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天涯风暴 海角怒潮
  ——崖县人民早期革命斗争的回忆片断和感受
  林庆墀
  崖县旧称崖州，位于祖国海南岛最南端，地处亚热带。这里朝暮海风送爽，夜间还须拥被而眠，日夜二十四小时有四季气候之感，一年四季阳光灿烂，和风拂煦，到处一排排椰子树，长长的叶子在风中摇曳着，八哥鸟在椰林中穿来穿去，欢乐地同声歌唱着，婉转动听，好生热闹。——啊，多好的南国河山！宋代诗人苏东坡被谪贬到崖州时，有诗云：“四时皆是夏，一雨便成秋”。又云：“天涯何处无芳草，快意雄风海上来。”崖州僻处天南，一向被封建王朝以为是远离中原的荒峤恶土，唐朝宰相杨炎被放逐到崖州时，曾写过一首诗：“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渡鬼门关”。崖县这个荒僻的地方，成了封建帝王放逐逆臣之所在。然而崖县北靠青山，树林苍翠，群峦环抱，山花锦簇，灿烂缤纷；面临浩瀚的南海，碧波滔滔的北部湾鱼场，风顺一帆便至，与西沙群岛鱼场对面相望。原崖县东自陵水县分界坡，西至丹村港与原感恩县交界，沿海岸线全长一百八十多公里。有闻名于世的榆林港、三亚港及众多的港湾，宁远河、藤桥河、望楼河三条河流，从五指山奔泻而下贯串整个县境出海。河流经过的村庄有肥沃的田园、茂盛的椰子林和槟榔林，海岸沿线网集渔船，船桅林立，以及有广泛的盐田、山货，海产极为丰富，宋朝卢多逊曾到崖州水南村作诗二首赞道：
  （一）
  珠崖风景水南村，
  山下人家林下门。
  鹦鹉巢时椰结子，
  鹧鸪啼处竹生孙。
  鱼盐家给无圩市，
  禾黍年登有酒樽．
  远客杖藜来往熟，
  却疑身世在桃源。
  （二）
  一簇晴岚接少霞，
  水南风景最堪夸。
  上篱薯蓣春添蔓，
  绕屋槟榔夏放花。
  狞犬入山多豕鹿，
  小舟横港足鱼虾。
  谁知绝岛穷荒地，
  犹有幽人学士家。
  廖廖几句诗情话意，就把物产富饶、风景优美的崖县概括出来。（上述原诗句，三亚市崖城区水南村曾立碑记载。）崖县人民如海南各县人民一样，勤劳、智慧、勇敢，有着不屈不挠的抗暴斗争精神。长期以来，人民进行着反抗封建统治，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尤其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火焰燃烧到崖县以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人了新的阶段。1922年，崖县广大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西沙群岛而进行的英勇斗争，是海南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光辉的一页，是崖县人民早期革命斗争的一次大风暴。
  1921年，日本帝国主义乘广东军阀互相争斗之机，公然出兵侵占我西沙群岛，并利诱奸商何瑞年，组织“西沙实业公司”。日寇在西沙设岗布哨，掠夺海上资源，并对到西沙群岛附近捕鱼的我渔民进行搜捕，甚至枪杀。对日寇的种种海盗行径，海南人民有着切齿之恨，但当时的海南军阀、卖国贼邓本殷却充耳不闻，听之任之，致使祖国的神圣领土落入日寇之手。这就更加激起海南人，尤其是崖县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全岛中小学一起罢课，外出宣传。各市镇人民群众纷纷集会游行示威，搜查日货。崖县有识之士张启经、陈起贤（英才）、李福海、黎茂荣、黎茂萱等二十多名公民代表，向全国人民印发了《琼崖公民对西沙群岛危亡宣言书》（中山大学历史系档案室存原稿）指出我西沙群岛地属崖县、密迩榆林，为我国南方之门户、船路咽喉。斥日寇以欺骗手段利诱奸商，设立公司，以开矿为名，施行其图之诡计。要求政府迅速注销“西沙实业公司”，惩治国奸，收回主权。若政府不顾民意，崖县人民激于义愤，“势必以最后五分钟手段，为无可奈何之对付，他日肉搏西沙，血飞琼海，争主权于万难，还河山于一发。”宣言表达了崖县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决心，树立了反帝的旗帜，掀起了反帝的风暴。可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崖县人民仍在封建制度压迫下，世世代代在这块肥沃土地上辛勤劳动的人民，也无法摆脱其饥寒、贫困的悲惨命运。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崖县人民，唯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求解放的斗争才能在“天涯海角”蓬勃兴起。
  1924年初，国共实现合作，各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向前发展。1925年，共产党员陈英才（原名陈起贤，广东工程学校毕业后转读广东省省立高等师范学校）受党的派遣回来崖县进行革命活动。次年春，文昌县反动官僚分子陈宗舜看中了崖县这块“肥肉”，投靠当时自称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派系，受委派来任崖县县长。他一到任，立即加重各种苛捐杂税，搜刮山珍海味，土特产，掠夺民间骏马（当时崖县没有公路汽车，群众养马代步）。稍有不遂，就横加罪名，拘捕入狱，其行径激起了公愤。当时，我在崖县第一高级小学读书，家里养有一匹骏马。伪县长陈宗舜派财政科长陈力俄以买马代步为名，下乡四处寻找骏马，并看中了我家这匹骏马，企图强夺，我起来反抗，把马放跑。陈力俄夺马未遂，仗势扣留我。这种官府横行霸道，抢夺行为，更加激起群众愤慨。事情发生后，在陈英才宣传发动下，城镇群众和学校师生纷纷起来罢课、罢市、示威游行，包围伪县政府，对伪县政府实行断粮断水，要求释放我，惩办夺马扣人的伪科长。伪县政府在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释放我，但未惩办肇事者。群众义愤未平，事情继续闹下去。加上各阶层人民对伪县政府的苛捐杂税，敲榨勒索早巳不满。于是联名上省告状，在大革命形势推动下，广东省政府不得不顺应人民的要求，把陈宗舜这个贪官污吏撤职。崖县人民的斗争获得胜利。
  接着省派陈善（文昌人）来崖县任县长，他一到任就宣传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支持农会抓土豪劣绅戴高帽游村，至1927年春离开崖县不知去向，只留下总务科长看守县政府。1925年初秋，在广州读书的崖县学生陈世训（后自动脱离党组织，做顺民，被日军逮捕杀死）、麦宏恩（广东国民大学学生，后回广州参加起义被捕杀害）、黎茂萱等人，受党组织派遣，也纷纷从广州乘盐船直接回来崖县会同陈英才同志一起活动，成立共产党小组开展革命斗争。1925年冬，国民党崖县执行委员会成立，由黄梧（崖县黄流区人，国民党右派）负责。1926年初，共产党帮助改组国民党，由陈世训、麦宏恩、黎茂萱负责。同年秋成立崖县农民协会，由麦宏恩、陈世训负责，后由胡克明（仲恺农工学校毕业生）负责。同年冬上级派谢宝辉（仲恺农工学校毕业）参加县农会领导工作。农会发动群众行动起来，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陈英才因势利导，公开利用国民党崖县执行委员会招牌，开办宣传讲习所，由陈世训、黎茂萱主持招收各村农会积极分子及青年学生入所学习，讲革命道理，讲授《什么是列宁主义》宣传十月革命成功及苏联红军的胜利，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黎茂董教唱革命歌曲，一时之间：“打倒列强、除军阀……”，“走向前去，曙光就在前面，同志们奋斗……”，“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的歌声响彻了崖县上空，各村农民协会也纷纷组织起来，并提出口号：“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清理神产、宗祠产以及地方一切财产，权力归农会所有。把侵吞神产、宗祠产及地方公款的土豪劣绅抓来戴高帽游村游街示众。这个行动有力地打击了横行乡里，压在农民头上的封建绅权，大大地鼓舞了农民群众的斗志，革命气氛显得更加轰轰烈烈，使闭塞的天涯海角一时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革命风暴怒潮。
  正当革命运动向前发展进入高潮时，1926年秋，陈英才在一高小学郑望曾房间里召集陈世训、麦宏恩、黎茂萱、李福海等讨论共产党建设问题。从进步学生、农会会员中秘密吸收共产党员。陈英才、郑望曾负责崖城，麦宏恩负责保平村，李福海负责港门村吸收党员，发展党组织，建立党支部。陈英才、郑望曾在一高小学成立东南支部，由郑望曾任支部书记。港门、保平相继先后建立党支部，保平党支部由何绍尧、李福崇负责，港门党支部由吴秉明、吴金其负责。各地农会成立党小组。1926年秋建立起的崖县中学，次年春也建立了党支部，由郑绍南、李茂松、李福崇负责。从此，崖县人民的革命斗争就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起来。
  1927年11月，李茂文（共产党员）前来崖城向陈英才等同志传达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布置崖城党组织，搜集武器，组织农民武装，准备迎接红军南下攻打崖城。陈英才当即在崖城第一高小召开共产党员紧急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并决定进行搜集武器，武装队伍，做好迎接红军南下的准备。1927年冬，崖县第三区（即藤桥）由李茂文、李茂松领导农军和农会会员举行起义，推翻藤桥国民党警察署，接着在徐成章率领的琼崖东路工农红军攻克陵水县城后挥戈南下的配合下，缴获了藤桥市商团的枪械，成立了崖县第三区苏维埃政权，同时成立红军补充连。崖县中学也派党员学生李福崇、郑绍南等人参加藤桥起义。1928年1月中旬。当地武装配合红军南下直捣三亚港、三亚街王呜亚部。（王呜亚，崖县二区人，早于民国初年任粤桂湘联军琼崖别动队西路讨贼军司令。1927年底由三亚大盐商林瑞川等筹助三千光洋向广东当局贿赂国民党右派，买得县长一职，即回崖县当县长，并搜罗旧部组织武装力量进行反共，屠杀人民。）人民赞日：“攻克陵城缴敌枪，红军威望震南疆。雄师直捣三亚港，摧毁敌巢志气扬”。解放
  三亚街、三亚港后，红军准备挺进崖城，但是突然接到琼崖特委的指示，东路红军奉令撤返万宁、乐会。崖城起义的计划未有实现。
  但是当地的土豪劣绅已被吓破了胆，而人民群众却受到了一次极大的鼓舞。后来，红军东调进攻万宁，王鸣亚趁机纠集地方反动民团反扑藤桥苏维埃，我军经过狠狠反击敌人之后，因枪弹缺乏，由李茂文等党政军领导，带领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以及部分革命群众撤出藤桥转入保亭营，目的是想靠王昭夷援助。不料王鸣亚早已利用大土豪黄鼎芬（当王昭夷秘书）前往策反王昭夷。正恰王昭夷想当陵水县苏维埃主席不达目的而对党不满，便和王鸣亚勾结．当我军进驻保亭营不久，王昭夷叛变，李茂文等几位领导人被害。李茂松（崖中学生）和藤桥的青年学生、农民赤卫队数十人被捕，押回崖城集体枪杀。但是敌人的屠刀吓不倒真正的革命者，李茂松等数十人被押赴刑场沿途经过崖城东关市崖县中学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口号。就义前高唱国际歌、少先队歌。慷慨激昂，气贯乾坤。使群众于悲痛之中深受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加深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增强了革命斗志。当天晚上，崖城党组织贴出悼念诗句：“为党捐躯赴刑场．怒目冷对敌刀枪，杀身成仁何足惜，丹心留与日争光”。之后，王鸣亚又对革命家庭和革命群众进行迫害，李茂文、李茂松（胞兄弟）全家被捕到崖城坐牢家产被洗劫，房屋被烧毁。敌人还把百多名被嫌疑群众和地下党员抓到崖城坐监，从中勒索大笔金钱，没钱缴交者被枪杀，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崖县，党组织暂时潜伏。
  从保亭营突围的张开泰1928年底返回仲田岭，会同潜伏在岭上的同志开辟仲田岭革命根据地，重新恢复革命活动，到1929年底，崖县党组织又活动起来，不断在崖城及各圩镇散布传单，张贴标语，甚至携带传单潜入伪县政府散发，使王鸣亚提心吊胆，寝食不安。人民赞颂：“茂文沙场洒热血，茂松刑台斗志昂，开泰接旗辟基地，仲田烈焰满山岗”。1930年夏，琼崖特委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选举冯白驹同志担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由于有党的领导，依靠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又掀起了琼崖革命第二次高潮，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成立琼崖工农红军独立师。不久，中华苏维埃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给这支红军正式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红军向各城镇进攻，不断打击敌人，歼灭各地反动民团，动摇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人民喜极而歌：“琼特四次党代会，选举书记冯自驹。星火燎原人奋起，重组红军独立师”。正在这个时候，中共琼崖特委通知，在陵崖工作的王白伦（育才），成立中共陵水县、崖县联合县委。王白伦到仲田岭和张开泰在一起，组成一支百多人的红军游击队，并在仲田岭周围村庄建立苏维埃政权。群众歌日：“陵崖联合建县委，重整旗鼓烽火浓。英雄奋战反围剿，沙场因染征衣红。”
  1930年秋，林克泽在崖西莺歌海进行党组织活动，中共陵崖县委派蒙传良前来找他，正式成立莺歌海党支部，次年成立崖西区委，由林克泽任区委书记，委员有陈名盈、吴秉明、陈忠、陈文光。在此之前，1928年冬，蔡廷锴率部来琼进剿红军，屠杀人民、镇压革命。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琼山、文昌、琼东、乐会、万宁等县党组织及群众团体的一些成员，疏散到崖县，被伪县长王鸣亚以共产党嫌疑拘捕，监禁在崖县伪监狱连同原有监禁在伪监狱里的共产党员及陵水、藤桥的苏区群众共二百多人。1931年冬，崖西区委派吴秉明前来崖城向东南支部传达指示，要设法营救监禁的共产党员及嫌疑犯。东南支部决定里应外合，挖通监狱墙脚，营救被关押的人员。随即把挖墙脚的利器及开脚镣的工具秘密运人监狱内，由李福海（港门村人，广东省高等师范学生、共产党员，与陈英才负责党的秘密工作，于1928年冬被捕，判无期徒刑，逃出监狱后到莺歌海与林克泽相会，后去广州、上海不知下落）在监狱内组织挖墙脚。每挖开一块砖就用旧报纸糊上，瞒过看守人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挖通了监狱内层墙脚。我们联系获得这一情况后，便在一个风雨交加、北风呼啸的夜晚，由东南支部组织十几个党员挖开外围墙，被禁人员除林吉祥外全部救出（林吉祥因反抗狱卒的敲榨勒索，打了看守监狱的士兵，被监狱官锁住手脚，还用铁链把他紧锁在石柱上，因此未能与众人选出监狱。后来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才由党决定派我利用关系保他出狱于1938年春去延安）并由吴秉明布置交通员，一部份带向东，部份带向西，逃脱虎口。
  崖县伪县长王鸣亚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加紧勒索剥削，加重苛捐杂税，人民怨声载道，愤怒沸腾。莺歌海党支部抓住时机，领导莺歌海渔民起来反抗盐税，并由陈文光、陈世德带领渔民群众数百人到盐警队部，以请愿减免盐税为名，一下蜂拥冲人部队内，收缴伪盐警队六支步枪，后王鸣亚借机勒索莺歌海村民赔偿一千二百光洋。
  1932年7月，国民党陈汉光率领警卫旅来琼崖镇压革命，是年冬陵崖苏区的红军受挫。陵崖县委派员和崖西的林克泽联系，决定把在仲田岭苏区失散的红军战士，收集起来转移到崖西和当地的游击队汇合组编成红军连。于1933年春正式成立了琼崖工农红军崖西第五连（也称红五连），陈文光为连长，陈世德为副连长，林鸿蚊（林豪）为指导员。崖西第五连发表宣言，号召人民起来支持红五连，开展游击战争。王鸣亚闻风丧胆，企图消灭这支队伍遂亲自率领其团队进犯我军。但在我党的领导和指挥下，这支红色连队虽然成立不久，但经过阶级教育后战斗力很强，多次击退王鸣亚团队的进攻，特别在丹村港战斗中，把敌人进攻队伍割断，把一部分驱赶掉海淹死。我军胜利地击退敌人这次进攻后，即自动撤退进入尖峰岭。正当红五连成立在崖西区活动时，崖一区地下党组织也积极起来活动，大造红军声势，并不断散发传单、标语，晚上打冷枪、放竹炮，作为配合红五连的行动。这一来惊动了当时在琼崖东路进剿苏区的白军少将旅长陈汉光，于1933年春派其警卫旅上校团长陈玉光率领两个营的白军南下，来到崖县四、五区（现属乐东县），其团部驻在望楼墟，削弱了其围剿东路苏区红军的力量。崖一区地下党组织配合崖西红五连的举动，堪称当时白区工作起着支援红色苏区军民反围剿的一些作用。崖西红五连在白军尚未到达崖西区前，已撤退进入尖峰岭，化整为零，向感恩县北山区转移。敌军疲于奔命，无从寻找我红五连踪迹。
  陈汉光来琼崖围剿革命，与王鸣亚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崖县东南支部利用敌人矛盾，进行合法斗争。1935年秋，搜集王鸣亚罪状以密信形式向陈汉光告发，陈光汉以侵吞公款、钱粮帐目交代不清罪名逮捕王鸣亚。押解到府城监禁于警卫旅司令部内，后其弟王醒亚及三亚大盐商林瑞川到广州活动。至1938年夏，王鸣亚又以一千光洋向余汉谋行贿，买任乐东县伪县长。1939年春节期间，日寇在崖县登陆，崖县伪县长何定之（文昌人）逃跑进入番阳。琼崖专员公署、琼崖守备司令部委派王鸣亚任崖县伪县长兼崖县乐东县联县游击指挥。其弟王醒亚任乐东县伪县长。以后，兄弟（俩）狼狈为奸，勾结日寇推行“曲线救国”的卖国政策，划地分防，屠杀抗日人民及我革命同志家属。
  1936年底，中共琼崖特委派刘秋菊、林茂松等同志来崖县，住在莺歌海及角头村，以酿酒收买旧银首饰器具和掩护，领导崖县党组织工作。并以崖城东关市林克辉缝纫店作为联络站，指导崖城、港门、保平党的组织工作。他俩每到崖城，就由林克辉来通知我和陈英才、肖尔炽去接受任务。他们传达党的指示，要我们在崖城周围村庄发展党组织，建立党支部。我们在陈英才家召开东南支部大会分配任务，由黎茂萱负责在城内发展党员建立城内党支部。苏活民负责西关，黎道统负责水南村，黄润炎负责马站村，林家达负责北厢上下村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另在一高、五高小学成立读报会，由何应圣负责，并以各村党支部为核心，在各村用旧俗的形式发展民众抗日组织，如打猎会、兄弟互助会等，做好抗日力量的准备工作。广泛宣传“八一宣言”，拥护团结抗日，反对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采取不抵抗主义向日本帝周主义屈膝投降的政策。并发动群众向破坏抗日团结的大土豪黄鼎芬与伪法院检察官韩卓华开展斗争。1928年黄鼎芬曾接受王鸣亚派遣去策反王昭夷，已欠下我们一笔血债，旧仇新恨一起算，韩卓华终于被赶走了，国民党当局被迫将黄鼎芬押解海口琼崖守备司令部监禁（黄系崖城人，1939年2月日军登陆海口后，跑回崖县，由当时伪县长王鸣亚派出与日军勾结任崖县伪维持总会会长，1942年秋被我驳壳班潜入其住所，将其处死），与此同时，在崖县中学成立青年文艺社，出版油印抗日资料，复印《八一宣言》，摘要翻印《新华日报》及各种进步书籍，散发张贴，以提高群众的抗日觉悟。这个青年文艺社的主编是林绍仑，林原籍琼山县，系留日学生，任崖县中学教师，他与弟弟林绍松到昌感参加我军做宣传工作，同林超常编写一本《汪精卫的剖解》。不幸的是在感恩山区被日寇包围时，在突围中兄弟俩都牺牲了。
  砍不断的地下交通线。早在1931年，崖县地下党组织由吴秉明、王毓桂建立了一条红色交通联络线，从崖县第三区藤桥、仲田岭经第一区红塘、港门、角头，第四区望楼港，第五区莺歌海等地均设联络站，直通特委西路交通线，以便崖县党组织及时得到上级党委指示进行斗争。
  历史事实证明琼崖人民革命，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琼崖特委直接领导和团结各族人民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而取得最后胜利的。崖县人民的革命斗争是琼崖革命的组成部分。1927年4月20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在全国进行大屠杀。党中央“八七”会议做出了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决定，崖县人民同琼崖人民一样是按照党中央的决定进行武装斗争的。同国民党反动派坚持打了十年内战，直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配合南下大军渡海作战，冲破敌人以海陆空军封锁琼州海峡所吹嘘的“立体防御”、“伯陵防线”，赢得解放全海岛。有诗赞曰：
  （一）
  “八七”讨叛蒋汪凶，
  琼崖起义卷秋风。
  建党建军传马列，
  镰斧旌旗满岛红。
  （二）
  大军南指战旗红，
  风展千帆蔽碧空。
  内外夹攻齐歼敌，
  军民奋勇建奇功。
  （三）
  南渡大军气若虹，
  “伯陵防线”尽成空。
  海疆会师庆全胜，
  万众高歌党恩隆。
  忆藤桥起义
  王植三
  积蓄力量 准备反击
  1927年初夏，继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广州进行“四·一五”大屠杀后，驻琼崖的国民党军阀于4月22日，举起反革命屠刀，疯狂地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四·一二”事变前后，中共琼崖地委指示各级党组织撤往农村，组织武装力量，准备反击。我于1926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到加积仲恺农工学校学习，并在校开展党的工作。琼崖国民党背叛革命后，我和在校的几个党员也面临着被捕的危险。为了避开敌人的暗害，根据党的指示，我与张开泰、占行城、陈保甲等4个在校的共产党员于5月初转移到崖县藤桥圩活动。
  藤桥地处崖县、陵水、保亭三县交界地区，是崖县（现三亚市）三区的一个圩镇，东距陵水县城约40公里，西南距三亚约45公里，北邻保亭县，是崖县东路的咽喉地带。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由于封建地主，黎族奥雅（头人）和外来商人的压迫剥削，全区1万多汉、黎族人民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特别是黎族的普通百姓没有土地，靠上山挖山薯、掏蚁蛋过日子，他们置不起衣衫，长年赤身裸体，腊月山区寒冷，只得挤在一起靠烤火过冬。
  我们到藤桥之后，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感到这里的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统治，早就恨透了，盼望着早日消灭他们。而此地又是边远山区，圩上只有一个30多人的区警察署和不到100人的商团武装，只要我们把群众组织发动起来，就可以消灭反动武装，在这里建立起革命政权。于是我们4人成立一个党小组，推举年长的陈保甲为组长。大家在党小组领导下，积极进行发展组织工作，准备武装暴动等革命活动。
  张开泰、陈保甲、占行城是本地人。通过张开泰、陈保甲与当地熟人的关系，我被介绍到海边的风塘村当小学教师。这是个大村子，有300多户人家。我们以这个村子为基地，由陈保甲主持办起了平民学校，组织青年农民读书识字，通过教唱《少年先锋队歌》、《国际歌》来宣传革命道理。村里大族蒙姓的豪绅见青年和妇女向我们靠拢，心里就着了慌。他们从外地请来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办起了私塾，用家族的名义以尊孔读经为号召强迫青年去私塾读书。我们则发动思想进步的青年蒙传良，带领200多名青年在村里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这样一来，那位老先生被吓跑了，豪绅们的威风被打下去了。我们趁热打铁，大张旗鼓地组织农会和妇女会，积极扩大党员队伍。
  7月末，邻近的洪李村小学校长韩太丰辞职，我又被介绍到该校当小学校长。这个村子比风塘大，人口多，我们又在这个村子办起了平民学校，组织了规模更大的农会和妇女会。在这两个村子的带动下，藤桥周围的各个村庄，普遍成立了农会，我们的活动扩展到整个三区。
  群众是发动起来了，但怎样才能搞到武器，把群众武装起来呢？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打进敌人营垒里去拿。红土坎盐田实业团（盐警队）有数量不少的枪支。该团长陈大裕的老婆是张开泰姐姐同庚。张开泰即借同庚姐夫的关系与陈大裕拉上关系，并派忠实可靠的农会会员黎伯盖、陈世诚等8名青年到盐警队去当兵，计划通过策反工作，把盐警队的枪拿过来。
  在调查中我们还了解到上段村有个叫“维持公正会”的秘密组织，会员300多人，配备有火药枪、长矛等武器。这是个仿天地会、兄弟会形式以讲义气为宗旨的帮会，成员都是附近村子的劳动群众。村里有个会员被国民党抓去坐牢，会员们捐款接济他的家庭，并准备用武力把他抢救出来。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决定利用这个组织，把它变成革命的力量。于是，我们找到“维持公正会”的首领蔡启明，表示了我们要求人会的愿望。他看到我们4人都是读过书的，态度又诚恳，就满口答应了，还请我们今后多指点，帮助他领导好这个会。我们就在这个农民帮会里挑选骨干组织农军，进行军事训练。接着，在藤桥周围的岭头坡、龙楼、军田、椿头、大灶、灶仔等村的农会，也相继组织了农民队伍，进行军事训练。
  10月中旬，中共琼崖特委代表李茂文同张良栋到藤桥传达“八七”会议精神。这一天，我们是在军田村外的草地里开的会。会上听取了特委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以及进行武装斗争的指示。经过讨论，决定在藤桥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了中共崖县三区委员会，推选张良栋为书记，张开泰、占行城、陈保甲和我为委员。同时，我们对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分工：李茂文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张良栋以乐会老乡的关系争取藤桥圩商团队长张昌浩参加起义；张开泰、占行城、陈保甲和我在藤桥圩周围的各村，继续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武装的工作。
  出敌不意 占领藤桥
  11月25日，陵水县农军举行起义占领陵水县城。消息传来，藤桥区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响应陵水暴动，立即组织力量进攻藤桥圩。
  会后，李茂文到崖城向地下党组织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并布置发展武装，准备力量进行武装暴动。
  为了准备枪支弹药，陈保甲带领陈阿铁、陈阿祥等10名农友来到红土坎盐田，找到我们潜伏在盐田民团的黎伯盖。黎伯盖说：正好团长不在家，好枪都在我手里。于是陈保甲带领农友，于当天夜晚12时进入盐田民团营房取枪，不巧被一个排长发现进行阻拦，陈保甲大声呵叱：“谁抗拒缴枪就打死谁！”农友们把12支好的步枪缴获到手，星夜抄近路往回赶，又袭击灶子民团夺枪6支，于早上6时回到军田村。
  12月1日凌晨，我们调集农民武装300多人，携带12支步枪和火药枪、长矛、大刀等武器，由张开泰同志率领围攻藤桥圩。由于我们行动，出其不意，很快就占领了国民党的崖三区警察署，警兵30多人全部被农军俘获缴械，署长邢诒炳乘乱逃跑。
  打下警察署后，我们组织“维持公正会”会员5百多人持武器上街游行示威，以壮声势。同时，派人到陵水报告红军指挥部，要求派兵援助攻打商团。起义第5天的下午3时，工农革命军东路军正副总指挥徐成章、刘明夏和第1营营长郭天亭率领1营红军来到藤桥圩附近，我们农军过河迎接红军队伍进入圩内。下午5时，红军部队和农军包围了商团，把他们50多支步枪全部缴获。
  起义胜利后，区委主持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崖三区苏维埃政府，选举李茂文为主席。区苏维埃就设在原来的警察署，门前贴上新的对联：“忍不着双层压迫，不要紧一颗头颅”，表达了工农群众反对地主贪官剥削压迫、誓死保卫新生政权的决心。接着我们又成立区农会、妇女会、共青团和少年儿童先锋团等群众组织。
  起义武装队伍正式编建1个红军补充连，90多人。还组建4个农军连，共计300多人，另成立了一个50多人的工人赤卫队。区苏维埃成立后发布安民告示，惩治贪宫污吏和土豪劣绅，没收藤桥市几家反动奸商的财产，举办消费合作社，供应人民生活日用品；各村农会组织农民减租退押，焚烧借据田契，镇压有血债的地主，分了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全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高潮。
  乘胜前进 攻打三亚
  1928年1月上旬，琼崖特委决定夺取东路各县，下令工农革命军东路总指挥徐成章率部攻打三亚、崖城。
  为组织农军配合红军主力攻打三亚，徐成章来到藤桥。他了解了各方面的情况，认为藤桥这个地方很重要，巩固藤桥红色政权，红军打三亚就有了后方基地。他观察了藤桥附近的地形，认为洪李和风塘两个村子人口多，离藤桥圩近又临海，对保卫藤桥红色政权有重要作用，他指示占行城肃清潜伏在这两个村子里的反动分子，组织好群众，使两个村子成为保卫红色政权的前哨阵地。他针对藤桥地区汉黎族杂居，黎族群众有大批猎枪，民性强悍等情况，指示组织黎族农军队伍，配合红军主力打三亚。根据这一指示，李茂文、张开泰等领导同志派一些熟悉情况的骨干，深入黎寨发动群众。经过几天紧张活动，我们组织起1000余人的少数民族农军队伍。在红军南征前夕，他们按照自己的习惯，杀牛饮血，宣誓配合红军攻下三亚港。
  1月中旬，东路红军向三亚进击。藤桥地区组织了黎族猎枪队参加的红军，1000余人参加南征。部队到达三亚地区，看到敌人的防御工事比较坚固，徐成章决定采取“调虎离山计”，组织黎族猎枪队向敌人阵地开枪攻击，然后佯作败逃，引诱敌人出击。敌人不知是计，果然打开工事刺门追赶。徐成章率领短枪排，乘机占领敌工事，大队红军和农军队伍跟着冲进了三亚港。反动县长王鸡亚见大势已去，带领残余部队爬上早已准备好的十多条船只．从海上逃跑了。好多来不及上船的敌军官兵，慌忙将枪械丢下大海，然后跳下海中企图游水逃走。我军部队中好多出身于渔民的战士，也跳人海中追赶敌人，用土刺刀刺死一些敌兵，打捞出了敌人投下海的一部分枪支。我军奋战一天，占领了三亚。
  红军攻下三亚后，各族群众在街头摆上桌椅，烧水沏茶，燃放鞭炮，欢迎人民的子弟兵。
  红军东调 敌人反扑
  三亚大捷后，按原计划本应乘胜追歼王鸣亚残部，继续进军崖城。
  但攻占三亚后的第三天，徐成章连接特委发来的三封急信，命令红军回师陵水。传说是党内有人主张红军包围海口、加积等大城市，指责打小城市向下发展是失败主义。于是，红军和农军匆忙往东转移撤返藤桥。
  三亚之战，我们只是把王鸣亚部击溃，其主力并未被消灭，我东路军东调后，他又纠集被打散的部队，扬言要东上藤桥与红军决战。我们回到藤桥后，东路军大队人马东上万宁，留下第一连两个班，由张开泰率领，配合农军保卫崖三区苏维埃政权。
  2月末，王鸣亚率大队人马进犯藤桥，我红军补充连在农军、工人赤卫队配合下，前出竹络岭、林旺坡迎击来犯之敌．打死打伤匪军30余人，将敌击溃。王鸣亚受挫后，恼羞成怒，从羊栏、妙山、桶井、马岭等地集结民团，再次向藤桥进犯。崖县党政领导组织军民给敌以迎头痛击，追敌10余里，在田尾村与敌展开决战。在战斗中红军补充连连长胨保甲腿部受伤分，这时，敌兵不断增多，我军在田尾村久战不利，遂收兵退守藤桥圩。军民连夜挖战壕设置障碍物，竭尽全力保卫红色政权。
  3月初，敌人见强攻不能奏效，就从海陆两路并进，调集2000多人包围了藤桥圩。敌众我寡，突围不易，被困在藤桥的军民，非常焦急。党政领导李茂文、张良栋多次派交通员出去请援军，都没有消息。后来陵水县农军总指挥、黎族奥雅王昭夷派一个火枪手送信来，说：“援军不久就派去。援军打的是白旗，中间有一点黑，你们要仔细看清楚。但过了好几天，仍不见援军来。其实，王昭夷已经心怀鬼胎，和王鸣亚勾搭。
  被困的第6天，敌人用炮火轰击圩南边的闸门。我军民齐心协力，用木板、柴草、沙土、杂物等堵塞闸门。翌日，敌人又用牛车拉着铁炮，准备去轰击西边的闸门，红军战士把炸药装入玻璃瓶做炸弹，把敌人的牛车炸毁。
  王鸣亚见打了几天，都未能进入藤桥圩，就派了反动分子李尊周来喊话。他以自己是李茂文同族兄弟的架势，拉开嗓子叫喊“茂文啊，你的哥哥茂生已被杀死了，你的弟弟茂松也已逮捕，你应该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李茂文一听，怒不可遏，大声斥责说：“李尊周你这只跳蚤，看你还能跳几下，等着我们结束你这条命吧！”李茂文大义凛然的形象，鼓舞着全体军民同仇敌忾，斗志昂扬，坚守阵地。
  军民被困在狭小的圩街内，粮食弹药不断减少，领导同志都很焦急，夜里，党政领导开会，决定派人到陵水，向红军指挥部报告情况，请派援军。在决定人选时，我自告奋勇地要求执行这个任务。
  领导同意了，当即派一个排的红军，护送我和一个战士越过东边闸门，涉水过河。我们一路小跑，不敢停歇，于第二天早上6时到达陵水县。红军指挥部听了我的报告当即派一个排，由政治员王文源率领，同我们一齐回藤桥。我们于当日下午3时赶到圩外的河边，为了虚张声势威吓敌人，我连续大声叫喊：“红军的援兵来啦！”
  附近的敌人昕到喊声慌忙逃走。趁敌慌乱之际，红军立即进圩内。
  由于增加了新的力量，我们就试图出击歼灭敌人。在援军来到的第二天，我们组织红军、农军、赤卫队冲出圩外，但敌人被我一冲而散后，即跑刭山上向我射击。待我收兵回圩后，敌人又下山来，固守在圩的周围，包围圈还是未能打破。
  被围的第10天夜里，李茂文同志又召开紧急会议，还是决定我冲出去请援军。这次我带一个战士于翌日10时到达陵水县。红军指挥部的梁秉枢、刘明夏等领导同志听了我的报告，他们还是未能改变轻敌思想，仍然过低估计藤桥地区敌人的力量，上次派一个排无济于事，这次也派出一个连。我和陈可源连长带着这个连赶到藤桥圩外河边，已是下午四时，我们仍像上次那祥威吓敌人，趁他们慌乱冲入圩内。接着，红军又迅速冲出，以图出其不意地击歼敌人。但敌人退到山上，躲在已挖好的战壕中两我射击，加上天色已暗，新来援军经过长途行军也很疲劳，再打下去也难达到歼敌之目的，只好收兵。夜里，敌人又下山来，四出骚扰，圩内军民被围的困境仍未改变。
  被围的第12天夜里，敌人从四面向藤桥圩攻击，我军发起奋勇抗击。但过10多天的苦战，弹药已经用尽，局势异常险恶，被迫于3月16日晚进行突围。
  虽败犹荣 火种长存
  3月17日早晨，从藤桥撤出的党、政、军民300多人转移到仲田岭，准备在这里安营扎寨。10时，敌人追赶上来，我们临急决定向保亭撤退，大家饿着肚子爬山越岭，于3月19日下午3时到达保亭营。陵水农军指挥部设在这里，农军指挥、黎族奥雅王昭夷出来接待我们，他说：“前几天，就听说你们要来，我做了准备，现在大家很疲劳，先休息，做饭吃。”说着吩咐群众挑粮煮饭。其实，这个叛徒早已蓄谋设置陷阱，但我们还以为他是好人，稀里糊涂地往里跳。
  22日，我们整顿队伍和清理武器装备，张良栋拿出600块光洋交给王昭夷，请他派人去购买子弹。王昭夷听说我们已经没有子弹，心里异常高兴，他早已打主意搞垮红军队伍，哪能愿意帮助去买弹药呢！他装着笑脸说：“这里离藤桥和陵水都100多里，又是山区，敌人是不敢轻易来的，买子弹的事不着急，我们搭5个灶熬盐制火药，弹药问题就解决了”。他还说一通“准备反攻藤桥”的大话以麻痹我们的干部。
  26日午后，王昭夷设宴招待我们党、政、军领导干部李茂文、张良栋、陈可源等人。下午3时左右，忽然枪声大作，我感到情况有变，慌忙跟着群众往地上跑。晚上，王昭夷领着1000多黎人持枪带着猎狗搜山。当时，我躲在草丛里，四处都是王昭夷的人，无处可逃。被捕后敌人端着刺刀逼我脱掉帽子，剥光衣补。我愤慨地对他们说：“你们这帮人，怎么连块遮羞布都不给我。”一个50多岁的黎人看了我一眼，丢给我一条薄短裤。我被押进一间砖墙房子，和许多被抓来的群众关在一起。为了不让敌人认出我的身份，我故意把自己搞得蓬头垢面，准备蒙混过敌人逃出去。后来，发现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赤卫队员，我细声跟他交谈起来，他给了我件旧上衣。第二天早上，黎人送来两箩干饭，守门的人忙着去盛饭，我趁机走到门外拿起一顶竹笠戴上，提起一根扁担，装成挑夫的样子，逃离了这座房子。到了野外，我拼命地向东跑，于第3天到达陵水县红军指挥部。以后张开泰和几个人也跑来了。据他们讲，李茂文、张良栋、陈可源等同志在赴宴途中，遭伏击身亡，从藤桥来的300多人，被抓去70多人遭枪杀了，其余人员都被打散。我们休息了几天后，被分配到红军部队工作，张开泰任七连副连长兼一排长，我任连党代表。
  藤桥起义的队伍虽然被打散了，但撒下的火种是永远扑不灭的。1929年3月，张开泰奉命回藤桥附近的仲田岭，建立起革命根据地。抗战期间，仲田岭成为抗日斗争的重要游击基地，解放战争中，仲田岭根据地与五指山中心根据地连成一片，迎来了全琼解放的伟大胜利。
  （王植三同志是文昌市人，1927年同张开泰等同志到藤桥参加革命活动，1928年3月后离开藤桥。）
  红军到达藤桥之后
  王文源
  1927年12月中旬，徐成章指挥东路工农革命军解放陵水新村港后，1928年，1月继续向崖县的藤桥进军。这时，崖县藤桥地区的党组织已率领当地武装夺取了国民党藤桥警察署。但商团有五十余支枪尚未缴获，我军正在此时赶到藤桥，配合当地武装围缴商团所有武器。同时，徐成章布置进行没收反动资本家的商业财产，有数间是文昌、琼东和乐会反动资本家的商店，我们派人进行拍卖，大约价钱只有十分之五之六折，来购货的人很多。我们出卖货架上的货物大半之后，又找出藏在暗房中的大量货物。一直拍卖了五天，大约收款一万多光洋。我当时是到宏盛号商店当临时售货员的。徐成章说：“革命的成败，经济工作是重要的，特委需要用钱，故要大量筹借钱银”。徐成章到陵水后，就布置抓经济工作，除在陵水抓经济工作之外，又派人将乐会和万宁两县的帆船组织起来，大量运输货物供应乐万解放区。货物种类繁多，但最主要的还是食盐，它占多数，咸鱼、木材和日用品，布匹之类也不少。到藤桥后则物资更多。经委是乐四区调来的同志负责。以后又组织数艘帆船运大量木材和藤类土产到北海出卖，曹舜生是到北海去负责销售的，但后来被北海的反动官僚拐骗全部木材和土产品。
  当时我们有不少较好的枪支，但是子弹来源少，长期战斗会发生困难。徐成章为长期打算，主张搞白刃战，同敌人拼刺刀，因我军勇敢，拼刺刀是对付敌人的好办法，他找来铁匠造刺刀，搞了十多天，做到每支枪都配上刺刀。同时把藤桥的武装组成一个连，编为补充连，连长是加积仲恺农工学校毕业生陈保甲，排长有张开泰等人。该连人数同我们三个连一样，都是一百三十多人。同时把全市广大民众和青年分别组成各种组织，进行宣传和对敌斗争活动。
  徐成章对于肃反工作抓得很紧，当时将一些较大的反动派和巫婆之类都作了处理。
  我们的队伍纪律严明。杨善集开始组织军队时，就做出志愿参加和填志愿书才能入队的规定，故每个人参军时一定要填志愿书，内容其中有一条是不吸烟不喝酒。刘明夏在藤桥期间带几名驳壳枪队员用公款大吃大喝，并花了五十元买一匹骏马来骑，群众反映很不好，后来徐成章告诉党总支负责人召集全体党员大会讨论这个问题，批评了刘明夏，但他不接受，后来将情况报特委，特委撤了刘明夏的副指挥员职务。
  在藤桥驻防二十天后，就攻打三亚之敌王鸣亚。部队先经洪李村，该村是文昌县移民，全说文昌话，有农军组织经常与敌人作斗争，故村之周围设有防御工事，人村路口设有荷兰炮防守。农民赤卫队是经常性的武装组织。我军在这个村活动两天后，行军到大茅村宿营。徐成章事先派人与各村黎族首领联络，故所到之处都有村首领带人来接洽。到罗蓬村受到特别热情欢迎，杀牛款待我们。在该村住二天才向半岭、布匹村前进。布匹村是黎族首领亚豪的家乡，离三亚街大约有三十里，亚豪的胞兄亚光原来领导该区民众抵抗王鸣亚的压迫，经常与王鸣亚军队械斗，后被王鸣亚杀害了，故该地区民众对王鸣亚有深仇大恨。这时亚豪是该地区的首领，自然对我们热情迎接和款待。由他组织起来的黎民武装约五六百人同我军一起作战，特别他是本地人，对三亚街三亚港的敌情比较清楚。由于他的合作，所以徐成章对敌情的了解心中有数，临战指挥自如。
  一天早晨，部队向三亚街进军，走三十多里到达三亚街的东北面约六百米的坡地，此地是敌防线，军队就停了下来。徐成章命令第二连向南边通到三亚街的海边沙滩上阻击敌人的援军，又命令第一连开进三亚村（马来亚民族的住地）等待市区东北面战斗打得激烈时，敌人朝市东北方向集结后，才在该村举火焚烧敌人工事（用刺围的木栅）而攻进市内。当时第三连连长冯建农有病由我指挥该连参加战斗。徐成章命令我派出驳壳枪排准备追击敌人，他命令黎民药枪队散开向敌进攻，敌人看见这支队伍就从工事内向外射击，药枪队就大量打枪，但是药枪射程不远，敌人看出是黎民药枪队伍，立刻打开刺门冲出五六十人追上来。这时徐成章亲自率领驳壳枪排，绕道从左边防线到敌军刺门附近，才从敌后冲出去。驳壳枪冲锋利害，敌人见之生畏。徐成章把那股敌人赶到东北面山地，才返来命我派出第二排去追击敌人，不让敌人返回市内。他又命令我率第三排向该市西北段攻击，在我们攻击高潮时，敌人力量集中到市的北段，他们的工事坚固，握有战壕，我们攻不下，只是佯攻。这时第一连在三亚村举火焚烧敌人的刺围木栅，攻进市内了。第一连从敌人的左边追击，敌人朝右后从海边路逃跑，第一连在街上抓到数名俘虏。战斗结束后，在马来亚人村集合，喝水休息。下午约三时，部队开始向三亚港进军。距敌军战壕防线千米，我军分三路前进，第一连朝右边海滩前进，第二连朝左面靠海峡方向前进，第三连在中间路前进，散开的军号一响，全部队伍一字形散开。听到吹跃进号，全军一字形跃进和立定，每次跃进约百多米，经过三个跃进后，指挥部又吹起冲锋号，队伍距敌约百米，就发起冲锋，敌军跑得快，我军追到市的最南端时敌人已从小船搭成的浮桥逃过海，并将小船拉到对岸，登上大船开出大海。但在我军左侧之敌有少数被我三连在市南阻住退路，敌人走投无路，全部将枪支子弹丢在海里而游水逃跑，正好遇到我军第
  二连。该连的同志全是琼东县人，多数是海边渔民子弟善游水，同志们游水追上敌人，而用在藤桥市制造的五寸小刀将敌人一个个刺死。同时在海中打捞起敌人丢下的枪弹。敌军逃上船后，在海中用荷兰炮向我们陆上炮击，这种炮用秤锤做弹丸，打炮时弹丸从空中飞来，速度很慢，可以看见去向，易于躲避，所以敌人不断地打炮，我们还是稳定情绪对付他们。
  当时三亚港经济已相当发达，市里有三层楼房，其中布置的家具很侈华，多是洋家具。商店很多是大资本家经营的。奢侈品很多，如洋酒罐头等等，多是官僚人物的用品，三亚当时是经常有运输盐船往来的地方，因而商业发达，货物很多，物质丰富。这也是王呜亚军阀所赖以生存的基础，正当我们想方设法继续消灭敌人的时候，徐成章接到陈垂斌转来特委三封信命令回师陵水。徐成章召开排级以上干部会议，他说：“特委来三封急信命令我军回师陵水，来不及向崖县县城进军，把王鸣亚的力量肃清，未把黄流西界一带的力量组织起来，将来是后患的，但这是党的决定，不能不执行，所以我们只能忍痛回师。”这样部队就撤离三亚了。当天行军回到洪李村宿营。部队回藤桥市，徐成章布置留守藤桥市的工作。留下补充连守卫藤桥，由陈可源负责，他是黄埔第三期学员，可缺少经验。徐成章还指示要到定安、屯昌或西昌等一带购买土硝制火药，以充实我军的弹药，增强战斗力。后来冯建农又督促县委同志办这件事，但是当时县的领导对这项工作抓得不得力，以致造成后来王鸣亚进攻藤桥时，我方因缺乏弹药而失败。
  分界市战斗结束后，我被调回特委。特委研究决定成立攻崖指挥部，派部队到三亚港去消灭王鸣亚，特委领导王文明找我谈话，分配我到攻崖指挥部去任党团书记，指派王昭夷任攻崖指挥，谢育才任参谋长。我和谢育才赶赴藤桥，路过新村港时遇到刘明夏，他是在藤桥市被王鸣亚围困之后冲出来住在新村港的。他详细地将藤桥敌我情况告诉我们。陵水县委派出武装，护送我们冲出敌军的防线到达藤桥市。
  这时大约是1928年2月底，当时藤桥市被敌围困，王鸣亚实力强，除了他自己的部队一个连（原是接受邓本殷军阀编成的队伍）外，他用金钱到处招集少数民族力量，同时向临高渔民购买了许多荷兰炮，人多武器好。王鸣亚还捞到我们一笔款。我方五艘运输船在海上给特委运输货物与敌人相遇，由于冯娥群不懂指挥，把船开往下风，敌军向我攻击，船开往沙滩上搁浅，被敌人缴获价值二万多元的货物。
  我和谢育才达藤桥时，我军已在藤桥市内周围全面筑好守卫工事。工事是木桩围起来加上刺篱，木桩栅后深挖壕沟掩体。这样准备不算差，只要有武器和充足的弹药，敌人是不易攻克的。我军当时有第一连、第四连和补充连，这些武装是经过长期训练和打过仗的，是能战胜敌人的。我们打三亚街、三亚港时就与这些敌人较量过，他们抵不住我们冲锋。敌人在外围筑起工事、设据点。他们以市东西角的关公庙作为一个据点，在市之西北面利用村庄中坚固的房屋加强工事作为另一个据点，在市之东北面也设一个据点。我们到达该市的当天，市的军事领导同志命令我们指挥王尧领导的第一连和第四连出去包围市外围的敌人。我们从北门冲击，敌人全部退缩在工事里进行抵抗。我军因弹药缺乏，火力不足，无法攻人敌人工事，结果还是收军守防。
  我们进市后坚持守卫了十多天，但是后方没有援军。敌人企图采取围困的方法来消灭我们，为防止我们向东突围，在东溪河岸筑起工事来包围我们，这样我们要向东突围也是困难了。当时在市内的武装除三个步兵连外，还有地方农军和市内组织起来的火药枪队，人数约五百余人，也有帆船上用的荷兰炮多门，就是缺乏火药。
  藤桥市物产丰富，有农场、糖厂等生产单位，又有大量的猪牛等家畜。每天的伙食很好，中午还有玉米粥等食品。陈可源是全军的指挥员，我为副指挥员，我们日夜作战，在市北门战壕中抵抗敌人的攻击，坚守十多天后，困难日增，而敌人则天天增兵。我们在屋顶侦察了解敌情，我军撤退前一天，王尧要求派他冲出敌围到陵水请求援兵，但据了解在后方已没有步兵力量，只有土药枪队伍。第二天敌军向我发起进攻，在北街剌门的壕沟中没有红军（因没有子弹、红军也无能为力）而多是新组织起来的藤桥市工人武装药枪队，火药不多，火力很弱，在我固守的地方有两门炮，但也只有炮筒中的火药，没有预备火药。上午约十时敌人利用牛车装备荔枝硬厚木板作为掩体，车内载人和装爆破物，向我防卫门口攻来。我们的步枪药枪破坏不了它们，敌人进攻近防卫工事约十米处时，我们首先点燃一门小炮，但因装炮药的外行，装进的生铁弹丸比火药多，点燃后火花从点燃口喷出来，火力小发射不出去，不起作用。敌人攻到门口，我们点燃了另一门较大的荷兰炮，炮声巨响，打翻敌人进攻的牛车工具，但木板厚，伤害不了敌人，只把敌人吓跑。
  陈可源在东南左右街凸出的房屋中指挥同志们守卫，也是遇到敌人猛攻，敌人主攻是在他们方面。敌人从海上增兵，用重金雇佣临高船民带来大量的荷兰炮，用荷兰炮摧毁我们守卫的房屋，同志伤亡不少，这时陈可源指挥用厚木板垫筑工事坚持战斗。在这危急关头幸好敌人的荷兰炮装弹失误，炮筒爆炸，敌人炸得死的死伤的伤而才停止对我们攻击。
  经这天的恶战后，我们看来是难于坚守下去了，于是召开领导干部会议，决定突围。夜里八时开始撤退，谢育才领导第一连当前卫冲出去了，接着是市民和药枪队伍，由于人数较多，刚出市门就被敌人截击，全部退回市里。本来我是负责指挥第四连跟在市民后面掩护全体撤退的，但市民已拥挤在前，我们冲不出去，故没有火力掩护。补充连是负责最后破坏重要物资不让落到敌人手里的，但他们撤退心急，不到时间就开始行动，因而火光冲天全市大亮，引起大乱。我又率领四连朝东南面的侧门冲出敌围．但门上有大锁，有些人从工事的侧栅口爬出去，行动慢，我找到工具把锁撬开，在前头领队，下令他们跟上来，但我是临时指挥的，同志们对我的声音不熟悉，故没有服从指挥。除了我身边十多位同志外，在后面的全部跑散了，我只好带着他们朝西，敌人不防守的方向冲出去。过溪时敌人向对岸射击，我腿部中了弹片，但伤势不严重，能行动带领队伍从西北敌人据点旁边渡过溪，因敌据点周围没有布置阻击力量，本来已经脱离了危险区，但是其中有些同志不了解情况，听到市区枪声大响时，他们乱散了，最后只有几个人随我退到洪李村。
  当夜在洪李村聚集了百多人，都是从藤桥市冲出来的，其中有崖县委正、副书记李茂文、张良栋，补充连指挥陈可源。大家研究撤退方向，决定退到保亭营去。天亮后我们已退到北边山上，在山上又收拾了部分从藤桥撤出的同志，这时红军共有八十多人，各地和洪李村土药枪队约一百八十多人，还有洪李村的民众二百余人，由熟悉地形、山势的同志作向导。我们将武装组织好，有战斗力的走在前头。从早晨一直走到下午四时，才到达保亭营的溪南岸，首先派人与王昭夷联系，开始他不让我们进营，经一段时间的交涉后才让我们进入保亭营。王昭夷当时生病，一切由他叔父王勋负责主持。保亭营只有一个像碉堡一样的砖筑物体，面积大约有四平方米，外面看是方形的平顶，其中详情不清楚。有两条自南朝北和自东朝西的街道，全是汉族小商人盖的草房，总共不过三、四十家，很像一般的农村。我们的领导是崖县县委书记李茂文，副书记张良栋，红军和武装人员由陈可源指挥，我任副指挥，红军有八十余人编成一个连，张开泰任连长，黎国炳任党代表，土药枪也编成队伍。
  我们到保亭营后，派员到陵水报告陈垂斌，第三天，他派他的胞兄陈文光到保亭营传达指示，要王昭夷负责指挥我们的武装和王本身的武装反攻藤桥。当时我们对陈文光说：“王勋态度不善，同时我们自己武装人员不多，弹药全无，王昭夷一个连也没有战斗力，而且王鸣亚力量强大，反攻是有困难的，文光感到也是个问题，思想犹豫，态度不决。他同王昭夷联系，王邀请他和我们的干部第二天到王昭夷家设宴。对这一问题，我们是有考虑的，经过李、张、王和我们讨论研究后才决定，他们四人于第二天上午十时赴宴王昭夷家，我在总部掌握队伍。李茂文等四位同志上午赴宴至下午四时尚未见回来，不久张开泰连长对我说：“听说王鸣亚从藤桥派三十多名驳壳枪队到‘三邦’王昭夷家来了”。这说明事变正在发生了，我指示张开泰立刻返连部组织好队伍，我先到冯建农处请示。建农是云南讲武党第十六期毕业生，他有经验，我想请教于他，我刚提出问题，尚未详谈，此时王昭夷的爪牙王钧也来看建农，他认为王是共产党员，就不考虑我说的敌情，而向王钧公开了问题。王钧说：“昭夷过去同王鸣亚有决裂，不会有叛变行为”。
  这是有意的欺骗。刚说不到十分钟，外面枪声响起来了。我立刻向连部跑去，看见王昭夷部队向我连队射击。我们没有抵抗力，而朝西街跑散，我追不上队伍。我过不了溪，在我身边只有崖县团委书记杨善廷（杨善集从弟）和两名藤桥的工人同志，但我们四人都没有武器。黎民也从四面八方截捕我们。这时我们只好朝溪之南岸逃，而逃到山里时，山外面全被黎人包围了，逃不出去，只好潜入丛林中隐蔽，等待天黑才爬上树上观察星斗，认定方向便从东北向逃走。可是我们一走出山外，就被黎民埋伏截击，二名工人同志不顾一切冲了过去，我和杨善廷在后面被截住而返回原地回旋。
  天亮时，看见十名被敌人打散的同志也正在山中跑，不久，黎民枪队从四面包围过来，将我们抓起来。我们分析黎民枪队中的老人心理，认为老人是比较善良的，便求救于一位老人，说我们都是藤桥市的工人。结果他把我们几个人带回家中藏起来，家妇忙给我们做饭，我们也估计第二天要被送到保亭营登记，又恳求他允许我们休息一二天才送去，他答应了。过二天他说送我们去保亭营，我们跟他一起去，但不是送去保亭营，而是送到西南风溪对岸的
  一个村中。我们刚进村，就看见符学汉领着我方被捕的三十多名武装人员在操场上训练。我们碰上了符学清（符学汉的哥哥），他又指派一名排长送我们去保亭营登记，经过多方设法辗转，才摆脱虎口，于1928年4月返到白水桑村特委驻地向王文明等党的领导报告藤桥革命受挫的情况。
  （此文是从王文源同志的长篇回忆录有关部分摘抄整理的）
  不灭之火
  林克泽
  1928年冬，各路红军都被冲散了，几个主要领导人相继牺牲，县以下的党组织几乎都瘫痪了。琼崖的革命正处在一个紧要关头。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琼崖特委通知，各地的同志利用各种关系找职业作掩护，以不同的方式隐蔽下来。
  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从琼山来到感恩的，我住在我的一个摆小杂货摊的堂姐家里，虽然一时避开了敌人的追捕，但心里十分焦急，总盼望着能早日和党取得联系，投入新的战斗。
  不久，我在新村坳遇到了从万宁来的林秀泰同志，接着又碰上了原琼山县委秘书陈明盈同志，后来又陆继同符经龙、张光禄、张光壁等同志会了面。我们几个凑到一起商议，决定成立感恩临时特别支部。在支部会上，大家要选我当支部书记，我提出这担子还是让有经验的陈明盈同志担当为好，但大家认为我已经学会了缝衣，有职业作掩护，工作起来比较方便，结果还是选了我。支部成立后，我们立即开展工作。有的同志会看病，便以草药医生的身份四处活动；有的装作收旧银、卖糖糕的小贩，走村串户。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我们同一些青年学生交上了朋友，同附近农村的农民群众也有了密切的联系。虽然我们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但群众对我们很有好感，在这期间，我们曾同国民党县政府进行了一次尖锐的斗争，事情是这样的。
  感恩新村坳有一个“地头蛇”名叫许宗保，这家伙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常到我堂姐夫摆的小杂货摊敲榨勒索，我和林秀泰住在那里，每每抵制他。这家伙怀恨在心，勾结国民党县长韩汉英，派来十几个兵丁，把小杂货摊抢了个精光，还把林秀泰抓到县政府。那天，我因有事不在那里。
  事情发生后，我们在农村动员了不少群众，大家联名写信，要求放人。我们还请地方开明人士麦建猷、王吉三前往县政府交涉。但县政府不动于衷，这一下把大伙激怒了，纷纷拿刀拿枪，要把人抢回来。一百多群众呐喊着拥到感恩城墙前，吓得国民党县政府的大小官员们抱头鼠窜。我们冲进县城，打开监狱，放出了20多个所谓的刑事犯，但林秀泰同志被杀害了。我们含泪掩埋好他的尸体，回到甫上村，准备等国民党县政府官员返回时伏击他们。但一连埋伏了几天，不见他们的踪影。后来，我们从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感恩共匪进攻县城，韩汉英县长率部安全撤到海口”。原来，他们被吓得远远地溜走了。
  这次斗争使当地农民大大地出了一口气，我们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后来，我们考虑到没有与上级组织接上关系，100多人的队伍目标太大，难以长久维持下去，便决定让这支农民武装暂时分散，以后视情况再集中。随后，支部决定派我到崖县莺歌海去找党组织。
  1929年，我来到莺歌海，几经周折，才把我们的情况通过老关系转到陵崖县委。
  1930年初，县委书记王伯伦同志派蒙传良来莺歌海找到我，宣布县委关于正式成立莺歌海支部的决定，指示我们着手恢复崖城、保平、港门、水南、红塘等地的党组织，加强同沿海地区党组织的联系。县委还指示我们，要抓紧领导渔民斗争，注意吸收先进分子入党，不断扩大我们的影响。
  随着崖西各地党组织的不断恢复，县委又决定成立崖西区委，还成立了以陈文光、陈世德为首的游击队。区委决定抢劫崖城监狱，夺取枪支打游击。
  1931年大年初一，崖城的敌人正在寻欢作乐，我们开始行动了。狱中的同志锯断脚镣，挖开墙脚，除一个同志因瘸重不能走动外，其余的同志都安全越狱了。这些同志分为两路，一路由李福海带来莺歌海找我；另一路由吴鸿运带到红塘找王毓桂同志联系，再从六盘港去往仲田苏区。后来，我们以种种方法弄到一批枪支，我们的队伍不断扩大。
  在这段时期内，我们也受了“左”倾路线的影响，为配合武装行动，我们让沿海一带的各支部在“五一”时印出“扩大红军”、“保卫苏区”、“打倒帝国主义”等标语传单，到墟集农村散发。这些行动震动了敌人，但也暴露了自己，敌人从此更加注意我们的活动。
  1931年秋，抱由黎村一个很有名的恶霸地主被我们抓到了，我们罚他交出十万光洋六支驳壳枪。那家伙很狡猾，他假装答应给两万光洋和两支驳壳抢，但磨磨蹭蹭的故意拖时间，结果被王鸣亚打听消息，派出大队人马来包围我们。我们在夜里突围撤走，但那个恶霸地主却趁机跑掉了。在敌人的追击下，区委决定我和陈明盈、吴秉明等同志成一路，不带武器撤往望楼港；陈文光、陈世德、陈忠等另成一路，带着武器撤到丹村、佛罗，以尖峰岭下的金鸡岭为立足之点，进行游击活动。
  1932年7月，国民党军陈汉光部来琼疯狂地进攻苏区，仲田的红军也被打散了。县委通知我和林诗耀同志（县委巡视员）到仲田苏区寻找被打散的同志，然后下崖西。县委书记王克礼已牺牲，剩下的伺志三三两两地分散隐蔽在各个山头。我们找了约一个星期才找到林鸿蛟（即林豪）同志，大家一起到新村港渔村同县委委员张开泰见了面。我们几个研究决定：由我和林鸿蛟把收拢起来的四十三名红军战士带回崖西，同陈文光、陈世德的游击队会合；张开泰，林诗耀和王国栋留下，恢复英州、仲田、六峒、七峒等区的工作。十月，我们回到崖西。区委于十二月正式宣布成立琼崖工农红军崖西红五连，陈文光为连长，陈世德为副连长，林鸿蛟为指导员。红旗又重新在金鸡岭上高高飘扬（编者：崖西红五连应是陵崖县委组建，时间1933年春）。
  崖西红五连成立不久，区委就接到情报，说是王鸣亚的走私船停在望楼港海边。区委立即命令我和连长、副连长带队前往突袭，并让在望楼港儋州村的第三排及望楼港支部的部分党员配合行动。
  我们在头一天晚上到达望楼港，第二天埋伏在草屋里，准备等天黑后动手，我们的武器不多，只有两支驳壳枪和十多支长枪，其余的都是短刀。下午五点多钟，潮水快涨上来了，我们一声呐喊，出其不意地冲到王鸣亚的走私船上。船上的敌人有14支七九步枪，2支左轮枪，还有6门铜炮，但船长不知上岸干啥去了，除一人反抗外，其余的都慌忙举手投降。我们打开船仓一看，里面有四五十箱鸦片，还有200光洋和一些陶瓷，大家高兴极了。我们对船上的兵丁宣布，愿意参加红军的留下，不愿参加的可以回家，每人发给五元作路费。这些人多数有家，表示要走，我们当即打发他们走了。望楼港的许多群众对此不解，纷纷跑上船来问我：“阿泽哥，怎么把他们放走了？”我向他们解释了党的政策，随后启航返回。
  这次袭击是十分成功的，不料，在返回途中却差点吃了一个大亏。那天，我们在海上抓到了恶霸吴多堂的一个堂兄。夜里，他逃跑了，引来了陈汉光和王鸣亚的兵丁。幸亏我们一发现那家伙逃跑就做了应战的准备。天快亮时，敌人分几路包围了丹村港。敌人在远处打枪，我们以船上甲板、沙包作依托，等他们冲近了就集中火力打排枪。第一排枪打死了三个敌人。这一下，敌人不敢再往前冲了，躲得远远的同我们对打。我们展开了政治攻势，放开喉咙，又喊又叫又唱歌。不知是真的被我们打动了，还是他们怕死，那些当兵的都不放枪了，当官的威迫他们，他们也只是胡乱放枪应付。这样一直对峙到下午三点多钟，丹村的群众和我们的二排长带的队伍赶来了，他们从背后打击敌人，我们也趁机冲下船去，敌人赶紧撤走了。
  后来，敌人采取步步为营的方法进行严密封锁，加紧控制山区。我们的处境越来越困难，粮食没有了，食盐也没有了，更困难的是同上级中断了联系。
  1933年春，我派李福省同志经乐东到五指山找特委，但因敌人封锁得太严，通不过去，没能找到，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我们决定化整为零，分散隐蔽斗争。大约在9月间，原来从陵崖跟我来的43名红军战士，有14人跟一排长回六峒，在那里开展游击哉；有20多人到感恩新村，租了一个盐田当盐工；家在莺歌海、望楼港的同志则回去当渔民或种地；我们几个干部也分别找职业作掩护。
  几个月后，个别人开始悲观动摇了。有的人携枪自首，有的人跑到南洋。为了迅速改变这种局面，我抓紧找上级党。1934年初，张开泰、林诗耀、林鸿蛟回琼山找特委，原来留在盐田的同志由林诗润、王国良率领，携带枪支回陵水六峒，我继续留在新村坳同各县委党组织沟通联系。
  同年夏初，琼崖特委派符明经、李汉、王业熹、冯安全四位同志来到南区，张光壁同志从昌江新街带王业熹同志来感恩新村找到我。特委指示我们筹备成立南区临时特委，以尖峰岭为根据地，迅速恢复儋县、昌江、感恩、崖县、陵水等县的工作。
  大约在五月，南区临时特委在儋县白马井正式成立，书记是符明经，组织部长是李汉，宣传部长是王业熹、冯安全和我都是委员。我仍进行秘密活动，很快就把儋县、昌江、感恩、崖县、陵水等县的工作恢复起来了。
  1935年8月1日，党中央发表了《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随后，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的红军陆续到达陕北。消息传来，我们欢欣鼓舞。特委派我到南区各县委传达贯彻《八一宣言》，组织武装力量抗日。我先后到儋县光村、峨曼、白马井、海头、昌江、感恩各支部进行传达。在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革命的火种终于燃烧成漫天烈火。
  我在陵崖经历的一些回忆
  林诗耀
  1932年秋，我从特委机要工作岗位上调来陵崖县委参加常委，并传达肃反工作。当时凌崖县委已与特委失去联系，白伦同志已上调。我来陵崖前夕，冯白驹同志对我交待任务：“一是到陵崖县委传达中央的肃反工作；二是参加陵崖县委。”来的路线是特委指定的，派两个人护送我，一个是连长王贻超，一个是排长，他的名字我现在已记不起来了，我们三人是从海路来的。从北营港的新村下船，第二夜穿过中原，第三夜穿过六连岭，睡在海边一个小村里，然后用二十光银租一只小船预定在张开泰的家乡上岸。可是我们上岸后发现地方不对，只好向山上走，上山后发现敌人，同时发现两具尸体，经查看分析判断是自己同志的尸体。为了不让敌人发现，我们暂时在山里隐蔽。后来看见两个黎族农民在山上采藤，就向他们讲明我们的身份，要他们带去找红军，他们就带我到仲田岭根据地，见列了张开泰、林鸿蛟、王克礼等同志。王克礼同志是书记，林鸿蚊同志是秘书，张开泰同志是常委，廖仕英同志是团委书记，陈贤存同志是陵崖苏维埃主席，当时的根据地有一个小供销店，售些简单的日用品。如：刀、镰、盐等。
  关于肃反问题。1932年初，从特委开始，先抓冯勋等几人。过后约有一个月时间，特委才调我到陵崖县委，以巡视员身份了解陵崖情况。我到陵崖县委后，就传达肃反指示。当时活抓了两个人，一个是团委书记廖××，一个是陈××，（注：陈××是我和张开泰同志在陵水英州一个村里扣留的），接着还扣留了廖仕英的爱人娜娇。并杀死廖××和陈××。有人说，当时的海南肃反杀了五百多人。可是当时全海南只有九个县委，即琼东县委、乐会县委、万宁县委、陵崖县委、琼山县委、文昌县委、澄迈县委、临高县委、定安县委，每个县委只有几个人，九个县委总共才几十人，把这九个县的县委委员全部杀光也没有五百人。当时海南肃反扩大化，搞迫、供、信，杀错了一些人，这是事实，也是比较痛心的，但有些同志偏偏抓住肃反问题不放。这次开会前，有许多同志要我讲一讲肃反问题，因为我以前在特委做过机要工作，比较了解这个问题。
  王平同志写了一个回忆录，印成小册子发给海南。据我所知的是，我在特委当机要员的时候，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在福建打败了蔡廷锴的部队，从缴获敌人的文件中，发现我们内部有AB团组织，这些文件也转来海南。当时我们是用饭汤与碘酒作为秘密涂写的原料。去年，陈求光同志叫莫逊同志的爱人叫我去找他说有事找我。我去找求光同志后，他就拿一本笔记本给我看，说邓子恢同志讲，当时没有AB团，许多地方已平反了。我说，不管他是谁，他的地位有多高，他都不能说服我，因为我是做过机要工作的。中央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后，缴获到敌人的文件并转来海南，这些文件我当时看过，况且党中央的党史大事记至目前为止都没有否定肃反工作，省的党史大事记也没有否定，他一个人怎么能否定呢？在海南召开的军史座谈会上，听人这么一讲，就一风吹起来，但也有许多同志不同意这样说这件事，我问过王平同志。他以前为此事曾请示过冯白驹同志，假如有人提出肃反问题来，应如何回答？冯白驹同志当时作了回答：“如果是他们的亲属提出来，可以平反，并做为烈属来对待，以后查出其事实后再取消其烈属待遇。”
  我来陵崖县委后，传达肃反工作，详细过程是这样的，但蕃姚同志说，1931年肃反每个县委都杀人。编写海南财经史大事记时，我去过陵水几次，都没有听过这件事，为什么说1931年海南肃反每个县委都杀人呢？海南肃反工作是1932年开始的，哪是1931年呢？说什么首先是从陵西、陵南、陵北、陵东，如果时间记不准的话，在那里杀人我还是可以记得清楚的。我去陵崖时还没有区，哪有这么多人被杀呢？一个排与我们县委驻在仲田岭，另外两个排驻在大里小妹村，当时全连有多少人我已记不清，大概有六十人左右。王克礼同志是牺牲在大里小妹村里。本来是张开泰同志出发去大里的，但当时我说，还是让克礼同志去吧！克礼同志是公私兼顾的，因为克礼同志的爱人是在大里村后方商店里工作。克礼同志当夜到大里，曾宪成挑拨说什么是共产党杀黄振仕，煽动少数民族群众仇恨共产党。黄振仕是黎族干部，1926年时的陵水县委书记。大里小妹这个民族村的头人黄大忠，便勾结驻陵水的国民党陈汉光部队，内应外合，在拂晓前包围了大里小妹村，听说王克礼同志是冲出去后中弹牺牲的。但《大事记》中说大里小妹事件死伤了多少人，我当时没有参加，所以不否定，也不肯定。但王贻超连长是负伤后被捕到陵水县城才英勇就义的。
  大里小妹事件发生后，县委派人从六弓深入大里小妹附近寻找被打散的人员。当时我也去，接连寻找了三夜才找到了十几人回到了六弓，然后回仲田岭。不久，陈汉光又包围了仲田岭根据地，我们被围困五天没有饭吃只好吃树果、山竹籽充饥。吃了山竹籽就拉肚子，生活相当艰苦。陈汉光部队在围剿根据地的同时，实行移民并村的政策，把仲田岭附近的少数民族村庄，迁离仲田岭，企图困死我们。敌人在围剿过程中，提出五杀：参共军者杀、投共者杀、见共不报者杀、济共者杀、藏共者杀。虽然敌人采取了毒辣的手段来对付群众，可是仲田岭周围的群众还是积极支持革命、支持我们的。他们从土地革命时期、抗战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都是这样，对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
  由于敌人的围剿和封锁，我和张开泰同志研究，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县委主张暂时离开仲田岭根据地搬去莺歌海。因为莺歌海、昌感那边的敌人力量较薄弱，加以崖西有几股地方力量如陈垂斌，还有姓罗的，与王鸣亚相矛盾，王鸣亚的活动只到梅山，不敢到西边去，所以决定搬到崖西去，因此县委决定我先下去联系林克泽同志。我离开仲田岭是由交通员黄初乙带路的。第一夜行到六盘，第二夜行到三亚，住在三亚飞机场对面的岭上，第三夜到红塘，并经崖城、梅山到达莺歌海找林克泽同志。林克泽同志当时是莺歌海的党支部书记。然后我们三人一起返仲田岭，到崖城时，找到了林克泽同志的哥哥林克辉，在吴秉明那里住过一夜，几天后才到仲田岭。从仲田岭搬去莺歌海，分二批走。总共有多少人迁离我现在记不清了，但林克泽、林豪同志是第一批走的，我和张开泰同志布置工作后第二批才走。总共到莺歌海的人数，包括路上收集的十几人和仲田岭工作人员，才三十多人，枪支二十几支。王克礼同志牺牲后，张开泰同志和我还作为县委领导人存在。因此我们撤退到莺歌海后，曾以县委的名义召开会议，林克泽同志也参加。为了便于打击敌人，开展活动，会议决定将从仲田岭撤到莺歌海的人员以及莺歌海、新村、黑山村的人员集中起来，组成一个连，全连大概四、五十人，由陈文光、陈世德和林豪带领，据点在金鸡岭。这就是当时在莺歌海组成一个连的情况。崖县《大事记》上写上级决定张开泰同志为书记，根本没有这回事，当时县委已与特委失去联系，哪有上级来任命张开泰同志为书记呢？
  王克礼同志牺牲前，我们从未到过崖城和莺歌海，当时的活动主要靠林克泽同志。他有个哥哥林克辉在崖城开店，便利于活动，王克礼同志牺牲后，林克泽同志带我们到崖城、保港、保平等地开展活动。当时在保平活动的是何赤、吴金琪。红塘有一个支部，支部书记是吴秉明。崖城有一个支部，保平有一个支部，保平支部书记是何赤。
  我们从仲田岭根据地撤退到莺歌海，住了一段时间，敌人追着围剿，粮食很困难，形势越来越恶化。我们又转移到感恩，那时是春节，为了解决生活，保存力量，我们只能暂时潜伏，在那里租了一块弃了荒的盐田来生产，我和张开泰同志作东家，各出二十五块光洋来购买生产工具。这期间，我和张开泰同志曾到海口、儋州等地寻找特委，但找不到。
  （这一材料是根据1984年3月20日上午召开的崖、乐两县党史座谈会上林诗耀同志的发言录音整理的。）
  二战时期仲田岭根据地的青年工作
  陈保标
  “保亭营惨案”（也称七弓惨案）之后，浴血奋战脱险的陈仔充（红军排长）以及占行城、陈保卿、陈保辉等十多位同志先后潜返仲田岭，摘野果、采野菜、打猎充饥，然后开荒种山稻维持生活，张开泰同志从保亭营负伤脱险到陵水红军指挥部治疗，1928年底返回仲田岭，同岭上的同志会合重新恢复党的工作，从此革命高潮逐渐兴起。从1929年初至1933年春，以仲田岭为根据地的崖县东部至陵水、保亭、乐东毗邻地区的革命搞得有声有色，一派热潮，先后恢复和发展各级党组织，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同时建立武装部队，发展青年、妇女、少锋童子团组织等。中共陵崖县委正值这时诞生。在这期间崖三区的军田、风塘、洪李、番园、庄头、新村、大灶、灶子三牛六、下丈、田尾、仲田、喃头岭、田岸、岭夹等村庄都恢复和建立了党组织。县、区乡都建立青年、妇女、少锋童子团等组织机构。青年工作崖三区是有基础的，早在1927年藤桥起义建立区苏维埃时，就建立了团组织，各村都有团组织，区乡都有团机构，最早负责团工作是李茂文之弟李茂松同志，1927年就负责崖三区的团工作。藤桥起义失败后，团组织机构才同党政机构一样解体。1929年革命重新开展后，同时恢复崖三区社会主义青年团委。区团委设有书记和委员，陈保标任团委书记。委员有：罗中邦、罗中华、王卷颜、黄乐民（大茂）。
  各村都建立团支部，风塘团支书陈维元、番园团支书符文利（符开昌后叛变）、灶子三牛六团支书黄教敬、庄头团支书高章茂、大灶团支书×××、下丈团支书陈育才、仲田团支书黎亚庆、岭夹团支书符志茂、田岸团支书周亚生，全区团员发展到八、九十人。
  团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一、学习文化知识，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宣传革命道理，讲男女平等，并负责散发革命宣传品，经常夜里把传单散发到敌人据点门口，榆林、三亚。二、做好组织发展工作。团支部要求每个团员都要交一、两个知心青年朋友，向他们讲革命道理，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为革命工作，发展他们参加团组织，壮大团队伍，同时还要团结少年儿童发展少锋童子团队伍。三、侦察敌情，沟通情报。要求每个团员平时要深入探听敌人的消息，及时向领导报告，在我们党的工作人员下村活动工作时，团员要负责站岗放哨，平时要在敌人附近据点的高树上盯哨，观察敌人的动静。四、挑选思想好，身体好的男女青年参军或当赤卫队。仅是崖县东部地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有一百多人参加军队。五、负责挑粮、运送生活物资。在敌人严密封锁的情况下，青年妇主往往采取箩筐底装粮食、表层盖牛粪的方法骗过敌检查站，把粮妥善送到仲田岭根据地。六、平时进行操练。组织青年、少锋童子团列队操练、军训，这一活动搞得比较活跃。1932年1月中共陵崖县委在仲田岭根据地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会期检阅崖三区少锋童团队伍，以充实代表会精神。当天有200多名少锋童子团员队列整齐进行操练，接受检阅，同时组织青年和党政干部进行排球比赛，演白话剧。还组织群众1000多人从仲田岭游行示威到军田、风塘、洪李等村庄，大长了革命威风，震慑了敌人的气焰。
  在青年工作中，我们通过一些女青年做工作获得不少敌情。我们了解一些女青年与敌人队伍中当兵的有恋爱关系，就进一步加强做这些女青年的工作，教育她们提高思想觉悟，靠拢革命组织。有的表现很积极，被吸收人团，有的当积极分子。他们提高了觉悟，就积极去做对方的思想工作，有的从对方获得敌情，有的提高了对方的思想觉悟，弃暗投明，携带武器弹药投奔革命组织。1929年风塘村女青年陈亚梅，被土豪恶霸蒙庆贵的儿子蒙燕安看中想娶为老婆。蒙燕安是龙江保甲团中的一个小头目，我们就加紧做陈亚梅的工作，要她和蒙燕安以谈恋爱为名拉关系。有一次（11月份）陈亚梅从蒙燕安的口中得知某天龙江保甲团兵要上藤桥市，亚梅立即将情报报告我方组织，我们派武装伏击，消灭了敌人，缴获了一些武器。
  另一件是藤桥市的女青年王玉莲，原来和保甲兵黄荣益谈恋爱，后来经过教育启发，王玉莲思想进步，工作积极被吸收当团员。然后我们通过王玉莲去做黄荣益的思想工作，慑于恋爱的吸引力，黄荣益思想扭转，愿意弃暗投明，同时黄荣益又打通了另一位保甲兵林道华的思想，二人各带一支七九步枪二百发子弹投靠我方。不久黄荣益在椰子园的战斗中不幸阵亡。
  军田交通联络站
  王传录
  藤桥起义失利后，革命遭受到严重摧残，革命处于低潮。1929年初，根据琼崖特委的指示，张开泰同志返回仲田岭恢复党的组织，恢复革命工作。当时存在三个困难：第一是粮食、日用品等物资困难：第二是联系接头、传递情报困难；第三是经过敌人摧残后，群众心有余悸，发动群众工作困难。为了克服困难，开展工作，建立仲团岭革命根据地，张开泰同志亲自下到与仲田岭相距有五公里远的军田村，布置我在这里建立一个交通联络站。
  这个联络站的任务，一是联系、接头、带送革命同志上仲田岭革命根据地，使革命同志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不断扩大革命队伍。首先是接头联系工作，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藤桥革命失败后，组织解体，人员死的死，散的散，革命斗争处于潜伏状态。重新恢复的组织进行秘密活动，不了解同志的情况下落，同志也找不到组织，因此把队伍组织起来，这是非常迫切的任务。为了搞好这一工作，第一个方法是假装做货郎担下村叫卖，进行广泛接触使同志们找到组织。例如，开始张开泰同志派谢文山同志来到我家里接头，我安排谢文山同志做糖果挑下村去叫卖，并对谢文山同志讲：你卖糖果时若见到你认识的革命同志就介绍来我家。1929年某月，谢文山同志介绍林鸿蛟同志来到我家，我将林鸿蛟同志的情况向张开泰同志报告，张开泰同志问我：这人叫什么名？为什么到这里来，我讲：他叫林鸿蛟，接不上革命队伍需要找到队伍，因此到这里。张开泰同志听后就叫我带林鸿蛟同志上仲由岭。第二个方法是：若有陌生人找到组织，要设法让张并泰同志偷偷看过批准了才带上仲田岭。那时候张开泰同志布置建站时就对我讲过：凡是你认识的革命同志找组织你就带上仲田岭，你一时不认识的人，就要设法带到别的地方让我看过才准带上仲田岭。一次，有一名叫高球的同志，假装拿一个金钱铜锣来卖，查问张开泰同志生否？我没有认识他便假意说：已“死”了。他又说：听说还活呢？我讲：你查张开泰同志做乜①？他说：我与张开泰同志过去是同志，一起做过革命等等。我去问张开泰同志是有这回事，我才敢带高球同志上仲田岭。第三个方法是：经有联系的交通联络站介绍来的革命同志我就带上仲田岭。如，一九二九年×月，琼海符致雄同志经土福湾交通联络负责人李仕刚同志介绍来我家过一夜，第二天天朦朦亮我就带符致雄同志上仲田岭。这样，经过这个交通联络站取得组织联系的就有七位同志，与这个站有密切联系的交通联络站，有陵水熬盘岭高土扛牛交通联络（当时是林诗润同志负责，他是藤桥镇岭头坡村人，共产党员）、土福湾交通联络站（李仕刚负责）、仕榴站（叶亚山负责）等。
  二是发动群众组织运送粮食、物资上仲田岭支持岭上的革命同志。革命低潮，敌人封锁控制非常严密，张开泰同志回来恢复工作，开始生活特别困难，粮盐醋酱、日用品皆缺乏，只能靠地下组织发动群众一点一滴的支持，后来情况才慢慢好转过来。抗战时期，很多米谷咸鱼都放在我家。有一次，我组织田岸村、喃头岭村的群众把几百公斤鱼米，送交黎亚吉同志（民兵中队长）转上仲田岭上支持革命同志。
  三是做传递情报工作。主要是了解敌人的动态，打击敌人。开始恢复工作，我们几乎没有武器，只有设法从敌人手中把武器夺过来武装自己，才能够更好地消灭敌人壮大自己，因此通过情报消灭敌人是个有效办法。1929年5月某日，国民党龙江反动民团副团长黄仕坚带十几名兵去藤桥市，我发现后马上传递这一情报，张开泰同志就布置武装在坝量上近白头田的地方埋伏袭击，
  缴获十几支枪，黄仕坚被当场击毙。
  我是这个站的负责人，联系点有时在我家里。我全家革命，我的父亲王启录支持革命被藤桥保甲团抓去，后求人担保才释放出来；我的妻子李金莲也支持革命，革命需要她去买纸她就去买纸，需要她去买布她就去买布，需要她送粮上仲田岭她就去送粮上仲田岭，她经常为这个交通联络站操心奔忙。
  敌人经常来摧残我的家。有一次，我发动群众挑粮去仲田村，日本汉奸周行昌通风报讯。挑粮的群众返村时，日军跟下村来，我预料可能要出事，果然不出所料，那天夜里日军就来包围我的家，抄家烧屋，第二天又来抢走我家一头牛。那时我冒着生命危险走上仲田岭避难，后来才回田岸村找周亚丰等同志，采取更加隐蔽的方法坚持斗争，坚持做交通联络站的工作，一直到1946年“北撤”时为止。
  找党
  林诗耀
  1932年8月，敌人向琼崖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在反“围剿”作战中，红军独立师主力遭受严重损失，琼崖革命陷入了十分艰难的困境。
  我们仲田苏区的三十名红军战士、地方党政同志，历尽艰难险阻，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线，跋涉100多公里，到达莺歌海地区，按照陵崖县委的决定，于1933年初成立了琼崖工农红军崖西红五连，由陈文光任连长，陈世德任副连长，林鸿蛟（林豪）任指导员，在莺歌海一带坚持斗争。
  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鲜血的崖县反动县长王鸣亚得知我们在莺歌海地区活动后，又率敌兵气势汹汹地扑来。我们从红军反“围剿”失败中吸取了血的教训，在敌人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不能把部队拼光拼完。为了保存这支弱小韵队伍，我们决定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去，待机再重整旗鼓。于是，大约有一个排回到六弓、仲田一带，还有一些同志暂时回家去当农民或渔民。张开泰、林鸿蛟和我则带领十多人由林克泽同志带路，到感恩新村坳潜伏下来。
  我们到达新村坳后，通过林克泽的亲戚打听到有一家准备出卖荒芜了的盐田，我便设法借了二十五块光洋，买来水车和晒盐的工具，租下盐田，一起晒盐的营生。在盐田不远处有一座破庙，我们便以破庙为家，把带来的枪支弹药涂上牛油，用布片、麻袋等包好，埋在盐田附近的高坡上，只留下我和张开泰随身带的两支驳壳枪，以防不测。
  我们虽然有了落脚谋生的地方，但晒盐的生活是很苦的。那时经济萧条，盐价很低，晒盐所得的钱实在难于糊口，一个月难得吃上一顿米饭，顿顿是盐巴送蕃薯稀饭。好在我们还能靠海吃海，隔三五天去赶海，抓些狗母鱼、小螃蟹来改善生活。当时，尽管革命处于低潮，到处是白色恐怖，但同志们心中时刻惦记着党，坚信黑暗过去就会出现曙光，共产党和红军是消灭不了的。同志们自己动手制笛子、二胡，空闲时就吹拉起来，唱琼剧小调，给艰苦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乐趣。
  为了找到党组织，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派人到各地去。感恩、昌江一带盛产瓜子，我和张开泰曾先后以做瓜子生意为掩护，到新街、四更一带去打听，但始终没有得到党组织的消息。
  烈火炼真金。在艰难的考验中，有的人意志更加坚强，也有个别人动摇了。有一天，我和张开泰到新街去找党组织，二排长陈天贵和二个班长串通气，偷走我们藏在破庙顶上的两支驳壳枪出逃了。我和张开泰回来后，立刻和林豪、林克泽等人一起研究防范措施，认为不能再呆在新村坳搞盐田了，必须立即分散隐蔽。决定由林诗润带领部分同志重回六弓，另一部分同志则到感恩各地去自寻职业，我和张开泰北上琼山、海口找党组织。
  我们北上是沿着海岸线走的。为了避开敌人的封锁线，我们尽量选择那些最难走、最隐蔽的小路，而且经常是利用夜晚或雨天行人少的机会赶路。一路上，我们东躲西藏，随机应变，混过了警察、暗探的多次盘问，历尽千辛万苦，到达海口市，然后，又秘密地潜回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在大革命时期是红色区域，有不少人参加了革命，我和张开泰觉得在这里找党兴许有希望。但是，在白色恐怖下，这里的危性更大。为了防止被敌人认出，我俩不敢露面，只能让家人亲友四处代为打听。那时候，党的活动早已转入地下，我们找了近一个月，还是没有音讯。没有办法，张开泰只好返回感恩去向大家报告情况，我则以南洋客的身份去公开露面寻找。找了一段时间，还是找不到。我不死心，又经亲戚介绍，到海口二庙小学去当教师，以教书作掩护继续寻找。后来，我打听到，雷州半岛的徐闻一带有在1927年大屠杀时逃亡到那里的吴必兴、陈瑞敏等党员，便又怀着一线希望渡海去寻访。谁知，经历了无数艰险之后，还是失望而归。一次又一次地寻找，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但我们始终没有心灰意冷，始终坚信：琼崖党组织一定还在坚持着斗争，我们一定会回到党的怀抱。
  后来，和党组织接上关系的林克泽同志带给我一封特委的信件。我捧着特委的信，热泪盈眶，许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我们什么都不怕了！我们满怀信心地又去迎接新的战斗。
  崖县抗日初期革命斗争片断
  陈国风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全中国的每个角落。那时候，日寇的铁蹄正践踏着中华的国土，每个不甘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都纷纷起来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崖县中学党支部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恢复起来的。参加党支部的成员有林吉进、陈亲芬和我三人（我为支部书记）。我们以党支部为核心，紧密地团结广大青年学生（如陈成尧、黎秀基、郑联云、陈运辉、蔡衍模等）在中共崖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发动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为了动员全县人民参加抗日斗争，崖中党支部在县委的领导和林庆墀同志（当时的崖中教师）的直接指导下，成立抗日救国后援会，组织抗日宣传队，浩浩荡荡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团结抗战”等抗日口号和高唱革命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刀歌》等，深入城乡开展大规模的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如进行口头宣传，张贴抗日标语、漫画，还表演街头剧、琼剧、话剧等。宣传队所到之处，都深受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大大地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日本侵略者的义愤，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
  随着抗日救国运动的广泛深人，崖中和其他小学都陆续办起了平民夜校，参加夜校学习的有崖中、东关、崖城、起辰、起元等附近崖中的工人农民。学习内容主要是学习文化知识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学员不用交学费，讲义由学校发给，教师是陈成尧、郑联云、陈运辉和我担任。工人、农民学习情绪很高，男女老少，都纷纷要求入学参加学习。
  1938年，在林庆墀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我们发动群众向破坏团结抗战的老讼棍、大土豪黄鼎芬与贪官污吏韩灼华（国民党崖县法院检察官）展开斗争，斗争的结果获得胜利，韩灼华被斗倒了，黄鼎芬也被国民党当局扣押到海口监禁在琼崖守备司令部里。此外，在崖中举办《青年文艺》刊物。这是不定期油印刊物，主编为当时崖中教师林绍伦（林系留日学生，思想进步，日寇侵琼后，到昌感参加我军搞宣传工作，曾编写《汪精卫的剖解》一书，寄了一本给我，并要求我到他那里同他搞文艺工作，不幸他在一次突围的战斗中光荣牺牲）。为适应抗日形势和青年学生的需要，我们在崖中办起了一间书报推销站。推销《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共产党宣言》、《论游击战》、《论持久战》、《二万五千里长征》、《大众哲学》、《世界知识》等进步书报。这些进步书报一到，就被学生抢购一空，许多青年学生如饥似渴地学习。还组织青年学生读书会，讨论会，演讲会等，交流学习心得，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激发革命热情，鼓舞青年学生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许多同学就是通过这样的学习，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8年10月下旬，日军攻陷广州，海南形势紧张，国民党最高当局琼崖守备司令王毅和国民党琼崖行政专员吴道南，害怕日寇，不发一弹就逃往内地去了。而崖县国民党县长何定之也因贪生怕死，在日军未到之前，就逃之天天，因此，在全县人民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共崖县委就毅然地担起了领导全县人民抗日斗争的重任。为了开展崖四区的工作，县委决定派我到四区去开展工作（崖四区是我的故乡）。临走之前，中共崖县委书记叶云夫亲自找我到陈英才同志的家里谈话（陈英才也参加），交待几项任务：一、迅速联系林吉进、陈亲芬等同志成立四区工委，指派我任区工委书记；二、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和抗日群众组织；三、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注意争取上层社会中的进步势力，对那些同情与支持抗日的人要多同他们接触，争取和团结他们；四、四区是党的空白点，那里没有组织基础，国民党统治势力雄厚，日军侵琼后情况将更复杂，因此，工作要秘密谨慎，不可暴露身份，以免被敌人破坏；五、注意敌情加强与县委联系，经常向县委汇报工作情况。接着陈英才（县委组织部长）勉励我说：“中心任务和工作重点是建立区工委和发展党的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四区是空白点，你们到那里后，要勇敢地高举党的火炬把全区的革命烈火燃起来，任务是伟大而艰巨的，要积极工作，努力战斗”。我也对县委领导表示说，我决不辜负党的期望，为了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一定努力完成党所赋予的任务。就这样，我就带着党交给的重任回到四区。
  我一到了四区，就马不停蹄地找到林吉进和陈亲芬二位同志（二人都是崖中时的党员）在林吉进的家里开会，我传达县委指示，正式成立四区工委，分工我为区工委书记，陈亲芬（后叛变投敌，任国民党游击队机三连庶务长）为组织委员，林吉进为宣传委员。区工委建起来后，如何开展工作及如何进行对敌斗争，对于这个问题，区工委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研究：一方面认为，四区全是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反动势力统治势力严重，没有群众基础，开展工作阻力大，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一定很多，特别是1939年的春节前夕。日军包围乐罗村，野蛮地开枪屠杀无辜人民，造成伤亡二百多人的流血事件，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四区大地，人心惶惶不安，这是困难的方面。另一方面是应该看到广大人民群众都不甘愿做亡国奴，迫切要求抗日救国，同时，全国正处在国共合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形势下，这是有利于我们开展工作的方面。大家认清形势，统一认识，增强信心，抓紧有利条件，积极进行地下活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传团结抗日统一战线，宣传游击战、持久战、等等，并针对群众存在的“恐日病”和“抗战必败”的悲观心理，大讲抗战必胜的道理，联系实际，宣传八路军在平型关进行全国抗战中，第一次对敌作战，给日军以严重打击，歼灭了敌军精锐部队板坦师团一个旅的胜利消息和琼崖独立队在潭口与日军作战，打击日军气焰的振奋人心的消息。这大大鼓舞群众的抗日情绪，提高群众抗日信心和决心，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投降就是灭亡，坚持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宣传活动的同时，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和抗日群众组织。1939年底，在乐罗村第一个发展陈德清（陈明纲），继而发展颜世鸿、颜海光、颜绍贯等一批进步青年入党，成立了乐罗村第一个党支部，陈德清任支部书记；在球尾灶方面由林吉进发展了林吉鼎、林志超等同志入党，建立球尾灶党支部，林吉进任支部书记，还扩大到抱岁村，发展了王正成参加党；在望楼港方面，当时虽还没有建立党组织，但群众条件好，就在这里建立了一条从梅山（县委驻地）——望楼港——莺歌海——昌感（临委驻地）的交通联络线。（冯开学同志的家是我们与县委接头及工作人员来往的交通接待站，通过这条联络线及时向上级汇报情况和接受上级党委指示进行对敌斗争）
  各种抗日群众组织也在党的领导下，先后在乐罗、望楼港、球尾灶等村发展起来了，有力地开展对敌斗争。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加紧对沦陷区人民的统治，实行十户联保的保甲制度，强迫群众领取“顺民证”，许多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宁死不领“顺民证”，表现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气节，坚持与敌人斗争到底。
  日军侵琼后，在经济上进行大量掠夺，日本国内的大小公司都象潮水般涌到琼岛上来（如日本株式会社、三井公司、三菱公司等）。对国民政府的国币则严令禁用，不准流通，强行使用日币，造成通货澎涨，物价高涨，使广大人民经济上遭到损失。对此，区工委经过研究，由我同国民党崖四区区长陈恩绶等人商议，以政府名义发表维持国币告全区人民书，（经县委同意，由我负责起草告人民书）有力地打击日币，维持国币，开展对敌斗争。
  日敌为了建筑九所堡垒和修通九所至黄流的公路，以封锁和控制我们活动，便于全面统治四区人民。修建碉堡和公路，除水泥钢筋由日军自备外，所需砖石、木料等都强行征用，把一些庙宇和人民的墓碑等都拆除去，甚至把群众的门扇、床板和能以充作工事的木料等，都掠夺使用，因而引起群众生活困难和愤恨。筑堡修路的大批民工，初期是围村抓丁去干活，后来强征民工自带工具和粮食。在盛夏的季节里，年老有病的人，因体力不支，倒地死亡的事件时有所闻。我们发动群众采取磨洋工的办法应付敌人，当日军征派民工时，布置一些小孩子和年老的人渗杂其间，干活时，在敌人面前假装积极干，敌人不在面前就消极少干或不干，以此消磨时日，拖延完成筑路时间及降低质量直接地破坏敌人工事。球尾灶民工在敌人修建花塘沟桥梁时，把一些质量不好的木料去架桥，致使敌军用汽车行驶不到一个星期，桥就塌坏了。
  1940年，在县委领导下，建立抗日中队，这支部队总共八十多支枪。枪支是搜集民间富户及莺歌海大船商（如梁安邦、梁安国两兄弟等）的枪支和利用陈曼夫的枪支组成的（陈曼夫乃国共合作时崖县抗日游击副指挥，他与王鸭亚有矛盾，为我利用）。抗日中队队长为陈世德（党员），副中队长孙珠江（党员），政指员陈国风（党员），军事教练陈俄双，第一分队（即小队）长李大和（党员），第二分队长王亚明，第三分队长周关仁。当时，四区主要的任务是：动员青年参军，从望楼港、球尾灶、老郑村等村庄发动男女青年三十多名参加部队，群众抗日情绪高涨，有父母送子女的，有兄弟夫妻同上前线的，还发动群众献捐现金、衣服、被褥、药品等物资支援抗日部队。而当时的国民党崖县县长、游击指挥王鸣亚这个反共老手，他觉得共产党有了这支抗日部队后，就会阻碍他勾结日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于是先发制人，披着国共合作的假面具，命令这支部队拉进抱善，设计吃掉。本来这支抗日部队成立后，是可以“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积极抗日，逐渐扩大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但是，由于县委错误地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认为当时全国正处于国共两党合作团结抗战的形势，对军饷、粮食给养、枪支子弹的补充和衣服药品等物资，自有国民政府供应。把一切希望完全寄托于国民党，幻想国民党杀人魔王——王鸣亚和我们合作共同抗战。于是就将这支部队受编为王呜亚领导下的崖县游击队第一大队第四中队，并接受王鸣亚的命令，把这支部队拉进抱善去（中王鸣亚的圈套了），因战士们水土不服，营养不足，医药缺乏，大多数的战士都病倒了，情绪低落。同时，野心家陈俄双、王良贤等人已暗中与王鸣亚勾结，分化了内部一些人（如第二分队长王亚明等）。王鸣亚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先是假以开会为名，一方面通知陈世德、李大和、周关仁等几位领导同志往指挥部开会，陈等到达指挥部即被拘押；另方面则派军队包围我部队并缴械，接着宣布解除陈世德中队长职务，另外委令陈俄双任该中队长。至此，我党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这支抗日部队，葬送了，造成革命的重大损失，这是在崖县党的历史上应该深刻记取的严重教训。而陈世德等同志事后也得获释，返回莺海、岭头、双沟一带地方继续发动群众进行抗战，不久，他在双沟与敌军的一次突围战斗中不幸牺牲，此是后话。当我在凤头村与林庆墀、何赤等同志闻知事变的消息后（在我到达部队的当天就去凤头村看望他们，才幸免被王鸣亚拘押）立即赶回部队，查明情况，随即离开抱善到梅山向县委汇报，县委仍决定我回四区继续领导工作。
  抱善事变后，形势日趋恶化，国民党反动派与汉奸、日军三位一体互相勾结，加紧对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军队进攻，大肆破坏我地下组织，到处搜捕我地下工作人员。国民党反动区长陈恩绶又派特务潘在才跟踪监视着我的行动。他们勾结汉奸，带领日军搜捕我和林吉进同志。汉奸林绳勋作恶多端，民愤极大。有一次正逢他的生日，亲朋都到他家向他祝寿，他请客大排筵席，大吃大喝，我们侦察到这个消息后，当夜我和陈世德、周关仁三人埋伏在下洋田，准备夜间到他家把他除掉，可是，这个老狐狸精很狡猾，他白天在家，晚上到九所躲进“乌龟洞”里（日军据点），不然，那晚就葬掉他的狗命。
  抗日战争时期的梅山乡
  孙松君
  1939年2月，日寇占领了海南岛，倾刻间，天空乌云密布，日寇实行“三光”政策，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海南人民更遭受着侵略者的蹂躏。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到处奔走呼号，组织群众抗日救国。这时，共产党员叶云夫、黎茂萱、何绍尧、何应圣（何赤）等同志先后来到了崖县梅山乡，点燃起抗日斗争的火种，从此，梅山乡人民的抗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起来。梅山乡的青年是抗日斗争的主要力量，特别是革命的知识青年和劳动农民出身的知识青年，他们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党的宣传教育下，并经过抗日斗争的锻炼和考验，1939至1940年，孙珠江（毓水）、孙维青（家维）、孙已任（家仁）、孙有和、孙松君（家文）、孙惠公（家姚）、吴东、胡亚安等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梅山乡党支部也于1939年5、6月间建立起来。在建党的一、二年内，孙珠江、孙维青、孙松君等同志都先后担任过梅山乡党支部书记。
  梅山乡党支部的建立，开辟了梅山乡抗日斗争的新局面，它是梅山乡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斗争的核心力量，为了充分地发动群众开展人民抗日战争，梅山乡党支部开展广泛深人的抗日宣传，采取办读书会、识字班、读报组和故事会等多种形式，把广大的青年、妇女和儿童都吸引到党支部的周围。当时，梅山乡的各个自然村里的读书声、歌声，经常在清静的夜空回荡。直至今天。“火火火！是日本强盗放的火！血血血！是中国人民流的血！”以及《大刀进行曲》、《义勇进行曲》等歌曲，仍为梅山乡广大人民所熟悉。
  梅山乡党支部建立后不久，梅山乡的青抗会、妇抗会和儿童团等群众抗日团体也相继地建立起来了。孙鹤林（有光）、蔡达夫（大成）等人先后担任过青抗会主任。孙有察、孙亚九等人先后担任过妇抗会主任。孙家道、孙家浩、孙家安、林永康等人先后担任过儿童团长。
  1939年7、8月间，在梅山党支部的直接领导下，青抗会成员十多人，进行了破坏日寇交通桥梁和电线杆的活动，烧毁了从崖城直达九所的抱佗溪桥，又砍掉从东盐灶到新庄村长达十多公里的电线杆。这一破坏行动，使敌人心惊胆丧，惶惶不安。日寇满以为日本皇军锐不可挡，中国人在日本大兵压境下就会乖乖就范，想不到一夜之间中国人就把大日本皇军三座大桥、十多公里长的电线杆彻底摧毁。他们在惊慌之余，出动大兵，大举进行搜捕和扫荡，最后一无所获，只得狼狈而返，并且用了将近半个月时间，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把桥梁和电线杆修好。
  为了领导群众开展伟大的抗日斗争，驻在梅山的中共崖县县委和崖一区委积极领导并协助梅山乡党支部，利用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到农村去收集枪支，在东盐灶、保平、港门、西盐灶等地收集到枪支二十多支。但由于当时粮食、医药、弹药等方面的困难，无法立即组成抗日武装，崖县县委认为当时还存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企望崖县国民党县长王鸣亚能给予支持，帮助解决经费、弹药等问题。结果上王鸣亚先组队改编后给予接济的勾当。1940年王鸣亚则以改编为名，将我抗日武装吞并掉了。这一历史事件，说明了当时以叶云夫为核心的崖县县委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还不能正确地贯彻独立自主的原则。同时，也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
  日寇、汉奸，以及国民党顽固派对梅山人民刚刚开展起来的抗日斗争既惊慌失措，又深恶痛绝。
  1940年春，日寇、汉奸共同配合，以大兵包围梅西、梅联（角头），搜捕我青抗会成员、革命群众数十人。青抗会成员陈虞、林永球、孙有林、孙令生等人被敌军抓去，这些同志在狱中与敌人作坚决斗争，备受日寇、汉奸的严刑拷打，但他们英勇不屈。孙有林、孙令生被杀害在崖城日寇司令部。陈虞、林永球等人被送去日寇三亚司令部，他俩顽强斗争，后越狱逃脱。之后，日寇、汉奸不断地到梅东、长山围村抓人，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日寇大举清剿的恶劣环境下，大都在后岭扎营。1942年5、6月，在一次日寇对梅山大包围中，黎茂萱同志牺牲了。日寇、汉奸还采用新花招，乔装在夜间出没，时常到孙维青、孙珠江家窥探，企图捉拿梅山乡抗日骨干。但我们的同志已察觉到敌人的破坏活动，识破敌人的阴谋，及时采取了有效的行动，才使抗日的骨干力量免遭重大的损失。在这同时，驻在山脚村的国民党四区署，也经常派兵到梅山地区进行各式各样的破坏活动，他们和日寇汉奸是同出一气的。为了镇压梅山人民的抗日斗争，穷凶极恶的日寇，从1940年开始，在梅东的牛头岭、梅西的高土峰，1941年又在长山村的白土园先后建立了三个碉堡，对梅山实行铁桶般的包围、封锁和搜查，并利用汉奸刺探我情报，梅山乡人民的抗日斗争经受艰苦的考验。
  为了坚决打击敌人的破坏行动，我们展开了锄奸斗争，1940年7、8月，正当国民党伪四区署派兵到梅联、梅西进行破坏时，梅山乡党支部与莺歌海的陈世德、陈大和等同志共同配合，对前来进行破坏活动的敌人实行突然袭击，除了一名逃脱外，其余都被我消灭。接着，又把梅东的反动地主分子、国民党崖县游击指挥部参谋孙毓甫除掉。这个反动分子以家居梅山之便，经常测探我内部情报，在梅山地区挑拨离间，妄图分化我内部的革命组织，并与敌人串通一气，进行各种破坏活动。1941年3、4月，我们又把长山村的汉奸黎亚四和他的老婆，及其儿子黎光选除掉。这几个坏家伙，原来是美国神甫扶植起来的基叔教徒，美国神甫曾经送他们进府城的基督教学校。日寇占领海南后，他们则充当日本汉奸，到处散布中国必亡论，并同日寇精心策划镇压梅山人民的革命斗争，密报我梅山地区工作人员活动情况，带领日寇捉走长山村青抗会成员李正统等人。1941年5、6月间，我们又把从怀卷迁居新庄的汉奸孙恢尧除掉。1942年秋，又除掉了保平村的两个坏家伙，一个是国民党伪区长周天章，一个是地主恶霸汉奸周佩武，他们反共、反人民，以反共起家，又以反共出名。在这期间，从东灶、港门、崖城等地秘密派来梅山地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的敌人汉奸，大部分都被我们除掉了。
  1942年，在崖县县委和崖城党组织的共同配合下，我们除掉了大名鼎鼎的崖县伪维持会长、大汉奸黄鼎芬，这家伙住在日寇司令部——崖城中学，凭借日军保护，自以为是固如金汤安如泰山了，但终究也逃不脱人民惩罚。1943年，我们又清除了梅山内部的汉奸周太辉。他勾敌通匪，以做生意为名，暗中将我内部的活动情况报告敌伪，死心塌地甘当敌伪走卒。
  清除了这一批民族败类，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为开展抗日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团结梅山乡各阶级、阶层人民共同抗日，梅山乡抗日民主政权于1942年6、7月间成立，第一任乡长是中共党员孙惠公，副乡长是民主人士黎光宗和孙家琪。乡抗日民主政权在建政上真正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三制”的民主建政原则，乡长由民主选举产生，这些乡长都是乡村中享有较高威信的代表人物，深受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为了发展抗日斗争的大好形势，梅山乡抗日民主政权在党的领导下，采取了各种有效的革命措施来发展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可能争取更多的人特别是较有影响的社会上层人物加人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里来。在梅山地区，最有威望的上层人物是孙家达，他是满清时代的老秀才，曾当过国民党海南行政公署的咨议，他对我党虽然不是很同情，但是还有点抗日思想。他家居梅山，亲身体会到我党积极领导梅山人民，与人民同甘共苦，共赴国难，为群众所爱戴。经过我们的教育，孙家达老先生心有所向，在抗战中还能保持中立，给了我们行动上的很多便利。孙毓滋、孙毓芬是梅山乡的名医，也是有一定威信的社会上层人物，我们与他们经常联系，共商国事，尊重他们的意见，争取他们抗日，发挥他们在抗战中的作用，他们曾经为我革命工作人员治病。同时，对于其他地区的民主人士我们也尽可能地做了争取工作。龙鼻村的唐宗海，原是崖县国民党区分部书记，黎族中的“奥雅”，我们就利用多方面的社会关系和他取得联系，对他讲明大义，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的方针和政策，取得他对我党的信任和支持。1941年当我第三支队东征，路过龙鼻村时，他发动群众煮饭送水，支援我们的部队，后来他也加人了中国共产党。港门村的麦上桐，东灶村的陈启元和林钟炳也在我们的争取下同情抗日，并交出自己的枪支支持梅山人民的抗日斗争。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对推动和开展梅山人民的抗日斗争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为了适应斗争新形势的需要，我们于1942年下半年开始组建民兵组织。以青抗会、妇抗会的青年为骨干，很快成立了一支强有力的民兵队伍，以自然村为单位成立小队，乡成立中队，人数有七八十人，后来发展到一百多人。我们的民兵组织是不脱产的，边生产，边打仗，孙太治、蔡大清、孙有义、孙家参、吴东等同志都先后当过乡民兵中队队长。
  梅山乡的民兵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队伍，它担负着侦察敌情，反敌除奸，放哨巡逻，防私辑私，配合部队作战等任务。1942年三更村韦石开为长山附近白土园据点的日寇带路，对我抗日民主村庄特别是长山村进行烧杀抢劫，梅山乡民兵则多次给予他们以迎头痛击，民兵中队长孙有义就是在反击战中光荣牺牲的，叛徒韦石开也被我民兵击毙。高土峰敌据点有个当日寇翻译的汉奸经常下乡勒索群众，调戏妇女，我民兵闻讯后，不久也将他送上了西天。梅山乡处于敌人四面包围的情况下，我们的部队和工作人员能够得以在敌人的鼻底下自由行动，全靠我们的民兵、青抗会、妇抗会和儿童团的共同配合。梅山乡党支部和民主政府经常教育人民，教育共产党员、青抗、妇抗、儿童团成员不要忘记自己的子弟兵，提高对支前工作意义的认识，做好支前工作，因此，梅山人民始终把支前工作当作自己最光荣的职责。1941年6、7月间，正当以张开泰为首的第三支队从白沙东调，途经昌江、感恩、崖县等地时，突然在黑眉岭遭到日寇的围袭，激战数日，敌我双方都有重大伤亡，当时，部队的困难是很大的。为了使部队能顺利通过敌占区，我梅山乡的同志遵照崖县县委的指示，积极做好粮食等物资的筹备工作。孙惠公和莺歌海的李大和同志，在敌人严密封锁下到了黑眉岭与部队取得联系，部队路过乐东县境的长溪时，孙惠公同志将自己家在长溪的粮食开仓供应给部队。部队抵达梅山后岭时，梅山人民则全力以赴，把粮食、猪肉、医药、被服，以及炊具等送给部队。部队将要离开梅山时，又派孙松君、吴东、黎秀基等同志携带一些部队急需品赶送给部队。在战争年代里，梅山人民有一个好传统，凡是没收敌伪的财物，先照顾前线，后照顾地方。
  例如1943年，有一次我们没收了奸商、敌奸的几千斤粮食，当时的粮食是十分困难的，但为了前线，宁可自己困难些，也要把这些粮食送到部队去，在梅山人民的长期革命斗争中，类似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数的。长期斗争必须不断地解决兵源问题，梅山乡人民在党支部和民主政府的充分发动下，先后赴前线参军的有六十多人，既有妻送夫的，也有父母送儿女的。梅山乡的妇抗会为支援前线，自己动手纺纱织布，缝衣做鞋送给子弟兵。梅山乡这个不足三千人的地区，在那战争的年代里，就有五十多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4年开展支援前线的“一弹捐献运动”，全乡人民在承受敌人严重摧残的情况下踊跃支前，有些老太婆将自己保存了几十年之久的结婚时用的头簪、耳环、手镯等物捐献出来；有些快要结婚的青抗会、妇抗会的成员，宁可不办嫁妆也要节省钱财支援前线。青抗会成员孙家臣，家庭十分困难，全靠肩挑过日子，开展“一弹”运动那一天，他到青岭上去砍竹子，在回家途中恰好碰到我们的工作同志，他激动地说：“我家臣人穷志不穷，救国人人有责，现将这捆竹子献上，做为支前的礼物，以表我对子弟兵的一点心意，请收下吧”。共产党员在支前工作中，个个以身作则，解囊支前，在“一弹”运动中共捐献了光洋一千多元。
  1944年秋，我琼崖独立队第二支队挺进大队在拔除日寇的望楼港据点的战斗中，以梅山为立脚点，梅山人民给予大力的支援。梅东、梅西、长山的民兵以及青抗、妇抗会成员全部行动起来，投入了战斗，有当向导的，有当担架队的，有做后勤的，有做警戒的。渔村梅联的民兵也将自己的渔船驶到望楼港接应，载运战利品。这次战斗共消灭敌人一个排的兵力，缴获了二十多支步枪，还营救出了被迫来当炮灰的台湾同胞数人。战斗结束后，在梅东后岭开祝捷大会，梅山民兵、青抗会和妇抗会的成员都受到了部队的表扬。
  为了鼓舞士气，以利前线作战，梅山乡党组织和民主政府长期广泛地开展拥军优属活动。以青抗会、妇抗会为核心组织帮耕队，为军烈家属耕种，每逢重大节日都给军烈家属送点礼品，尤其过春节还到军烈属家中拜年。在梅山，拥军优属是一个好传统。
  梅山乡党组织和民主政府，还认真贯彻减租减息的政策，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坚持长期的抗战。以往，地主以地租和高利贷对农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压得农民翻不过身来。
  根据地里实行减租减息后，农民免受地主的剥削，增加了收入，生活得以改善，斗争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在此同时，我们也实行交租交息，以利于团结一切有可能团结的人共同抗日。为保证减租减息政策的顺利实施，我们对无法的地主以应有的惩罚，以保护群众的利益。梅山乡人民从党的政策中体会到党是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的，从而更加信任党。可见，梅山乡人民能够坚持长期的革命斗争，并取得斗争的最后胜利，这和党支部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在那战争的年代里，由于敌人的层层封锁，加之敌我地区的犬牙交错，因此如何开辟交通线路，以保持不间断的上下联系，这显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梅山乡党支部、民主政府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以最大的努力，开辟从梅山到昌感长达一百多公里的交通线。我们选派了青抗会、民兵里较为精干的成员担任了交通员。例如孙光林、麦亚保就是战争年代较出色的交通员。人们称孙光林为“长脚林”，说他脚长走路快，又能吃苦耐劳，风里来，雨里去，又熟悉地形地物，当敌人严密封锁时，他总是能想方设法通过敌人封锁线。在我们开辟的交通线上，交通员是不准穿鞋的，如果一旦给敌人发现了鞋印，那就糟了。可想而知，当一个交通员是很辛苦的，从梅山到昌感地区，大部分要通过敌占区，而陆地交通往往遭到破坏，我们又开辟了海上交通。梅联是渔业村，梅联村的民兵、青抗会成员就是当然的义务交通员。海上交通从梅联直达墩头或感恩岭头，再经陆地与上级联系。
  由于梅山乡人民的坚决抗日，被敌人视为其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则对梅山乡实行长期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妄图阻止梅山人民的革命斗争，消灭梅山的革命力量。然而，梅山人民的革命信念和革命意志是任何反动力量都不能压抑的，为了反封锁，反控制，梅山乡党组织和民主政府积极领导人民进行自力更生，开展生产自救运动。没有盐吃，就用海水制盐；没有火柴，就在煮饭的灶膛埋火，或用较蓬松的木材钻火：没有火药，就用老灶土、老屋土或老庙宇土过滤造硝制火药；没有穿着，就开荒种棉花，自己纺纱织布。在战争年代，梅山人民自织的土布，不但满足了自己的需要，还支援了前线，从梅山参军的同志大多数是穿着家乡的土布衣的。土布衣尽管不是十分美观，却很耐用并适应战争环境。梅山乡人民就是用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的办法打破敌人的严重封锁，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在抗战初期，梅山乡的同志，不论是当乡长的当总支书记的当区委书记的，甚至是参加县委的，大都是用家庭钱，穿家庭衣，吃家庭饭，脱产干革命。谁的家庭有困难，大家就给予支持和帮助，梅山乡人民以公粮军粮的形式年年为革命斗争提供了大量粮食。同时，为了广开经济来源，我们的民兵、青抗会和妇抗会成员都担负着缉私任务，经常在陆地和海上进行巡逻，没收汉奸、奸商非法与日寇南洋兴发公司、三菱、三井株式社等来往交易的财物，或惩办奸伪，没收其财产。昌感崖联合县民主政府的稽征工作队，经常活动在梅山、望楼、莺歌海、墩头、海尾之间，梅山乡的民兵、青抗会和妇抗会成员，给予稽征工作队大力的支持和协助，提供情报，提供缉私工具，并配合行动。特别是渔业村梅联的民兵、青抗会和妇抗会成员，他们对海上情况更为熟悉，有较多的情报来源，他们的贡献是较大的。
  梅山乡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用自己的革命行动，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六盘乡抗日斗争片断
  曹统
  我是抗日战争初期在文昌县东郊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1942年初来红沙我父亲做生意的地方医病，病愈后我经常到六盘、榆林等处走动。跟随父亲近一年时间的生活，接触了许多进步青年，后又和陵崖保乐办事处的王浩、张开泰联系上，被受命在六盘地区开展新区工作。我先后介绍何明（莺海人）、曾文珍、高亚法、吉诗罗（理发工、乐罗人）、陈明发（住榆林做工）等几位思想进步、抗日热忱高的青年入党。1943年六盘乡党支部成立，我任党支部书记，组织委员曾文珍，宣传委员何明。同时，成立六盘乡抗日民主政府，委任李文耀为乡长，占行运当乡文书，刘天和为乡委员兼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1943年夏，刘天和被批准上前线，周成昆从边区学习回来后接任乡抗日救国会主任，负责发动青年抗日救国工作。1944年后我们又发展几名青年入党，六盘乡党员增加到10多人。
  1944年6月李文耀、占行运叛变投敌，我兼任六盘乡乡长，文书由上级派来（姓名忘记了）。这时六盘乡工作受到一定的影响，有的还逃回家。当时，为了广开抗日斗争之路，在各村选定民主保长，第一保长黄中兴、第二保长符文才、第三保长黄亚金、第四保长高亚法。我还在“和利盐田”组织二个盐务小组，组长吴发，共有6名组员专运食盐供应部队，日本投降后全部被调上前线。抗日战争时期六盘乡动员上前线的青年有10多人。
  1944年春起，抗日战争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驻六盘地区博后据点的日军为了保护他们的狗命，在番村圯挖壕沟修筑防御工事，每天都派数名士兵扛机关枪去监视民工做苦役。六盘乡民主政府探悉了情况，向陵崖保乐办事处和驻仲田岭的琼纵第三支队第三大队报告，部队首长收到情报便决定派员前去夺取敌机枪。一天，火红的太阳刚刚从东边升起，我第三大队长李贤祥亲自带领数名战士化装为民工混与大伙一起上工地，趁敌人不备，夺走一挺轻机枪和一支步枪，敌人反应过来后，急起直追。我们向敌投去几颗手榴弹并得到渔民的指引钻进湾艾岭洞。敌人气愤之下进行报复，放火烧毁许多老百姓的房屋，接着又派兵包围湾艾岭。湾艾岭后有个洞通向海面，敌人把守前洞口，渔民悄悄地从后洞送来食物救济受困的同志。数天，我们采取假象蒙混敌人，在甘什岭搭台召开“庆功表彰大去”声称：“李贤祥在六盘夺取日军机关枪胜利脱围”。敌人信为以真，撤离湾艾岭，李贤祥等数名同志在水上渔民的帮助下，胜利脱险，返回仲田岭。
  1944年，琼崖军民粉碎了日军一系列的“蚕食”、“扫荡”，抗日游击战争遍及全琼，形成对敌反包围的战略态势。这时，日军士兵中（特别是台籍士兵）曾出现很大的厌战情绪，于是，我们着手做一些策反工作。1944年2月，我派苏玉香去田独矿区做工，以职业做掩护探察敌情。后来我说服了苏玉香嫁给邱华荣，借此争取更多我台湾同胞投向我方，为抗日效劳。经过邱华荣和苏玉香的艰苦细致的活动后，有十余名台湾同胞被我们争取过来。邱华荣、苏玉香侦察到敌仓库存放有大量弹药，十多名台湾同胞就在一个万籁无声的夜晚，秘密潜人日敌仓库，盗取了子弹十余箱，连夜搬到我乡里来，后由我派员转送去陵崖保乐办事处和三支队。盗取日敌弹药的事暴露了，十多名台湾同胞不能在田独铁矿站住脚，我就把他们送去三支队。解放后，上级党委派邱华荣及十余名湾同胞。去上海学习，后回来海南服务。不久，他们被秘密派回台湾去进行地下活动。
  1945年4月，黎家安（我地下党员）的胞弟，发现在落笔洞附近的岭上有盟军飞行员降落，便来报告高亚法（民主保长），高亚法立即飞报何明（六盘乡党支部委员），高何两个便把盟军飞行员带回，日间躲在防空洞里防止日敌来搜捕，夜间才回屋里来活动。过了几天，由何明和高亚法等几人，将盟军中尉飞行员护送去边区办事处交张开泰主任。在办事处领导和三支队首长的关怀、照顾下，盟军中尉飞行员对我们很有好感，几个月后日本侵略军无条件投降，我们把他送到榆林交美国代表带回国。
  1945年5月间，我在六盘乡建立起一支数十人的后备队，我向张开泰请求把周成昆调回六盘乡任后备队中队长。1946年初，国民党46军进攻仲田岭根据地，我们乡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我派周成昆带领10多名后备队员去找崖乐县府。1946年，因叛徒告密我被敌捕捉，送崖城监狱坐牢一年多，后经我父亲通过关系周旋才被释放。出狱后我没有和组织接上关系，便与父亲住在红沙。不久，我在红沙秘密建立联络站，继续进行革命活动，曾争取到安由国民党炮台副台长云维南（文昌人）投靠我方。
  总之，在日敌统治期间，六盘乡的抗日斗争工作是有声有色的，党组织在发展扩大自身方面或是广泛发动群众抗日救国、动员武装上前线杀敌等方面是不余遗力的，在征收公粮、征收捐税方面，六盘乡民主政府所属各村的民主保长、征收人员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完成任务的，曾多次受上级党组织的表扬。
  （陈作平整理）
  仲田岭民兵中队
  黎亚吉
  仲田岭是革命的老根据地。早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张开泰、林诗润、占行诚等人就住在仲田岭上，先后建立党组织，成立苏维埃政府，驻有党政工作人员和红军、赤卫队共二、三百人。设立操场、开挖战壕、建立排寨以及养牛、种植农作物，革命和生产热气腾腾。仲田村当时也建立了党支部，党员有谭亚桂、蓝德安、符忠法、周亚永，谭亚桂任支部书记。这里的革命贯穿着陵水、保亭和乐东一带。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王鸣亚、陈汉光多次围剿仲田岭并实行移民并村，封锁群众与共产党的联系，迫得仲田岭上的共产党领导机关和军队采取战略转移，暂时撤离仲田岭。仲田村的群众也被王鸣亚烧毁房屋、抢劫耕牛物资没法生活，党支部书记谭亚桂便领十多户人家迁居岭脚塘，这时仲庄岭地区的革命工作暂处于低潮。
  日本鬼子侵琼以后，1942年底，张开泰同志带领驳壳枪班返回仲田岭，重新开展工作。张开泰同志一回到就通知我去会见他，我们看见共产党回来了很高兴。开泰同志首先给我交待了任务：一是找水源，二是盖房子。我接受任务后，找到了水源再发动仲田村、北山村五六十户人砍木料，割茅草在仲田岭上盖起了一批房子，从这时起就在这里建立陵崖保乐办事处，领导崖县、陵水、保亭、乐东四县建党建政，发展基层工作，进行抗日斗争。在仲田岭麓周围（包括仲田村、喃头岭、甘什等村）建立赤峰乡政府领导这一地区开展工作。随着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开泰同志给我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民兵队伍。我把仲田村的三十二庄特别是长山村进行烧杀抢劫，梅山乡民兵则多次给予他们以迎头痛击，民兵中队长孙有义就是在反击战中光荣牺牲的，叛徒韦石开也被我民兵击毙。高土峰敌据点有个当日寇翻译的汉奸经常下乡勒索群众，调戏妇女，我民兵闻讯后，不久也将他送上了西天。梅山乡处于敌人四面包围的情况下，我们的部队和工作人员能够得以在敌人的鼻底下自由行动，全靠我们的民兵、青抗会、妇抗会和儿童团的共同配合。梅山乡党支部和民主政府经常教育人民，教育共产党员、青抗、妇抗、儿童团成员不要忘记自己的子弟兵，提高对支前工作意义的认识，做好支前工作，因此，梅山人民始终把支前工作当作自己最光荣的职责。1941年6、7月间，正当以张开泰为首的第三支队从白沙东调，途经昌江、感恩、崖县等地时，突然在黑眉岭遭到日寇的围袭，激战数日，敌我双方都有重大伤亡，当时，部队的困难是很大的。为了使部队能顺利通过敌占区，我梅山乡的同志遵照崖县县委的指示，积极做好粮食等物资的筹备工作。孙惠公和莺歌海的李大和同志，在敌人严密封锁下到了黑眉岭与部队取得联系，部队路过乐东县境的长溪时，孙惠公同志将自己家在长溪的粮食开仓供应给部队。部队抵达梅山后岭时，梅山人民则全力以赴，把粮食、猪肉、医药、被服，以及炊具等送给部队。部队将要离开梅山时，又派孙松君、吴东、黎秀基等同志携带一些部队急需品赶送给部队。在战争年代里，梅山人民有一个好传统，凡是没收敌伪的财物，先照顾前线，后照顾地方。
  例如1943年，有一次我们没收了奸商、敌奸的几千斤粮食，当时的粮食是十分困难的，但为了前线，宁可自己困难些，也要把这些粮食送到部队去，在梅山人民的长期革命斗争中，类似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数的。长期斗争必须不断地解决兵源问题，梅山乡人民在党支部和民主政府的充分发动下，先后赴前线参军的有六十多人，既有妻送夫的，也有父母送儿女的。梅山乡的妇抗会为支援前线，名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一支民兵中队，每人配备一支粉药枪，上级委任我当中队长。这支民兵中的主要任务：一是运输粮食、鱼、盐等生活日用物资；二是建设仓库藏粮保粮。当时仲田岭根据地收藏粮设四个点：仲田点、喃头点、岭脚塘点、湾应点。仲田点由我直接负责。这里设有十七个仓库分布在山沟里、岭顶上。负责收藏仲田北山、林旺、江前、下丈、打狗坡、大堆、灶子、新村、庄头、大灶、龙江、港尾、田尾、洪村、风塘、军田、番园、石姆龙等村的粮食。喃头点由苏运祥、高亚九负责，收藏南山、海罗、藤桥、那脚、赤田、东翠村、上园、走马园、扁担丘、田岸新村、内蛹、高土、福祥园、甘什等村的粮食。毛岭脚塘和湾应点，分别由谭亚桂、符忠法负责收藏湾坡、草厂、岭脚塘、湾应、青田、石龟等村的粮食。当时筹粮的方法是指派民间富户，同时发动群众自报献粮，有多献多有少献少。
  先由各村保甲长挨家挨户收齐，然后转交我们民兵护送到点。我们的民兵就是经常回旋在各个村庄送粮护粮，保证粮食的安全。
  有一次，二十多人送粮到岭脚塘，日本鬼子发现追来夺粮，被我们民兵竖起红旗组织阻击，把敌人打跑了，保住了粮食。我们所筹的粮都是供应党政工作人员和部队的日常生活，特别是琼崖纵队五总四团、五团经常来往驻仲田岭，所需的粮、盐、菜都是我们负责组织供应的。到解放前夕，我们筹藏的粮食还剩十多万斤，后已全部上缴给部队。
  自己动手纺纱织布，缝衣做鞋送给子弟兵。梅山乡这个不足回忆仲田岭根据地的妇女工作
  韩歧姬
  1942年底，琼崖特委派张开泰同志到陵崖保乐地区，成立陵崖保乐边区办事处，主要立脚点是在仲田岭根据地。同时成立妇女工作组，组长由我担任，组员有吴洪美等同志。
  当时正在进行抗日斗争，我们的任务是：做好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和组织发动抗日工作。首先向群众揭露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的滔天罪行并指出：日本侵略我们的国家，屠杀我们的同胞，强奸我们的姐妹是我不共戴天的敌人；汉奸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帮凶，是出卖国家、出卖民族的败类。因此，只有全体同胞不分男女老幼团结起来，打败侵略者，消灭汉奸，才能保卫国家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其次是做好组织工作，动员男女青年上前线参军参战。
  在宣传教育活动中，我们用口头宣传并根据当地群众的特点编唱了一些抗日土歌、民歌。例如，较流行的一首士歌内容是：“咯咯机关枪哟，隆隆大炮响，日本鬼子占我家乡，杀死爹爹，又抓走亲爱的娘娘，叫爹爹不应，叫娘娘不知，剩下我们一群孤儿，哭啼有啥用，去参加独立队，打倒日本鬼，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的宣传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纷纷要求我们到他们的村庄去宣传，关心我们，支持我们，保护我们到他们乡村进行宣传教育活动，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都懂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残忍及汉奸卖国贼的罪恶。在人民思想觉悟提高的基础上，我们就深入到仲田岭根据地周围的村庄，如石姆龙、白土田、风塘、庄头、大灶等村成立妇女小组、姐妹会、识字班、青抗会、民兵等组织，经常和他们一起开会，教她们识字。由于当时环境条件困难，只能用手指或树枝在地上写字，教会她们：“我们是中国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地主汉奸”等比较简单的字句，使她们认识到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妇女，一贯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和统治。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们领土，所到之处我们妇女受欺侮和凌辱。地主、资本家娶三妻
  四妾，妇女只不过是充当他们的商品和玩物，封建势力利用族权、夫权、神权、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思想来愚昧人民群众。不准妇女出头露面，大丈夫决定一切，妇女没有言行的权利，遭受买卖婚姻的迫害，夫权家规的束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木头抱着走”的不合理制度的迫害，神权利用封建迷信毒害妇女，说什么妇女命坏，八字生现成等等。这些使我们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遭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有些妇女受不住这些委屈而跳水、上吊，或遭受人身摧残致死。我们用生动的事实来教育广大妇女群众，使她们懂得这些都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三座大山”压在人民群众身上的苦果，使她们认识到现在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封建社会，我们才会得到翻身解放。从此，很多妇女积极行动起来，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各种活动，组织成立起妇女抗日救国会、妇女小组、识字班等等。她们发动自己的丈夫、孩子、亲属、好友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在广泛的宣传和当时的大好形势的影响下，有
  一百多名男女青年上前线参军。部队、办事处、妇女组织等都培养了许多女积极分子。如风塘村的黄金、黄琼同志，红岗村的吕玉娥同志，特别是黄金，她是一个农村青年，工作非常积极，不分昼夜，经常参加各种会议，发动男女青年上前线，为我们工作人员和驳壳班的同志带路，为医务人员上山采药、买药等。由于当时她的丈夫符明华参加革命进行抗日工作，她活动较突出而被汉奸所察觉，敌人就对她的家属进行威胁，妄图阻止她参加革命活动，叫她领取“良民证”，否则就对她的家属下毒手。在敌人的恫吓下，黄金没有胆怯，仍继续坚持工作。但是她的亲属思想则有些动摇和害怕，错误地认为拿枪扛炮是男人的事情，妇女只要管好家务就行了，不必抛头露面。我们针对她的亲属这种思想情绪，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说明妇女是“半边天”，抗日救国男女有责。并列举文昌、琼山等地方的妇女积极参军参战的情况，又列举本地风塘村陈妚妹的遭遇。陈妚妹是一个少女，她本人并没有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可是她在山坡上放牛的时候却遭日本鬼子的奸污。可见妇女不参加抗日，在侵略者面前，并不能逃脱不幸的遭遇。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黄金同志的亲属，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认识，使他们从害怕、反对到支持协助黄金进行革命工作。有一次，黄金到陵水县英州五岭一带发动群众配合部队行动，不幸被日军发现包围而被捕。敌人在黄金亲属面前对黄金进行严刑拷打，妄图从黄金的口中得到我党组织的秘密和迫使黄金的丈夫放弃革命，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良民”，但是，这一切均遭到黄金拒绝。面对这种情况，我党组织决定以牙还牙，以毒攻毒，抓了一部分敌人汉奸及亲属，最后迫使敌人释放了黄金出狱。由于狱中受到敌人的摧残，黄金出狱时身体极为虚弱，对此情况，组织决定让她休息一段时间疗养身体，但黄金不顾自己的这一切，仍继续坚持工作。1945年日军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内战，她的丈夫符明华同志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捕捉杀害。此时的黄金是万分悲痛的，但她能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坚持工作，是一位革命意志坚强的好同志。
  陈亚姑是办事处行政科长黎国献同志的爱人，原住在马岭老家，因马岭位于仲田岭南面的海岸线上，是东西交通必经之要道，日本侵略军在那里建营房、设据点、挖战壕、筑碉堡、修铁路、设岗卡，天天拉夫抓丁，打人杀人，强迫老百姓服苦役。陈亚姑不愿当亡国奴，拒绝为侵略者效劳，毅然从马岭带着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女儿妚容，爬山越岭，穿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来到仲田岭革命根据地，寻找她的丈夫，一起参加革命工作，可惜她的丈夫在不久前，已不幸牺牲了。当陵崖保乐边区的领导人张开泰将黎国献光荣牺牲的经过告诉她时，她悲痛万分，可她的立场是坚定的，意志是坚强的，抹干眼泪又随大家做起工作。她的女孩经常帮助我们做一些轻微工作和参加识字班学习，陈亚姑主要是做后勤服务工作，她有时帮伙房，有时给同志们缝补被褥，她也懂得一些单方草药，帮助护士上山采药冲洗伤员伤口。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国民党又打起内战，集中兵力向革命根据地进攻。当时组织上为了做好战备工作，为减轻机关的负担，安排一些公务员到农村进行工作，陈亚姑也被分配到大灶村做宣传工作。在1946年我们准备北撤时，组织上又派她到陵水县的十八村地区北风坡村工作。当时环境相当恶劣，国民党所到之处都抓人，屠杀我们革命同志和共产党员，但她勇敢机智地工作，后来组织才调她母子及杨秀山回根据地工作，一直到解放后才回老家。
  在我们仲田岭根据地周围的一带村庄居住许多黎族同胞，如：仲田村、文占村、湾应村、北山村、岭脚塘村、青田村、不旧村、平什村、喃头村等一带都是黎村。黎族同胞由于长期受地主、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剥削、奴役和欺骗，内心甚为不满及愤恨，但由于他们受敌人的欺骗宣传（其中部分群众），对汉人存在一些偏见和误解。为了解除他们对我们的误解，争取团结他们，我们首先了解汉族同胞中亲戚朋友谁是黎族的，我们就设法多和这些人接触，并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和他们交朋友认姐妹，然后再通过他们的关系结识新的朋友，这样一来，我们的黎族朋友就越来越多。我们为了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支持，每到一个黎村，就帮助他们扫地、挑水、拾柴火、不侵犯他们的利益，买卖公平，讲话和气。这样黎族同胞渐渐消除了对我们的误会，并产生了好感，和我们一起开会，要我们教他们唱歌，教他们识字等，这样黎族同胞同我们就融洽一起，共同做了很多革命工作。例如仲田村的亚女和亚汝俩姐妹，带头组织妇女救国小组，姐妹俩不分昼夜，到各黎村和山兰园进行宣传发动，动员全村男妇老少起来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在她们的动员下，有三十多名黎族青年出来参加民兵，配合我们部队行动、打仗。她们还组织运输队，许多黎族群众纷纷积极要求上前线参加战斗，涌现出许多父母送子女、妻子送丈夫、夫妻双双上前线的典型事例。黎族女青年吉亚园，鼓励自己的未婚夫报名参军，她对未婚夫说：“你报名参军打日本侵略者，安心在部队打仗，家里的事情我保证做好，让你放心”。自从她的未婚夫参军后，她在后方的工作更加积极了，她白天积极搞好生产，晚上到各个黎村进行宣传工作，当交通员，为部队收集粮食购买东西。她知道我们部队缺少药物，就带我们医务人员上山采药。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一有紧急情况她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送信、送情报。她的山兰园是我们的办事处，草棚是我们的交通站和医疗站，她又是我们一位可敬的战友。在战争时期，不管环境如何恶劣，黎族人民群众都是积极支持和帮助我们工作。在我们区政府驻地，从来没有出卖过我们的同志，黎族群众是我们坚强的革命后盾。
  我们所在的仲田根据地一面靠海，广大的渔民长期以来受日本侵略军残害和剥削，渔民对我们的抗日工作是同情支持的，他们除自己投身革命工作外，还支持妇女参加我们的妇救会，协助我们工作，利用渔船为我们运送部队、枪支弹药，一听到什么消息就及时通知我们，使我们事先做好各种准备。每当我们出发到他们的渔村、渔船时，一有紧急情况，他们立即用船送我们脱离危险到安全地方，待险情过后才用船送我们回来继续工作。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仲田岭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妇女纷纷走出家庭，投身到革命行列中，为革命做了不少的贡献。
   回忆在仲田岭根据地的生活片断
  翁月园
  我是陵水赤岭人，现住藤桥市。从1938年开始，我的姐夫林诗润就利用我做交通情报工作。1940年我的胞哥翁诗和在藤桥搞征税工作时不幸被日本侵略军打死。姐夫林诗润1941年农历五月初五也不幸被日本汉奸打伤捕到陵水而牺牲。姐姐嫂嫂都是搞革命工作的，也先后被日军杀害。日本侵略者的魔爪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1942年张开泰同志返仲田岭领导恢复革命工作，开泰同志的爱人韩歧姬深入到农村开展妇女工作。我怀着一家四位亲人为革命献身的阶级感情，继承革命遗志，毅然投奔到革命队伍中来。1943年农历五月初五，我离开家庭来到仲田岭革命根据地，组织安排我到赤锋乡府（住地喃头岭）当炊事员。当时赤锋乡有工作人员和自卫队共10多入。张开栋任乡长后又调来吉元兴同志任副乡长。这时在我们赤锋乡府对面的扁担丘和福祥园，驻着国民党陈光华的部队100多人，使我们的工作开展有很大的困难，特别是敌人控制着我们的粮食来源，这样我们只靠喃头岭村和甘什两个村群众支援粮食。后来敌人不断摧残喃头岭村，粮食被劫光，群众也站不住脚，没法生产，我们只有单靠甘什村群众的支援。但这几十户人家的甘什村又能支持得多久呢？吉元兴同志家连种子都倒出来了，粮食的确是困难极了。可是我们的革命同志不被困难所吓倒，斗志昂扬，干劲似虎，肚子饥饿摘野菜、野果、挖山薯充饥。有时找到点包米，只能把它加工成粉煮稀浆，每人一饭瓢，有时只有几块锅底饭焦煮开水喝一喝。我们的同志就是在这样极端困难的生活条件下，克服困难坚持斗争，深入敌后做群众工作，建党建政，发动群众进行抗日的。
  1945年，我又被调到崖三区府驻地田岸岭当炊事员，周成昆同志当助理管理生活，李保帮同志是事务。这时生活更加困难，组织动员一些同志暂时回家，可我不愿离开革命队伍。1946年，组织又调我上仲田岭当县政府炊事班长，我们炊事班共有16人。除了县府工作人员，还有一个县中队四、五十人，中队长是符文育（儋县人）。当时的环境十分恶劣，不仅是敌人捣乱封锁，而且遇上大干旱之年，群众的生活很困难，我们失去了供给的条件，既没有粮食，又没有衣物、被褥，在寒冷的冬天里只以树叶当被盖。在此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靠中队派武装同志到下面寻找点吃的。一次，派班长符亚和带8名武装和12名女同志下村去寻粮，从仲田岭下到文尖田洋，遇到叛徒带敌埋伏，当场打死符亚和同志，捕去事务员×亚弟，用铁丝穿耳，其余的男同志和女同志退返仲田岭上。后来张开泰又派符文育中队长，亲自带领驳壳班的五名同志，到后海找接济我们生活的杨秀山，他对革命是全力做贡献的，鱼盐生活物资随到随要，这次他给50块白银、二匹蓝布、二支步枪，还有二担红鱼和一些食盐。不久，符文育又带武装下林旺村征收地主林××两头水牛。在恶劣的日子里，我们就是这样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坚持革命斗争的。
  抗日战争时期梅山乡人民
  开展生产自救情况
  孙家仲
  梅山乡位于崖县和乐东县交界处，由六个自然村组成，方圆十几华里，八百多户人家约三千多人口，在这片土地上聚居着黎汉两族同胞。
  1942年，日敌对梅山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在梅山乡通往各地的东西线路上设立岗哨。当时，在通往西线的罗所乡道口独岭一带，就设置了碉堡两个，驻日军约二个排；又在通往东线礼智乡的老落塘道口设置碉堡一个，驻日军约一个排。严密封锁梅山乡根据地与外地交往，限制外地的物资如粮食、布匹、食盐、火柴、煤油等生活用品以及生产资料，运进梅山乡抗日根据地，妄图从经济上封锁，以达到破坏我党和革命政权的目的，造成根据地人民和党政军人员缺食少穿，挨饿受冻，没有办法支援前线抗日。尽管梅山乡人民生活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梅山人民在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遵照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关于开展生产自给运动，粉碎敌人经济封锁》的号召，下半年，号召全乡人民群众起来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全乡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全乡人民一齐动手，以党员为核心，依靠孙鹤林领导的“青抗会”、吴华兰领导的“妇救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为骨干力量，带领全乡群众到村后的青岭、亚肥爹一带开垦荒地八百多亩，家家户户先后种植棉花、山兰稻、苞米、疏菜等各种什粮和经济作物，虽然干旱影响和野兽的破坏，但群众精心管理，还是好收成，如棉花产量每亩收成五、六十斤。梅山人民的生产自给运动，经过全乡人民的辛勤耕作，不但从粮食方面解决了群众和军政人员的吃饭问题，而且把收获的棉花用自己制造的土纺纱机和织布机，织出大量的土粗布来。当时，织布机并不多，就梅东来说一个村也只有三、四十架左右，而纺纱机却是家家户户都有，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没有织布机的家庭，就在家先把棉花纺成细纱，等到有织布机的人家把布织好了，就轮到他们织。全乡群众就这样轮流交替，互相支援帮助，不分日日夜夜地纺纱织布着。布织出来了，乡政府就号召人民群众把这些土粗布制作成各种衣服、被单、布鞋、挂袋等之类的用品，不但解决全乡人民的穿衣问题，还要捐献出来支持抗日前线的战土。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仅梅东一个村庄，乡政府就收集了捐献的布匹约三、四十匹之多，还有被单六十多张，衣服五十多套、军袋军鞋等无计其数。乡政府把这些捐献的物品，一部分送给本乡参军的青年；另一部分派人员送到前线给抗日战士，鼓舞了前方战士的斗志。梅山乡人民长期坚持生产自救，度过了艰难困苦的岁月。当时在群众中还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山歌；“开荒开荒，前方战士要军粮，织布织布，前方战士要服装，大嫂妹妹不要忘”的抗日歌谣。
  梅山人民的生产自救运动，一直坚持到解放战争时期，它显示了我党提倡的人民战争的无比威力，能够彻底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在那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我党我军与人民群众紧密相连，患难与共的血肉关系，说明了在抗日民主地区，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情谊，充分地体现了抗日根据地人民在财经方面支持革命战争的作用和伟大意义。
  抗日、解放战争时期梅山乡人民
  开荒种棉花加工被服的情况
  孙惠公
  梅山乡位于崖县的西部，靠近海边，是琼崖南区抗日革命根据地之一。
  1942年6月10日，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按照“三三制”的组织原则，举行全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我当梅山乡第一任乡长，一直当到1943年4月。当时，由于日寇实行经济封锁，外地物资如布、火柴和其他生活日用品，不准运进根据地，梅山乡人民生活非常困难，许多人几乎没有衣服穿。根据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关于“开展生产自给运动，粉碎敌人经济封锁”的指示，梅山乡人民政府号召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种棉花。全乡六个自然村有八百户，从1942年下半年起，开荒八百多亩，家家户户几乎都种上棉花，一直种到1949年。尽管受气候干旱的影响和野兽的破坏，每亩产量也收五、六十斤。人民把收获的棉花，自己制造加工工具，进行纺纱，做棉被，制衣服，不但解决了全乡人民穿衣的问题。还支援我抗日军民做衣服，做棉被。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了我党与人民群众是血肉相连、同甘苦、共患难的。
  抗日、解放战争时期六盘乡财经工作和对敌斗争回忆
  周成昆
  1939年日军侵略海南，矛头指向崖县榆林港。负责驻防榆林港要塞的国民党军队，采取不抵抗主义，闻风开逃，让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就登陆占领榆林港。日军占领榆林港后，不到几天时间，崖县全境沦陷，日军到处屠杀、奸淫、抢劫。在这种残境下，中国共产党，爱国人士奋起抗日斗争，深人农村，基层工厂做宣传发动工作，号召大家不当亡国奴，拿起枪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东从藤桥、西至莺歌海等地区人民都燃烧起抗日的烽火，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斗争非常残酷，日敌采取灭绝人性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性的痛苦，现在回忆起来，实在难以人睡，脑子内电影般的一件一件、一桩一桩的事情呈现在眼前。现在把这个斗争叙述出来，让青年后一代了解老革命同志的英雄事迹。
  1940年，党派来陈维原、陈维熙等同志先后到六盘地区宣传抗日救国救民运动。当时我还是个尚未成熟的青年，不愿当亡国奴，在他们的爱国思想影响下，积极参加活动，当交通员，送情报，树立不怕苦不怕死的爱国思想。后来参加筹粮、筹款、征税，到处都留下我们的足迹。六盘地区位于沿海半山区，森林茂盛，村庄分散，道路崎岖难走。东北边与林旺、田独、仲田岭革命根据地相连，西边接近榆林港红沙墟，这是敌人重要基地，从仲田岭出发到六盘直通往榆林港、红沙了解敌情很为容易。六盘与六道是隔岭相依，登上六道岭就可看到榆林军港的重要设施，红沙墟与罗郁隔海相望，而罗郁和六盘则相依。因此，六盘乡是仲田岭革命根据地通往榆林、红沙、崖城、梅山、九所、黄流、莺歌海等地的必经之路，是开展革命活动的落脚点。
  1943年，建立六盘乡民主政府，曹统任乡长，我任副乡长。乡政府成立后领导群众对敌进行斗争，开展筹粮、筹款、征税工作。六盘有十个自然村庄，有六、七个地主富户，田地少的一、二十亩，中等的六七十亩，多的百来亩，一般的三、四十亩。在征税、筹粮方面，按照游击区和半游击区的办法，根据民主政府的规定执行。征缴公粮，违者处罚，抗拒者要没收财物。佃农一般不交公粮，只教育他们提高爱国思想，粮食多的农户，除了满足他们自己的吃用外，根据实际情况，缴交多少，由他们自己决定，政府不摊派他们缴交公粮任务，但有出差义务和送运公粮等任务。
  在游击区，我们号召团结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地主富户只要他们不违反民主政府规定的条例，一般团结教育，共同对敌。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不严惩不能平民愤者才给予惩办。六盘乡博厚村黄文贵，田铺村黎成记伪保长勾结日敌作恶，在群众迫切要求下，我县政府才逮捕枪决。博厚村日敌情报员董亚说，有一次为日敌探听我军情报，被我乡乡长曹统等二位同志在牙龙湾海边遇着，用尖刀刺伤，不死逃脱。对这些汉奸惩办后影响很大，敌人丧胆，有利于团结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有利于解放区的巩固和游击区的发展。
  1945年，盘据在博厚村据点的日军，经常下村抢劫群众财物；奸淫妇女，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提高群众的觉悟，我游击队在李贤祥队长的带领下，在海岸线挖战壕，伏击窜人番村的日军，缴获机关枪一挺，子弹数十发。伏击战的胜利，震惊了敌人，使他们龟缩在据点里不敢随便下村抢劫东西了。
  六盘乡沿海地区渔业生产较为丰富，渔民经常在牙龙湾海面捕捞，渔船有兄弟网、拖风网、流刺网，有商船等。抗日战争时期，陵崖保乐边区党委书记林诗耀、秘书陈生同志、边区办事处主任张开泰同志，经常亲自到牙龙湾做宣传发动工作，号召农民、渔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持革命进行抗日，打倒国民党顽固派，团结大多数，孤立少数顽固的反动渔霸、地主、资本家。因此，在敌人围剿封锁的困难环境下，我们经济困难时期，都能克服，都是得到大多数渔船主、商船主、资本家为我们抗日军民提供物资财经供应，帮助我们解决困难的。从三亚港搬来牙龙湾捕鱼的叶垂太兄弟俩人，经常在牙龙湾为我们抗日军队、民主政府提供数量较多的鱼货，每次部队和政府需要鱼时，他俩都将捕到的鲜鱼加工成半成鲜供给我们。有几次，支持部队任务一到，需要解决食菜问题，前往牙龙湾找叶垂太买鱼，如他没有鱼时，他就马上叫兄弟下海捕捞，将捕捞到的鱼全部交给部队，有时达十余担。买鱼时，除出部分纳税外，大部分是要现钱买的。秘书陈生同志，亲自带领我们战士三更半夜到牙龙湾地区跟叶垂太要鱼，每次至少都有十担八担运回仲田岭根据地。杨秀山是个渔栏主，有商船百吨位，船上有武器，弹药，经常把鱼运到西营、北海出售，又从北海、西营买布匹回来出售，他经过张开泰、林诗耀等领导同志作思想工作，有所觉悟，将他的武器、弹药一批交给民主政府抗日，壮大了我们队伍并通过教育他向民主政府、抗日军队纳税壹仟光洋。杨秀山的胞弟杨秀忠投向革命，积极抗日，为革命事业光荣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红沙伪维持会会长翁德育（文昌人），经过民主政府林诗耀、张开泰、陈生和区、乡干部做思想教育工作，特别是通过周德焕、曹统以及亲戚做工作，他的爱国思想有所进步，经常秘密地为抗日军政（边区政府）提供药物、布匹、纸张墨水、牙膏牙刷以及武器弹药、敌人住防的情报等。使我们的游击队、琼崖纵队随时随地掌握敌人的活动情况，做好对付敌人的准备。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了，国共合作被破坏，内战的烟雾弥漫全国，群众要求停止内战的呼声响彻全国各地。可是，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用美式武器装备八百万军队，声称在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向解放区和半解放区大规模进攻。八年抗日的痛苦刚刚结束，眼泪还没有抹干，蒋介石的屠杀，又使战火遍燃全国各地。1946年初，国民党四十六军调来海南岛，对我军民进行大围剿大屠杀。海南人民又遭受到残酷的镇压，损失是严重的，许多战士、干部以及革命群众都被杀害。林旺、铁炉、六盘、仲田岭、大茅、藤桥等各民主政权的区、乡村庄革命老区群众被四十六军围剿杀害的就有五十多人。牙龙村反动地主黄亚光的父亲，勾结张世平反革命分子杀害我们的战士陈光熙同志，反革命分子（渔民）张元喜、张元宽兄弟等人引诱我岭南乡乡长和班长上船，被他们阴谋策划踏船翻沉且用自制的炮炸死。当时在敌人围剿的恶劣环境下，县区乡政府在县长张开泰、秘书陈生同志领导下，坚持反围剿的武装斗争，县府组建基干连队，配备队长符文育，指导员陈××开展同敌人作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采取游击战术，用打了就走的办法，使敌人没办法对付我们。同时为了揭穿国民党打了内战的阴谋，县政府张开泰同志亲自召集区、乡干部和派我回到六盘、牙龙、铁炉地区，深入农村进行宣传教育农民，坚持革命到底，国民党的阴谋一定会破产，要相信党、相信人民政府的领导。战争是残酷的，斗争是曲折的。为了克服财经、粮食的困难，我们奉命深入敌占区到外线工作，除了宣传教育群众外，还做好筹粮征税工作，恢复了被敌人破坏的区、乡政府机构。但困难很大，我们的队伍由于敌人的围困，粮食、医药、物资条件非常困难，疾病不断威胁。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在县政府的领导下，坚持斗争，最后克服了困难，取得胜利。
  1948年5、6月，我们为了解决部队的粮食困难，在六盘乡征收大米三十担，需要用船运到林旺、新龙的港尾村交给部队，但因粮食数量太多，陆路运输要求大批运输队伍，人数多，目标大，加上敌人从田独竹洛岭至林旺一带陆路进行封锁，因此，我们经上级和部队的同意，通过海运、这样就会避免损失。我们便于某日下午一点钟，用五十吨位船只，从六盘运输三十担大米到林旺新龙的港尾村上岸。海上护运粮食的同志有周成昆、李雄、陈民清三位同志，历时二个多钟头，直到下午四点钟抵达铁炉港口。因潮水低落，船只不能进港，因此，在港口外抛锚，被海潮水冲击险些搁浅沙滩。后在渔民的协助下，脱险进港锚定。这时，只有到太阳落山港口的潮水上涨才能换船把粮食运到新龙的港尾村上岸，交给部队。不料国民党军队一个连的兵力，在我们不接到情报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后海，向铁炉港开来，这时在船上护送粮食的我和两位驳壳班的战士，被这个突然的紧急情况难住了。当时为了安全，采取当机立断的措施，我们商量，打扮成渔民，下船游水上南岸迎敌，减小船上的目标，保住粮食和船员的安全。在我们未上岸前和船主商量好，万一被敌人发现，就说做生意的，但在敌人靠近我们二百米远的地方时，有一只渔船突然扬帆向深港逃跑，被敌兵开枪威胁，船民立刻停止前进，敌兵蜂拥登船，强迫船民把敌兵运往石龟村（革命村庄），这时，我们的心头好象千斤石头沉海一样轻松，三十担大米平安无事。至夜间我们将粮食换装上两只小船，用手摇橹将粮食从铁炉港口运到预定地点港尾村上岸，交给早已等候接运的部队，完成了护粮任务。
  解放战争后期，我在榆亚特别区境云乡工作，本乡统辖现在田独镇和红沙镇的全部，范围比较广，村庄、人口比较分散，居住角落，开展工作有有利的方面，也有困难的方面。有利的方面是村庄分散、偏僻，好发动群众开展工作，不怕敌人袭击包围，敌人来了容易撤退。不利的方面是路远，人手少，做工作不方便、有困难。然而，为了对敌进行斗争，做好筹粮筹款征税工作，我们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夜间下村，日间疏散隐蔽，防止敌探。为此，我们乡开展筹粮筹款，征收工作较为顺利。我们扩军备战，搞好敌运工作，我们乡缴获敌人机关枪一挺，（等于任务三十支步枪），步枪一支，子弹数十发，超额完成扩军备战任务，得到上级党委的通报表扬。同时，驻安由敌军据点一个班带一挺机关枪、步枪七支向我人民政府投诚，当时因双方情况不了解，不敢互相接近，被敌军追兵包围袭击而丢失机关枪一挺，剩下七支步枪被我桥南乡接收。我们根据琼南地委的插示，做好筹粮筹款迎接大军渡海作战的准备工作，我们接到这个指示后立即开展工作，在六盘藏粮三百担，大茅二百担，大安五十担，罗郁二十担，六道二十担。这些粮食有些集中起来储藏，有些是分配任务到各个保甲自藏。靠近敌区群众尚未完全觉悟的，为防止惊动敌人，我们通过做工作，写信分配任务给他们，叫他们按任务的分配自己藏粮，大军一到如没有粮食要追问保长，粮食藏好了，大军到就由保长、甲长负责供应粮食，数字向乡政府报告，违者要追究责任。有些是离敌人较远的村庄和地区，如六盘、大茅、六道等都集中起来藏粮。总之，和敌人斗争比较艰苦，情况很为复杂。因此，在藏粮的六盘、大茅、六道都被叛徒李文耀出卖，并在1950年初带国民党榆亚乡公所兵到这些地区进行抢劫，损失了一部分。为了巩固游击根据地的工作，迎接大军渡海过琼，我们对驻田独铁矿一个营、中廖村一个连的国民党兵力进行侦察了解工作，利用沙牛坡村小学校长李智民同志的身份，深入敌营地具体侦察，了解和掌握布防实施，并划出详细布防图，向我部队提供作战详细地图。因此，在琼崖纵队第五团团长冯位才、团政委吴以怀等领导下，做好围歼中廖村敌人的工作。在围歼这股敌军时，不多久时间就全部干净歼敌人一个连，缴获机关
  五挺，六〇炮一门，长短枪三十多支，子弹物资一大批，除出一人早出巡逻逃脱外，敌人被打死、打伤三十多人，其余全部被俘。此役震动了田独敌军，巩固了我们的后方政权，对筹粮筹款迎接大军渡海消灭国民党的作战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在四月大军解放海南岛追歼国民党军队到达榆林地区后，我们有一大批粮食供应部队，解决了部队的吃饭间题，对驻营在田独的解放大军，我们马上带领他们到大安村找我们事先布置的地主董国才把藏粮仓库打开，给部队提供粮食，解决了解放大军吃饭问题。
  抗日、解放战争时期梅山游击区的财经税收工作片断回忆
  孙松君 陈兴起
  梅山乡是个游击区。位于崖县县城的西部，东边接近崖城墟（老县城）约十六公里，西边连接九所一带是通往东西环岛公路干线上的必经之地；南边频临南海，北边背着延伸到乐东县千家山区的青岭山脉。整个游击区土地干旱，地瘦人穷，这里聚居着汉、黎两族同胞。当时有六个自然村庄，八百多户人家，人口约有三千多人。在旧社会里，长期遭受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敌的压迫、剥削，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穷苦的劳动人民迫切希望共产党领导，推翻反动统治，获得翻身解放。
  1942年初，梅山游击区的抗日斗争正向纵深发展，各村的青抗会、农协会、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组织活跃异常，梅山党支部抓紧时机准备建立民主政权。
  6月10日，在梅山乡梅东村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选出了孙惠公为乡长（后孙珠江、孙有华继任），孙家琪、黎光忠（黎绍忠）为副乡长兼财粮主任。梅山乡第一个红色政权成立了，它树立了一面抗日救亡的组织旗帜，大大地鼓舞着梅山及其他地区人民的革命斗志。民主政权产生后，公开实行减租减息，对敌伪财主进行打没，对商人进行收税，发动农民群众捐献和进行生产自救，支援前线，各村加强对抗日组织的训练，保卫和巩固革命的红色政权。
  当时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的财经税收工作主要是：
  一、征收公军粮
  征收办法二种：一种是对地富户摊派，另一种是对基本群众动员自报协商负担。对地富摊派，根据基本群众提供的田地亩数和常年正常产量，确定应负担的任务。一般分为一至三等，每年一等十担，二等八担，三等五担，最少都三等，如1949年对地主富户孙毓滋等十七户摊派公军粮二千五百担，最多的孙毓滋派交二百五十担，最少的都五十担。
  对贫农自报协商，就先由群众按负担能力自报，进行协商，有缴纳五斗的、三斗的、一斗的不定。
  二、发动群众捐献
  1944至1945年为了开展反“扫荡”，支援革命取得胜利，经过发动“一弹”运动，人民群众支援革命的情绪很高，梅东村于1945年5月捐献铜仙做子弹的156人，捐出铜仙三十四万二千个，仅一个角头村庄就捐献了生铁大钟四个，铜烛台（坛）香炉七个，支持机械厂生产；妇女捐献首饰无计其数；渔民还自愿捐献咸鱼，支援前方部队。
  三、对敌伪奸商进行打没
  （一）1945年，我获悉望楼港奸商张开富，用船装铜仙在角头村东罗洲前等候日敌商船来成交的消息后，由陈虞同志布置角头渔船，协助稽征队周民锋同志一起乘船出海，将其货物全部没收，计有香烟、红糖、红鱼、铜仙等一大批物资。
  （二）1946年在梅山的对面海上，发现奸商偷运一船铁线和其他物资，我辑私队和陈虞同志等立即开船追捕，结果把该奸商船全部物资没收，运回角头海岸，连夜发动一百多群众，将全部货物搬运到安全地区埋藏妥当。
  （三）1947年10月，国民党一个中队驻扎在梅东关帝庙，目的是为了控制我梅山革命游击区，县委将其情况汇报南区地委，得到地委的同意，在某个夜晚，我武装部队偷袭关帝庙，击毙反动中队长吉成勋（吉跃廷）。这次战斗缴获了轻机枪一挺，短枪一支，步枪六、七十支，子弹不计其数，充实和加强了我们部队的战斗力量。
  （四）征收工商税。为了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梅山老区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采取了一切有效方法和实际行动，在财力物力上积极支援革命斗争。
  1942年，梅山乡成立抗日民主政府。民主政府一成立，就派孙毓煌专门负责这个地区的税收工作，直到1949年孙毓煌因身体有病，不能继续工作为止。接着组织又派孙家仲（梅东人）担任支前委员会主任，接替孙毓煌负责公军粮和税收工作。当时，梅东、角头的税收有酿酒、屠宰猪和牛、椰子、槟榔、西瓜子、糖寮商贩和公军粮的税收，1942年至1948年，王活（角头人）是角头村的征收员，负责收集税款，仅1946年的农历12月就征收了七十多元渔船税。
  崖县1946年冬至1948年春的
  革命斗争情况
  孙惠公
  抗日战争结束，全国人民渴望实现和平，恢复家园，发展生产，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却为了独占抗战胜利成果，掀起反共内战高潮，炮火连天，烽烟遍地，把人民又推入战争火海，地处天涯海角的崖县也不能幸免。
  1945年秋冬间，全套美械装备的国民党46军在军长韩练成的指挥下，进攻海南。师长蒋雄率领该军的新编19师进攻崖县，把一向坚持抗日在崖县前线包围榆林、三亚日军的琼崖纵队第三支队迫退到梅山，转调昌感。一向躲在深山不抗日的崖县县长丘岳观，派崖县游击副指挥郑绍程、郑绍烈带兵进攻梅山抗日游击区根据地，大肆烧、杀、掠、抢，烧毁了民房大几十家，抢去耕牛百多头，财物洗劫一空。并分驻镇海、长山、梅东、梅西四个堡垒，接着又进攻我抗日游击区望楼港、莺歌海等地，配合地方反动民团进攻我尖峰岭根据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土伦事件”。1946年，反共分子邓士采接替丘岳观任国民党崖县县长，又派国民党崖县自卫大队长陈麟阁率该大队不断扫荡崖县一、四、五区。在敌人力量的重压下，崖县党组织大量崩溃。
  但是，全国革命形势是胜利发展的，国民党在国内各个战场告急，为了弥补其国内战场兵力不足，这时国民党46军被撤回大陆。
  1946年秋，中共琼崖特委决定恢复崖县委，当时特委对崖县的情况不很了解，认为崖县的工作已全部崩溃，需要从头收拾，派我和几位同志回崖县建立县委。
  特委从附近的部队和机关抽调罗群、蔡大元、孙鹤林、陈侃、陈兴起、林志龙等同志回崖县协助我工作。路经昌感时，南区临委成立，我参加讨论了崖县委的成立和组织分工问题。在临委，我了解到早些时间，昌感崖联合县委已派陈明纲等同志回崖县收拾工作，并派史中坚等同志带武工队在崖县进行经济工作。
  10月中旬，我们回到崖县，在梅山会合陈明纲、孙珠江。我向陈明纲、孙珠江传达了特委和临委的指示，成立了中共崖县委，常委4人，我任书记兼宣传委员，何赤任组织委员（何赤是46年冬才回到的），陈明纲任民运委员，孙珠江任武装委员。
  在县委成立的同时，决定成立了崖一区委和崖四五联区委。崖一区委书记是罗群，委员有陈兴起、孙鹤林；崖四五联区委书记是陈侃，委员有林志超、吴清尧、陈虞、邢谷伍。同时，县委还成立一个工作队，工作队队长蔡大元，队员有刘城堂、高俊德、林志兴等，工作队的任务是开辟新山区。（编者：经核实1949年才建立崖一区委，书记何如愚，委员：罗群、吴清尧、陈正。四五联区委书记先陈虞，后陈侃。）敌人当时在榆林、三亚驻扎要塞军一个师，崖城驻扎要塞军一个营。梅山有三个据点：一个在镇海，一个在梅东，一个在角斗高土墩。三个据点，各驻一个中队兵员，黄流、九所也分别驻扎一个营。根据当时了解，敌人在崖县驻正规军和地方兵约有4000余人。
  在敌人统治下的全县乡村和墟镇，敌人组织反共防共，实行联防，实行五家联保，到处是一片阴森恐怖的景象。只有梅山群众基础较好，县委就以梅山为立足点，展开工作。在大敌当前，县委根据特委和临委的指示，结合当前的情况和回顾崖县的历史来安排工作，首先在恢复巩固原有组织的基础上发展组织，开展山区工作，开展武装斗争，开展群众运动，开展学运兵运工作。
  一、恢复、巩固和发展党组织
  1946年春，昌感崖联合县委派陈明纲等同志回崖县成立区委叫崖县区委。恢复的党支部有：梅东、长山、梅西、梅联、罗马、乐罗、球尾灶、望楼港、莺歌海、新丰村等党支部。县委在巩固这些支部的基础上，在一区继续恢复崖城、水南、保平、港门、东灶等党支部；在四五联区继续恢复发展新庄、冲坡、抱岁、抱旺、望楼、塘上、赤楼、官村、秦标、山脚、坡子村等支部。
  在恢复和发展组织工作过程中，县委经常配合各区乡工作，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卖国反共内战的罪行，以提高支部成员和周围群众的思想认识，以增强他们对敌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据1947年底统计，一、四、五区农村中共党员已发展到400余人。
  各区乡还建立各种群众团体，如：青年会、妇女会。四区还建娱老会、励学社、兄弟会等，通过这些组织来联系广大群众。
  二、开展新区工作
  1946年冬，陈明纲配合四五联区委在旺官乡、岁乐乡、罗所乡开展工作，发展组织，接着开展红五、抱扛工作。1947年红五、抱扛成立抱赤乡，乡长刘城堂。
  另方面，本人配合工作队向乐东深入开展工作，在龙浩发动黎族青年唐宗海、唐宗仕、唐保墀、罗家瑚等参加工作。向温仁、千家、抱眉、只汶、只峨、抱窜、沟蒙、洋林等地深入开展新区。在千家以西的抱善、抱伦、长溪成立千善乡，在千家以东到雅亮成立千雅乡，后改为雅林乡，乡长高俊德（后孙才干）。为崖县委后来住在温仁创造条件。
  当时，黎族多受汉商、地方高利贷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剥削压迫，因此，我们在开展工作的黎族地区惩办了一些剥削压迫黎族人民的地主、汉商和国民党。宣传教育群众，认识剥削压迫黎族人民的只是汉族和黎族中的个别败类，这些人不只是剥削压迫黎族人民，同样也剥削压迫汉族人民，是黎汉人民的共同敌人。这样提高了黎族人民的斗争觉悟，也消除了黎族和汉族之间的隔阂，动员了不少黎族青壮年参军参政，支援革命，支援前线，使崖县的革命有了比较巩固的后方，使琼崖纵队也增加了不少黎族战士，全县革命形势一派大好。
  三、开展学运工作
  特委对崖县学运工作很重视，指示崖县委要注意搞学运。
  1946年秋，陈明纲、陈虞分别派孙家道、孙家浩、孙家铁、林俊等到崖县中学读书，以学生身份在学校里秘密开展学运工作。
  县委成立后，学运工作直接由县委领导，经常给学校送宣传品，指导学运工作。虽然敌人对学校控制很严，但动员了不少学生参加革命。
  四、武装斗争
  国民党对我疯狂清剿，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1946年秋，崖县区委建立一支武装队伍——长枪班和短枪班。长枪班长高俊德，短枪班长刘礼仁，这是一支出入敌占区和行动飘忽的精干队伍。
  1947年春节前，国民党崖县自卫大队长陈麟阁带兵疯狂残酷地扫荡我梅山革命根据地，接着又准备开赴四、五区扫荡，途经一、四区交界处的岭头营时，遭到孙珠江带领的武装队伍阻击，敌人死伤不少，狂妄的气焰被打下去。经过短短二、三个月的斗争行动，武装队伍不断发展，县委在这两个班的基础上建立起前进队，约有一个中队的力量，王振洪为队长。
  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采取避实击虚、神出鬼没的战略战术，扰乱敌人。同时又有策略地进行兵运工作，在敌军和邓士采县政府中争取进步反战分子。这一工作从点滴开始，也取得一些成效。比如：①稳定国民党崖县自卫大队第三中队不主动进攻我们，它要是执行上级命令出动扫荡，都事先向我们通风报信；②在自卫大队一中队中争取小队长黎明起义，并在南区临委派遣的南征队的驻合下，于1947年秋将该中队消灭于梅东关公庙；③我们又在自卫大队第二中队安插内应，为后来九所战斗的胜利创造条件；④国民党岁乐乡公所有二名乡兵带二支枪投奔革命队伍；⑤国反县长邓士采的卫兵林明发带驳壳枪一支出来参加革命，遗憾的是，他没有开枪打死邓士采。
  接着梅东关公庙战斗后，前进队配合南征队开进乐东千家区，拔除敌人抱用据点，赶走敌人一个中队；我们又在九所公路上展开伏击战，严重杀伤国反乐东县县兵连。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日战争中，日军和盟军的战舰在崖县近海作战，日军的一艘战舰被盟军击沉在梅山的西南边海，同时有一个巨大的水雷冲上梅山海滩，没有爆炸。英雄的梅山民兵躲过日军的堡垒，把这个水雷拆开，取出炸药几十公斤，秘密收藏。1947年春，梅山民兵才把这些炸药全部交给县委。我们利用这些炸药，以土办法制造一批地雷。这些地雷在拔除抱用据点，在九乐公路上伏击敌人，打死国反乐东县机枪连长罗以恕，都起了作用。在千家、石门还多次用地雷杀伤敌人，使敌人在这个地区不敢轻举妄动，斗争形势大大好转。这些地雷还为后来打崖城监狱，救出我革命同志大显神威。
  1947年初冬，琼纵第五总队来到崖县，县委布置前进队配合五总，准备攻打崖城，目的是打监狱，解救我被敌俘的同志和无辜受害的群众。一个深夜，部队到崖城，由于县委和部队配合得不好，部队进入崖城后改变作战计划，不打监狱，只在东关市上没收奸商物资，作战计划没有完成，只能起到一次扰乱敌人的作用。
  1948年春，为了切断榆林、三亚的敌人和崖城、黄流、九所以下地区敌人的联系，县委提供目标给五总队。前进队配合五总队在马岭至崖城中间的新沟营截击火车，消灭了不少敌人，俘虏国民党乐东县长王衍祚，战斗取得胜利。
  1946年冬至1948年春，中共崖县委动员一、四、五区和乐东县千善、千雅、抱赤等乡参军的青壮年约有五六百人。1948年春，在动员青壮年参军的同时，我们还送二十多名青年学生到“琼公”学习。
  我们的革命斗争能够取得胜利，这都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梅山群众，长期给我们供应粮食、药品。在陆上交通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时候，是靠梅联群众的海上交通。1947年春，四五联区开展抱式、抱栋新区以后，陆上交通才恢复，但是，水上交通的任务没有减轻，如武装经济工作队在海上缉没奸商的货物是依靠梅联渔船的，没收来的粮食也是靠渔船运到昌感前线，没收来的大量物资也靠群众来帮助收藏。如有一次没收一批铜仙，交给梅山群众收藏，后运给部队军械厂当制造军火原料。我们还以梅联渔船为战艇，在海上截击敌人，击毙国反海塘乡长陈伯业，缴获步枪几支。所以，人民群众对革命支持，我们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战胜困难 扭转危局
  陈明纲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军无条件投降，宣告了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胜利结束。人民高唱凯歌，欢欣鼓舞。从苦难深渊熬过来的热爱和平的人民渴望战后医治创伤，重建家园，休养生息，愉快地过上独立、民主、和平的美好幸福的生活。岂知国民党头子蒋介石要维持其反动统治，对于人民民主势力，对于坚持抗战的共产党疾恶如仇，蓄意彻底消灭之而后快。故日寇刚放下屠刀，国民党广东省主席李汉魂按着蒋介石密令，授意海南国民党“限期三个月里消灭海南共产党”。1945年10月，蒋介石派遣全副美式装备的四十六军来琼，崖县的国民党狗仗人势，骤然勾结日伪大举向我革命根据地以及有地下党组织活动的村庄镇压摧残，这群凶恶的豺狼所到之处，人民财产被抢光，妇女被奸污，革命人民被屠杀，村庄被烧毁。提起令人催泪的是梅山有二妇女怀孕八个月被用刺刀捅死。一位母亲搂着两个孩子被关进房间用火活活烧死。敌人军事上的镇压，政治上的诱骗恐吓，经济上的封锁，又施行毒辣的迫降诱降手段，不少人被杀害了，不少人被捕入狱了，有些革命意志薄弱者动摇了，甚至在敌人高压下，“自新”了，一些灰色的同志见状潜伏下来不活动了。崖县区委、区政府被迫从梅山撤到崖感乐边区的长老乡。不久，区委书记陈秋芙，区委委员徐成佳俩同志在望楼港执行任务不幸牺牲。敌人借此大肆造谣惑众，说什么琼崖共产党，独立队已被斩尽杀绝了。在敌人的屠杀恐怖和诱惑下，土伦地区的上层黎族首领麦亚尚等人与国民党勾结，带领敌人围剿我崖县区委、区政府，制造骇人惊闻的“土伦事件”。我区委、区政府和新英乡党、政群的领导同志、工作人员及二十多名武装队员惨遭杀害。虎口逃生者仅有何赤、孙家文、廖树金、何如愚、邢谷伍、高俊德、陈作辉等。革命者的碧血溅红了深山野林，霎时间，腥风血雨相继而来，白色恐怖笼罩着崖县大地，胜利的曙光被乌云遮盖，崖县人民重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过着黑暗苦难的生活。
  敌军的凶残，群众的恐慌，根据地的被摧残，革命组织的崩溃，使崖西地区的革命一时处于低潮。然而，共产党是不会被消灭的，人民总是要革命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46年初，正当崖县国民党匪帮到处猖厥，疯狂镇压革命村庄，残酷压迫人民而得意忘形的时候，中共昌感崖联合县委为了扭转崖县革命危局，便指派我、陈虞、林志超三位同志重新组成中共崖县区委，返回崖县恢复党的组织，坚持对敌斗争，积极创造条件伺机反击敌人。我们三人不顾安危，欣然接受了党交给的重任。
  1946年底，我们和交通员邢谷伍四人，肩负着党的重任，佩着三支饿肚子的手枪，惜别了联委的领导同志和日夜共同战斗的战友，从联委住地出发，经过四个昼夜的艰苦跋涉抵达望楼港。在一个万赖俱寂的午夜，悄悄地找到了忠心耿耿为革命的甘嫂和地下党支部书记冯兴华。甘嫂见到我们回来欢喜若狂，问寒问暖，分外亲切，喜滋滋地忙着为我们做饭。饭后我们不曾休息就向他们了解敌我情况，经过了解得悉敌人的反动气焰仍然嚣张，其局势是兵戒森严，暗探密布，奸细横行，党组织溃散，群情低落。我们分析了困难和有利条件，决定采取“胆大心小，摸石过河，分散括动”的方法。兵分四路深入敌人盘根错节而群众基础又较好的梅山、莺歌海、新丰、望楼港、乐罗、球尾灶等村着手开展恢复组织工作。我们以望楼港甘嫂家为临时联络点，分工陈虞同志回梅山，林志超回球尾灶、望楼港，邢谷伍回新丰村并负责探察莺歌海敌情，为下一步恢复组织做准备，我在乐罗村、望楼港兼联系分赴各地活动的同志。就这样我们四人分别单身只影挨饥受冻奔波各村，迂回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开展斗争了。
  在敌人的残酷镇压和欺骗恐吓下，群众心有余悸，起初见了我们就回避不敢接触，我们无奈只好先得依靠自己的亲人、老屋主、烈军属接济和探听一些敌我情况，然后根据线索逐渐扩大联系。敌人知道我们回来活动便派兵进行频繁的搜查。环境恶劣时我们就带上一个奶粉缸、一、二斤米和一撮盐悄悄离村进入山林隐藏，白天我们装扮成农民同群众在田间边劳动边交谈，做深入发动群众工作。若遇上敌人持续封锁而断绝粮食时，只好摘些野菜充饥。经三个月的艰苦活动，接触了部分比较坚定的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给他们讲述革命前途和斗争形势，大家增强了胜利的信心，勇敢地参加战斗了。工作开展有了眉目，崖县区委一面继续坚持深入扩大宣传发动群众，一面将情况向上级党委报告，取得了上级的指示，我们就分别地逐步恢复和发展各地的党组织。恢复了梅山根据地后，为了扩大影响，我们开始反击敌人，首先干掉了梅西村最坏的国民党奸细孙亚鉴。给敌人当头一捧，继而又做梅山周围几个村庄的黎族群众的工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梅山附近的周围几个黎族村庄，在国民党挑拨离间下曾一度同梅山结下了仇恨，不利于开展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工作。于是，为了加强民族团结，扩大和巩固梅山革命根据地，在区委的决定下，我不顾个人安危带领一名随行人员深入三更、抱力黎族村，同其首领韦天洲等人进行和谈，消除仇恨，化干戈为玉帛。从此，梅山和三更、旧村、抱力的群众重新联合起来共同对敌。“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崖县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是没有被征服、被杀绝的。经共产党的春风一吹他们就复苏了。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
  不久，为了加强崖县的工作，上级党委从外地陆续调回孙珠江、吴清尧、何多璋、高俊德、刘礼仁、林志兴等同志，随后又派吉鲁汉带领几位武工队员来协同我们一起战斗。战斗力加强了，在革命群众的支持下，我们就开始对敌人以牙还牙进行反击，惩办汉奸、铲除特务、奸细。乐罗村的陈德文是个地主恶霸、大汉奸，日冠时期当伪维持会长，勾结国民党四区区长陈恩绶为虎作伥，肆虐人民，因有日军做保镖故无法早日除掉，日本投降后他又变本加厉危害革命，罪恶累累，人民切齿，区委决定除掉此祸魁。故于1946年农历5月初7日黄昏，由吉鲁汉和我分组带领武工队二十多人冲人其家，捉住了陈德文和从感恩县逃亡来的大汉奸陈正书。陈正书瞥见吉鲁汉，知道自己的罪恶罄竹难书、在劫难逃，就撒赖不肯走，被当场打死。我们捉住陈德文并收缴两千多光洋和一批物资后才毙掉他。国民党望乐乡乡长吉锋，刚上任就异想天开，拔弄如意算盘，计划在两年内大刮民脂造筑高楼大厦。为此，上任两个月就加重捐税，横征暴敛、残踏人民，我们派武工队袭击望乐乡公所，把他击毙。继而又在梅山角头海面捕杀国民党海塘乡乡长陈伯业，不久又逮捕罗所乡乡长罗绍熙，前后从敌人手里夺取了七支步枪，武装自己成立一个长枪班。杀掉了陈德文、吉锋、陈伯业反动家伙，大大鼓舞人民的斗志。群众说：“救星共产党回来了，我们胜利了，解放有希望了”！
  经过一年时间的出生入死的艰苦奋斗，全县恢复和发展了十多个党支部，崖县人民的革命斗争又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为了支援前线，区委向奸商富户借款筹粮，先后在梅山、乐罗、望楼、莺海一带共筹集光洋六千多元。继着又深人各村发动青年参军参战，向国民党士兵开展策反工作，利用打进去拉出来的手法瓦解敌人，扩大革命力量。这时敌人感到原有的县、区、乡的反动武装力量不足以自卫，逼得从外地调一个伪保安团来崖驻扎，对付我们这支不足十条枪的游击队。国民党崖县自卫大队长陈麟阁和国反崖四区区长陈恩绶，奉伪县长邓士采之命梦想歼灭我们，但革命的群众是我们这十几条小鱼游泳的大海，深山密林是我们这十几只小燕栖荫的屏障，敌人无可奈何。反动头子，土豪劣绅，反而害怕我们，纷纷逃进敌军据点去躲藏，以图保其狗命。国反罗所乡乡长周承炳，冲坡乡乡长陈世兴，起初国民党委任他们当乡长时，他们不敢擅自应承，都得先呈报我方，取得允许才敢上任。并接受我们提出的条件：一不得妨害革命，二不准剥削人民，三向我方提供情报，四必要时令其所属人员携械向我方投诚。
  人民群众是革命胜利之本，离开了人民群众我们就寸步难行，一筹莫展。在乌云压顶，阴霾蔽空，环境十分恶劣的日子里，如果没有人民群众做后盾，支持庇护我们，充当我们的耳目，我们就不能生存，工作无法开展，更谈不上扭转危局。有一次，我们在望楼港缉没奸商一船大米一百多石，要运往昌江县供应部队，遇着潮退无法启航，倘若要等到潮涨，恐怕距离只有十华里远的九所墟据点之敌闻讯赶来阻挠，在这紧要关头，望楼港革命群众经党支部一发动，就有30多人火速赶来将船推出大海扬帆离去。又一次，在梅山乡角头村海面上缉没奸商一船铁丝和一批物资约三万多斤，夜间船在角头村靠岸，为防不测，梅山乡党组织连夜发动一百多名青年男女摸黑突击搬运，很快就全部搬完藏好。过后将这批物资拨售价值三百光洋支援前线。1946年的一天，我和五位同志出发到望楼港、乐罗村活动，躲宿在乐罗村南边的一丛刺蓬里，由于奸细报密，敌军胁迫一位群众带路搜捕我们，当敌人距离我们驻地不远时，这位群众就故意大声叫“斗、斗、斗”（招狗声），暗示敌情，让我们分散掩蔽，安全脱险。梅山乡的孙五嫂在艰难的战争年代里，无论敌人怎么恐吓威胁，她一直把自己的家当为我们的接头处、交通站，掩护同志。长年累月为来往的同志烧水做饭，安置住宿，传递讯息，从无一句怨言，她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革命母亲。望楼港的甘嫂也是一位众口相赞的好同志，她忠心耿耿为革命，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探察敌情，递送情报，周济和掩护革命同志，她两女一男都送到革命队伍。她不幸被捕后，敌人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利诱、酷刑，她坚贞不屈，丝毫未吐露革命秘密，敌人恼羞成怒便杀害了她。她在临刑前还托被释放回来的郑桂生同志，叮嘱我和同志们“谨慎小心，把革命进行到底！”她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不愧为一位坚贞不屈的无产阶级女战士。
  几十年像流水一样地消逝了，但艰苦的斗争迹象，英雄儿女的容颜还历历在目，为革命牺牲的勇士们安息吧！愿活着的人们继承先烈未竞之业，努力奋斗，共同开创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奔向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
  （陈作平整理）
  巧夺敌机枪
  周成昆
  1945年5月，驻在六盘地区博厚据点的日军，强迫民众为其在六盘海岸线一带挖壕沟修工事，企图加强对我民主地区的控制，每天由三本一郎带领日兵在工地监视民工劳动。六盘乡民主政府向驻仲田岭根据地的崖乐县政府和琼崖独立纵队第三支队报告了敌情，县府和琼纵部队决定要夺取敌人武器，并指示六盘乡民主政府进一步具体了解敌人的行动。经侦察得知敌人每天派一班士兵上工地吊儿郎当地监视民工劳动。部队掌握敌情之后，决定由第三大队长李贤祥组织突击队，夺取敌人枪支。一天，李贤祥和县政府驳壳班长等5名武装人员装扮成民工混进工地。工地上挖土、挑土的、扛材料的人群来回穿插走动，遍地皆人。突击队就趁此杂乱场面乘敌人不备，突然夺走了一挺机关枪和一支步枪。当敌人发起追赶时，突击队战士投了几颗手榴弹，打乱了敌人。突击队开始走在较松软的海滩上速度缓慢。水上渔民看见便指教他们靠近海水边结实的沙滩跑速度很快，不久他们便进入湾艾村。在博厚据点的日军闻讯赶到现场，把番村包围起来挨家挨户地抄查。敌人扑空了，恼羞成怒放火烧毁乡干部周成昆、黎亚生家的房屋。把村民苏亚昭、周亚金捆吊在树上放火从脚底烧，同时打家劫舍，夺走了群众一批牲畜和粮食。
  但是，敌人并不死心，晚上三本又带兵包围湾艾村，一部分人围村，一部分人埋伏路口。由于敌人不熟悉地理情况，凌晨在行动中互相误会，开枪射击，打死了一名日本联络兵。日敌自食苦果，恼怒万分，立即放火烧毁湾艾村28户民房，接着下禁令把湾艾村围困起来，同时在六盘外围的竹络岭公路进行严密封锁，派汉奸深入侦探。但是突击队潜在湾艾岭，有水上渔民的掩护支持，供给粮食、通报情况，安然潜伏一个星期。后来采取调虎离山计，崖乐县政府和琼纵部队在仲田岭根据地的甘什岭搭台挂大横额假称：“李贤祥在六盘缴获日军机关枪胜利归来庆功大会”，同时通过两面甲长（为我党工作应付敌人）符亚哈向敌人报告信息。日敌信以为真，便解除对湾艾岭的封锁。突击队在渔民的帮助下乘船从牙龙港出海，经过一夜水路胜利地返回仲田岭根据地。
  这次夺枪事件，给敌人一次沉重打击和警告。往后驻博厚、竹络岭、林旺、藤桥据点之日军不敢轻易地下村进行抢劫了。从此，使这些地区的抗日工作更顺利开展。抗日民主村庄不断扩大，收集敌情，清查汉奸，筹款筹粮支援前线等各项工作都有较大的进展。我当时是六盘乡的编练员，缴获敌人机关枪后同李贤祥撤到湾艾岭被敌人围困在岭上。但我是当地人熟悉情况，经常下村联系群众掌握敌人动态。尤其是得到渔民的支持供给食物，使我们在敌人的长时间的围困下能够最后战胜敌人，胜利脱围。
  智袭黄流
  韩飞
  1948年6月初，我们十三支队副支队长张积成和四大队大队长郑南锦到崖县沿海一带侦察，得知崖城守敌限令黄流乡公所在三天内将全部壮丁送到崖城。支队部决定利用敌人送壮丁之机，化装奇袭黄流乡公所。
  6月10日晚，从各个连队挑选出来的50名干部战士穿上国民党军军服，从乐东旧村出动，向黄流墟进发。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公路上已有三三两两的农民挑着各种农产品去黄流墟赶集。我们化装成崖城要塞守备大队的队伍，也出现在崖城通往黄流的公路上，张积成骑在马上，他和郑南锦穿着军官服，戴着大沿帽，率领队伍，大摇大摆地向黄流开进。
  队伍走到半路时，迎面一个骑马的敌兵正急急地奔来，很快就到了队伍跟前。尖兵班喝令敌兵勒马停步，问后得知，他是从佛罗据点赶来的。佛罗据点已被我挺进支队包围，他急着要到崖城去求援。我们将计就计，说我们就是从崖城赶来的援军。敌兵信以为真，便在前头给我们引路，并将自己的马交给郑南锦这位“崖城要塞守备大队的副大队长”骑。在与敌骑兵的交谈中。我们了解到黄流乡公所的详细情况，就诳他说：先顺路到黄流乡公所去找孙家才乡长办点事，然后再去佛罗，敌兵深信不疑。
  到达黄流墟了，我们的队伍穿过弯弯曲曲的小街，来到乡公所。引路的敌兵把乡长孙家才找了出来，向他介绍说，这是崖城要塞守备大队的张大队长和郑副大队长。
  张积成立即给孙家才一个下马威，厉声责问：“你知不知道国军在造水战斗中损失很大，急需壮丁补充兵力？你乡的壮丁为什么迟迟不送到崖城去？胆敢违抗国军的命令？”孙家才吓碍直发抖，陪着笑脸连声说：“不敢，不敢。3天内一定将壮丁送去，请大队长息怒，请大队长息怒。”
  “不行！你马上叫乡自卫队全部出来集合，不要带枪，看看有多少能当国军的，我要带走。枪支留给乡公所。”张积成更加严厉地说。
  孙家才不敢违令，老老实实地将乡自卫队一个不缺地集合起来。
  张积成见时机已到，指着孙家才大声说：“先把他抓起来。”战士们立即把孙家才和乡长助理捆了起来，并迅速收缴了房内的枪支弹药，前后不到20分钟，黄流自卫队和乡公所共40多人就都成了我们的俘虏。
  当我们带着枪支弹药，押着俘虏通过黄流墟的街道时，老百姓见平日作威作恶的地头蛇孙家才被捆了起来，无不拍手称快。孙家才还以为自己是被“国军”错抓了，仍作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后来，当他看到我们同主力部队会合了，才明白过来，就象触了电似地瘫倒在地。
  袭击廖练据点
  周成昆 潘江汉
  1949年冬，国民党军队有一个保安旅驻榆林港，分驻田独矿区一个营，从田独矿区派一个连驻廖练据点。这个敌据点是我榆亚特别区和田独、安由、六道、六盘、榆红等乡民主政府进行联系、开展活动的障碍，必须彻底拔除。
  这时琼崖纵队五总四团正在仲田岭根据地一带活动打击敌人。为了消灭这股敌人，榆红乡民主政府，首先将了解的敌情报告榆亚特区委和五总四团。榆红乡民主政府驻在三牛坡与敌据点仅相距一公里，部队指示乡政府进一步具体了解敌人情况。乡政府通过三牛坡村小学校长李智民（藤桥人）深入廖练村进行侦察，掌握了敌人的明哨、暗堡的位置，早操、早餐、晚餐的时间和活动规律，绘画敌人驻防地图，送交四团。10月上旬的一天，团政委吴以怀，团长冯位才，副团长林侠君听到报告后，经过研究，为了进一步具体掌握敌情，决定派出副团长林侠君带领一营营长苏一坚和三名战士，在榆红乡副乡长周成昆的向导下，利用晚上摸到敌军据点附近侦察。
  林侠君一行发现敌营房四周的铁丝网有的已锈坏脱落，碉堡有的也崩塌了，敌军全部住在营房四周的茅屋里。翌日他们为进一步了解敌人的火力点，又潜到据点西南面的小山头继续观察。
  敌据点设在一块小盆地之中，小山头距据点不足200米，在附近的小山头上架起机关枪，完全可以控制敌军据点。这个据点的敌军共有三个排，他们每天都在据点里的一块开阔地出操。把情况摸到后，他们当即绘出草图，潜回了团部。
  12日晚上，团政委吴以怀、团长冯位才、副团长林侠君率领全团，从大茅峒住地出发，向廖练疾进。途中，忽然下起了大雨，风雨掩护了这支神勇队伍的前进，指战员们不顾风吹雨淋，疾步行军，按时于拂晓前抵达了预定地点。当时战斗部署是：由一营占领小山头；二营的一个连和团部短枪班负责消灭据点里面小高地的排哨，其他两个连和三营一部组成三个突击队；三营另一部负责截击逃敌，阻击敌援军，其余为预备队，待命行动。
  13日上午八时左右，天气放晴。敌军操练过后，都围在那块开阔地里准备吃早饭，他们三人一伙，五人一群的除哨兵外，士兵们都不背带武器，这正是发起袭击的好时机。只听见团长一声令下：“打”！已占领小山头的二营战士们，架着机枪，“哒哒哒哒！”七挺轻机一齐愤怒地开了火。在开阔地、炮楼和小高地排哨的敌人，当场被打死、打伤的就有50多名。没有被打着的敌人，丢下碗筷，拔起腿慌忙从开阔地没命地逃进了营房。二营营长詹行先听到小山头响起了枪声，把手一挥：“跟我上！”，突击队员以迅猛的动作冲上了小高地，消灭排哨上的敌人。另外的两个突击队也从不同方向，向预定目标冲击，占领炮楼。我四团全线出击，慌忙的敌人无法抵挡，有的钻进附近的丛林中躲藏，有的拼命向通往田独的道路逃窜。敌人来得正好，三营营长郭力波带领的三营战士，早已在这里等候了，逃向田独的敌人一个也没有漏网。
  这是一次战果辉煌的战斗，我四团全歼敌人一个连，打死、打伤50多名，生俘敌营长以下官兵60多名，缴获八二追击炮1门、六〇炮2门，轻重机枪4挺、长短枪80多支、军用物资一批。我军无一伤亡。
  被俘的敌军营长是文昌县人，他承认国民党大势已去，败局不可收拾，再抵抗也是徒劳的。但他又打肿脸装胖子，表示不服输，说：我经过平津、淮海等大战役，共军都是明枪明炮向我们正面开火的，我们被打败了心服口服。这次你们乘我不备，突然袭击，这种打法，不太正规了。战士们听后都哈哈地大笑起来，嘲笑这个狂妄而又不自量的战败者。
  战斗绩束，部队回到大茅峒住地。参战的榆红乡副乡长周成昆回想起早上战斗时，有一股敌人带着机关枪冲出据点外的稻田里，被我埋伏部队截击，除了死的，全部被俘不漏网，可缴获的武器却没有机关枪。当天下午，他便重返战地搜查抓俘虏的现场，结果发现狡猾的敌人，把一挺捷克机关枪和一条子弹带、六个弹盒、百余发子弹埋藏在水田里。周成昆把这挺机关枪作为地方捐献武器任务上缴部队，受到上级党委的表扬。
  营救美国飞行员
  林诗耀
  1945年7月，日本侵略军在琼崖各地不断显露出败像，在琼东南，他们基本停止了对山区根据地的“扫荡”，把兵力紧缩于三亚、榆林一带。此时，盟国的作战飞机不断飞临琼东南的上空，对三亚、榆林的日军军事设施实施频繁的空袭。
  当时，我在陵崖保乐边区办事处任党委书记。办事处设在崖县仲田一带的山林中。一天中午，我们正在吃午饭，突然听到有人高声叫喊：“飞机冒烟了！”我立即冲出草寮，往天上看，只见一架飞机拖着长长的黑烟往海边坠落，紧接着，从飞机上弹出一个小黑点，小黑点越来越大，张开成一个降落伞，伞下系着一个人，徐徐地向着崖县红沙至六盘之间的山林降落。
  那时，我们没有识别飞机的常识，无法对飞机的国籍进行识别，我们仅从这一点做出判断：被日军击落的飞机，肯定是盟军的。
  于是，我们立即派出民兵，循着降落伞飘落的方向去搜索了好一会，终于发现一个身着棕色飞行服的外国人，躲在一颗高大的枫树上，在他百米处的灌木丛中，藏着一张降落伞。民兵们正打算叫他下来。突然，山林中响起尖啸的枪声，还听到日军在高声叫喊。显然，日军的搜山部队也是冲着这飞行员来的。于是，民兵们利用他们所熟悉的有利地形，猛然向目军开火，把敌人引向别的山头。这个飞来的客人被营救了。
  乡干部和民兵们把这个高鼻子、蓝眼睛、长着满头卷曲的浅棕色头发的外国人送到了我们办事处驻地。他初见我们时，特别是看到警卫员斜挎着驳壳枪，流露出惊恐不安的神色。显然，他是怕我们加害于他。过了一会儿，他看我们这些陌生人的态度十分友善，才稍安定。接着他的眼光便盯在我们吃剩后放在木头桌上的几个蕃薯上。办事处主任张开泰估计他想吃东西，便叫人端来一小筐冒着热气的蕃薯。这位天上来客显然是饿极了，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边吃还边点头。
  办事处秘书陈生是个归侨，早年在南洋读书时学过英语。我立即让人去叫他来看他能不能和这个飞行员说上几句话，以便了解些情况。
  “哈罗！欢迎，欢迎！”陈生一来到这个外国人面前，就用流利的英语打起招呼。
  这飞行员一听，立即面露喜色，站起来，紧紧握着陈生的手，一口气说出一大串话。经陈生翻译，我们才得知，他是美国南太平洋战区的空军中尉飞行员，在执行空袭命令时被日军的炮火击中飞机被迫降落。他庆幸自己能够绝处逢生，对我们的营救表示感谢。未了，他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并深深地向我们鞠了一躬。
  “密司特陈，你们是深山打猎的？”中尉问道，也许他曾读过介绍东方人的原始森林中狩猎的书籍，联想使他对目前的情景做出这样的判断。
  “不是。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
  “共产党？红军？”中尉眼里露出了惊异的神色。
  就在这时，有人报告，日军出动大批部队到六盘一带大肆搜山，抓了不少群众，还扬言，如果共产党不交出美国飞行员，就要大举进攻，踏平山林。当陈生起这些情况告诉中尉时，中尉的脸上显出几分慌乱。他急忙提醒陈生，叫我们不要出卖他，不要把他交给日本人。
  对于中尉对共产党人的无知，陈生付诸一笑。他告诉中尉，日军的进攻我们已领教多次，每次都是以日军灰溜溜撤退而告终。并告诉他，有我们共产党人保护，死神绝不敢向他迫近。这时，中尉的情绪又活跃了起来，眉宇间还流露出诚挚的敬意。为了接待好这位天上来客，我们指定一名公务员照顾他的生活，并让陈生同意抽空陪伴他。那时期，我们的生活很艰苦，经常是蕃薯干稀饭加上一小块萝卜干。但我们还是尽量给客人弄猪肉、小鸡吃，公务员还采来山茶给他泡茶喝，把木薯剥了皮切成条蒸熟，那样子很象面包，客人吃得非常惬意。特别是当我们弄来芭蕉、椰子、木瓜、菠萝密等热带佳果时，他更吃得喷喷香，边吃边说：“OK！顶好，顶好！”
  有一天，在我们开饭时，他出来遛哒，发现我和张开泰这些当“官”的也和战士们一样，吃一个菜饭团和一碗蕃薯干稀饭，同他吃的大不一样时，他竟像不认识我们似的直瞪着眼。是啊，凡是有着健全大脑和正常感官的人，遇到此事，是绝不会无动于衷的。
  二十天后的一个上午，有飞机飞临山林上空，他立即跑到一块空旷的高坡上仰望长空。突然，他象小孩似的高兴起来，大声喊着：“密司特陈，我们的飞机！”并急忙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皮夹予，翻出里边镶着的一块小镜片，向着飞机照射、摇晃，与飞机联系。这天，他虽然没有联系上，但高兴得不能自制。他告诉陈生，日军投降了，反法西期战争胜利了。陈生问他怎么知道。他说，刚才飞过的飞机是邮机，在战时是有战斗机护航的。如果不是日本投降了，邮机是不敢在这紧靠日军军事重地的上空单独飞行的。随后，我们的交通员也送来了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情报，同志们高兴得直蹦直跳，山林回荡着同志们的欢声笑语。
  第二天，一架印着蓝五星的美国战斗机在低空出现。我们给中尉找来一面姑娘梳妆用的镜子，有规则地来回摇晃打信号，终于和飞机联系上了。飞机盘旋了一会儿，接着投下一张降落伞携带着大箱物资，坠落在山林中。打开一看，里面有食物、衣服，还有一部无线步谈机。此后接连几天，他用步谈机同飞机通话。他报告说，他被琼崖的共声党部队所营救，得到了热情友好的接待，希望能早日回去，并希望能空投一些武器，以让共产党部队护送他到指定地点。于是，飞机空投了一批卡宾枪、手枪和子弹。
  这天早上，中尉怀着兴奋，依依不舍的心情来向我们告别，他说，共产党的部队不仅救护了他，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在思想上给了他许多启迪。他表示回去之后，将请上司向我们提供帮助。
  张开泰握着中尉的手说：“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是好朋友，我们对中尉的营救是出于盟友的道义，希望美国在战后也真正履行盟邦的义务，监督日军执行投降条款，向我抗日军队交出武器。”
  中尉忙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们长期在琼崖坚持抗战，送走了战争的瘟神，迎来了和平的天使，胜利的果实应当由你们摘，我们同盟国会主持公道的。”
  我也紧紧握着中尉的手说：“但愿中尉的良好愿望能变成现实。”
  中尉到达榆林港后，经他积极建议美军联络官邀请我、符哥洛和陈生到榆林港后，同日军、国民党代表会晤。在交谈中，美方联络官对我方营救其飞行员表示感谢，然后表示愿意主持公道，合理分配胜利果实，希望国共两党达成谅解，实现和平。但在谈及受降的具体问题时，美、日、蒋却同一鼻孔出气，以种种理由阻止我们抵达榆林、三亚。这当然遭列了我们义正词严的驳斥，会谈毫无结果地结束了。
  我们离开榆林港时，美军中尉特地跑来送行。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再次致谢，并对他的无能为力表示歉意。他说：“我对时局的看法太简单、太天真了”。我接着说：“是啊，人民渴望和平，但国民党却想掠夺胜利果实，我国的上空正在堆积着内战的乌云。”
  这时，中尉耸了他肩膀，说他对战争非常厌恶，并说回国后一定致力于和平事业，把战争这个怪物从地球上驱除掉。
  回忆解放战争时期桥北乡的财税工作
  孙其雄
  桥北乡位于崖县的东部，东与陵水县接壤，北与保亭县毗邻，它以仲田岭为中心，包括现今的林旺镇和藤桥镇，共有20多个村庄，聚居着汉、黎人民三万多人。它的东、西、北三边有绵连起伏的山林为其天然屏障，南边有浩瀚的南海和优美的后海港，地理形势十分险要。这片地方四季皆春，土地肥沃，宜种水稻、甘蔗、蕃薯等农作物，山区盛产珍贵木材、红白藤、竹类。沿海鱼虾、食盐等海产品很丰富，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但由于位置偏僻，距三亚较远，是反动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这些，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927年，中共崖三区委领导东部地区各族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反动统治，建立了全县第一个红色政权——崖三区苏维埃。国民党反动派摧残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根据琼崖特委的紧急指示，一部分幸存的革命者撤退到山高林密的仲田岭一带，继续从事艰苦的革命活动。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仲田岭就是革命的游击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琼崖纵队五总四团、六团都以仲田岭根据地为立脚点，协助地方党政组织建党建政打击敌人。各乡民主政府积极配合县府和部队，广泛开展自卫战争，英勇抗击国民党四十六军，多次粉碎了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挤封锁。桥北乡民主政府建立后，宣布废除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切苛捐杂税，建立财税制度，组织一支财税队伍，积极开展财税工作，从而保障了革命战争的供给，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
  我1947年至1948年担任桥北乡民主政府财粮助理，1949年被调到榆亚特区驳壳班后，直至1950年初仍积极配合该乡党政人员做财税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桥北乡的财税工作，主要是征收公军粮、工商税以及打没等。现在，我谈一谈当时各种税收的征收及有关情况。
  一、公军粮。公军粮是桥北乡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它的主要征收对象是敌占区和游击村庄的财主富户。上级政府分配公军粮任务到乡后，我们就先逐村秘密召开伪保甲长会，调查各村的人口、土地面积和粮食收入等情况，议定各村负担任务。后由伪保甲长根据各财主富户占有田地多少和雇工人数等情况对他们作硬性摊派。上等者一户一年征谷八、九十石，一年一征或两征，都是晚上秘密进村催交。对敌占区，我们是强令伪保甲长征集，并强令他们催促财主富户派工，把粮挑到指定的地点放好，后由我们连夜带领民兵把粮食挑回解放区。如有抗交公军粮者，我们就依法惩治。1947年秋，田尾村富户徐××抗交公军粮八十多石，乡支前委员会主任黎亚吉（黎族）就派我们四人晚上武装潜入该村，把他抓回乡府（驻在仲母村），并叫民兵把他锁上镣拷，关押在一间黑暗潮湿的小屋里，第十天，徐受不了苦，就写信叫他老婆来保释，他老婆来后，哭哭啼啼地向我们求饶。我们决定对徐罚粮一倍，才将他交给该村伪保长和其他亲属保释，次日，他就老老实实地补交了全部公军粮。惩处徐××后，对当地财主富户震动很大，原来态度恶劣的纷纷补交了摊派的公军粮。当年晚造征收公军粮八、九百石。对游击区，我们是先对伪保甲长进行革命宣传，揭露敌人的谣言，帮助他们提高认识，由他们把粮收齐，并选派可靠的群众于天亮前把粮挑到根据地。
  根据地的仲田等七、八个村庄，由于多次遭受敌人的摧残，人民群众生活相当困难，因此，乡府没有对农民摊派公军粮的具体任务，交多交少由农民决定。对烈属、寡妇、残废者免征公军粮。但广大农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洗礼，思想觉悟很高，为了巩固和发展解放区，都踊跃缴公粮。许多农民收获粮食后，选出最壮实最饱满的谷子送给民主政府，多者一造交五六十斤，少者一造交谷一斗几升。此外，每当部队进村里时，广大农民都按照保甲长临时摊派的任务，交缴公军粮，由乡府统一做饭给部队吃。为了迎接大军渡海解放海南，我们于1949年10月份开展借谷活动，同时动员群众捐献。仅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全乡就借谷三、四五百石，捐谷五六百石，胜利完成了任务。
  二、工商税。工商税也是桥北乡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征收如下几种税目：
  1、营业税。只对藤桥墟开布铺和日杂、成药店的坐商征收。我们先通过地下人员摸清商家的资本和经营情况，后秘密与商家议定年交税额征税和征实物相结合。大商家一年缴税七百元光洋，布六尺，还有价值一百几十元的白纸、笔墨、药品等；中、小商家每户交税额分别为大商家税额的百分之六十和百分之四十，一次或数次交齐均可。由我们写信通知商家于晚上到指定地点交税，有时也委托地下人员代征，对抗交税款者，进行批评教育，不罚款，亦不打没。有一次，我们通知大商家黄××（开布店和酿酒等）到指定点交税，但他不理睬，我们便和市墟地下人员一起耐心教育他遵章纳税支持革命。他接受了批评教育，没几天就补交了应纳税金七百多光洋和一批布匹、纸张等实物。
  2、糖税。只对东溪村开糖寮的富户李××征收。一个榨季可征税七、八十光洋。我们晚上到他家里征税时，如钱足，就征钱，钱不够，就征十担糖和一部分钱，并和他约定交货时间和地点（均在距藤桥三、四公里的北岭仔），届时我们带领民兵等候，并连夜把糖挑回根据地。
  3、鱼税。主要是对庄头、龙海、灶仔、大灶等四个村做大网的渔民征收。一年征一次，定死任务，不管他们全年捕鱼多少和捕鱼种类优劣，都一样按数征税。以征实物为主，征代金为辅。一大户（三十人合做一船网算大户）一年征三四十担鱼，或征代金六百至八百光洋。
  4、盐税。只对几个合股在林旺和石龟村开办盐田的盐商和农村盐户征收。对前者只是征税，一年收税二、三百光洋；对后者只是征实物，一户一年征收二、三筐细盐（均有四、五十斤）。
  我们征收公军粮、借谷、捐献和征收工商税时，都给对方打收据。收据是由县和榆亚特区政府统一印发的，一式两份，一份交给对方，一份随粮税上送作为提解的凭证。粮税是分成的，部队得六、七成，地方留三、四成。糖、鱼、盐等实物，则全部交给部队用。
  三、打没。由于桥北乡多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和经济封锁，经济损失很大，光依靠根据地的税收，是不能保证革命战争需要的。为了解决根据地的财政困难，我们就积极配合部队进行打没活动，打没的对象是地主、豪绅、官僚、奸商等。1948年初的一天，洪李村伪保长×××（我们的地下联系员）向榆亚特区领导报告，说国民党军队官兵四人，从三亚护送一汽车布匹到藤桥贩卖。特区领导立即选派区、乡武装人员、征收员和民兵共十四五人，赶到洪李村后岭子公路两旁埋伏袭击。经过短时枪战，我们取得了胜利，击毙了国民党连长一名，吓跑了其他士兵，并缴获了黑、白色布料共四十多匹。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配合部队多次进行打没，除击毙击伤和活抓国民党人员十多名外，还缴获了一批粮食、布匹、日杂、药品和许多光洋。
  四、其他情况。
  1、财税纪律。桥北乡解放区的财税纪律十分严格，对财税工作人员中的贪污腐化，一经查出，就给予严厉的纪律惩处。有一次，我们催促征收员高××把税金上交给榆亚特区政府，但他骗说收不到税。我们便进行调查和清查，查出他家里私藏一些盖上他印章的收税条据，扣压税金三百元左右光洋。特区区长吉鲁汉听取我们的汇报后，即派我和二三个人把高抓起来，关押在甘什岭麓的一间茅草房里，但一个月后的一天深夜，高趁看护民兵疏忽之机逃跑了。由于根据地严格财税纪律，反对贪污行为，纯洁了革命队伍，教育了干部群众，保证了财税工作任务的完成。
  2、生活待遇。桥北乡的财税工作，是在很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民主政府每月只发给每人二元生活津贴费，用来解决生活上的最低需要。但很多同志和我都未领过生活津贴费，都是从家里拿钱拿衣服去工作，有时还捐钱买枪弹支持革命和资助生活很困难的同志。由于根据地实行生活津贴费制度，不仅节省了财政支出，减轻了人民负担，而且培养了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团结战斗的优良作风，使我们在物质很缺乏的条件下战胜了敌人。
  今天，回顾桥北乡财税工作的这段历程，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桥北乡根据地的财税工作人员，为革命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学习。希望做财税工作的青年同志继承和发扬先辈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革命传统，竭尽全力做好工作，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做出贡献。
  （陈人勃整理）
  梅山阻击战
  陈作新
  梅山阻击战是1949年春攻九所战斗的外围战，它消灭了从榆林、崖城来援之敌一个加强连，有力地支援了九所围歼战的彻底胜利。
  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重大胜利的凯歌声中，琼崖纵队为了进一步狠狠打击琼崖国民党韩汉英部，决定从1949年2月20日起集结主力向敌发起强大的春季攻势。琼崖纵队副司令吴克之为前线总指挥带领第三总队一、三团和第一总队七团，第五总队四、六团在解放昌感县全境后挥戈向崖县进发，计划解放崖县城进而解放榆林、三亚两港，使解放区送连成一片。九所墟是我部队必经之地，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驻有国民党榆林要塞兵一个营，国民党乐东县逃亡政府、县自卫大队以及四、五区署、岁乐乡、旺官乡、罗所乡公所，兵力共数百人，成为我们的拦路虎，因而决定先拔除它。部队浩浩荡荡从昌感挥戈南进，经过几天徒步跋涉的急行军，于6月1且（农历五月初四）夜里四时抵达九所包围九所之敌。前线指挥的战路部署是：三总三团负责向西北方向主攻，三总一团、一总七团向东南方向突击，五总全部驻在十所村待令。6月2日凌晨战斗刚打响，五总奉命从六团抽调一个整连和二个排组成一个加强连，指定我带领到离九所20多里的梅山去担负截击崖城、榆林向九所救援之敌，派卓飞和陈国风带领南进队驻扎望楼港，防止敌人海上来援。我接受命令后带领加强连以迅速的行动抵达阻击阵地：梅西村边的最高点（称独岭）。独岭是崖县一区和四区的分界线，它前面是浩翰的大海，公路、铁路从它的脚底下伸展。敌人从陆地来援势必从独岭脚下经过，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阻击阵地。部队一到我就组织队伍在公路、铁路和大海的会合处之山顶上和半山腰建筑工事。山顶上的火力能控制公路、铁路和海边，在半山腰的部队和山顶的部队能够互相呼应，又随时可以出击，真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难敌”的险隘之道。
  农历五月娇阳似火，晒得人们汗流夹背，严阵以待的战士们，又饥又渴，但是，大家牢记着首长的谆谆告诫，想着自己肩负的重任，顾不得炎热和饥饿，忙着筑好防御工事，准备好截击、消灭来援之敌。
  一切准备停当，我将队伍的布防情况和阵地分布草图报告总部后，就交代符亚东连长暂时负责指挥，自己带领通讯班到前面的梅东村去找梅山乡党、政组织联系。在梅东村恰好找到乡长陈兴起同志，我要求乡政府帮助设法解决我阻击部队的吃、喝问题，并要求派出民兵向崖城方向巡逻放哨，封锁消息监视可疑对象等。梅山乡的人民不愧为老区的人民，当他们闻悉我部队围歼九所敌人，又在这里阻击援敌，非常高兴。我刚回到阵地上，梅山乡男女民兵和人民群众就有挑饭的，送开水的，扛椰子的嘻嘻哈哈涌到我们阵地上来。乡亲们到了阵地上就对战士们进行亲切的慰问和热情的鼓励，这是多么感人肺腑啊！梅山的男女民兵还帮着战士们挖战壕、搬石块构筑防御工事，整个阵地热气腾腾，呈现着一片军民团结并肩战斗的动人场面。
  在沸腾的阵地上，我宣读总队首长陈武英、潘江汉、陈岩发来的命令：命令你们不管付出任何代价，一定要把敌人阻击在阵地前面，决不能让敌人窜到九所。宣读完命令我接着对同志们做简短的动员：“同志们，我们六团是有名的硬汉，我们能攻、善守，首长信任我们，把这样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坚决不放过一个敌人，保证兄弟部队胜利围歼九所之敌。刚构筑好防御工事，即听到九所方向传来一阵紧似一阵的密集枪声，大家喜笑颜开，欢天喜地，预祝九所战斗胜利。梅山人民群众一面与战士构筑工事，一面向战士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对梅山人民烧、杀、抢劫的滔天罪行。梅山人民的控诉，激发了战士们英勇杀敌的决心。同志们一致表示：坚决消灭敌人，为贫苦人民报仇。
  6月3日下午3时，梅山民兵从哨所赶来报告：援敌已到前面2里地的长山村，但不知具体情况。我找陈兴起乡长商量，决定先派民兵保护群众撤退，并继续派民兵探清敌情。我回到阵地上立即命令部队按计划进入阵地，加强监视准备战斗，可是一直等到太阳下山，一点动静都没有，，阵地前面的梅东村也鸦雀无声，讯息杳然。正当我们心急如焚之际，忽然乡政府派两位民兵匆匆赶来报告：援敌约有200人，穿的是黄色军装，不曾进入梅东村，只驻在村东边约二华里路的岭仔上，有部分驻在铁路南边的高地上，敌人还有一匹马。情报简单，可是非常重要。从服装来判断，证明这支敌人是敌要塞部队，敌人不敢冒失进村，又不敢冒险前往救援，说明敌人老奸巨猾富有作战经验。我召集正副连长和指导员共同研究，分析敌人有两种可能：一是敌人兵力不多，民兵报告的约200人基本是准确的。敌人晓得我军围攻九所必定设有伏击，而伏击阵地就是不远的地方，故此停下来，先摸清情况；二是这股敌人可能是救援敌军的先头部队。他们假装停止前进借此蒙蔽我军，待深夜后续部队到来，才一鼓作气冲破我们阻击阵地直奔九所救援。为此，我调整部队进入预先布置好的夜间作战阵地。公路、铁路和海边一带也安排好部队把守，同时派出一个排在阵地前面担任巡逻警戒。之后，我们速即将情况及作战部置报告总部。晚上8时，敌人派3名便衣从公路正面偷偷前来向我阵地侦察，走在前面的1名敌兵被我警戒部队俘获，后面2名敌人闻声择路逃脱。我们从俘获的敌兵口供中了解他们是从榆林开来的。抵崖城后补充2个排，共5个排，170多人，有机枪4挺，八二突击炮1门。4个排驻在公路北面高地，1个排驻在铁路南边的土墩上，铁路、公路均有军事哨，怕前面有埋伏，所以不敢前进暂时驻下来，待摸清况后，天亮才去九所。
  从俘虏的口供中证实我们的分析基本是对的，但我还是防止敌人有诈。我们几位领导轮流负责巡视阵地，这夜算是平静地过去了。天刚发亮，我们将队伍转到白天阵地上来，严阵以待，并派出便衣到梅东村去继续侦察敌情。
  6月4日上午9时，敌人听到九所方向传来阵阵急剧的枪声，迫不及待地出动了。敌人从铁路上缓缓而来，敌人的举动我们在阵地上都看得一清二楚。敌人把队伍拉得很长，百多号人的队伍头尾相距有一千多米。敌人走走停停，约莫过了一个小时，前头约有50多人来到离我阵地前300米处又停下来。不多久这50多人就机敏地分成若干小组，排成一字形一步步拭探性地向我阵地前进，后面的敌人还是在原地按兵不动。我命令部队，敌人不发觉我们绝对不准开枪，一定要等敌人进人射程才准射击，命令担负出击的一个排听从命令做好出击准备。
  怕死的敌人前进几十公尺似有介事地向前面开始开炮，敌人这一动作是瞒不过我们的，所以我们不理睬他。敌人盲目射击意在以火力侦察我们，企图诱我们还击暴露目标，但敌人的阴谋诡计只是竹箩打水一场空。敌人射击了一阵，不见什么动静以为没有伏击了，又恢复了原来的队形，集中到铁路上继续一步一步向我们阵地迈进。敌搜索班已到达我阵地前沿，但敌先头部队还未进人我火力一射程，我部队先让敌搜索班通过，准备集中火力消灭敌先头部队。
  忽然，从敌后边吹起军号，敌搜索班停止了前进，速即散开卧倒在铁路的路基下，跟在搜索班后面约50多名的敌人立刻分为二股，一股人数较多的奔向公路，一股同搜索班一起翻滚到铁路南边的路基下，瞬间就散开沿着路基一步一停地向我铁路和海边阵地摸来，我为防敌人抢占公路北面的高地，旋即将机动的一个排补充到北面公路的高地上，以加强原先布置在这里一个排的阻击力量，命令副连长王亚浩前往指挥，又分配连长符亚东同志负责指挥铁路和海边的阵地，指导员周进吉和我在主阵地指挥重机班和留下在主阵地充当机动的队伍。由于敌人的行动缓慢，有利于我调整队伍，不管是从公路、铁路或海边前进的敌人，统统都在我重机枪的射程之内，我主阵地上的重机枪居高临下控制着敌人。从公路上前进的敌人发现了我们的阵地，首先向我们攻击，我原布置在公路上控制敌人的2个排，集中火力把敌人压下公路南边的路沟里，敌人疯了，立即开炮，向我公路的阵地猛烈轰击。为了牵制敌人的炮击，我命令重机班狠狠地还击。敌人的突击炮转过来向我主阵地轰击，时不宜迟，我命令全线集中火力向敌人攻击，仅仅十几分钟就把敌人击溃，敌人吃了这当头一棒就从原路逃回到岭仔上去了。援敌狼狈不堪地跑回长山村边的岭仔上后，
  一直如惊弓之鸟，不敢再出动了，但是，我们还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夜晚，我们派出游击小组到敌人驻守的高地附近游动，白天派
  一个排到梅东的东边监视敌人，这样，一直相持了4个昼夜，敌人既不前进也不撤退，连在他们驻守的高地边缘的梅东村也不敢进入，只是龟缩在那里，听着九所方向传来密集枪声。九所围歼战将要结束的当天晚上，总部派五团团长张积成带领一个侦察班到我固守的阵地来。张团长向我传达总部首长的命令：要我配合张团长到敌人前面察视敌逃路的地形，以便拂晓前带五团绕过敌人阵地阻断敌人逃遁。我和张积成乘夜黑带领侦察班立即到长山村去，经过侦察，我们选择在长山村东边铁路和公路的会合处一直到海边，作为我们截击阵地。我们侦察完回到阵地时，已是凌晨3时了。这时，五团的主力部队已经赶到，集中在我们阵地周围，总部首长也来了，我们向首长汇报情况后，就请梅山自卫队员孙毓川为向导，带领五团战士迅速地从梅东村北边绕过敌人驻地。天刚发亮，我五团战士就已绕到了敌人前面去了，敌人发觉我五团向他背后包抄过来截断他们的退路，就急急忙忙逃走，企图从公路上逃脱我横截的队伍，可是敌人那能轻易逃脱，我六团的先头部队已涌上来紧跟敌人背后。敌人前有我五团大队人马的截阻，后有滚滚而来的六团追兵。目睹险境，敌人准备逃脱的幻想破灭了，就放慢了速度，企图来个鱼死网破。正当敌人逃进我五团一连阻击阵地时，一连所有的火力一齐射向敌群。大片敌人应声倒下去了，但敌人犹做困兽之斗，曾多次向我一连冲击，可是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均被我勇猛的一连战士的火力压下去，最后在我阵地前弃下一大遍尸体。
  我五团一连的勇士越战越勇，不仅制止敌人前进，还一步步迫近敌人。此刻，我五团一营全部人马又赶到，六团也轻快地从敌人背后发起攻击，敌人四面楚歌，在我腹背夹击下，四散逃命，不到几十分钟的时间，这股与我对峙4昼夜的援敌全被歼灭。计缴机枪4挺，八二突击炮2门，轻机枪5挺，长短枪80多支，俘敌60多人，可惜的是那位指挥官借助那匹马给逃脱了。
  战斗刚结束，梅山乡的党政干部，人民群众从四面八方争先恐后涌到我们阵地上来，自卫队员帮着押解俘虏，搬运物资。回到村中，群众热情地把房子腾出来让战士们休息，还宰猪杀羊慰劳部队，军民共庆阻击战斗的胜利，歌声笑语响彻长空。
  胜利后的第二天，我们部队又接到新的战斗任务，登上了新的革命征途，梅山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结队夹道欢送我五、六团的人民子弟兵，战士们与梅山人民依依不舍地挥泪告别。
  横扫拦路虎活捉“刮民兵”
  ——高土墩歼敌记
  黎克禹 周这珩
  高土墩据点，位于崖乐交界处以东一公里的老左溪岸上。它背靠独岭，面临南海，公路和铁路从它的南北两侧擦身而过，是监视我梅山革命根据地水陆交通的重要关隘。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为了扑灭梅山革命烈火，在长约六公里的公路干线上，先后设置了沙土濉、白土园、高土墩、岭子四个据点，紧紧盯住梅山，夜以继日地巡逻、扫荡、抢劫、围村捉人，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故人们把盘踞东西两侧的沙土滩据点、高土墩据点，称为控制梅山革命根据地的两大铁锁头，以“东不过长坡子，西不过岭头湾”来比喻梅山人民出入之难。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秉承日本鬼子的衣钵，派兵马驻扎各据点。1945年底国民党四十六军和邱岳观部进剿梅山后，环境恶劣，我区、乡组织及红色人员奉命撤去西南山区。从此，地主恶霸反革命气焰异常嚣张，暗中勾结驻守高土墩据点的林明钦中队，沙土滩据点的陈麟昌中队所属的一个分队，肆无忌惮地东西夹击，对我梅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围剿和严密监视，对来往行人严加盘查，为崖城、九所之敌通风报信，致使我梅山根据地几经挫折，党组织屡遭破坏。
  1947年底，乡交通员、通讯员木恩二（孙亚二）出发梅联被敌捕获，经不起严刑拷打，背叛革命，出卖同志，经常带着国民党兵，下村追捕我革命同志。我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李世模、陈文月、黎光宗、陈大銮、麦凤利、孙亚七、赵光通、孙大黎、赵寿光等几十人被捕送崖城监狱。
  1948年间，高土墩据点的国民党兵，常常三三两两下村敲诈勒索，奸淫妇女，他们逢鸡劫鸡，逢狗打狗，逢人抓人把事先准备好的剪断了的电线，丢到群众的庭前屋后，无中生有地以偷剪电线私通“共匪”的罪名捕人罚款。黄文明、韦赵生、纪道梅、李德新等上百人被捕打重伤，每人罚款三百五十元，群众称为“刮民兵”。
  一天，五个国民党兵匆匆进村，一见到在家的周德高，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捆起来，硬是要罚款五百元。家人求情地说：“我家没有那么多钱，三百五十元可以否？”一个士兵气势汹汹地斥道：“五人五百，三百五如何分？”逼不奈，只好将自家的命根——几亩水田卖掉，凑足五百元塞给这些“刮民兵”。
  高土墩的国民党兵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激起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愤怒，纷纷要求早日除掉这只“拦路虎”。于是梅联、梅西党支部书记麦向海、黄昌福将情况向县委书记林庆墀同志反映。1949年3月6日林庆墀派赵平（大统）同志带领一个二十人的武装小队在夜幕的掩护下，顺利到达梅西，隐蔽在群众家里，以待敌人三三两两窜入时，趁其不备一一勒死。到梅西后，赵平同志根据战地情况，派班长陈二察（水南人）带领九名战士到梅联去配合群众，活捉进村之敌。上午九点钟，一个炊事兵从铁路上来，进人梅西孙家超家，我预先埋伏的战士手枪一指，他乖乖跪下，被绑起。我们根据这个敌兵的口供得悉，当天十一点又将有二名敌兵来找甲长要烧火柴。便派五名战士隐蔽在甲长麦斗崇家里，六人隐蔽在光棍汉××的破茅房中，果然，敌人按时来了，我战士及配合的群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前后夹击，全数捉获。
  下午三点多钟，梅联方面报告，说有三个敌兵从海边来，赵大统于是集中所有兵力开往梅联，在猫公山一条深巷里前后埋伏，待敌进入截击圈时，前后夹攻，抓住，带到老文园交常备队员亚鹿，亚鹿用网扛绳将其绑起来。下午五点左右，敌中队长见前面三批兵士未归，心中大惑，便派一士兵以买酒为名，探查情况，刚进林上育家又被我群众抓住。晚上八点钟敌中队长派一女性进村，了解情况也被我捕捉。这些俘虏，我们押送到旧村县委所在地，并将情况向县委书记林庆墀同志汇报。林庆墀同志立即派员把情况转告活动在我旧村、青岭一带的五总五团团长冯位才同志，请求配合消灰高土墩之敌。十一时，五团领导和县委负责人根据“毛栈会议”精神，在旧村召开联席会议，共同研究做出决定：一、集中双倍于敌的兵力包围敌据点，寻找战机，就近出击。二、采取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法速战速决。三、南进队担任主攻，五团派一个连在长山白水塘阻击崖城来援之敌。
  1949年3月7日四时，林庆墀同志亲自带领七十多人主力部队，踏着崎岖不平的山路，摸黑到达梅西，和赵大统取得联系后，研究决定分兵三路进行埋伏：一路在据点之西的通往九所的公路边，一路在老骆园上，一路在梅联村后。并在独岭猪母石上安定安炮一门及在猪母石上和老骆园岸上架起机枪各一挺。凌晨六点钟，我方开炮轰击，埋伏在各预定地点的机枪也哒哒地响起来了。轰隆！轰隆！轰隆！三颗炮弹分别在据点的东、西、北三面炸开了。战士们一边扫射，一边喊：缴枪不杀，共产党优待俘虏，……。敌人从睡梦中惊醒，惊惶失措，乱作一团。大约半个时辰，敌据点铁棚门突然敞开，一小股敌军正慌忙向南逃窜，遭到我埋伏在铁路南端（梅联村北）第三排的强有力的痛击，又折了回去。此时，我军指挥员看到时机已经成熟，命令停止火力攻击，用广播筒向他们宣传共产党在各个战场上的情况，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同时派正在梅联探亲的敌分队长韦关炳的岳母，带着林庆墀同志的信到据点去向敌劝降。这群乌合之众见势单力孤，又慑于我军威力，写信给韦关炳岳母带交林书记，表示愿意投降。十一时，林庆墀同志复信给敌方，提出投降时的有关要求。十一时半，敌人终于在哨楼上升起“白毛巾”，把所有的枪支收捆起来，一个个举着手走出据点。这次战斗，我痛痛快快地横扫了拦路虎，活捉敌兵三十四人，缴获长短枪三十多支。为九所战斗、梅山阻击战扫除了障碍。
  南区沿海财经工作对敌斗争片断
  周民锋
  一、在县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成立财经机构
  1944年4月成立昌感崖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县政府又决定设立稽征处，由我和符能才同志领导的经济队直属稽征处领导，负责昌、感、崖海面上和沿海陆地及各港口，以墩头地区为重点，北至昌江新港，南至崖县望楼、三亚港进行收税，打没敌伪奸商的运货船及反动军官的财物，同时配合部队抗战，配合区乡政府动员群众缴纳税收和公军粮，以支持抗日。
  为了加强全县的财经税收工作，县府还特别设立一个征收组，四、五个人，由老史弟、高俊德领导，经常活动在感崖交界地区征税。同时，还设立第二稽征处，由陈虞同志负责崖县梅山地区的税收工作。一些区乡政府还根据税源情况决定一至三人负责管税收和公军粮工作。
  在打没敌伪的财物中，我们的同志始终严格遵守财经纪律，谁都不乱动分文。当时组织规定，谁要是动用一点公物公款，就受到批评教育或处理；如贪污上一百元光洋者要枪毙；犯有受赌者，也要依法处理。
  二、抗日时期的渔业税
  本地区的渔船税，有拖网、流速作业渔船，分为大中小类型来定税，按月或按季征收，大船每月收十五元，中船每月收十元，小船每月收五至七元，再小的每月收四至五元。我们还根据渔民的意见，按捕鱼产量计税，如春、冬汛旺季的时候则多收，夏、秋季淡的咽候则少收，如受灾则适当减免。
  三、坚决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攻，继续开展打没活动
  1946年春至1947年春，县府派我和王振鸿带领武工队钟马仔、蔡有言等五位同志向崖县开展财经工作。1946年冬，我们出发到梅东，找到崖县工委书记孙惠公等同志后，采用打没日敌伪的经验，布置打没国民党反动派财物。这一时期，从莺歌海、梅东角头至榆林港一带海面上，打没几次，抓到五艘反动官僚资本的运货船，没收蒋币二千多万元，光洋几百元，粮食几十担，面粉、糖共三千多斤，鱼十多担，猪几头及一些物品。为开展陆地工作，县工委又布置在新罗乡二次打没反共联防团长、国民党望楼乡乡长吉锋、国民党副中队长罗马乡副乡长麦大维，共没收光洋四千五百元。在此影响下，推动新罗乡的群众和抗交公粮的人交来二百担左右公军粮。
  在海上打没过程中，我们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帆船发生过几次战斗。在角头、莺海的海面上，我船和敌船机遇二次。在战斗中，二只敌船均被我击败，毙死敌乡长一名、兵二人，缴获短枪五支、炸药几百斤。此后，由王振鸿、钟马仔两同志带队，望楼征收员郑桂生同志配合，深入望楼港袭击反动派的运货船，缴步枪几支。我们打没这几次海战取得胜利，震动了全三亚港，地方反动顽军闻风而逃，不敢再用帆船出海活动了。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税收工作
  1、税收的活动地区范围，是从新昌港经过感恩、莺歌海、望楼、梅东至三亚地区的海上和沿海陆地及各港口，重点地区是墩头、莺歌海、望楼、梅东。
  2、征收的税种有：盐田所得税、渔船税、商船所得税、商人的土产与商品货物税、出入口税、屠宰税、敌人统治地区的赌博税等。
  3、收税任务，每月约收光洋1—2千元。
  4、收税办法：环境好的时候，每月收，环境不好的时候季度收，在敌统治区半年收一次，也有季节时交纳的办法。具体的征税政策：①盐田税，有的每月交，有的半年或下半年交。盐田分大、中、小，大的每月40元，中的每月30日，小的每月20元，除七、八、九三个月台风季节外，其他以大、中、小计算收税。在敌统治区每年收2—3次；②渔船税，分大、中、小渔船收税，大的每月交15元，中的每月交10元；小的每月交5元，但还有加重和减免，如捕多的时候加收50％—100％，受灾、破网及其他用具败坏的适当减收或免收；另一方面也按季节春、冬汛多收，秋汛季节少收的办法，有时一次收完（即几个月一起收）；③小商贩税，采取大、中、小的办法收税，按资本论收，大的每月10元，中的每月5—7元，小的每月2—4元，有时采取一次收（即几个月一起收）；④商船税，按大、中、小收，按货的价值和运货的远近，如运往西营（湛江）安铺、海口、越南……等，原则上这样规定，大船每次30—40元，中船每次20—30元，小船每次10—20元；⑤行商的商人税，按钱与货的价值来收，一般是征收1—3％，贵重品的征收4—6％；⑥屠宰税，按猪大小来收，50斤以上至150斤收1—2元，猪仔按多少计算收；⑦赌博税，按收入多少钱，收屋主（窝家）的税。赌博税只在敌统治地区收，民主地区不准赌博。另外，从敌区运到民主地区的货物一律不收税。使人民群众自由来往，支持我们抗敌。
  5、严格执行收税的奖罚条例：
  ①交税好的给予表扬鼓励，出入来往自由。
  ②违反条例一次给予原谅，二次要批评教育，犯半年的加罚，按税额罚30—50％，犯一年以上的罚50—100％。
  ③顽固与反动的，长期对立者，采取打没。
  ④有民主政府发给通行证的，（或收税单据）自由通行，不加收税。
  ⑤在敌人统治区，我们没有通知到的商人，采取献交的，不加罚税罚款……。
  ⑥个别地区和港口没有税务人员，商人、商船在海上来往时碰见就收，按案例收税，为安定人心，不加罚款，使他们自由来往。
  ⑦一切打没收入归公，税务人员不得动用一分一厘，贪污几元要批评帮助或行政上处理；贪污十几元者要开除党籍，撤销职务查办；贪污百元左右要枪毙。同时，犯有受贿者，也按以上情况处理。
  6、依靠群众设立税收情报网，一种是公开的，即民主地区收税工作采取公开身份；一种是半公开的，即半敌人统治的地方，采取半公开活动，或通过亲戚朋友关系去收税，或通知商人指定时间、地点把税交来；一种是秘密的敌统治较严的地方，如1946年在墩头地区、感城地区、三亚地区，我们采取绝密活动，不但收税，而且还与我地下工作人员联系了解敌情；一种是隐蔽的偷偷到村里与我地下工作人员联系收税。这种人在搞税收工作过程中，实在有困难，根据本人的情况，每月给他们几元生活补助，在收税过程我们还采取了间接的方法。1946年，北黎、榆亚四十六军统治时，特别对三亚统治极严，我们税收人员放船从梅东去三亚，和在三亚的地下工作人员吉排洪母、黄搬走俩同志找王安怀、周黎安接头去催促收渔船税和三亚商人的税。同时还通过周黎安与林老致同志了解榆亚敌人情况。当时的收税工作多在夜间进行，通过三个间接后，我们就直接同林老致联系。后来敌人发现我们从梅东来三亚活动，国民党军队立即调兵包围封锁三亚海边。敌人不包围之前，我们得知消息后，连夜撤出三亚港，敌人扑了空。
  崖县地区解放前打没斗争片断
  王文源 林志超 高俊德
  打没工作是我县对敌斗争取得财政收入的重要任务之一。通过打没斗争即打击了敌入的嚣张气焰，又能够筹集资金，解决财政收入困难问题。因此，我县当时的打没斗争是非常激烈的，特别是从莺海、三亚到藤桥沿海一带更为突出。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打没斗争
  1927年，我琼崖东路工农红军指挥部第一营副营长郭天亭等率领一个营红军到达藤挢，配合张开泰领导的农军包围商团，缴枪九十支，成立崖三区苏维埃政府，设立消费合作社，没收反动资本家昌盛号等的商业财产，派人在消费合作社廉价拍卖，我们出卖货架上的货物大半之后，又找出资本家装藏在暗房中的大量货物，一直拍卖了五天，收入一万多元光银，成章同志讲：“革命的成败，经济工作是很重要的，特委需要钱用，故要大量筹借钱银。”
  二、抗日战争时期的打没斗争
  1939年春，日军在三亚、九所等地驻扎重兵。从莺海、望楼港、梅山到三亚等地都设立据点，陆上有堡垒盯哨，海上有军舰巡逻，除了采取军事对我抗日力量实行围剿外，更残酷的是采取经济封锁，企图达到彻底消灭我抗日武装力量的目的。在抗日斗争处于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为了解决财政来源的问题，1944年春，昌感崖县府设立稽征处，属财政科领导，由周民锋同志负责，领导经济班，北到昌江新港，南从望楼港到三亚进行收税和打没敌伪奸商的运货船以及官僚的财物，支持抗日斗争。
  1944年初，日敌分遣队从墩头运来一船货物到望楼港，我四区党总支在林志超同志带领和昌感崖县委派来的吉向荣同志协助下，从球尾灶出发，在望楼港打没了这船货物，缴获了不少的红茶、香烟、火柴等物资。
  下半年，周民锋民志带领王进雄、何多璋、高俊德等同志，从望楼港用小帆船驶到三亚的鹿回头海面上，打没从文昌开来三亚港的奸商货船，没收布五十多匹和其他商品一批。又有一次在望楼港海面上打没日敌商船，没收马鲛鱼五、六千斤，还有糖、香烟等一大批。
  1945年春，又通过我们派在敌人内部的同志，了解到驻在望楼港一个排的日敌，有一船的物资，我们又在敌人内部同志的配合下，消灭了敌人，缴获了枪支二、三十支，子弹一千多发以及布将近二十匹，还有水壶、香烟等生活用品。然后，用小舢板运往梅山给抗日部队，大大地鼓舞了抗日战士的斗志。
  此后，我们还对那些日伪政权给予了狠狠的打击，于1945年某月，由吉鲁汉同志带领钟马仔、进勇、陈明刚、林志超等同志，在球尾灶打进伪维持会长陈德文家，令他交出光洋一千元，没收他家全部财产约五六十牛车的布、衣服等物品，并且把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抓到梅山角头的东洲岛上枪决，为当地人民除了一大害。
  三、解放战争时期的打没斗争
  这一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为了争夺胜利果实，挑起了内战，对我县的革命组织加紧“清剿”，搞“九家联保”和实行残酷的经济封锁。
  1946年冬，为打开派款派粮的局面，稽征队王进雄、钟马仔、何多璋、高俊德、刘诚堂等同志，由林志超同志带领袭击望楼乡公所，打死国民党乡长吉锋，缴获短枪二支，步枪七支，震动了全四区人民群众，几天内派款收入光洋五、六千元。
  1947年下半年，琼纵六团配合黄孔乡袭击国民党黄流乡公所，缴获敌人六十多支步枪，几千斤大米，并且开仓把缴获的大米分给当地人民群众，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
  1947年下半年，又组织力量攻打崖城三井，缴获几十匹布，棉被一百多张以及杂货十多担。
  回忆解放战争时期崖县罗所乡
  的财粮税收工作片断
  陈虞 陈爱平 陈独行
  崖县地处海南岛的南部，从县沿崖城西去三十公里处有个罗所乡。这里交通发达，琼岛南部公路干线穿境而过，东往三亚，西通八所，北进乐东。这带被称为九所平原，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是个鱼米之乡，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已在罗所乡进行革命活动，1947年正式成立罗所乡民主政府，第一任乡长是陈虞，后由陈独奇同志继任。
  解放前的罗所乡范围包括山脚、新庄、中灶、九所、十所、四所、罗马、抱旺、镜湖、新村、不逊等汉族村和龙浩、七公、木棉头、老陈田、不臣岭等一带的少数民族村庄（即现在乐东县的九所公社、龙浩公社以及冲坡公社的抱旺大队、镜湖大队）。岭前一带的少数民族地区是游击区，汉族村庄是蒋管区——白区。罗所乡政府所在地就设在游击区内，解放战争时期罗所乡的财、粮税工作，主要是面向蒋管区，其种类和作法是：
  一、筹集公军粮和借粮
  公军粮的筹集是向蒋管区的财主、商人和生活比较富裕的农户进行摊派的。没有我地下人员的白区，是利用国民党保长暗中通知筹集任务，指定地点，限期送交。有我地下工作人员（村代表）的村庄，分上、中、下三等摊派，也有按田亩摊派的．每个工田应纳大米四升。对财主富户派粮也分上、中、下三等，大财主每年大米十石，中的每年八石，下的每年五石。全乡分两个片进行筹粮，一个以有地下党员组织的山脚村和新庄村为点，负责收集中灶、十所、四所、罗马等村的公军粮；一个以抱旺村为点，负责收集镜湖、九所、新村等村公军粮。罗所乡从1947年起，向蒋管区摊派的公军粮每年约有五六万斤。当时乡没有配备专职财粮干事，财粮工作由政府统一安排布置，不论那个同志下村都要抓钱、抓米，人人有责。征粮收据是用木板刻印的，一式二联，一联存根，一联发给缴粮户。
  在蒋管区征收公军粮食是一件非常艰难而又危险的工作。国民党为了达到断绝我党、政、军的供给，围困我革命根据地，在经济上进行层层封锁，对我征收员和地下工作同志进行猖狂的追踪捕杀，对支持革命的人民群众也不放过。为了既达到依时筹粮，又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和群众一起想出种种办法迷惑敌人。如有一次，山脚村农民要送粮给我们，但又怕敌人摧残，就叫保长到九所向国民党谎报说：“共产党要不到粮，就把耕牛劫走了，要我们送粮去卖牛回来。如没有牛耕田，今后我们哪里有粮交给国军呢？”不得已，他们也只好让农民送粮给我们，这一次送缴的粮食就有四、五千斤。
  对于一些有意抗粮的反动的顽固分子，我们则采取密捕的强制手段。有一次密捕了九所村国民党保长高大葵，令他七天内交出大米一万斤，才放他回去，后他便依时如数把米运来给了我们。又有一次，我们深夜进入罗所村，拘捕国民党罗所乡长陈学才，派他公军粮大米二十石，他也乖乖地照数缴交。派罗马村大财主麦昌森二十石米，他接到通知后也匆匆忙忙送来。在此威胁之下，各村财主再也不敢抗拒交粮了。
  借粮，就是向农民预借。1949年初，至于借粮，我们罗所乡接到县府关于向群众借粮以迎接大军解放海南的通知后，连夜开会布置，组织力量，分头深入蒋管区进行宣传活动。长期遭受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剥削和野蛮迫害的蒋管区人民，早就迫切盼望解放，当听到借粮支援大军时，个个喜在心里，纷纷回家掀米缸、开谷笼，二十天左右，就借出大米七、八万斤，我们暂用白条（见附件一）办理借粮手续。
  日间收来的大米，刭傍晚我们就发动当地少数民族同胞，运入密林里藏置，以供部队过路或驻防作战之需。部队要粮时，同样办理手续，由部队庶务长或经手人当即给群众写白条（见附件二），并发动群众送到部队驻地。
  二、税收
  罗所乡有九所、抱旺等一些墟集，行商小贩不少，这是我们税收的主要来源。主要征收商贩税、行商税和屠宰税，同时也收酒税，养鸭群税。小贩行商税是按2％—4％税率计征；屠宰税按猪的大、小征收，大猪3元，中猪2元，小猪1元（以下均以光洋为计算单位）。征收办法，有时按月收，有时按季收。在敌占区的商贩，则通过各方面关系通知，约定时间地点，利用我地下工作人员征收，有时我征收员夜晚也潜入敌占区到家到户收。全乡每月的税收收入都有光洋200—300元。此外，还向财主派购驳壳枪，每支代款光洋200元，我们曾派四所村大财主陈仲柜二支驳壳枪代款光洋400元，后来，他实际只交光洋300元。
  三、“打没”收入
  主要是攻打九所据点，缴获敌人财产物资，弥补我们经费的不足。
  九所据点，是国民党在榆林至八所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守敌是国民党榆林要塞守备部队某团和一三一旅的部队，还驻守着敌崖县地方大队陈麟阁部以及国民党乡公所的武装，还有国民党乐东县政府逃亡过来的土顽。这个据点是敌人在海南岛南部沿海的主要防区之一，敌人凭借多年苦心经营的城墙碉堡，扼住沿海的交通要道，妄图对我昌感、崖、乐边区，进行封锁，对我革命根据地与解放区围剿。
  这个据点，成为我党发展革命根据地，解放沿海边区人民的一个主要障碍。
  1947年底，国内斗争形势向我有利发展，我军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琼崖纵队根据海南区党委“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相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创立自、保、乐中心根据地”的决议，命令五总队主力挺进乐东，1948年5月乐东获得解放，1949年春开始大举攻势。为了切断崖城与感城之敌的联系，孤立崖城敌军，扩大我根据地，十三支队长韩飞率领支队主力，配合在感城一带活动的张应恒同志率领的挺进队，向敌九所据点围攻。我罗所乡民主政府全力以赴，保证部队给养，组织乡村民兵、挑夫、民运，配合部队作战，把九所围得水泄不通。1949年6月5日，向九所守敌迅猛攻击，打得敌兵叫爹喊娘，血肉横飞，经过七天七夜的激烈战斗，终于拔掉九所据点。缴获各种大炮、轻重机枪、步枪数百支和大批弹药，补充部队装备；还缴获大批军服、鞋、被等一批物资，由地方政府接收上交。陈独行和王文照（原崖县一区副区长，1958年马岭事件被杀害）被调管九所战斗物资的交接工作，经过约十天时间的清理，才把100多架牛车的物资从九所战地上运完。在清理战地中，还获得国民党乐东县政府铜质方印一枚。
  九所战斗的胜利，使我琼崖纵队军威大震，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斗志。
  四、种菜养猪，生产自给
  罗所乡为了坚决执行“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减轻人民负担”的经济方针，发动全体同志大量种南瓜、萝卜、白菜，加工腌制菜干，积存吃用。1948年，萝卜大丰收，加工的萝卜干够吃二年；收获的南瓜吃不完，又用来喂猪，增加肉食，改善生活。
  在艰苦困难的战争年代里，罗所乡民主政府在县委的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克服重重困难，大力组织财粮收入，支援党、政、军的供给，终于迎来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附件一：
  兹收到
  ×××村×××交来大军借粮××百××拾斤。
  此据
  乡长：陈独奇
  经手人：陈独行
  年 月 日
  附件二：
  兹收到
  崖县罗所乡大米×千×百×拾斤。
  此据
  琼崖纵队×团×营×连
  经手人：×××
  千家伏击战
  1948年5月中旬，琼崖纵队参谋长马白山前来五总队，偕同陈武英、吴文龙、郑章等同志指挥第十三、第十五支队和第一总队的第一支队，趁着有利形势，拔除了雅星据点，又马不停蹄地迫走了千家墟的土顽义勇队，使乐城变成一座被我军四面包围的孤城。
  这时，韩汉英又委任陆军少将、反共老手、他的韩姓兄弟韩云超（韩潮）为乐东县长，妄图解救乐城之危。韩汉英为避免韩云超重蹈王衍诈的复辙，命令榆林要塞守备总队派出一个加强营（大队）护送韩云超赴任。
  5月19日，敌榆林要塞守备总队一个加强营，护送新任乐东县长韩云超赴任。据情况分析，韩云超可能当天下午到达千家住宿，次日才由千家开往乐城。
  千家是九所往乐城公路中间的一个小墟。墟的南侧有海拔约300多米的高山，山峰陡峭；墟的北面也是海拔200多米的高山，地形起伏，两山之间是一条长长的峡峪。在日军占领时期，依山顺峪修了一条简便的公路，千家墟是由崖县（现属乐东县）九所进入乐城的一个中途住宿点，是敌人进入乐城的必经之地，经过马白山参谋长和五总队首长共同研究分析后，决定在千家附近公路伏击敌人。
  但是，我军驻在千家附近的，仅有五总队的第十五支队两个中队和一总队的第一支队一个中队，共有三个中队，在敌我力量的对比上，我军不是占优势，要全歼敌人把握不大。但是，马参谋长和郑副总队长研究，仍认为要进行伏击，并作出两点决定：一是截断一部分敌人，歼灭一部分敌人；二是要根据敌情决定，能全歼敌人就下决心全歼，不能全歼也不让敌人回头跑。
  为了打好这一仗，严惩云超，决定中队以上指挥员，先到千家公路去侦察地形，选择伏击阵地，具体作战斗部署。马白山参谋长对大家说：“我们这次战斗的意图是既要吃掉一部分敌人，又要使存下的敌人无法往三亚方向跑，只能向乐城逃命。待一支队、十三支队到后，再将他们一网打尽”①20日，拂晓前，我军各个中队已按照指定伏击阵地，进入伏击地点，准备战斗。
  早晨8时，果然不出我们所料，300多名敌军由千家墟以一路纵队向乐城前进。9时许，敌人的前头部队已进入我军伏击阵地。
  我军指挥员一声令下“打！”轻重机枪、排枪、手榴弹和土地雷一齐向敌人阵地开花。在我军猛烈的火力射击下，敌人晕头转向，难于回头溃逃，只好就地负隅顽抗。这时，我军趁敌人混乱之际，迅速突入敌人阵地，杀伤敌数十人，其余敌人拼命地向乐城逃窜。
  这次战斗，毙敌陆军少将、新任乐东县长韩云超等以下官兵13人，伤敌榆林要塞守备总队第一营长朱挺英等以下宫兵42人，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20余支，各种军用物资粮食一大批。韩云超被击毙后，韩汉英电令已进驻乐东县城的榆林要塞守备总队第一营长朱挺英代理乐东县长。
  两次进攻崖城，扩大我军影响
  第一次是由副总队长郑章率领第十五支队进攻崖城。崖县县委书记孙惠公组织地方党政干部配合行动，给我军提供情报，作我军的向导，发动群众支援我军作战。
  1948年5月上旬一个夜晚，我十五支队在副总队长郑章的指挥下，将崖城包围起来，这时城里的敌人，都集中在日军建筑的坚固的堡垒里固守。是打还是撤？郑章同志当机立断，立即决定集中主力将敌人驻扎的堡垒包围，把敌人控制在堡垒里。然后，派出小分队配合地方党政干部，到街道去收税，没收反动官僚资本家和抗纳税收的不法奸商的货物。我军的这一行动，得到崖城街道居民的大赞扬，反映说：共产党的政策界限分明，没收的是官僚资本家和抗缴税收的不法奸商，守法商人得到政策的保护，真好！
  第一次进攻崖城，虽然因情况变化，不能消灭敌人，在军事上收获不大，但在政治上却有一定的影响。
  第二次崖城战斗，由总队长陈武英、政治部主任文度率领五总队的十三支队和一总队的一支队，突袭崖城监狱碉堡之敌。据崖县县委报告：崖城东关市南海公馆里关押我地下党员、革命家属和无辜群众120多人，仅有两个警卫班看守，敌人驻崖城的兵力也只有榆林要塞守备总队一个中队、政警队、义勇队和警察队总共200多人。
  
  为了消灭看守监狱的敌人，营救革命同志和无辜群众，扩大我军政治影响。于是，陈总队长决定，5月18日突袭崖城监狱。战斗部署是：由代支队长刘英豪率领一总队第一支队两个中队，配合孙家璋带领的崖县民主政府驳壳排突袭看守监狱的敌人，营救“犯人”出狱；由支队长韩飞、政委赵履科率领的十三支队，一总一支政委林天生率领一支队主力，分别包围同善堂和真武庙两个据点的敌人，不让其出来支援监狱之敌；由十三支队副支队长张积成带领两个中队佯攻赵氏祠堂之敌，以迷惑和控制敌人，不让向监狱守敌救援。战斗部署完毕，由崖县县委书记林庆墀、常委陈明纲等带路向崖城进发。
  敌人看守监狱的两个班，驻在一个炮楼里，我军首先突袭敌炮楼，但因敌人防御工事甚为坚固，立即转为强攻。经过一个多钟头的火力攻击和政治瓦解，敌人仍死守在炮楼里不愿放下武器投降。此时，陈武英总队长采取对策，研究如何打开围墙，刚好崖县人民政府驳壳排有个班长是崖城人，他熟悉地形，哪里有障碍，哪里可以通过敌人的火力点，都非常清楚。于是，决定以他为爆破手，在我军火力的掩护下，迅速突到监狱围墙边，这位班长机警地埋好炸药包，向后撤离，拉了导火线，轰一的声，围墙炸开了一个突破口，突击队迅速跟着爆炸声冲进监狱，突入炮楼，消灭守敌，营救出120多名“犯人”，缴获步短枪10多支。这次战斗，营救出来的“犯人”中，有大汉奸陈滋（九所人）、叛徒陈天弟（望楼人）和杀害乐罗村民主人士潘家槐先生全家的刽子手陈恩岱、陈官丁、陈枉炳等汉奸特务，我们将他们就地枪决，以平民愤。营救出来的我党同志和革命家属，无辜群众，由崖县人民政府安排工作和遣送回家，部分同志直接参加我军。后来，有些人成为崖县革命斗争的骨干和我军中、小队干部。
  佛罗战斗
  佛罗，在崖县（现属乐东县）与感恩县（现属乐东县）的边界地方，是崖县的一个边远乡镇，距黄流约6公里。
  守敌有一个乡公所，一个自卫队，约有50多人枪。墟里人口稀少，是汉、黎族杂居的地方。敌人住宿的是间平房，并没有什么军事设施。敌人如闻知我军到附近活动，他们夜间就要躲到附近农村住宿，白天才回来墟镇活动。
  1948年5月28日，我军获得情报：国民党崖县政府欲派政警队前来佛罗催缴壮丁费。于是，我第十五支队第三大队长李永孝，率领一个中队赶在敌政警队之前化装开往佛罗“催”缴“壮丁费”。我军进入佛罗据点后，李永孝庄严地对乡长和自卫中队长说：“我们是政警队，奉县座之命，来催你们缴交壮丁费的。你们赶快集合听命，分头下村收缴壮丁费，违者以军法制裁。”乡长和自卫中队长听后，立即命令自卫中队赶来集合。李永孝见敌人已上当，就按照摆定的暗号接着说：“兄弟们，”我军战士听到“兄弟们”三个字，迅速将敌人包围起来。此时，李永孝立即向敌人发出命令：“不许动！”我军另一部分战士迅即把敌人的枪支弹药收缴过来，敌人还蒙在鼓里不知究竟。等到枪支收集齐后，李永孝才继续接着说：“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你们当俘虏了”此时，敌人方才知道是上我军的当，但已晚矣！
  佛罗战斗，我军不费吹灰之力，俘敌乡长、自卫中队长等以下官兵50多人，缴获长短枪53支，子弹2000多发，手榴弹108个。
  事后，黄流、佛罗地区的乡亲父老讥笑敌人：“你们读‘三国演义’、共军也读‘三国演义’，人家是像三国时的神兵天将，神出鬼没，来到你们鼻底下，你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乖乖当了共军的俘虏！真是笨猪”。东孔伏击战
  东孔，是原日本侵略者军用飞机场的一个据点。据情报获悉，这个据点的敌人要调换防区。我第十三支队长韩飞、攻委赵履科立即率领3个中队，连夜赶往东孔布置伏击。
  1948年5月31日上午9点钟，30多名敌人如入无人之境，大摇大摆的向我军伏击阵地前进。当敌人全部进入我伏击阵地时，韩飞支队长发出命令：集中火力射击。我军战士一阵猛射，打得敌人抬不起头，乱得团团转，不到20分钟就消灭了20多个敌人。有八、九名残敌提着两挺机枪，狼狈地溃退入日军修建的防空洞里。企图负隅顽抗待援。我军与敌人相持了半个小时后，韩飞支队长命令驳壳班从侧后插到洞口，举起手榴弹命令敌人出来投降，洞里的敌人只好乖乖举起双手走出防空洞向我军投降。
  东孔伏击战，毙伤俘敌30多名，缴获捷克式轻机枪两挺，长枪27支，子弹1000多发，其它军用物资一批。
  五团战斗在昌感崖
  为了配合主力部队开展春季攻势战役的行动，根据琼崖纵队司令部的指示，第五总队首长决定：第五团留在南区的昌感崖等县活动，积极寻找战机打击敌人，牵制敌人力量，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扩大解放区。因此我五团首先进攻崖县的梅东村据点。梅东村是崖城至九所公路与铁路的中心点，也是控制我解放区的军事要地。敌据点设在梅东村的西南角约一华里的高头堆高地，驻有梅山乡公所和自卫队一个小队，约有20多人枪。敌人常派出三五个士兵到海边抢劫渔民的鱼，当地群众和渔民对敌人恨之人骨，强烈要求我军尽快拔除这个据点。
  1949年3月7日上午，敌人派出一名班长带两名士兵到海边抢鱼，当场被我军驳壳班战士俘虏，经过教育后释放回去。此时，我五团主力都队已经占领梅东村周围高地，严密地包围敌人据点。我军一方面以机关枪、掷弹筒、步枪集中猛烈射击，施加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又以政治攻势，瓦解敌人。经过两昼夜的军事压力与政治攻势，据点敌人终于向我军投降。
  据侦察，黄流飞机场每天早上都有一个排的敌人到海边强购渔民的鲜鱼。根据敌人行动的规律，4月3日拂晓，我五团以一个连埋伏于敌人的必经之路，团的主力部队隐藏于距离阵地约一华里的山林里。3日上午9时许，敌人刚好一个排出动了。敌人进入我伏击圈时，我军立即以火力猛烈射击，我军主力也迅速运动，将敌人包围。经过约一个小时左右的激战，全部歼灭了敌人榆林要塞守备总队一个排，缴获轻机枪3挺、掷弹筒一具，步枪15支。
  春攻雄师南进，胜利会师九所
  为了进一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吴克之副司令员率领春攻雄师南进，向崖县九所（现属乐东）进逼。
  九所镇是崖城直通八所港口公路和铁路的中间点。九所镇驻有国民党乐东县流亡政府、县自卫大队、崖县义勇队和榆林要塞守备总队第一大队第二、第三两个中队，这些敌军分别驻扎在东、西、北面三个据点。
  1949年6月1日凌晨，第三总队的第一、三团和第一总队的第七团，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九所镇。4日，我军歼灭九所镇东面据点守敌。西面据点守敌见孤军无援，被迫向我投降。北面据点之敌，在我军猛烈火力的攻击下，向崖城方向突围逃窜，被我隐蔽在十所附近的第五总队第六团歼灭一部分。
  在我军进攻九所镇的第二天，敌榆林要塞守备总队一个大队向九所镇增援，抵达梅东后即停止前进，在梅东附近的六九岭构筑防御工事坚守。我五总队首长决定以第六团夺取六九岭敌人阵地；第四团立即向梅东村北面迂回到长山村断敌退路，并向崖城方向警戒；第五团在梅东村休息待命。4日凌晨，第四、第六团运动时被敌人发觉，敌人仓惶向崖城方向逃窜。我第五总队3个团立即跟踪追击，一直追到崖县的港门海边。途中追歼敌人一个连。4日，九所镇战斗结束，歼敌277名，缴获武器弹药一批。崖县九所镇获得解放，春季攻势战役亦宣告结束。
  林旺战斗
  林旺驻敌一三一旅两个连，约有220多人，一个连驻在林旺据点，一个连驻距离林旺据点约有1公里的林旺村。我五总队第四团采取各种手段进行侦察。经侦察后，团党委召开各级指挥员和政工干部会议，研究具体作战部署。消息传出后，指战员斗志旺盛，求战心切，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领导经过讨论研究决定，采取佯攻与突击相结合的战术：以第二营长詹行先率领一个连从东边佯攻，吸引敌人火力；由副团长林侠君、第一营长苏一坚率领一个连和驳壳排突入碉堡消灭敌人。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由三营长郭力波率领两个连埋伏于敌碉堡和林旺村中间，阻击林旺村敌人的援军：副总队长符中权、团长冯位才、政委吴以怀率领5个连在指挥部作为预备队，虎视左右，相机制敌，以防莫测。
  1949年10月20日凌晨，我佯攻部队开始向据点射击，与此同时，我突击部队也开始行动。但是，因为我们事先做好的竹梯太短，用不上，因此，战士们跳下壕沟爬不上土城，突击队一时受挫。正在紧急关头，该连护士吴丽花随机应变，提出建议，以人梯代替竹梯，让战士冲上去。她身先士卒，首先让战士踏上她的肩膀爬上去。就这样，一个连和驳壳排的全体指导战员都靠人梯爬上壕沟，越过土城，突入敌据点。守敌20多人全部被歼。我四团第一营营长苏一坚在冲进据点时不幸中弹牺牲，还有10多名战士伤亡。
  第六团歼敌战
  1949年8月下旬，第六团抽出300人组成一个加强营，在团长李贤祥、政委赵履科、副团长符气元的率领下，在崖县新沟营据点附近伏击，激战一个小时，就歼敌一三一旅一个连，缴获轻机枪2挺，六〇炮1门，冲锋枪2支，长短枪30多支。政委赵履科同志在指挥战斗中不幸中弹，光荣牺牲。
  9月6日，第六团在崖县马岭墟至文昌村之间，约离马岭墟两公里的公路上，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伏击敌一三一旅从马岭墟开往崖城的军车3辆，歼敌将近一个连。
  文昌村战斗后，我六团又乘胜进攻崖县水井村敌榆林要塞守备总队炮台。炮台守敌如惊弓之鸟，闻风而逃，弃下要塞炮1门，高射炮2门，长短枪10多支。不久，又攻克抱坡岭炮台。
  抱坡岭炮台，距三亚飞机场仅有6公里，是国民党榆林要塞守备总队控制我根据地与海边联系的一个重要炮台。在拔除水井村炮台后，六团三营在副团长符气元率领下迅速攻克这个炮台，但由于敌人闻风逃窜，仅弃下没有用的破烂的要塞炮一门。

①做乜——方言，做什么？ ①引自马白山同志的回忆录《浴血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