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我是抗日战争初期在文昌县东郊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1942年初来红沙我父亲做生意的地方医病，病愈后我经常到六盘、榆林等处走动。跟随父亲近一年时间的生活，接触了许多进步青年，后又和陵崖保乐办事处的王浩、张开泰联系上，被受命在六盘地区开展新区工作。我先后介绍何明（莺海人）、曾文珍、高亚法、吉诗罗（理发工、乐罗人）、陈明发（住榆林做工）等几位思想进步、抗日热忱高的青年入党。1943年六盘乡党支部成立，我任党支部书记，组织委员曾文珍，宣传委员何明。同时，成立六盘乡抗日民主政府，委任李文耀为乡长，占行运当乡文书，刘天和为乡委员兼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1943年夏，刘天和被批准上前线，周成昆从边区学习回来后接任乡抗日救国会主任，负责发动青年抗日救国工作。1944年后我们又发展几名青年入党，六盘乡党员增加到10多人。
  1944年6月李文耀、占行运叛变投敌，我兼任六盘乡乡长，文书由上级派来（姓名忘记了）。这时六盘乡工作受到一定的影响，有的还逃回家。当时，为了广开抗日斗争之路，在各村选定民主保长，第一保长黄中兴、第二保长符文才、第三保长黄亚金、第四保长高亚法。我还在“和利盐田”组织二个盐务小组，组长吴发，共有6名组员专运食盐供应部队，日本投降后全部被调上前线。抗日战争时期六盘乡动员上前线的青年有10多人。
  1944年春起，抗日战争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驻六盘地区博后据点的日军为了保护他们的狗命，在番村圯挖壕沟修筑防御工事，每天都派数名士兵扛机关枪去监视民工做苦役。六盘乡民主政府探悉了情况，向陵崖保乐办事处和驻仲田岭的琼纵第三支队第三大队报告，部队首长收到情报便决定派员前去夺取敌机枪。一天，火红的太阳刚刚从东边升起，我第三大队长李贤祥亲自带领数名战士化装为民工混与大伙一起上工地，趁敌人不备，夺走一挺轻机枪和一支步枪，敌人反应过来后，急起直追。我们向敌投去几颗手榴弹并得到渔民的指引钻进湾艾岭洞。敌人气愤之下进行报复，放火烧毁许多老百姓的房屋，接着又派兵包围湾艾岭。湾艾岭后有个洞通向海面，敌人把守前洞口，渔民悄悄地从后洞送来食物救济受困的同志。数天，我们采取假象蒙混敌人，在甘什岭搭台召开“庆功表彰大去”声称：“李贤祥在六盘夺取日军机关枪胜利脱围”。敌人信为以真，撤离湾艾岭，李贤祥等数名同志在水上渔民的帮助下，胜利脱险，返回仲田岭。
  1944年，琼崖军民粉碎了日军一系列的“蚕食”、“扫荡”，抗日游击战争遍及全琼，形成对敌反包围的战略态势。这时，日军士兵中（特别是台籍士兵）曾出现很大的厌战情绪，于是，我们着手做一些策反工作。1944年2月，我派苏玉香去田独矿区做工，以职业做掩护探察敌情。后来我说服了苏玉香嫁给邱华荣，借此争取更多我台湾同胞投向我方，为抗日效劳。经过邱华荣和苏玉香的艰苦细致的活动后，有十余名台湾同胞被我们争取过来。邱华荣、苏玉香侦察到敌仓库存放有大量弹药，十多名台湾同胞就在一个万籁无声的夜晚，秘密潜人日敌仓库，盗取了子弹十余箱，连夜搬到我乡里来，后由我派员转送去陵崖保乐办事处和三支队。盗取日敌弹药的事暴露了，十多名台湾同胞不能在田独铁矿站住脚，我就把他们送去三支队。解放后，上级党委派邱华荣及十余名湾同胞。去上海学习，后回来海南服务。不久，他们被秘密派回台湾去进行地下活动。
  1945年4月，黎家安（我地下党员）的胞弟，发现在落笔洞附近的岭上有盟军飞行员降落，便来报告高亚法（民主保长），高亚法立即飞报何明（六盘乡党支部委员），高何两个便把盟军飞行员带回，日间躲在防空洞里防止日敌来搜捕，夜间才回屋里来活动。过了几天，由何明和高亚法等几人，将盟军中尉飞行员护送去边区办事处交张开泰主任。在办事处领导和三支队首长的关怀、照顾下，盟军中尉飞行员对我们很有好感，几个月后日本侵略军无条件投降，我们把他送到榆林交美国代表带回国。
  1945年5月间，我在六盘乡建立起一支数十人的后备队，我向张开泰请求把周成昆调回六盘乡任后备队中队长。1946年初，国民党46军进攻仲田岭根据地，我们乡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我派周成昆带领10多名后备队员去找崖乐县府。1946年，因叛徒告密我被敌捕捉，送崖城监狱坐牢一年多，后经我父亲通过关系周旋才被释放。出狱后我没有和组织接上关系，便与父亲住在红沙。不久，我在红沙秘密建立联络站，继续进行革命活动，曾争取到安由国民党炮台副台长云维南（文昌人）投靠我方。
  总之，在日敌统治期间，六盘乡的抗日斗争工作是有声有色的，党组织在发展扩大自身方面或是广泛发动群众抗日救国、动员武装上前线杀敌等方面是不余遗力的，在征收公粮、征收捐税方面，六盘乡民主政府所属各村的民主保长、征收人员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完成任务的，曾多次受上级党组织的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