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我国史籍最早有关海南岛的记载，以《汉书·地理志》最为详细，书内记述汉武帝平定南越之后，于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〇年）在岛上设立珠崖、儋耳两郡，“广袤可千里，合十六县，户二万三千余”，并对岛上的物产和土著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作了一般的描述，但对当时汉人在海南岛的情况则没有提及。王佐（明朝海南岛临高县人）在《琼台外纪》中曾明确指出：“武帝置郡之初，已有（善人）三万之数”。这里所谓“善人”，“此皆远近商贾兴贩货利有积业者，及土著受井受廛者”①，由此可见当时岛上的汉人已有一定的数量。其实早在秦始皇派尉屠睢率领五十万大军南下经略岭南，设立桂林、南海、象三郡之后，就迁徙大批中原的汉人进入各郡，与越人杂居。当时作为象郡的“外徼”的海南岛虽然尚未设立郡县的统治，但从一些事实来看，已有汉人进入海南岛居住了①。到了建立郡县之后，更多的汉人便陆续到达岛上的沿海地区，与当地的土著居民（包括黎族的远古祖先在内）进行通商贸易，因之当时海南岛出产的奇珍异宝如珠玑、玳瑁、犀角、广幅布和各种热带果品等已为中原人士所熟知，并成为历代封建王朝掠夺的对象。随着汉族封建经济文化影响的不断扩大以及黎族内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加速了黎族原始社会的解体，一方面又促进了封建制度的出现。在郡县建立的过程中，由于使用了武力，使劳动人民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在客观上对于巩固祖国的统一，密切海南岛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黎汉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黎族社会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因此，“两汉伏波将军开琼”的各种传说和有关的名胜古迹，一直受到人们的传颂②。
  郡县制的建立在当时是政治上的一个进步，但由于封建官吏的横征暴敛，给黎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引起了黎族人民多次的强烈反抗。据《汉书·贾捐之传》载，从设立珠崖、儋耳郡之后，到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八六年）的二十多年间，大小的反抗斗争有六次之多，以后在神爵三年（公元前五九年）、甘露元年（公元前五三年）、初元元年（公元前四八年）都爆发过反抗斗争。在汉武帝末年（公元前八七年），黎族人民在反抗珠崖太守孙幸强征广幅布时，曾攻破郡城，杀了孙幸①。这些历史现象，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着的复杂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以后封建王朝在海南岛的设治，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有时并，有时废，管辖的地方有时扩大，有时缩小②，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并没有妨碍黎汉两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与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汉族人民仍然不断迁移到岛上来，汉族的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继续在黎族中传播，黎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不断受到汉族的影响。据《后汉书·南蛮传》记载，在汉代我国南方的部分地区，包括海南岛在内，过去是“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自从王莽执政（九至二三年）以后，从中原迁徙了一部分居民“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到了东汉建武十八年（四二年），伏波将军马援曾“往来南海，抚定珠崖，调立城郭，置井邑”③，这是中央封建政权比较认真经营海南岛的开始。稍后，在明帝永平年间（五八至七五年）曾任儋耳太守的僮尹，“还至珠崖，戒勅官吏毋贪珍赂，劝谕其民毋镂面颊，以自别于峒俚，雕题之习，自是日变”④。这些措施对于黎族社会的发展，以至风俗习惯的变革，都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
  至于从汉代至梁朝以前黎族社会封建化的程度如何，目前尚缺乏充分的史料加以说明，但从当时移居到海南岛的汉族人口还占少数，中央封建集权的措施在岛上的推行也还受到很大的限制等情况来看，这时除了沿海（主要是岛的北部）极小部分地区的黎族由于与汉族接触较早，受到汉族封建经济文化影响较深，发展较快，逐步向封建社会过渡之外，就当时绝大部分黎族地区的社会情况来说，仍相当落后，封建因素还是很微小的。如三国时吴国孙权曾策划远征海南岛，就受到他的大臣全琮和陆逊的劝谏，认为该地“隔绝瘴海，水土气毒”，而且会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易以为乱，难使从治”，“得其民不足济事，无其兵不足亏众”①等等可以见其一二。最后孙权不接纳大臣的劝谏，还是派聂友和陆凯进兵海南岛，结果，在这次军事行动中，虽然人民的反抗被镇压下去了，但因“士众疾疫者十有八九”，不久就被迫撤军②，只得在现今的雷州半岛上另立行政机构珠崖郡和朱卢、珠官两县，对海南岛只是“遥领”而已。
  从南朝的梁朝到唐代（五四〇至九〇五年）三百六十多年间，黎族社会的封建因素逐渐有所增长。梁朝于大同中（五四〇至五四一年）在废儋耳郡的地方设置崖州，这是因为当时该地的俚僚（包括黎族的古代祖先）一千多峒“归附”冼夫人，由
  她“请命于朝”而置崖州的①。冼夫人“多筹略，能行军用师，劝亲族为善”，“政令有序”，是六世纪我国南方越族的一位杰出的政治领袖②。当时广东的西南部地区、雷州半岛和海南岛都在她的统领之下。隋初，冼夫人因率领所属十多个州的地方归附隋朝，又以“抚慰诸俚僚”、“和辑百越”有功，隋文帝赐给她临振县汤沐邑一千五百户，并封赠她的儿子冯仆为崖州总管③。由于冼夫人致力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事业，不仅密切了中原地区与海南岛的关系，有利于中央政权的巩固，同时对于促进黎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她的业绩一直受到当地各族人民的怀念④。
  到了唐代，由于当时国际贸易的频繁，使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与南海海上交通中点的海南岛，开始受到中原地区越来越大的注意，岛上出产的珍珠、玳瑁、香料、梹榔、荔枝、龙眼等珍贵物产，有许多一向要从南海诸国输入国内的，这时也由岛上以“土贡”的方式或由商人贩运到大陆地区⑤，使海南岛与大陆地区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了。唐代海南岛由于汉族人口的不断增加而得到进一步的开发。据《太平寰宇记·岭南道十三》的记载，开元年间（七一三至七四一年）海南全岛五个州（琼、崖、儋、振、万安）共有一万一千五百三十五户①，其中崖州（包括现今琼山、文昌、澄迈等县）就有六千六百四十六户，比当时大陆地区开发较早的雷州（四千三百户）、廉州（三千零十二户）的人口还要多。当时岛上汉族居民的分布，也从原来岛北沿海开发较早烟瘴较少的地区，逐步向比较偏远、开发较迟而瘴疠较严重的岛南、岛东南地区扩展。随着汉族人口的增多与分布地区的日益扩展，在沿海黎汉族杂居的地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也有较显著的提高。天宝年间（七四二至七五六年），当鉴真大师漂流到岛南的振州（今崖县）时，就看到当地已经是“一年养蚕八次，收稻两次，十月种田，正月收粟”②了。当时山区出产的高良羌、五色藤、盘班布、金糖香、益智子……等土特产，也有不少作为“贡品”或商品而输入中原地区，在沿海一带还出现了作为经纪的商人阶层③。德宗年间（七八〇至八〇五年），琼山郡守韦公干家里从事奴役性手工业劳动的奴仆已能“织花缣文纱”，制角器，熔锻金银，用珍木造杂具，又驱使木工采伐乌文、呿〓等珍贵木材，造大船两只，饰以金银，以健卒为船员，远航广州④。鉴真在振州和崖州滞留期间，就曾主持重修当地的大云寺和开元寺，可见当时该地的建筑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⑤。至于李德裕诗中的“五月畲田收火米”①，说明在唐代后期（八四八年间），“刀耕火种”的落后耕作方式在崖州地区还相当普遍。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岛上沿海黎汉族杂居地区的阶级分化也日益明显，出现了“以富为雄，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的局面②，还出现了一些独霸一方的豪强官吏。如前述的琼山郡守韦公干，万安州的大首领冯若芳（两人均非黎族），“掠人为奴婢”，强迫这些奴婢从事奴役性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竭夷僚之膏血以自肥”，从中剥削掠夺而成巨富③。冯若芳家里有客来时，一次就燃烧从外国输入的珍贵乳香百余斤，他的屋后苏木（一种名贵染料）堆积如山；“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④鉴真为了在崖州重建开元寺，振州别驾冯崇债“即遣诸奴各令进一椽”，三日之内便把强征的巨木收集完毕⑤。振州的富豪陈武振，“家累万金，犀（角）象（牙）玳瑁仓库数百”，连当时的招讨使也要去巴结他⑥。上述这些豪富们的奴婢，有些是被俘虏的波斯船上的船员，但绝大多数是当地的各族劳动人民⑦。同时，黎族内部的上层首领也已成为地方上的实际统治者，经常通过战争和掠夺以加强对黎族人民的压榨，使黎族人民痛苦不堪。《新唐书》记载的“中宗时（七〇五至七〇九年），（宋）庆礼为岭南采访使，时崖、振五州首领更相掠，民苦于兵”⑧，即是这一情况的纪实。
  唐代海南岛沿海地区封建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和当时中央封建王朝对这些地方的积极经营有关。自贞元五年（七八九年）岭南节度使李复平定海南各种纷乱，“讨平峒蛮”，“恢复”琼州之后，全岛共设立了五州二十二县①，为以后的行政建制奠定了基础。而且当时设立的有些县，如琼山、文昌、澄迈、临高、陵水等，有不少的县名仍沿用至今。至于海南岛后来简称“琼崖”，也是自这时前后设置了琼州和崖州而来的。当时县的设置已不限于原来开发较早的岛北沿海一带，而是扩大到岛南和岛东南沿海，使环岛沿海地区几乎全部纳入了州县的范围。如一向气候卑湿的岛东南的万安州（今万宁县），是在唐高宗龙朔二年（六六二年）才设置的②。从此，汉族和黎族的分布状况已不再是“汉在北，黎在南”，而是“汉在外围，黎在腹地”了（这种状况基本上一直持续到解放前）。但是，州县设立之后，苦于赋税、贡品负担的繁重，以及大小官吏的苛索欺凌，在加剧了当时的阶级矛盾的同时，也激化了民族之间的矛盾，增加了唐朝中央政府在海南岛设治的不少困难。早在乾封初年（六六六至六六七年）黎族和其他民族人民的一次反抗斗争，连琼州都被攻陷了③。懿宗咸通五年（八六四年），在镇压以黎族蒋璘为首的反抗斗争之后，刚设立起来的忠州（今定安县西南部）在兵退之后也被迫撤消④。特别是县的设置，有许多是时立时废，变动很大，建立在山区的，如儋州的洛场县，振州的落屯县，更是如同虚设。这反映出中央封建王朝对黎族的统治，除沿海黎汉杂居区外，直到唐代还未十分稳定，汉族封建经济文化对黎族社会的影响仍未普遍和深入，尤其是黎族聚居的广大山区所受的影响更少，如当时振州的土著居民还完整地保持着文身、凿齿和吹鼻箫等风俗。虽然到了唐代后期宪宗元和二年（八〇七年），有“琼管儋、崖、振、万安等州峒俚来归，进五州六十二峒归降图”①，但受统治的黎族仍占少数。
  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海南岛的开发有了一定的进展，这从文献上有关海南岛的记载逐渐增多得到反映。如后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晋朝王范的《交广春秋》，都有关于朱崖、儋耳两郡风俗的记载。又晋朝盖泓所写的《朱崖传》一卷，是海南岛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唐德宗时（七八〇至八〇五年）杜佑所撰的《通典》，也有关于海南岛的记述。唐昭宗时（八八九至九〇四年）任广州司马的刘恂所写的《岭表录异》，不仅对海南岛的物产风俗有所描述，而且使用了“夷黎”这一专称来称呼当地的少数民族。这些情况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海南岛以及当地的少数民族的了解逐步加深，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注意。但尽管如此，直到唐代，海南岛开发的速度还是相当的缓慢，而且仍远比中原地区落后。当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海南岛仍然是一处“化外之地，瘴疠之区”。封建王朝开始把它作为流放贬谪官员的地方，而被流贬的官吏更视海南岛为畏途，“一经南贬，便同死别”。唐大中二年（八四八年）被流贬为崖州司户的著名政治家、诗人李德裕，在诗中曾写道：“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①这些情况也反映了唐代海南岛的沿海地区封建化的区域虽然扩大了，但对整个黎族社会来说，原来的落后状况和社会经济结构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在通向封建社会的道路上仍处于十分缓慢的进程中。

①转引自民国《儋县志》卷一。 ①据道光《琼州府志》载，过去海南人的度量衡实行六进制，此“实存秦时旧制”云云，由此推断秦时已有汉人到达海南岛。今天黎族传统的计算法仍是六进制，如稻谷的数量以束为最小单位，六束为一攒，六攒为一对。 ② 关于这方面的传说，海南岛各县的地方志均有记载。道光《广东通志》载，儋耳郡的外城，传说是汉武帝时楼船将军杨仆所筑。现今东方县十所村的汉伏波井，儋县白马井镇的马口井，相传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所开凿。至于过去祭祀路博德、马援两伏波将军的庙宇，几乎遍布海南岛各地。 ①见《后汉书·南蛮传》。 ②自汉武帝初设珠崖、儋耳两郡到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八二年）罢儋耳郡并入珠崖郡，至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四六年）采纳贾捐之的建议撤销珠崖郡，改为一个朱卢县，隶属合浦郡，以后则常有变更。详见道光《琼州府志·历代沿革表》。 ③④道光《琼州府志》卷二十九，《官师志·马援传》、《官师志·僮尹传》。 ①参看晋·陈寿：《三国志·吴志》卷十三，《陆逊传》；卷十五，《全琮传》。又卷八《薛琮传·慎选长吏疏》云：“………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结徒跣，贯头左衽，长吏之设，虽有若无……。” ②参见《三国志·吴志》卷二，《孙权传》；卷十六，《陆凯传》，嘉靖《广东通志》卷四十四，《列传·名宦·聂友传》。 ①乾隆《琼州府志》。 ②唐·魏徵：《隋书》卷八十，《列传四十五，冼氏传》。又唐·李延寿：《北史》卷九十一，《列传七十九·谯国夫人冼氏传》。 ③见前引《隋书·冼氏传》、《北史·谯国夫人冼氏传》。 ④解放前，在广东省湛江地区一带和海南岛，不少地方均有冼夫人庙，有关的传说也很多。如琼山县新坡公社梁沙村就有一座相当规模的冼夫人庙。在临高县和儋县，很多村镇都建有冼夫人庙。 ⑤《新唐书·地理志》卷三十三上。又参看《群书类丛》第四辑，卷九十六，《唐太和上东征传》。 ①此一人口数字似偏低，因汉朝时海南岛已有户二万三千余。 ②见前引《唐太和上东征传》。 ③见前引《新唐书·地理志》卷三十三上；又参看前引《唐太和上东征传》。 ④ 宋·李昉：《太平广记》卷二百六十九，《韦公干》条。 ⑤见前引《唐太和上东征传》。 ①宣统《崖州志》卷二十一，艺文志三，李德裕诗：《贬崖州司户道中》。 ②参见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四。 ③④⑤⑦参见前引《太平广记》和《唐太和上东征传》。 ⑥《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六，《陈武振》条。 ⑧《新唐书》卷一百三十，《列传五十五，宋庆礼》。 ①参见道光《琼州府志》卷首，《历代沿革表》。 ②参见道光《琼州府志》卷首，《历代沿革表》。 ③道光《琼州府志》：“乾封二年，洞僚陷琼州，东南诸乡尽没。” ④参见道光《琼州府志》卷首，《历代沿革表》。 ①参看嘉靖《广东通志》所载唐宪宗元和年间岭南节度使赵昌的事迹。 ①引自道光《琼州府志》卷四十一，艺文志，李德裕诗：《贬崖州司户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