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图书馆

在公开场合人们都以叶委员呼之，但共产党方面的人在一起时，还是习惯叫他在延安时的职务：第18集团军参谋长。
  “好的，这就走。”
  叶剑英说着起身，和来人一起走出办公室，到达开会的地方。
  和以往一样，讨论会即是谈判会，谈判会即是吵架会。不一样的是，这次没有什么客套，因而一开始气氛就很紧张。
  国方委员郑介民显然早有准备，开口就指责起来：“和字第四号命令已经下达，共军所占地区的铁路还没有修复通车，这是不遵守协议的表现。”
  在说这些话时，郑介民的脸色庄重，言词激烈。对此，饶伯森和叶剑英都有点意外。这位国民党的中将，向来是以温文尔雅的面貌出现的，喜怒不形于色，今天怎么突然失态了。他们哪里知道，郑介民受到了蒋介石的批评，说他没有能够使铁路很快畅通，影响了军队的运送。在蒋介石面前，郑介民不敢解释，只能连声说：“有负校长的信任！有负校长的信任！”心中的气到底难平，就在这里发泄了出来。
  叶剑英很喜欢郑介民这样。对手激怒时才好战胜。这道理在战场上适用，在谈判桌上也适用。他故意放慢声调说：“《和字第四号命令》上规定：‘应立即撤出或平毁在交通线上或沿交通线之一切地雷、碉堡、封锁、防御工事’，‘不得运输军队、武器和军火’。可是在津浦、平汉、平绥、胶济等铁路线上的国民党军队，根本就不执行此规定。据统计，国民党军队在冀南、晋南地区修筑碉堡2104座；在豫南鄂北地区，修筑碉堡6千多座。同时，你们还违令调动军队，输送武器、弹药。请问这又怎样解释呢？”
  饶伯森抱定了一个主意：冷眼静观，只听不表态。
  “利用铁路运送军队、武器和弹药的事是没有的。”郑介民说，“至于碉堡，完全是为了防御。”
  “防御？防御谁？”叶剑英质问道，“如果是防御共产党，就是对共产党的不信任。既然国民党不信任共产党，那么有什么理由要我们信任国民党呢？”
  看到一开始双方的火力就如此猛烈，饶伯森坐不住了，他担心讨论进行不下去，就说：“具体问题不用多说了，还是研究怎样使交通尽快恢复吧。”
  叶剑英说：“不！这不是具休问题，它是关系到停战令能不能实行的问题。如果不停止冲突，不拆除碉堡，铁路修好了，铁甲车就会跟着开入我们解放区，只能引起更大的冲突。”
  “我明白了，”郑介民说，“共产党想的就是这个，所以不愿修复铁路。”
  “你讲错了！”叶剑英毫不让步，说，“大江以北，我们解放区内铁路共长2515公里，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修复1110公里，占44.2％。2月14日以来，我们修复了517公里，这个确实的数字，还不能说明我们的诚意吗？”
  饶伯森说：“叶将军讲的，我也从收到的报告中知道了，已经做过的就不必再说，关键是还应该做的。”
  叶剑英不赞同：“我说的是事实。至于过去了的，可以不提，但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能忘记。早在十年内战时期，开始共产党对蒋介石是信任的，可他后来翻脸杀共产党人。请注意，当时我还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参谋长。西安事变时，共产党为国家和民族利益，捐弃前嫌，团结抗日，可蒋介石又攘外必先安内，这样的经验教训还不深刻吗？”
  郑介民是知道这些事实的，但这样在美国人面前说，未免有损于委员长的面子，可他又不能反驳叶剑英的说法，于是想了个转移话题的办法，说：“关于恢复交通的另一个问题是，共产党地区的铁路自成路局，委派局长、站长，是紊乱路政。我们认为，铁路上的一切人事问题，必须由国民政府交通部委任，否则都是非法的。”
  “这样做不公正。”叶剑英说，“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把整个华北丢掉，许多铁路工人自愿留下来，坚持抗战到胜利。现在要恢复交通了，国民政府竟要另换新人，取代抗战有功的铁路员工，让他们失业。这种做法是极不合理的。”
  “那些人不可能管理好铁路。”郑介民说。
  “不对！”叶剑英提高了声音，“从铁路的修复和通车的事实看，解放区的铁路工人，有经验有能力做好各项工作，根本不存在‘紊乱路政’的问题。因此，各级交通机构，应实行民主管理，应有我们共产党的代表参加。”
  郑介民对此置之不答，又说：“还有邮政管理问题，用邮务人员，须具备考试院规定的资格，参加考试，及格者才能录用。”
  这是以考试为名，剥夺我方邮务人员的资格。叶剑英的脑海中急速闪过这个念头。他强调说：“解放区邮务人员经过八年锻炼，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绝不能抹杀。他们在品质、能力、经验上，均属优良可靠。我希望国民政府改变错误做法，与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一起，为执行恢复交通的协议做出贡献。”
  郑介民当然不同意叶剑英的这些说法，但也不得不佩服共产党能够牢牢地抓住那些普通的老百姓。所以，在叶剑英说话的时候，郑介民常常摇头这摇头的含意究竟是什么，他自己也难以说清楚。
  对于这样的谈判，饶信森早已经习惯了。
  （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