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图书馆

解放前我是一个热血方刚的大学生，极不满反动统治。在受到地下党的教育和学习了一些当时很难得到的毛泽东著作和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后，才认识到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随后我参加了大学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在特务横行的校园里，利用自装的短波收音机，按时抄收延安电台的广播。那时我甘冒生命危险，只为追求真理，党的指引就是真理。
  1949年7月，我参加了粤赣湘边区纵队打游击。五十年代初又主动应聘并号召一批同学从祖国的最南方到北大荒去。当时刚解放，祖国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阶段。黑龙江既是老解放区又是重工业基地，正需要我们的一技之长。就这样，我在冰天雪地的原野一干三十多年，只求对党献出赤子之心。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接受无休止的批斗，从事最粗重的劳动。那时流行的“理论”是知识越多越反动，不少好心人也说我的技术要一辈子烂在肚里了。但我不信邪，除了坚持学马列外，还抓紧钻研新技术，不断复习外语，每晚拖着疲乏的身体坚持辅导那时在中小学只能读语录本的两个子女学文化。我对自己当时所处的逆境从来没有悲观过。正是靠着对党的这个坚强信念，虽是艰苦但是从容地渡过这段黑暗时光。
  十年浩劫的后期，由于我当时所在工厂面临两大技术难题，铁道部急需的60吨棚车无法投产，便不得不起用还在接受监管的我。我不计较个人委屈，凭着对党的一片忠心，奇迹般解决了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与大型铁路棚车的自动静电喷漆设备。
  去年北京风波刚开始，我最关心的是正在清华大学读博士学位的两个孩子。我夫妇俩当即以共产党员的名义多次告诫他们：你们是党员，千万不能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父母以大半生的经历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