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现今的三亚市是古崖州地。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境内有多种的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通行：海南话、军话、迈话、儋州话、疍家话、黎话、回辉话、苗话。另外，由于开发海南岛的需要，近百年来，尤其是近几十年，从大陆各地到三亚市工作的人比过去任何一个历史年代都多。因此，大陆一些地区的汉语方言也有了一定的通行范围，如在三亚市城区和红沙镇，不少居民来自广东大陆粤方言区，白话（广府话）就很通行。而象林旺的海升村，红沙的新红村，羊栏的江红村，居民全是潮汕移民，说的是潮汕话。羊栏还有一个客家村，村民本是广东的客家移民，自今仍说客家话。三亚市还有五家县团级规模的国营农场，几万农垦职工来自全国各地，新的垦区居民点棋布全市。会说不同语言或方言的炎黄子孙汇集到祖国最南端的边陲之地来，就使语言现象本来就很复杂的三亚市平添几分语言博览地的奇丽色彩。多民族、多语种（和多方言）的人民生活在一起，必然导致对一种有利于共同交际的共同语的追求，尽管三亚市许多人往往能说儿种不同的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以相互交际，但对共同语的追求既是共同的愿望，也是开放的需要、发展的趋势。在国家推广普通话工作的推动下，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在三亚市各族人民中颇为通行，国家机关公务人员和城乡一般群众普遍能使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甚至在黎村苗寨也是这样。以前那种“点头相向笑，举手不通辞”（郭沫若《游天涯海角》诗）的现象早已不复存在了。
  海南话是三亚市人口使用最多的一种汉语方言，俗称“客语”。这是由于黎族人民先于汉族人民在海南岛上繁衍生息，汉人为后来迁入，因此被认为是“客”，语言被称作“客语”。三亚市的海南话与岛内其他县市的海南话有点不同，榆亚以东的红沙、林旺、藤桥口音与琼山、文昌一带相似，已故华南师范大学梁猷刚先生称之为琼文话。但榆亚以西的羊栏、马岭、西岛、港门、梅山口音与乐东话、东方板桥、感城话相似，而与琼文话相去较远，笔者称之为琼崖话，以示海南话有东线、西线两地之别。海南话从语言系属上说属于闽方言。关于海南话的来历，从移民历史的角度看，当是由大陆说闽方言的福建省而来，至于到达海南岛的时间，东线的琼文话比西线的琼崖话要早些。
  军话是崖城地区的日升村、遵导一、二村、起元村和西关村群众使用的一种汉语方言，属北方方言系统。关于军话的来历，据清光绪《崖州志》记载说：“军话即官语，正音，城内外三坊言之，其初本内地人仕宦从军来崖，因家焉，故其音语尚存，而以军名。”一种语言，前面冠以“军”字称说，顾名思义，可见其与历史上封建王朝的军队远戍海南岛有密切关系。事实上，三亚市的崖城作为历代郡、州、县治所在地.为维护自己的政权，历代朝廷都向崖城委官派兵，治黎防寇，这些来自中原的仕宦兵将，集中居住在城内日升坊（今日升村）、遵导坊（今遵导村）和起晨坊（今起元村）等地，自成一统，不与土著庶民杂处，使中原之音远在天涯海角得以保存，成为海南岛上闽语方言区中的北方方言岛。崖城军话在语音上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有一个舌尖元音，资、慈、私等字的韵母读之。从语音发展史的角度看，这表明崖城军话的形成不会早于宋代。
  迈话和军话比邻，通行在崖城的起晨村、上头坊、拱北、镇北和水南上坊、中坊、大疍、白腊根等村，还有羊栏镇的羊栏村、妙山村和林家村。迈话是有别于军活的另一种类型的方言岛。关于它的成因，明代《正德琼台志》的记载说：“迈人乃唐宋以来仕宦谪寓之裔。”清代《崖州志》又记载说：讲军话的人住在崖州城“城内外三坊”，而讲迈话的人则住在“附廓四厢及正三亚里椰根里。”也就是说，“军”人住在城内，迈人住在城郊。居住地域界限的分明，反映了古代森严的等级制度。由是我们确信，迈人的先人不可能是朝廷的命官将士，而是官场失意被贬谪到崖州的仕宦。当地迈人群众说，他们的先祖是福建人。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他们的祖先原先大概是福建和江西地区说客家话的人，后来曾在粤方言地区有过一段很长时期的仕途经历，原先所说的客家话已经在这段仕途历史中受到粤语方言的深度同化，官场失意后被贬谪到崖州地境。由于他们不是朝廷命官，所以没有资格住进城内三坊，只能住在附廊城郊。于是他们那种已受粤方言深度同化的客家话又必然受到了当地客语（海南话）的严重影响。但他们毕竟是仕宦之裔，簪缨之后，与当地人民还保持一定的距离，有自己的社会生活小圈子，在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的时候既有封闭性，又不能不带开放性，正是这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原因，使迈入的后裔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语言。它混合了客家话、广府话（粤语）和海南话（闽语）三种方言的因素，变成了一种似粤非粤、似闽非闽，又似客家话但并不是客家话那样的一种混合型汉语方言——迈话。
  蛋家话是南海、榆港、后海和藤桥渔业村水上居民说的一种汉语方言，属粤语，音与广州语类似。水上居民是新中国人民政府对旧称为“疍”“旦”“疍民”或“疍家人”的改称，解放初期一度定为疍族，后改为汉族。在三亚市，一般群众仍习惯称这些以水上捕鱼为生的渔民为管家人或置家佬。关于蛋家人，由于南太平洋上的玻里尼西亚人崇拜一个名称叫Tangaroa的水神，根据对音应译为“疍家佬”，这就与我国的疍家人又称疍家佬名称相同。据此，国外有些人就轻率地把我国东南沿海的疍家人说成是从南太平洋上的玻里尼西亚群岛泛海而来的。我国著名的人类学专家中山大学梁钊韬教授则认为是我国古代的宣人曾经远洋到南太平洋。从我国古代史书记载的疍家人史料及现代疍家人的生活习俗、生产方式、居住地域诸方面的特点来看，三亚市的疍家人与大陆珠江水域的水上居民无疑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语言内部也有着很大的一致性。
  儋州村话本是今儋县，昌江县沿海一带居民说的一种汉语方言，清《儋州志》称作“乡话”。民国陈铭枢《海南岛志》和陈植《海南岛新志》称为“海边语”，“由粤、官、客三种音调混合而成，”在三亚市，“儋语，儋人隶籍者言之，与迈话相似。”俗称儋州村话。现在只有河西区的儋州村，四家园村和羊栏的海坡村、西瓜村和芒果村的居民说这种话，他们都是條籍移民，口音与儋县北海岸峨蔓一带相同。据当地居民称说，他们的祖辈是近百年来由條县峨蔓迁来三亚市居住的。关于儋州话的方言归属，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儋州话的语音有白活音和读书音（文言音）两种系统。梁猷刚先生根据民国《儋州志》说儋州人来自旧高州，梧州两府，认为儋州话的白话音“属于粤语系统”，又说儋州话的读书音“是比军话更早传入儋州的一种北方话。”但我们未能见到他的调查报告。倒是台湾学者丁邦新教授1986年出版了专论儋州话的方言调查报告，记录的是儋县北海岸唐帝村的语音。丁邦新教授研究的结果认为，儋州村话的文言音（读书音）“和粤话类似”，“可能是早期从粤语区传到儋州和白话音混合的。”而白话音和客家话、江西话是“最亲近的”，可以说是“早期赣客语的一种类型”，或者说“它是介於赣语和客家话之间的另一种大方言”。
  黎话是海南岛黎族人民操用的一种少数民族语言，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根据黎族语言和文化的特征，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工作者把黎语分成五种方言：侾黎方言、杞黎方言、本地黎方言、美孚黎方言和加茂黎方言。三亚市境内的黎族除了藤桥南山，保境和付巾村的群众说加茂黎方言外，其他的都说侾黎方言，下分三种土语，即罗活土语、侾炎土语和抱显土语。这三种土语的名称是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提出的。““罗活”、抱显”以黎峒峒名（均在乐东县境内）而得名。“侾炎”是黎语ha¹¹？e：m⁵⁵的译音，“？e：m⁵⁵？e：m⁵⁵”（炎）是侾炎黎普遍使用的一个否定词，有“不”的意思。由于侾炎黎是侾黎中分布地域最广的一个小支系，不可能以居住地的某一峒名来统称，于是就以语言上的差异特点来命名，“侾炎”的“炎”就是取名于侾黎语的否定词？e：m⁵⁵e：ｍ⁵⁵的。
  三亚市的回族语言是指羊栏镇回辉和回新两个乡村的群众所使用的语言。他们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教徒，有4460多人。关于他们的先民的来源，学术界目前尚无一致的说法。从有关的史籍记载来看，宋元以来就有不少伊斯兰教徒从占城（今越南）渡海来到海南岛。清《崖州志》记载说：“番人，本占城回教人，宋元间因乱挈家而来，散居大蛋港、酸梅铺海岸，后聚居所三亚里番村（即今回辉、回新村）。”大疍港在崖城宁远河出海口处，酸梅铺海岸就是梅山镇海、角头海边地带。前几年发现番墓群及墓碑的崖城大疍港番墓坡和梅山八人轿坡就是这两个地方。这些番墓群和墓碑，经有关专家考证，认为是古代阿拉伯的穆斯林古墓，墓碑上刻有为死者祈祷的古阿拉伯文和图案。从地理位置上看，可以认定发现古墓的地方正是三亚市回族先人渡海而来的弃船登岸地和旧居地。回辉人是全国唯一保存自己的语言的回族。由于他们的先民的来源只能有如上述那样大概的说法，关于他们的语言的归属问题，也就只能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去探讨，让语言比较所认定的语言亲属关系的结果去印证史料来源的确凿与否。有关专家把回辉话跟有关语言作了比较后认为，回辉人虽然是信奉阿拉伯伊斯兰教的回教徒，但语言“不是中东的阿拉伯语或波斯语”，而是和南岛语系占语群里的拉德语（越南人说的一种语言）“既有亲缘关系又各具特色”的“一种较特殊的语言”所谓有亲缘关系，就是说三亚的回族话与越南占语有发生学的关系，回辉人来自越南占城的说法当可无疑。有关专家还从另一个层次把回辉话跟印度尼西亚语作了进步的比较，认为来自越南占语的三亚回族话和印尼语也有着不可辩驳的亲缘关系。越南占族人原先也是玻利尼西亚人，两千多年前就已经从海路迁到越南湄公河口居住。三亚市的回族话虽然来自越南占语，但今天的回辉活毕竟不同于系属南岛语系的占语。回辉话在漫长的历史中由于受周围汉藏语单音节声调语言的影响，语言的类型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从原来的粘着型多音节语言（南岛语系语言的特点）演变成孤立型单音节语言（汉藏语系语言的特点），并且产生了声调，成了一种历史来源（来自南岛语系的占语）和结构类型（同汉藏语）分属两个不同语系的特殊的语言，有人把它称作“南岛——汉藏语”或者“马来——汉语”。这就是今天三亚市的回族话及其语言系属。
  三亚市的苗族群众散居在雅亮的更生，育才的那会（什芬）、文扫、南塔、冲顺，高峰的红星、红新、扎文、三清白等山村。他们和岛内其他县的苗族一样，有自已的语言。但他们的语言跟广西、湖南的苗语比较相去甚远，却跟广西防城等地自称“金门”（Ki：m³³mun³³）的瑶族的语言相同，相互之间可以顺利地交谈。从语言的系属看，这些苗族人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中的瑶语支。也就是说，他们的族名虽称为苗族，但语言却属瑶语。苗族人不是岛上的土著，而是明朝年间始从大陆迁去的。《崖州志》记载说：“又有一种苗黎，凡数百家，……盖前明时，剿平罗活、抱由二峒，建乐安营，调广西苗兵防守，号为药弩手。后营汛废，子孙散居山谷，仍以苗名，至今犹善用药弩”。这说明了苗族的一部分是明代用兵从征被调往海南岛的。另外，在苗族人民的歌谣传说中，广为传颂他们的祖先是从广西陆续渡海迁到海南岛的。从语言的比较来看，前述苗族人的语言与广西防城的瑶族语言最为接近。防城，位于北部湾北海岸，与海南岛隔海南北相望，一衣带水，渡海即达。因此，苗族人民传说他们的祖先从广西大陆渡海而来，应该说是可信的。
  编者按
  《三亚市方言博览》是作者近年来语言研咒的重要成果，学术价值较高。文章从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角度，对三亚市八种方言的成因、源流、演变、分布、语音特征等方面，作了深刻、精僻的阐述，许多见解新颖，独特。
  但文学个别观点似可商榷。文中说：“‘军’人住在城内，迈人住在城郊。居住地域界限的分明，反映了古代森严的等级制度。”“由于他们（迈人）不是朝廷命官，所以没有资格住进城内三坊，只能住在附廓城郊。”此言似乎欠妥。《崖州志》“公署”条载：“州署自唐改振州，治宁远县，宋政和七年改吉阳军，去水南二里有县址。”义“古迹”条载：“宁远废县，以宁远水名。在州南二里水南村。宋沿隋唐名，立。在今城内州治西。《方舆志》政和间立。”《方舆纪要》也说“崖州治宁远县城邑。”由此可知，迈人住的水南村，乃隋、唐、宋初州府县署所在地，是其时的“城内”而非“附廓城郊，”迈人是最先居住在“城内”的人。水南村风景优美，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宋代宰相卢多逊及历代入崖官宦文士有颂诗。迈人悬眼识宝，择地主命，安土定居，不思重迁，已城传统。宋政和间，州治县治迁出水南，‘军’人戌边来崖，随城而居，此乃军职所系。《崖州志》说‘军’人住在“城内外三坊，”一个‘外’字，说明军人迈人居住区域界限也并不分明。《崖州志》所谓“附廓四厢和城内外三坊。”乃清人根据宋后州治新址相对而言的。
  人们的居住地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不一定
  都反映森严的等级制度或资格。谨此按语，供作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