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关于黎族的族源，过去有着各种不同的见解。建国以来，我国学者根据文献记载、考古发掘以及语言学、民族学等各方面材料，结合前人研究的成果，多数人认为黎族与我国南方操汉藏语系壮侗语族诸语言的民族，如壮、侗、水、布依、傣等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是从我国古代南方的越族发展而来，与“百越”西方部分的一支——骆越有较密切的关系。
据文献记载，从春秋战国到公元前三世纪前后，在我国东南和南部的沿海地区，广泛地居住着相互间有密切族属关系而又“各有种姓”的越人①。由于分布地域广阔，部落众多，因而又有“百越”之称。其中居住在长江口东南一带的称于越，分布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的称闽越，以广东中部为中心的称南越，位于广东西南部、广西西部、海南岛以至越南北部的称骆越。这些不同种姓的越人，有着基本相同而又各有一定特色的文化特征。古越人这一地域分布状况，与今天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几何印纹陶为代表的诸文化的地理分布，基本上是符合的。也就是说，几何印纹陶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正是古代越人的活动范围。我国东南和南部沿海地区几何印纹陶发展兴盛时期各类型所表现出的文化面貌上的差异，正是古越族种姓繁多的反映。因此，考古学界多数认为这一考古文化的族属就是古代越族①。
按《汉书·贾捐之传》记载，西汉时海南岛上的原住居民被称为“骆越之人”。这里所谓“骆越之人”，显然是古百越的一支，这在考古学上也得到证实。解放后在海南全岛以至现今黎族聚居的中心地区，都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址。根据出土器物所表现的文化性质来考察，它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文化是同属一个文化系统，特别是与广西钦州地区、广东湛江地区（包括雷州半岛）发现的原始文化更为近似。如石器方面，以磨光、有肩、有段式的斧、锛比较普遍，大型石铲较多；陶器则包括夹砂粗陶、泥质细陶和印纹硬陶三种陶系，但常见于粤中地区的夔纹硬陶则少见②。这些情况说明，海南岛上黎族的远古祖先，在原始社会时期与古代越族有着密切的文化以至族源方面的关系。
语言资料的分析，也给我们提供了说明黎族和古代越族存在渊源关系的依据。如古越语与古汉语不同，它在语音上有所谓“发声”的习惯③，这一语音上的特殊现象，在现代黎语中还可以找到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在语法结构方面，古越语与黎语也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如《越绝书》卷八载：“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余。”“朱余”是由两个名词结合而成的合成词，后一名词修饰前一名词。这种名词的修饰语放在被修饰的名词之后的结构方式，正是黎语语法结构上的主要特点，它与汉语的习惯恰好相反。
其次，还可以从黎族语言的系属方面来考察。黎语在系属上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中的黎语支，与同一语族的壮语、布依语、傣语、侗语和水语等有较密切的亲属关系，表现在语音、语法和词汇上都有显著的共同特征，如语音方面，声母比较简单，韵母比较复杂，每一个音节都一定有一个辅音起头的声母，没有真正元音起头的音节；声调和声母的关系比较密切。语法上的共同点是：体现语法关系的语法形式主要表现在词序、语序和虚词的运用上；修饰式的合成名词一般是中心成分在前，修饰成分在后；形容词、修饰名词或量词，一般在名词或量词的后边，助动词在主要动词前边；量词限制比较狭，某些名词只能带某一特定的量词。在基本词汇中，有不少是同源词，如名词中的太阳、水、火、风、雨、猪、狗、皮肤……等，动词中的睡、坐、去……等，形容词的高、低、厚、薄、好……等都是同源词①。语言的发展往往和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黎语既然和壮侗语族各语言的关系如此密切，由此可以推断黎族与壮、布依、傣、侗、水等民族有着共同的族源；而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认为这些民族都与古代的越族有着渊源相承的关系，黎族也是由古代越族中的一支发展而成。
在考察黎族语言系属与族源的关系时，对华南地区某些地名的分析研究，也可帮助我们阐明古代黎族的分布情况以及黎族与其他民族的历史关系。在清初屈大均所写的《广东新语》中，就提到在广东的西南部直到海南岛，有着许多相同的而其他地区比较少见的地名。他说：“自阳春至高雷廉琼，地多曰那某、罗某、多某、扶某、牙某、峨某、陀某、打某……”，并且指出当时的黎族地区也有这类地名，“黎岐人地名多曰那某、南某、包某、番某……”①。经近人研究，这些地名都是按壮侗语族各语言的读音，以汉字音译而成。如壮语称稻田为“那”，壮语、黎语均称水和河为“南”（或“湳”），黎语称村庄为“抱”、“包”、“番”，称稻田为“打”……等等。这类地名今天不仅在黎族地区普遍存在，而且在海南岛广大的汉族地区尚有大量保留②。这些事实说明了黎族远古祖先的分布地域远比今天广阔，而且也可看到他们与古代分布在广东大陆地区的越人、里（俚）人、僚人之间的密切关系。
从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方面来考察，也可找到许多说明黎族与古越族以至现今壮侗语族各民族有关的事例。如古代越族有所谓“断发文身”、“巢居”的风俗。《水经注》转引晋代王范的《交广春秋》，就曾提到当时海南岛上的原住居民就有“披发文身”的习俗。以后在宋代的文献中，有关黎族妇女文身的记载就更多、更详细了③。直到解放前，黎族妇女还流行文身的风俗，而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男子也盛行文身。至于“巢居”，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就有黎人“巢居”的记载。这里所谓“巢居”，大致是指一种“上住人、下养牲畜”的桩上建筑，文献上又称“麻栏”或“干栏”①。这种类型的房子，解放前在黎族地区还有保存，在广西的壮族地区也很普遍。在婚姻风俗方面，黎族和广西的壮族、侗族都有妇女出嫁后“不落夫家”的习俗，而黎族的“放寮”（青年男女自由谈爱玩耍），和壮族的“玩公房”、侗族的“坐妹”也有近似的地方。
此外，《汉书·郊祀志》曾提到“粤（越）人信鬼，而以鸡卜”，《史记》也有“越巫鸡卜”的记载②，可见鸡卜是古代越人的一种占卜方法。这一遗风直到解放前在黎族中还完整地保留着。
在黎族的民间传说中，也有不少与壮侗语族各民族的传说是相同的。如黎族中流传的人类起源的故事，基本上属于“洪水漫天为灾，兄妹结婚”的类型，还有“鱼变美女与穷少年结婚”以及有关“雷公”、“雷神”的故事③，这些在广西壮侗语族各民族中也普遍流传。
综上所述，不仅可以说明黎族和壮侗语族各民族在族源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也可看到黎族的远古祖先，与古代生活在两广地区的古越人，以至后来的俚人、僚人都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琼州海峡两边古代的文化面貌和发展情况都很相近，这种文化内涵的一致性，充分反映出海南岛远古以来与祖国内地关系密切，而且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直受到大陆的强烈影响。从海南岛发现的有段、有肩式的石器多属于磨光的比较进步的类型，其初级型或原始型都在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发现①，可以推断海南岛原始社会文化来源于大陆地区，是大陆古代文化向南扩展的结果。目前由于在海南岛尚未发现比新石器时代中期更早的文化遗址，而且我国南方原始社会延续的时间比中原地区长，发展也较缓慢，因而新石器时代的相对年限也比中原地区晚。海南岛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阻隔等原因更是如此。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初步推断黎族的远古祖先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或更早一些从两广大陆沿海地区（特别可能是从雷州半岛）陆续迁入海南岛，其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殷周之际，距今已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②。
关于黎族族源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黎族来源于南洋（指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古代民族，是在远古的时候从南洋迁入海南岛的。过去有人从海南岛发现的新石器其型式与马来亚、越南等地出土的相同，由此推断黎族可能在原始社会时期从南洋一带渡海而来③。有人从303个黎族人体测量材料的分析比较中，认为一部分黎族在血统上与正马来族（亦称印度尼西亚族）有密切的关系，同时更杂有少数南洋群岛各民族（包括矮黑人〔negrito〕）的成分，提出了黎族来源的多源说，并由此推断黎族中的一部分是在原始社会时期从海道进入海南岛，与南洋群岛诸民族有显然的关系①。也有人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传说故事等方面来推断黎族来源于南洋，如德国人史图博（H·Stubel）在《海南岛民族志》（《DieLi-Sta-mmeDerInselHainan》）一书中，认为黎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与印度尼西亚的古代马来民族，印度支那大陆各民族有更显著的类似，是经过几次的民族迁徙浪潮，从南方进入海南岛的②。又刘咸在《海南黎族起源之初步探讨》一文中，提出从黎族的文身、妇女妆饰、口琴、织绣物品等方面所表现的特点，认为黎族的文化系统属于“太平洋四个文化区中的印度尼西亚区”，“与南洋群岛各民族所有者大同小异”，从而推断黎族源出于南洋各民族。这些意见可供进一步研究黎族族源问题的参考。
此外，还有人从黎族内部各支系间有着不同的方言、服饰和风俗习惯等等，进而推断黎族的不同支系有着不同的来源③。这种意见是值得商榷的。从解放后获得的大量调查材料足以说明，黎族内部的一致性是主要的，不同支系间的差别仅是次要的、派生的，甚至有些特点还是近代才发展形成的。如黎族内部各支系的名称，大部分只见于明代以后的文献，其中一些名称如“美孚”黎甚至在清代的文献上也没有找到。可见这些支系的名称和某些特点，是随着黎族部落的不断迁徙、发展而出现的，它的历史还不是很久远。在语言方面，黎族内部仅有方言的差别，不同方言的人基本上可以互相通话。在社会经济方面，虽然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但就其经济类型和结构（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来说基本上是一致的。至于服饰和风俗习惯方面，共同的地方就更多，如妇女穿〓裙，文身；婚俗中的“放寮”、“不落夫家”；宗教信仰方面的祖先崇拜、迷信“禁公”、“禁母”①、鸡卜、杀牲送鬼治病等等，各个支系都是普遍存在的。至于支系之间互相通婚，相互杂居于同一个村落里的事例也很常见。以上这些事实都说明解放前黎族内部的统一性和共同性是主要的，不同的支系只是由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受经济的、历史的、地理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而逐渐形成，而且是较后期的事，与黎族远古的族源显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民族是历史的范畴，是历史上形成的人们共同体。黎族也和其他民族一样，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民族接触交往，通过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吸收容纳其他民族成分以至种族成分，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于黎族人民长期以来与汉族人民接触最为繁密，因而有部分汉族成分融合于黎族之中是很自然的事。关于这方面的事实，文献上也常有记载。如唐代宰相李德裕（河北省赞皇县人）被贬海南岛，他的
①黎族过去普遍相信巫术，认为巫术能使人害病死亡，被诬指为施行巫术的人，男性叫“禁公”，女性叫“禁母”。
亲属后来“化为黎人”的传说①，至今仍广为流传。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也曾提到当时有一部分黎族是湖广、福建等地的汉人，由于久居黎地，习尚黎俗，最后成为黎族的②。到了明代以后，随着封建统治势力的步步深入，汉人进入黎族地区做官、屯兵、经商的愈来愈多，特别是大批衣食无着不堪压迫而逃进黎族地区的汉族劳动人民，他们的后代有些在当地定居下来，以后也渐渐地成为黎族。如明代曾任左佥都御史的邢宥（祖籍河南省汴梁，后落籍海南岛文昌县），他的一些子孙后来也有“化”为黎族的③。又清代《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转引《方舆志》说：“……熟黎相传其本南、恩、藤、梧、高、化（州）人……因徙长子孙焉。”④民族间的自然同化，在我国民族历史上是常有的现象。
据文献记载，从春秋战国到公元前三世纪前后，在我国东南和南部的沿海地区，广泛地居住着相互间有密切族属关系而又“各有种姓”的越人①。由于分布地域广阔，部落众多，因而又有“百越”之称。其中居住在长江口东南一带的称于越，分布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的称闽越，以广东中部为中心的称南越，位于广东西南部、广西西部、海南岛以至越南北部的称骆越。这些不同种姓的越人，有着基本相同而又各有一定特色的文化特征。古越人这一地域分布状况，与今天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几何印纹陶为代表的诸文化的地理分布，基本上是符合的。也就是说，几何印纹陶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正是古代越人的活动范围。我国东南和南部沿海地区几何印纹陶发展兴盛时期各类型所表现出的文化面貌上的差异，正是古越族种姓繁多的反映。因此，考古学界多数认为这一考古文化的族属就是古代越族①。
按《汉书·贾捐之传》记载，西汉时海南岛上的原住居民被称为“骆越之人”。这里所谓“骆越之人”，显然是古百越的一支，这在考古学上也得到证实。解放后在海南全岛以至现今黎族聚居的中心地区，都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址。根据出土器物所表现的文化性质来考察，它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文化是同属一个文化系统，特别是与广西钦州地区、广东湛江地区（包括雷州半岛）发现的原始文化更为近似。如石器方面，以磨光、有肩、有段式的斧、锛比较普遍，大型石铲较多；陶器则包括夹砂粗陶、泥质细陶和印纹硬陶三种陶系，但常见于粤中地区的夔纹硬陶则少见②。这些情况说明，海南岛上黎族的远古祖先，在原始社会时期与古代越族有着密切的文化以至族源方面的关系。
语言资料的分析，也给我们提供了说明黎族和古代越族存在渊源关系的依据。如古越语与古汉语不同，它在语音上有所谓“发声”的习惯③，这一语音上的特殊现象，在现代黎语中还可以找到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在语法结构方面，古越语与黎语也有某些共同的特点。如《越绝书》卷八载：“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余。”“朱余”是由两个名词结合而成的合成词，后一名词修饰前一名词。这种名词的修饰语放在被修饰的名词之后的结构方式，正是黎语语法结构上的主要特点，它与汉语的习惯恰好相反。
其次，还可以从黎族语言的系属方面来考察。黎语在系属上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中的黎语支，与同一语族的壮语、布依语、傣语、侗语和水语等有较密切的亲属关系，表现在语音、语法和词汇上都有显著的共同特征，如语音方面，声母比较简单，韵母比较复杂，每一个音节都一定有一个辅音起头的声母，没有真正元音起头的音节；声调和声母的关系比较密切。语法上的共同点是：体现语法关系的语法形式主要表现在词序、语序和虚词的运用上；修饰式的合成名词一般是中心成分在前，修饰成分在后；形容词、修饰名词或量词，一般在名词或量词的后边，助动词在主要动词前边；量词限制比较狭，某些名词只能带某一特定的量词。在基本词汇中，有不少是同源词，如名词中的太阳、水、火、风、雨、猪、狗、皮肤……等，动词中的睡、坐、去……等，形容词的高、低、厚、薄、好……等都是同源词①。语言的发展往往和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黎语既然和壮侗语族各语言的关系如此密切，由此可以推断黎族与壮、布依、傣、侗、水等民族有着共同的族源；而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认为这些民族都与古代的越族有着渊源相承的关系，黎族也是由古代越族中的一支发展而成。
在考察黎族语言系属与族源的关系时，对华南地区某些地名的分析研究，也可帮助我们阐明古代黎族的分布情况以及黎族与其他民族的历史关系。在清初屈大均所写的《广东新语》中，就提到在广东的西南部直到海南岛，有着许多相同的而其他地区比较少见的地名。他说：“自阳春至高雷廉琼，地多曰那某、罗某、多某、扶某、牙某、峨某、陀某、打某……”，并且指出当时的黎族地区也有这类地名，“黎岐人地名多曰那某、南某、包某、番某……”①。经近人研究，这些地名都是按壮侗语族各语言的读音，以汉字音译而成。如壮语称稻田为“那”，壮语、黎语均称水和河为“南”（或“湳”），黎语称村庄为“抱”、“包”、“番”，称稻田为“打”……等等。这类地名今天不仅在黎族地区普遍存在，而且在海南岛广大的汉族地区尚有大量保留②。这些事实说明了黎族远古祖先的分布地域远比今天广阔，而且也可看到他们与古代分布在广东大陆地区的越人、里（俚）人、僚人之间的密切关系。
从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方面来考察，也可找到许多说明黎族与古越族以至现今壮侗语族各民族有关的事例。如古代越族有所谓“断发文身”、“巢居”的风俗。《水经注》转引晋代王范的《交广春秋》，就曾提到当时海南岛上的原住居民就有“披发文身”的习俗。以后在宋代的文献中，有关黎族妇女文身的记载就更多、更详细了③。直到解放前，黎族妇女还流行文身的风俗，而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男子也盛行文身。至于“巢居”，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就有黎人“巢居”的记载。这里所谓“巢居”，大致是指一种“上住人、下养牲畜”的桩上建筑，文献上又称“麻栏”或“干栏”①。这种类型的房子，解放前在黎族地区还有保存，在广西的壮族地区也很普遍。在婚姻风俗方面，黎族和广西的壮族、侗族都有妇女出嫁后“不落夫家”的习俗，而黎族的“放寮”（青年男女自由谈爱玩耍），和壮族的“玩公房”、侗族的“坐妹”也有近似的地方。
此外，《汉书·郊祀志》曾提到“粤（越）人信鬼，而以鸡卜”，《史记》也有“越巫鸡卜”的记载②，可见鸡卜是古代越人的一种占卜方法。这一遗风直到解放前在黎族中还完整地保留着。
在黎族的民间传说中，也有不少与壮侗语族各民族的传说是相同的。如黎族中流传的人类起源的故事，基本上属于“洪水漫天为灾，兄妹结婚”的类型，还有“鱼变美女与穷少年结婚”以及有关“雷公”、“雷神”的故事③，这些在广西壮侗语族各民族中也普遍流传。
综上所述，不仅可以说明黎族和壮侗语族各民族在族源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也可看到黎族的远古祖先，与古代生活在两广地区的古越人，以至后来的俚人、僚人都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从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琼州海峡两边古代的文化面貌和发展情况都很相近，这种文化内涵的一致性，充分反映出海南岛远古以来与祖国内地关系密切，而且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直受到大陆的强烈影响。从海南岛发现的有段、有肩式的石器多属于磨光的比较进步的类型，其初级型或原始型都在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发现①，可以推断海南岛原始社会文化来源于大陆地区，是大陆古代文化向南扩展的结果。目前由于在海南岛尚未发现比新石器时代中期更早的文化遗址，而且我国南方原始社会延续的时间比中原地区长，发展也较缓慢，因而新石器时代的相对年限也比中原地区晚。海南岛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阻隔等原因更是如此。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初步推断黎族的远古祖先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或更早一些从两广大陆沿海地区（特别可能是从雷州半岛）陆续迁入海南岛，其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殷周之际，距今已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②。
关于黎族族源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黎族来源于南洋（指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古代民族，是在远古的时候从南洋迁入海南岛的。过去有人从海南岛发现的新石器其型式与马来亚、越南等地出土的相同，由此推断黎族可能在原始社会时期从南洋一带渡海而来③。有人从303个黎族人体测量材料的分析比较中，认为一部分黎族在血统上与正马来族（亦称印度尼西亚族）有密切的关系，同时更杂有少数南洋群岛各民族（包括矮黑人〔negrito〕）的成分，提出了黎族来源的多源说，并由此推断黎族中的一部分是在原始社会时期从海道进入海南岛，与南洋群岛诸民族有显然的关系①。也有人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传说故事等方面来推断黎族来源于南洋，如德国人史图博（H·Stubel）在《海南岛民族志》（《DieLi-Sta-mmeDerInselHainan》）一书中，认为黎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与印度尼西亚的古代马来民族，印度支那大陆各民族有更显著的类似，是经过几次的民族迁徙浪潮，从南方进入海南岛的②。又刘咸在《海南黎族起源之初步探讨》一文中，提出从黎族的文身、妇女妆饰、口琴、织绣物品等方面所表现的特点，认为黎族的文化系统属于“太平洋四个文化区中的印度尼西亚区”，“与南洋群岛各民族所有者大同小异”，从而推断黎族源出于南洋各民族。这些意见可供进一步研究黎族族源问题的参考。
此外，还有人从黎族内部各支系间有着不同的方言、服饰和风俗习惯等等，进而推断黎族的不同支系有着不同的来源③。这种意见是值得商榷的。从解放后获得的大量调查材料足以说明，黎族内部的一致性是主要的，不同支系间的差别仅是次要的、派生的，甚至有些特点还是近代才发展形成的。如黎族内部各支系的名称，大部分只见于明代以后的文献，其中一些名称如“美孚”黎甚至在清代的文献上也没有找到。可见这些支系的名称和某些特点，是随着黎族部落的不断迁徙、发展而出现的，它的历史还不是很久远。在语言方面，黎族内部仅有方言的差别，不同方言的人基本上可以互相通话。在社会经济方面，虽然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但就其经济类型和结构（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来说基本上是一致的。至于服饰和风俗习惯方面，共同的地方就更多，如妇女穿〓裙，文身；婚俗中的“放寮”、“不落夫家”；宗教信仰方面的祖先崇拜、迷信“禁公”、“禁母”①、鸡卜、杀牲送鬼治病等等，各个支系都是普遍存在的。至于支系之间互相通婚，相互杂居于同一个村落里的事例也很常见。以上这些事实都说明解放前黎族内部的统一性和共同性是主要的，不同的支系只是由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受经济的、历史的、地理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而逐渐形成，而且是较后期的事，与黎族远古的族源显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民族是历史的范畴，是历史上形成的人们共同体。黎族也和其他民族一样，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民族接触交往，通过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吸收容纳其他民族成分以至种族成分，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于黎族人民长期以来与汉族人民接触最为繁密，因而有部分汉族成分融合于黎族之中是很自然的事。关于这方面的事实，文献上也常有记载。如唐代宰相李德裕（河北省赞皇县人）被贬海南岛，他的
①黎族过去普遍相信巫术，认为巫术能使人害病死亡，被诬指为施行巫术的人，男性叫“禁公”，女性叫“禁母”。
亲属后来“化为黎人”的传说①，至今仍广为流传。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也曾提到当时有一部分黎族是湖广、福建等地的汉人，由于久居黎地，习尚黎俗，最后成为黎族的②。到了明代以后，随着封建统治势力的步步深入，汉人进入黎族地区做官、屯兵、经商的愈来愈多，特别是大批衣食无着不堪压迫而逃进黎族地区的汉族劳动人民，他们的后代有些在当地定居下来，以后也渐渐地成为黎族。如明代曾任左佥都御史的邢宥（祖籍河南省汴梁，后落籍海南岛文昌县），他的一些子孙后来也有“化”为黎族的③。又清代《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转引《方舆志》说：“……熟黎相传其本南、恩、藤、梧、高、化（州）人……因徙长子孙焉。”④民族间的自然同化，在我国民族历史上是常有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