常进行。如红毛乡什运供销社在一九四六年春天刚成立，就贷给五百〇八户春耕遇到困难的黎族农民锄头、钩刀五百七十把和口粮、种子二十石，此外，还有价值昂贵的挖金工具十四副。一九四七年底，琼崖临时民主政府还颁布了《琼崖税收暂行条例》，保证了解放区经济贸易的正常发展。此外，还兴办了各种学校，推广民众识字，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出版了《新民主报》，编印了各种课本和组织了琼剧团、文工团等等，大大丰富了解放区各族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经过解放区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解放区呈现出一片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军民间和民族间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互助合作，保卫和建设解放区。解放区所取得的一系列的胜利，充分证明了党中央关于开辟五指山根据地的指示的英明和正确。实践证明，只要沿着党所指引的道路前进，就一定能够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争取海南岛全面解放，整个解放区曾掀起三次规模较大的参军运动，仅仅在一九四八年一年内，就有四千多名黎族青年参加了琼纵部队，到处出现母送子、妻送郎的动人事迹。当时在琼纵部队里到处可以看到黎族战士。同时，自治区内广大的黎族民兵在解放战争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全区两万多民兵中，单乐东一个县就有万人以上；琼中县有民兵六个中队，二百三十八个班。他们和当地的黎族群众一起，配合琼纵部队作战，组织担架队、运输队，跟随部队转战了大半个海南岛。如白沙县三区的黎族民兵在一九四九年的春季攻势中，曾跟随琼纵攻占著名的石碌矿山，在同年的秋季攻势中又解放了沿海重镇九所。乐东县番阳乡的黎族民兵也积极参加粉碎敌人垂死挣扎的乐东战斗。
一九四八年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个年头，战争已转入全面的战略进攻阶段，全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海南军民在巩固了五指山解放区以后，掌握了军事上更大的主动权。九月以后，在全国胜利形势鼓舞下，琼纵在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援下，集中优势兵力，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攻势①，解放了儋县、昌江、石碌、广坝水电站等七十多座城镇以及陵水、万宁、乐会、定安等县的广大农村，歼敌四千九百多名。
到一九四九年夏天，解放区的面积已占全岛的五分之四，人口已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三，形成了压倒敌人的优势。在攻势开展期间，各地都组织了支前委员会，收集粮食，组织随军常备民工队和在乡民工队，设立供应站、救伤医疗站等战勤机构，黎族人民积极参加了这些支前工作。
一九四九年七月，党中央指定海南岛派王国兴等为代表，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期间，海南代表受到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并参加了开国大典。这是党中央对黎族人民的深切关怀，广大黎族人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极大的鼓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广州解放，给海南岛各族人民巨大的鼓舞。胜利南下的解放大军迅速解放了广东大陆，这时党中央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指示海南区党委和琼崖纵队，从速做好支前准备工作，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海南。从大陆溃败的十数万蒋军逃到海南岛后，一方面在岛北沿海修筑所谓“伯陵防线”①，企图阻挠我解放大军解放海南；一方面出动大量兵力，妄想在最短时间内消灭岛上的革命武装，摧毁解放区，消除“心腹之患”，以便造成可以依托的后方，准备长期负隅顽抗。一九五〇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了五个师的军队，从东、南、北三面向五指山解放区进行“三光”“扫荡”。为了避免与优势敌人作正面战斗，我军暂时撤出了一些县城和市镇，五指山解放区的各族人民经历了黎明前的黑暗。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斗争，终于粉碎了敌人“两个月清剿”的进攻阴谋，保卫①“伯陵”是当时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部”头子薛岳的字。
了解放区。当琼纵第五总队在乐东县痛击国民党军的时候，千家市附近的黎族民兵在崖州坡村截击来犯的敌军，两天一夜之间进行了十二次战斗，使敌军不能越雷池半步，最后配合琼纵部队不仅把敌军赶出了乐东，并且一直追击到崖县的梅东、保平一带。乐东县田沟乡黑眉村的黎族民兵，发扬英勇抗击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光荣传统，打退了有飞机大炮助战的两团蒋军的六次进攻，杀伤了大批敌人，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绩。
在粉碎敌人进攻的同时，在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展开热火朝天的配合和接应大军渡海解放海南的支前运动。一九五〇年一、二两个月内，全岛约共征集了五万担粮食，仅乐东一县就征集了一万三千多担粮食和大量的猪牛，组织了六万多人的民工运输队。青年纷纷要求参军，如乐东县仲强乡（今志仲公社）要求参军的黎族青年达八百多人，比预定的数额多七倍多。在解放区、游击区几乎所有的人都参加支前供应站、救伤站的工作。为了保证经费充裕，琼崖临时人民政府发行了四十万元的公债，各地群众踊跃超额认购。
在支前运动中，黎族妇女们表现得最为突出。当时农村里大部分青壮年男子都参加了民工队出发外地，黎族妇女们就主动承担了大部分的生产劳动和繁重的粮食运输任务。在解放区每处大路旁的黎村，都搭起了欢迎解放大军的彩棚，妇女们纷纷组织洗衣组、缝补组和炊事组，比招待自己的亲人还要周到地接待过路的大军。在琼中县的思河乡，妇女们和男人们进行劳军比赛，单是乡里的妇女会就送了六面红旗和鸡鸭两百多只。有一位妇女会员就认购了政府发行的胜利公债五十元大洋。在七峰乡，有两位黎族妇女为了迎接大军，把做工赚来的钱买了一条小牛，亲自牵着送给解放军。至于把自己的金银首饰，甚至把节日盛装的花〓裙卖掉用来慰劳大军的事例，更是屡见不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七日，解放大军乘风破浪登陆海南，在海南岛军民的密切配合下，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打击残敌，黎族民兵、民工，长途跋涉，随军担任各种战勤工作。男女老幼，争相以各种慰劳品前来慰劳解放军。当时《东北日报》刊载一位前线记者的报导说：“部队刚到达和舍市，远在几十里以外的黎胞，连夜准备了猪、牛、鸡、香蕉、花生等慰劳解放军，并自动集合了二百多民工赶到和舍市为我军抬伤员，扛弹药。沿途黎胞都把房子扫得干干净净，等候大军来住。妇女自动地设茶水站，组织缝纫队……”迎接大军。当解放大军进抵榆林港时，乐东县每天出动数千名民工，冒着灼热的阳光，翻山越岭，挑运蔬菜、肉类前来支援。在整个参军支前运动中，黎族人民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精神和对党对解放军的无限爱戴。
解放大军渡海以后，在琼崖纵队的配合和各族人民的支援下，迅速消灭了残敌，解放了海口、加积、榆林等城市和港口。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海南岛获得全面解放。各族人民个个欢欣鼓舞，到处锣鼓喧天，红旗飘扬，庆祝各族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
黎族人民在祖国人民解放事业中，贡献了重要的力量，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涌现出许多英雄和模范战士。一九五〇年琼崖纵队举行庆功大会，有六十多名黎族战士被评为功臣模范，有的还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出席了北京的群英大会，光荣地见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以及刘少奇、朱德副主席。
黎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历了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黎族和全国各族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坚持革命斗争，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
附注
①乐会县四区阳江市现属琼海县阳江公社，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南岛革命斗争的中心，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苏维埃政府曾一度驻在该市，当时有“小莫斯科”之称。
①王昭夷是现今保亭县保城公社（当时属陵水县）的黎族人，祖辈几代都是当地的大地主恶霸。他于大革命高潮中投机混入革命队伍，并骗取了东路红军副总指挥的职务，驻守在现今保亭县保城镇一带。
①AB团是当时国民党潜伏在红色区域内的反革命组织。AB是英文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简称。
①琼崖独立队于一九三九年四月扩编为琼崖独立总队。同年八月，独立总队又改编为“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第一总队”，仍由冯白驹任总队长兼政委。
①一九四四年一月，琼崖独立总队改为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并将总队部改为司令部。一九四五年八月，又改称广东省琼崖游击独立纵队，均简称“琼纵”，仍由冯白驹任司令员兼政委。到抗日战争结束时，琼纵已从云龙改编时的三百多人发展到五个支队，一个大队，共七千多人。
①三次大规模的攻势指一九四八年九月至十一月的秋季攻势；一九四九年三月至六月的春季攻势；一九四九年七月发动的夏季攻势。
①“伯陵”是当时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部”头子薛岳的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