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政爱民 蜚声古今

知识类型: 析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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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崖州史話》 图书
唯一号: 200120020230001203
颗粒名称: 勤政爱民 蜚声古今
其他题名: 崖州历代官吏功行政绩略
分类号: K296.6
页数: 18
页码: 81-106
摘要: 本文介绍了崖州历代为政的善者和腐败官员的对比。善者以社稷为重,清廉奉公,勤政爱民,为崖州的繁荣安定作出了贡献,受到了后人的尊重和怀念。本文呼吁人们应该学习崖州善者的优秀品质,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 崖州 官吏 爱民

内容

历代封建王朝在:崖州置州立县、设官分职,散录在各种史志可供稽考的州、县各级文武职官约有一千五百四十多人。在这“距京师万里”的天涯海角为官者,有的是鱼肉百姓、草营人命的酷吏,有的是作威作福、贪赃枉法的奸侫,有的是草草一任、碌碌无为的腐辈——他们是封建吏治的痈疽,羁绊着崖州历史的发展,为千世万代的崖州人民憎恶唾骂。但也有一些被老百姓称为“父母官”和被史志尊为“名宦”的。他们不因山高皇帝远而荒疏政务、他食终日,欺压百姓、专事夺利;而是以社稷为重,忠于职守,清操自律,廉洁奉公,勤政爱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做到“州牧以抚字保民,学正以礼义导民,副将却守以干戈卫民。”使崖州也曾出现“牧畜恣于野,商旅歌于途,垦田尽于荒莱,贸易通于深谷”的安定繁荣景象(《崖州志》)。他们惠政的目的除了不辱君命、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地位外,不孚众望、爱社稷恵斯民也是其一动机。他们的嘉言卓行体现了夏民族的传统美德,良好的政风官德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卓然可歌的功行政绩符合人民的利益,促进了崖州历史的发展。因此,他们为被他们治下的崖州庶民及后裔尊重怀念,也为他们的僚属及后任景仰仿效。“泽被生灵……功垂社稷。”碑以记之,祠以昭之,诗以吊之,文以志之。
  崖州历代为政从善者,史志也许为他们中的一些人隐其短而显其长,讳其非而扬其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受到时代和阶级的限制,我们也不可能要求他们超凡脱俗,放弃忠君思想。他们能够顺应民心,做了一些好事,确实不失为封建时代有所作为的官吏。现执其若干被颂祷之事,籍以读古察今,或许能给人们多少启示和教益。
  崖州历代官吏功行政绩述略如下。
  保境护城防患安民崖州地处“岭表之绝徼,南溟之粤区也。”历史上常受剽掠之患,人民难得安居乐业。历代虽然据海占山设防,但当时那些旨在防范和镇压黎汉人民起义的军事系统及施,都不能最终遏止倭寇犯境、海盗掠民和土贼骚扰。史志记载自汉代至清未由倭寇、海盗造成的患乱就有三百多起。
  在各种患乱面前,崖州历代的一些官吏非贪生伯死之徒,乃忠勇仁义之士。他们事发而亲征,临危而不惧,身先士卒御敌平患。有的甚至以身殉职,千秋雄鬼,死不还家。真乃青山处处,崖州有幸埋忠骨!明代万历年间,初任浙江训导的东莞人罗士俊升任崖州学正。是时倭宼侵犯崖州,围攻州城数日,城如累卵;部分官员惊惶逃避,全城人心惶惶。在这危急关头,罗士俊挺身而出,自任指挥,“偕文武,鼓励兵民固守。”倭寇多次攻城不克,最后在兵民的反击下望风溃逃,“民赖以安”(《崖州志卷之十七·宦绩志一·名宦》)。
  浙江海宁人耶若虚于明代万历年间任崖州州牧。上任伊始,立刻实施防患措施,率领兵民增高加厚城墙,开挖护城河;同时加强防卫。罗士俊也与兵民日夜拒守城池,连续五十天“裹甲不解”。有一次,海贼勾结倭寇攻打州城,来势十分凶猛。邬若虚以信义召集兵民守城御敌。他也做好以身许城的准备,嘱咐妻子洪氏说:“封疆任重,身与城为存亡,义不反顾,尔等须自为计。”洪氏通晓大义,“亦预洁〓整以待。”兵民们眼见牧州如此大义大勇,“于是厉气登城,将士用命。”不断用奇计疑惑和出奇兵攻击贼宼,“寇乃惊溃”,全城人民避免了一场大洗劫(《阮通志》)。
  清代康熙四十二年底,广东顺德人黄友瓒赴任崖营游击。是时有七只贼船于十二月十一日、十二日,十九日先后从三亚港、大疍港和南山岭后登岸骚扰沿海村庄,十九日突入东厢,村民四处逃散。黄友瓒刚到任,闻报即披挂上马,于二十日率兵追剿,一直追到岭头营(今三亚市梅山镇),一番激战,终于“战胜,贼遁。”黄友瓒善武好文,有儒将风度。任内,曾亲率数十骑兵追击海寇,捕杀魁首,这次胜利使他“名震琼南”(《崖州志》、《广东通志》)。
  清代嘉庆辛酉年,广西灌阳人唐兹椿署崖篆,极力维护社会治安,每有事发,“辄率乡勇赴之,难民,加意抚恤。”他在任仅九个月,崖州的社会治安却出现了“弊绝风清”的大好局面。他离任后,州人为他立政绩碑(《黄兢撰记》)。
  清代乾隆五十五年七月,海贼劫掠崖州沿海村庄,参将钱邦彦亲率兵马追剿,激战于牙龙湾,不幸战亡(《崖州志·海防志·海寇》)。
  兴沟垦田发展农耕崖州山川险峻,地貌复杂。元代以前“崖人不识水利”,大部分地区的人民仅靠老天爷恩赐度日,生活异常观辛。明代以后,崖州的一些有识有为的官吏,大力开发自然资源.开沟筑陂,兴修水利,改善了灌溉条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
  明代是崖州水利事业的初创时期,同时也是历史上崖州水利事业最辉煌的时期。从宣德初年至万历末年,崖州共开挖沟渠十七条,筑陂(山塘)十八个,除两条沟渠和一些都陂为村民自行开挖外,其余的十五条沟渠和都陂均由崖州官吏组织人民兴修。其中宁远县(今崖城地区)开挖七条,其他地方十条。水利的兴修,使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元代,吉阳军宁远县仅有田地一百三十一顷六十二亩,约收粮米四百六十六石;明代洪武二十四年,宁远县的田地面积就增加到一千零二十顷六十二亩,其中水田九百八十五顷八十九亩,秋收粮米达三千八百三十二石;明代万历十年,全州田地又增加到二千七百九十八顷八十一亩;万历四十五年为二千二百六十二顷八十亩(《崖州志》)。清代只是保持明代原有的教字,从康熙二年至乾隆二十六年,崖州全境田地约为二千二百四十九顷七十三亩(《琼州府志》)。
  首创崖州水利事业先河者,梁正也。他是广西永淳人,明代正统年任宁远县主簿,正统二年,他“导民筑陂”,在崖城东北十里处修筑一口都陂,蓄落基喉潭水灌溉崖城坡田“三千余亩”。接着,他又在今乐东县沿海地区开伏沟、探沟和大雷沟,引望楼河水灌溉九所、四所、乐罗、罗马等地方的水田一万余亩;还引冲坡、抱旺塘水灌溉那罗、抱贵等黎族山区的田地一千余亩。梁正任内组织人民开海四条,筑坡一口,受益面积共一万一千余亩(《永乐志》)。
  崖州历史上名宦兴沟最多者,非林铎莫属,他是福建闽县人.明代第十三任崖州知州,弘治年任。弘治元年,林铎亲率里甲维修梁正开筑而后崩雅的都陂,“灌田三千余亩”;弘治二年,林铎又在州城北面五里开挖仰重沟,在州城东面八里开挖中亭沟,在州城西面八十里开挖桥门沟和抱驾沟;弘治十年,在州城南面二十里开挖水南沟。一陂五沟,这便是林铎流芳后世的政绩(明《永乐志》、清《崖州志》)。
  明代第十凡任崖州知州陈尧恩,江苏吴县人,正德年间任。他效法先人,破士兴沟,大修水利,先于州城北面五里处开大官沟通后河。接着于正德十四年在州城南面四里开南沟和北沟,又在州城北面五里开,马丹沟,同时疏导中亭旧沟,数千亩田地得水利之益。陈尧恩还兴学造士,筑桥修道“以通车马”。州人感其恩而植碑颂德,祀崖州学宫名宦祠(《崖州志》)。
  明代嘉雄年任崖州知州的福建福清人氏林资深,是位“多善政,为上官嘉赏”的名宣。此公心系崖州庶民,志于崖州山水,不辞劳苦,多次亲自踏勘山水,利用自然环境“相地浚沟”。他于嘉靖四十三年导民修南沟,引宁远河水灌溉湫湳、列涝、周家地、大小蛋、番坊、葱旧、奔崩等谨城南而沿海平原田地,受益面积数千顷。南沟工程浩大,上段地处山岗,长七百余丈。南沟开通后,切断了崖州东路交通。林资深又自捐俸金、买砖石建一大桥于南沟之上,“虹跨而龙盘,行者啧啧。”大桥现基本完好。之后,林资深又在州城之北五里重浚马丹北沟,凿石开山,把顽石盘结长达一百一十余丈的山岗开通,沟渠深宽各二十余丈。他还改造中亭、郎芒两条旧沟,拓宽挖深,拉直取顺,使之渠水常流,灌溉这一带近千亩的黎汉田地(胡文路《崖守林侯兴沟安黎碑记》,载《崖州志·艺文志一》《崖州志·舆地志》)梁正、林铎、陈尧恩和林资深四公,是崖州官吏中治水业绩杰出的名宦,他们均称崖州水利之父。四公之外,永乐年任崖州知州的林弊,成化中任崖州知州的徐琦,景泰年任崖州知州的王铎等人,均有导水利民之举。渠水悠悠,功行昭昭,史册永志。
  明代崖州官吏的水利事业,奠定了古崖州农业发展和经济繁荣的基础,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成为崖州水利史上和农业发展史上的源头活水而泽被后世。清代、民国基本上承袭明代。解放后,我们的水利事业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但一些水利设施,也是在明代的基础上改造利用而发展完善的。明代的水利遗迹,是上述崖州官吏功行政绩的历史见证,也是崖州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活的史料。
  体察下情仁恕爱民古代崖州的封建剥削严重。赋税徭役名目繁多,征派方法五花八门,州府县衡横征暴敛,官吏兵丁贪求苛索,豪门富户巧取豪夺,人民如坐汤火。
  根据《太平环宇记》、《正德琼台志》、《崖州志》、《海南岛古代简史》等史志记载,崖州和海南岛各地一样,汉唐时人民就遭受朝廷的剥削,地方官吏每年都征收地方土特产品,一方面作为“土贡”上送朝廷,一方面中饱私襄;“唐有赋而南汉加敛”;“宋有赋而元益增”;明代征赋税总量“五倍于元”,田赋征收就达二十二色(项目)之多,徭役多达二百六十三役。至清代,崖州的田赋二千一百七十九点二五亩,征粮银、丁银共四千二百零八两,遇润加征银一百六十一两,本色米一千二百四十石。黎族人民受盘剥尤其深重,每年都要缴交各种名目的“赋税”和巨额的“皇粮”。汉唐以来,官逼民反的事件不断发生。
  然而,封建官吏也不尽是豺狼虎豹,崖州历代统治者中也出现了一些施恩于民的官吏。他们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王朝,他们注意体察下情,恤悯百姓,实行轻徭薄税,注意减轻人民负担,因而在历史上留下了“仁恕爱民”的好名声。
  明代雍正八年,崖州总督郝玉麟抚悯黎民,奏闻奉旨,“将递年每名输纳丁银二分三厘之数,减去一分三厘,止收一分,以作徭斌”。同时对黎民“加意抚绥,悉心教养,令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广东通志》)。
  明代崇祯七年,广西临桂人朱宏升任崖州知州。他性格简傲,有“仁恕爱民”美誉。崇祯八年,崖州遭逢天灾,田粮失收,农村凋敝。他同情人民疾苦,“不忍催科”,以至“赋不及额”,多次受到郡守和台使等顶头上司的责难。他上书说:“降黜是甘,不忍令愚氓剜肉竭髓也。”因此忤逆上司而被罢官。崖州人民同情他的遭遇,他离崖返乡时,士民泣送百余里。人民念其恩德,将他祀祭于崖州学宫名宦祠(《崖州志》)。
  高华嵩和张埕是一对好搭挡,同为崖州名宦。一个是福建同安人,雍正七年到游击任,八年改参将;一个是奉天人,乾隆二年任知州。高参将遗爱于民,张知州“居官廉正”。辛酉六年,崖州旱魔肆虐,“米价腾贵”。高参将“为民祈雨,请粟救荒”。他还和张知州共同“请由海船运谷平粜”,救济饥民。两位文官武将,在重修崖城,建造分府衙署时,不象其他官吏一样向老百姓摊派银两谷米,“一切工需,报宪支销,不烦民力”,兵民“俱无忧累。”他两深受“合州感裁”。(《崖州志》)清代顺治十二年,江南宜城人梅钦任崖州知州。时值崖州兵火劫难之后,人民离乡避乱,市井萧条。梅钦亲自前往各地抚慰难民,引导他们返城复业。康熙元年,天灾地难,崖州荒歉,人民生活于水火之中,梅钦上书奏请豁免军荒米一千零四十七石二斗九升,并奏请豁免军屯米一千零九十八石。梅钦“在任八年,多惠政”。因积劳成疾,卒于任上。崖州人民有感于他的恩德,将他祀于崖州学宫名宦祠(《崖州志》)梅钦死后,湖广蒲圻人李应谦于康熙六年接任。他在任内看见民财衰薄,难尽税赋,上书请求豁免杂税银四百八十两零七分三厘五毫。百姓们喜“有更生之庆”(《崖州志》)。
  张擢士忧国忧民。他是江南通州人,顺治七年接任李应谦。他目睹崖州凋敝、民艰于食的景象,于康熙庚戌年上书《上金制军崖州利弊条款》,陈情崖州利弊现状,要求保护崖州口然资源,惩治那些冒险走毒、贪图厚利而破坏自然资源的猾役、狡贾。在崖境实行轻徭薄税,减免渔課、荒米等各色征收,以“不累残黎”和“救民于水火”(《崖州志》)。
  天涯海角的题刻者程哲,是位“州人勒碑称颂”的名宦。他是江南歙县人,雍正四年任崖州知州。雍正五年,崖州荒年米贵,他上书请求获难,打开州府粮仓,将粮米平价出售给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民,“民得聊生”(《崖州志》)。
  唐镜源至今仍是众口皆碑的名宦。这位来自广西灌阳的副贡,于光绪十四年署州篆。“始下车,兴学课士,恩讼安民,凡胥役士棍讹民黎者,治之不遗余力”。政绩颇多。光绪十五年,五屯士民何其椿等火向他乗报崖州西界灾情,他立刻自备夫马,于儿月初二开始深入九所乐罗、望楼、黄流、番阳(今乐东县)等汉黎地区,广泛调查农田灾情和农民景况。沿途“惟时屯民扶老携幼,男女壅道哀乞,不忍闻见”的惨状,令其悯心火动,上书《请豁免屯田荒米详文》,据实乗报田地沙埋水浸、屯民逃荒,轮赔荒米等灾情,请求豁免荒米,“以恤屯民”(《崖州志》)。
  “仁恕爱民”的崖州历代官吏,除上述诸公外,还有“廉明方正,除革蠹吏奸胥,诸豁穷民积欠”、“岁荒,捐赈民沾实惠。”“请项借给牛本。秋旱、米贵。洋请赈济”的贵州都匀进士、乾隆十年任崖州牧的杨枝华。有在乾隆己四五十四年大饥年头“开仓平粜,请奉免征”的崖州知州刘饮和(《崖州志》)。等等。
  惩贪革奸清风正气在封建社会里,吏治不整,官吏贪污纳贿,欺凌百姓。崖州历代的官吏兵士,更是肆无忌惮地忧村虐民。从清代康熙三十五年暑州事陶元淳的《请严职守详文》,可见崖州掌职混杂、军兵骄纵、骚扰民黎、危害地方的一斑。
  尽管如此,崖州历代官吏中仍不泛身正影直、不腥不膻之士。他们居官清正,严于律己,拒贿绝赂,惩贪革奸,禁革衙门陋规。
  在明代,有“为政宽厚,不尚苛刻”的成化中知崖州徐琦;有“力惩豪猾之害民者“的署郡事陈瑶;有,“贪者却其脩金,令回买书籍”的崖州知州罗士俊……。
  在清代,有“清约自持,勤于训课。贫士以束脩为贽者,皆不受”的崖州学正王玉;有“居官严正,吏役不敢逞悍。士民钦服”的崖州知州杨寅生;有“兴利革弊,礼士爱民,卓有治绩”的崖州知州王锡;有“清廉勤慎,决狱精明,约束吏胥,扫除积弊”的崖州知州李百龄;有“居官清廉,严禁书差舞弊需索,不少徇纵”的崖州知州张莹;有“凡胥役士棍讹诈民黎者,治之不遗余力”的崖州知州唐镜源(《崖州志》),等等。
  瞿罕是历代崖州官吏中为此身体力行的代表人物。他是湖广黄梅县人,明代崇祯十二年征授崖州知州。他以教育为己任,大力整治社会治安,修葺城池,政绩颇多。而居官清正,立身俭朴,严约吏胥,仁恕爱民尤为人民津津乐道。他上任伊始,看见官吏贪暴,僚属扰民,即制订奖廉劾贪,严约吏胥的法章布告衙门。同时极力惩治勒索讹诈汉黎人民的僚属,僚属们从此循规蹈矩,不敢作威作福。瞿罕任内挂牌理政受讼,前来问政诉讼的人,按先例给这位新任知州敬送山兰、香粳糯、沉香、鹿茸等山货特产,他都一一拒收。黎族人民按惯例每月供给瞿罕大米三十石,他坚决渤绝,说:“国家岁给禄精,何为有此?具请罢”。他的清廉作风,使“黎人大悦,为之勒石”。崇祯十三年九月,崖州暴雨成灾,山洪冲毁沿海平原的田地,瞿罕以官米煮粥分给饥民。十五年四月,瞿罕出巡感恩(今东方县)等地沿海防御所,沿途以莱代饭,安步当车。他给各地约法三章:一来不迎,以时间替民断事;二去不送,用精力为公理政,三不设宴,投财力置公益之举。壬午终,瞿罕因病御任。他单骑离崖时,打开唯一随身之物——一只小木箱,让人们检查。他说:“有一物自崖出者,听汝属持去,不汝禁也。”士民见状,感动得涕泪纵横,为他“祖饯百余里,各悲不自胜”(《崖州志》)。瞿罕一身正气入崖米,两袖清风单骑归的故事,至今仍在崖州广为流传。
  嘉庆二十二年,崖州吏役兵丁盘剥索诈,激变乐安汛东西抱显等村寨(今乐东县抱由镇),署知州俞孜善因驭下不严而被罢职;乐安坐千总文光宗、韩彪也皆撤职。崖营署守备王应清受命“入峒招抚,晓谕诸黎”,“并严究役兵索诈盘者,皆坐以律,永革包纳钱粮夙弊”(《琼州府志》)。由于严肃法纪,从而改善了汉黎关系,缓和了阶级矛盾。
  四川金堂人黄锡金于光绪三年任乐安巡检时,有一次营兵拾尸经过九所村(今乐东县)而触犯村俗,被村民斥骂,士兵诬说村民劫尸。知州克星额令黄锡金查办村民,黄锡金气愤地说:“既卑职包庇,请详革。但不可令良民受屈也”。黄锡金巡视边境黎峒,黎族人民按俗例设宴迎送,他都一一拒绝,尽量迴避。黄锡金病逝崖州,老百姓非常悲痛(《崖州志》)。
  陶元淳是崖州的“包青天”。他是江苏常熟的进士,康熙二十七年任昌化知县,“树民风,开民智,立民德,兴文教”《昌化县志》,政声大振。第二年即康熙二十八年摄崖州,“廉明方正,禁革衙门陋规”。陶公是铁面汉子,一身正气,不善府仰,敢说真话,在政治上标新立异。因而见忤流俗,为恶直丑正之辈所不容,经常受到谤殷排挤。崖州游击余虎纵属为暴,守备黄镇中以非刑杀人,献纳无厌。陶公在咨访黎寨汉村时知其恶迹,根据人民对余、黄的一百余条诉词,综合六款,书以《请严职守详文》上报。余虎闻知,为求宽解,以百金贿赂陶公。陶公拒收,挥手喝退余虎。此路不通,又由镇中贿赂总督,造蜚语向总督诬告陶公。总督为保余、黄,向陶公施加压力。但陶公愿弃一官,坚持正义,顶住总督压力,坚决审讯查办余、黄两恶。余、黄倚仗总督权势,由镇中率领甲士百人,带刀突入州衙企图杀害陶公。陶公正气凛然,怒叱暴吏。镇中心虚气绥,慌忙率众撤离。由于陶公坚持正义,主持公道,余、黄最后坐罪入狱。对此,“崖人为之语曰:“虽有余虎,不敌陶公一怒”(《崖州志》)。陶公逝世于琼,海南赴乡试百余人护柩渡海归葬。陶公的前任昌化知县高日旦后来以《菊花》为题,写了一首咏陶公诗:“三月菊祐开满林,朝朝扶醉间亭荫。时人漫语陶公事,何必东篱如称心。”在污秽的封建社会里抑阴扶阳,在混沌的官场中清风正气,崖州这些官吏的高风亮节,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兴学课士敷扬文教崖州文化教育源远流长,早在唐代宜宗大中年间(874年——859年),崖州便得中原儒风而初略,宋大兴而元衰萎,明清极盛。推动崖州文教事业发展的,除了设帐敷教的贬臣滴宦和热心倡导的州中人士外,重视教化的地方官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州志记载重视敷扬文教的崖州官吏中的典型人物,宋代有四人,元代有五人,明代有十七人,清代有三十五人。
  唐代,繁荣的封建文化波及海南,“文化始治”但“学校未立”。崖州的文化教育正值蕴酿和萌芽时期,难得在历史上留下遗迹。
  宋代是崖州历史上文明与愚昧的分水岭,儒学的兴起是其一标志。北宋时,崖州就已经创办儒学了:”宋立在城外东南”的“州儒学”,是海南岛古代最早设立的儒学之一。
  州志记载崖州历史上最早办学的地方官吏,名叫慕容居中。他是崖州水南村人,在儒学读书时品学兼优,被朝廷征僻(招聘),历官承事郎、崖州佥判、宾州通判、昭州劝农使。这位非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吏,从自己“学而优则仕”的经历中,深谙教育是培养人才的道理,因此非當重视教育。他在崖州时仅为佥判小职,但能将城外东南的儒学“移城北”,迁建“在城内中街”,这番努力非可寻常。特别是他御任居家时,在水南村“为书舍,诱训乡人习读”。设校,传道、授业、解惑,慕容居中开了新生面。
  莫豫是崖州最高行政长官兴学的先行者。他是吉阳军知军,约在改珠崖军为吉阳军的政和七年(1117年)至绍兴六年(1136车)间任职,他“复州学于故址(城东南)”的功行,深刻地影响了后任的知军大人们。
  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海陵人周鄆走马上任知吉阳军。他不但重道:“酷爱山水,寻访洞天。”而且尊儒:“宽平御下,修建学宫”。
  富川人毛奎高瞻远瞩,把教育列入州城建设的总体规划中实施。淳祐五年(1245年),他大兴土木,修建崖州城池时,相风水,择宝地,将学宫“移于城西南”。淳祐丁未(1247年),他又“经营州南大小洞天,”创建了具有浓邰的道教文化意蕴的风景胜地。这位“能文章,通术教”的吉阳军知军,对文化教育可谓劳心劳力了。
  宋代崖州官吏大开教风,崖州文士雅官绳绳有人。经察举(地方荐拔)、征僻(朝廷招聘)和科举(国家考试)而入仕为官的,有慕容居中(崖州佥判、宾州通判昭州劝农使)、陈继先(崖州学录)、陈中孚(万宁、昌化县知县)、陈适(昌化县知县)、裴闻义(昌化县知县)、陈端章(通直郎)等人,还有一批学有所成而无心仕途的乡贤、逸士。特别令崖州人民引以为荣的是,陈国华于至宝四年(1256年)一举中进,成为海南“进士群”中耀目的文曲星座;回民浦盛擢为朝廷典客.宋代崖州朦胧初开而人才崛起,时人改苏东坡诗曰:“沧海何曾断地脉,崖州从此破天荒”。
  蒙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对汉族实行歧视和压迫政策,把海南人列入第四等南人,把儒(儒教、道教)列为贱于妓女、类于乞丐的第九等职业(即所谓臭老九),崖州教育和金国一样停滞萎落,元朝统治者不屑于从第四等南人中科举取士。尽管如此,崖州的一些开明官吏并不抑儒废教,他们在文教方面也有所建树,有所开拓。
  泰定三年(1326年),蒙族在崖州的统治者——知军事达鲁花赤脱脱木和军判王起、学正陈世卿将州学“复迁城东故址”。
  天历二年(1329年),罗伯龙(官职不详)“请复学田”以“贍养州学”。
  至正五年(1345年),同知罗伯颜二迁建州学,第一次“移城西”,第二次“复徙城外西南隅。”明朝开国伊始,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二年(1369年)十月诏令天下府州县建立学校,洪武八年(1375年)又诏令各地建立社学。崖州官吏闻诏而动,洪武三年即大开政教,此后朝朝不误。特别是在洪武、永乐、宣德、正统、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万历、崇祯等年,崖州官吏较为振作,为崖州文化发展提供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明代崖州官吏的显著教绩表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一是加强管理,校官待遇落实,学校编制完善。州学设”学正一员,未入流,月支俸米三石。学分三斋,额设生员、廪膳、增广各三十名,余谓之附学,附学降者为青衣。斋夫八名,膳夫三名,门子、库子各四名,斗级无。”县学设“教谕一员、训导二员,俱未入流,月各俸米三石,学分二斋,额设生员、廪膳、增广各二十名,余为附学,附学降为青衣。斋夫六名,门子、库子各三名,斗级无”。(见《正德琼台志》)。
  经费来源一是公费办学,州学每年由政府拨米八百石,县学六百石,以供师生俸膳;二是以农养学,政府划给学田,以学田收入补充公费的不足。二是各类学校数量多,分布广,规模大,规制整。终明一代,崖州有州学一间,社学十六间,所学二间,培养医药人才的医学一间,培养军事体育人才的射圃一间,此外还有若干义学。义学由村民集资设立,其他的均由政府拨款兴建。
  这些学校经历朝崖州官吏的努力而逐渐发展起来。其中成绩最突出的是成化中知崖州徐琦。成化六年,徐琦应至崖州巡视的广东按察副使涂乘之命,按全国学宫规模修繕州学。添设了殿宇、神厨、馔堂、仓库、号房等,重修后的学宫,“凡学宫规制所当有者,咸一新之。其费一出于公,民费与知。规模宏敝,藻绘绚耀,州人父老,过者惊叹,以为昔所未有”。“今而释奠之宫、弦诵之所,与中州等”。成化十年(1474年),徐琦又在全州范围内建起了十六所社学,建校数量居海南之四。他“选民间子弟俊秀者教之读书,俾知礼义”。平民教育逐渐普及全州。
  三是登进中举者多。明代崖州官吏重视教育,人文蔚起,贤才辈出。钟芳、钟允谦父子和周世昭三人中进士,黎景宽、裴盛、邵铃等二十凡人中举,二百一十二人纳贡,十八人入监。
  清代崖州的文化教育盛于历代。官吏们“尊圣道振文教,”互相仿效比逐,屡成热潮。
  迁建、修葺学宫。康熙六年(1667年)知州李应謙、学正朱子虚发动崖州俊秀子弟六十五人捐款,迁学宫于城外西南隅,并增建尊经阁和魁星楼;雍正十年(1732年),知州杨城会同全州人士,将西南隅学宫迁于城内州治东;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知州陈新槐迁学宫回城外东南隅,添斋舍利明伦堂,并建文峰作为学宫拱向;嘉庆二十五年(1825年)学正甘在中和六位乡绅,捐资修葺学宫,并在学宫前开文明门,学宫后增尊经阁;道光十九年(1825年),知州金绅发动州中人士,集银二千二百多两,全面整修学宫,外筑围墙一道,内添厢房九间,金知州又捐俸自办桌椅床铺等学宫用物。他还设立教育基金作为师生教学费用;同治十一年(1872年),州府支持吉大文、何秉礼等州绅倡捐重修学宫,筑宫墙,扩后殿,增大成门,砌棂星门,增名宦、乡贤、忠义孝弟、节孝、灵官各祠,并添设一批祭器,使之成为完整、规范的学宫。这次重修学宫是历代历朝兴学之最。
  创办书院。乾隆二十年(1760年)知州宋锦将文昌庙改设鳌山书院,延师训课;咸丰元年(1856年),在官吏的支持下,乐罗村民集资兴建德化书院;光绪十四年(1888年),知州唐镜源没收地方豪绅李华堂住宅,改建龙山书院,并将其田产变买四百千文,发动州民捐款二百千文,唐知州捐俸四百千文,共一千余串放发生息,作为书院膏火。
  兴办新学。戊戌变法提出废科举兴学堂的号召,崖州官吏积极响应。两位知州是开拓性人物。
  一位是冯如衡,江苏大仓州进士,光绪三十年任。三十四年(1908年),冯如衡将州练兵馆改设时雍学堂,创办了海南岛第一所专门培养黎族人才的官办学校。
  另一名叫范云梯,广西永安拔贡,宣统元年(1909年)任。为了兴办新学,他发动州官、州绅等富户捐钱银。他在崖三年,先后创立了崖州直隶州高等小学堂,崖州直隶州初等小学堂,崖州直隶州女子学堂,崖州直隶州平民学堂,崖州直隶州农业学堂,崖州直隶州工艺学堂,崖州直隶州巡警学堂。兴学之多,为历代历朝官吏之最。由于清代科举制度的腐败和衰亡,崖州科举人才寥若晨星。然而,清代崖州的教育事业毕竟超越历代走上了新的历史高峰。官吏们的兴学功绩,在崖州的文明史上闪烁着光芒。

知识出处

崖州史話

《崖州史話》

出版者:海南省人民出版社

《崖州史话》汇编了记载崖州古人古事古迹的文章,每篇一个专题广记或一个角度纵写,对地方志书起了集散归纳、拾遗钩沉、正讹纠偏的作用,为加深人们对崖州社会情况的了解提供了比较翔实可靠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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