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全中国的每个角落。那时候，日寇的铁蹄正践踏着中华的国土，每个不甘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都纷纷起来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崖县中学党支部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恢复起来的。参加党支部的成员有林吉进、陈亲芬和我三人（我为支部书记）。我们以党支部为核心，紧密地团结广大青年学生（如陈成尧、黎秀基、郑联云、陈运辉、蔡衍模等）在中共崖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发动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为了动员全县人民参加抗日斗争，崖中党支部在县委的领导和林庆墀同志（当时的崖中教师）的直接指导下，成立抗日救国后援会，组织抗日宣传队，浩浩荡荡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团结抗战”等抗日口号和高唱革命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刀歌》等，深入城乡开展大规模的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如进行口头宣传，张贴抗日标语、漫画，还表演街头剧、琼剧、话剧等。宣传队所到之处，都深受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大大地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日本侵略者的义愤，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
  随着抗日救国运动的广泛深人，崖中和其他小学都陆续办起了平民夜校，参加夜校学习的有崖中、东关、崖城、起辰、起元等附近崖中的工人农民。学习内容主要是学习文化知识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学员不用交学费，讲义由学校发给，教师是陈成尧、郑联云、陈运辉和我担任。工人、农民学习情绪很高，男女老少，都纷纷要求入学参加学习。
  1938年，在林庆墀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们发动群众向破坏团结抗战的老讼棍、大土豪黄鼎芬与贪官污吏韩灼华（国民党崖县法院检察官）展开斗争，斗争的结果获得胜利，韩灼华被斗倒了，黄鼎芬也被国民党当局扣押到海口监禁在琼崖守备司令部里。此外，在崖中举办《青年文艺》刊物。这是不定期油印刊物，主编为当时崖中教师林绍伦（林系留日学生，思想进步，日寇侵琼后，到昌感参加我军搞宣传工作，曾编写《汪精卫的剖解》一书，寄了一本给我，并要求我到他那里同他搞文艺工作，不幸他在一次突围的战斗中光荣牺牲）。为适应抗日形势和青年学生的需要，我们在崖中办起了一间书报推销站。推销《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共产党宣言》、《论游击战》、《论持久战》、《二万五千里长征》、《大众哲学》、《世界知识》等进步书报。这些进步书报一到，就被学生抢购一空，许多青年学生如饥似渴地学习。还组织青年学生读书会，讨论会，演讲会等，交流学习心得，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激发革命热情，鼓舞青年学生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许多同学就是通过这样的学习，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8年10月下旬，日军攻陷广州，海南形势紧张，国民党最高当局琼崖守备司令王毅和国民党琼崖行政专员吴道南，害怕日寇，不发一弹就逃往内地去了。而崖县国民党县长何定之也因贪生怕死，在日军未到之前，就逃之天天，因此，在全县人民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共崖县委就毅然地担起了领导全县人民抗日斗争的重任。为了开展崖四区的工作，县委决定派我到四区去开展工作（崖四区是我的故乡）。临走之前，中共崖县委书记叶云夫亲自找我到陈英才同志的家里谈话（陈英才也参加），交待几项任务：一、迅速联系林吉进、陈亲芬等同志成立四区工委，指派我任区工委书记；二、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和抗日群众组织；三、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注意争取上层社会中的进步势力，对那些同情与支持抗日的人要多同他们接触，争取和团结他们；四、四区是党的空白点，那里没有组织基础，国民党统治势力雄厚，日军侵琼后情况将更复杂，因此，工作要秘密谨慎，不可暴露身份，以免被敌人破坏；五、注意敌情加强与县委联系，经常向县委汇报工作情况。接着陈英才（县委组织部长）勉励我说：“中心任务和工作重点是建立区工委和发展党的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四区是空白点，你们到那里后，要勇敢地高举党的火炬把全区的革命烈火燃起来，任务是伟大而艰巨的，要积极工作，努力战斗”。我也对县委领导表示说，我决不辜负党的期望，为了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一定努力完成党所赋予的任务。就这样，我就带着党交给的重任回到四区。
  我一到了四区，就马不停蹄地找到林吉进和陈亲芬二位同志（二人都是崖中时的党员）在林吉进的家里开会，我传达县委指示，正式成立四区工委，分工我为区工委书记，陈亲芬（后叛变投敌，任国民党游击队机三连庶务长）为组织委员，林吉进为宣传委员。区工委建起来后，如何开展工作及如何进行对敌斗争，对于这个问题，区工委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研究：一方面认为，四区全是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反动势力统治势力严重，没有群众基础，开展工作阻力大，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一定很多，特别是1939年的春节前夕。日军包围乐罗村，野蛮地开枪屠杀无辜人民，造成伤亡二百多人的流血事件，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四区大地，人心惶惶不安，这是困难的方面。另一方面是应该看到广大人民群众都不甘愿做亡国奴，迫切要求抗日救国，同时，全国正处在国共合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形势下，这是有利于我们开展工作的方面。大家认清形势，统一认识，增强信心，抓紧有利条件，积极进行地下活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传团结抗日统一战线，宣传游击战、持久战、等等，并针对群众存在的“恐日病”和“抗战必败”的悲观心理，大讲抗战必胜的道理，联系实际，宣传八路军在平型关进行全国抗战中，第一次对敌作战，给日军以严重打击，歼灭了敌军精锐部队板坦师团一个旅的胜利消息和琼崖独立队在潭口与日军作战，打击日军气焰的振奋人心的消息。这大大鼓舞群众的抗日情绪，提高群众抗日信心和决心，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投降就是灭亡，坚持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宣传活动的同时，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和抗日群众组织。1939年底，在乐罗村第一个发展陈德清（陈明纲），继而发展颜世鸿、颜海光、颜绍贯等一批进步青年入党，成立了乐罗村第一个党支部，陈德清任支部书记；在球尾灶方面由林吉进发展了林吉鼎、林志超等同志入党，建立球尾灶党支部，林吉进任支部书记，还扩大到抱岁村，发展了王正成参加党；在望楼港方面，当时虽还没有建立党组织，但群众条件好，就在这里建立了一条从梅山（县委驻地）——望楼港——莺歌海——昌感（临委驻地）的交通联络线。（冯开学同志的家是我们与县委接头及工作人员来往的交通接待站，通过这条联络线及时向上级汇报情况和接受上级党委指示进行对敌斗争）
  各种抗日群众组织也在党的领导下，先后在乐罗、望楼港、球尾灶等村发展起来了，有力地开展对敌斗争。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加紧对沦陷区人民的统治，实行十户联保的保甲制度，强迫群众领取“顺民证”，许多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宁死不领“顺民证”，表现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气节，坚持与敌人斗争到底。
  日军侵琼后，在经济上进行大量掠夺，日本国内的大小公司都象潮水般涌到琼岛上来（如日本株式会社、三井公司、三菱公司等）。对国民政府的国币则严令禁用，不准流通，强行使用日币，造成通货澎涨，物价高涨，使广大人民经济上遭到损失。对此，区工委经过研究，由我同国民党崖四区区长陈恩绶等人商议，以政府名义发表维持国币告全区人民书，（经县委同意，由我负责起草告人民书）有力地打击日币，维持国币，开展对敌斗争。
  日敌为了建筑九所堡垒和修通九所至黄流的公路，以封锁和控制我们活动，便于全面统治四区人民。修建碉堡和公路，除水泥钢筋由日军自备外，所需砖石、木料等都强行征用，把一些庙宇和人民的墓碑等都拆除去，甚至把群众的门扇、床板和能以充作工事的木料等，都掠夺使用，因而引起群众生活困难和愤恨。筑堡修路的大批民工，初期是围村抓丁去干活，后来强征民工自带工具和粮食。在盛夏的季节里，年老有病的人，因体力不支，倒地死亡的事件时有所闻。我们发动群众采取磨洋工的办法应付敌人，当日军征派民工时，布置一些小孩子和年老的人渗杂其间，干活时，在敌人面前假装积极干，敌人不在面前就消极少干或不干，以此消磨时日，拖延完成筑路时间及降低质量直接地破坏敌人工事。球尾灶民工在敌人修建花塘沟桥梁时，把一些质量不好的木料去架桥，致使敌军用汽车行驶不到一个星期，桥就塌坏了。
  1940年，在县委领导下，建立抗日中队，这支部队总共八十多支枪。枪支是搜集民间富户及莺歌海大船商（如梁安邦、梁安国两兄弟等）的枪支和利用陈曼夫的枪支组成的（陈曼夫乃国共合作时崖县抗日游击副指挥，他与王鸭亚有矛盾，为我利用）。抗日中队队长为陈世德（党员），副中队长孙珠江（党员），政指员陈国风（党员），军事教练陈俄双，第一分队（即小队）长李大和（党员），第二分队长王亚明，第三分队长周关仁。当时，四区主要的任务是：动员青年参军，从望楼港、球尾灶、老郑村等村庄发动男女青年三十多名参加部队，群众抗日情绪高涨，有父母送子女的，有兄弟夫妻同上前线的，还发动群众献捐现金、衣服、被褥、药品等物资支援抗日部队。而当时的国民党崖县县长、游击指挥王鸣亚这个反共老手，他觉得共产党有了这支抗日部队后，就会阻碍他勾结日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于是先发制人，披着国共合作的假面具，命令这支部队拉进抱善，设计吃掉。本来这支抗日部队成立后，是可以“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积极抗日，逐渐扩大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但是，由于县委错误地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认为当时全国正处于国共两党合作团结抗战的形势，对军饷、粮食给养、枪支子弹的补充和衣服药品等物资，自有国民政府供应。把一切希望完全寄托于国民党，幻想国民党杀人魔王——王鸣亚和我们合作共同抗战。于是就将这支部队受编为王呜亚领导下的崖县游击队第一大队第四中队，并接受王鸣亚的命令，把这支部队拉进抱善去（中王鸣亚的圈套了），因战士们水土不服，营养不足，医药缺乏，大多数的战士都病倒了，情绪低落。同时，野心家陈俄双、王良贤等人已暗中与王鸣亚勾结，分化了内部一些人（如第二分队长王亚明等）。王鸣亚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先是假以开会为名，一方面通知陈世德、李大和、周关仁等几位领导同志往指挥部开会，陈等到达指挥部即被拘押；另方面则派军队包围我部队并缴械，接着宣布解除陈世德中队长职务，另外委令陈俄双任该中队长。至此，我党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这支抗日部队，葬送了，造成革命的重大损失，这是在崖县党的历史上应该深刻记取的严重教训。而陈世德等同志事后也得获释，返回莺海、岭头、双沟一带地方继续发动群众进行抗战，不久，他在双沟与敌军的一次突围战斗中不幸牺牲，此是后话。当我在凤头村与林庆墀、何赤等同志闻知事变的消息后（在我到达部队的当天就去凤头村看望他们，才幸免被王鸣亚拘押）立即赶回部队，查明情况，随即离开抱善到梅山向县委汇报，县委仍决定我回四区继续领导工作。
  抱善事变后，形势日趋恶化，国民党反动派与汉奸、日军三位一体互相勾结，加紧对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军队进攻，大肆破坏我地下组织，到处搜捕我地下工作人员。国民党反动区长陈恩绶又派特务潘在才跟踪监视着我的行动。他们勾结汉奸，带领日军搜捕我和林吉进同志。汉奸林绳勋作恶多端，民愤极大。有一次正逢他的生日，亲朋都到他家向他祝寿，他请客大排筵席，大吃大喝，我们侦察到这个消息后，当夜我和陈世德、周关仁三人埋伏在下洋田，准备夜间到他家把他除掉，可是，这个老狐狸精很狡猾，他白天在家，晚上到九所躲进“乌龟洞”里（日军据点），不然，那晚就葬掉他的狗命。
  抗日战争时期的梅山乡
  孙松君
  1939年2月，日寇占领了海南岛，倾刻间，天空乌云密布，日寇实行“三光”政策，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海南人民更遭受着侵略者的蹂躏。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到处奔走呼号，组织群众抗日救国。这时，共产党员叶云夫、黎茂萱、何绍尧、何应圣（何赤）等同志先后来到了崖县梅山乡，点燃起抗日斗争的火种，从此，梅山乡人民的抗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起来。梅山乡的青年是抗日斗争的主要力量，特别是革命的知识青年和劳动农民出身的知识青年，他们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党的宣传教育下，并经过抗日斗争的锻炼和考验，1939至1940年，孙珠江（毓水）、孙维青（家维）、孙已任（家仁）、孙有和、孙松君（家文）、孙惠公（家姚）、吴东、胡亚安等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梅山乡党支部也于1939年5、6月间建立起来。在建党的一、二年内，孙珠江、孙维青、孙松君等同志都先后担任过梅山乡党支部书记。
  梅山乡党支部的建立，开辟了梅山乡抗日斗争的新局面，它是梅山乡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斗争的核心力量，为了充分地发动群众开展人民抗日战争，梅山乡党支部开展广泛深人的抗日宣传，采取办读书会、识字班、读报组和故事会等多种形式，把广大的青年、妇女和儿童都吸引到党支部的周围。当时，梅山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