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图书馆

美国人向以好官司著称于世。打官司固然是正常的社会现象，但美国人的好讼心理，实际上与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形态密不可分！只要你生活在美国，你就不能不把个人的利益置于首位；而个人利益最重要的标志，当然又莫过于金钱！所以，在美国，为正义和公理打官司的固然有，但希望通过打官司（甚至设法打一场官司）而大捞一笔的，比比皆是！有人就说，在美国打官司犹如摸彩中奖，说不定一场官司获胜，你就立时成了百万富翁——这难道不是一种被扭曲了的“法治”吗？
  一切民事诉讼，说到底就是为了索取赔偿。所以，每个人都得为保障自己的安全，和万一吃上官司而准备一手。因此每个家庭、每个人、每种行业和商号……几乎都得买上各种不同的保险。这儿不仅汽车、房屋、人身、医药，还有行医，生产，直至各种集会、游行等等，无不包罗在内；即使是人身一项，也不仅仅限于保寿，只要自己认为“值钱”的，都可投保。比如，有的保险公司，就专为那些身价高昂的明星承保五官；有的一头秀发，可以保值百万美元；有的一双玉腿，更可保值200万美元；还有的鼻梁保险，高至400万美元之数！形形色色的保险公司，无孔不入地敛财投资致富。保险费也由此年年上涨。就以汽车保险为例，几乎每年都以10％的幅度上涨。一普通私家车，即使从来未有出过事故，每年保险费也从200多美元，涨到了500多美元，全美一般责任事故保险费，总计更高达300亿美元之巨。当然，在美国打官司，无论原告和被告，都得请律师承办。所以仅在2亿多人口的美国，就有60多万职业律师是靠打官司吃饭的！为了养活这么一大批律师，收取的费用，当然也在不断上涨，引起诉讼，以求更多的收入。在电视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律师事务所大肆吹嘘承包胜诉之能事。说什么“不获赔偿，决不收任何费用！”人们听后，焉能不动心呢？
  1976年，一位曾经在西方地毯印染加工公司工作的年轻工人，在一次工作中被地毯机卷了进去，胳膊和腿都严重受伤，公司自然得负起医疗和赔偿的责任。但如果经由法律起诉，这笔赔偿费用就可能更巨大了。因而，资方便与保险公司勾结起来，派工头到医院向这位工人劝说，只要不找律师告状，“什么事都包了”。但这时，律师行业得知发生了事故，大有捞头，便纷纷与受伤工人家属联系，表示可当他们的代表，通过法律上诉，获得更大的赔偿。这就引起了资方阻挠。几经较量，其中一家律师还是说服了受伤者上诉，但这时巳超过了“一年内起诉”的法定期限。于是，律师又大展身手，终又找出了资方和保险公司以欺压工人手段阻挠上诉的罪证。这一来，又经过了10年的缠讼，终于在1986年获判加重惩罚资方，受伤者获得了790万美元的赔偿。因而，巨额的赔偿，就成了“一本万利”的生意。据说：在1962年之前，全美还没有一宗判案赔偿高达百万美元的，但到了1984年时，全美百万以上的赔偿判案已多至400余宗。这就更大大鼓舞了诉讼之风。因此，一个人若在停车场摔了一跤，也会要求车场主赔偿他的“肉体”加“精神”的创伤；一个人的儿子自杀了，也可找出某位音乐家的一张唱片有诱导“自杀因素”而加以控告。近年来，美国抵制吸烟之风盛行，有些人也想借此发财。旧金山湾区有一名“瘾君子”，在1983年患肺癌死去，遗属便立刻搜罗“罪证”，聘请大律师上告雷诺香烟公司应对此负责，索赔百万美元。“罪证”居然说是因为死者在15岁的时候，曾在一场电影看到了贝蒂和保罗互为对方点上了香烟而受到鼓励，并从此吸烟上瘾，而且每天都得抽上几十支之多。因为这宗案件在听证期间便传开了，更竞相效尤，对雷诺公司提出的诉，讼，一下子就多达35件其中一件还索赔5500万美元！其荒唐可想而知。结果，审判长只好宣布：“由于证据不足，我们没办法裁决香烟公司有罪。”
  巨额索赔对社会的“冲击”和影响，要比它的正面效果大得多，而且后患无穷。到头来，受害最大的还是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社会层面。
  美国医疗费用之昂贵是惊人的，原因在于医疗人员的高工资和医疗责任保险负担的沉重。如1986年加州一间医院，由于误诊，就给一名女盲童高达840多万美元的赔偿。如果不收取昂贵的医疗费，如何应付得了？这些负担，最后当然还是分摊到了病者和政府负担的各项医疗保险补助的身上，最后还是落到了所有纳税人的身上。
  （摘自香港《镜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