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图书馆

邓小平说，老陈，你不是“四人帮”的人
  1980年，陈永贵辞去副总理职务后，邓小平和他谈了两个多小时，安慰他说：“老陈，你不是‘四人帮’的人，中央是清楚的。”后来，山西有舆论，说陈永贵怎么怎么的，记者写内参反映了这一情况，邓小平同志讲了两条：一、起码陈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二、大寨卖粮是真的。打这以后，山西对陈永贵说三道四的人少多了。陈永贵一想起，就十分感激邓小平同志，在他最困难、最苦恼的时刻，邓小平出来为他说话，为他解脱。
  其实，陈永贵和小平同志的感情起源于“文化大革命”中。1975年，陈永贵当副总理后，经过一番调查研究，给毛主席写了一个关于农村所有制变革，由小队核算过渡到大队核算的报告。今天看来这个主张完全是极左的了。主席立即批示，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十一省市的李井泉、谭震林、韦国清等省委书记会议，讨论如何实行问题。会上邓小平同志针对当时全国的工农业生产形势和思想政治方面的向题，提出要全面整顿，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并鼓励省市委书记，大胆工作，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讲的某些观点，被江青、张春桥歪曲为右倾翻案，搞复辟。他们抓辫子，打棍子，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使刚刚好转的工农业喜人形势又下来了。对此，陈永贵一直感到对不起邓小平同志，总想找个机会，倾吐自己的苦衷。一次，他见到邓小平说，我悔当初不该写这个报告。主席不批示，会议不召开，你没这些话，那几个人怎么会抓你辫子，也就掀不起这场大波了。你哪能第二次被打倒？邓小平同志被这种诚挚和善意感动了，他笑了笑，摇了摇头。陈永贵后来才看清楚，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邓小平同志有一次对人说，陈永贵不是一个简单的农民，老陈的脑瓜不简单。难怪新华社一个记者和陈永贵一席谈话后，啧啧地称赞说：老陈了不起，很有思想，很有见地。
  陈永贵对邓小平同志很尊重，有什么话愿意对他说。1976年，“四人帮”猖獗一时，全国出现了批邓高潮。一天，陈永贵看到某大报发表了一篇署名大寨的批邓文章，顿时怒火中烧，他立即找到捉刀代笔的那位记者，狠狠地批评了他。之后，又叫秘书给山西昔阳打电话，追查是谁让写的？
  后来，“四人帮”又组织当时中央领导去小靳庄参观赛诗会，陈永贵硬是不去；继而，清华大学批投降派，组织中央领导去看大字报，陈永贵还是不去，一张也不看。他觉得这是坏人整好人，奸臣害忠臣。这样下去，中国岂不乱套了。
  胡耀邦嘱咐他：要好好休息
  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陈永贵落选了。
  胡耀邦把陈永贵接到中南海谈心，嘱咐他不要背思想包袱，要总结经验教训，要好好学习，好好休息，注意保重身体，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在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陈永贵晚年生活得到妥善安排。让他居住在阜外大街四间一套的部长楼里，配有一辆达特桑专用轿车，每月工资150元，外加保姆费50元，房租水电一律免费。
  后来，胡耀邦又在百忙中，多次过问陈永贵离职后的生活情况，每逢年节，胡耀邦派人带着慰问品去看望他，日常生活也受到多方面的照顾。
  当顾问比当副总理合适
  有人好编造瞎话。某些人编起来，云山雾罩，脸不变色心不跳。不是么？曾有一度社会上谣传，陈永贵卸任后，就被送到某某地蹲笆篱子去了。还有说被流放到某某地劳动改造了。陈永贵对记者说，这是没影的事。
  1980年，辞去了副总理。他如释重负，心里轻松多了。可是，悠闲清静的日子，对这个干庄稼活出身的农民来说，并非一种享受，而是一种难耐的熬煎。他常常坐也不是，立也不是，横竖呆不住，总想找点事干干。1983年初春的一天，阳光明媚，照得他心里怪痒痒的，实在憋不住了，于是，他给中央写了个报告，要求到基层去做点事情，哪怕是搞点调查研究也好。了解了解情况，研究研究问题，开动开动脑筋，活动活动身子，比这成天呆着强啊。再说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干点事对自己也是重新学习的机会。他把心里想的都写上了，这要求中央很快就批下来了，让他到北京市东郊国营农场当顾问。
  东郊国营农场地处去首都机场的路上，原名叫和平公社，工业生产占70％，农业生产占30％，人口有三万多。三中全会以后，这里工农业生产形势很好。陈永贵兴奋极了，他坐车来农场“顾问”，深入到厂房和田间，和领导谈，找群众唠，听取大家意见，经过调查研究，对工农业生产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尤其是为农场搞活商品经济，办好食品厂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对农场的人说，让他当顾问，是国家对他的照顾，这才叫量才使用，比较合适。当副总理那时确实费劲，挺“遭罪”的，还是当顾问好。到生产中，到群众中，这才是自己的归宿。对他来说，什么时候上班，一个月上几天班，农场没有具体规定和要求，但他每周至少要去“顾问”一两次。
  （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