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何多璋，原名何昌兴，1923年出生于崖县（今海南省乐东县莺海村）一个小贩家庭。有同胞弟妹，家庭贫穷，生活清苦，吃无重味，衣不完体。虽曾入小学读书，但要兼三项任务，即读书、捡柴、照顾弟妹。何多璋七岁那年，父亲不幸去世，家境顿时破落，生活更加困难，随母到马岭谋生度日。
  1939年2月，日军侵占崖县，母亲为生活，带他从马岭到望楼港居住。此时，他处处听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宣传，共产党人陈世德、李大和、周光元、冯光照、颜斌、林吉进等，经常在望楼港一带活动，宣传抗日救国，何多璋受到革命道理的熏陶，就主动接近共产党组织。替共产党人送信件、发传单、报敌情，表现较好，思想政治觉悟也不断提高，遂于1941年6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何多璋当选为望楼港党支部宣传委员。何多璋入党后，积极组织进步青年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到工农大众中去，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演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文艺节目。他们的足迹遍及崖县沿海地区。由于何多璋立场坚定，对敌斗争积极，赢得了党组织的爱戴，于1944年4月被调任昌感崖联合县政府辖下的第二稽征处经济班副班长。从此，他经常率队活动在望楼港、莺歌海、港门、三亚、白沙港、墩头、新村坳、感城，甚至昌化一带，打奸，侦察敌情和向渔船、商船收税。征收到的钱物及时用船运到昌感三区的双沟、岭头或长老乡革命根据地上缴给组织。
  1945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土伦事件”。事件发生后，崖县区党政骨干力量削弱，区委原有10多人的武装班已损失，崖县西部革命处境异常困难。为了扭转局势，同年底，组织决定何多璋调到崖县委辖下的南进队任副班长，后任政务员，此期间，他和班长刘城堂及其他同志团结合作，秘密地收集枪支弹药，发动青年参加武装队和开展革命活动。“感城流血事件”传到崖县后，激起了崖县干部战土的无限悲愤，何多璋奉命率领南进队一个班配合琼纵二支队长陈武英部，在东号村附近公路上伏击顽军，打坏敌人一辆汽车，缴获一挺机枪，打死感城游击指挥部副指挥张大环，生俘敌副营长杨兆楷。不久，何多璋的活动引起当地顽固派的注意，受敌通缉，堂哥何天富被杀害，胞弟何俊勇被逮捕。亲人的被害，在青年何多璋的心田里埋下了更加仇恨的种子。他带着深刻的阶级仇恨，于1946年秋，与吴清尧、孙家璋、邢谷伍奉命从四五联区回到莺歌海毙掉国民党中队长王良贤。同年9月，何多璋又配合史中坚、文谦受、何如愚、吴清尧、陈明纲等人在九所、乐罗、冲坡一带活动，在经过细心侦察后在乐罗村毙掉反共分子、汉奸陈亚侦（板桥人）、陈教仕（日本维持会长），为民除了害。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四十六军调离琼崖后，敌人势力薄弱，何多璋又当向导带着以陈明纲为首的高俊德、林志超、刘城堂、钟麻仔、王振雄等人到望楼港去毙掉国民党乡长韦吉锋并缴获步枪11支。因工作需要，组织决定他转入地下工作，遂于1947年2月从南进队调到崖四区乐官乡任宣传委员。1948年3月任崖五区海塘乡党支部书记，后任乡长。在此期间，琼崖革命形势正处在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前夕。何多璋积极领导开展清敌建政，发展武装，建立农会组织和筹粮筹款支援前线。
  1949年1月何多璋调榆亚特区三亚乡任党支部书记兼乡长。。乡府驻罗蓬。何多璋到职后，根据榆亚特区委和区府的指示精神，决定三亚的工作方针是审查干部，巩固和扩大群众组织，深入附近村庄，大力发动群众对敌进行抗粮、抗捐、抗丁、抗工的斗争。为此，除对原有的乡村干部进行认真审查外，还经常到榕根、临春、红花、落笔、南丁等黎村帮助建立和巩固扩大群众组织，发动青年参军参战。何多璋还通过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向群众募捐钱物粮食，交由罗蓬、红花的秘密联络点运到仲田岭革命根据地。1950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为了迎接海南岛解放，何多璋夜以继日地工作。根据琼崖区党委的指示何多璋在榆亚特区的具体领导下，组织三亚乡的党员干部，深入各村庄，发动群众组成护厂、护校、护路、护船队伍和进行统战策反等工作，为人民解放军顺利接管榆亚地区，作了充分的准备。
  1950年5月，海南岛全境解放，7月榆亚特别区撤销，拨归崖县领导。从此，全县政区归于划一。何多璋先后调任崖县公安局股长、县总工会组织委员、榆林港务办事处主任。在此期间，县委抽调他当土改和海改工作队，何多璋配合榆亚镇委其他成员，有力地领导了榆亚地区的清匪反霸斗争。他还亲自把榆亚地区广大渔民逐步组织起来，打倒渔栏封建势力，取消各种鱼栏剥削制度，建立三亚、红沙、后海、西瑁洲等地的渔民子弟学校及成人夜校，同时查处了一批烟鬼、妓女、赌徒，改善了渔、盐、农、工、商各业人民的关系，使社会很快安定，使榆亚沿海地区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都起了重大变化。
  1959——1961年，何多璋被调到崖县最干旱的地区——天涯公社任办公室主任，后兼南斗大队党总支书记。这时群众普遍饥荒，何多璋瘦得皮包骨头，家属和亲友都劝他申请调离这里，他说：“群众有困难了，要坚持工作，马岭是我少年成长的地方，马岭的黎汉人民过去同我患难与共，早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怎么能在困难时期离开人民呢？”1961年12月以后，何多璋历任育才公社党委副书记，羊栏公社党委书记，县农村政治部主任、县水电局局长、县农林水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等职。在此期间，为了改变崖县农业生产的落后面貌，何多璋参与指挥和亲自指挥兴建中小型水利，有抱古、力村、岭曲、汤他、大村、三陵、郎汶、布山、文门、过岭、木棉、大坡、大村等山塘水库和比隆水库（筹建），使这些干旱地区扩大和改善了灌溉面积。
  繁忙的农村工作，使何多璋顾不上自己的身体和家庭。这时他已进入暮年，身体较为虚弱，常常患病，脚面上长着恶疮，但仍带病坚持长年累月在水利工地，风餐露宿，忘餐废寝，日夜奔波，具体领导建设一个又一个水利工程。他妻子担心他的身体被搞垮了，劝他治治病。他说：这点病算什么，党的工作要紧。妻子又常常担心他为人办私事，导致犯错误，一天中午，何多璋病倒躺在房间，有人上门来了，他妻子谎说“何多璋不在家了！”他听到后马上出来热情接待。待客人离去，他便严肃批评妻子说：“求找我的，，是为公事的多，至于个别搞不正之风的，也得叫我站出来顶，就是我睡入眠了也得叫醒，我要教育他们按党的原则办事，维护党的威信”。
  何多璋一贯以革命清白出名。他从未利用职权对于子女和亲朋的就业安排，自己的子女和胞弟胞妹之子女都是通过上山下乡后组织安排工作的。1973年，何多璋任崖县农林水办公室主任，这期间，县里干部和群众做家私和盖房子的人越来越多，一时走“后门”拉关系购买木料的不正之风盛行，人们讲他的好话多了，主动提帮他办私事的人也多了，乡亲朋友上门求的多了。对此，何多璋坚持发扬党政干部廉洁奉公的光荣传统，不听“赞歌”，不托人办私事，不受礼，对求他帮“忙”解“难”开绿灯的人，却婉言规劝，对亲人还进行严肃的批评。有一位亲人责备他说：“你最愚笨，难道社会上不正之风包围着，你一个人能洁身自好吗？”何多璋顶着说：“别人我管不了，但自己管自己是完全能办到的，战争年代我是政务员，和平年代我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不能比人民群众有任何特殊，更不能给下属单位和基层人员带坏头。”
  1976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崖县的工农业生产正在向前发展。此时，何多璋对极左年代的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甜，记忆分明，因此，他为崖县历史遗留下来的错误结论以及因他的问题而受株连的党员干部实事求是地写平反证明材料近100人次之多，使不少党的干部得以重新安排工作。此时，他的工作更加繁忙，夜以继日在抱古水库指挥施工，他的工作得到县委领导的赞赏，组织正在考虑他的职务提升。就在这时，万恶的病魔使他不能动弹了。中共崖县委书记林祖基获悉何多璋病危，亲自前往人民医院探望并指定专人照料，县委还多次派人前往医院设法抢救。可是这一切都挡不住可恶的病魔，竟于1981年11月13日夺去了何多璋同志的生命，享年5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