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图书馆

1988年5月上旬，一个76岁的英国老人，在莫斯科悄然死去。国际新闻界对于他的死亡，只有极其简略的报道。
  对于这个二三十年前翻雨覆雨，名噪一时的国际大间谍，世人已经淡忘了。很少有人想到，在二次大战时期以及在战后的冷战期间，他以“双面人”的面貌，周旋在英、美、苏的情报机关之间，成了无法估计的损失；对于苏联的巩固和发展，有过重大贡献。
  此人就是哈洛德·费尔比。
  1912年1月1日，费尔比生于印度的阿姆巴拉。他的父亲哈利·费尔比，是英国派驻印度的官员，在当时的英国外交圈里，是一个知名人物。
  费尔比于1929年进入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年仅17岁。1932年初，费尔比成为剑桥社会党的财务主任。
  1933年6月间，费尔比离开剑桥，被苏联的情报组织吸收，开始建立了工作关系。随即潜往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1934年，费尔比回到英国，参加了“英德学会”，拿了希特勒的津贴，办了一份亲希特勒的杂志。在英德关系紧张万分的时刻，他活跃于英伦一些亲德的团体里，并多次到柏林和希特勒最亲信的头脑如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宣传部长戈培尔等会晤。这当儿，英国和德国的动向，是苏联最关切的事。费尔比以极左派的伪装掩饰他替苏联搜集情报。
  1937年2月，他由苏联秘密指派到达西班牙。当时由苏联支持的左派“共和军”和德意支持的佛朗哥派之间。爆发了内战。
  费尔比随着佛朗哥的军队报道战况，不久，就被伦敦《泰晤士报》聘为特派员；《泰晤士报》当时是英国最权威的报纸，也是英语世界里最有影响力的报纸。
  他的报道和分析，相当出色，1938年曾获得西班牙红十字军功勋章，由佛朗哥亲自颁授。
  1940年，德军横扫欧洲大陆，英军失利，临危受命的丘吉尔，号召英国军民要以“血、汗、泪”来保卫祖国。
  费尔比随军回英，就在这时被征召加入了“秘密情报处”，他被分配在D组工作。组长伯吉斯是他剑桥的好友，那人后来也投靠了莫斯科。费尔比由新闻记者而渗透到情报组织，是苏联方面长期筹划的谋略之一；中间穿针引线，促成其事的，则是伯吉斯。
  1941年，他被调回情报处第五组，主管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英国情报工作，也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
  1942年，美国的战略情报处（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派遣一个代表团到英国，与英方的情报单位密取联系。
  英国成立了一个反间谍组织，费尔比的责任区由原将的西、葡两国扩大到北非和意大利。
  1945年春季，二次大战将近尾声，西方国家与苏联在政治，军事各方面的冲突磨擦日益明显，英国政府确认苏联将是“新的假想敌”，因此在情报处之下成立第九组，任务是反共、反苏的反间谍工作。费尔比运用复杂关系，排挤了好几名老资格人物坐上了这个新机构的第一把交椅。
  负责英国反共情报最机密组织的首长，竟是莫斯科长期培养的大间谍，后果之严重，不言而喻。
  1947年，费尔比外放到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担任情报处的站长，公开的身分是英国驻土大使馆的一等秘书。伊斯坦布尔是各路人员活跃的世界情报战场之一。
  1949年，他出任情报处驻华盛顿的代表，也就是英国情报仇构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经常联系的最高官员。英美两国关系的密切，超过其他友邦，所以他也能参加两国“特别政策委员会”，俨然成为两国情报工作决策者之一。
  1950年。费尔比的密友和以前的上司伯吉斯，也被调到华盛顿，以驻美大使馆二等秘书名义，干的仍是情报工作。
  费尔比的另一名剑桥好友麦克莱恩，以情报人员身分进入外交界，在二次大战末期，在华盛顿的英国驻美大使馆服务，得以参加英美两国原子能联合政策委员会，并且担任英方的联络秘书。
  在那一段时期，美英仍独占原子弹的秘密。苏联后来能急起直追，力图在原子武器发展上同美英共享这一秘密。
  1951年，由于英方的警惕，也由于苏联方面有叛逃人员提供线索，麦克莱恩面临被捕受审的命运。这时麦克莱恩已经回到英国外交部供职，虽然法网步步收紧，他自己却并不知晓。
  费尔比在华盛顿先得到了风声，但他不敢用电报电话通风报信，于是利用职权，安排伯吉斯紧急成行，赶回伦敦。结果麦克莱恩便在被捕前一刹那，潜逃无踪，伯吉斯也和他相偕而行。不久便发现，这两个人都辗转逃到了莫斯科。
  这是当时耸人听闻的国际大间谍案。英国新闻界报道时留下一句名言：“鸟儿都飞了。”民意舆情，一时哗然。鸟儿并没有都飞掉，因为还有一个“第三人”。英国政府全力追查泄秘的经过。新闻界也穷追不舍，到处挖根。箭头所指，都指向费尔比。
  费尔比被召返回英国，接受调查；此人狡猾万分，手段干净，他曾很自负地说：“新闻记者虽然可以捕风捉影，无孔不入，但是法庭要办我，却又要凭证据。他们找不到我任何证据。”
  不过，经过这一番风波，费尔比既然嫌疑重大，被迫自动辞去情报处的工作。
  1955年，社会上对“第三人”的诘责仍多，当时的首相麦克米伦，不得不在议会中声明，说费尔比这个人“并没有背叛英国的利益”。首相一言九鼎，暂释群疑。费尔比便仍以“清白”的面貌，继续扮演着“双面人”的角色。
  1956年，费尔比在英国名声败坏，难以立足，转移到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公开的身分是《观察家》和《经济学家》的特派员。费尔比现那几年间似乎是销声匿迹，实际上仍在两面拿钱——偶尔仍向英国情报处提供“服务”，和苏联人的联系也从未中断过。
  在贝鲁特过了好几年，费尔比又回到了伦敦，却发现他的案子并没有了结，而且还有被捕的危险，于是又潜往贝鲁特。1963年1月23日，他悄然出走。过了不久，苏联政府宣布他已到达莫斯科，而且获得了苏联的政治庇护。
  此后，据说他不但归化了苏联，而且成为苏联国家安全部的将级军官。近25年来，定居莫斯科，乡间也有别墅，享受着高级官僚待遇，直到最近去世。
  费尔比事件曾使英美朝野为之震惊，也是西方国家和苏联情报战中最严重的一次挫折。英国新闻界对此案的报道、评论，以及后来以他为题材写成的小说、传记、电影、戏剧，曾形成一片热潮。英国公众始终无法理解，这样的人物怎会做出叛国的事来？
  所有和费尔比打过交道的人，都说他谈吐优雅，风度翩翩，工作勤奋，“而且从来不显露半点儿紧张”。
  由费尔比自己透露出来的，象瓦尔柯克案，可以使人了解一个暗中为敌人工作的间谍是多么可怕。
  瓦尔柯克是苏联派驻在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的一名副领事，真正的身分是秘密警察组织驻土耳其的代表。此人于19458月底，分头和英美两国的领事馆人员接头。他提出了机密资料来证明他的身份他说，他知道在英国重要的苏联间谍的真实姓名，“有两个在外交部，有一个是伦敦反间谍组织的首脑”。这个机密资料经由外交通讯的途径传回伦敦。结果这个案子竟然落到了费尔比的手上。
  费尔比运用职权，自请前往伊斯坦布尔亲自处理。他找出种种借口，故意拖延时间，暗中把消息告诉了苏方。几天之后，瓦尔柯克还在迟迟等候英方回音的时候，已被苏联人员押解回国。费尔比处理此事，可谓天衣无缝，谁也没有怀疑到他就是那三个间谍中的一人，这一手，保住了自己，也为苏联建了大功，至于瓦尔柯克的生死如何，从此再也没有消息。
  美国情报界首脑艾伦·杜勒斯，是国务卿杜勒斯的弟弟。二次大战期间，他以战略情报处驻欧代表的身分，纵横欧陆，神出鬼没，美国于战后成立中央情报局，杜勒斯出任局长为时最长。对费尔比这个人的评价，杜勒斯说，“他是苏联历来最好的间谍”。也是“20世纪最可怕的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