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孙鹤林，男，原崖县一区梅山乡梅东村人。1921年2月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他是家中的长子，受父母的溺爱，可父亲因病不幸早年逝世，鹤林只在小学就读四年级就辍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广泛深入，鹤林以饱满的情绪和同龄青年一起参加我党在梅山地区陆续举办的平民夜校和识字班，从此启发了他抗日救国的观念。从这时起，他一旦有机会就同孙维青、孙珠江、孙家元、孙有华、孙家文等进步青年在一起畅谈国家大事。
  中共崖县委迁驻梅山，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梅山地区的各种抗日革命团体相继成立，抗日行动迅猛。如参加宣传队走村串户宣传发动群众，进行破坏敌公路桥梁、通讯设施、动武筹粮筹款支前、打没缉私、肃反锄奸、减租退押等等，孙鹤林都积极投身到这些行动中去。
  鉴于他个人的表现，1942年6月被推选为梅山乡青抗会主任，同年7月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青抗会在他直接领导下，参加会员人数占各村青壮年人数的95％以上。该会能默契配合各团体组织开展工作。使梅山抗战工作热气腾腾。
  1945年日寇投降后国内战争全面爆发，10月，国民党四十六军来琼，其势汹猛，大有铲平解放区、游击区之势。梅山这块革命根据地倾刻笼罩在敌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之中。此时的梅山乡各组织被迫撤出搬到西南团一—土伦地区。身居梅山乡青抗会主任的孙鹤林也撤到了土伦村。“土伦事件”中，大批区乡干部遭受捕杀，孙鹤林机智地和部分同志逃出虎口，到达昌感崖联合县委驻地。
  1946年，他响应联合县“到少数民族地区和汉区内地去开辟新天地”的号召，7月下旬他到了琼定特别区的黄肚乡。在那里，他以发展建设新区为己任，发挥了个人的才智和毅力，紧紧依靠党、依靠群众克服了生活、气候、水土不适等困难，深入乡村动员青年参战，发动群众筹款筹粮支援前线，开展清敌建政，减租退押和发展党组织工作，为党培养了一批骨干分子。不久，黄肚乡民主政府成立，他被选为该乡乡长。同年12月，国民党四十六军离琼，琼岛形势开始好转。联委为尽快收复崖县工作，特令在新区开展工作的部分同志回崖，此时他也奉命回到了梅山，和陈虞等同志一起展开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摸索，掌握了大量情况并制定出一项项切实可行的措施，使梅山的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从1946年11月至1950年5月先后任崖一区总支委委员、县委干事、信孚乡总支委员。
  解放后，先后任崖县委秘书、海南区党委组织部干事、崖县盐务局局长、海南盐务局科长，1956年被选为中共崖县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兼榆亚盐场场长。
  1958年4月被诬为崖县地方主义的骨干分子受到撤消职务、行政降级下放基层等处分。1958年5月，下放到保亭县偏僻的三道乡，此后，来回辗转于三道——新政——响水公社之间，先后任三道乡副乡长、新政公社副社长、公社党委副书记、响水公社干事。当他正在尽力为贫穷落后的山区工作的时候，1963年整凤整社运动中他又被错划为攻击“三面红旗”的反动分子而被开除党籍行政再降级之处分。这又加深对他的思想打击，但他还是正确认识自己，相信自己没有反党反人民，坚持向上级反映本人受害的经过。然而“文革”期间，在极左路线的作祟下，他所反映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正视反而屡遭打击。尤其是1975年10月那一次，竟以“闹翻地方主义案”、“攻击三面红旗”、“污蔑上级党委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等罪名把他迫离工作岗位。这对他来讲不疑是雪上加霜的打击，可是他并不因此而消沉，反而显得老练和机警，以超常的冷静对待发生的问题，他始终相信自己是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是否身无官职一身轻呢？不，他固然身在山区心系山区人民，空闲时节每每走村串寨、访贫问苦，利用多年所建立的人事关系为当地人们解决诸多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终于得到彻底平反，恢复原来行政16级的待遇，调往响水公社任副书记负责全面工作。从接到通知的那一天起他走马上任，以响水工作为己任，忘记了家人忘记了自己，真正作到废寝忘食。由于他长期以来熟透山区的风土人情，熟悉山区的地理环境甚至一草一木，一旦抓起工作来得心应手，短短的两年多时间，该乡多次被评为全县的先进集体，他个人同样多次被评为全县基层领导干部的先进者。正当他政治生命的火花在平凡的岗位上得于闪烁的时候，他常常感到右上腹隐隐作疼并长时间伴有淋漓大汗。自以为只是一般工作疲惫和营养不良所致，那知道这是病魔向他发出不祥的警报，他仍然置之以不顾，直到他在1980年11月某日在全乡农业晚造生产大检查时摔倒在田埂上，醒来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为期已晚矣。他这次的倒下去再也起不来了，他带着当地人们对他的了解；带着他对当地人们的深情厚意；带着他终生的点点感慨于1981年1月9日离开人世。时年六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