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一九二四年前，有罗汉、鲁易等到琼崖中学当白话文教员，大宣传新文化运动，听说当时琼崖就开始有党的小组活动。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革命军（张发奎部）渡琼，赶走邓本殷（陈炯明余孽）时，就有王文明、杨善集、许侠夫、周逸、李爱春、冯白驹等大批党的同志回琼活动，散布在各中学、国民党各县党部、县农会等机关任职，琼崖党就大发展，当时有琼崖地委。发展对象主要是中学生和海口市少数工人，党的组织停留在主要城市——海口、府城。
  一九二六年五、六月以后，各县成立县农协筹备处，负责人绝大多数是我们同志，学生运动也在我党领导之下，海口工运〔由〕我党领导一部份，由于学生为桥梁，农协组织深入到各区乡去，党的组织也开始在农村中发展小学教师和个别农民党员，建立农村支部。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我党乘各中学放假，领导组织青年寒假乡村合作团（地方性某个地区的人返本地区工作），普遍深入到各乡村市镇去进行宣传组织农协，打倒豪劣等，这次给以革命在农村中的影响和推动是很大的。
  同一时间，各县开始组织农军，与筹办农民训练所，培养农军下层干部。
  一九二七年初，在城市，学生运动是革命的主流，他们许多时间都花费在革命活动方面。党的公开刊物有《现代青：年》、《南针周报》、《扫把》、《路灯》等，这些刊物，成为当时中学生的中心读物。在学生界中，我们的口号和斗争目标是反对几家主义①，有些不跟我们走的，也就采取激烈的斗争，如写文章骂，游行示威反对某某人等。
  在农村中主要口号是打倒豪劣，有些地方焚毁契约、木偶、捉比较坏的土豪劣绅典型人物或抽鸦片的人游街示众。当时农村几乎是农会的天下之况，许多豪劣逃的逃，在者也不敢动，只有向农会说情。到处开办男女平民夜学、演剧，闹的热火朝天。
  四月十九日，国民党开始在琼崖实行大屠杀，我党许多革命同志被捕活埋绞死，监禁到一百多人，其余逃到农村中去，党的组织就被迫从城市撤退到农村，也就是琼崖党依靠农村与敌人进行武装斗争的开始。
  五月间，由琼崖地委改为成立琼崖特委。六月，各县建立县委，各地开始组织人数不多的行动便队衣，在各地方市镇杀戮反动派并没收反动派的商店货物，当场分发集市的群众或焚毁。
  七月间开始有系统有计划的进行工作，各部委（区委）和各级农会都建立起来，农会是乡村中的政权机关。当时的中心工作，一方面争取地方进步的民团武装和土匪，以原来农民训练所的学生为骨干，成立工农革命军（开始时叫讨逆军）和组织后备队，大行收缴地方枪枝，进攻反动村庄，焚毁市镇和反动派的房子；另方面，则在农村大发展党与农会的组织。这时敌人对我们是采取守势。
  八月后，国民党军队开始向革命地区武力进攻，大行惨杀政策。我们的对策，除武力对付外，严历进行清除农村中的反动派及小有嫌疑的人。当时上级的指示是：宁可杀错十人，不可姑纵一人，以后发展到随便轻易杀人，杀人成为一种风气，不敢杀人的就要受批评。有些群众和村庄因敌人在眼〔前〕，无路可逃，表面出与敌人妥协的，我们也大行杀戮和没收其财物，结果被迫着这些村庄与我们对立起来，因此敌人更扩大宣传我们杀人放火。
  广暴前后，工农革命军改称红军，分东、中、西三路，冯平同志为总指挥，乐会县第四区也开始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分配土地。同时期，红军攻陷陵水县城，成立陵水县苏维埃。
  一九二八年三月，蔡廷锴（广东军阀）渡琼进攻革命，琼崖革命就开始失败，中西两路红军都集中到东路（乐会）去，同时放弃陵水。四、五月以后，全琼各地革命斗争遭受残酷的摧残和压服，革命同志大批牺牲、逃亡，少数叛变，有些地方许多下层干部因无路可逃，受敌人欺骗出去“改过”，被杀和监禁者也属不少。过去我们争取的土匪张梦安、莫如树、林树标等，相继叛变投降敌人，所剩下我们的基本部队，被迫撤退到马鞍岭，后上母瑞山（苗、黎地域，人烟很少）〔站〕住，建立起根据地。
  同一期间，广东省委派学贞同志①当琼崖特委书记，布置反攻，结果尤攻尤败，特委机关搬到海口住，未〔不〕久遭敌人一网打尽。
  八月十二日，在母瑞〔山〕建立琼崖苏维埃政府（王文明同志当主席），乐会、万宁、琼东、定安等县建立苏维埃（但是只作口头上号召，没有做实际工作）。在这前后，因守山中无饭吃，又不口口口口口口，结果饿死或逃散者不知其数。
  一九二八年底，环境稳定，敌人放松，各地开始恢复工作。二九年秋天，各县委发起召集各县代表会议，成立临时特委，冯白驹同志为特委书记（特委在海口被破坏，全部同志牺牲后，就没有特委，各县党独立活动，但附近县份中间有横的联系）。
  一九三〇年四月间，召开琼崖党四次代表大会（省委派邓发同志指导），宣告正式特委。并重新布置全琼工作，成立西路革命委员会及红军独立团，因此红军又在东、中、西各路〔展开〕行动；七月成立红军第二独立师，八月召开琼崖工农兵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始传达执行立三路线，集中攻坚，白色区域建立苏维埃准备委员会。这个中间，有白军二个连哗变到我们方面来。九月攻陷万宁县城，同时建立了澄临苏区。这时期是全琼工作大发展的时期，土地革命普及到乐会、万宁、琼东、定安、澄迈、临高等县，乐、万、定等县开始创办农场。十二月红军抽调一部份精锐组织第三营，离开根据地到琼山东（平原）行动，目的是扫除地方民团，威胁海府（全琼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集中地），打了两个硬仗，吃了大亏，结果不到两星期就惨败而返，人枪失散一半以上，这是立三路线在琼崖执行的最高顶点。同时也由于这一战，决定了琼崖斗争由猛烈发展转向逐步低沉的起点（后来检讨，做过这样估计）。一九三一年五月，召开琼崖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八九月间开始反对立三路线。
  年底，发现社会民主党在革命队伍中的组织活动。从三一年底到三二年秋初是肃反时期。在肃反中间，发现团的各级领导机关，从特委至区委都是清一色的社会〔民主党〕分子，党特委本身和各部工作中也发现不少，党各县县委绝大多数是，红军师政委是，各团长团政委绝大多数是，群众团体和苏维埃各级机关也部分是。肃反结果，光乐会、万宁两县下层干部和群众，每县就杀五六百人（最后发觉是社党分子把持领导机关肃清共产党：的：结果）。肃反所采取的方针、方法，就是迫〔逼〕、供、信，重口供不重事实。琼崖党的干部经这次肃反之后，所存无几，因此，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内部发生很大不稳，有些过去我们基本的群众，对我们党也怀疑起来，甚至反感。
  一九三二年六月间，正在肃反将要结束，陈汉光（广东军阀）就渡琼进攻苏区，开始进攻第二团阵地（西路），把该团主力打溃；压服西路的斗争后，八月转到中路（特委、琼苏所在地）；中路压服后，又转到东路，采取各个击破。当时我们各路是孤立斗争，不能互相救援，在精神上对敌人这次围剿，又没有做好准备，认为敌人进攻还是同过去一样，旱来晚回，或今天进攻明天撤退，对敌人的有计划的围剿琼崖苏区的估计是不足的。
  年底，全琼苏区被压服，全师红军失散，牺牲的牺牲，逃亡的逃亡，叛变的叛变，上下级完全断绝关系，整个党的工作陷于解体，这次是琼崖革命斗争以来空前的损失。
  一九三三年春，全琼仅冯白驹同志带一部份（二十左右人，在定安），黎民同志带一部份（十多人在琼山），冯甲、卜〔白〕伦等同志带一部份（二十多人，在乐万），黄云〔魂〕同志带二三人（在琼东），合起来卜壳枪三十多枝。
  一九三三年七月，冯白驹同志带领的那部份人与黎民同志带领的在琼山会合，这时，特委常委只存白驹同志，琼苏政府仅存符明经、王业熹两同志。
  一九三四年春才与乐万冯甲、卜〔白〕伦两同志领导的部份取得联系，三五年夏才与在琼东的黄云〔魂〕等同志取得联系。
  从一九三四年春到抗战这个中间，是从惨败中逐渐恢复和发展党的工作的时期，中间曾建立琼山、文昌、琼东、东万、善集、临高、澄迈等县委和西路临委（管辖昌江、感恩、儋县、崖县等县）。但实际工作基础还很薄弱，武装有三十多名红军游击队活动行动，任务是袭击反动派缴枪和筹措经济，有时各县、区的工作干部与游击队分不开。
  一九三二年八月以后，琼崖党与上级就断绝关系，三六年下半年，才与上级党取得联系。三七年夏就停止打反动派和军事行动。同时写信给国防军一五二师师长陈章和广东第九区专员黄强，表示愿谈判合作，共同抗日。九月，派代表与一五二师进行谈判，双方坚持各自条件，谈判陷于停止。十二月冯白驹同志（特委书记）被捕，三八年二月经党中央与蒋介石交涉，蒋下令释放。
  在谈判期间中，因经济困难，红军游击队无形中解散（据说上级同意）。许些武装同志化装到各地去做生意谋生，红色同志的行动也由秘密转变到公开或半公开。
  一九三七年七月，党派灰色同志在海口出版《救亡呼声》。救亡呼声》被封后，公开以冯白驹同志为发行人出版《新琼崖》、三八年三月，党公开在海口开办大众书店，推销新华日报和各种进步书报。办书店和刊物这两件事，对党的影响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九三八年底，琼崖吃紧，国防军完全离开，〔琼崖〕因此，谈判结束，双方条件（具备条件口口口）趋于一致，于十二月五日红军游击队就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自卫队琼崖独立队，总人数五个中队，军衣军饷由国民党当局发给，指定驻防地集中训练。组织建制国民党派一个大队附，三个中队附。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日寇占领琼崖，国民党当局慌张逃跑，我们在人心惶惶、混乱的情况下，收集附近各乡枪枝，五月间扩编三个大队，改为独立总队。当时我们部队政治影响很好，许多地方武装一方面因与国民党上级当局断绝联系，另方面看到我们影响扩大，常派代表请求我们收编（当然其中占有投机的家伙），各地青年学生也不断地涌到我们部队中来要求分配工作。当时因经济问题，同时无限制的收编地方武装，怕引起国民党当局不满我们，妨碍统一战线，因之我们后来对要求收编的某些武装采取拒绝态度，对要求分配工作的青年学生，我们有时也采取轻视或排除。
  抗战后，就到敌人占领琼崖以后，我们的工作，除发展党和部队外，对组织群众的工作，是采取旁观和消极态度的，主要原因，也是国民党当局不同意我们这样做，怕妨碍统一战线，甚至原来有的秘密群众组织，也无形中取消。我们部队所到地方，至多也只是宣传群众，没有组织群众，对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建立政权，我们在口口口口口口口是没有这样打算的（四二年以前）。
  另外，值得提的一个问题，是琼崖党对于财政经济问题，向来是没有完好的政策和计划的。内战时代时，主要的经济来源（可以说是十分之九以上）是靠没收反动派财产和绑票资本家，由于资本家反动派有了经验，加以防备，因此我们的经济往往就感到极端的困窘。抗战后我们除依靠国民党有限的军饷之外，还不免采取一些捉走私和捉赌罚款的办法，缺乏长期的经常的经济计划的打算，以致许些重要的工作，都因经济问题而受到不应有的限制。

①原文如此。 ①即黄学增。 编者注：本“简略事记”系黎民在延安期间以个人名义写的汇报材料，编者收入《选编》作参考资料，仅供研究者参考。文中“……当时上级的指示是：宁可错杀十人，不可姑纵一人……”（312页）一段表述，有些老同志认为与当时事实不符。由于原件存中央档案馆，按照档案管理有关规定，历史档案必须保留原貌，不得删改。特作上述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