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我在读初中的时候，曾经读过沈从文的《边城》，可能是与小说中主人翁翠翠年龄相仿的原因，对翠翠与傩送既健康纯洁又情丝缠绵的爱情悲剧叹息不已，也对渡口产生了莫名的遐想。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毕业生被分配到三亚工作，在这座海河交错的小城，听到了许多关于海与渔民的故事，也得知在三亚河入海口有个渡口，因为对《边城》的喜爱，也因此而对渡口有着一种潜在的感情，于是独自一人来到渡口寻找老船工的影子、感知摆渡人的艰辛。此后，因公事还几次过渡到鹿回头，对渡口也就有着挥之不去的记忆。
  随着城市的拓展，我的办公地点不断变迁，加之事务累身，到渡口去的机会就少了。近日，三亚市作协组织开展“梳理鹿城文脉，讲好三亚故事”创作实践活动，我被分在“海洋文化组”，采访什么写什么呢？我想，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写老船长、写远海捕捞、深海作业肯定大有人在，还是写普普通通的渔民吧。猛然间，尘封已久的“渡口”在我的脑海被重新唤起。我决定去采访渡口，写有关渡口的故事。
  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负责渡口管理的三亚水上运输公司第二船队经理黄水带先生是我爱人高中的同学，一个暖阳当空的下午我到南边海去采访了他。黄先生先把我带到渡口现场参观，只见一间半新的二层小楼孤零零地耸立在河岸边，其底层作为过渡通道已空无一人，顶端吊着的两块“登船通道”和“上岸通道”的红色字体指示牌字迹依旧清晰，左边墙体上用红漆随意涂鸦“停渡”两字。黄先生介绍说，渡口已于今年六月底停渡。举目河口两岸，原来的“疍家棚”几乎已被拆除，对面鸿洲集团开发的高楼拔地而起，一派繁华景象。河面上一艘艘游艇来回穿梭，呈现出时尚与气派。唯一不变的是那奔腾不已的河水，与那汹涌澎湃的海水所撞击出的滚滚波浪，似在诉说着渡口的沧桑岁月和船工们的前世今生……
  参观完渡口，黄水带先生把我带到了南海渔村的一家小茶馆，随着新茶上来我的采访也就开始了。首先问起开设渡口的背景、开始营运的时间、渡口名称、船工的情况等。黄先生娓娓道来：“当时三亚河入海口的北边叫北边海，是疍家人的集居地，而南边叫南边海即鹿回头的山脚下，因三亚河的阻隔加之道路不通，北边海的疍家人无法到对岸的鹿回头山上去砍柴禾，南边海鹿回头的居民也无法到北边的三亚来采购货物。这里河道也不是很宽，根据海洋局测定的数据，河面宽度为86米，平均深度4米多，最深处也就6米，对于在水上生活的疍家人来说，搞个渡口摆渡应不在话下。果然，随着两岸居民来往的迫切需求，渡口便应运而生。”
  黄先生接着说：“当时北边海有两个公社，一个是南海公社，主要是管理出海作业的渔民；一个是水上公社，主要是管理港口的水上运输。渡口是由水上公社第二船队建设的，属于集体所有制单位，开渡时间是在1958年，最初的名字叫‘崖县水上公社第二船队渡口’，使用的是木船，用人工摇橹推动。开始时没有码头，河两边都是沙滩，船是摇到沙滩停稳后就让渡客下船。经过几年营运，渡客不断增多，就开始用木头搭建简易浮脚码头，盖顶棚，直至1984年三亚撤县设市后才改用砖混建造，并改名为‘三亚渡口’，几经变迁形成现在这个样子。渡口名称虽改但其所有制性质没变，属于三亚水上运输公司第二分公司（即原水上公社第二船队）所有，一直至今。”
  说到船工的时候，黄先生显得有些激动，他说：“渡口的渡工前后经历了三代人，第一代渡工有张亚光（女）、吴来凤（女）、吴婆带（女）、陈亚麦（女）等，这些人现在均已去世。第二代渡工有罗亚伍（男）、周付元（男），这两人也去世了。还有林月英（女）、扬华凤（女）现仍健在。第三代渡工有罗卫忠（男）、梁兴文（男）、梁关贵（男）、罗玄光（男）等，他们都坚持到最后停渡。”
  趁着黄先生谈兴正浓，我又问起渡口的客源、渡工的安排、渡口的收费及开支情况。黄先生介绍说：“渡口的客源开始时主要有两部分人，一是北边海的疍家人，他们主要是到鹿回头山上去砍柴禾；二是南边的鹿回头人，他们主要是挑着自家的椰子、槟榔、地瓜等到三亚去卖，换回一些渔货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后来，三亚撤县设市开始对三亚河口整治并建设渔港码头，疍家人陆续搬到南边海去居住，两边的人员来往就增多了。直至2006年鸿洲集团进驻三亚，市政府规划疍家人集居的北边海片区包括南海巷、水居巷等作为鸿洲集团开发建设用地，也相应批准南边海片区给疍家人建房，经过十几年疍家人的不断搬迁建设，南边海从原来的荒山坟地变成了现在高楼林立的南海社区，渡口的繁忙也就可想而知了。”
  面对这里的变化，土生土长的黄先生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他呷了口茶继续说：“关于渡口的收费，现在说起来还真让人难以置信。从财务资料上看，1962年时收费是每人每次过渡3分钱，‘文革’时涨到5分钱、1角钱，改革开放后是5角钱、1元钱，从2009年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开始增加到2元钱直至2019年6月停渡。”我插话问道：“这么少的收入怎么能维持正常营运？”黄先生略显兴奋地说：“说来你也许不信，渡口的收入不仅能发足渡工的工资，还有盈余用于造船修船。一代渡工大约有12人，分两班倒即白班和夜班，白班早上七点至下午五点，夜班下午五点至夜里十二点，十二点后就停渡了。每条船上一般有渡工2人到3人，一人掌舵（摇橹）一人撑竿，还有一人收费。渡口每天的渡客量平均有100多人，最多时（节假日）达200人以上，收入不菲。船队本身有造船厂，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造一艘船也就三四百块钱，其木料都是船队派人到高峰、雅亮去采购回来的，渡船的吨位在两吨多，县交通局限定的载客量是23人。2009年海南获批国际旅游岛后，渡口就鸟枪换炮木船换机船了，是市交通局拨款建造的，分两批拨款共造了8艘船，每批拨款120万元造4艘船，其中两艘给三亚渡口，两艘给红沙渡口。记得两批机船是在广西北海和海南临高建造的，船队还专门派员到上述两地去把船开回来。机船的吨位就大多了，每艘船有3吨到4吨，但从安全考虑交通部门核定的载客量仅有25人。换机船后渡口的管理依旧是三亚市航运总公司，相当于市政府出船给我们搞运营，为政府解决南边海的交通问题，互利共赢嘛。”
  此时，我抬头一瞥茶馆外的街景，只见车流如梭，倏然想起渡口前波涛汹涌的情景，一个念头从脑海闪出，不禁问道：“三：亚渡口从1958年开渡至2019年停渡，半个多世纪在波浪中行驶，没发生过事故吗？”良久，黄先生心情沉重地说：“有过一次。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渡船曾被外埠大船撞到造成翻沉，船上渡客几乎都是疍家人，他们水性好都能游上岸来，唯有一位回族妇女不谙水性遇难，她是在鹿回头卖贝壳归来时碰上这次事故的，当时船工们都很伤心，船队还连续几年派员上门抚慰其家属，以疍家人的善良、诚恳、厚道感动了他们，事故也得以化解。但那次事故一直以来都成为船队和船工们心头的伤痛。”说到这里，黄先生的眼里噙满泪花。
  采访的最后，我问的问题是渡口停渡的原因。黄先生激动地说：“海南建省三亚升格为地级市后，市政府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凤凰路、南边海路、鹿岭路、鹿回头路相继修通，三亚到南边海到鹿回头四通八达，现在市内就有五条线路公交车从市区开往南边海渔村，车程只需十几分钟，还有专线车开往鹿回头。此外，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路通财通，市民特别是疍家人收入逐年增加，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了私家车，因此渡口也就没人问津了。”末了，黄先生知道我此次采访的目的，感慨地说：“三亚渡口风雨无阻半个多世纪，曾经与几代三亚人风雨同舟，给三亚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追踪梳理形成文字，将其载入史册。”我想，三亚渡口作为三亚城市发展乃至经济发展的见证者，不应被历史所遗忘所淹没，便满怀信心地对他说：“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