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图书馆

毛泽东还有块旧军毯，很珍贵，外出也要带着。他习惯将毯子搭在床栏上，下面塞个枕头，靠在上面办公批文件。我说过，他有躺床上批阅文件的习惯。宋庆龄知道毛泽东这个习惯后，便送给他一只挺高级的大枕头。毛泽东对宋庆龄特别尊敬。他收下这个枕头，在床上摆了一段时间，毕竟享受不了，收到仓库里了。他仍是将毯子搭在床栏上，下遍塞了自己那个白布荞麦皮枕头办公。他说：“我习惯了，不想变了。”
  可能有人不相信，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从1953年底到1962年底，毛泽东没做过一件新衣服。他总是用清水洗脸，从未用过一块香皂。手染了墨或油污洗不掉，就用洗衣服的肥皂洗。他从没用过什么“霜”什么“膏”什么“油”之类的护肤品，甚至也没用过牙膏。他只是用牙粉。他说：“我不反对用牙膏，用高级牙膏，生产出来就是为了用。都不用生产还能发展吗？不过，牙粉也可以用。我在延安就用牙粉，习惯了。”他的牙刷什么时候变成“不毛之地”，什么时候才肯换新的。他一直使用毛竹筷子，大饭店里的象牙筷子他一次也不用。他说：“太贵重，我用不动。”
  饮食习惯也许更能反映毛泽东的“土”。
  毛泽东离不开茶水，他睡觉醒来并不起床，湿毛巾擦过手脸就开始喝茶。一边喝茶一边看报，过一小时才起床。无大事，天天如此。他常用手指头伸入杯子，把剩茶叶抠进嘴，嚼一嚼吃掉。每天不论换几次茶叶，残茶必抠到嘴里吃掉。这无疑是幼年时农村生活养成的习惯。
  毛泽东喜吃粗粮和青菜，有时还馋野菜。进城后，他一直保持这个习惯或者说是传统。他始终吃红糙米，而且里面必要掺上小米或黑豆、芋头。这个习惯当然是战争年代在陕北形成的。
  毛泽东正经吃饭，一般是四菜一汤。这四菜少不了一碟干辣子，一碟霉豆腐；这一汤，有时就是涮盘子水。但是，毛泽东这种正经吃饭的时候并不很多。他太“浪漫”。
  毛泽东从来不愿事事循规蹈矩，不愿束缚他的个性。他工作起来不分钟点，吃饭也没有钟点，只以感觉饥饿为标准。一天吃两餐的时候多，也有只吃一餐的时候。他不愿意总是正经坐到饭桌旁用餐。他保持了“动乱年代的吃饭方式”。在我们卫士值班室有个电炉子，有个大搪瓷缸子。经常是由我们在电炉子上，用搪瓷缸子为他煮一缸麦片粥或者一缸子挂面，就着生活秘书叶子龙为他做的霉豆腐吃下去就算一顿饭。这是长年战争生活留在他身上的印迹。
  他吃饭常使我联想到他的书法。他永远不会把字老老实实写在格子里。他是信笔写来，不拘俗套，洋洋洒洒，飘逸豪放，自成风格又无穷无尽地创造着新形式。他的每一件作品都体现出他的个性，每一个造形都是独具一格，把他所有的造形合起来便一体天成，令人感叹不已。我跟随他十五年，他吃饭始终是随随便便，随心所欲。一把炒黄豆，或是几个烤芋头，甚至只是一盘马齿苋，都可以算作一顿饭。
  随便举个例子吧。
  那是毛泽东发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前夕。根据周恩来指示，我们卫士组提前开了每周一次的碰头会。
  “这么说，主席两天没睡觉，只吃了一顿正经饭？”我皱着眉头问田云玉。
  “还喝过两缸麦片粥。”张先鹏补充。
  我的目光从几名卫士脸上划过，落在封耀松身上：“小封，下一班是你吧？”
  “嗯。”封耀松愁眉苦脸，压力不小。
  “想想办法，要想想办法。”我嘟囔半天，也没说出办法是什么。总不能强迫毛泽东吃饭睡觉，那样毛泽东会发脾气。“你要机灵些，要抓机会，随机应变……反正就看你的了。”
  我们卫士值班分正班副班，正班二十四小时不能离开毛泽东。封耀松面露难色地上了正班。他在埋头写作的毛泽东身边侍立七八个小时，除了换茶水，没敢多一句嘴。只是下功夫地观察着，寻找着……
  凌晨两点，毛泽东忽然扔笔，将头向上仰去。以手按额，揉着、捏着。张开嘴，深深地、深深地呼吸。封耀松抓住机会，上前两步，小声劝：“主席，您已经十几个钟头没吃饭了，给您搞点来吧？”
  毛泽东沉重地叹口气，摇摇头又点点头，勉强说：“不要搞了，你给我烤几个芋头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