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图书馆 邓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
内容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人民日报》今天在头版刊登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申化的论述》，并加了编者按。
《人民日报》编者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是我们立国之本。一个时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之所以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城、一些人中颇有市场，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学习、宣传、贯彻四项基本原则不力。今天，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学习邓小平同志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重要讲话时，认真学习和领会邓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一贯思想，对于提高对这场斗争意义的认识，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提高贯彻执行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自觉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报征得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意，从他们编辑的《邓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一书中摘登部分论述，包括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最后四段，供大家学习。
我今天要说的是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大家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79年3月30日）
总之，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央认为，今夫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伯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79年3月30日）
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作风。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理想是不行的，没有纪律也是不行的。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政治动乱，不安定，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自由化的思想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洽环境，那就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85年5月、6月）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进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这种自由化实际上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一个补充。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人大在1980年通过一个议案，取消宪法中的关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一条。为什么做这件事？因为有一股自由化思潮。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
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
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你们注意看一些香港的议论，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议论，大都是要求我们搞自由化，包括说我们没有人权。我们要坚持的东西，他们反对，他们希望我们改变。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来提问题，解决问题。
（《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86年9月28日）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20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脱离了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一个凝聚力，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
（《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6年12月30日）
少数知识分子煽动学生闹事，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还会发生严重的就业问题。中国的麻烦就在于人太多，每年新就业的青年有700万到800万，按资本主义方式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当然，我们现在搞开放也吸收了一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行之有效，可以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营方式。我们开辟多种门路，给青年就业的机会。但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我们说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1987年3月3日）
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我们的民主同法制是相关联的。人们往往把民主同美国联系起来，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们不能搬你们的。我相信你会理解这一点。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三权鼎立、普选（我们没有这个条件），中国肯定是动乱局面，今天这个上街，明天那个上街，这个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所以不能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问题。
（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的谈话，1987年6月29日）
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使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是不行的，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那就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如果允许这部分人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365天，天天都会有事。中国有中国的实际，这点我相信我们比国际朋友了解得多一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讲社会主义的民主，也要讲社会主义的法制，在强调发展民主的同时，要强调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要有理想，守纪律。
（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的谈话，1987年6月29日）
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吹了，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我们国家要改革，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离开这一点，什么都搞不成，我们已对历史事件、人物做出了迅速的、恰当的评价。评价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一个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自己国家的一段历史。中国处于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我们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人多，各有各的看法。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365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么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总的来说，中国人民是支持改革政策的，绝大多数学生是支持稳定的，他们知道离开国家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和开放。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美国有一二百年搞选举的经验。如果我们现在搞十亿人的选举，一定会出现与“文化大革命”一样的混乱局面。年轻人各执己见就会出现毛主席所说的那种“全面内战”。内战不一定需要枪炮、动拳头、木棒也行。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
（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的谈话，1989年2月26日）
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有了这个传统，我们就能抗住腐败现象，老干部就能管好他们的子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
（会见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时的谈话，1989年 3月23日）
《人民日报》编者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是我们立国之本。一个时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之所以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城、一些人中颇有市场，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学习、宣传、贯彻四项基本原则不力。今天，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学习邓小平同志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重要讲话时，认真学习和领会邓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一贯思想，对于提高对这场斗争意义的认识，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提高贯彻执行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自觉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报征得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意，从他们编辑的《邓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一书中摘登部分论述，包括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最后四段，供大家学习。
我今天要说的是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大家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79年3月30日）
总之，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央认为，今夫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伯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79年3月30日）
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作风。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理想是不行的，没有纪律也是不行的。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政治动乱，不安定，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自由化的思想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洽环境，那就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85年5月、6月）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进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这种自由化实际上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一个补充。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人大在1980年通过一个议案，取消宪法中的关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一条。为什么做这件事？因为有一股自由化思潮。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
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
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你们注意看一些香港的议论，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议论，大都是要求我们搞自由化，包括说我们没有人权。我们要坚持的东西，他们反对，他们希望我们改变。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来提问题，解决问题。
（《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86年9月28日）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20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脱离了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一个凝聚力，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
（《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6年12月30日）
少数知识分子煽动学生闹事，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还会发生严重的就业问题。中国的麻烦就在于人太多，每年新就业的青年有700万到800万，按资本主义方式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当然，我们现在搞开放也吸收了一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行之有效，可以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营方式。我们开辟多种门路，给青年就业的机会。但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我们说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1987年3月3日）
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我们的民主同法制是相关联的。人们往往把民主同美国联系起来，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们不能搬你们的。我相信你会理解这一点。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三权鼎立、普选（我们没有这个条件），中国肯定是动乱局面，今天这个上街，明天那个上街，这个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所以不能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问题。
（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的谈话，1987年6月29日）
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使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是不行的，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那就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如果允许这部分人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365天，天天都会有事。中国有中国的实际，这点我相信我们比国际朋友了解得多一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讲社会主义的民主，也要讲社会主义的法制，在强调发展民主的同时，要强调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要有理想，守纪律。
（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的谈话，1987年6月29日）
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吹了，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我们国家要改革，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离开这一点，什么都搞不成，我们已对历史事件、人物做出了迅速的、恰当的评价。评价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一个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自己国家的一段历史。中国处于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我们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人多，各有各的看法。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365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么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总的来说，中国人民是支持改革政策的，绝大多数学生是支持稳定的，他们知道离开国家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和开放。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美国有一二百年搞选举的经验。如果我们现在搞十亿人的选举，一定会出现与“文化大革命”一样的混乱局面。年轻人各执己见就会出现毛主席所说的那种“全面内战”。内战不一定需要枪炮、动拳头、木棒也行。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
（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的谈话，1989年2月26日）
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有了这个传统，我们就能抗住腐败现象，老干部就能管好他们的子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
（会见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时的谈话，1989年 3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