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张开泰别名吴伯雅，1905年诞生在崖县藤桥区风塘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七岁时，父亲去世，他跟着母亲、哥哥和两位姐姐耕农度活。常常放牧爬山，挑柴出卖，下海捕鱼，幼年就能吃苦耐劳；还经常喜爱组织一群少年儿童一起玩耍，打群架、打竹枪，往往把村里的小童分成两排，上村和下村对阵打竹枪；这时张开泰很想读书，在他的迫切要求下，尽管家贫如洗，张母还是求人说情，让他读了二年初级小学，再进高小读书一年。正在读书时期，有一次私塾先生偏信了村中地主劣绅谣言，给张开泰强加莫须有的罪名并打了他，反过来他把先生打了，从此辍学。正是张开泰十五岁那年，村中豪绅蒙燕书霸占他家的八亩田和公田六百亩，他对这种霸道行为十分愤慨，多次登门警告说：“有你蒙燕书就没有我们贫人，有张开泰就没有你蒙燕书……”，从小就养成吃苦耐劳，刚毅倔强，胆量过人，敢于反抗的性格。
  张开泰青少年时期，正处于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朝夕与贫苦农民一起生活的张开泰，最熟知农民的苦难。1925年底国民党右派经常勾结地方“劣绅”、“民团”、“县兵”在乡村鱼肉人民，为非作歹。地处海南岛最南端的林旺、风塘、庄头等村庄，兵荒马乱、匪贼猖獗、打家劫舍、强奸民女的事常有发生，百姓惶惶终日。因国民党县长王鸣亚和土豪劣绅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蜂起霸占民田，侵吞公款，夺人生妻，强奸妇女等情况日益嚣张，人民怨恨连天。张开泰见此惨痛情形，激起了极大的义愤，于是把村中一批热血青年和劳动农民组织起来，于1925年11月把窜入村里的国民党县兵打得抱头鼠窜并夺下他们的二十支枪；接着领导广大青年在村中破除封建迷信，烧毁木偶神像约有1000余个。张开泰这种敢于反抗的革命行动，国民党县长王鸣亚闻迅后，怒不可遏，凶相毕露，四处通缉、吊偿追捕张开泰，但村里人民群众千方百计把他保藏起来。他的革命行为不胫而走，时值从广州回崖县家乡的共产党员陈世训，经常驻崖县农会，参与领导农会的活动，委任张开泰为崖县农会委员兼本乡农会主任，并多次找张开泰谈话，鼓励他到加积琼崖仲恺农工学校学习。张开泰便于1926年8月和陈保甲、詹行城、陈绍恩一起到仲恺农工学校学习。这是一所琼崖早期共产党领导人创办的、培养革命骨干的学校。张开泰到这所学校后，接触了一批共产党员，学习了马列主义，眼界初开，胸襟益广，立场坚定，政治思想觉悟提高较快，于1926年12月9日经该校教务主任陈秋辅介绍，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不久大屠杀也扩展到琼崖，海口、府城、加积等地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为了反击敌人的白色恐怖，决定派大批共产党员分赴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正在加积仲恺农工学校学习的张开泰、陈保甲、詹行城、王植三（文昌人）等四人被派到崖县藤桥发动群众，发展党组织，组织工农武装，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武装。张开泰同志到藤桥后，一边发展党组织，一边建立农会和创办夜校。最初成立崖三区党支部，张开泰任支部书记，不久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军田、风塘、洪李三个党支部。在各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崖三区二十多个村庄的农会组织和农民夜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农会会员发展到1000多人，平民夜校学员有3000多人。不久，发现藤桥地区有一个“维持公正会”组织，并且有一套宗旨，不分汉族、黎族，凡反对官府无理抽剥和欺负者，同情贫苦人，主持公正的，都可杀鸡饮血，盟誓入会。据此，张开泰便决定把这个群众自发的秘密组织，争取为党的领导下的革命群众组织。他和植三、保甲、行城等同志商量，先要深入群众，才能组织群众。于是他们开党的会议，决定几个人都参加到“维持公正会”中去。张开泰参加维持公正会后，便向这个会的首领蔡启明提出建议，要加强保密纪律，还要把会员武装起来。他说大家赤手空拳有什么力量在官府军警面前维持公正呢？蔡启明听说有理，不久便推荐他当了维持公正会的领导成员。就这样在张开泰领导下，这个维持公正会在原有人数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到七八百人，同时秘密用火药枪、弓箭、长矛装备起一支近二百人的农民武装队伍。此时，张开泰还发现红土坎有个盐田实业团（盐警队），团长陈大裕的老婆是自己胞姐的“同庚”，于是张开泰以这个缘分和陈大裕拉上关系，然后派出黎伯盖、陈世诚等八位立场坚定的青年，潜入盐田实业团当团丁，待机做内应。到11月，时机成熟了，张开泰遵照崖三区委决定，亲自带领10名武装同志与黎伯盖取得联系，突然在29日夜里11时冲入营房，枪口对准敌兵，一一缴械。共缴获步枪十二支，大大加强了农民自卫军。凌晨集中农军300多人包围藤桥警察署，俘警兵30多人，缴获步枪10余支。过了几天起义队伍在张开泰指挥下，配合东路工农革命军围攻反动商团，缴获50多支长短枪，扩编为一个红军补充连，张开泰任副连长兼农军副指挥。建立了崖三区苏维埃政府，张开泰任委员兼区农会主席。藤桥起义成功后，张开泰还带领这个新编红军连，配合徐成章率领的琼崖东路工农革命军，于1928年1月中旬，攻占三亚，把国民党崖县县长王鸣亚的卫队打跑。
  1928年春，红军主力执行新任务，撤出三亚，张开泰奉命带领这个红军连的两个班留守藤桥。王鸣亚趁我兵力减少，多次率兵反扑藤桥均被击退。最后纠集陵水、崖县的县兵民团千余人，围攻藤桥。张开泰依靠当地黎族和汉族人民群众，以红军连两个班和藤桥的农军为主力，奋起杀敌。他同战士们一起踞壕抗击，凭屋御敌。激战12昼夜，弹尽粮绝，仍然岿然不动。没有粮食，吃木瓜、蕃薯叶和野菜坚持斗争；没有弹药，烧木炭、挖硝石、找硫磺自制火药；武器不足，持长矛大刀、弯弓飞箭照样战斗。他说上级命令留守藤桥，我在藤桥在。直到上级命令他撤退，他才带领部队随县、区党政群机关退出藤桥。3月19日撤退到保亭营，抵原任陵水县农军指挥王昭夷的驻地（王系保亭人，投机革命），不料王早已暗中同国民党王鸣亚勾结，于3月26日发动武装叛变，我主要领导人李茂文、张良栋、陈可源以下二百多人遇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保亭营事件”。张开泰、陈儒充、王文源等十几位同志英勇奋战，杀出血路而脱险。张开泰在弹雨中枪伤二处，带着伤体，忍着饥饿，在黑夜里，泥泞中，森林里长途跋涉十四天到陵水。张开泰到陵水北区找到红军三营，并向上级领导汇报了“保亭营事件”的全过程。他悲愤异常，更加增添了同国民党血战到底的决心。经两个月医治伤愈后，上级任命张开泰为第三营副营长兼第三连长。适时，军阀叶肇部队到海南岛大剿红军。上级指派张开泰连队驻守万宁北区过路岭。果然叶肇部队进攻北区过路岭，张开泰部队与敌激战了两天，敌众我寡，敌强我弱，骄狂之敌步步进逼，疲惫的我军节节失利，队伍被打散了，张开泰负伤九处。我军队伍离开驻地时，张开泰被安置在山寮里。他疗养了六个月伤口未愈，时值环境更恶劣，生活极其困难，张开泰便于1928年底，化装长途跋涉回到藤桥仲田岭和在“保亭营事件”中脱险潜返在这里的同志会合。张开泰召集在岭上的共产党员讨论如何跟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恢复和发展党组织问题。经过讨论研究，决定一方面收拾地方工作；一方面寻找上级组织。同志们推举张开泰前往寻找党组织，经过长途跋涉，在万宁县恰逢上级党委派员朱运泽同志。朱运泽传达上级党委的指示，要张开泰回藤桥以仲田岭为根据地，恢复崖三区委。张开泰带着上级指示回到仲田岭，恢复崖三区委，大家选举张开泰为区委书记。开始工作生活很艰苦，主要是没有粮食，有时上餐不接下餐，经常采野菜充饥，尤其是在武装方面，初时没有武器，张开泰就把兵运活动和农运互相结合起来，通过各种关系，潜入藤桥保甲团，争取了一些士兵，时机成熟便外通内合消灭保甲团一个连，缴获六十多支枪，便建立一支武装队伍，以武装配合地方开展工作。经过一年右左时间，才把崖县工作恢复和发展起来，使藤桥和陵水的工作打成一片。
  1930年春，张开泰奉命调往陵水县委工作，崖三区委书记由陈保辉接任。张开泰调往陵水不久，驻陵水的国民党海军陆战队第五连，内部思想混乱，我党利用敌军内部矛盾之机，指派王伯伦、张开泰等负责敌军哗变工作。张开泰派员潜入敌军中，同五连排长陈平搭上关系，共同策划起义，陈平争取了副班长陈国霖的支持，将敌连长打死，率领全连九十多名士兵起义。八月十日张开泰随陈平挥戈南下，配合仲田岭的自卫队及农民自卫队、运输队进攻藤桥市，毙守敌二十多人，缴获步枪13支，子弹一千多发，使地方工作巩固和发展起来了。不久琼崖特委下令把起义的五连调到特委驻地，并指定张开泰同部队一起调到特委。张开泰到特委后，组织派往琼山县第二区恢复工作。琼山县二区是个荒芜地区，派这样一个人地生疏的同志到那里负责工作，确实困难不少。当时革命低潮，环境恶劣，大批党员被捕杀；在群众保护下幸存的也不多，有的改姓换名，逃亡外地；有的与党组织失去联络，转为灰色。要去一个一个找到这些同志，重建党的乡村基层组织不是容易的事情。张开泰被任命为琼山县第二区委书记后，用党给他的几块光洋，买来一付竹箩，一支扁担，一个手摇货郎鼓，一身守旧的粗衣，自己制了麦糖和姜糖、面炸果之类，便扮个卖糖果的货郎，下村去叫卖，打听地下党员的下落情况。为了打听塔市乡一个女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他走遍十多个村子，叫卖中找小孩和老人打听几百次，才查知那位党员改名叫“三更〓”。她因参加革命活动，敌人多次抓不到她，便把她的丈夫和孩子全部杀光，“三更〓”只好埋名逃到大林乡去潜伏起来。张开泰便又挑着货郎担，叫卖到大林乡去，又经过一番仔细的调查，好不容易才找到“三更〓”。他和她对上联络暗号，才告诉张开泰说：“要恢复大林、塔市一带的工作，得先清除掉凶神恶煞的林海豹，这人是大林乡团董（即乡长），一向为非作歹，一听说谁是可疑的共产党人，就抓人罚款，杀人搜家。群众既恨他又怕他”。张开泰和“三更〓”商量，买了一斤牛肉捣烂，盛在野菜叶里，第二天，张开泰换了一身破烂衣裳，扮装成很可怜的样子，把捣烂的牛肉包扎在小脚腿骨上，象个烂脚的乞丐，来到大林团局大门的石阶上坐着，向过往行人乞讨。反动团丁赶他，他便装做走不动的样子，拄着竹拐杖，挪了个位置，又坐在团局近旁，专心等着林海豹，他一连等了三个市日，才见到那个头戴一顶灰毡帽、身穿黑绸面长衫的中年人出来。张开泰听见放哨的团丁向他敬礼，问林团董早安，才证实他是林海豹。于是他站起身，装作要乞讨的姿势，顺手从草提袋里掏取手枪，只“呯”！“呯！”两枪，那家伙便应声倒地。张开泰又向守门的哨兵开了一枪，顿时敌人全团里乱成一锅粥，只听得有人叫“共产党来了！”乒乒乓乓乱枪瞎放。张开泰乘着赶市的人紊乱，便跑出来，一路上他还散了事前写好的传单。警告敌人说：“反共者必杀！请看林海豹！”从此以后，大林、塔市一带的国民党乡团武装，白狗子再也不敢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了。党的组织很快恢复，工作开展得很顺利。
  张开泰在琼山二区发展吴开华、林诗方、林诗碧等60多名共产党员，建立了青常、合山、高山、谭连、演村、北创、搪内、加炳、大同、大鼓、五教、尚导等12个党支部和溪头、地汕村两个党小组。同时还组织起了“少锋队”、“自卫队”、“农民协会”等组织，建立了“联防队”，配合琼崖特委派来的黄魂带领的红军战士，在演丰、塔市、大林一带伺机打击敌人，使党的活动在二区重新活跃起来，推动了革命斗争的深入。不久，张开泰被调任琼山县委巡视员。约半年后，1931年张开泰被调返陵崖县委任委员，后为县委主要负责人。回陵崖初期的形势是好的革命在不断发展，苏区也逐渐扩大，但斗争非常艰苦和残酷。1932年海南岛在共产党内开展肃清“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继着是国民党反动派陈汉光到海南来围剿共产党。陵崖县委驻在仲田岭根据地与上级距离很远。在斗争环境非常恶劣的情形下，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是不保证的，有时断绝联系。特别是陈汉光围剿期间，与上级失去联络，工作得不到上级指示，被陈汉光的摧残损失很大。县委书记王克礼在大里敌人围剿中牺牲，一部分红军被打散。王克礼牺牲后，张开泰主持陵崖县委工作。这时在仲田岭站不住脚了，于是经过县委讨论决定，派员与崖西区委书记林克泽联系，把县委和尚存的红军转移到崖西去。到崖西后把红军和当地的武装合编，成立崖西红五连，坚持武装斗争。但是不久，陈汉光部队追到这里，张开泰率部在崖西同敌人打仗周旋几个月，因为敌强我弱，形势恶劣，不断减员，张开泰迫着把剩下来的部队撤退到昌江感恩的交界地区去。这里是贫穷地区，人员到这里粮食日益发生困难，最后没办法支持了。张开泰、符山、林克泽、林诗耀等同志研究决定，化整为零。于是，各同志分散找职业做掩护，武装同志也暂时做盐田工，同时指定林诗耀上琼山找上级党组织。这时，由于长时间与上级失去联系，一些同志灰心丧气了，思想也动摇了，甚至有的擅自拿枪逃跑了。
  有一天，张开泰到新街打听林诗耀找组织的情况，林豪看家，几名武装人员突然闯入张开泰驻地开箱取走三支驳壳枪，并威胁林豪说：“你不要动手，一动手就打死你”。从此以后，约有一个月时间，张开泰和林豪、林克泽、符山等讨论决定，收拾所有的枪枝秘密返回仲田岭。张开泰回到仲田岭一时找不到群众，站不住脚，便率队到保亭县十八村的傲盆岭村驻下来。他把同志们安当之后，就到原有党组织和群众基础的村庄活动，找工作线索。可是到陵水县不久，因为革命低潮了，基层有个别人受敌人的谣言欺骗，上了敌人的勾当，与敌人勾结计划抓捕张开泰。居然在一次小会上动手，幸亏张开泰勇敢机智地挣脱了。后不久张开泰患病，在城坡村子一个农民家里疗养。大约有6个月病情好转，这时有几位同志跟随张开泰一道工作，叫张开泰教夜学以维持大家的生活和掩护工作。所以张开泰公开教学并指导他们工作。过了八九个月之久，有情报说：“敌人通缉你们了，在这里不能站脚了，快离开，否则，很危险的！”从此张开泰离开城坡村到千塘北风坡村教私塾一年余。后又在竹拉村教学二个月，被谍报，于1936年3月间被国民党联防队逮捕。开始关在陵水监狱5个月，又转到崖县监狱8个月，最后送府城海南国民党最高公署监狱。张开泰是钢筋铁骨的共产党员，在狱中，敌人对他的刑罚是非常残酷的，经常吊起来打得死去活来，有时用烙铁来焦烫，有时用辣椒水从鼻吼里灌，有时脱光衣服，裸体吊起来鞭打示众，有时用绳子勒颈迫供，可都得不到一星半点的共产党情况。敌人见硬的手段行不通又来软魔术，在晚间或夜里以美女用花言巧语拉拢诱惑张开泰，其结果也是在张开泰面前碰一鼻子灰。敌人见对张开泰采取软硬兼施的阴谋不得逞，又耍新的花招，利用叛徒诱骗张开泰的“堡垒户”供出张开泰的情况，可也是没有捞到什么“稻草”。敌人的卑鄙、残忍，更加激起张开泰的万分愤慨。张开泰坚贞不屈，暗地下誓，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誓死也不出卖组织、出卖同志。就是死也要以一命换他几命。张开泰在狱中脚镣四双，手铐两对。有一次敌看守队长来侮辱张开泰，张毅然地拿起枕头木向他打去，敌人倒在地上呼呼呻吟；另一次监狱官不许张开泰和别人说话，张开泰当即拿起砖头打在监狱官的胸膛上。从此张开泰的铁窗生活更残酷了。
  1937年10月26日，冯白驹同志也不幸被捕入狱。冯白驹很坚定，对革命事业满怀信心。他对狱中的同志说：“我们干革命就是与敌人斗，在狱中同样可以进行革命斗争”。冯白驹指示张开泰，把狱中的共产党员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党支部。张开泰任党支部书记，党支部下设五个党小组，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公开成立犯人“救济会”、“读报会”，用这些公开的组织来掩蔽党的秘密活动。张开泰不仅把党员组织起来与敌人斗争，而且把敌人的县兵队长和一些士兵也教育争取过来同情支持我们工作。“西安事变”后，经上级党组织营救，冯白驹于1937年12月25日出狱，后不久张开泰也被党组织营救出狱了。
  张开泰出狱后，组织安排他任政工队长。他经常在敌后宣传组织民众，并发动青年参军扩编部队，收拾零落的共产党员。这一工作一直干了10个月。1939年3月，张开泰任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一大队三中队指导员，后任中队长。往后提任第二、第三、第四大队长。在部队打了许多胜仗，是有成绩的。如张开泰任第二大队长期间，1939年9月第二大队在西路仁兴市化装袭击日军据点，缴获了轻机关枪1挺和步枪5支，掷弹筒一具，敌人遭受打击，产生顾此失彼之忧，受到了牵制，从而配合我东路军作战，起到了重大作用。
  张开泰上任琼总第三大队长不久，于1939年11月上旬，在张开泰和政训员陈石指挥下，在西南临委和儋县党组织的支持和配合下，发动那大周围的陶江、清平、洛基、和庆、南丰、兰洋等乡的民兵1000多人，武装群众2000多人，发起了围攻那大的战斗。把日寇伪军围困了12昼夜，最后攻敌据点，击毙日军指挥官1名，毙伤日军多名，俘伪军中队长以下官兵80余人，缴获步枪60余支，子弹几千发，军用物资一批。那大战斗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全琼抗日战争夺得胜利的信心，推动了抗日工作的进展。
  1941年春，琼崖特委和“琼总”决定，将儋县潘江汉带领的海头镇特务中队与共产党员杨应时（后叛变）领导的一个游击中队，在白沙县七坊乡高石村同张开泰带领的琼崖独立总队直属四大队会合，编成“琼总”第三支队，由张开泰任支队长兼政委。
  第三支队组建后一个月，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决定命令第三支队向东转移，与兄弟部队汇合，进一步开展与日顽的斗争。建立和保卫琼（山）文（昌）抗日根据地。
  张开泰毫无犹豫地执行上级命令。起初，支队决定取道琼西北的儋县、澄迈，向琼文地区前进，并先后派员侦察东进的路线。但两个县的主要通道，都有日寇重兵把守，不易通过。这条路线难于实现了。怎么办？张开泰打开军事地图，长时间地看着、沉思着。之后，他找来大、中队指挥员共同商量，并征求昌感县委书陈克文的意见，最后决定队伍先入昌感，再穿过乐东，南下崖县，然后东进。
  8月初的一天傍晚，全支队300多名指战员井然有序地集中到白沙县七坊乡岭脚村外的草坪上，举行向东转移的进军誓师大会。
  张开泰昂然屹立在队伍的前边，他简短地讲了一下全岛的抗日形势，然后说：“我们的队伍在特委和总部的正确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了。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在1940年底奉命到这里开僻抗日根据地时，仅有100多人枪，如今已发展到300多。现在冯白驹总队长指示我们，要挥戈东进，建设和保卫琼文根据地。但是，从儋（县）临（高）进军，无法通过敌人封锁线，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只有南下昌感、乐东、崖县，然后再东进”。同时，他又讲了具体的行军路线和所应注意的事项。他号召全支队同志发扬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不怕流血牺牲，有敢于与日伪顽血战到底的决心和气慨，完成战略转移的伟大使命。
  入夜，队伍悄悄地离开了岭脚村，向昌江县石碌方向挺进。这一被称为琼崖武装斗争史上的“小长征”开始了！进军的第一个目标是乐东县黑楣岭。张开泰率队跋涉了五天抵达黑楣岭。
  支队决定在黑楣岭做短期休整，同时，派人与地方党组织联系，了解敌情，寻找战机；并发动当地青年参军参战，扩大队伍。
  进驻黑楣岭不久，根据昌感县委游击中队长张应桓的敌情报告，掌握了日军在昌感与崖县接壤公路上的活动规律。三支队决定在岭头到佛罗的公路上伏击日军军车。张开泰派一中队长林天民和中队付梁居清（仲明）带领一中队伏击敌人军车，张开泰交代说：“一定要打个飘亮仗，给敌人一点颜色看看，如果军车上有机关枪，要不惜代价夺过来！”林天民带队埋伏了二次未见敌人出动，第三次，终于出现敌人一辆军车从佛罗快速驰来。伏击部队把敌军车打瘫了，司机和押车的士兵当场被击毙。不一会车厢突然燃起熊熊烈火，原来是一辆油车。敌人的油车被击毁了，三支队的行踪也暴露了，敌派出奸细，探知三支营地后，便出动大批日军，在伪军的配合下，对黑楣岭“清剿”来了。
  8月中旬的一天拂晓，敌人的前头部队30多人，在汉奸的带领下，悄悄地潜入三支营地附近的山岗被三支队哨兵发现，双方交战约半个小时，敌先头部队有10多人被杀伤，其余的以山互为掩体等待着，不敢贸然前进。一会儿，张开军调派一大队一中队突到前沿阵地迎击敌人，我泰指战员，英勇奋战，打得敌人无法向前推进。
  仗越打越大。敌人调集了昌江、感恩、乐东、崖县的日伪军2000多人，由驻三亚的日军十六警备队少将司令官亲自出马指挥。首先兵分三路向三支队阵地“分进合击”，后又采取“篦头发”式的战术，对黑楣岭进行包抄。张开泰指挥部队依据有利地形，层层阻击，敌人一次又一次被击退，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我军阵地前沿。日军十六警备队少将司令官也被击毙。
  为了与强敌周旋，张开泰决定把部队化整为零，与敌“捉迷藏”。艰苦的战斗持续了七天七夜，支队的整体已被冲散，但敌人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他们知道，在这样山高林密的地带与抗日游击队打仗，是占不了便宜的，第八天，敌人不得不撤走。
  敌人一撤，张开泰立即分头寻找失散的同志。张开泰下到黑楣岭以南的山道地下交通站，收拢了100多位指战员在这里会合。几经征战而得以生还的战友相见了悲喜交集，湿红的眼头，泪水夺眶而出。张开泰对大家说：“我们付出较大的代价，但不要悲伤、难过，我们应该高兴，满怀信心。因为在七天七夜的激战中，我们挫败了敌人的阴谋计划，胜利地冲出来了，我们又重新走到一起来了”。他的话音刚落，同志们不约而同地唱起了庄严、激昴的《义勇军进行曲》继续向南进军，于9月初抵达崖县梅山北面的光头岭一带。部队休整补给军需之后，继续向东挺进，经只孟、洋林、抱头岭、罗葵、三弓、响水、吊罗等地抵达万宁县北大村革命根据地同“总部”胜利会合。
  张开泰带领的三支队行军途中纪律严明，爱护群众，尊重群众，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如通过苗族山区时，部队来到苗区之前，张开泰反复向干部、战士们强调，一定要坚决执行纪律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苗胞的风俗习惯，维护他们的利益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三支队到三弓苗区一带，张开泰马上派人同苗族头人联系，申明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对他们的遭遇深表同情。同时派出医务人员上山为苗胞治病。他们送来的东西以公平价格购买下来。三支队行动得到苗族同胞的信任，他们把部队带到安全地带，安排了住宿，送来各种食物，再派人配会部队放哨警戒。
  部队在这里休息，发动苗胞参军参战，在党的民族政策影响和三支队的发动下，不少苗族青年参加了三支队。
  当时，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而逃到陵水县吊罗山区的苗族首领陈日光，知道三支队已到三弓村，星夜赶下山来，与张开泰支队长歃血结盟，拜为兄弟。在陈日光的号召下，各峒苗族头人大力帮助三支队解决了粮食、住宿和向导的问题。
  张开泰率领三支队“小长征”走过八个县份，驰骋大半个琼岛，历时3个月，行程2000多华里，走一路打一路，克服了人们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终于完成了向东转移的使命。这是琼崖特委领导的武装斗争历史上少有的曲折、艰难而又残酷的斗争历程。
  然而，张开泰带领的“小长征”在政治上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当时，琼崖西路的白沙、昌感和南路的乐东、崖县、保亭、陵水等县，我党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还未具备足以与日本侵略军正面开战的战斗力量，三支队像一股铁流，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堵截，多次同日军交战，杀出一条血路，打破了敌人妄图扑灭抗日烈火的阴谋。黑楣岭一战，毙警备队司令的消息，不胫而走，飘洋过海，传到东南亚各国，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琼崖华侨拍手称快，世界反侵略国家的人民欢欣鼓舞。“小长征”沿途的广大人民，从张开泰带领的三支队的战斗雄姿和艰苦历程中，看到了琼崖孤岛不但有与侵略者抗争到底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越战越强，看到了人民必胜，侵略者必败的前景，增强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信心。三支队在进军途中，张开泰还经常派出工作队，并留下伤病不能随军行动的指战员协助地方党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组织抗日武装。“小长征”途中播下的革命种子，后来遍地发芽、生长、结果。
  “琼总”第三支队东调任务完成之后，1941年11月，张开泰被派返陵崖保乐边区进行恢复工作。陵崖保乐边区的仲田岭是从土地革命开始建立的老革命根据地，1932年底，遭受国民党反动派陈汉光的摧残，这里的工作才崩溃。这次张开泰带回8位驳壳班同志，深入边区各个村庄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于1943年5月在保亭大简村成立陵崖保乐边区办事处，张开泰任主任。张开泰回到仲田岭老根据地就找来老党员黎亚吉，交待了几项任务；一是找水源，二是盖房屋，三是发展武装。黎亚吉接受任务后，在仲田岭上找到了水源，并发动群众盖起许多幢草房。这是办事处的机关驻地。同时组织起一支32人的武装民兵中队。这支武装在执行党政任务，巡逻放哨，护粮送粮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年底，办事处迁移仲田岭老根据地并成立边区推销处（即党委），张开泰任组织委员、副书记。从此，恢复发展党员，培养干部，建党建政工作蓬勃发展。办事处工作机构设立行政科、财经科和妇女小组；在基层恢复崖三区委和崖三区政府；恢复发展一批党支部，建立藤桥、岭南、镜云、赤峰、龙楼、道德、罗蓬等乡抗日民主政府；妇女组织、青年民兵也恢复和发展。在抗日战争期间，单是崖三区就发动180多名青年参军参战。
  1945年夏，琼崖特委决定撤消陵崖保乐边区办事处，成立陵保县和崖乐县民主政府。张开泰任崖乐县长。1946年冬张开泰调任东区地委常委，1948年9月，任边海区地委（后改南区地委）副书记、副专员，全力以赴地进行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动员武装，扩大队伍，筹款筹粮迎接野战军渡海作战，为解放海南岛做了大量工作。
  1950年5月1日，海南岛解放了，时局从战争环境转入和平建设时期。唯党的使命是从的张开泰同志，被派在华南分局党校任副教育长，为培养一批党政兼优、德才兼备的干部尽力尽职。1954年秋，他调任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努力钻研工会业务、全心全意为职工说话、办事，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1957年，他调任琼山县委副书记，这时他又回到阔别27年的革命老区了。在此期间，他经常以琼山革命老区的光荣历史，激励全县人民继承先烈遗志，为振兴琼山，为搞好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做贡献。也就是在此期间，琼崖纵队和琼崖党内一些领导同志被诬为地方主义分子并在内部开展批判斗争，张开泰也受到株连，他的组织能力和工作才干未得到很好的利用和发挥；不久又调任中共海口市委书记处书记。
  张开泰同志生活艰苦朴素，爱民如子，舍命爱兵。众所皆知，熟人提起他，谁都赞他是“粗做蛮吃”的人。在那革命战争的艰苦岁月里，革命队伍里经常缺吃少穿。张开泰总一身单薄破烂的衫裤，遇上缴获布匹衣服，便先给下级干部、战士添制衣裳。而他自己既不好添新的也不肯换下破的，补丁加上补丁照样穿。游击战争年代，琼纵部队时常日伏夜行，长途转移，炊事班多是女同志，常常要挑着炊具和粮食赶队，每到一地，队伍休息，炊事班的同志还要架灶找柴做饭，很是疲劳，又得不到休息。张开泰非常关心炊事班同志的工作，为减轻炊事员的负担，他常常到炊事班去帮厨。遇上敌人扫荡和围剿，部队常常缺粮，粮食不够吃，部队只好分饭吃。有时开饭时，警卫员叫他吃饭，他说吃过了，叫膳食同志把分给他的那份饭，让给伤病员吃，其实管分饭的同志知道，他只吃了一点锅巴。他常常这样，遇上分饭时，便和通讯员，警卫员去采野菜当饭吃，把剩下的饭让给出差的同志吃。
  1958年，大炼钢铁时，张开泰身为中共琼山县委副书记兼任龙塘钢铁团长，一次有位记者采访时，见他一身破衣满黄泥，同钢铁团政委林豪一起，跟民工一样，吃着粗米饭，日日夜夜，熬得眼晴红肿，正在工地搬运泥沙砖头建高炉，指挥炼铁，有位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记者要拍照登报，这位记者见张开泰是主人想把他也拍进镜头，他却不肯。林豪劝他说：“陪陪领导嘛！”他说：“任务完成不够好，我没心思拍照，更不敢登报”。从这小事中看，精神境界是多么高尚！张开泰一向不以职位高低为荣辱，不谋私不为名，只顾埋头积极工作。就是这样一位忘我为党工作几十年的领导干部，尤其是经历二十多年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满身弹痕而幸存的共产党员，同样逃不脱“文化大革命”的厄运，同样被诬为党内的“叛徒”和“走资派”，同样被戴上高帽，挂着大纸牌游街。由于长期的凭空“审查”和批斗，他被迫无限期的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由于人格受辱，身遭摧残，人己苍老，病魔缠身，骨瘦如柴，步履不便，这时他感到痛心的是不能为党工作。他带着一种负疚的心情于1978年9月17日在海口市人民医院与世长辞了，终年73岁。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久经考验的好党员、好干部。张开泰铮铮铁骨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