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1927年12月中旬，徐成章指挥东路工农革命军解放陵水新村港后，1928年，1月继续向崖县的藤桥进军。这时，崖县藤桥地区的党组织已率领当地武装夺取了国民党藤桥警察署。但商团有五十余支枪尚未缴获，我军正在此时赶到藤桥，配合当地武装围缴商团所有武器。同时，徐成章布置进行没收反动资本家的商业财产，有数间是文昌、琼东和乐会反动资本家的商店，我们派人进行拍卖，大约价钱只有十分之五之六折，来购货的人很多。我们出卖货架上的货物大半之后，又找出藏在暗房中的大量货物。一直拍卖了五天，大约收款一万多光洋。我当时是到宏盛号商店当临时售货员的。徐成章说：“革命的成败，经济工作是重要的，特委需要用钱，故要大量筹借钱银”。徐成章到陵水后，就布置抓经济工作，除在陵水抓经济工作之外，又派人将乐会和万宁两县的帆船组织起来，大量运输货物供应乐万解放区。货物种类繁多，但最主要的还是食盐，它占多数，咸鱼、木材和日用品，布匹之类也不少。到藤桥后则物资更多。经委是乐四区调来的同志负责。以后又组织数艘帆船运大量木材和藤类土产到北海出卖，曹舜生是到北海去负责销售的，但后来被北海的反动官僚拐骗全部木材和土产品。
  当时我们有不少较好的枪支，但是子弹来源少，长期战斗会发生困难。徐成章为长期打算，主张搞白刃战，同敌人拼刺刀，因我军勇敢，拼刺刀是对付敌人的好办法，他找来铁匠造刺刀，搞了十多天，做到每支枪都配上刺刀。同时把藤桥的武装组成一个连，编为补充连，连长是加积仲恺农工学校毕业生陈保甲，排长有张开泰等人。该连人数同我们三个连一样，都是一百三十多人。同时把全市广大民众和青年分别组成各种组织，进行宣传和对敌斗争活动。
  徐成章对于肃反工作抓得很紧，当时将一些较大的反动派和巫婆之类都作了处理。
  我们的队伍纪律严明。杨善集开始组织军队时，就做出志愿参加和填志愿书才能入队的规定，故每个人参军时一定要填志愿书，内容其中有一条是不吸烟不喝酒。刘明夏在藤桥期间带几名驳壳枪队员用公款大吃大喝，并花了五十元买一匹骏马来骑，群众反映很不好，后来徐成章告诉党总支负责人召集全体党员大会讨论这个问题，批评了刘明夏，但他不接受，后来将情况报特委，特委撤了刘明夏的副指挥员职务。
  在藤桥驻防二十天后，就攻打三亚之敌王鸣亚。部队先经洪李村，该村是文昌县移民，全说文昌话，有农军组织经常与敌人作斗争，故村之周围设有防御工事，人村路口设有荷兰炮防守。农民赤卫队是经常性的武装组织。我军在这个村活动两天后，行军到大茅村宿营。徐成章事先派人与各村黎族首领联络，故所到之处都有村首领带人来接洽。到罗蓬村受到特别热情欢迎，杀牛款待我们。在该村住二天才向半岭、布匹村前进。布匹村是黎族首领亚豪的家乡，离三亚街大约有三十里，亚豪的胞兄亚光原来领导该区民众抵抗王鸣亚的压迫，经常与王鸣亚军队械斗，后被王鸣亚杀害了，故该地区民众对王鸣亚有深仇大恨。这时亚豪是该地区的首领，自然对我们热情迎接和款待。由他组织起来的黎民武装约五六百人同我军一起作战，特别他是本地人，对三亚街三亚港的敌情比较清楚。由于他的合作，所以徐成章对敌情的了解心中有数，临战指挥自如。
  一天早晨，部队向三亚街进军，走三十多里到达三亚街的东北面约六百米的坡地，此地是敌防线，军队就停了下来。徐成章命令第二连向南边通到三亚街的海边沙滩上阻击敌人的援军，又命令第一连开进三亚村（马来亚民族的住地）等待市区东北面战斗打得激烈时，敌人朝市东北方向集结后，才在该村举火焚烧敌人工事（用刺围的木栅）而攻进市内。当时第三连连长冯建农有病由我指挥该连参加战斗。徐成章命令我派出驳壳枪排准备追击敌人，他命令黎民药枪队散开向敌进攻，敌人看见这支队伍就从工事内向外射击，药枪队就大量打枪，但是药枪射程不远，敌人看出是黎民药枪队伍，立刻打开刺门冲出五六十人追上来。这时徐成章亲自率领驳壳枪排，绕道从左边防线到敌军刺门附近，才从敌后冲出去。驳壳枪冲锋利害，敌人见之生畏。徐成章把那股敌人赶到东北面山地，才返来命我派出第二排去追击敌人，不让敌人返回市内。他又命令我率第三排向该市西北段攻击，在我们攻击高潮时，敌人力量集中到市的北段，他们的工事坚固，握有战壕，我们攻不下，只是佯攻。这时第一连在三亚村举火焚烧敌人的刺围木栅，攻进市内了。第一连从敌人的左边追击，敌人朝右后从海边路逃跑，第一连在街上抓到数名俘虏。战斗结束后，在马来亚人村集合，喝水休息。下午约三时，部队开始向三亚港进军。距敌军战壕防线千米，我军分三路前进，第一连朝右边海滩前进，第二连朝左面靠海峡方向前进，第三连在中间路前进，散开的军号一响，全部队伍一字形散开。听到吹跃进号，全军一字形跃进和立定，每次跃进约百多米，经过三个跃进后，指挥部又吹起冲锋号，队伍距敌约百米，就发起冲锋，敌军跑得快，我军追到市的最南端时敌人已从小船搭成的浮桥逃过海，并将小船拉到对岸，登上大船开出大海。但在我军左侧之敌有少数被我三连在市南阻住退路，敌人走投无路，全部将枪支子弹丢在海里而游水逃跑，正好遇到我军第
  二连。该连的同志全是琼东县人，多数是海边渔民子弟善游水，同志们游水追上敌人，而用在藤桥市制造的五寸小刀将敌人一个个刺死。同时在海中打捞起敌人丢下的枪弹。敌军逃上船后，在海中用荷兰炮向我们陆上炮击，这种炮用秤锤做弹丸，打炮时弹丸从空中飞来，速度很慢，可以看见去向，易于躲避，所以敌人不断地打炮，我们还是稳定情绪对付他们。
  当时三亚港经济已相当发达，市里有三层楼房，其中布置的家具很侈华，多是洋家具。商店很多是大资本家经营的。奢侈品很多，如洋酒罐头等等，多是官僚人物的用品，三亚当时是经常有运输盐船往来的地方，因而商业发达，货物很多，物质丰富。这也是王呜亚军阀所赖以生存的基础，正当我们想方设法继续消灭敌人的时候，徐成章接到陈垂斌转来特委三封信命令回师陵水。徐成章召开排级以上干部会议，他说：“特委来三封急信命令我军回师陵水，来不及向崖县县城进军，把王鸣亚的力量肃清，未把黄流西界一带的力量组织起来，将来是后患的，但这是党的决定，不能不执行，所以我们只能忍痛回师。”这样部队就撤离三亚了。当天行军回到洪李村宿营。部队回藤桥市，徐成章布置留守藤桥市的工作。留下补充连守卫藤桥，由陈可源负责，他是黄埔第三期学员，可缺少经验。徐成章还指示要到定安、屯昌或西昌等一带购买土硝制火药，以充实我军的弹药，增强战斗力。后来冯建农又督促县委同志办这件事，但是当时县的领导对这项工作抓得不得力，以致造成后来王鸣亚进攻藤桥时，我方因缺乏弹药而失败。
  分界市战斗结束后，我被调回特委。特委研究决定成立攻崖指挥部，派部队到三亚港去消灭王鸣亚，特委领导王文明找我谈话，分配我到攻崖指挥部去任党团书记，指派王昭夷任攻崖指挥，谢育才任参谋长。我和谢育才赶赴藤桥，路过新村港时遇到刘明夏，他是在藤桥市被王鸣亚围困之后冲出来住在新村港的。他详细地将藤桥敌我情况告诉我们。陵水县委派出武装，护送我们冲出敌军的防线到达藤桥市。
  这时大约是1928年2月底，当时藤桥市被敌围困，王鸣亚实力强，除了他自己的部队一个连（原是接受邓本殷军阀编成的队伍）外，他用金钱到处招集少数民族力量，同时向临高渔民购买了许多荷兰炮，人多武器好。王鸣亚还捞到我们一笔款。我方五艘运输船在海上给特委运输货物与敌人相遇，由于冯娥群不懂指挥，把船开往下风，敌军向我攻击，船开往沙滩上搁浅，被敌人缴获价值二万多元的货物。
  我和谢育才达藤桥时，我军已在藤桥市内周围全面筑好守卫工事。工事是木桩围起来加上刺篱，木桩栅后深挖壕沟掩体。这样准备不算差，只要有武器和充足的弹药，敌人是不易攻克的。我军当时有第一连、第四连和补充连，这些武装是经过长期训练和打过仗的，是能战胜敌人的。我们打三亚街、三亚港时就与这些敌人较量过，他们抵不住我们冲锋。敌人在外围筑起工事、设据点。他们以市东西角的关公庙作为一个据点，在市之西北面利用村庄中坚固的房屋加强工事作为另一个据点，在市之东北面也设一个据点。我们到达该市的当天，市的军事领导同志命令我们指挥王尧领导的第一连和第四连出去包围市外围的敌人。我们从北门冲击，敌人全部退缩在工事里进行抵抗。我军因弹药缺乏，火力不足，无法攻人敌人工事，结果还是收军守防。
  我们进市后坚持守卫了十多天，但是后方没有援军。敌人企图采取围困的方法来消灭我们，为防止我们向东突围，在东溪河岸筑起工事来包围我们，这样我们要向东突围也是困难了。当时在市内的武装除三个步兵连外，还有地方农军和市内组织起来的火药枪队，人数约五百余人，也有帆船上用的荷兰炮多门，就是缺乏火药。
  藤桥市物产丰富，有农场、糖厂等生产单位，又有大量的猪牛等家畜。每天的伙食很好，中午还有玉米粥等食品。陈可源是全军的指挥员，我为副指挥员，我们日夜作战，在市北门战壕中抵抗敌人的攻击，坚守十多天后，困难日增，而敌人则天天增兵。我们在屋顶侦察了解敌情，我军撤退前一天，王尧要求派他冲出敌围到陵水请求援兵，但据了解在后方已没有步兵力量，只有土药枪队伍。第二天敌军向我发起进攻，在北街剌门的壕沟中没有红军（因没有子弹、红军也无能为力）而多是新组织起来的藤桥市工人武装药枪队，火药不多，火力很弱，在我固守的地方有两门炮，但也只有炮筒中的火药，没有预备火药。上午约十时敌人利用牛车装备荔枝硬厚木板作为掩体，车内载人和装爆破物，向我防卫门口攻来。我们的步枪药枪破坏不了它们，敌人进攻近防卫工事约十米处时，我们首先点燃一门小炮，但因装炮药的外行，装进的生铁弹丸比火药多，点燃后火花从点燃口喷出来，火力小发射不出去，不起作用。敌人攻到门口，我们点燃了另一门较大的荷兰炮，炮声巨响，打翻敌人进攻的牛车工具，但木板厚，伤害不了敌人，只把敌人吓跑。
  陈可源在东南左右街凸出的房屋中指挥同志们守卫，也是遇到敌人猛攻，敌人主攻是在他们方面。敌人从海上增兵，用重金雇佣临高船民带来大量的荷兰炮，用荷兰炮摧毁我们守卫的房屋，同志伤亡不少，这时陈可源指挥用厚木板垫筑工事坚持战斗。在这危急关头幸好敌人的荷兰炮装弹失误，炮筒爆炸，敌人炸得死的死伤的伤而才停止对我们攻击。
  经这天的恶战后，我们看来是难于坚守下去了，于是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决定突围。夜里八时开始撤退，谢育才领导第一连当前卫冲出去了，接着是市民和药枪队伍，由于人数较多，刚出市门就被敌人截击，全部退回市里。本来我是负责指挥第四连跟在市民后面掩护全体撤退的，但市民已拥挤在前，我们冲不出去，故没有火力掩护。补充连是负责最后破坏重要物资不让落到敌人手里的，但他们撤退心急，不到时间就开始行动，因而火光冲天全市大亮，引起大乱。我又率领四连朝东南面的侧门冲出敌围．但门上有大锁，有些人从工事的侧栅口爬出去，行动慢，我找到工具把锁撬开，在前头领队，下令他们跟上来，但我是临时指挥的，同志们对我的声音不熟悉，故没有服从指挥。除了我身边十多位同志外，在后面的全部跑散了，我只好带着他们朝西，敌人不防守的方向冲出去。过溪时敌人向对岸射击，我腿部中了弹片，但伤势不严重，能行动带领队伍从西北敌人据点旁边渡过溪，因敌据点周围没有布置阻击力量，本来已经脱离了危险区，但是其中有些同志不了解情况，听到市区枪声大响时，他们乱散了，最后只有几个人随我退到洪李村。
  当夜在洪李村聚集了百多人，都是从藤桥市冲出来的，其中有崖县委正、副书记李茂文、张良栋，补充连指挥陈可源。大家研究撤退方向，决定退到保亭营去。天亮后我们已退到北边山上，在山上又收拾了部分从藤桥撤出的同志，这时红军共有八十多人，各地和洪李村土药枪队约一百八十多人，还有洪李村的民众二百余人，由熟悉地形、山势的同志作向导。我们将武装组织好，有战斗力的走在前头。从早晨一直走到下午四时，才到达保亭营的溪南岸，首先派人与王昭夷联系，开始他不让我们进营，经一段时间的交涉后才让我们进入保亭营。王昭夷当时生病，一切由他叔父王勋负责主持。保亭营只有一个像碉堡一样的砖筑物体，面积大约有四平方米，外面看是方形的平顶，其中详情不清楚。有两条自南朝北和自东朝西的街道，全是汉族小商人盖的草房，总共不过三、四十家，很像一般的农村。我们的领导是崖县县委书记李茂文，副书记张良栋，红军和武装人员由陈可源指挥，我任副指挥，红军有八十余人编成一个连，张开泰任连长，黎国炳任党代表，土药枪也编成队伍。
  我们到保亭营后，派员到陵水报告陈垂斌，第三天，他派他的胞兄陈文光到保亭营传达指示，要王昭夷负责指挥我们的武装和王本身的武装反攻藤桥。当时我们对陈文光说：“王勋态度不善，同时我们自己武装人员不多，弹药全无，王昭夷一个连也没有战斗力，而且王鸣亚力量强大，反攻是有困难的，文光感到也是个问题，思想犹豫，态度不决。他同王昭夷联系，王邀请他和我们的干部第二天到王昭夷家设宴。对这一问题，我们是有考虑的，经过李、张、王和我们讨论研究后才决定，他们四人于第二天上午十时赴宴王昭夷家，我在总部掌握队伍。李茂文等四位同志上午赴宴至下午四时尚未见回来，不久张开泰连长对我说：“听说王鸣亚从藤桥派三十多名驳壳枪队到‘三邦’王昭夷家来了”。这说明事变正在发生了，我指示张开泰立刻返连部组织好队伍，我先到冯建农处请示。建农是云南讲武党第十六期毕业生，他有经验，我想请教于他，我刚提出问题，尚未详谈，此时王昭夷的爪牙王钧也来看建农，他认为王是共产党员，就不考虑我说的敌情，而向王钧公开了问题。王钧说：“昭夷过去同王鸣亚有决裂，不会有叛变行为”。
  这是有意的欺骗。刚说不到十分钟，外面枪声响起来了。我立刻向连部跑去，看见王昭夷部队向我连队射击。我们没有抵抗力，而朝西街跑散，我追不上队伍。我过不了溪，在我身边只有崖县团委书记杨善廷（杨善集从弟）和两名藤桥的工人同志，但我们四人都没有武器。黎民也从四面八方截捕我们。这时我们只好朝溪之南岸逃，而逃到山里时，山外面全被黎人包围了，逃不出去，只好潜入丛林中隐蔽，等待天黑才爬上树上观察星斗，认定方向便从东北向逃走。可是我们一走出山外，就被黎民埋伏截击，二名工人同志不顾一切冲了过去，我和杨善廷在后面被截住而返回原地回旋。
  天亮时，看见十名被敌人打散的同志也正在山中跑，不久，黎民枪队从四面包围过来，将我们抓起来。我们分析黎民枪队中的老人心理，认为老人是比较善良的，便求救于一位老人，说我们都是藤桥市的工人。结果他把我们几个人带回家中藏起来，家妇忙给我们做饭，我们也估计第二天要被送到保亭营登记，又恳求他允许我们休息一二天才送去，他答应了。过二天他说送我们去保亭营，我们跟他一起去，但不是送去保亭营，而是送到西南风溪对岸的
  一个村中。我们刚进村，就看见符学汉领着我方被捕的三十多名武装人员在操场上训练。我们碰上了符学清（符学汉的哥哥），他又指派一名排长送我们去保亭营登记，经过多方设法辗转，才摆脱虎口，于1928年4月返到白水桑村特委驻地向王文明等党的领导报告藤桥革命受挫的情况。
  （此文是从王文源同志的长篇回忆录有关部分摘抄整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