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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母系氏族公社时期
黎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黎族的社会发展和其他民族一样，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原始公社时期。
对于黎族原始社会的具体情况，由于没有本民族文字的记载，汉文文献有关的资料也不多，目前还未能作详细的描述。但是解放后的考古发现和社会历史调查，为研究黎族原始社会提供了一些较为可靠的资料。
到目前为止，在海南岛尚未发现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前的文化遗址①，但从黎族保留的大量神话和传说故事的内容来看，黎族的远古祖先和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的先民一样，都曾经历过旧石器时代的血缘婚和血缘家族阶段，如广泛流传的洪水故事中就有姊弟通婚的情节，这反映了黎族远古时代血亲婚配和原始的家族形态。
解放以来，海南岛已发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
①根据一九五七年广东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和中山大学历史系主持的一次考古普查，在海南岛未发现典型的旧石器时代遗物。
址一百三十多处，其中自治州境内就有九十三处，在现今黎族聚居的琼中、白沙、东方、乐东、保亭、通什等地则有五十七处①。这些遗址大多数座落在河流两旁的山岗或台地上，一部分在沿海港湾的沙丘上。出土的器物有石器和陶器。在生产工具方面，有石斧、石锛、石凿、石铲、石戈、石矛、石犁、石敲砸器和石质或陶质的网坠、纺轮等；生活用具有陶罐、陶瓮、陶缶、陶豆、陶鼎、陶碗等；此外还有石环、石珠、陶饼、陶管、陶耳坠等妆饰物。石器多磨制，无孔，也有少数打制或仅磨刃部而器身稍加磨制的。其中以双肩石斧、石锛以及有段石锛较普遍。陶器除少数印纹硬陶外，全为手制，以夹砂粗陶比较普遍，几乎每一处遗址中都有；泥质软陶和几何印纹硬陶较少，花纹也比较简单。夹砂粗陶以红色为主，也有少数灰色或黑色的，火候一般比广东大陆的要稍高，罐、缶器形很大。这些器物除了一部分在岛北沿海地区出土的尚待进一步探讨它的族属问题之外②，其余的大部分，可以初步肯定是黎族远古祖先的遗物，这对研究黎族原始社会的历史提供了可靠的考古学依据。
在上述的古代文化遗址中，据初步的分析比较，单纯出土
①广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海南岛凤鸣村新石器时代遗迹调查》，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又见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海南岛原始文化遗址》，《考古学报》，一九六〇年第二期，第一二一页。
②据最近的调查研究，在海南岛北部沿海地区的儋县、临高、澄迈一带，大约在金石并用时期或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当地除了黎族的祖先之外，可能还有其他民族的先民在那里居住，因此该地区发现的古文化遗址的族属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磨制石器和夹砂粗陶的文化遗址，应属于较早的类型，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但其年代比广东大陆地区为晚，大约为中原殷周之际，或者稍晚一些①。在社会发展阶段上，正处于原始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期。当时人们已经从事原始的农业生产，这从出土大量的磨光石器以及器形较大的陶器残片就可得到证明②。海南岛气候炎热湿润，植物繁茂，宜于农耕。黎族的先民居住在靠近河流、港湾的山岗、台地上，使用磨制锋利、牢固地装在木柄上的石斧、石锛等工具，在森林密布的地带把林木砍倒，用“钻木取火”的方法把枯干的枝叶烧光，待下雨后才播种。这种“砍倒烧光”的原始锄耕农业，也就是后来文献上所说的“刀耕火种”。直到解放前，黎族地区仍可看到的“砍山栏”耕作方式，就是这种原始锄耕农业的残迹。人们在每年农历的二、三月间用铁钩刀将树木砍下，待枝叶干枯后即行放火焚烧，在有些场合仍沿用钻木取火的方法引火，烧后清除残烬，到雨后表土松软时就进行播种。男子用削尖的木棍戳穴，妇女随后播下“山栏稻”种，不施肥，也不翻土中耕，只铲除一两次草，到稻熟时用手捻小刀逐穗收割，整穗晾干储藏。从这里可以窥见原始社会较早期的农业生产的一些情况。
一部分生活在条件特别有利于渔业的海边和河流两旁的黎族远古居民，他们的经济生活以采集软体动物和捕捞鱼类为
①参见中山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研组：《广东原始社会初探》，载《理论与实践》，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号，三十三页。
②据前引《广东海南岛原始文化遗址》一文，海南岛发现的135处原始文化遗址中，山岗遗址共108处，占全部遗址数的百分之八十，可见当时人们是以原始农业生产为主。
主。人们除了使用石矛和弓箭（一般是不带镞的竹、木箭杆）等投射鱼类外，还经常使用堵塞河水、装设鱼笼或各种大小不同的鱼网在河流或海滨捕鱼。从有些遗址中出土大量的多种多样形式的石制、陶制网坠，以及陵水县新村港贝丘遗址堆积了大量的斧足类、腹足类软体动物遗壳和鱼骨等，不仅说明了当时捕捞技术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而且显示出捕鱼是当时人们的主要生产部门，鱼类和软体动物是主要的食料①。
在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黎族的远古祖先为了充分利用各种手段来取得生活资料，往往把农业、狩猎、捕鱼结合起来，而采集仍然是一种经常性的活动。人们使用石斧和石矛、石戈等复合工具，以及弓箭、陷阱等进行狩猎。用猎犬驱赶野兽进行围猎，直到现在仍然是黎族人民在春节期间举行的集体活动。
手工业方面，从出土的大量陶器和陶纺轮来看，当时妇女已广泛制造陶器，掌握了制陶方法和纺织技术。其中占出土陶器绝大多数的夹砂粗陶和泥质软陶，全部都是手制的。解放前，在山区一些地方的黎族中，还保留着原始的纺织工艺和制陶技术，制陶一直到解放前还是妇女的副业，黎族男子是不制作陶器的。制作陶器的方法是手捏和泥条盘筑法，陶胎制成晾干后放在柴堆上烧成陶器，这些都可能是原始社会生产方法的遗留。石环、石珠和各种陶制装饰品的发现，表明了当时人们对于装饰艺术的爱好，并能制作美观精致的饰物。
①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九，《儋州·风俗》条载：“《山海经》曰：儋耳郡即离耳也，皆镂其颊……在海渚不食五谷，食蚌及鳖而已。”
同原始公社时期极端低下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只能是生产资料由公社成员共同占有，集体劳动，平均分配产品。人们以血缘纽带联结起来，组成母系氏族公社，过着无阶级、无剥削的原始生活。母系氏族公社是当时社会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经济单位，也是社会制度的基础。由于当时妇女在农业生产中负担主要而繁重的工作，在社会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加上对偶婚的盛行，使妇女在氏族中和社会上享有很大的威望和受到尊敬。
关于黎族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制的情况，在历史文献记载和解放后的调查中都可以看到一些遗迹。如宋代文献就记载：“自来黎峒田土，各峒通同占据，共耕分收，初无文记……。”①直到解放前，有些黎族地区的山林和荒地，仍归全村或全“峒”公有。过去黎族地区普遍存在“峒”的社会组织，它的内涵虽然在历史上几经变化，但仍然可以看到带有若干氏族部落的残余形式。象原始社会部落间有清楚的界线一样，每个峒都有固定的地域，峒的疆界一般以山岭河流为界，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如同原始社会时同一部落内各氏族有着血缘关系一样，同住一峒的人大多有血缘关系，对峒的疆界有共同保卫的责任，同峒的人彼此间又有互相援助的义务，当受到外峒人欺侮时，必须共同起来进行血族复仇②。峒有峒首，管理全峒事务，调解纠纷，维持社会秩序，一如氏族部落中的酋长。“（黎
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十，《朱初平奏言》。
②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性喜仇杀，谓之‘捉拗’。所亲为人所杀，后见仇家人及其洞中种类，皆擒取……谓之‘赎命’。”
人）咸无统属，峒自为雄长”①，“以先入者为峒首，同入共力者为头目”②。据文献记载，在宋代，有些地区的峒首是由妇女担当的。如“王二娘者，黎之酋也，夫之名不闻，家饶于财，善用其众力，能制服群黎，朝廷赐封宜人，琼管有令于黎洞，必下达王宜人，无不帖然。二娘死，女亦能继其业”③。
在母权制的残余方面，历史文献有较多的记述，如“其俗贱男贵女，有事则女为政”，“遇有事妇人主之，男不敢预也”④。清代《广东新语》、《黎岐纪闻》、《峒谿纤志》、《琼黎一览》等书，都曾记载过去一些地区的黎族当内部发生纠纷时，只要妇女出面干预或调解，就可息兵解仇。“（黎人）……一语言不合，辄持弓矢标枪相向，势不可当，有妇人从中间之，即立解。”（《黎岐纪闻》）根据在保亭县“合亩制”地区的调查，约五十年前毛枝峒和毛道峒发生械斗，最后达成和解协议时，双方还要各派寡妇一人为代表，举行一种传统的和解仪式，黎语称“蕊岔”⑤。这些都是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在社会上受到人们尊敬所遗留下来的风俗。
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在生产领域中起着主要作用，因而受到人们的尊敬，这在解放前合亩制地区的一些生产活动中也有所反映。如仍然存在着严格的男女自然分工，妇女们专门
①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下。
②清·郝玉麟：《广东通志》卷五十七，《岭蛮志·俚户》。
③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海外黎蛮》条。
④清·张庆长：《黎岐纪闻》序，第一页，第四页。
⑤“蕊岔”汉语直译为“给眼”。举行仪式时，双方先后于一碗清水中，拿起两个铜钱抹对方的眼，然后被抹眼的人接过铜钱，往脑后抛掉。经过这个重归于好的仪式后，他们相信若有反悔食言者则眼睛会变瞎。
从事稻田的插秧、“山栏”地的播种，及以后的除草、收割、储藏、加工等重要的工作；“合亩”开始插秧和收割的时候，也要由“亩头”的妻子先做一种宗教性的仪式之后，“合亩”内的其他妇女才能进行。另一方面，妇女还是唯一能够掌握制陶技术的劳动者。
在婚姻和亲属关系方面，母系氏族制的遗留更为明显。解放前黎族还严格遵守不同血缘集团的人才能通婚的习惯。如保亭县毛道乡七个村就居住着“朴基”和“朴冲”两个不同血缘集团的后代，朴基的子孙可以和朴冲的子孙通婚，但各自集团内部则禁止通婚①。白沙县喃劳峒据说最早的居民有连满、连鸟、连鸡和马棉、马喧五支人，而“连”和“马”分别代表两个可以互相通婚的不同的血缘集团②。这些都可能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氏族外婚制的残余。另一方面，黎族妇女出嫁后，与娘家仍然保持着很密切的联系，并被公认为原来家族中的一个成员。按惯例妇女不必为自己的丈夫洗涤和缝补衣服，但却有为自己已婚的兄弟和儿子缝洗衣服的义务。同时，妇女遇生病或难产举行“送鬼”仪式时，需要请自己家族的“鬼公”来祭祀娘家的“祖先鬼③。”到病重时，一般要送回娘家治理，不让她死在夫家。以后不论死在夫家或娘家，遗体都要埋葬在娘家的公共坟
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室编：《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保亭县毛道乡黎族合亩制调查》，一九五七年六月，第一〇〇、一〇七页。
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广东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番阳乡、毛贵乡合亩制调查》，一九五八年七月，六十九页。
③岑家梧：《黎族母系氏族制的遗迹》，《史学月刊》，一九五七年九月号，第十四页。
地上，她的遗物必须送回娘家由她的兄弟继承，娘家也要把她作为自己家族的祖先鬼而加以拜祭。①丈夫死后，寡妇即回娘家和父母或兄弟一起生活，原来的家庭已经解体而不复存在，留下的子女由父方的亲属负责抚养；而照顾回娘家居住的寡妇，已成为她的亲属们一种应尽的义务②。这一切可能是母系氏族公社亲属关系的一种残余。
有些地区的黎族还以动植物如龙、水牛、芭蕉、番薯等作为同一血缘集团的称号。某些地区的黎族妇女在出嫁前文身和织绣衣裙时，都要遵守祖先沿袭下来的成规来刻划、编织自己氏族特有的图式，有以青蛙纹或其他动植物纹作为突出的图样，这些都是母系氏族图腾标志的再现。此外黎族神话传说中，还有人和龙、狗、蛇、龟、鸟等动物婚配的故事③，可能是原始社会时期不同图腾的氏族实行族外婚的一种反映。
解放前黎族地区广泛流传的“不落夫家”的习俗，是原始社会从母系过渡到父系，母权制过渡到父权制，从妻居过渡到从夫居的一种婚制的遗留。黎族女子出嫁后不久就返回娘家，住在村中的“寮房”④里，可以和不同血缘关系的男子来往，也不受社会舆论的非议，直到怀孕或生育后才回夫家定居，从此婚
①《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保亭县毛道乡黎族合亩制调查》，第九十九页。
②见前引《黎族母系氏族制的遗迹》。
③见前引《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保亭县毛道乡黎族合亩制调查》第二一九页、二二二页。《黎岐纪闻》第一页，及黎族民间传说故事：《龙子和姑娘》、《蛇青年》、《干公·柯怀干》等等。
④“寮房”黎语称“布隆闺”，是黎族父母为女儿在村边修建的小茅房，女儿长大了便到那里居住，不同血缘集团的青年男子可以到“寮房”里和她玩耍谈恋爱。
姻关系才算稳定。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到，黎族的母系氏族公社制的残留还是比较明显的。
第二节 父系氏族公社时期
黎族远古祖先长期与自然界作斗争的结果，生产力得到不断的发展，从而推动着黎族社会逐步从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这一过渡可能是在犁耕农业和畜牧业尚未出现的情况下发生的①，年代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金石并用时期。从海南岛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的遗物看，黎族的祖先由于劳动经验的积累，生产工具在制作技术上大大改进，器类上更形复杂化，这个时期有肩石器增加，而且锛多于斧，大型的和长身的有肩石铲也比较多见，有些石器磨制工整锋利，有肩石斧双肩的折角成直角形，并且留有整齐明显的锉痕②；出土的陶器以印纹硬陶为主，或夹砂粗陶与印纹硬陶伴出。这些比较进步的工具和用具的出现，如多种形式的双肩、有段石斧、石锛的广泛使用，说明装柄的技术水平比过去有所提高。捆扎牢固刃部锋利的石斧、石锛使砍伐林木更为快捷，效率大为提高，使黎族的远古祖先有可能砍伐比较大片的林木，扩大
①一般来说，向犁耕农业和畜牧业的过渡，是由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经济基础，但广东的原始氏族社会从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有它的特点。参看前引《广东原始社会初探》。
②梁钊韬：《中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区域和年代问题的探讨》，《考古》，一九五九年第九期，第四九二页。
耕地面积。大型双肩石铲的出现，如白沙县福村出土的双肩长身石铲①，就是用于锄地、挖土和松土的工具，说明当时的锄耕农业日益发展和复杂化。随着烧垦农业的不断发展，男子逐渐从渔猎转到农业这一主要生产部门中来，并且逐步使妇女退居于次要地位，男子开始代替妇女成为主要的农业生产者，促使黎族的原始社会开始进入以父系计算的、男子家长起着领导作用的父系氏族公社时期。从海南岛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常有汉代器物伴出这一情况来看②，在部分黎族地区父系氏族公社早在汉代已经出现了。
解放前，海南岛五指山中心地区白沙、保亭、乐东三县交界的山区，仍保留着一种带有父系家族公社残余的“合亩制”（解放后白沙县的“合亩制”地区已划入琼中县）。“合亩”是由数户至一二十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组成的共耕组织。“合亩”内的土地及耕牛，无论是“合亩”共有、几户伙有或一户所有，一般都交由“合亩”统一使用，“合亩”成员进行集体劳动，简单协作，收获物基本上按户平均分配。“合亩”由父系家族中的男性长辈担任“亩头”，领导“合亩”的生产，主持分配和对外交涉等其他活动。“合亩”成员盖房子和遇天灾人祸时，其他成员都有义务给予援助。有些地区“合亩”之间借粮不用归还，帮工不计报酬。这些特点可以看出是古代父系家族公社的残留。
由于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变化，特别是私有制和父权家长制家族公社的出现，动摇了黎族父系氏族公社
①见前引《广东海南岛原始文化遗址》，第一二五页。
②《中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区域和年代问题的探讨》。
制度的基础，加上海南岛与较先进的两广大陆和中原地区在各方面的密切关系，不断受到封建经济文化的影响，进一步加速了黎族地区原始公社的解体和向阶级社会过渡。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早在汉代，中国与南洋的海道交通已很频繁，海南岛因靠近南海，成为海外交通要地，引起中央封建王朝的重视。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〇年）平定南越，并在海南岛建立珠崖、儋耳两郡后，进一步密切了海南岛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联系。当时隶属“粤地”范围内的海南岛就以出产珍珠、玳瑁等奇珍异物而为中原所知名，因而吸引了不少汉族商人前来贸易①。当时不断有汉族人民迁到岛上来，在沿海和河流出口的地方建立了居民点，这从汉代建立的郡县多采用“珠崖”、“玳瑁”、“紫贝”等与海产有关的名称，以及郡县治所多设在近海近河之处亦可证明。迁居的汉族人民和黎族人民一起，披荆斩棘，共同开发了当时还是丛莽之区的海南岛。汉族人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并与黎族人民进行交换贸易，特别是铁器的传入和开始使用，引起了黎族社会生产力的重大变革。《汉书·地理志》对汉代海南岛的生产和人民生活面貌曾有如下的记述：“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苎麻，女子桑蚕织绩，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麖，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这里被称为“民”的，其中一部分可能是黎族的
①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粤地》：“（粤）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
祖先，而且是与汉族邻近而生产力比较进步的那部分黎族。
在汉代，由于受到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不仅促使黎族社会发生了比较急剧的变化，同时因各个地区的条件不同，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上出现了不平衡的现象。在岛的环海地带与汉族接触较早的一部分黎族，社会生产力有较迅速的提高，如男耕女织，饲养牛羊猪鸡等禽畜，使用一些金属（青铜和铁）兵器等。当父系氏族公社按照原始社会一般规律继续向前发展的同时，由于设置郡县等封建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促使它更快的瓦解，并开始向阶级社会过渡；至于其余广大的与汉族接触较少的黎族聚居地区，父系氏族公社却延续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黎族原始社会的瓦解在不同地区时间先后不一，大致是离海岸越远瓦解越慢，越深入中心地区越晚。在宋代，某些黎族地区仍保留浓厚的母权制残余，如著名的部落首领仍由妇女担当①。这就形成了黎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各种残余形式和特点。
黎族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是否经历奴隶社会发展阶段，抑或直接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目前还是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在考古方面黎族地区尚未发现有青铜生产工具出土，而且直到解放前，黎族仍然不懂得冶炼金属，甚至在神话故事传说中，也找不到这方面的痕迹。在陶器方面，海南岛没有发现广东大陆常见的夔纹、雷纹和几种花纹组合的纹饰，这种纹饰的印纹陶，据研究是青铜时代的产
①《岭外代答·海外黎蛮》。
物。同时直到解放前，黎族妇女只懂手捏制陶，在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中，都没有关于轮制和窑烧的记述。宋代的文献虽有关于黎族社会存在“奴”、“婢”的记载，如《桂海虞衡志》：“……客来未相识，主人先于隙间窥之，客严然矜庄，始遣奴布席于地。”《宋史·蛮夷传》：“至和初（一〇五四至一〇五五年），有黎人符护者，边吏尝获其奴婢十人，还之。”《诸蕃志》：“（黎）女及笄即黥颊为细花纹，谓之绣面……惟婢获则不绣。”但由于记载过于简略，这些“奴”、“婢”除了从事家务劳动外，是否还从事生产劳动的问题，仍然得不到明确的解答，就现有材料看，似属家庭奴隶的性质。解放前在“合亩制”地区的社会经济关系中，也有“龙仔”、“工仔”的存在①，尤其是“工仔”更类似家长奴隶制中的家庭奴隶。但是这一类“工仔”人数不多，而且结婚之后可以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和从事各种家庭副业，也没有发现主人随意买卖、杀戮“工仔”的事情；同时这种关系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不占主导地位。上述这些情况都说明，目前还缺乏充分的根据证明黎族曾经经历过奴隶占有制的生产方式。
由于历史上长期与黎族密切接触的汉族人民已处于相当发展的封建社会，汉族封建经济、文化的影响很早就已存在，特别是汉族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的传入和使用（如铁犁和犁耕技术等），促使黎族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的发展；随着郡县制的建立，封建制度的推行，以及封建王朝利用原来的氏族部落首
①参看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黎族合亩制调查综合资料》（一九六三年十月），《阶级结构：龙仔和工仔》。
领作为统治黎族人民的工具，更加速了黎族内部的阶级分化。所有这一切，都使黎族在原始社会瓦解后，在通向阶级社会的门槛上，有可能越过奴隶社会发展阶段，直接向封建社会过渡。
黎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黎族的社会发展和其他民族一样，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原始公社时期。
对于黎族原始社会的具体情况，由于没有本民族文字的记载，汉文文献有关的资料也不多，目前还未能作详细的描述。但是解放后的考古发现和社会历史调查，为研究黎族原始社会提供了一些较为可靠的资料。
到目前为止，在海南岛尚未发现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前的文化遗址①，但从黎族保留的大量神话和传说故事的内容来看，黎族的远古祖先和世界上其他许多民族的先民一样，都曾经历过旧石器时代的血缘婚和血缘家族阶段，如广泛流传的洪水故事中就有姊弟通婚的情节，这反映了黎族远古时代血亲婚配和原始的家族形态。
解放以来，海南岛已发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
①根据一九五七年广东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和中山大学历史系主持的一次考古普查，在海南岛未发现典型的旧石器时代遗物。
址一百三十多处，其中自治州境内就有九十三处，在现今黎族聚居的琼中、白沙、东方、乐东、保亭、通什等地则有五十七处①。这些遗址大多数座落在河流两旁的山岗或台地上，一部分在沿海港湾的沙丘上。出土的器物有石器和陶器。在生产工具方面，有石斧、石锛、石凿、石铲、石戈、石矛、石犁、石敲砸器和石质或陶质的网坠、纺轮等；生活用具有陶罐、陶瓮、陶缶、陶豆、陶鼎、陶碗等；此外还有石环、石珠、陶饼、陶管、陶耳坠等妆饰物。石器多磨制，无孔，也有少数打制或仅磨刃部而器身稍加磨制的。其中以双肩石斧、石锛以及有段石锛较普遍。陶器除少数印纹硬陶外，全为手制，以夹砂粗陶比较普遍，几乎每一处遗址中都有；泥质软陶和几何印纹硬陶较少，花纹也比较简单。夹砂粗陶以红色为主，也有少数灰色或黑色的，火候一般比广东大陆的要稍高，罐、缶器形很大。这些器物除了一部分在岛北沿海地区出土的尚待进一步探讨它的族属问题之外②，其余的大部分，可以初步肯定是黎族远古祖先的遗物，这对研究黎族原始社会的历史提供了可靠的考古学依据。
在上述的古代文化遗址中，据初步的分析比较，单纯出土
①广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海南岛凤鸣村新石器时代遗迹调查》，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又见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海南岛原始文化遗址》，《考古学报》，一九六〇年第二期，第一二一页。
②据最近的调查研究，在海南岛北部沿海地区的儋县、临高、澄迈一带，大约在金石并用时期或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当地除了黎族的祖先之外，可能还有其他民族的先民在那里居住，因此该地区发现的古文化遗址的族属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磨制石器和夹砂粗陶的文化遗址，应属于较早的类型，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中期，但其年代比广东大陆地区为晚，大约为中原殷周之际，或者稍晚一些①。在社会发展阶段上，正处于原始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期。当时人们已经从事原始的农业生产，这从出土大量的磨光石器以及器形较大的陶器残片就可得到证明②。海南岛气候炎热湿润，植物繁茂，宜于农耕。黎族的先民居住在靠近河流、港湾的山岗、台地上，使用磨制锋利、牢固地装在木柄上的石斧、石锛等工具，在森林密布的地带把林木砍倒，用“钻木取火”的方法把枯干的枝叶烧光，待下雨后才播种。这种“砍倒烧光”的原始锄耕农业，也就是后来文献上所说的“刀耕火种”。直到解放前，黎族地区仍可看到的“砍山栏”耕作方式，就是这种原始锄耕农业的残迹。人们在每年农历的二、三月间用铁钩刀将树木砍下，待枝叶干枯后即行放火焚烧，在有些场合仍沿用钻木取火的方法引火，烧后清除残烬，到雨后表土松软时就进行播种。男子用削尖的木棍戳穴，妇女随后播下“山栏稻”种，不施肥，也不翻土中耕，只铲除一两次草，到稻熟时用手捻小刀逐穗收割，整穗晾干储藏。从这里可以窥见原始社会较早期的农业生产的一些情况。
一部分生活在条件特别有利于渔业的海边和河流两旁的黎族远古居民，他们的经济生活以采集软体动物和捕捞鱼类为
①参见中山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研组：《广东原始社会初探》，载《理论与实践》，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号，三十三页。
②据前引《广东海南岛原始文化遗址》一文，海南岛发现的135处原始文化遗址中，山岗遗址共108处，占全部遗址数的百分之八十，可见当时人们是以原始农业生产为主。
主。人们除了使用石矛和弓箭（一般是不带镞的竹、木箭杆）等投射鱼类外，还经常使用堵塞河水、装设鱼笼或各种大小不同的鱼网在河流或海滨捕鱼。从有些遗址中出土大量的多种多样形式的石制、陶制网坠，以及陵水县新村港贝丘遗址堆积了大量的斧足类、腹足类软体动物遗壳和鱼骨等，不仅说明了当时捕捞技术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而且显示出捕鱼是当时人们的主要生产部门，鱼类和软体动物是主要的食料①。
在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黎族的远古祖先为了充分利用各种手段来取得生活资料，往往把农业、狩猎、捕鱼结合起来，而采集仍然是一种经常性的活动。人们使用石斧和石矛、石戈等复合工具，以及弓箭、陷阱等进行狩猎。用猎犬驱赶野兽进行围猎，直到现在仍然是黎族人民在春节期间举行的集体活动。
手工业方面，从出土的大量陶器和陶纺轮来看，当时妇女已广泛制造陶器，掌握了制陶方法和纺织技术。其中占出土陶器绝大多数的夹砂粗陶和泥质软陶，全部都是手制的。解放前，在山区一些地方的黎族中，还保留着原始的纺织工艺和制陶技术，制陶一直到解放前还是妇女的副业，黎族男子是不制作陶器的。制作陶器的方法是手捏和泥条盘筑法，陶胎制成晾干后放在柴堆上烧成陶器，这些都可能是原始社会生产方法的遗留。石环、石珠和各种陶制装饰品的发现，表明了当时人们对于装饰艺术的爱好，并能制作美观精致的饰物。
①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九，《儋州·风俗》条载：“《山海经》曰：儋耳郡即离耳也，皆镂其颊……在海渚不食五谷，食蚌及鳖而已。”
同原始公社时期极端低下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只能是生产资料由公社成员共同占有，集体劳动，平均分配产品。人们以血缘纽带联结起来，组成母系氏族公社，过着无阶级、无剥削的原始生活。母系氏族公社是当时社会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经济单位，也是社会制度的基础。由于当时妇女在农业生产中负担主要而繁重的工作，在社会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加上对偶婚的盛行，使妇女在氏族中和社会上享有很大的威望和受到尊敬。
关于黎族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制的情况，在历史文献记载和解放后的调查中都可以看到一些遗迹。如宋代文献就记载：“自来黎峒田土，各峒通同占据，共耕分收，初无文记……。”①直到解放前，有些黎族地区的山林和荒地，仍归全村或全“峒”公有。过去黎族地区普遍存在“峒”的社会组织，它的内涵虽然在历史上几经变化，但仍然可以看到带有若干氏族部落的残余形式。象原始社会部落间有清楚的界线一样，每个峒都有固定的地域，峒的疆界一般以山岭河流为界，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如同原始社会时同一部落内各氏族有着血缘关系一样，同住一峒的人大多有血缘关系，对峒的疆界有共同保卫的责任，同峒的人彼此间又有互相援助的义务，当受到外峒人欺侮时，必须共同起来进行血族复仇②。峒有峒首，管理全峒事务，调解纠纷，维持社会秩序，一如氏族部落中的酋长。“（黎
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十，《朱初平奏言》。
②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性喜仇杀，谓之‘捉拗’。所亲为人所杀，后见仇家人及其洞中种类，皆擒取……谓之‘赎命’。”
人）咸无统属，峒自为雄长”①，“以先入者为峒首，同入共力者为头目”②。据文献记载，在宋代，有些地区的峒首是由妇女担当的。如“王二娘者，黎之酋也，夫之名不闻，家饶于财，善用其众力，能制服群黎，朝廷赐封宜人，琼管有令于黎洞，必下达王宜人，无不帖然。二娘死，女亦能继其业”③。
在母权制的残余方面，历史文献有较多的记述，如“其俗贱男贵女，有事则女为政”，“遇有事妇人主之，男不敢预也”④。清代《广东新语》、《黎岐纪闻》、《峒谿纤志》、《琼黎一览》等书，都曾记载过去一些地区的黎族当内部发生纠纷时，只要妇女出面干预或调解，就可息兵解仇。“（黎人）……一语言不合，辄持弓矢标枪相向，势不可当，有妇人从中间之，即立解。”（《黎岐纪闻》）根据在保亭县“合亩制”地区的调查，约五十年前毛枝峒和毛道峒发生械斗，最后达成和解协议时，双方还要各派寡妇一人为代表，举行一种传统的和解仪式，黎语称“蕊岔”⑤。这些都是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在社会上受到人们尊敬所遗留下来的风俗。
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在生产领域中起着主要作用，因而受到人们的尊敬，这在解放前合亩制地区的一些生产活动中也有所反映。如仍然存在着严格的男女自然分工，妇女们专门
①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下。
②清·郝玉麟：《广东通志》卷五十七，《岭蛮志·俚户》。
③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海外黎蛮》条。
④清·张庆长：《黎岐纪闻》序，第一页，第四页。
⑤“蕊岔”汉语直译为“给眼”。举行仪式时，双方先后于一碗清水中，拿起两个铜钱抹对方的眼，然后被抹眼的人接过铜钱，往脑后抛掉。经过这个重归于好的仪式后，他们相信若有反悔食言者则眼睛会变瞎。
从事稻田的插秧、“山栏”地的播种，及以后的除草、收割、储藏、加工等重要的工作；“合亩”开始插秧和收割的时候，也要由“亩头”的妻子先做一种宗教性的仪式之后，“合亩”内的其他妇女才能进行。另一方面，妇女还是唯一能够掌握制陶技术的劳动者。
在婚姻和亲属关系方面，母系氏族制的遗留更为明显。解放前黎族还严格遵守不同血缘集团的人才能通婚的习惯。如保亭县毛道乡七个村就居住着“朴基”和“朴冲”两个不同血缘集团的后代，朴基的子孙可以和朴冲的子孙通婚，但各自集团内部则禁止通婚①。白沙县喃劳峒据说最早的居民有连满、连鸟、连鸡和马棉、马喧五支人，而“连”和“马”分别代表两个可以互相通婚的不同的血缘集团②。这些都可能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氏族外婚制的残余。另一方面，黎族妇女出嫁后，与娘家仍然保持着很密切的联系，并被公认为原来家族中的一个成员。按惯例妇女不必为自己的丈夫洗涤和缝补衣服，但却有为自己已婚的兄弟和儿子缝洗衣服的义务。同时，妇女遇生病或难产举行“送鬼”仪式时，需要请自己家族的“鬼公”来祭祀娘家的“祖先鬼③。”到病重时，一般要送回娘家治理，不让她死在夫家。以后不论死在夫家或娘家，遗体都要埋葬在娘家的公共坟
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室编：《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保亭县毛道乡黎族合亩制调查》，一九五七年六月，第一〇〇、一〇七页。
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广东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番阳乡、毛贵乡合亩制调查》，一九五八年七月，六十九页。
③岑家梧：《黎族母系氏族制的遗迹》，《史学月刊》，一九五七年九月号，第十四页。
地上，她的遗物必须送回娘家由她的兄弟继承，娘家也要把她作为自己家族的祖先鬼而加以拜祭。①丈夫死后，寡妇即回娘家和父母或兄弟一起生活，原来的家庭已经解体而不复存在，留下的子女由父方的亲属负责抚养；而照顾回娘家居住的寡妇，已成为她的亲属们一种应尽的义务②。这一切可能是母系氏族公社亲属关系的一种残余。
有些地区的黎族还以动植物如龙、水牛、芭蕉、番薯等作为同一血缘集团的称号。某些地区的黎族妇女在出嫁前文身和织绣衣裙时，都要遵守祖先沿袭下来的成规来刻划、编织自己氏族特有的图式，有以青蛙纹或其他动植物纹作为突出的图样，这些都是母系氏族图腾标志的再现。此外黎族神话传说中，还有人和龙、狗、蛇、龟、鸟等动物婚配的故事③，可能是原始社会时期不同图腾的氏族实行族外婚的一种反映。
解放前黎族地区广泛流传的“不落夫家”的习俗，是原始社会从母系过渡到父系，母权制过渡到父权制，从妻居过渡到从夫居的一种婚制的遗留。黎族女子出嫁后不久就返回娘家，住在村中的“寮房”④里，可以和不同血缘关系的男子来往，也不受社会舆论的非议，直到怀孕或生育后才回夫家定居，从此婚
①《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保亭县毛道乡黎族合亩制调查》，第九十九页。
②见前引《黎族母系氏族制的遗迹》。
③见前引《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保亭县毛道乡黎族合亩制调查》第二一九页、二二二页。《黎岐纪闻》第一页，及黎族民间传说故事：《龙子和姑娘》、《蛇青年》、《干公·柯怀干》等等。
④“寮房”黎语称“布隆闺”，是黎族父母为女儿在村边修建的小茅房，女儿长大了便到那里居住，不同血缘集团的青年男子可以到“寮房”里和她玩耍谈恋爱。
姻关系才算稳定。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到，黎族的母系氏族公社制的残留还是比较明显的。
第二节 父系氏族公社时期
黎族远古祖先长期与自然界作斗争的结果，生产力得到不断的发展，从而推动着黎族社会逐步从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这一过渡可能是在犁耕农业和畜牧业尚未出现的情况下发生的①，年代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金石并用时期。从海南岛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的遗物看，黎族的祖先由于劳动经验的积累，生产工具在制作技术上大大改进，器类上更形复杂化，这个时期有肩石器增加，而且锛多于斧，大型的和长身的有肩石铲也比较多见，有些石器磨制工整锋利，有肩石斧双肩的折角成直角形，并且留有整齐明显的锉痕②；出土的陶器以印纹硬陶为主，或夹砂粗陶与印纹硬陶伴出。这些比较进步的工具和用具的出现，如多种形式的双肩、有段石斧、石锛的广泛使用，说明装柄的技术水平比过去有所提高。捆扎牢固刃部锋利的石斧、石锛使砍伐林木更为快捷，效率大为提高，使黎族的远古祖先有可能砍伐比较大片的林木，扩大
①一般来说，向犁耕农业和畜牧业的过渡，是由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经济基础，但广东的原始氏族社会从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有它的特点。参看前引《广东原始社会初探》。
②梁钊韬：《中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区域和年代问题的探讨》，《考古》，一九五九年第九期，第四九二页。
耕地面积。大型双肩石铲的出现，如白沙县福村出土的双肩长身石铲①，就是用于锄地、挖土和松土的工具，说明当时的锄耕农业日益发展和复杂化。随着烧垦农业的不断发展，男子逐渐从渔猎转到农业这一主要生产部门中来，并且逐步使妇女退居于次要地位，男子开始代替妇女成为主要的农业生产者，促使黎族的原始社会开始进入以父系计算的、男子家长起着领导作用的父系氏族公社时期。从海南岛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常有汉代器物伴出这一情况来看②，在部分黎族地区父系氏族公社早在汉代已经出现了。
解放前，海南岛五指山中心地区白沙、保亭、乐东三县交界的山区，仍保留着一种带有父系家族公社残余的“合亩制”（解放后白沙县的“合亩制”地区已划入琼中县）。“合亩”是由数户至一二十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组成的共耕组织。“合亩”内的土地及耕牛，无论是“合亩”共有、几户伙有或一户所有，一般都交由“合亩”统一使用，“合亩”成员进行集体劳动，简单协作，收获物基本上按户平均分配。“合亩”由父系家族中的男性长辈担任“亩头”，领导“合亩”的生产，主持分配和对外交涉等其他活动。“合亩”成员盖房子和遇天灾人祸时，其他成员都有义务给予援助。有些地区“合亩”之间借粮不用归还，帮工不计报酬。这些特点可以看出是古代父系家族公社的残留。
由于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变化，特别是私有制和父权家长制家族公社的出现，动摇了黎族父系氏族公社
①见前引《广东海南岛原始文化遗址》，第一二五页。
②《中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区域和年代问题的探讨》。
制度的基础，加上海南岛与较先进的两广大陆和中原地区在各方面的密切关系，不断受到封建经济文化的影响，进一步加速了黎族地区原始公社的解体和向阶级社会过渡。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早在汉代，中国与南洋的海道交通已很频繁，海南岛因靠近南海，成为海外交通要地，引起中央封建王朝的重视。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〇年）平定南越，并在海南岛建立珠崖、儋耳两郡后，进一步密切了海南岛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联系。当时隶属“粤地”范围内的海南岛就以出产珍珠、玳瑁等奇珍异物而为中原所知名，因而吸引了不少汉族商人前来贸易①。当时不断有汉族人民迁到岛上来，在沿海和河流出口的地方建立了居民点，这从汉代建立的郡县多采用“珠崖”、“玳瑁”、“紫贝”等与海产有关的名称，以及郡县治所多设在近海近河之处亦可证明。迁居的汉族人民和黎族人民一起，披荆斩棘，共同开发了当时还是丛莽之区的海南岛。汉族人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并与黎族人民进行交换贸易，特别是铁器的传入和开始使用，引起了黎族社会生产力的重大变革。《汉书·地理志》对汉代海南岛的生产和人民生活面貌曾有如下的记述：“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苎麻，女子桑蚕织绩，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麖，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这里被称为“民”的，其中一部分可能是黎族的
①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粤地》：“（粤）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
祖先，而且是与汉族邻近而生产力比较进步的那部分黎族。
在汉代，由于受到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不仅促使黎族社会发生了比较急剧的变化，同时因各个地区的条件不同，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上出现了不平衡的现象。在岛的环海地带与汉族接触较早的一部分黎族，社会生产力有较迅速的提高，如男耕女织，饲养牛羊猪鸡等禽畜，使用一些金属（青铜和铁）兵器等。当父系氏族公社按照原始社会一般规律继续向前发展的同时，由于设置郡县等封建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促使它更快的瓦解，并开始向阶级社会过渡；至于其余广大的与汉族接触较少的黎族聚居地区，父系氏族公社却延续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黎族原始社会的瓦解在不同地区时间先后不一，大致是离海岸越远瓦解越慢，越深入中心地区越晚。在宋代，某些黎族地区仍保留浓厚的母权制残余，如著名的部落首领仍由妇女担当①。这就形成了黎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各种残余形式和特点。
黎族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是否经历奴隶社会发展阶段，抑或直接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目前还是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在考古方面黎族地区尚未发现有青铜生产工具出土，而且直到解放前，黎族仍然不懂得冶炼金属，甚至在神话故事传说中，也找不到这方面的痕迹。在陶器方面，海南岛没有发现广东大陆常见的夔纹、雷纹和几种花纹组合的纹饰，这种纹饰的印纹陶，据研究是青铜时代的产
①《岭外代答·海外黎蛮》。
物。同时直到解放前，黎族妇女只懂手捏制陶，在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中，都没有关于轮制和窑烧的记述。宋代的文献虽有关于黎族社会存在“奴”、“婢”的记载，如《桂海虞衡志》：“……客来未相识，主人先于隙间窥之，客严然矜庄，始遣奴布席于地。”《宋史·蛮夷传》：“至和初（一〇五四至一〇五五年），有黎人符护者，边吏尝获其奴婢十人，还之。”《诸蕃志》：“（黎）女及笄即黥颊为细花纹，谓之绣面……惟婢获则不绣。”但由于记载过于简略，这些“奴”、“婢”除了从事家务劳动外，是否还从事生产劳动的问题，仍然得不到明确的解答，就现有材料看，似属家庭奴隶的性质。解放前在“合亩制”地区的社会经济关系中，也有“龙仔”、“工仔”的存在①，尤其是“工仔”更类似家长奴隶制中的家庭奴隶。但是这一类“工仔”人数不多，而且结婚之后可以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和从事各种家庭副业，也没有发现主人随意买卖、杀戮“工仔”的事情；同时这种关系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不占主导地位。上述这些情况都说明，目前还缺乏充分的根据证明黎族曾经经历过奴隶占有制的生产方式。
由于历史上长期与黎族密切接触的汉族人民已处于相当发展的封建社会，汉族封建经济、文化的影响很早就已存在，特别是汉族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的传入和使用（如铁犁和犁耕技术等），促使黎族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的发展；随着郡县制的建立，封建制度的推行，以及封建王朝利用原来的氏族部落首
①参看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黎族合亩制调查综合资料》（一九六三年十月），《阶级结构：龙仔和工仔》。
领作为统治黎族人民的工具，更加速了黎族内部的阶级分化。所有这一切，都使黎族在原始社会瓦解后，在通向阶级社会的门槛上，有可能越过奴隶社会发展阶段，直接向封建社会过渡。
附注
①根据一九五七年广东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和中山大学历史系主持的一次考古普查，在海南岛未发现典型的旧石器时代遗物。
①广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海南岛凤鸣村新石器时代遗迹调查》，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又见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海南岛原始文化遗址》，《考古学报》，一九六〇年第二期，第一二一页。
②据最近的调查研究，在海南岛北部沿海地区的儋县、临高、澄迈一带，大约在金石并用时期或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当地除了黎族的祖先之外，可能还有其他民族的先民在那里居住，因此该地区发现的古文化遗址的族属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①参见中山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研组：《广东原始社会初探》，载《理论与实践》，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号，三十三页。
②据前引《广东海南岛原始文化遗址》一文，海南岛发现的135处原始文化遗址中，山岗遗址共108处，占全部遗址数的百分之八十，可见当时人们是以原始农业生产为主。
①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九，《儋州·风俗》条载：“《山海经》曰：儋耳郡即离耳也，皆镂其颊……在海渚不食五谷，食蚌及鳖而已。”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十，《朱初平奏言》。
②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性喜仇杀，谓之‘捉拗’。所亲为人所杀，后见仇家人及其洞中种类，皆擒取……谓之‘赎命’。”①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下。
②清·郝玉麟：《广东通志》卷五十七，《岭蛮志·俚户》。
③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海外黎蛮》条。
④清·张庆长：《黎岐纪闻》序，第一页，第四页。
⑤“蕊岔”汉语直译为“给眼”。举行仪式时，双方先后于一碗清水中，拿起两个铜钱抹对方的眼，然后被抹眼的人接过铜钱，往脑后抛掉。经过这个重归于好的仪式后，他们相信若有反悔食言者则眼睛会变瞎。
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室编：《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保亭县毛道乡黎族合亩制调查》，一九五七年六月，第一〇〇、一〇七页。
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广东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番阳乡、毛贵乡合亩制调查》，一九五八年七月，六十九页。
③岑家梧：《黎族母系氏族制的遗迹》，《史学月刊》，一九五七年九月号，第十四页。
①《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保亭县毛道乡黎族合亩制调查》，第九十九页。
②见前引《黎族母系氏族制的遗迹》。
③见前引《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保亭县毛道乡黎族合亩制调查》第二一九页、二二二页。《黎岐纪闻》第一页，及黎族民间传说故事：《龙子和姑娘》、《蛇青年》、《干公·柯怀干》等等。
④“寮房”黎语称“布隆闺”，是黎族父母为女儿在村边修建的小茅房，女儿长大了便到那里居住，不同血缘集团的青年男子可以到“寮房”里和她玩耍谈恋爱。
①一般来说，向犁耕农业和畜牧业的过渡，是由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经济基础，但广东的原始氏族社会从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有它的特点。参看前引《广东原始社会初探》。
②梁钊韬：《中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区域和年代问题的探讨》，《考古》，一九五九年第九期，第四九二页。
①见前引《广东海南岛原始文化遗址》，第一二五页。
②《中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区域和年代问题的探讨》。
①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粤地》：“（粤）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
①《岭外代答·海外黎蛮》。
①参看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黎族合亩制调查综合资料》（一九六三年十月），《阶级结构：龙仔和工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