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1932年8月，敌人向琼崖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在反“围剿”作战中，红军独立师主力遭受严重损失，琼崖革命陷入了十分艰难的困境。
  我们仲田苏区的三十名红军战士、地方党政同志，历尽艰难险阻，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线，跋涉100多公里，到达莺歌海地区，按照陵崖县委的决定，于1933年初成立了琼崖工农红军崖西红五连，由陈文光任连长，陈世德任副连长，林鸿蛟（林豪）任指导员，在莺歌海一带坚持斗争。
  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鲜血的崖县反动县长王鸣亚得知我们在莺歌海地区活动后，又率敌兵气势汹汹地扑来。我们从红军反“围剿”失败中吸取了血的教训，在敌人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不能把部队拼光拼完。为了保存这支弱小韵队伍，我们决定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去，待机再重整旗鼓。于是，大约有一个排回到六弓、仲田一带，还有一些同志暂时回家去当农民或渔民。张开泰、林鸿蛟和我则带领十多人由林克泽同志带路，到感恩新村坳潜伏下来。
  我们到达新村坳后，通过林克泽的亲戚打听到有一家准备出卖荒芜了的盐田，我便设法借了二十五块光洋，买来水车和晒盐的工具，租下盐田，一起晒盐的营生。在盐田不远处有一座破庙，我们便以破庙为家，把带来的枪支弹药涂上牛油，用布片、麻袋等包好，埋在盐田附近的高坡上，只留下我和张开泰随身带的两支驳壳枪，以防不测。
  我们虽然有了落脚谋生的地方，但晒盐的生活是很苦的。那时经济萧条，盐价很低，晒盐所得的钱实在难于糊口，一个月难得吃上一顿米饭，顿顿是盐巴送蕃薯稀饭。好在我们还能靠海吃海，隔三五天去赶海，抓些狗母鱼、小螃蟹来改善生活。当时，尽管革命处于低潮，到处是白色恐怖，但同志们心中时刻惦记着党，坚信黑暗过去就会出现曙光，共产党和红军是消灭不了的。同志们自己动手制笛子、二胡，空闲时就吹拉起来，唱琼剧小调，给艰苦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乐趣。
  为了找到党组织，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派人到各地去。感恩、昌江一带盛产瓜子，我和张开泰曾先后以做瓜子生意为掩护，到新街、四更一带去打听，但始终没有得到党组织的消息。
  烈火炼真金。在艰难的考验中，有的人意志更加坚强，也有个别人动摇了。有一天，我和张开泰到新街去找党组织，二排长陈天贵和二个班长串通气，偷走我们藏在破庙顶上的两支驳壳枪出逃了。我和张开泰回来后，立刻和林豪、林克泽等人一起研究防范措施，认为不能再呆在新村坳搞盐田了，必须立即分散隐蔽。决定由林诗润带领部分同志重回六弓，另一部分同志则到感恩各地去自寻职业，我和张开泰北上琼山、海口找党组织。
  我们北上是沿着海岸线走的。为了避开敌人的封锁线，我们尽量选择那些最难走、最隐蔽的小路，而且经常是利用夜晚或雨天行人少的机会赶路。一路上，我们东躲西藏，随机应变，混过了警察、暗探的多次盘问，历尽千辛万苦，到达海口市，然后，又秘密地潜回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在大革命时期是红色区域，有不少人参加了革命，我和张开泰觉得在这里找党兴许有希望。但是，在白色恐怖下，这里的危性更大。为了防止被敌人认出，我俩不敢露面，只能让家人亲友四处代为打听。那时候，党的活动早已转入地下，我们找了近一个月，还是没有音讯。没有办法，张开泰只好返回感恩去向大家报告情况，我则以南洋客的身份去公开露面寻找。找了一段时间，还是找不到。我不死心，又经亲戚介绍，到海口二庙小学去当教师，以教书作掩护继续寻找。后来，我打听到，雷州半岛的徐闻一带有在1927年大屠杀时逃亡到那里的吴必兴、陈瑞敏等党员，便又怀着一线希望渡海去寻访。谁知，经历了无数艰险之后，还是失望而归。一次又一次地寻找，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但我们始终没有心灰意冷，始终坚信：琼崖党组织一定还在坚持着斗争，我们一定会回到党的怀抱。
  后来，和党组织接上关系的林克泽同志带给我一封特委的信件。我捧着特委的信，热泪盈眶，许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我们什么都不怕了！我们满怀信心地又去迎接新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