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第一节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我国逐步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黎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也遭受到十分悲惨的命运。
  海南岛由于军事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一直是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觊觎的对象。一八五八年（清咸丰八年），清朝和英国、法国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被迫开辟琼州等地为商埠，并允许英法等国在当地设立领事馆，他们的侵略魔爪便直接伸入到海南岛。接着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九年间，德、意、比、西、丹和奥地利等国又先后接踵而至，与清朝订立各种不平等条约，把海口（当时称为琼州口）列为通商口岸。以后，美帝国主义打着“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旗号，也抢着把魔爪插进海南岛来。从此，帝国主义者以“合法”的通商地位，通过对我国海关权的控制，为他们的经济侵略大开方便之门。他们把以鸦片（当时称为“洋药”）、洋纱、洋油为大宗的洋
  货不绝地向海南岛倾销。据粤海关的统计，仅一八八六年（光绪十二年）海南岛“洋药”一项进口量高达一千九百一十六担，价值白银一百四十九万多两，占当年进口货总值的64.72％①。洋纱，一八七六年输入海南岛仅三十九担，到了一八九一年为一万七千一百八十四担，十五年来激增几及四百四十倍。洋油的输入，一八八二年为六千九百八十加仑，八年后的一八九〇年达四十九万一千五百四十加仑，也超过六十九倍②。“洋药”的大量输入，直接摧残和毒害海南岛各族人民，而洋纱、洋油的进口，又破坏了固有的手工业，使广大农村的土纱业和榨油业纷纷停业破产，海棠油的产量大幅度下降。黎族地区一向所用的土棉纱，一部分被洋纱代替了；土特产如槟榔、益智、红白藤和牛只等，也被资本主义列强廉价掠夺出口。海南岛对外航运事业，一直为外国轮船公司所垄断，迄十九世纪末年的一八九七年，往来海口的外国商船有四百二十八艘③。此外，早在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英国侵略者高露云等已勾结香山县监生林腾汉招募矿工，准备在现今昌江县的石碌山开采铜矿，垂涎黎族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当时崖州的清朝驻军，还从澳门、广州等地购置洋枪洋炮，用以镇压黎族人民④。而比较新式的枪械，也开始流入黎族地区，以至后来形成“黎峒小者有枪数十杆至数百杆，大峒则多至千余杆，总计全琼黎峒所存之大喼枪不下万杆”⑤。到了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法帝国主义进一步强迫清政府作出不割让海南岛与他国的声明①，企图永远把海南岛置于它的势力范围之下。
  与经济侵略的同时，资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还进行各种罪恶的政治活动。一些为他们侵略政策服务的所谓“传教士”，在明末清初就已到过海南岛②；近代以来，一些帝国主义分子披着“传教”或“经商”的外衣，纷纷涌进海南岛，干着搜集情报、调查当地资源的罪恶勾当。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英政府曾派出雇员经定安、新兴、屯昌、南闾等地进入黎族地区，并深入到五指山进行窥探活动③。一八八三年（光绪九年），曾任清朝舰长的美籍丹麦人冶基善（C.C.Jeremiassen）开始在海口设立基督教传教总部，在海口和加积两地设医院办学校，随后，美国的长老会牧师香便文（B.C.Henry）两次到海南岛进行活动，先后在那大、加积和崖县的乐罗市设立教堂，并以这些教堂、医院、学校为据点，向现今乐东、白沙、琼中、保亭等县的黎族苗族地区扩展，进行所谓“传教”活动。据统计，从一八九二年到一九一七年，全琼接受洗礼的教徒由七十八人增至一千六百四十二人，激增二十余倍。其间冶基善就曾多次深入黎族地区进行收集情报的罪恶活动。当年（一八八八年）海南地方当局还拨赠那大市一块地皮来修建教堂，以“酬谢”帝国主义分子为镇压各族农民起义的清军治病的“功劳”①。
  由于资本——帝国主义各国商品的大量倾销和海南岛各地土特产的被掠夺出口，在鸦片战争以后，海南岛的商业资本进一步活跃起来，这时不仅黎族地区周围进行黎汉互市的传统墟市如现今儋县的南丰市，琼中县的岭门市，屯昌县的南闾市、枫木市，万宁县的兴隆市，崖县的藤桥、崖城、三亚、九所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黎族聚居的地区也出现了如乐东县的抱由市，东方县的东方市（清代称古镇州峒），保亭县的保亭市，白沙县的牙叉市等小规模市集。过去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黎汉之间的贸易大都以物易物为主，但到了这个时候，一般交换已以汉区通用的货币为媒介。在崖州的乐安城（今乐东县抱由镇附近），早在乾隆、嘉庆年间，就有汉商定居进行贸易活动②，到清末时，已有汉商六、七十户，经营农产品、海产品、油盐酒米及日用百货等，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小市镇⑧。由于商业资本的发展，客观上破坏了黎族地区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农民的家庭手工业，进而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在接近汉区的地方表现得更为显著。据调查，在南丰、三亚、藤桥、岭门、兴隆、陵水县城附近的黎族人民，很久以来就没有自种棉花了，男女穿的衣服，或购洋纱织布缝制，或买制成品。陵水县的黎米，不仅可以自给，而且有不少数量输出到外地。在琼中县与万宁县毗邻的黎族地区，还出现了大片专供出售产品的槟榔园①。有些农产品逐渐转化为商品之后，往往价格被压得很低，如一八八七年（光绪十三年）时，“乐安米每升重二十两，计钱十四文，琼州米莫贱于此处矣。”②在万宁县的兴隆市，当时已出现了黎族的小商贩，每逢集市时，他们拿着自产或从乡下采购来的大米、槟榔、椰子、各种水果、牲畜、木柴、竹子和藤竹编织物等到市场进行交易，于是原来黎族人民自产自制自用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也慢慢地进入市场来了。甚至有些贫苦黎族人民，受汉商雇佣，专门上山采集木材板料，讨得微薄的工资以供糊口。至于出售山货如猎获物、野生药材、红白藤等更是十分普遍。到了二十世纪初期，汉族资本家还在黎族地区创设了一些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企业，如一九〇八年（光绪三十四年），在三亚附近建立了规模颇大的抽水晒盐的盐场，在藤桥附近的海浪下设立种植热带经济作物椰子、槟榔、甘蔗的农场。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年（宣统二至三年），由华侨投资在定安县落河沟、五指山水口田和崖县铁炉港开垦农场，种植橡胶③。这些企业中黎族工人虽然数目很少，但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
  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活动，进一步加强了汉族官吏、地主、商人以及黎族内部封建上层人物对黎族地区丰富资源的掠夺，使黎族劳动人民更加陷于贫困和破产。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进一步与高利贷剥削结合起来，加剧了黎族地区土地集中的过程，迫使大批农民丧失了土地，沦为地主阶级的佃农或雇农。在这时期，汉族的地主阶级，特别是黎族封建上层人物如“总管”、“哨官”、“黎目”、“头家”等都占有大量的土地，“富有之黎人，往往山岭田园相连数里或数十里”。黎族社会内部，出典和买卖土地已经盛行，尤其在受汉族影响较深的地区，还出现了与汉区相似的契约。这种出典或断卖土地的契约，少部分是用汉字写在契纸上，与汉区通用的相同；大部分则是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木簪。这类木簪正面用汉字书写契约的内容，由识字的汉人（客先生）代笔，并加盖当事人和中人的手模，背面则刻有横纹数道，每道代表出典或断卖的价值。从收集到的木簪来看，有道光、咸丰以至宣统年间的，作价物有铜钱、稻谷和牛只等①。由此可见，到了清代后期，许多黎族地区土地典赎和买卖的手续，已和汉族地区基本相同，只是牛只仍然是交换的主要媒介和财富的积累手段罢了。
  汉族地主阶级和黎族封建上层人物又通过租佃、雇工、高利贷以及带有原始掠夺性质的械斗和各种无理罚款等方式，残酷地榨取黎族农民的血汗。比如，“与汉人雇工耕作，每年得工钱四五千，并汗褂裤一套，贫乏者莫此为甚。如有事故，与汉人借债，一千本二千利，或借以钱，百文折放谷子一称，亦是一本二利”，“乐安汛属有一寡妇借钱二千八百文于黎人，陆续共计还钱四百八十余千，尚未能完数。故黎人借汉债，实为一家之累也。”①有的奸商蠹吏借贩盐卖酒进行放债盘剥，以至“强牵牛马及将女儿抵债”②。与此同时，清朝对黎族人民的横征暴敛，也达到空前严重的地步，除了所谓“厘金”、“战败赔偿摊派”、“捐献”和各种名目的“附加税”之外，黎族人民对于田赋、色米的负担，比之汉区更为苛重。如光绪初年，崖州汉区田赋额银一两折钱一千八百文，民色米一石折钱四千文；而黎赋额银一两则折钱二千五百文，黎色米折钱五千五百文，加收近百分之五十左右③。加上有些汉族地主阶级专门包揽黎人的粮务，称为甲头、本管、付手等等，从中渔利，致使“黎人实际之负担，每多于应纳粮额数倍”，故有“黎人造反，本管发财”之谚④。甚至居住在山区一向没有额定粮赋的黎族农民，每年也要负担巨额的所谓“皇粮”，如崖州多港峒（今乐东县大安公社）的黎族，每年最少要交纳四十千铜钱和四百箩谷子⑤。此外，黎族人民还经常遭受到贪官污吏的强横勒索、巧取豪夺以及兵痞流氓的诸多骚扰。如光绪初年在黎族聚居较多的崖州，“民间无当铺，而文武大小各衙门各开当铺，皆可以物质钱，每月六分起息，三月期满，不赎即不准再赎”①。官吏公开从事高利贷剥削，竟然“习以为常”，其他的为非作歹也就可想而知了。以至当年驻在崖州的绿营军官也不得不承认：“往往有不法之家人、书差及汛兵、兵丁，串同地方绅士、耆老、黎目、总管、哨长、户首人等，捏称搭草钱、踏狗尾钱等各样名目，勒索苛派，多方扰累，种种弊端，殊属不成事体”；黎族人民之所以不断起来反抗，“或由官项之累，或汉债催迫，或讹诈起衅”所致②。黎族人民在重重压迫和剥削下，过着流离失所、鬻儿卖女以至倾家荡产的悲惨生活。
  第二节 黎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有着革命传统的黎族人民，为了打碎长期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枷锁，他们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人民一道，开展了英勇不屈的反抗斗争，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叶，仅见于史志记载的就不下十数次之多。特别是光绪年间（一八七五至一九〇八年），到处点燃了斗争的怒火，持续地反抗封建统治者的黑暗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我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早在一八二九至一八三三年间（道光九年至十三年），崖州和儋州就先后爆发了大规模的黎族人民反抗斗争，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咸丰年间），太平天国革命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斗争的烈火也燃烧到海南岛来。为了响应太平天国革命，海南岛的天地会于一八五三年（咸丰三年）在文昌、琼山、澄迈、定安、会同、乐会等地发动武装起义，并深入到澄迈县的加类水、龙骨寨等黎族地区建立据点①。一八五四年（咸丰四年），广东大陆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天地会洪兵起义，海南岛各地纷纷响应。一八五七年（咸丰七年），定安县的天地会义军的活动扩展到该县的黎族地区，并一度围攻枫木市和岭门市②。在当时斗争形势的影响下，陵水县红鞋十八村的黎族人民在黄有庆的领导下，与清朝反动统治者展开了经年的长期斗争，并曾一度围攻陵水县城③。起义从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夏天延续到一八五九年五六月间，斗争烽火遍及陵水全境和崖州的赞坡、三亚、羊栏等地，最后才被清军残酷地镇压下去。自此以后，经历了一八六九年（同治八年）、一八七五至一八七八年（光绪元年至四年）、一八八一至一八八二年（光绪七年至八年）崖州、万州等地黎、汉两族人民的联合起义，斗争的烈火愈烧愈旺，终于爆发了一八八五年（光绪十一年）的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④。
  在大起义爆发之前，儋州、临高等地的农民（当地称为“客籍人”或“客家人”），不堪反动官府的压迫，曾不断发动反迫害斗争。到了一八八五年冬，临高、儋州一带遭受大旱，当地的地主和奸商不顾人民死活，与封建官吏互相勾结，乘机囤积粮食，抬高粮价。群众对此异常愤怒，终于在十二月间揭竿而起，在汉族黄邹强（一作黄邹保、温河清）的领导下，黎汉各族人民联合起来，组成一支二千多人的武装起义队伍，以临高县的和舍、兰洋、岭仑、南丰，儋州的抱舍、田表、洛基、那大、四方山、大星为据点，向封建统治者发动猛烈进攻，一度攻入澄迈县的重镇金江市。万州、乐会、陵水、崖州等地的黎汉族农民纷纷响应，各地的起义群众集结一千多人，在汉族陈忠明、陈忠清、郑显昌，黎族王打文、王高山、胡那肥等率领下，攻下了定安县的南闾、仙沟、雷鸣各市，澄迈县的新吴市和感恩县的西乡，迫近定安、澄迈两县城。当时州县封建统治者向省里告急，两广总督张之洞惊惶失措，急忙电令原广西提督、钦廉防务提督冯子材领兵入海南镇压。起义军坚筑营垒，环以深沟，沟外密布鹿角枯签，凭险据守，以鸟枪、标枪、药箭、藤牌等简陋武器，从难以悉数的据点，特别是在今琼中县的唎仑隘、什密村，陵水县的廖二弓、马岭，崖县的南霖岭等地，与近二十营的清军展开激烈的攻守战，歼灭了大量的清军，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虽然万州方面的据点一度被冯子材采取阴谋手段，收买起义军内部的叛徒，临阵刺杀起义军的一些首领，进行破坏活动；但是，绝大多数的据点或“分投接仗”，或“出栅拒战，猛鸷异常”①。最后，由于清军重兵分路围剿，
  敌我力量悬殊，加上各据点孤立无援而被相继攻陷，使持续一年有余的黎汉各族农民联合大起义，终于被镇压下去。起义的村庄和人民遭受了一次空前惨酷的烧杀和洗劫。起义失败后，清政府为了加强对黎族人民的统治，在冯子材的策划下，提出“据其心腹，通其险阻，令其响化”的“治黎”方针，并“仿照前明以来海瑞诸人开通黎峒十字路之议”，筹办各项善后事宜，拟定了所谓《抚黎章程十二条》①，其主要内容：一是屯兵于定安县十万峒牛栏坪、红毛峒凡阳，万州太平峒什密，陵水县宝停司，崖州罗活峒乐安司和感恩县古镇州峒等要冲之地，强征民夫，伐木开山，修建由各州县直通五指山的井字形大路十二道，并开小路三千余里与大路联接，纵横贯通；随即于扼要之所，建置城寨，分设抚黎局八处，加委黎族封建上层人物为土目，以资弹压各黎村。二是以“除弊化俗”为借口，强迫黎族人民编户造册，一律薙发改装；另外每数村仿内地设一义学，习学汉文汉语，“宣讲圣谕广训”，进一步推行大汉族主义同化政策，培植封建统治阶级的爪牙。三是在抚黎局内附设招商局，招商伐木，分官办民办两种：官办即派员率带士勇深入老山，无论良材杂树，一律砍伐，其中成材者堆积溪河两岸，售给商人；商办则先给护照开采，量材纳税。四是助商开矿，开采各峒的金铜锡矿，为后来清政府农工商部筹设华商集资兴办琼崖地利，掠夺黎族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大开方便之门。此外，还主张“移民垦田”，在“各峒口设场互市”等。以上这些措施除了少数曾付诸实行外，其余都因黎族人民的强烈反对与清朝官吏的昏庸腐朽而不了了之。如冯子材“平黎”之后，曾在岭门、南丰、悯安各设立抚黎局一所①，于抚黎局之下设黎团总长，统辖县属黎境；黎团总长之下有总管，统辖全峒；峒内黎户十家为排，三排为甲，三甲为保；所有排长、甲长、保长、总管等职均由黎族充当，黎团总长则为黎族或汉族封建地主阶级担任，抚黎局长由上级委派汉族官吏充当。又冯子材曾在海口、兴隆、陵水、南丰、崖州五处各设一电报局②，使电报这一现代化通讯工具开始进入黎族地区。在教育方面，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两广总督岑春煊曾为黎人特设学额两名，取入生员两人，都是陵水县属的黎族③。清末期间，兴隆黎团总长钟启桢（奇曾）曾在兴隆市创办四黎学校，招收黎苗族青少年入学④。至于《抚黎章程》的核心部分如开辟井字大路，屯兵设治等等，仅仅开了个头便被迫停止了。这些“抚黎”措施，和历代的“治黎”措施一样，其本质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某些方面在客观上对于黎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作用。
  随着帝国主义侵略活动逐步深入到黎族地区，它们与汉族官吏、地主、奸商和黎族封建上层人物沆瀣一气，加紧对黎族人民和当地各族劳动人民进行剥削和奴役，终于激发了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崖州多港峒黎族人民的大起义⑤，这一英勇的斗争具有鲜明的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剥削的特点。
  一八九七年冬天，崖州多港峒（今乐东县大安公社）黎族农民四千多人，在吕那改等的领导下，爆发了持续三年之久的武装起义。起义以“陈庆昌被杀”事件为导火线。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陈庆昌（一名陈世典，汉族），是崖州九所附近乐罗村人，是这个村的美国基督教堂的爪牙。由于他平日倚仗洋人主子冶基善的威势，在乐安城（今乐东县抱由镇附近）里胡作非为，放债图利，专替汉商“包收烂账”，欺压黎族群众，稍有拖欠，即捉猪拉牛，或被抓进城里严刑拷打，群众对他早已恨之入骨。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一日，他到抱赖村（今后物大队荣抱村附近，原村已毁）催债，强拉欠债人的耕牛，被愤怒的群众杀死。美国基督教堂的帝国主义分子便乘机讹诈，勒索“偿命”，并向崖州清廷官吏“告状”。当时盘踞在乐安城内的把总何秉钺，平日一向“苛求无厌”，“形同土匪”。他曾借口“生日”和“纳婚”，“勒派各村钱牛米谷”，仅多涧村即“派钱百二十千，多港村派钱七十千，牛四十九只”①，因遭群众反对而“屡索未交”。何把总为此怀恨在心，乘查办陈庆昌被杀事件的机会，派兵到多港峒，不分青红皂白把正在田里干活的农民李亚发的妹妹（一说是吕那改的女儿）抓走，关在牢狱里作进一步的胁迫。这一无理的暴行，马上激起多港、多涧峒农民的义愤，在吕那改、李亚发等人的领导下，四千多黎族农民便拿起火药枪、弓箭、长刀等武器，于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农历十一月十八日）起义，次日攻破了乐安城，将城内的店铺房屋付之一炬，并夺回李亚发的妹妹，何秉钺只得逃命窜走崖州乞援。起义群众声势浩大，附近各峒的农民，由于平日受帝国主义传教士及其爪牙的勒榨和清廷官吏贪得无厌的欺压，都纷纷响应，加入起义队伍，共同向九所、黄流、崖州城等地进攻，“鼓角漫山”，“州西大震”。后因当时清廷一再调集了官军和乡勇，有所防备，以致屡次攻城不下，吕那改又不幸中箭牺牲，只得撤回多港峒一带凭险据守，打击敌人，一直坚持斗争达三年之久，给予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后来清廷被迫处决了祸首何秉钺，同时也不得不采取一些较为缓和的政策。
  到了辛亥革命前的一段时间，黎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起又积极地参加了由“三点会”、“三合会”或“天地会”组织和领导的反清斗争。当时这些组织多活动于琼山、定安、感恩等县黎、汉等族杂居的地区。如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三点会”会员活动于感恩县佛罗市、盐田村、文质村一带①；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又有琼山县的“三合会”会员与当地的黎族人民联合一起，开展反清武装斗争，攻占岭肚市一带地方，给予封建统治阶级很大的打击②。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和两千多年来封建君主专制的统治，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是，这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之而起的，却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国内各派系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割据一方，互相撕杀，几无宁日。民国初年，海南岛和全国一样，也成为军阀混战和争夺的场所，使各族人民陷入痛苦的深渊。在军阀统治期间，特别是军阀龙济光和邓本殷盘踞时期，海南岛成了黑暗世界，政治腐败，卖官鬻爵风行，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烟赌林立。军阀统治者经常借“剿匪”之名，行诬害良民之实，一再纵容兵痞窜入黎族地区，奸淫掳掠，栽赃加祸，无恶不作。正如海南岛出版的《琼东期刊》上所说：“民国以来，政局不宁，武人专政，国事日非，琼属为其波及，……农荒于野，工艺废弃，商业凋敝，而军阀又借名抽捐勒税，洗劫村舍，匪之过也如梳，兵之过也如栉，淫人妻，孤人子，独人父母。”这就是当时海南岛各族人民在军阀统治和蹂躏下悲惨景象的写照。
  富有革命光荣传统的黎族人民，不仅自发地起来抗击军阀的骚扰劫掠，而且还积极参加由同盟会会员陈继虞、陈侠农领导的民军讨袁（世凯）、反龙（济光）斗争。民军在琼山县首倡义旗，聚集成万人的队伍，声势浩大，到处攻打官署衙门，逮捕贪官污吏，惩办地主恶霸，进迫府城和海口。一九一四年二月间，万宁县兴隆地区的黎族农民武装四千多人参加了讨袁军，在陈侠农、钟启祯的率领下，先后攻破袁世凯爪牙盘踞的万宁和陵水两座县城①。在取得胜利的基础上，接着在一九一五年三月，民军又攻克乐会县城，成立民军县政府，坚持了三个多月之久。稍后，现今白沙县牙叉地区的黎族人民又多次拿起武器伏击龙济光匪兵的骚扰，使龙济光（当时任“两广矿务督办”）掠夺黎族地区儋县元门峒金矿和五指山藤满岭金铜矿的阴谋不能得逞①。与此同时，陵水县（一部分黎族地区后划为保亭县）的黎族农民也武装起来，把勾结龙济光的“总管”、黎族大地主恶霸王义（即王维昌，王昭夷之父）杀掉，并参加了民军的反龙斗争，从而使民军的活动范围一直扩展到五指山中心地区的番阳峒（今乐东县番阳公社）一带②。
  当时民军在陈继虞的领导下，和军阀奋战了十二年，活跃在琼山、文昌、定安、琼东、崖县、万宁、乐会、陵水等县广大地区，得到黎、汉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持和拥护，给予反动军阀的残酷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但在邓本殷统治时期，由于军阀势力过大，民军主力撤到五指山腹心地带。一九二五年陈继虞在中平子（今琼中县中平公社）制造炸药，准备继续与反动军阀搏战，后因失火遇难，民军由于失去了有力的领导人而逐渐瓦解。
  近代以来，黎、汉各族人民的友好往来和并肩战斗，进一步密切了彼此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黎族社会内部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比较深刻的变化，加上封建统治者实行强迫同化政策，使邻近汉族居住的或与汉族杂居的黎族人民，逐渐失去了本民族的特点，这种进程有了更快的发展。如现今屯昌县与琼中县毗邻的地区，以至万宁县的牛漏、兴隆、南桥一带，均已“编入都图里甲”，“饮食衣服与民人同”，出现了所谓“易俗移风可望”，“熟黎效汉俗”，“生黎亦效熟黎习俗”的现象③，许多人已经不懂黎话。有些黎族地主阶级还把他们的子女送到远在加积市的美国教会学校读书①。
  历史实践证明：“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②在帝国主义时代，单纯的农民革命和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黎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全国的胜利才能获得彻底的胜利。“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③伟大的“五四”运动的爆发，揭开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从此黎族人民的解放运动开始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①②《粤海关志》卷九。 ③《粤海关志》卷九，光绪二十三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第七十七页。 ④鲍灿：《营伍练兵》，卷三，第十六至十七页，《特授都阃府鲍为呈请差弁置办军械以备防御事》。 ⑤谢彬：《云南游记》，第三十五页，上海中华书局，一九三六年版。 ①翦伯赞等编：《中外历史年表》，第八五四页。 ② 参看J·DchergneS.J．，《LesoriginesduChristianismedansLiledeHainan》，J.O.S.C.U.ofPeking,1940。又参看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篇》，第一〇六至一〇八页。 ③光绪《定安县志》。民国《儋县志》卷一，《地舆志·山川》。 ①《The Isle of Palms.Sketches of Hai-nan》，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U.S.A.Board of Foreign Mission,Hainan Station,CommercialPress,1919。 ②据调查，在抱由镇附近的番豆村，曾发现一些墓碑，上有清代乾隆、嘉庆的年号，从墓主人的姓氏和称谓来看，似是居住在当地的汉族。 ⑧广东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897—1899年乐东县多港黎族人民起义始末》，载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广东历史资料》第一期，一九五九年一月。 ①参看《斩队峒拜扫碑文》，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编：《黎族古代历史资料》，下册，第八四〇至八四一页。 ②胡传：《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光绪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二十二日》，载《禹贡》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第三十一页。 ③参看林缵春：《海南岛之产业》，琼崖农业研究会丛书之三，一九四六年四月版。陈献荣：《琼崖》，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四年版。陈植：《海南岛新志》。 ①这类契约俗称“契簪”，现藏中南民族学院文物馆。它们是一九五四年黎族地区进行土地调整时上交给当地人民政府的。时间自一八一八年（嘉庆二十三年）迄一九四三年（民国三十二年），其中属于近代者有六片。 ①鲍灿：《汉黎舆情》卷二，《咨观察杨汉黎舆情摺》。 ②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十月二十日：《奉道宪严禁碑》，碑原存琼中县营根镇上。 ③胡传：《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第三十二页。 ④谢彬：《云南游记》，第三十六至三十七页。 ⑤《1897—1899年乐东县多港黎族人民起义始末》。 ①胡传：《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第三十二页。 ②鲍灿：《汉黎舆情》卷一，《除积弊安黎示二则》。卷二，《咨观察杨汉黎舆情摺》。 ①②海南师范专科学校革命史调查组编著：《海南现代革命史》（初稿）， 上卷，油印本，一九五九年。 ③参见《两广总督劳崇光奏报陵水县属侾黎聚众滋事经即委文武带兵剿办歼除首要附从各黎一律归诚由（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年〕四月五日奏）》，原件现藏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④关于此次起义的经过，参阅冯子材撰、张卿云等辑：《冯宫保军牍集要》，卷十一、卷十二，光绪二十一年刊本。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二、第三册，中华书局，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版。 ①《冯宫保军牍集要》。 ①《冯宫保军牍集要》、《光绪朝东华录》。 ①《冯宫保军牍集要》。 ②③④陈献荣：《琼崖》。 ⑤参看前引《1897—1899年乐东县多港黎族人民起义始末》。 ①《谭文勤公（钟麟）奏稿》，第十册，卷十九，第十六至十九页。 ①民国《感恩县志·海防志》。 ②民国《琼山县志》，卷十二。 ①郑放：《海南革命斗争大事纪要》，载《琼岛星火》，第二期，一九八〇年十月。 ①陈献荣：《琼崖》。 ②参看广东省政府秘书处：《广东统计丛刊·土地与人口·黎人之教育》，一九三二年十一月。 ③光绪《定安县志·黎岐志》。 ①《The Isle of Palms》。 ②《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③《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