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1928年冬，各路红军都被冲散了，几个主要领导人相继牺牲，县以下的党组织几乎都瘫痪了。琼崖的革命正处在一个紧要关头。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琼崖特委通知，各地的同志利用各种关系找职业作掩护，以不同的方式隐蔽下来。
  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从琼山来到感恩的，我住在我的一个摆小杂货摊的堂姐家里，虽然一时避开了敌人的追捕，但心里十分焦急，总盼望着能早日和党取得联系，投入新的战斗。
  不久，我在新村坳遇到了从万宁来的林秀泰同志，接着又碰上了原琼山县委秘书陈明盈同志，后来又陆继同符经龙、张光禄、张光壁等同志会了面。我们几个凑到一起商议，决定成立感恩临时特别支部。在支部会上，大家要选我当支部书记，我提出这担子还是让有经验的陈明盈同志担当为好，但大家认为我已经学会了缝衣，有职业作掩护，工作起来比较方便，结果还是选了我。支部成立后，我们立即开展工作。有的同志会看病，便以草药医生的身份四处活动；有的装作收旧银、卖糖糕的小贩，走村串户。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我们同一些青年学生交上了朋友，同附近农村的农民群众也有了密切的联系。虽然我们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但群众对我们很有好感，在这期间，我们曾同国民党县政府进行了一次尖锐的斗争，事情是这样的。
  感恩新村坳有一个“地头蛇”名叫许宗保，这家伙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常到我堂姐夫摆的小杂货摊敲榨勒索，我和林秀泰住在那里，每每抵制他。这家伙怀恨在心，勾结国民党县长韩汉英，派来十几个兵丁，把小杂货摊抢了个精光，还把林秀泰抓到县政府。那天，我因有事不在那里。
  事情发生后，我们在农村动员了不少群众，大家联名写信，要求放人。我们还请地方开明人士麦建猷、王吉三前往县政府交涉。但县政府不动于衷，这一下把大伙激怒了，纷纷拿刀拿枪，要把人抢回来。一百多群众呐喊着拥到感恩城墙前，吓得国民党县政府的大小官员们抱头鼠窜。我们冲进县城，打开监狱，放出了20多个所谓的刑事犯，但林秀泰同志被杀害了。我们含泪掩埋好他的尸体，回到甫上村，准备等国民党县政府官员返回时伏击他们。但一连埋伏了几天，不见他们的踪影。后来，我们从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感恩共匪进攻县城，韩汉英县长率部安全撤到海口”。原来，他们被吓得远远地溜走了。
  这次斗争使当地农民大大地出了一口气，我们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后来，我们考虑到没有与上级组织接上关系，100多人的队伍目标太大，难以长久维持下去，便决定让这支农民武装暂时分散，以后视情况再集中。随后，支部决定派我到崖县莺歌海去找党组织。
  1929年，我来到莺歌海，几经周折，才把我们的情况通过老关系转到陵崖县委。
  1930年初，县委书记王伯伦同志派蒙传良来莺歌海找到我，宣布县委关于正式成立莺歌海支部的决定，指示我们着手恢复崖城、保平、港门、水南、红塘等地的党组织，加强同沿海地区党组织的联系。县委还指示我们，要抓紧领导渔民斗争，注意吸收先进分子入党，不断扩大我们的影响。
  随着崖西各地党组织的不断恢复，县委又决定成立崖西区委，还成立了以陈文光、陈世德为首的游击队。区委决定抢劫崖城监狱，夺取枪支打游击。
  1931年大年初一，崖城的敌人正在寻欢作乐，我们开始行动了。狱中的同志锯断脚镣，挖开墙脚，除一个同志因瘸重不能走动外，其余的同志都安全越狱了。这些同志分为两路，一路由李福海带来莺歌海找我；另一路由吴鸿运带到红塘找王毓桂同志联系，再从六盘港去往仲田苏区。后来，我们以种种方法弄到一批枪支，我们的队伍不断扩大。
  在这段时期内，我们也受了“左”倾路线的影响，为配合武装行动，我们让沿海一带的各支部在“五一”时印出“扩大红军”、“保卫苏区”、“打倒帝国主义”等标语传单，到墟集农村散发。这些行动震动了敌人，但也暴露了自己，敌人从此更加注意我们的活动。
  1931年秋，抱由黎村一个很有名的恶霸地主被我们抓到了，我们罚他交出十万光洋六支驳壳枪。那家伙很狡猾，他假装答应给两万光洋和两支驳壳抢，但磨磨蹭蹭的故意拖时间，结果被王鸣亚打听消息，派出大队人马来包围我们。我们在夜里突围撤走，但那个恶霸地主却趁机跑掉了。在敌人的追击下，区委决定我和陈明盈、吴秉明等同志成一路，不带武器撤往望楼港；陈文光、陈世德、陈忠等另成一路，带着武器撤到丹村、佛罗，以尖峰岭下的金鸡岭为立足之点，进行游击活动。
  1932年7月，国民党军陈汉光部来琼疯狂地进攻苏区，仲田的红军也被打散了。县委通知我和林诗耀同志（县委巡视员）到仲田苏区寻找被打散的同志，然后下崖西。县委书记王克礼已牺牲，剩下的伺志三三两两地分散隐蔽在各个山头。我们找了约一个星期才找到林鸿蛟（即林豪）同志，大家一起到新村港渔村同县委委员张开泰见了面。我们几个研究决定：由我和林鸿蛟把收拢起来的四十三名红军战士带回崖西，同陈文光、陈世德的游击队会合；张开泰，林诗耀和王国栋留下，恢复英州、仲田、六峒、七峒等区的工作。十月，我们回到崖西。区委于十二月正式宣布成立琼崖工农红军崖西红五连，陈文光为连长，陈世德为副连长，林鸿蛟为指导员。红旗又重新在金鸡岭上高高飘扬（编者：崖西红五连应是陵崖县委组建，时间1933年春）。
  崖西红五连成立不久，区委就接到情报，说是王鸣亚的走私船停在望楼港海边。区委立即命令我和连长、副连长带队前往突袭，并让在望楼港儋州村的第三排及望楼港支部的部分党员配合行动。
  我们在头一天晚上到达望楼港，第二天埋伏在草屋里，准备等天黑后动手，我们的武器不多，只有两支驳壳枪和十多支长枪，其余的都是短刀。下午五点多钟，潮水快涨上来了，我们一声呐喊，出其不意地冲到王鸣亚的走私船上。船上的敌人有14支七九步枪，2支左轮枪，还有6门铜炮，但船长不知上岸干啥去了，除一人反抗外，其余的都慌忙举手投降。我们打开船仓一看，里面有四五十箱鸦片，还有200光洋和一些陶瓷，大家高兴极了。我们对船上的兵丁宣布，愿意参加红军的留下，不愿参加的可以回家，每人发给五元作路费。这些人多数有家，表示要走，我们当即打发他们走了。望楼港的许多群众对此不解，纷纷跑上船来问我：“阿泽哥，怎么把他们放走了？”我向他们解释了党的政策，随后启航返回。
  这次袭击是十分成功的，不料，在返回途中却差点吃了一个大亏。那天，我们在海上抓到了恶霸吴多堂的一个堂兄。夜里，他逃跑了，引来了陈汉光和王鸣亚的兵丁。幸亏我们一发现那家伙逃跑就做了应战的准备。天快亮时，敌人分几路包围了丹村港。敌人在远处打枪，我们以船上甲板、沙包作依托，等他们冲近了就集中火力打排枪。第一排枪打死了三个敌人。这一下，敌人不敢再往前冲了，躲得远远的同我们对打。我们展开了政治攻势，放开喉咙，又喊又叫又唱歌。不知是真的被我们打动了，还是他们怕死，那些当兵的都不放枪了，当官的威迫他们，他们也只是胡乱放枪应付。这样一直对峙到下午三点多钟，丹村的群众和我们的二排长带的队伍赶来了，他们从背后打击敌人，我们也趁机冲下船去，敌人赶紧撤走了。
  后来，敌人采取步步为营的方法进行严密封锁，加紧控制山区。我们的处境越来越困难，粮食没有了，食盐也没有了，更困难的是同上级中断了联系。
  1933年春，我派李福省同志经乐东到五指山找特委，但因敌人封锁得太严，通不过去，没能找到，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我们决定化整为零，分散隐蔽斗争。大约在9月间，原来从陵崖跟我来的43名红军战士，有14人跟一排长回六峒，在那里开展游击哉；有20多人到感恩新村，租了一个盐田当盐工；家在莺歌海、望楼港的同志则回去当渔民或种地；我们几个干部也分别找职业作掩护。
  几个月后，个别人开始悲观动摇了。有的人携枪自首，有的人跑到南洋。为了迅速改变这种局面，我抓紧找上级党。1934年初，张开泰、林诗耀、林鸿蛟回琼山找特委，原来留在盐田的同志由林诗润、王国良率领，携带枪支回陵水六峒，我继续留在新村坳同各县委党组织沟通联系。
  同年夏初，琼崖特委派符明经、李汉、王业熹、冯安全四位同志来到南区，张光壁同志从昌江新街带王业熹同志来感恩新村找到我。特委指示我们筹备成立南区临时特委，以尖峰岭为根据地，迅速恢复儋县、昌江、感恩、崖县、陵水等县的工作。
  大约在五月，南区临时特委在儋县白马井正式成立，书记是符明经，组织部长是李汉，宣传部长是王业熹、冯安全和我都是委员。我仍进行秘密活动，很快就把儋县、昌江、感恩、崖县、陵水等县的工作恢复起来了。
  1935年8月1日，党中央发表了《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随后，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的红军陆续到达陕北。消息传来，我们欢欣鼓舞。特委派我到南区各县委传达贯彻《八一宣言》，组织武装力量抗日。我先后到儋县光村、峨曼、白马井、海头、昌江、感恩各支部进行传达。在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革命的火种终于燃烧成漫天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