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论藤桥武装起义
  三亚市委党史研究室
  1927年12月1日，我党领导藤桥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这是“二战”期间在中国最南端爆发的一次农民暴动，它在我琼崖革命斗争史上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藤桥起义有什么重要意义，它在“二战”时期著名的琼崖农民暴动中的地位及作用如何，后来对琼南地区的革命斗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应从起义所经历的曲折道路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等，这些都是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的课题。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的某一、二个方面提出一些探讨性的看法。
  （一）起义的经过
  藤桥是原崖县（现三亚市）三区的一个墟圩，东距陵城约40公里，西距三亚约45公里，是崖县东路的咽喉。二十年代的崖三区约有人口1万人，黎汉二族杂居，国民党政府设置在这里的治所是崖三区的警察署，另组织商团武装配合守卫。
  1927年6月，中共琼崖特委根据广东省委的指示精神做出决定，要求各地党组织迅速恢复农村工作，建立革命武装镇压反革命武装。此时，在加积仲恺农工学校学习的共产党员张开泰、占行城、陈保甲、王植三等四人奉命疏散回崖三区（藤桥、林旺一带）开展革命活动，秘密发展党员，组织农会，同时，准备建立农民武装。11月中旬，李茂文以特委党代表身份回崖县，传达上级党委关于进一步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的指示，正式决定在藤桥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并由张良栋、张开泰、占行城、陈保甲、王植三组成崖三区委作为起义的领导核心，张良栋任书记。12月1日凌晨，区委调集农民武装三百多人围攻藤桥，很快就占领国民党三区警察署，其警兵30多人全部被我俘获缴械，署长邢诒炳乘乱遁逃。几天以后，起义队伍又攻破商团，缴枪50余支。起义的第二天，区委主持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成立崖三区苏维埃政府，选举李茂文当主席。同时，成立区农会、区妇会、区共青团和区少锋童子团等群众团体。此时，起义武装正式编建红军补充连，一个连约90人，农军四个连约400人，工人赤卫队50多人。区苏维埃诞生后就布告安民，惩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发动土地革命，掀起一场新的红色风暴。
  1928年1月上旬，琼崖特委再次下达暴动令，决定夺取东路各县，并部署徐成章率领东路红军攻打三亚、崖城。为实行特委这一重大决策，很有必要加强对全崖县党、政、军的统一指挥（其时，崖城、藤桥两地区的党组织尚未建立隶属关系）。故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根据当时已经成熟的主客观条件，在驻陵城的特委委员陈垂斌的指导下，建立起中共崖县委员会，由李茂文任书记，张良栋任副书记，委员：陈保甲、张开泰、王植三。陈可源为军事指挥。①县委成立后，李茂文亲自到崖城向当地的四个党支部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部署配合攻崖的准备工作，并抽调保平、崖中支部的一些党员骨干回藤桥担任领导职务。②1月中旬，在崖县军民的大力配合下，我东路红军一举攻克琼南军事重镇三亚。驻三亚的国民党县长王鸣亚所部向海上溃逃。
  三亚大捷后，本可乘胜直捣崖城，但因东路军奉命东调，而当时王鸣亚部也只是被我击溃，主力没有被消灭，故得以卷土重来，于2月下旬向我反扑。我军在竹络岭及林旺坡顽强阻击来犯之敌，兵力不支，退守藤桥。3月初敌人从海陆两路并进，完成对藤桥的合围。我军民奋力与敌激战十多天，后因弹尽援绝，谢育才率留守连向新村突围；我县、区党、政、群机关及红军（补充连）、农军300多人于3月19日撤退到保亭营，与原任我农军攻陵城指挥的王昭夷部会合（王系保亭人，曾投机革命）。因王昭夷暗中同王鸣亚勾结，于3月26日发动武装叛变，我主要领导人李茂文、张良栋、陈可源以下二百余人遇害，部队完全散失，各领导机关解体。
  1929年3月，在保亭营事变中脱险的领导人张开泰奉命回藤桥附近的仲田岭创立革命根据地，重建崖三区委、区苏维埃以及农会、妇女、共青团等组织。
  1931年秋，中共陵崖县委及陵水苏维埃等领导机关也迁入仲田岭。1933年春，由于敌人纠集数倍于我的兵力反复“围剿”，形势恶化，我机关、部队被迫撤出，并在向西转移途中再度解体。其后，革命处于低潮阶段。
  抗日战争时期，仲田根据地是我党在崖、陵、保、乐四县毗邻地区领导抗日斗争的主要游击基地。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它的范围更进一步扩大，最终与五指山中心根据地连成一体，迎来了全琼解放的伟大胜利。
  （二）起义的意义和作用
  第一、藤桥起义是紧接陵水起义之后，琼南地区又一声春雷。其政治、军事影响远远超越自身的时空界限，对当时琼崖东线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起推动作用。
  一是广泛地唤起人民群众的觉醒，沉重打击敌人的反革命凶焰。藤桥位于崖、陵、保三县交界处，藤桥起义实际上是包括三县人民参加的一次边区武装革命大暴动。其基本队伍的组成，既有汉族也有黎族（黎族相当部分来自保亭县）；既以农民为主体，也有工人、城镇居民和渔民参加（渔民主要来自陵水县）；既有地方农民武装，也有远征驰援的红军部队，（其中包括在藤桥扩编的连队）①。起义胜利后，参加攻夺三亚之战的武装队伍达到二千五百多人，长驱百里，所向披靡。论群众发动面的广泛，论军事成果之丰硕，论政治声势的浩大，论革命影响范围之广，这在当时琼岛爆发的一系列暴动中也是屈指可数的。藤桥起义与全琼各县“九月暴动”的革命烈火汇合，与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遥相呼应，起连锁反响的作用，形成不可阻挡的红色暴力的洪流，威慑、遏制和清算了蒋介石、汪精卫政权及其在琼崖的代理人无耻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滔天罪行。藤桥的胜利如同“二战”时期党在全国范围内所领导的一百多次武装暴动所获得的胜利一样，对敌人是一次迎头痛击，对当年曾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是一个有力的拨正。在藤桥建立的崖县委、崖三区委、崖三区苏维埃，以及一批乡级苏维埃，使广大农民亲眼看到革命政权的实体，亲自尝到初次胜利的果实。藤桥的斗争使崖县地区的党组织和党所领导的革命人民受到教育和鼓舞，受到锻炼和考验。同时，由于藤桥和三亚地处在祖国宝岛的最南端，号称“天涯海角”，又有黎、汉、回、苗多民族杂居，在这里的武装起义具有政治地理方面的特征，对全局，对党心、军心、民心，有特殊的宣传鼓动作用。1928年6月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周恩来同志作组织报告，其组织资料中也列举了藤桥起义后建立的、存在时间很短的中共崖县委②。
  这至少可说明，上级党的领导，当年对藤桥革命形势的发展是很重视的、有评价的。
  二是扩大了全琼农民暴动的成果，扩大了东路红区。藤桥起义使东路红军得以顺利地从陵城向西挺进一百多公里，使我东线地区建党、建政、建军的有效控制区域从三个县增加到四个县。如果说，当时东路红区是以乐会第四区至万宁县六连岭为中心的话，那藤桥就是这红区西部的一个前哨阵地。这个阵地的建立和巩固，把敌人的反革命部署全打乱了。回顾当年琼崖农民暴动风起云涌之时，琼南几个县国民党实力较强者，首推王鸣亚部。王以崖县县长兼南路“剿共”司令官的身份在三亚、崖城等地大肆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妄图联合乐、万、陵地区的反动势力，实行内外夹击，扼杀东路几个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但是，由于发生藤桥暴动，使得王呜亚自顾无暇，进退失据；再加上红军攻克三亚又使他损兵折将，丢了老窝。因而，不得不放弃原来的反革命部署，向西溃退。而我方则因此赢得时间，从容作好应变准备，减少了以后在敌人全面反扑时所遭受的损失。
  三是为红军提供一个良好的作战支点。东路红军最初西征三亚，以藤桥为大本营，集结兵力，寻找战机，就近出击，因此能够稳操胜券，继而东进陵水、万宁，又以藤桥为殿后，由参谋长谢育才率精干部队留守，确保无后顾之忧。在几个月中，我军东西回旋作战数百里，均以藤桥作为兵员饷械的补给基地。例如：1927年12月，由藤桥农军骨干组成的红军补充连，曾多次配合东路红军正面作战，成为主力连队之一，又如，1928年1月中旬，东路红军攻打三亚时，藤桥一带有一千多名农民武装投入正面战：再如，同年1月下旬，红军东上陵、万地区之前，其红一连因在战斗中减员而在藤桥休整和扩编，扩编后，全连100多人中有72人是从藤桥输送入伍的。此外，藤桥的地方党、政、群机关还先后为红军筹集大批弹药、粮秣、被服、药品等军用物资。①
  第二、藤桥起义，全面地执行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琼崖特委关于大暴动的一系列指示，是“二战”时期我党领导一个民族杂居地区一次成功的革命实践。1927年10月，南方局和省委制定《经营琼崖计划》，决计割据琼崖。11月上旬，琼崖特委传达南方局及省委指示，进一步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决定把武装割据、政权建设、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根据地四项任务结合起来，把琼崖的革命斗争推到一个新阶段。但是，由于主客观原因，当时，一些地区只偏重于武装暴动，存在单纯军事行动观点，斗争有一定的局限性，有的规模很大，但持续时间太短，有的军事胜利了，但政治跟不上，有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但组织工作不扎实，等等。当然，有不少地方是搞得比较好的，能够同时把四项任务结合起来，经受挫折而又能坚持下来的，藤桥起义就是其中之一。起义的组织领导者从始至终对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地方武装的建设紧紧抓住不放，并且在起义期间，连续掀起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积极开展土地革命的各项准备工作。而当起义遭到内外敌人的破坏，发生“保亭营事件”后，又能及时吸取教训，于1929年春，把红旗插上仲田岭，建设革命根据地。这时，距毛泽东同志发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的时间才4个月左右。这说明崖县党组织较早、较明确地接受了边区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指导思想。从1928年春至1933年底，藤桥起义坚持长达六年的带有开创性的斗争实践，对于积累和丰富党的斗争经验，对于我党从边区武装割据到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中国革命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有贡献的。
  第三、藤桥起义后建立仲田岭根据地是海南岛支撑“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一块重要阵地。仲田岭在崖、陵、保、乐四县毗邻处，南面是滨海平原，东向六连岭，西达尖峰岭，北入五指山，方圆绵延一百多平方公里，山高林密，地形险峻，机动回旋余地很大，能同时三线出击，钳制军事重镇榆林，外沿又有40多公里的海岸线，可以打开海上通道。藤桥起义受挫后，我党决定在仲田岭创立武装割据根据她，一方面在险要隘口围起栅寨，挖沟筑垒，凭险据守；一方面在中心地带设立起医院、学校、兵营、粮仓、练兵场及其他后勤营地，就全琼而言是为数不多的。它与万宁县的六连岭并立在琼崖南部，起到支撑危局的作用。我方凭借着这块相对稳定的根据地，从1929年春至1933年底，与敌方对峙五年左右，取得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期间，1931年10月，由于东路形势逆转，我陵崖县委、陵水苏维埃及其所属各部、委、局、厂、群众团体等领导机关相接迁入根据地。并在此发出了县委的第1至第5号通告①；召开了全陵苏维埃代表大会；领导了本地区的第二次土地革命斗争；后期还向西开辟新红区，建立了崖西区委和红五连②：全盛时期的仲田根据地已成为崖、陵、保三县的“小小井冈山”。1933年春，虽因局势不利，我机关部队被迫西撤，但也得以保存大批革命骨干把火种播向琼西地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阶段，仲田岭是我陵崖保乐边区党委、边区办事处、崖乐县府、榆三县府、榆亚特区委、特区署等党政领导机关的驻地；也是我琼纵第三支队运动作战的重要营地和补给基地之一。1941年“三支”举行“小长征”，曾依托仲田根据地与敌周旋，最后胜利到达六连岭。1943年秋季，我“三支”从仲田岭出击，二次战胜日军。1945年夏季，“三支”和边区办事处在根据地救援了当时驾机与日军作战被击落空降的盟军飞行员（美籍），在战后交给美方，成为海南岛地区救援盟军抗日志愿军人的成功战例，宣传和提高了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赢得了国际影响。抗日胜利后，我“三支”曾从仲田岭挺进榆林附近的红沙驻扎，准备受降。前来交接被我援救的飞行员的美方联络上校也表示愿意劝说榆林日军向我缴械。后来虽因国民党的阻挠破坏而不能实现，但这一行动，张扬了我军的军威，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使日、伪和国民党陷于一片恐慌。从1948年起，我“三支”在仲田一带集结兵力，连续作战，取得了三个歼灭战的胜利，并长期牵制着敌榆亚要塞的大量兵力，在策应人民解放军最后解放榆林的战斗中起重要作用。
  英雄的仲田岭不愧为琼崖地区建立较早、坚持斗争时间较长的红色游击根据地之一，二十多年来，它巍然屹立南疆，为琼崖革命斗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藤桥起义者及后继的革命先辈们所建树的一座历史丰碑。
  （三）关于经验教训
  藤桥起义之所以获得胜利，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由于有了党的正确的、坚强的领导。1927年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的贯彻，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指示，琼崖特委关于全琼农民大暴动的总体部署，是藤桥起义决策的依据和动力的源泉；党所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南方四省秋收起义、广州公社起义以及海南岛的一系列农民暴动是促使藤桥起义时机成熟的政治因素；崖县党组织从政治、思想、组织、军事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是保证藤桥起义成功的基本条件。1927年6月，共产党员张开泰等四人是直接受特委派遣回崖开辟农村阵地的，他们一回来就成立中共崖三区支部，接着，又发展党员扩建军田、风塘支部。不到三个月时间，藤桥、林旺地区陆续建立的支部（支校）已达19个，党员增加到100多人。从1927年底至1928年初，崖三区委、崖县委建立后，县、区、村三级党组织已健全，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当年，特委派来的党代表李茂文是起义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特委还调来一批干部（包括原乐会县委书记张良栋以及陈可源、王文源等）以加强对藤桥起义的领导。特委指令东路红军攻打三亚策应藤桥，在军事上起着决定性的支援作用。在准备阶段，党组织曾指派党员二十多人加入当地农民的自发组织“维持公正会”，掌握了领导权：把该组织的成员扩充到800多人，并进而改造成为红色农会。党组织还安排党员在二十多个自然村办平民夜校筹建农民协会，宣传党的政治主张。至1927年11月中旬，崖三区各乡村有组织的农会会员已达1500多人，参加起义的武装队伍正是以党员为骨干，以农会成员为主体组成的。显而易见，如果不是上级党的领导和支持，如果没有一批优秀的革命先驱者起着先锋模范作用，那是决不可能成功地组织和实行武装起义的。
  其二，明确指导思想，坚决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早在起义之前半年，我地下党就派人打人红土坎盐警署作内应，从而在起义前夕反掌之间就缴获盐警步枪12支，又没收土豪私藏长短枪十多支，收缴民间粉枪一百余支，并利用大刀、长矛，装备起一支800多人的农民武装，设置了四个连的农军建制。在攻陷敌崖三区警署后又借助东路红军的兵威，再破商团缴获各类步枪50余支，从而组建一支武器较精、战斗力较强的红军补充连。到了起义高潮阶段，藤桥地方武装队伍已有常备兵员六百多人，后备兵员一千多人。这支队伍参加了攻打三亚、陵城的攻坚战；参加了青田、竹络岭、龙江山墩坡的阻击战；参加了藤桥外围保卫战。从1927年12月至1928年3月近四个月中，连续作战十余次，经受严峻的考验，最后撤到保亭营时，尚保存实力200余人。
  保亭营事变之后，张开泰等同志返回仲田岭的时候，首先也是收集散失的武装，重建红军连，靠枪杆子打开局面。直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仲田根据地又另外组成一支30多人的黎族民兵，担负起运输、巡逻、护卫等任务，直到解放。总之，始终抓住红军不放，抓住武装割据不放，这是藤桥起义获胜的主要经验，也是它留给革命后继者的好传统。
  其三，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把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结合起来，调动千军万马投入战斗。
  一是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大搞农民运动。早在1926年秋，崖县党组织就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联合国民党左派建立崖县农民协会，在崖城、保港一带领导农民开展大规模的反压迫、反剥削斗争。其中最著名的为崖城地区，有农民、学生、商人等数千人参加反暴政浪潮。曾围困国民党县政府，使其断水断粮，最后，把反动县长陈宗舜撵下台，取得了重大胜利。
  1927年秋，张开泰等人把农运引向县东部地区，并使其形成有领导核心、有严密组织，有明确斗争纲领的政治运动。这时藤桥、林旺一带，村级基地农会共有18个，会员约二千人。在党的领导下，农会做了九件大事：（1）办平民夜校，制造革命舆论；（2）破神权（打公）解脱思想束缚；（3）收藏枪支，秘密组织地下农军；（4）吃大户，开仓放粮；（5）杀豪霸，为民伸冤；（6）提倡男女平等，吸收妇女参加农会和红军；（7）焚契约，减租抗押；（8）改造会党，扩大队伍；（9）串连酝酿大暴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为革命积蓄力量，锻炼队伍，酝酿时机，直接成为藤桥起义的政治先导和坚强后盾。
  二是强调工农团结。在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对产业工人和城镇居民的组织发动工作。例如，在夺取盐警枪支和攻打三亚港时，我党曾争取盐田工人的秘密配合和直接参战，在建立区苏维埃之后，又以城镇手工业者和贫民为主，组成工人赤卫队，又由渔民建立一支拥有二十多条船的海上巡逻队，共同保卫红色政权。这说明，实行工农联盟、建立主力军和同盟军革命战线的方针，在当年藤桥起义的斗争实践中已经初步得到贯彻。
  三是加强民族团结。通过争取黎族中有影响的上层人物亚豪，发动半岭一带包括崖县、保亭两县的黎族武装农民五百余人参加攻打三亚的战斗，成为“二战”时规我党开展民族地区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的一个成功例子。
  四是讲究斗争策略。根据本地区的特点，随着形势的变化，提出不同的斗争目标，采用不同的斗争手段。例如，乡村农运工作，就经历三个小阶段的波浪式推进。其一，在改造农村会党组织时，利用了“维持公正”的农民口号，凡讲公道、讲正义的人都可入会。这样，既争取了民心，也迷惑了敌人，使农会组织迅速扩大。其二，在农民发动起来后，进一步把“维持公正”的口号付诸实践，举行抗租抗税斗争，要求合理解决农民负担。这既使农民获得实惠，也使农村的阶级矛盾表面化。这时，地主阶级在各村组织民团，妄图镇压农运，而农民也建立秘密武装，准备反抗。其三，在政治条件已经成熟的时机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进行暴动。在一夜之间，农军分头攻破灶子欧九兴民团、龙江王守儒民团、椰子团、军田地区的龙鸿标、朱仕拔民团，严厉处决了这些作恶多端的民团头目，扫除了乡村的拦路虎。同时，调集兵力，星夜向藤桥进击，一鼓作气占领了国民党的警察署，使敌没有喘息之机。
  又如，在斗争艺术方面，注意利用敌人矛盾，掌握时机，各个击破。我农军围攻警署时，考虑到驻藤桥的商团人多枪多，但政治比较动摇，且与警署有磨擦，即暂用缓兵之计，主动提出农民不打商人，争取商团中立。等到攻克警署局势大定，我占有绝对军事优势时，才转而围困商团，逼令其五十余人，全部缴械投降。
  再如，区苏维埃在宣布进行土地革命、惩罚奸商的政纲时，也宣布了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使藤桥墟的经济秩序和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在当时，所有以上这些做法都是切合实际，深得民心的，达到了化阻力为助力，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最顽固的封建反动势力的目的。
  藤桥起义当时曾被敌人一度镇压下去，其原因除了跟全国全岛的局势变化对我不利、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以及革命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必然的联系外；从主观上看，似应从以下几方面吸取教训。
  第一、未能及早实施土地革命，农民没有既得果实，在敌人反扑时，缺乏誓死保卫革命成果的决心。
  第二、红军攻打三亚，没有打好歼灭战，敌人主力未被消灭，给王呜亚留下了伺机反扑的资本。
  第三、受当时党内左倾思想的影响，没有及早建立后方根据地，敌人反攻过来，反退无路，只能打阵地战孤军困守藤桥，军事上陷于被动。
  第四、缺乏斗争经验，警惕性不高。对于王昭夷勾结王鸣亚叛变革命的阴谋，虽然一时难于识破，但我部撤到保亭营时，农军尚有二百余人，足以对王起威慑作用。问题在于我领导人思想麻痹，产生了两点失误，一是轻易泄露军机，犯了兵家大忌，把我军弹药告罄的实际告诉王昭夷，使得他一面伪装帮我煮硝制药，一面敢于贸然发动兵变。二是我党、政、军主要领导人李茂文、张良栋、陈可源均同时应王昭夷的邀请赴宴，被其中途伏击身亡，使我部陷于失去指挥的混乱状态，既无法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进行抵抗，也不能有效地组织人员疏散和撤走，从而招致二百多人被捕被杀的惨重损失。
  藤桥起义与崖县第一个区苏维埃
  三亚市委党史研究室
  藤桥圩是崖县第三区（包括现今的林旺镇、藤桥镇、田独镇的大茅乡，南田农场的原南山、付巾、广西、保境、赤田大队在内）的所在地。位于“天涯海角”东边处于陵（水）、崖（县）、保（亭）三县交界之处，西部与现今的田独镇接壤，南边与大海相连，北部与保亭县的三道区相接，东边与陵水县的英州区毗连。
  这个区地形是西北群山连绵起伏，其中，有老革命根据地——仲田岭，东南沿海一带比较平坦。境内有藤桥东河和西河，发源于保亭县峨月岭，穿过群山，流过藤桥镇于槟榔园村汇合入海。
  藤桥镇（过去习惯称为藤桥市），早在唐朝时曾经设过吉阳县（原崖县）治所，自古以来是藤桥、英州、三道的政治经济贸易中心。
  当时全区一万多人口，汉族占多数，其次是黎族。广大劳动人民均受封建社会的统治和地主豪绅的压迫、剥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藤桥人民在1927年（民国十六年）11月底举行了武装暴动，推翻了国民党崖三区警察署，建立起崖县第一个区苏维埃政权——崖三区苏维埃政府。
  （一）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22日，大屠杀扩展到琼崖。中共琼崖地委为了反击敌人的白色恐怖，决定派大批共产党员赴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当时加积仲恺农工学校根据地委指示，动员学员转移回农村开展革命活动。五月底，崖县选派去仲恺农工学校的学员张开泰、陈保甲、占行城，还有王植三（文昌籍）等同志，转回崖县藤桥地区进行革命活动成立崖三区党支部，张开泰任支部书记。接着发展第一批党员，军田村有曹必敬、郑行春、王传录、朱运元；风塘村有蒙传良、陈保卿、黎伯盖、陈亚铁；洪李村有符大忠、符大春（女），并建立军田、风塘、洪李三个党支部。军田党支部书记曹必敬，风塘党支部书记蒙传良，洪李党支部书记符大忠。
  在党支部领导下，风塘、洪李、军田等村庄创办平民学校发动农民学文化、学知识，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农会和农民自卫军。张开泰、陈保甲、占行城在风塘村，王植三在洪李村，曹必敬、李茂松在军田村，分别担任校长、教员。平民学校一边进行识字教育一边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向广大青年农民灌输革命道理，教唱《国际歌》和其他革命歌曲，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反帝反封建，打倒土豪劣绅，反对压迫剥削，实行人人平等、男女平等、婚姻自由。
  为了试探崖县上层统治者的政治态度，党支部研究，主张上县城请示办平民学校问题。陈保甲等同志到崖城请示陈善县长，陈善说：“上面通辑赤化分子五百名，可我不知道哪个是赤化。”保甲回答：“崖县经济文化落后，农民没有赤化。”大家分析认为陈善是国民党左派，更大胆地开展工作。一边普及办学，一边扩大农民协会，发展和训练农民武装。
  为了发展农民武装，党组织积极准备夺取武器。当时红土坎有个盐田实业团（盐警队），团长陈大裕（红沙人，老婆是张开泰姐姐的同庚）。张开泰以同庚姐夫的缘分和陈大裕拉上关系，派出黎伯盖、陈世城等八位立场坚定的农会员潜进红土坎盐田实业团当团丁，做内应工作。
  在组织发动中，发现藤桥地区有一个名叫“维持公正会”的组织。经过了解这个组织具有一套宗旨：不分汉族、黎族，凡反对官府无理抽剥和欺负，同情贫苦人民，主持公正的人都可杀鸡饮血、盟誓人会。据此，张开泰同志便决定把这个农民自发的组织，争取为党领导的革命群众组织，于是召开党支部会议讨论，认为先要深人群众，才能组织群众。因此，决定张开泰、陈保甲、占行城、王植三等都参加“维持公正会”。他们入会后，便向这个会的发起人蔡启明（又名蔡镇强）提出建议，要加强保密纪律，还要把会员武装起来。并对蔡启明说：“大家赤手空拳，有什么力量在官府军警面前维持公正呢？”蔡启明听说有理，便推荐他们当了“维持公正会”的领导成员。从此，以“维持公正会”为基础：很快发动了八百多人参加，把维持公正会转变为农会。同时秘密用火药枪、弓箭、大刀、长矛装备起一支二百多入的农民武装队伍。
  9月，琼崖特委（6月地委已改为特委）扩大会议，李茂文列席了这次会议，听取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大会决定举行全琼武装总暴动。10月，特委派李茂文、张良栋回到藤桥．李茂文为党代表成立中共崖县三区委员会。选举张良栋为书记，委员张开泰、陈保甲、占行城、王植兰。接着，在军田村外召开干部会议，会上张良栋作报告，李茂文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并决定组织和扩大武装，准备暴动。11月，组织发动工作就绪，派到红土坎盐田当兵做内应夺取武器工作的条件已成熟，区委决定采取行动派员接应夺取武器。
  11月底，由张开泰、陈保甲、陈亚铁等十名同志到盐田实业团同黎伯盖等接上联系，夜里十二点行动夺枪，当敌兵甜睡之际，我武装人员突然冲入营房枪口对准敌兵，一一缴枪，共缴获步枪十二支。归途又打灶子欧九兴（民团团长）民团夺枪六支。第二天凌晨返到军田村祖庙，集会农军一百多人，兵分两路到椰子园和龙家坡村，处决土豪恶霸反动民团团长龙鸿标和朱仕拔。12月1日早上六时，开始到藤桥市包围国民党警察署，警察长邢贻炳闻风丧胆，乘乱逃跑，反动商团团长王访秋也跑掉，商团武装队长张昌浩事前已被我争取按兵不动。这次缴获警察署武器十余件，但商团的五十余支步枪尚未缴获。
  为了稳定局势，第二天区委决定集中“维持公正会”的五百名会员，手持大刀、长矛、火药枪汇集藤桥市，列队游行示威并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并对商家们宣传：“农民是反对警察署的，商家们可安心做生意，不要误会。”借此防止动乱。另外，派员到陵水县东路工农革命军指挥部报告情况（十一月特委决定将讨逆军改为工农革命军），革命军指挥部表示给予增援。
  不久，总指挥徐成章、副总指挥刘明夏和第一营营长郭天亭率领一营革命军抵达藤桥，藤桥农军数十人列队在桥头河边迎接。是日下午五时许，把商团包围进行缴械，五十余支步枪全被缴获。从此就将藤桥农军组编一个工农革命军补充连，九十余人枪，陈保甲任连长，张开泰任副连长兼第一排排长；占行城任第二排长，陈儒充任第三排长。还组织四个农军连共十二个排，三百余人，陈保卿为农军指挥，张开泰兼副指挥，陈泽福、王泽三、林诗润、杨锡邦分别担任连长。他们脱离生产配合革命军作战。
  此时，红色政权——崖县三区苏维埃政府诞生了。苏维埃主席李茂文，委员张开泰、陈保甲、陈保卿、王植三、占行城、黎学位、曹必敬。崖县三区苏维埃政府的金字招牌高高挂在原国民党警察署门头，两侧门柱帖着“忍不住双层压迫，不怕丢一颗头颅”的对联，同时区二级的各种组织也陆续建立，区农会由张开泰当主席，区妇委会负责人李逸芬，区少锋童子团负责入李茂松，赤卫队负责人邢福如。赤卫队有五十多人，主要由工人和城市贫民组成。
  （三）
  红色政权成立后，公开行政，没收藤桥市几家反动奸商的财产，把没收的布料、百货廉价出卖给贫苦群众，还及时办消费合作社，供应人民生活月用品。藤桥地区的农民轰轰烈烈地起来反租退押，烧田契，毁掉不合理的书约，平田界，抓土豪劣绅、地主恶霸戴高帽、挂牌游街示众，并搭台召开群众公审大会，枪毙了大地主恶霸陈鸿存。特委特派员林树芹同志和爱人郭绍缓巡视藤桥时都赞颂说：“藤桥的工作搞得不错”。在革命热潮中，万宁四区的东寨、芒港的渔民自愿把一批渔船编为海员巡洋队，轮流巡逻陵崖海港。在崖县三区苏维埃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保卫新村港、赤岭一带和藤桥红色政权的海防。
  1928年1月，在特委常委特派员陈垂斌的指导下，在藤桥建立中共崖县委，县委书记李茂文、副书记张良栋，委员：陈保甲、张开泰、王植三。并建立共青团委，书记杨善廷，委员李茂松。在县委领导下，革命工作蓬勃发展。藤桥地区的新觉（军田及椰子园），石番（石姆龙及番园）、洪李、风塘、田尾、灶子、新村、大灶、龙楼等乡村先后成立了党支部及农会、妇会青年团、少锋队、童子团等组织。
  同月，东路前敌总指挥徐成章、副总指挥刘明夏在藤桥市郊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布置进攻三亚港的计划。同时派出一些干部深入少数民族村庄活动，联系民族武装，如铁炉峒的亚多，大茅峒的亚劳，罗蓬峒的亚铁，半岭峒的亚浩，还有红花、布匹峒的民族武装。争取他们听从我军统一指挥，进攻三亚国民党反动派的巢穴。
  国民党崖县反动县长王鸣亚，资本家林瑞川听到徐成章的名字，怕得要死恨得要命，马上在他们盘踞的三亚街、三亚港营房大力修筑防御工事，在据点外围挖战壕，每隔三、四米安放一个装满沙土的大竹箩，战壕外围十余米宽之处布满铁钉竹签。他们以为这样防范就可稳如泰山。但反动派的胜败并不是由他们的主观幻想所定，而是取决于人民的力量。
  一月中旬我军向三亚进攻，由总指挥徐成章带领工农革命军和农民武装二千多人，从半岭向三亚进发，部队行走三十多里到达三亚街东面离该街约六百米的坡地停下，做进攻的具体布置。
  徐成章命令第二连向南边攻击敌人的援军；命令第一连开进三亚村（注：儋州村）等待市区东北面战斗打得激烈时，举火燃烧敌人的工事（用刺围的木栅）而进攻市内，命令该连驳壳枪排做追击敌人的准备；（当时第三连连长冯建农有病由王文源率领该连战斗）命令黎族武装正面向敌进攻。敌人看到黎族武装放的都是粉枪，便打开刺门冲出来，这时徐成章亲自率领驳壳枪排绕道从右边防线穿插到敌军刺门附近从敌后冲击，把敌人追赶到东北面山坡歼灭，从而占领了三亚街。战斗结束后，我军在儋州村稍事休息。下午三时分三路向三亚港进军。第一连朝右边海滩前进，第二连朝左边靠海峡方面前进，第三连从中间前进，距敌约百米，我军发起全线冲锋，势如破竹，敌人看见大势已去，便退到南边海丢枪泅水逃跑，我军第二连紧追在水中用刺刀杀死部分敌人，捞起枪支。而一部分残敌则登船逃跑从海上远远向我开炮。这次战斗虽然胜利，但缴获战品不多，仅数十支枪，其他物资王呜亚已运走了。
  我军占领三亚后，纪律严明，深受贫苦人民的欢迎。当时群众称我军为“红军”，扶老携幼高举“欢迎红军”的横幅，提茶水热情接待。工农革命军发布安抚命令，向各阶层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稳定社会情绪，号召市民复业开市。市民纷纷给我军送慰劳品。部队住了几天，准备向西挺进，攻取国民党反动派的老窝——崖城。但连接特委三封急信，“命令回师北上”，配合第二营进攻万宁县城。因此，工农革命军奉命撤离，留下第一连二个班，由张开泰率领，配合农军和赤卫队保卫崖三区苏维埃政权。在中共崖县委和区苏维埃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发挥农会、妇会、青年团、少锋童子团、学校等组织的作用，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城乡紧密团结，市民、农民喜气洋洋，掀起了学习、生产、工作的热潮。反对封建迷信、提倡妇女剪短发的革命行动普及整个崖三区。
  （四）
  由于工农革命军调离崖县，没有把国民党反动派地方武装力量肃清，给敌人以纠集力量进行反扑的机会。王鸣亚屡屡率兵反扑藤桥。一次窜到竹络岭及岭脚塘就被陈保卿率领驻扎该地的农军二连击退。另一次，一天凌晨王鸣亚又率兵百余人进犯藤桥，我军民奋勇反击，毙敌三十余名，敌惨败溃逃。不久王鸣亚又率部扰乱田尾、龙江，企图推进风塘从而进犯藤桥。这时，我东上参战的工农革命军一个连已返抵藤桥。我军向敌出击，敌人溃退。不幸的是在这一战斗中，我工农革命军连长陈保甲脚部中弹负伤，农军排长朱运丁牺牲。
  敌人继续骚扰藤桥有二、三个月。3月初，特委成立“攻崖指挥部”，由谢育才参谋长和王文源带领工农革命军第二营抵达藤桥。这时王鸣亚纠集县兵、反动民团从四面八方包围藤桥。以地主反革命分子蒙燕章等领路，从保亭南林、罗葵、中壤等地窜入我后方仲田、走马园抢占炮台。同时，伪装十余只船从海上突破我海上防线，断绝我海上交通，把藤桥市紧紧地包围起来。我军民在市内团结战斗，敌人发起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都被我击退。战斗打响几天几夜之后，混进我队伍的阶级敌人和不纯分子朱仁高叛变，赤卫队班长陈继统、陈继元两兄弟通敌，泄漏内部秘密。我军民奋战12日夜，连炮竹药也用上了，终因弹尽粮绝，被迫于3月16日进行战略突围。由谢育才参谋长率领一个连打先锋，向陵水新村港突围成功。后继部队和农军被敌人发现实行火力封锁，冲不出去，而由县、区党政军领导李茂文、张良栋、陈可源、张开泰等带领部队一百多人和家属、群众，共六、七百人经风塘、仲田岭向保亭山区撤退。经过十二弓、加答弓，在供水岭休息一个夜，3月19日下午三时抵达保亭营（保亭营是一个小墟镇，满清大员冯子材“征黎”建营在此，设“化黎局”一所，称保亭营。今保亭县城驻地）。
  （五）
  我队伍进驻保亭营后，就地休整。当时处境困难，粮弹缺乏，向王昭夷求援。（王昭夷，保亭黎族首领，投机革命担任农军总指挥，曾参加攻打陵水县城战斗，对现职务不满，借故养病把队伍拉回老家，暗地里勾结投靠了国民党南路“剿共”总指挥王鸣亚，当时未被发现）王伪装革命，满口答应，马上送粮食，还设土灶给制炸药。并假惺惺地说：“准备弹药反攻藤桥”，蒙骗了我方领导人。我军驻扎一个星期。一天（3月26日）王昭夷以商谈“反攻藤桥事宜”为名，邀请我党政军领导到他家什聘村设午宴招待。我党政军领导李茂文、张良栋、陈可源以及交通员赖亚焕上午骑马到王家。午宴后返回营地；到七弓河畔便被王昭夷布设伏兵突然袭击，李茂文、张良栋、陈可源三位同志当即殉难。我军由于无备，加以弹药缺乏，顶不住敌人的袭击，除张开泰、陈儒充（排长）、王文源等十几位同志英勇奋战，杀出血路而脱险外。（张开泰逃到陵水，陈儒充逃返仲田岭），其余的被敌人杀的杀、捕的捕。陈保甲脚伤未愈不能走动，在化黎局里，拒敌擒捕自我开枪，壮烈牺牲。被杀的干部和战士一百多人，被捕送到藤桥交王鸣亚的二百多人。县委副书记张良栋的爱人、区妇委会主任李逸芬被捕押到藤桥。敌人对她施行惨绝人寰的刑法，把她裸体游街迫降，可她坚贞不屈，一边宣传马列主义，高呼革命口号，一边揭露反动派的滔天罪行，直到在敌人刺刀下壮烈牺牲。李茂文的胞兄李茂秀被围剿在长枕岭牺牲，李茂文的胞弟李茂松及其母亲、嫂嫂、爱人、孩子被捕到崖城监狱坐牢。
  李茂松赴刑场时冲到狱窗口嘱咐母亲、嫂嫂：“要跟共产党走，坚持革命到底！”走上待头时正义凛然，脸不变色，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口号，就义前高唱《国际歌》慷慨激昂，气贯乾坤。围观的民众无不为我革命英雄的就义行为而感动，很多人都流了泪，当天晚上，崖城党组织贴出悼念诗句：“为党捐躯赴刑场，怒目冷对敌刀枪，杀身成仁何足惜，丹心留与日争光。”
  藤桥起义受挫后，崖三区农民陷于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统治之下。国民党反动派王鸣亚及其土豪劣绅这时更疯狂地对农民进行压迫和摧残，强奸妇女，抢劫民财，烧毁村庄，无恶不作。军田、大灶、庄头、灶子、石姆龙、番园等村被烧民房共计三、四百间，大灶村老妇翟应鸾活活被烧死在屋里。尤其革命家庭和参加起义的农民受害更惨。李茂文的全家被囚禁牢房强迫以马屎当饭吃，房屋被烧毁，财产被抢光。
  藤桥起义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标志着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高举革命的红旗万众一心，闹翻身，求解放。这次革命最后被敌人镇压下去，其原因：一是由于工农革命军进攻三亚胜利后东调，没有继续追击歼灭国民党王鸣亚的力量和肃清地方反动武装，使它得以死灰复燃；二是革命警惕性不高，对于王昭夷的勾敌叛变阴谋没有及时识破，而陷入泥潭；三是我们尚未建立一个进可攻，退可守，有依托的后方根据地。
  这次起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我们，革命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一次二次就能完成，而是要经过长期曲折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巨大的代价——鲜血和生命，才能换取得来。另外这次革命胜利虽然是短暂的，但它对唤起崖县各族人民的觉悟，有其深刻的影响，教育和锻炼了队伍，积蓄了力量。尤其对崖三区广大人民群众是一次革命的锻炼和巨大的鼓舞。它播下了革命火种，为后来重又进行革命建立了仲田岭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仲田岭革命根据地概述
  林之荣
  仲田岭是我琼崖党于1929年3月，领导创建的第一批红色根据地之一。它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成为海南南部坚持革命斗争的营堡，为民主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仲田岭位于崖县（今三亚市）东境的藤桥林旺地带，是崖县陵水保亭三县交界处，长约二十余里的滨海山区。因为它地处陆海通道的要冲，横扼崖县陵水两县的咽喉，形势险要。特别是其中的仲田岭四面高山环抱，中间宽平，只有一条小山路相通，可以西往榆林、三亚、崖城和尖峰岭。东往藤桥、陵水、吊罗山、六连岭，再往西北有甘什岭、五指山为大后方；进可攻，退可守，在军事上机动回旋的余地很大。
  1927年（即民国十六年）12月1日，我党领导了藤桥武装起义，建立了崖县第一个区级苏维埃政权。起义不久，遭受挫折。苏维埃政权存在的时问虽然短暂，但它唤起崖县各族人民特别是汉、黎族广大贫苦农民的觉醒，播下了革命火种，锻炼了人民，造就了一批骨干，为仲田岭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仲田岭革命根据地的开辟（1927年－1929年）
  从1927年开始，李茂文、张开泰等同志领导的崖县东三区武装力量以仲田岭周围的仲田坡，以及军田、风塘、洪李、新村、庄头、田尾、大灶、石姆龙、灶子、藤桥、番园、北山、喃头岭、赤田等几十个村庄为依托建立了区委、区苏维埃政权。1928年3月，藤桥起义遭受挫折，“保亭营惨案”发生后，新生的各级党，政机构解体。从“保亭营惨案”中脱险的陈儒充、陈保卿、陈贤德、黎学林、占行城等十几位同志潜返仲田岭以打猎、砍山种稻为活，保存力量。张开泰同志从保亭营突围后到了陵水、万宁。1928年底返回仲田岭和潜伏岭上的同志会合，共同研究恢复地方工作并寻找上级党组织，仲田岭的同志一致推举张开泰同志东上寻找上级党组织，张开泰同志在万宁遇上琼崖特委派来的朱运泽同志。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张开泰同志返回仲田岭，于1929年春季恢复崖三区委，张开泰同志任书记，秋季恢复崖三区苏维埃政府、区农会。林诗润当选苏维埃政府主席，委员：林诗润、陈保卿、蒙传良、祝兴礼、陈贤德；农会主席蒙传良。崖三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区农会均设在仲田岭上。同志们分头到各乡村，重新开展活动，发动群众，惩处顽敌。同时摘黎民运动和兵变工作，壮大队伍。开始工作，困难很大：一是缺乏武器，仅陈儒充同志有一支驳壳枪。二是藤桥起义失败后，敌人实行恐怖政策，群众心有余悸，害怕与同志们接触。三是粮食供给极端困难。只是靠亲属点滴支持，同时敌人严密封锁，有时一连几天吃不到一粒米，只靠野菜充饥。为了打开斗争局面，同志们按照“日伏夜击，个别吃掉，震慑敌人，消灭小股，壮大队伍”的方针进行活动。首先展开对地主豪绅及反革命分子的斗争，铲除地头蛇，扩大党的影响。同时从农村中找到藤桥起义失败时埋藏的步枪二支、粉药枪五支，从此有了一些枪支，斗争局面逐渐打开。群众看到共产党又回来了，斗争重新开展了，对革命支持的信心也增加了。他们建立交通联络站，一方面发动群众支持粮食，另一方面了解敌人情况，伺机伏击敌人，夺取武器装备壮大队伍。
  4月中旬，藤桥保甲团龙江分团黄守儒（团长）的团丁到灶子村收月饷。我们从灶子村甲长黄道全处了解了敌情．派陈贤德、陈保卿等十二个人，在灶子和新村交界的地段埋伏，打死了三个保甲兵，缴获步枪三支。又有一次，龙江民团副团长王仕坚带十多名团丁上藤桥市，张开泰派出武装在白头田埋伏，敌人返村时被我歼灭，缴获步枪十多支，王仕坚当场被击毙。为了消灭藤桥保甲团，区委决派风塘村团支书记占道和同志潜入藤桥保甲团当兵做内应。五月初四（端阳节前夕），张开泰率领五十多名武装人员袭击了保甲团，将其全部歼灭，缴获步枪六十多支、短枪十余支。此外，区委还派员往保亭地区搞黎民运动和兵变工作。通过宣传鼓动，王昭夷部下的王德录、王德祥兄弟带领四十五名士兵携带武器投靠我方。这时，革命形势大为好转，队伍迅速壮大，成立了一个自卫中队，以王德祥为中队长驻扎仲田岭，开挖战豪，建排寨进行防卫，以便长期武装割据。从此仲田岭革命根据开始形成。
  （二）加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1930年－1931年）
  1930年仲田岭革命根据地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这年的7月，我党派员与驻陵水县城的国民党海军陆战队第五连排长陈平（共产党员）接上联系，共同策划起义工作，陈平通过争取副连长陈国霖的支持，将敌连长打死，率领全连九十多名±兵起义。20日，琼崖特委和琼崖红军司令部指示，将这支起义部队扩编为琼崖红军第三营，营长陈平。8月10日，陈平带兵配合仲田岭的自卫队进攻藤桥，毙守敌人二十多人，缴获步枪十三支，子弹一千多发。接着，在仲田岭召开了有一千多人参加的群众祝捷大会。会后，仲田、北山、赤田、喃头岭等村庄的黎族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编成二个运输队，配合驻扎仲岭的部队作战。此时，陵水南部，保亭县东部的毛政弓、吊罗山和仲田岭革命根据地已经打成一片，成为陵、崖、保、乐四县革命活动的纽带（当时乐东、保亭尚未有县建制，部分地区属崖县、陵水范围）。
  1931年以后，仲田岭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红军建设、游击战争及生产更加发展。此时，根据琼崖特委指示，将陵水县和崖县合并成立中共陵崖县委，县委书记王克礼，委员：张开泰、王自伦、林鸿姣、廖仕英。同时保留陵水县苏维埃政府的建制（陵崖县委管辖：陵水县、崖县东部至西部，保亭县的毛政弓、加答弓、五弓、六弓、七弓），统一领导陵崖地区的斗争。同时，重建红军连，战士六十多人。红军连重建后，随即发动五百多名农军配合作战，把仲田岭革命根据地周围残存的龙江、喃头岭民团据点扫除。在红海、北山等四个乡苏维埃政权更加巩固的基础上，又新建八个乡苏维埃政府。陵崖县和崖三区的党、政、军、群机构都驻在仲田岭上。常驻部队、干部及家属，自己动手开荒生产，办起经济农场，养牛十多头，种水稻二百多亩，还种花生、番薯等作物。
  （三）仲田岭革命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和战略转移时期（1932年—1936年）
  1932年1月21日，中共陵崖县委在仲田岭召开改造全陵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由张开泰主持，王克礼作报告，同时组织上千名群众游行示威。队伍从仲田岭游行到军田、番田、洪李、风塘村庄，人人手举钩镰、斧头、旗子，吹军号，一路高呼口号：“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区与红军！”“被压迫的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官僚军阀！”“反压迫剥削，反苛捐杂税！”各村群众在路边摆设开水，摘椰子热情欢迎接待，革命的气氛弥漫整个崖三区。
  1932年10月后，仲田岭革命根据地进入了游击战争和战略转移的艰苦时期。1932年初，根据上级指示，陵崖甚开展“肃反”运动，在“肃反”运动中，由于党内的“左”倾错误给革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据当年崖三区团委书记陈保标回忆：陵崖县委接琼崖特委的通知说：陵崖有40余名社（会民主）党，并指出一些骨干名单。致使县团委书记廖仕英、县妇联会主任王玉花、红军连指导员林才尤、排长欧朝庆等一些干部先后被杀。同时，许多红军战士已被解除武装，致使红军力量在那时已遭大大的削弱。加上1932年7月，广东军阀陈济棠派遣他的警卫旅和一个空军中队由旅长陈汉光带领来琼镇压革命，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内战方针，大举向苏区和红军进行“围剿”。在敌人残酷的镇压中，革命组织里叛变现象较为严重，许多上层干部下层同志都不断地向敌人投降。10月，陈汉光派其飞机配合步兵“围剿”太平峒至大里一带革命根据地。时值我中共陵崖县委书记王克礼出发大里根据地，被叛徒黄大忠（原大里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带敌“围剿”，王克礼同志不幸牺牲。红军和赤卫队30多人阵亡，红军连长王贻超等12人被捕到陵水县城英勇就义！有十余名红军冲出重围。噩耗传来，在仲圈岭的中共陵崖县委派入深入寻找失散的同志。张开泰、林诗耀（1932年夏秋特委派员）等同志，从六弓潜入吊罗山大里乡附近，找到脱险的10名战士带回仲田岭和岭上20多名红军战士汇合。王克礼同志牺牲后，张开泰同志主持陵崖县委工作，领导同志们坚持斗争。陈汉光和王鸣亚（国民党崖县县长）闻悉县委和红军在仲田岭地区活动，又倾其军队和地方民团将仲田岭周围的村庄全部分兵驻扎，并实行移民并村政策，企图对我断粮断息。但是根据地人民的革命雄心是摧残不了的，他们在敌人严密封锁下仍然和山上革命同志保持密切联系。如石姆龙村王达明在敌人严密封锁下用牛粪掩盖粮食，用牛车拉到仲田岭，接济山上的同志。又如白土田革命老母亲黎金鸾在环境艰苦情况下，仍然担任运送粮食和通讯工作，特另是仲田岭的黎族人民宁愿抛弃家园，跟随部队在山上种山兰生活。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斗争，保存了革命力量。为了避敌优势，坚持长期斗争，1933年初，县委和部分红军转移到崖西区（崖县五区、感恩三区一带），同崖西游击队合并建立崖西红五连，坚持斗争。后国民党军队继续追击，加上与特委长期失去联系，形势恶劣，处境极端困难，仲田岭的革命力量被迫化整为零潜伏活动，此时县委及所属各机关解体。1934年初，县委负责人张开泰从感恩潜回陵崖地区，在陵水的傲盆、竹拉村（黎村）以教学为业掩蔽活动。1936年3月不幸被国民党逮捕入狱，革命暂时处于低潮。
  （四）仲田岭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时期（1937年－1945年）
  抗日战争时期，仲田岭革命根据地又恢复和发展起来。“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爱国人士和力量，坚持抗日，实行民主政治的方针，从此开始了全面抗战。1938年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驻守海南岛的琼崖守备司令王毅，在六十二军调离琼崖后感到力量薄弱，又慑于广大人民团结抗日呼声日益高涨，因而接受了我党提出共同抗日的主张。11月，海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时，张开泰同志获释出狱，重返战斗前线。1942年冬，张开泰同志受琼崖特委派遣，带领驳壳班8名战士回到保亭五弓大简村，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1943年5月在保亭大简成立陵崖保乐办事处，张开泰同志任主任，林泉任副主任。10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日寇与国民党配合，趁我主力部队外出执行任务时，突然包围我办事处。张开泰同志带领部分同志去侦察敌情，林泉同志和数位同志中弹牺牲，营地被毁。此时办事处搬到江边乡的毛喉村，后来张开泰同志又决定办事处搬回老根据地仲田岭。张开泰同志回到仲田岭找黎亚吉，首先交待两项任务：一是找水源；二是盖房子。黎亚吉勘察好水源之后，发动仲田、北山村的群众五六十人上山砍木料、割茅草盖起了几幢茅草房屋作为办事处的基地，接着张开泰同志又授命黎亚吉把仲田村的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二支民兵中队，共有32入，任命黎亚吉为中队长。民兵中队主要任备是收粮、藏粮、护粮。当时在仲田、岭脚塘、喃头分别设立三个藏粮点共8个仓。黎亚吉带领民兵中队日夜巡逻保护，有效地为党政工作人员和部队解决了粮食的供应。随着革命新形势的发展，1944年4月陵崖保乐边区工委（1943年10月建立）改为边区党委，林诗耀任书记，委员：张开泰、王浩。同时成立陵崖保乐边区妇委会、重建中共崖兰区委、区政府。同时还开展统战工作，瓦解敌人内部，争取部分原来为敌效劳的人员为我党工作。
  1945年夏，特委决定撤销陵崖保乐边区办事处（边区党委存在）分别成立陵保、崖乐两县抗日民主政府，张开泰任崖乐县长，孙已任任副县长，陈生任秘书。崖乐县府及边区党委仍驻在仲田岭革命根据地。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特委和琼崖部队命令各支队挺出外线准备受降，张天泰、林诗耀奉命把驻在仲田岭的陵崖保乐边区党委和崖乐县政府机关迁移到六盘地区。三支队由符哥诲、莫逊带领向落笔洞、荔枝沟地方移动，等候解除日军武装。可是这对国民党反动派与日军互相勾结，拒绝向我缴械。后符哥洛同志奉命带部队从六盘乡牙龙港乘船往昌感。
  （五）仲田岭革命根据地在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950年）
  1946年，中共广东区党委派员到海南传达“北撤”的指示。7、8月间，林庆墀、张开泰同志奉命从琼府回来，分别向昌感崖联委和陵崖保乐边区党委、崖乐县政府传达“北撤”指示后，在我们的队伍中引起很大的思想波动。一些同志怕复员回家会遭敌人杀害，特别是女同志有些是少年父母双亡，出来参加革命的，现在回去无家可归，更是悲观流泪。此时张开泰同志调回三支了。崖三区在国民党46军的继续围剿下，群众无法生产，加上旱灾严重，粮食欠缺，军公粮筹派困难，大家都以野菜充饥，生活难以维持，许多人离队回家去了，此时，林诗耀、陈生也回三支队。基干队仅存40人左右。政权人员朱仁安、陈廷昌转去兴隆。仲田岭一带革命活动又一度处于低潮时期。
  在全国解放战争大好形势的鼓舞下，1948年张开泰、陈生同志带领武装复回仲田岭革命根据地。9月琼崖区党委（当时特委已改称区委）和琼崖临时民主政府决定成立边海区地委和行署。符哥洛任地委书记兼专员，张开泰为副书记副专员。同时撤销崖乐县政府。10月决定在仲田岭革命根据地成立榆三县，任命陈生为县长。1949午初撤销榆三县，成立榆亚特别区（属南区地委领导），由陈侃任区委副书记、蔡大元任副区长，6月由吉鲁汉任区委书记兼区长。同时全特区各乡开展动员武装，建立救护队、运输大队，筹粮筹款等，做好支援解放全岛战争的准备。1950年4月全岛军民配合野战军渡海作战。海南残敌纷纷向榆林、三亚溃逃。我仲田岭革命根据地军民主动阻击，配合解放大军消灭逃敌。根据地的军民同全琼人民一道，迎来了5月1日海南岛解放的伟大胜利。

①一说当时尚未建立县委。本文根据：（1）吴之整理的《冯白驹回忆录》； （2）王文源、郭儒灏、罗文洪、张开泰等同志的回忆录，自传或证明材料； （3）赵朴所辑《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向大会作组织报告》； （4）三亚市委党史办的考证。（原件或复印件存市党史办案卷） ②林庆墀（崖城东南支部党员）李福崇（保平支部党员）回忆。回藤桥参加斗争的崖中支部党员李茂松牺牲，保平支部党员李福崇等脱险。 ①藤桥老红军座谈回忆（市党史办记录整理，见党史办案卷：9·3·5A1） ②赵朴所辑“六大”组织资料，详注（1） ①藤桥、林旺地区老红军座谈记录（见市党史办案卷：9·3·5A1) ①通告复印件存市党史办案卷：9·3·5831.70－－1·74。 ②林克泽：《关于“二战”时期崖西地区革命斗争情况》（见市党史办案巷：9·3·511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