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1932年秋，我从特委机要工作岗位上调来陵崖县委参加常委，并传达肃反工作。当时凌崖县委已与特委失去联系，白伦同志已上调。我来陵崖前夕，冯白驹同志对我交待任务：“一是到陵崖县委传达中央的肃反工作；二是参加陵崖县委。”来的路线是特委指定的，派两个人护送我，一个是连长王贻超，一个是排长，他的名字我现在已记不起来了，我们三人是从海路来的。从北营港的新村下船，第二夜穿过中原，第三夜穿过六连岭，睡在海边一个小村里，然后用二十光银租一只小船预定在张开泰的家乡上岸。可是我们上岸后发现地方不对，只好向山上走，上山后发现敌人，同时发现两具尸体，经查看分析判断是自己同志的尸体。为了不让敌人发现，我们暂时在山里隐蔽。后来看见两个黎族农民在山上采藤，就向他们讲明我们的身份，要他们带去找红军，他们就带我到仲田岭根据地，见列了张开泰、林鸿蛟、王克礼等同志。王克礼同志是书记，林鸿蚊同志是秘书，张开泰同志是常委，廖仕英同志是团委书记，陈贤存同志是陵崖苏维埃主席，当时的根据地有一个小供销店，售些简单的日用品。如：刀、镰、盐等。
  关于肃反问题。1932年初，从特委开始，先抓冯勋等几人。过后约有一个月时间，特委才调我到陵崖县委，以巡视员身份了解陵崖情况。我到陵崖县委后，就传达肃反指示。当时活抓了两个人，一个是团委书记廖××，一个是陈××，（注：陈××是我和张开泰同志在陵水英州一个村里扣留的），接着还扣留了廖仕英的爱人娜娇。并杀死廖××和陈××。有人说，当时的海南肃反杀了五百多人。可是当时全海南只有九个县委，即琼东县委、乐会县委、万宁县委、陵崖县委、琼山县委、文昌县委、澄迈县委、临高县委、定安县委，每个县委只有几个人，九个县委总共才几十人，把这九个县的县委委员全部杀光也没有五百人。当时海南肃反扩大化，搞迫、供、信，杀错了一些人，这是事实，也是比较痛心的，但有些同志偏偏抓住肃反问题不放。这次开会前，有许多同志要我讲一讲肃反问题，因为我以前在特委做过机要工作，比较了解这个问题。
  王平同志写了一个回忆录，印成小册子发给海南。据我所知的是，我在特委当机要员的时候，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在福建打败了蔡廷锴的部队，从缴获敌人的文件中，发现我们内部有AB团组织，这些文件也转来海南。当时我们是用饭汤与碘酒作为秘密涂写的原料。去年，陈求光同志叫莫逊同志的爱人叫我去找他说有事找我。我去找求光同志后，他就拿一本笔记本给我看，说邓子恢同志讲，当时没有AB团，许多地方已平反了。我说，不管他是谁，他的地位有多高，他都不能说服我，因为我是做过机要工作的。中央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后，缴获到敌人的文件并转来海南，这些文件我当时看过，况且党中央的党史大事记至目前为止都没有否定肃反工作，省的党史大事记也没有否定，他一个人怎么能否定呢？在海南召开的军史座谈会上，听人这么一讲，就一风吹起来，但也有许多同志不同意这样说这件事，我问过王平同志。他以前为此事曾请示过冯白驹同志，假如有人提出肃反问题来，应如何回答？冯白驹同志当时作了回答：“如果是他们的亲属提出来，可以平反，并做为烈属来对待，以后查出其事实后再取消其烈属待遇。”
  我来陵崖县委后，传达肃反工作，详细过程是这样的，但蕃姚同志说，1931年肃反每个县委都杀人。编写海南财经史大事记时，我去过陵水几次，都没有听过这件事，为什么说1931年海南肃反每个县委都杀人呢？海南肃反工作是1932年开始的，哪是1931年呢？说什么首先是从陵西、陵南、陵北、陵东，如果时间记不准的话，在那里杀人我还是可以记得清楚的。我去陵崖时还没有区，哪有这么多人被杀呢？一个排与我们县委驻在仲田岭，另外两个排驻在大里小妹村，当时全连有多少人我已记不清，大概有六十人左右。王克礼同志是牺牲在大里小妹村里。本来是张开泰同志出发去大里的，但当时我说，还是让克礼同志去吧！克礼同志是公私兼顾的，因为克礼同志的爱人是在大里村后方商店里工作。克礼同志当夜到大里，曾宪成挑拨说什么是共产党杀黄振仕，煽动少数民族群众仇恨共产党。黄振仕是黎族干部，1926年时的陵水县委书记。大里小妹这个民族村的头人黄大忠，便勾结驻陵水的国民党陈汉光部队，内应外合，在拂晓前包围了大里小妹村，听说王克礼同志是冲出去后中弹牺牲的。但《大事记》中说大里小妹事件死伤了多少人，我当时没有参加，所以不否定，也不肯定。但王贻超连长是负伤后被捕到陵水县城才英勇就义的。
  大里小妹事件发生后，县委派人从六弓深入大里小妹附近寻找被打散的人员。当时我也去，接连寻找了三夜才找到了十几人回到了六弓，然后回仲田岭。不久，陈汉光又包围了仲田岭根据地，我们被围困五天没有饭吃只好吃树果、山竹籽充饥。吃了山竹籽就拉肚子，生活相当艰苦。陈汉光部队在围剿根据地的同时，实行移民并村的政策，把仲田岭附近的少数民族村庄，迁离仲田岭，企图困死我们。敌人在围剿过程中，提出五杀：参共军者杀、投共者杀、见共不报者杀、济共者杀、藏共者杀。虽然敌人采取了毒辣的手段来对付群众，可是仲田岭周围的群众还是积极支持革命、支持我们的。他们从土地革命时期、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都是这样，对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
  由于敌人的围剿和封锁，我和张开泰同志研究，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县委主张暂时离开仲田岭根据地搬去莺歌海。因为莺歌海、昌感那边的敌人力量较薄弱，加以崖西有几股地方力量如陈垂斌，还有姓罗的，与王鸣亚相矛盾，王鸣亚的活动只到梅山，不敢到西边去，所以决定搬到崖西去，因此县委决定我先下去联系林克泽同志。我离开仲田岭是由交通员黄初乙带路的。第一夜行到六盘，第二夜行到三亚，住在三亚飞机场对面的岭上，第三夜到红塘，并经崖城、梅山到达莺歌海找林克泽同志。林克泽同志当时是莺歌海的党支部书记。然后我们三人一起返仲田岭，到崖城时，找到了林克泽同志的哥哥林克辉，在吴秉明那里住过一夜，几天后才到仲田岭。从仲田岭搬去莺歌海，分二批走。总共有多少人迁离我现在记不清了，但林克泽、林豪同志是第一批走的，我和张开泰同志布置工作后第二批才走。总共到莺歌海的人数，包括路上收集的十几人和仲田岭工作人员，才三十多人，枪支二十几支。王克礼同志牺牲后，张开泰同志和我还作为县委领导人存在。因此我们撤退到莺歌海后，曾以县委的名义召开会议，林克泽同志也参加。为了便于打击敌人，开展活动，会议决定将从仲田岭撤到莺歌海的人员以及莺歌海、新村、黑山村的人员集中起来，组成一个连，全连大概四、五十人，由陈文光、陈世德和林豪带领，据点在金鸡岭。这就是当时在莺歌海组成一个连的情况。崖县《大事记》上写上级决定张开泰同志为书记，根本没有这回事，当时县委已与特委失去联系，哪有上级来任命张开泰同志为书记呢？
  王克礼同志牺牲前，我们从未到过崖城和莺歌海，当时的活动主要靠林克泽同志。他有个哥哥林克辉在崖城开店，便利于活动，王克礼同志牺牲后，林克泽同志带我们到崖城、保港、保平等地开展活动。当时在保平活动的是何赤、吴金琪。红塘有一个支部，支部书记是吴秉明。崖城有一个支部，保平有一个支部，保平支部书记是何赤。
  我们从仲田岭根据地撤退到莺歌海，住了一段时间，敌人追着围剿，粮食很困难，形势越来越恶化。我们又转移到感恩，那时是春节，为了解决生活，保存力量，我们只能暂时潜伏，在那里租了一块弃了荒的盐田来生产，我和张开泰同志作东家，各出二十五块光洋来购买生产工具。这期间，我和张开泰同志曾到海口、儋州等地寻找特委，但找不到。
  （这一材料是根据1984年3月20日上午召开的崖、乐两县党史座谈会上林诗耀同志的发言录音整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