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崖州虽然僻处天涯海角，然而文化源流从来就和中原一脉相承。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佛教文化，利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一样，很早就传播到了崖州来。
  唐玄宗天宝七年（公元七四八年），扬州大明寺高僧鉴真应日本圣武天皇约请东渡日本，第五次又遭到挫折，十一月六日海舶漂流到崖州（当时为振州）。鉴真在崖州逗留数月，用他精湛的建筑、雕塑、绘画艺术修整了大云寺，并开坛讲律传戒，弘扬律宗佛法。后来，他终于把律宗传到了日本。律宗是佛教一个学派，以《四分律》为宗，认为“戒律”是佛教的根本，是解脱的要道。如今大云寺的遗迹己无从查考了，但鉴真高僧在崖州振兴佛教文化的业绩是永不磨灭的。
  继鉴真之后到崖州的佛门弟子是宋代有名的诗僧惠洪。他俗姓喻，原藉江西新昌。宋徽宗时，宰相张商英奏请度为僧人，方士郭天信奏请赐给“宝觉圆明禅师”称号。后来蔡京党羽排斥异已，张商英被罢相，郭天信贬新州，惠洪因此牵连，也流配崖州。惠洪初到崖州吃荔枝，曾写下这么一首诗：
  口腹平生厌事治，
  上林珍果亦尝之，天公见我流涎甚，
  遣向崖州吃荔枝。
  细品其诗，你便不难参悟“宝觉圆明禅帅”的“佛理禅机”。佛教禅宗强调“对境无心”“无住为本”即是对一切境遇不生忧乐悲喜之情，不粘不著，不尘不染，心念不起。也就是在“禅定”中“逢苦不忧”，“得失随缘”，在精神上排除所受苦难，排除患得患失，对人生保持着一种任运自在的恬淡心境。惠洪在崖州三年的史迹皆己湮没无闻了，但从流传下来的这首诗中，我们不是还能看到当年的”禅光佛影”吗？
  据《崖州志》记载，自唐朝后，几乎历代都在州城附近建造过佛寺。如开元寺，“在城南百余步”，南宋忠臣胡铨“编管”崖州时，曾在该寺“缘化钟楼”。天宁寺，“在城西，俗呼铜佛寺”，建于元代，明洪武年间移建。《正德琼台志》说：“内有铜铸释迦牟尼佛三座”。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创始人，族姓乔达摩，名悉达多，死后佛徒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中的贤人。佛即佛陀的略称，义为“觉悟的人”。佛教徒均尊奉释迦牟尼为本师。明代建的是“三昧庵”，“在州治西”，“万历年间始创，乾隆、嘉庆、咸丰年间迭经修葺。内供观音大士，左右并供天后、马后诸像”。广度寺，建造年代不详，“俗呼观音阁，在城西门外。”按“俗呼”推想，寺内供奉的可能是观世音菩萨。观世音是梵文的意译。据佛教《法华经·普门品》中说，受苦受难的众生，只要诵念“观世音”的名号，“菩萨即时观其音声”，前往拯救解脱。观世音的名字，就是根据这个传说意译而来的。之所以又省去“世”字称“观音”，是因为在唐代为避太宗李世民之讳。“大慈大悲观世音。”是穷苦百姓最为亲近的菩萨。广度寺内还有“浮南阁”，“阁形似舟，巡道王树题‘不是舟’三字。阁上有楼，山川胜概，可一览尽”。“花木清幽，为州人宴游处”。上述佛寺，早己不存。唯广度寺遗址傍边有.一座“迎旺塔”尚在。该塔建于“咸丰元年，知州徐咏韶同州人捐建”。另有一座叫“文峰塔”，“在州东三十里深沟营岭上。乾隆戊戌年，知州陈新槐建”。不幸近年被毁。文峰塔又叫文风塔、文笔塔、水塔，是我国十四世纪开始出现的制独特的砖塔，多建于府县城镇文庙近旁或山尖、路端等重要位置，作为本地科举成功人才蔚起的象征。这种塔源于道教风水说，后来成为一种标识性、观赏性的建筑，与佛教没有关系。塔，本是佛教建筑形式，梵语叫“宰堵坡”，又称浮屠、浮图。最初为供奉佛骨之用，后来也用于供奉佛像，收藏佛经或保存僧人遗体。再后来，世俗似乎又赋予以祈祥禳灾的新功能，这也许已有违佛门初衷了。
  佛教是一种行为宗教，它教导人们修善清心，忍受痛苦，以求来世得到好报。佛陀的宗教道德学说，其核心是解释人生的苦难，苦难的根源和摆脱苦难的途径。因此，极易于为芸芸众生所接受。佛教文化对崖州民俗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州志记崖州风俗：“祭用俗礼，丧作佛事”。“七月十五日，城乡男妇醵金作盂兰会，设斋醺，焚楮衣赈，水陆孤魂”。
  盂兰盆，梵语，是倒悬的意思。作盂兰盆，指施佛及僧，以报父母养育之恩。佛教传说：目连的母亲堕入饿鬼道中，食物入口，即化烈火，目连求救于佛，佛为他说盂兰盆经，叫他在七月十五日，作盂兰盆以救其母。所以，农历七月十五日，佛教徒便为超度祖先亡灵举行仪式，有斋僧、拜忏、放焰口等活动。由此可知崖州的
  “节序所尚”带有多么浓厚的佛教文化色彩。
  “佛法无边，普度众生”。然而，千百年过去，众生仍未见得脱离苦海。或许这便是崖州的佛教文化在近代很快就衰微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