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到了清代，黎族封建社会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一
些过去发展比较落后的山区，这时也已经是“耕种之法，力农之具，均与内地无异”①，“力田岁皆两熟，并植杂粮”②。在土质水源条件较好的地区，则“依山涧为田，所获较外间数倍，其米粒大色白，味颇香美”③，“所产稻谷，足敷一年之食”，并且“崖陵一带，尚有黎米出粜”④了。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农村人口也显著增加，如“峒有十数村，土沃烟稠，与在外民乡无异”⑤。当时崖州有些黎村，如官坊、头塘、抱由等峒（今乐东县三平、抱由公社），“多者千余家，少亦七、八百家”⑥，显然这些地区比起明代又有了很大的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黎汉两族人民的经济交流也日益扩展，在毗邻汉族的地区增辟了许多墟市，如儋州的调南市，临高县的兰洋市、南丰市，定安县的岭门市等等。由于黎汉贸易的频繁，山区黎族的土特产，通过市集和汉商入山收购而流入了市场，黎族人民换回的铁质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也日益增多。因此，这些墟市的设立，对于黎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一步密切与汉族地区的经济联系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清代汉族商人深入黎族地区也日益增多，“客贩赍绒线布匹入黎，则黎以香藤等物彼此通功易事”⑦，其中黎族妇女所织的黎锦，“取中国彩帛，拆取色丝，和吉贝织之成锦”⑧，以及黎布等，“贾者或
用牛或用盐易而售诸市，海南人颇用之”①。有些黎族还受雇于汉商，入山采藤、采香、伐木，“穷者借以资生”②。
但到清代，黎族社会的发展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地区性的不平衡，如有一部分居住在五指山中心地区的黎族，仍“不当差不纳粮，亦罕出外，其言语不可晓”③。由于受汉族封建经济影响较少，“不识耕种法，亦无外间农具”④，“不问气候，以得雨沾足为耕种之期”，“惟于雨足之时，纵牛于田，往来践踏，俟水土交融，随以手布种粒于上，不耕不耘，亦臻成熟”⑤。“田禾成熟后，其刈割之法……即以手连茹拔之，或有以切槟榔小刀割取谷穗者”⑥。“无外间菜蔬各种，唯取山中野菜用之”⑦。由于生产的落后，人们生活也十分艰苦，生活用品大多利用自然物，“隆冬时取树皮捶软，用以蔽体，夜间即以代被”。“器用皆椰壳或刳木为之，无外间碗箸”，“亦不知烹宰法，取牲用箭射死，不去毛不剖腹，燎以山柴，就佩刀割食”⑧。这都反映了当时尚有一部分居住在偏僻山区的黎族人民，仍然过着比较原始的落后生活。
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大部分黎族地区的阶级分化也越来越严重。当时社会上是“以牛之有无多寡计贫富”⑨，贫者连一头牛也没有，而被称为“大家”的富户，却有牛数百头之多，而且收藏大批的铜锣，“以十数牛易一锣”，“藏铜锣多而佳者为大家，犹外间世家之有古玩”⑩。甚至在服饰、婚聘、丧礼等等，“亦随贫富而为之”⑩。土地的买卖和典当亦很盛行，田租、牛租和雇佣劳动的剥削也很普遍，使土地不仅大量集中在黎族地主阶级手里，汉族的绅衿、里正、大户等等也通过各种欺诈的手段占夺黎族的土地，使大量土地被汉族地主阶级掠夺了去。有些汉族奸商进入黎区后，以“黎人于升斗权衡丈尺之制不甚认真，恒欺之”①，或“欺以赝物”，或以酒易米，“虽欺之亦不觉”②。有些则放高利贷，“春借秋偿，倍息取利”③，使黎族人民受到多重的超经济剥削。
清代封建王朝对黎族人民的统治，仍然承袭明代的一套老办法，在黎族上层首领中任命了一批粮长，由粮长向黎族人民征收赋税转交给当地官府。这些粮长名义上是收粮，实际上则和明代的土舍一样，掌握着管辖地方实权。他们和封建官吏和汉族地主阶级勾结在一起，借包揽代纳钱粮为名，“加收至倍蓰”，“从中盘剥，尽入私囊”④，使无数的黎族农民倾家荡产。而封建官吏兵将们更是勒收粮赋，“额粮一石，私收数倍，毒加骨髓，祸及鸡豚”⑤，以至任意摊派，肆意苛索，“凡有米之家，派盐一盘，征米四盘，必尽夺其米而后止”，“乐平营兵每岁称奉差票各村责办獭皮、灰炭、木料、大竹等送入营内，谓之答应公务”⑥。官兵“一入黎村，辄勒索人夫，肩舆出入，酒浆鸡黍，攘攫罄尽，花梨不能运出，则令黎人另采赔补”。若稍有反抗，则“擅锁平民入营拷打”⑦。康熙年间琼山县地方“文武官属役黎采香、藤、花梨（木）、紫檀等物，又令开金沟，日索
其金而又苦辱之”①。上述这些横征暴敛，使黎族人民“财产尽于诛求，筋力困于差役”②，使得黎族地区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经常激发起黎族人民大规模的反抗斗争，起义斗争的激烈程度不下于明代。
明朝灭亡后，清朝并未能立即在海南岛建立实际的统治。一方面明末以来的黎族农民起义仍方兴未艾，同时，一部分明朝遗臣借“监国”名号树起反清大旗，这些斗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清初黎族人民武装起义的高潮。
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年），临高县黎族符元豪、符万岗等人与汉族黄德华等联合数千人起义，攻破临高县城，“毁官〓库狱”，杀了一批反动官吏，起义到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年）三月才告失败。顺治四年（一六四七年），崖州汉族彭信古乘崖州前明守将洪廷栋、镇抚胡永清聚众抗清的时机，联合罗活、官坊各峒（今乐东县三平公社）黎族举行反清斗争，并于顺治五年攻占崖州城，把知州于有义也杀了③。顺治六年（一六四九年），定安县黎族马蹬根领导农民起义军围攻县城，得到城内汉族程九娘等人领导群众响应，迅速攻下了县城④。顺治十六年（一六五九年），在崖州侵宇村又爆发了王亚锦领导的黎族农民起义，这是清初各次起义中规模比较大的一次。侵宇村的黎族早在明朝崇祯八年（一六三五年）就发动过起义斗争，以后一直积蓄力量，以图再举。到了顺治十六年三月间，他们联合罗葵等峒的黎族，向崖州东部一带的官军发动进攻。当时封建王朝出兵镇压，起义军伏险隘以截击来犯官军，然后携带妇孺牛畜等退入拖劳岭，结寨固守。官军在山中搜索，毫无结果。起义军又重新集结力量，并联合五指山地区的黎族，再度向官军发动反攻，把官军重重围困，最后封建王朝被迫接纳起义军的议和条件而怆惶退兵①。由于黎族农民起义连绵不绝，致使清朝在海南岛的统治长期不能稳定下来。
康熙初年，由于郑成功及其后代在台湾坚持抗清斗争，清王朝为了封锁郑成功，在福建、广东两省实行“迁海”禁令，把沿海一带的居民迫迁入内地，严重阻碍了大陆地区与海南岛的经济往来，岛上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遭到严重破坏，以致“民怨鼎沸”。于是，黎族人民联合汉族人民不断起来反抗，其中以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年）琼山县黎族韩有献领导的起义最为激烈②。适值当时广东海上起义军杨义、谢昌等人在琼山、澄迈、文昌沿海一带登陆，韩有献率领的起义军和他们汇合在一起，声势十分浩大，澄迈、定安两县的反动官吏弃城狼狈逃跑，连海口守备黄世贤也开城迎接起义军，一时“琼邑震动”，岛北沿海各县几乎都被起义军所控制。清王朝慌忙调来大军反扑，并且采取军事镇压和政治诱降等卑劣手段妄图扑灭起义的烈火，但这支黎、汉两族联合反抗清王朝统治的起义队伍一直进行殊死的斗争，坚持达四年之久，最后在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才被镇压下去。
康熙中叶以后，清朝对海南岛的统治已趋稳固，封建王朝在强大的人民斗争浪潮冲击下，被迫采取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使明末清初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得到逐步恢复和发展。随着黎族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封建王朝的统治势力也逐步向腹心地区扩展。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在镇压了韩有献等人的起义以后，清王朝为了巩固在黎族地区的统治，开始在山区各交通要道分别设立了琼山水尾营、定安太平营、崖州乐安营、儋州薄沙营、陵水宝停营等五处军事据点①，派有绿营兵驻守。同时，又在各黎峒中，委派大批黎族上层首领为“峒长”、“总管”、“哨官”、“黎甲”等，世袭其职，“凡小事听哨官处断，大事则报诸总管，总管不能处，始出而控告州县”②。即使在那些“不入版籍”的山区，也设立“峒长”、“黎练”加以统治，“遇有事，峒长、黎练（则）以竹箭传唤”③。虽然这些山区的黎族不向官府纳粮当差，但与过去完全不受官府统治，所谓“不服王化”的情况已有所不同。可见当时封建王朝的统治势力已伸展到僻远的山区。到了道光年间（一八二一至一八五〇年），岛上几乎所有黎族地区都划入了州县的统治范围了。
随着封建王朝对黎族地区的统治日益强化，黎族人民受到汉族官僚、地主以及本民族的地主阶级、封建上层的各种残酷剥削，加上汉族奸商、高利贷者的“唆骗盘剥”，生活十分困苦，终于在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年）爆发了琼山县指马峒王镇邦领导的起义①。起义军首先攻破了清军设在琼山县黎族地区的主要军事据点水尾营，然后分兵攻打薄沙、宝停、乐安等营汛。整个五指山周围一带的黎族人民纷纷响应，并且得到汉族人民的支持。他们经常“出入黎峒，潜通消息”，使官军“进退失据”，狼狈不堪。这次起义最终被镇压下去，而一批地方官吏亦“以激变议罪”。此后，封建统治阶级仍然没有放松对黎族人民的压榨，尤其是汉族地主阶级的绅衿、里正、大户等与官府互相勾结，以包揽代纳粮税为名，对当地的黎族农民肆意敲榨，因此又激发起嘉庆二十二年（一八一七年）崖州乐安汛的东西报贤村的黎族人民起义②。人民强大的斗争浪潮迫使封建官府也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约束属下，如“严究役兵索诈盘剥者，皆坐以律，永革包纳钱粮夙弊”。但这不过是一纸空文、玩弄政治欺骗而已。黎族人民为了挣脱封建压迫剥削的枷锁，继续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到了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年），崖州洋淋峒（今崖县雅亮公社）又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黎族农民起义③。这次起义的导火线是当地的盐店在官府的指使下不卖食盐给黎族人民而引起的。起义由黎亚鸡和张红须、张亚基等相继领导，附近的抱腊、抱麻、抱蕴峒以至五指山区的黎族群众齐起响应，声势浩大，“州兵不能御”。起义军把来犯的官军杀得大败而逃，尤其是洋淋岭一役，起义群众“先伐木置路旁，并火具，割草覆之”，等到官军被击溃急退时，“则巨木塞道，火起伏发，兵丁死伤甚众”，连万州营千总、崖州营记委等均被打死。清王朝在惨败之下，一方面把雷琼道以下的总兵、知府、知州等大小官吏革职，同时责令当时的两广总督李鸿宾亲自前往雷州“督师”，派大军到崖州进行反扑。这次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俶扰三载，縻饷亿万”。在镇压起义以后，清王朝即“更定崖州营制”，以副将代替参将驻守，“增兵设卡”，此外还大量搜刮劳动人民钱财，以作“防黎”开支，“岁得二千金，贮道库备支防黎经费”①、。但是，反动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却扑灭不了黎族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革命火种。三年后的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年）七月，又爆发了以黎亚义为首的武装斗争②，并得到以薛凤章为首的广大汉族贫苦农民的大力支援，起义怒潮席卷整个儋州，给予当地的汉族地主、奸商、高利贷者以致命的打击。黎汉两族劳动人民在共同斗争中结成了兄弟般的战斗友谊，这种革命友谊在以后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得到了更大的发扬。
明清两代，由于封建王朝的残酷统治和不断的“征剿”，给黎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造成了民族间一定的隔阂；但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明清两代黎汉两族人民的传统友好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明代黎汉族杂居的地区就不断扩大，清代以来更有不少汉族商人深入黎族地区与黎族人民进行贸易。据《黎岐纪闻》记载：“近日惠（州）潮（州）人杂处其中，多以沽酒为业，外贩赍绒线盐布等物入而易之。……惠潮人入黎者，多于坡地种烟，黎人颇用之”③。
有些汉族商人还“出租资于山中起寮”，雇请黎族农民入山采香、采藤①，出现了汉黎之间雇佣劳动这一新的情况。明清两代，黎汉族人民的经济往来更为频繁和密切，更多的铁质农具和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输入黎族地区，使得过去许多“蛮烟瘴雨之地”，如今已开拓成为膏腴沃土。黎族人民还培育出一些甚得当地汉族人民推重的农作物品种，如“其粒绝白”，“味颇香美”的“黎米”，深受人们所喜爱；所种的“〓实山药”，则是“体重盈钧，质皓若霜”②。宋代已经驰名国内的黎锦、黎单、黎幕，到了明清两代品质又有所提高，更为时人所称道。特别是“以吴绫越锦拆取色丝，间以鹅毛之绵，织成人物、花鸟、诗词，瑰丽可爱，（而）以金丝者为上”③，当时的诗人曾称赞为“机杼精工，百卉千华”④。黎族这些纺织品通过汉族商人的贸迁而闻名四方。黎汉两族人民由于经济上的互相依存，紧密联系，通过共同劳动、共同生活、通婚联亲等等，促进了民族间的互相融合，互相同化。当时黎族中的“近民居者，直与齐民无异，薙发着裤，并令子弟读书”⑤。甚至过去开发较迟的崖州的一些地区，到了清代道光年间（一八二一至一八五〇年），当地的黎族已是“饮食衣服与汉人同……日往来城市中，有无相易，言语相通，间有读书识字者”⑥了。至于文昌、澄迈、会同（今琼海县）等开发比较早的地方，到了清代中叶，这里的黎族基本上已经和汉族自然同化，有些地方还出现了“无黎”之说（如“文昌无黎”）。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黎族，他们的祖先“本南、恩、藤、梧、高、化诸州人……因住近黎土，谙晓黎俗”①，或因“从征至此，利其山水田地，创为村峒，落土耕田”②，便逐渐同化于黎族之中。至于黎汉两族人民在反对共同的阶级敌人的斗争中，互相支援，并肩战斗的事例，自元朝末年以来更是到处可见，在文献上就常有“军民奴囚逃入（黎峒），党与通行，（黎）势益大”③之类的记载。特别是明末清初和清代中叶的大规模黎族农民起义，就有不少汉族人民参加。这些历史事实说明了过去尽管存在着民族压迫制度，以及统治阶级为了掩盖和转移阶级矛盾，制造民族压迫和挑起民族纠纷，但是黎汉两族劳动人民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以及他们的团结合作，始终是黎汉两族人民关系的主流，是促进我们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些过去发展比较落后的山区，这时也已经是“耕种之法，力农之具，均与内地无异”①，“力田岁皆两熟，并植杂粮”②。在土质水源条件较好的地区，则“依山涧为田，所获较外间数倍，其米粒大色白，味颇香美”③，“所产稻谷，足敷一年之食”，并且“崖陵一带，尚有黎米出粜”④了。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农村人口也显著增加，如“峒有十数村，土沃烟稠，与在外民乡无异”⑤。当时崖州有些黎村，如官坊、头塘、抱由等峒（今乐东县三平、抱由公社），“多者千余家，少亦七、八百家”⑥，显然这些地区比起明代又有了很大的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黎汉两族人民的经济交流也日益扩展，在毗邻汉族的地区增辟了许多墟市，如儋州的调南市，临高县的兰洋市、南丰市，定安县的岭门市等等。由于黎汉贸易的频繁，山区黎族的土特产，通过市集和汉商入山收购而流入了市场，黎族人民换回的铁质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也日益增多。因此，这些墟市的设立，对于黎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一步密切与汉族地区的经济联系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清代汉族商人深入黎族地区也日益增多，“客贩赍绒线布匹入黎，则黎以香藤等物彼此通功易事”⑦，其中黎族妇女所织的黎锦，“取中国彩帛，拆取色丝，和吉贝织之成锦”⑧，以及黎布等，“贾者或
用牛或用盐易而售诸市，海南人颇用之”①。有些黎族还受雇于汉商，入山采藤、采香、伐木，“穷者借以资生”②。
但到清代，黎族社会的发展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地区性的不平衡，如有一部分居住在五指山中心地区的黎族，仍“不当差不纳粮，亦罕出外，其言语不可晓”③。由于受汉族封建经济影响较少，“不识耕种法，亦无外间农具”④，“不问气候，以得雨沾足为耕种之期”，“惟于雨足之时，纵牛于田，往来践踏，俟水土交融，随以手布种粒于上，不耕不耘，亦臻成熟”⑤。“田禾成熟后，其刈割之法……即以手连茹拔之，或有以切槟榔小刀割取谷穗者”⑥。“无外间菜蔬各种，唯取山中野菜用之”⑦。由于生产的落后，人们生活也十分艰苦，生活用品大多利用自然物，“隆冬时取树皮捶软，用以蔽体，夜间即以代被”。“器用皆椰壳或刳木为之，无外间碗箸”，“亦不知烹宰法，取牲用箭射死，不去毛不剖腹，燎以山柴，就佩刀割食”⑧。这都反映了当时尚有一部分居住在偏僻山区的黎族人民，仍然过着比较原始的落后生活。
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大部分黎族地区的阶级分化也越来越严重。当时社会上是“以牛之有无多寡计贫富”⑨，贫者连一头牛也没有，而被称为“大家”的富户，却有牛数百头之多，而且收藏大批的铜锣，“以十数牛易一锣”，“藏铜锣多而佳者为大家，犹外间世家之有古玩”⑩。甚至在服饰、婚聘、丧礼等等，“亦随贫富而为之”⑩。土地的买卖和典当亦很盛行，田租、牛租和雇佣劳动的剥削也很普遍，使土地不仅大量集中在黎族地主阶级手里，汉族的绅衿、里正、大户等等也通过各种欺诈的手段占夺黎族的土地，使大量土地被汉族地主阶级掠夺了去。有些汉族奸商进入黎区后，以“黎人于升斗权衡丈尺之制不甚认真，恒欺之”①，或“欺以赝物”，或以酒易米，“虽欺之亦不觉”②。有些则放高利贷，“春借秋偿，倍息取利”③，使黎族人民受到多重的超经济剥削。
清代封建王朝对黎族人民的统治，仍然承袭明代的一套老办法，在黎族上层首领中任命了一批粮长，由粮长向黎族人民征收赋税转交给当地官府。这些粮长名义上是收粮，实际上则和明代的土舍一样，掌握着管辖地方实权。他们和封建官吏和汉族地主阶级勾结在一起，借包揽代纳钱粮为名，“加收至倍蓰”，“从中盘剥，尽入私囊”④，使无数的黎族农民倾家荡产。而封建官吏兵将们更是勒收粮赋，“额粮一石，私收数倍，毒加骨髓，祸及鸡豚”⑤，以至任意摊派，肆意苛索，“凡有米之家，派盐一盘，征米四盘，必尽夺其米而后止”，“乐平营兵每岁称奉差票各村责办獭皮、灰炭、木料、大竹等送入营内，谓之答应公务”⑥。官兵“一入黎村，辄勒索人夫，肩舆出入，酒浆鸡黍，攘攫罄尽，花梨不能运出，则令黎人另采赔补”。若稍有反抗，则“擅锁平民入营拷打”⑦。康熙年间琼山县地方“文武官属役黎采香、藤、花梨（木）、紫檀等物，又令开金沟，日索
其金而又苦辱之”①。上述这些横征暴敛，使黎族人民“财产尽于诛求，筋力困于差役”②，使得黎族地区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经常激发起黎族人民大规模的反抗斗争，起义斗争的激烈程度不下于明代。
明朝灭亡后，清朝并未能立即在海南岛建立实际的统治。一方面明末以来的黎族农民起义仍方兴未艾，同时，一部分明朝遗臣借“监国”名号树起反清大旗，这些斗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清初黎族人民武装起义的高潮。
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年），临高县黎族符元豪、符万岗等人与汉族黄德华等联合数千人起义，攻破临高县城，“毁官〓库狱”，杀了一批反动官吏，起义到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年）三月才告失败。顺治四年（一六四七年），崖州汉族彭信古乘崖州前明守将洪廷栋、镇抚胡永清聚众抗清的时机，联合罗活、官坊各峒（今乐东县三平公社）黎族举行反清斗争，并于顺治五年攻占崖州城，把知州于有义也杀了③。顺治六年（一六四九年），定安县黎族马蹬根领导农民起义军围攻县城，得到城内汉族程九娘等人领导群众响应，迅速攻下了县城④。顺治十六年（一六五九年），在崖州侵宇村又爆发了王亚锦领导的黎族农民起义，这是清初各次起义中规模比较大的一次。侵宇村的黎族早在明朝崇祯八年（一六三五年）就发动过起义斗争，以后一直积蓄力量，以图再举。到了顺治十六年三月间，他们联合罗葵等峒的黎族，向崖州东部一带的官军发动进攻。当时封建王朝出兵镇压，起义军伏险隘以截击来犯官军，然后携带妇孺牛畜等退入拖劳岭，结寨固守。官军在山中搜索，毫无结果。起义军又重新集结力量，并联合五指山地区的黎族，再度向官军发动反攻，把官军重重围困，最后封建王朝被迫接纳起义军的议和条件而怆惶退兵①。由于黎族农民起义连绵不绝，致使清朝在海南岛的统治长期不能稳定下来。
康熙初年，由于郑成功及其后代在台湾坚持抗清斗争，清王朝为了封锁郑成功，在福建、广东两省实行“迁海”禁令，把沿海一带的居民迫迁入内地，严重阻碍了大陆地区与海南岛的经济往来，岛上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遭到严重破坏，以致“民怨鼎沸”。于是，黎族人民联合汉族人民不断起来反抗，其中以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年）琼山县黎族韩有献领导的起义最为激烈②。适值当时广东海上起义军杨义、谢昌等人在琼山、澄迈、文昌沿海一带登陆，韩有献率领的起义军和他们汇合在一起，声势十分浩大，澄迈、定安两县的反动官吏弃城狼狈逃跑，连海口守备黄世贤也开城迎接起义军，一时“琼邑震动”，岛北沿海各县几乎都被起义军所控制。清王朝慌忙调来大军反扑，并且采取军事镇压和政治诱降等卑劣手段妄图扑灭起义的烈火，但这支黎、汉两族联合反抗清王朝统治的起义队伍一直进行殊死的斗争，坚持达四年之久，最后在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才被镇压下去。
康熙中叶以后，清朝对海南岛的统治已趋稳固，封建王朝在强大的人民斗争浪潮冲击下，被迫采取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使明末清初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得到逐步恢复和发展。随着黎族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封建王朝的统治势力也逐步向腹心地区扩展。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在镇压了韩有献等人的起义以后，清王朝为了巩固在黎族地区的统治，开始在山区各交通要道分别设立了琼山水尾营、定安太平营、崖州乐安营、儋州薄沙营、陵水宝停营等五处军事据点①，派有绿营兵驻守。同时，又在各黎峒中，委派大批黎族上层首领为“峒长”、“总管”、“哨官”、“黎甲”等，世袭其职，“凡小事听哨官处断，大事则报诸总管，总管不能处，始出而控告州县”②。即使在那些“不入版籍”的山区，也设立“峒长”、“黎练”加以统治，“遇有事，峒长、黎练（则）以竹箭传唤”③。虽然这些山区的黎族不向官府纳粮当差，但与过去完全不受官府统治，所谓“不服王化”的情况已有所不同。可见当时封建王朝的统治势力已伸展到僻远的山区。到了道光年间（一八二一至一八五〇年），岛上几乎所有黎族地区都划入了州县的统治范围了。
随着封建王朝对黎族地区的统治日益强化，黎族人民受到汉族官僚、地主以及本民族的地主阶级、封建上层的各种残酷剥削，加上汉族奸商、高利贷者的“唆骗盘剥”，生活十分困苦，终于在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年）爆发了琼山县指马峒王镇邦领导的起义①。起义军首先攻破了清军设在琼山县黎族地区的主要军事据点水尾营，然后分兵攻打薄沙、宝停、乐安等营汛。整个五指山周围一带的黎族人民纷纷响应，并且得到汉族人民的支持。他们经常“出入黎峒，潜通消息”，使官军“进退失据”，狼狈不堪。这次起义最终被镇压下去，而一批地方官吏亦“以激变议罪”。此后，封建统治阶级仍然没有放松对黎族人民的压榨，尤其是汉族地主阶级的绅衿、里正、大户等与官府互相勾结，以包揽代纳粮税为名，对当地的黎族农民肆意敲榨，因此又激发起嘉庆二十二年（一八一七年）崖州乐安汛的东西报贤村的黎族人民起义②。人民强大的斗争浪潮迫使封建官府也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约束属下，如“严究役兵索诈盘剥者，皆坐以律，永革包纳钱粮夙弊”。但这不过是一纸空文、玩弄政治欺骗而已。黎族人民为了挣脱封建压迫剥削的枷锁，继续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到了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年），崖州洋淋峒（今崖县雅亮公社）又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黎族农民起义③。这次起义的导火线是当地的盐店在官府的指使下不卖食盐给黎族人民而引起的。起义由黎亚鸡和张红须、张亚基等相继领导，附近的抱腊、抱麻、抱蕴峒以至五指山区的黎族群众齐起响应，声势浩大，“州兵不能御”。起义军把来犯的官军杀得大败而逃，尤其是洋淋岭一役，起义群众“先伐木置路旁，并火具，割草覆之”，等到官军被击溃急退时，“则巨木塞道，火起伏发，兵丁死伤甚众”，连万州营千总、崖州营记委等均被打死。清王朝在惨败之下，一方面把雷琼道以下的总兵、知府、知州等大小官吏革职，同时责令当时的两广总督李鸿宾亲自前往雷州“督师”，派大军到崖州进行反扑。这次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俶扰三载，縻饷亿万”。在镇压起义以后，清王朝即“更定崖州营制”，以副将代替参将驻守，“增兵设卡”，此外还大量搜刮劳动人民钱财，以作“防黎”开支，“岁得二千金，贮道库备支防黎经费”①、。但是，反动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却扑灭不了黎族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革命火种。三年后的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年）七月，又爆发了以黎亚义为首的武装斗争②，并得到以薛凤章为首的广大汉族贫苦农民的大力支援，起义怒潮席卷整个儋州，给予当地的汉族地主、奸商、高利贷者以致命的打击。黎汉两族劳动人民在共同斗争中结成了兄弟般的战斗友谊，这种革命友谊在以后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得到了更大的发扬。
明清两代，由于封建王朝的残酷统治和不断的“征剿”，给黎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造成了民族间一定的隔阂；但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明清两代黎汉两族人民的传统友好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明代黎汉族杂居的地区就不断扩大，清代以来更有不少汉族商人深入黎族地区与黎族人民进行贸易。据《黎岐纪闻》记载：“近日惠（州）潮（州）人杂处其中，多以沽酒为业，外贩赍绒线盐布等物入而易之。……惠潮人入黎者，多于坡地种烟，黎人颇用之”③。
有些汉族商人还“出租资于山中起寮”，雇请黎族农民入山采香、采藤①，出现了汉黎之间雇佣劳动这一新的情况。明清两代，黎汉族人民的经济往来更为频繁和密切，更多的铁质农具和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输入黎族地区，使得过去许多“蛮烟瘴雨之地”，如今已开拓成为膏腴沃土。黎族人民还培育出一些甚得当地汉族人民推重的农作物品种，如“其粒绝白”，“味颇香美”的“黎米”，深受人们所喜爱；所种的“〓实山药”，则是“体重盈钧，质皓若霜”②。宋代已经驰名国内的黎锦、黎单、黎幕，到了明清两代品质又有所提高，更为时人所称道。特别是“以吴绫越锦拆取色丝，间以鹅毛之绵，织成人物、花鸟、诗词，瑰丽可爱，（而）以金丝者为上”③，当时的诗人曾称赞为“机杼精工，百卉千华”④。黎族这些纺织品通过汉族商人的贸迁而闻名四方。黎汉两族人民由于经济上的互相依存，紧密联系，通过共同劳动、共同生活、通婚联亲等等，促进了民族间的互相融合，互相同化。当时黎族中的“近民居者，直与齐民无异，薙发着裤，并令子弟读书”⑤。甚至过去开发较迟的崖州的一些地区，到了清代道光年间（一八二一至一八五〇年），当地的黎族已是“饮食衣服与汉人同……日往来城市中，有无相易，言语相通，间有读书识字者”⑥了。至于文昌、澄迈、会同（今琼海县）等开发比较早的地方，到了清代中叶，这里的黎族基本上已经和汉族自然同化，有些地方还出现了“无黎”之说（如“文昌无黎”）。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黎族，他们的祖先“本南、恩、藤、梧、高、化诸州人……因住近黎土，谙晓黎俗”①，或因“从征至此，利其山水田地，创为村峒，落土耕田”②，便逐渐同化于黎族之中。至于黎汉两族人民在反对共同的阶级敌人的斗争中，互相支援，并肩战斗的事例，自元朝末年以来更是到处可见，在文献上就常有“军民奴囚逃入（黎峒），党与通行，（黎）势益大”③之类的记载。特别是明末清初和清代中叶的大规模黎族农民起义，就有不少汉族人民参加。这些历史事实说明了过去尽管存在着民族压迫制度，以及统治阶级为了掩盖和转移阶级矛盾，制造民族压迫和挑起民族纠纷，但是黎汉两族劳动人民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以及他们的团结合作，始终是黎汉两族人民关系的主流，是促进我们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附注
①④⑦知不足斋：《琼黎一览·琼崖黎岐风俗图说》。
②⑥道光《琼州府志·海黎志》。
③清·张庆长：《黎岐纪闻》。
⑤清·屈大均：《广东新语》。
⑧清·陆次云：《峒溪纤志》。
①④⑦⑧⑨⑩⑪《黎岐纪闻》。
②③⑤⑥《琼黎一览·琼崖黎岐风俗图说》。
①光绪《定安县志》卷九，《黎岐志·黎俗》。
②③《黎岐纪闻》。
④⑤⑥⑦清·陶元淳：《请禁崖州营将军肆虐状》，载《皇朝经世文编》第七十六册，卷八十八。
①清·吴震方：《岭南杂记》。
②《请禁崖州营将军肆虐状》
③宜统《崖州志》，又参看道光《琼州府志·海黎志》。
④道光《琼州府志·海黎志》，宣统《崖州志·黎防志》。
①宣统《崖州志·黎防志》。
②道光《琼州府志·海黎志》。
①道光《琼州府志·海黎志》。
②③《黎岐纪闻》。
①民国《琼山县志》。
②③宣统《崖州志·黎防志》。
①宣统《崖州志·黎防志》。
②道光《琼州府志·海黎志》。
③《黎岐纪闻》。
①《黎岐纪闻》。
②清·陈澧：《补杨孚＜南裔异物赞＞并序·咏藷》，载《学海堂集》第三集，卷十八。
③④《广东新语》。
⑤⑥道光《琼州府志·海黎志》。
①②③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四，《广东八》，并参看道光《琼州府志·海黎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