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积蓄力量 准备反击
  1927年初夏，继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广州进行“四·一五”大屠杀后，驻琼崖的国民党军阀于4月22日，举起反革命屠刀，疯狂地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四·一二”事变前后，中共琼崖地委指示各级党组织撤往农村，组织武装力量，准备反击。我于1926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到加积仲恺农工学校学习，并在校开展党的工作。琼崖国民党背叛革命后，我和在校的几个党员也面临着被捕的危险。为了避开敌人的暗害，根据党的指示，我与张开泰、占行城、陈保甲等4个在校的共产党员于5月初转移到崖县藤桥圩活动。
  藤桥地处崖县、陵水、保亭三县交界地区，是崖县（现三亚市）三区的一个圩镇，东距陵水县城约40公里，西南距三亚约45公里，北邻保亭县，是崖县东路的咽喉地带。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由于封建地主，黎族奥雅（头人）和外来商人的压迫剥削，全区1万多汉、黎族人民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特别是黎族的普通百姓没有土地，靠上山挖山薯、掏蚁蛋过日子，他们置不起衣衫，长年赤身裸体，腊月山区寒冷，只得挤在一起靠烤火过冬。
  我们到藤桥之后，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感到这里的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统治，早就恨透了，盼望着早日消灭他们。而此地又是边远山区，圩上只有一个30多人的区警察署和不到100人的商团武装，只要我们把群众组织发动起来，就可以消灭反动武装，在这里建立起革命政权。于是我们4人成立一个党小组，推举年长的陈保甲为组长。大家在党小组领导下，积极进行发展组织工作，准备武装暴动等革命活动。
  张开泰、陈保甲、占行城是本地人。通过张开泰、陈保甲与当地熟人的关系，我被介绍到海边的风塘村当小学教师。这是个大村子，有300多户人家。我们以这个村子为基地，由陈保甲主持办起了平民学校，组织青年农民读书识字，通过教唱《少年先锋队歌》、《国际歌》来宣传革命道理。村里大族蒙姓的豪绅见青年和妇女向我们靠拢，心里就着了慌。他们从外地请来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办起了私塾，用家族的名义以尊孔读经为号召强迫青年去私塾读书。我们则发动思想进步的青年蒙传良，带领200多名青年在村里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这样一来，那位老先生被吓跑了，豪绅们的威风被打下去了。我们趁热打铁，大张旗鼓地组织农会和妇女会，积极扩大党员队伍。
  7月末，邻近的洪李村小学校长韩太丰辞职，我又被介绍到该校当小学校长。这个村子比风塘大，人口多，我们又在这个村子办起了平民学校，组织了规模更大的农会和妇女会。在这两个村子的带动下，藤桥周围的各个村庄，普遍成立了农会，我们的活动扩展到整个三区。
  群众是发动起来了，但怎样才能搞到武器，把群众武装起来呢？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打进敌人营垒里去拿。红土坎盐田实业团（盐警队）有数量不少的枪支。该团长陈大裕的老婆是张开泰姐姐同庚。张开泰即借同庚姐夫的关系与陈大裕拉上关系，并派忠实可靠的农会会员黎伯盖、陈世诚等8名青年到盐警队去当兵，计划通过策反工作，把盐警队的枪拿过来。
  在调查中我们还了解到上段村有个叫“维持公正会”的秘密组织，会员300多人，配备有火药枪、长矛等武器。这是个仿天地会、兄弟会形式以讲义气为宗旨的帮会，成员都是附近村子的劳动群众。村里有个会员被国民党抓去坐牢，会员们捐款接济他的家庭，并准备用武力把他抢救出来。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决定利用这个组织，把它变成革命的力量。于是，我们找到“维持公正会”的首领蔡启明，表示了我们要求人会的愿望。他看到我们4人都是读过书的，态度又诚恳，就满口答应了，还请我们今后多指点，帮助他领导好这个会。我们就在这个农民帮会里挑选骨干组织农军，进行军事训练。接着，在藤桥周围的岭头坡、龙楼、军田、椿头、大灶、灶仔等村的农会，也相继组织了农民队伍，进行军事训练。
  10月中旬，中共琼崖特委代表李茂文同张良栋到藤桥传达“八七”会议精神。这一天，我们是在军田村外的草地里开的会。会上听取了特委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以及进行武装斗争的指示。经过讨论，决定在藤桥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了中共崖县三区委员会，推选张良栋为书记，张开泰、占行城、陈保甲和我为委员。同时，我们对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分工：李茂文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张良栋以乐会老乡的关系争取藤桥圩商团队长张昌浩参加起义；张开泰、占行城、陈保甲和我在藤桥圩周围的各村，继续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武装的工作。
  出敌不意 占领藤桥
  11月25日，陵水县农军举行起义占领陵水县城。消息传来，藤桥区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响应陵水暴动，立即组织力量进攻藤桥圩。
  会后，李茂文到崖城向地下党组织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并布置发展武装，准备力量进行武装暴动。
  为了准备枪支弹药，陈保甲带领陈阿铁、陈阿祥等10名农友来到红土坎盐田，找到我们潜伏在盐田民团的黎伯盖。黎伯盖说：正好团长不在家，好枪都在我手里。于是陈保甲带领农友，于当天夜晚12时进入盐田民团营房取枪，不巧被一个排长发现进行阻拦，陈保甲大声呵叱：“谁抗拒缴枪就打死谁！”农友们把12支好的步枪缴获到手，星夜抄近路往回赶，又袭击灶子民团夺枪6支，于早上6时回到军田村。
  12月1日凌晨，我们调集农民武装300多人，携带12支步枪和火药枪、长矛、大刀等武器，由张开泰同志率领围攻藤桥圩。由于我们行动，出其不意，很快就占领了国民党的崖三区警察署，警兵30多人全部被农军俘获缴械，署长邢诒炳乘乱逃跑。
  打下警察署后，我们组织“维持公正会”会员5百多人持武器上街游行示威，以壮声势。同时，派人到陵水报告红军指挥部，要求派兵援助攻打商团。起义第5天的下午3时，工农革命军东路军正副总指挥徐成章、刘明夏和第1营营长郭天亭率领1营红军来到藤桥圩附近，我们农军过河迎接红军队伍进入圩内。下午5时，红军部队和农军包围了商团，把他们50多支步枪全部缴获。
  起义胜利后，区委主持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崖三区苏维埃政府，选举李茂文为主席。区苏维埃就设在原来的警察署，门前贴上新的对联：“忍不着双层压迫，不要紧一颗头颅”，表达了工农群众反对地主贪官剥削压迫、誓死保卫新生政权的决心。接着我们又成立区农会、妇女会、共青团和少年儿童先锋团等群众组织。
  起义武装队伍正式编建1个红军补充连，90多人。还组建4个农军连，共计300多人，另成立了一个50多人的工人赤卫队。区苏维埃成立后发布安民告示，惩治贪宫污吏和土豪劣绅，没收藤桥市几家反动奸商的财产，举办消费合作社，供应人民生活日用品；各村农会组织农民减租退押，焚烧借据田契，镇压有血债的地主，分了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全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高潮。
  乘胜前进 攻打三亚
  1928年1月上旬，琼崖特委决定夺取东路各县，下令工农革命军东路总指挥徐成章率部攻打三亚、崖城。
  为组织农军配合红军主力攻打三亚，徐成章来到藤桥。他了解了各方面的情况，认为藤桥这个地方很重要，巩固藤桥红色政权，红军打三亚就有了后方基地。他观察了藤桥附近的地形，认为洪李和风塘两个村子人口多，离藤桥圩近又临海，对保卫藤桥红色政权有重要作用，他指示占行城肃清潜伏在这两个村子里的反动分子，组织好群众，使两个村子成为保卫红色政权的前哨阵地。他针对藤桥地区汉黎族杂居，黎族群众有大批猎枪，民性强悍等情况，指示组织黎族农军队伍，配合红军主力打三亚。根据这一指示，李茂文、张开泰等领导同志派一些熟悉情况的骨干，深入黎寨发动群众。经过几天紧张活动，我们组织起1000余人的少数民族农军队伍。在红军南征前夕，他们按照自己的习惯，杀牛饮血，宣誓配合红军攻下三亚港。
  1月中旬，东路红军向三亚进击。藤桥地区组织了黎族猎枪队参加的红军，1000余人参加南征。部队到达三亚地区，看到敌人的防御工事比较坚固，徐成章决定采取“调虎离山计”，组织黎族猎枪队向敌人阵地开枪攻击，然后佯作败逃，引诱敌人出击。敌人不知是计，果然打开工事刺门追赶。徐成章率领短枪排，乘机占领敌工事，大队红军和农军队伍跟着冲进了三亚港。反动县长王鸡亚见大势已去，带领残余部队爬上早已准备好的十多条船只．从海上逃跑了。好多来不及上船的敌军官兵，慌忙将枪械丢下大海，然后跳下海中企图游水逃走。我军部队中好多出身于渔民的战士，也跳人海中追赶敌人，用土刺刀刺死一些敌兵，打捞出了敌人投下海的一部分枪支。我军奋战一天，占领了三亚。
  红军攻下三亚后，各族群众在街头摆上桌椅，烧水沏茶，燃放鞭炮，欢迎人民的子弟兵。
  红军东调 敌人反扑
  三亚大捷后，按原计划本应乘胜追歼王鸣亚残部，继续进军崖城。
  但攻占三亚后的第三天，徐成章连接特委发来的三封急信，命令红军回师陵水。传说是党内有人主张红军包围海口、加积等大城市，指责打小城市向下发展是失败主义。于是，红军和农军匆忙往东转移撤返藤桥。
  三亚之战，我们只是把王鸣亚部击溃，其主力并未被消灭，我东路军东调后，他又纠集被打散的部队，扬言要东上藤桥与红军决战。我们回到藤桥后，东路军大队人马东上万宁，留下第一连两个班，由张开泰率领，配合农军保卫崖三区苏维埃政权。
  2月末，王鸣亚率大队人马进犯藤桥，我红军补充连在农军、工人赤卫队配合下，前出竹络岭、林旺坡迎击来犯之敌．打死打伤匪军30余人，将敌击溃。王鸣亚受挫后，恼羞成怒，从羊栏、妙山、桶井、马岭等地集结民团，再次向藤桥进犯。崖县党政领导组织军民给敌以迎头痛击，追敌10余里，在田尾村与敌展开决战。在战斗中红军补充连连长胨保甲腿部受伤分，这时，敌兵不断增多，我军在田尾村久战不利，遂收兵退守藤桥圩。军民连夜挖战壕设置障碍物，竭尽全力保卫红色政权。
  3月初，敌人见强攻不能奏效，就从海陆两路并进，调集2000多人包围了藤桥圩。敌众我寡，突围不易，被困在藤桥的军民，非常焦急。党政领导李茂文、张良栋多次派交通员出去请援军，都没有消息。后来陵水县农军总指挥、黎族奥雅王昭夷派一个火枪手送信来，说：“援军不久就派去。援军打的是白旗，中间有一点黑，你们要仔细看清楚。但过了好几天，仍不见援军来。其实，王昭夷已经心怀鬼胎，和王鸣亚勾搭。
  被困的第6天，敌人用炮火轰击圩南边的闸门。我军民齐心协力，用木板、柴草、沙土、杂物等堵塞闸门。翌日，敌人又用牛车拉着铁炮，准备去轰击西边的闸门，红军战士把炸药装入玻璃瓶做炸弹，把敌人的牛车炸毁。
  王鸣亚见打了几天，都未能进入藤桥圩，就派了反动分子李尊周来喊话。他以自己是李茂文同族兄弟的架势，拉开嗓子叫喊“茂文啊，你的哥哥茂生已被杀死了，你的弟弟茂松也已逮捕，你应该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李茂文一听，怒不可遏，大声斥责说：“李尊周你这只跳蚤，看你还能跳几下，等着我们结束你这条命吧！”李茂文大义凛然的形象，鼓舞着全体军民同仇敌忾，斗志昂扬，坚守阵地。
  军民被困在狭小的圩街内，粮食弹药不断减少，领导同志都很焦急，夜里，党政领导开会，决定派人到陵水，向红军指挥部报告情况，请派援军。在决定人选时，我自告奋勇地要求执行这个任务。
  领导同意了，当即派一个排的红军，护送我和一个战士越过东边闸门，涉水过河。我们一路小跑，不敢停歇，于第二天早上6时到达陵水县。红军指挥部听了我的报告当即派一个排，由政治员王文源率领，同我们一齐回藤桥。我们于当日下午3时赶到圩外的河边，为了虚张声势威吓敌人，我连续大声叫喊：“红军的援兵来啦！”
  附近的敌人昕到喊声慌忙逃走。趁敌慌乱之际，红军立即进圩内。
  由于增加了新的力量，我们就试图出击歼灭敌人。在援军来到的第二天，我们组织红军、农军、赤卫队冲出圩外，但敌人被我一冲而散后，即跑刭山上向我射击。待我收兵回圩后，敌人又下山来，固守在圩的周围，包围圈还是未能打破。
  被围的第10天夜里，李茂文同志又召开紧急会议，还是决定我冲出去请援军。这次我带一个战士于翌日10时到达陵水县。红军指挥部的梁秉枢、刘明夏等领导同志听了我的报告，他们还是未能改变轻敌思想，仍然过低估计藤桥地区敌人的力量，上次派一个排无济于事，这次也派出一个连。我和陈可源连长带着这个连赶到藤桥圩外河边，已是下午四时，我们仍像上次那祥威吓敌人，趁他们慌乱冲入圩内。接着，红军又迅速冲出，以图出其不意地击歼敌人。但敌人退到山上，躲在已挖好的战壕中两我射击，加上天色已暗，新来援军经过长途行军也很疲劳，再打下去也难达到歼敌之目的，只好收兵。夜里，敌人又下山来，四出骚扰，圩内军民被围的困境仍未改变。
  被围的第12天夜里，敌人从四面向藤桥圩攻击，我军发起奋勇抗击。但过10多天的苦战，弹药已经用尽，局势异常险恶，被迫于3月16日晚进行突围。
  虽败犹荣 火种长存
  3月17日早晨，从藤桥撤出的党、政、军民300多人转移到仲田岭，准备在这里安营扎寨。10时，敌人追赶上来，我们临急决定向保亭撤退，大家饿着肚子爬山越岭，于3月19日下午3时到达保亭营。陵水农军指挥部设在这里，农军指挥、黎族奥雅王昭夷出来接待我们，他说：“前几天，就听说你们要来，我做了准备，现在大家很疲劳，先休息，做饭吃。”说着吩咐群众挑粮煮饭。其实，这个叛徒早已蓄谋设置陷阱，但我们还以为他是好人，稀里糊涂地往里跳。
  22日，我们整顿队伍和清理武器装备，张良栋拿出600块光洋交给王昭夷，请他派人去购买子弹。王昭夷听说我们已经没有子弹，心里异常高兴，他早已打主意搞垮红军队伍，哪能愿意帮助去买弹药呢！他装着笑脸说：“这里离藤桥和陵水都100多里，又是山区，敌人是不敢轻易来的，买子弹的事不着急，我们搭5个灶熬盐制火药，弹药问题就解决了”。他还说一通“准备反攻藤桥”的大话以麻痹我们的干部。
  26日午后，王昭夷设宴招待我们党、政、军领导干部李茂文、张良栋、陈可源等人。下午3时左右，忽然枪声大作，我感到情况有变，慌忙跟着群众往地上跑。晚上，王昭夷领着1000多黎人持枪带着猎狗搜山。当时，我躲在草丛里，四处都是王昭夷的人，无处可逃。被捕后敌人端着刺刀逼我脱掉帽子，剥光衣补。我愤慨地对他们说：“你们这帮人，怎么连块遮羞布都不给我。”一个50多岁的黎人看了我一眼，丢给我一条薄短裤。我被押进一间砖墙房子，和许多被抓来的群众关在一起。为了不让敌人认出我的身份，我故意把自己搞得蓬头垢面，准备蒙混过敌人逃出去。后来，发现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赤卫队员，我细声跟他交谈起来，他给了我件旧上衣。第二天早上，黎人送来两箩干饭，守门的人忙着去盛饭，我趁机走到门外拿起一顶竹笠戴上，提起一根扁担，装成挑夫的样子，逃离了这座房子。到了野外，我拼命地向东跑，于第3天到达陵水县红军指挥部。以后张开泰和几个人也跑来了。据他们讲，李茂文、张良栋、陈可源等同志在赴宴途中，遭伏击身亡，从藤桥来的300多人，被抓去70多人遭枪杀了，其余人员都被打散。我们休息了几天后，被分配到红军部队工作，张开泰任七连副连长兼一排长，我任连党代表。
  藤桥起义的队伍虽然被打散了，但撒下的火种是永远扑不灭的。1929年3月，张开泰奉命回藤桥附近的仲田岭，建立起革命根据地。抗战期间，仲田岭成为抗日斗争的重要游击基地，解放战争中，仲田岭根据地与五指山中心根据地连成一片，迎来了全琼解放的伟大胜利。
  （王植三同志是文昌市人，1927年同张开泰等同志到藤桥参加革命活动，1928年3月后离开藤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