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图书馆

就在他念急动身之前，陈伯达已发急电到上海西北远郊沪宁线上的铁路小站——安亭站，告知在那里拦截火车的一千多上海「造反派」工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即日回上海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
  短短的一天多时间，安亭的知名度急剧上升。这个小站，一下子闻名全国，外电也纷纷报道：「上海爆发安亭事件。沪宁线交通被「造反派」工人在安亭切断」……
  事件的导火线，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下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挂着崭新的红袖章、穿着劳动布工作服的工人们，涌向上海市中心的文化广场。
  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关于工人要「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去串连」、「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等文件精神，对上海「工总司」采取「三不」态度，即「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为此，在成立大会结束之后，「工总司」举行规模宏大的游行，前往上海延安西路中共上海市委大楼、要求上海市市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接见，承认「工总司」。
  曹荻秋不予接见。于是，「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决定率队冲向上海北站，声言「到北京告上海市委的状」。
  子夜，北站大乱。「工总司」的「副司令」潘国平砸坏了检票口的栏杆，冲上月台，登上一趟北上列车，五时许，潘国平所率领的二百多「造反派」工人，随车驶出北站，于中午到达南京。王洪文率一千多「造反派」工人，登上原定开往郑州的「六〇二」次列车，于七时强令调度室发车。列车在八时十七分开抵安亭，上海铁路局下令阻留这趟列车。于是，一千多「造反派」工人滞留在安亭
  王洪文为了向上海市委施加压力，决定卧轨拦车。十日中午十二时，当十四次上海至北京的特别快车途经安亭车站时，铁轨上躺着、坐着许多戴红袖章的上海工人。特别快车不得不紧急刹车6
  十一日夜十时，在冷雨飘洒之中，张春桥的专机悄然降落在上海北郊的大场军用机场。
  这时。沪宁线已被切断二十小时零二十一分钟，刚恢复通车，铁轨上仍停着一长串一长串受阻的列车。
  肩负重任、身穿军装的张春桥，刚刚踏进上海，头一桩事情不是找中共土海市委，却是挂电话给「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司令」，是二十一岁的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蒯「司令」那时，已经与张春桥有了单线联系。张春桥把「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视为他可信赖的耳目。一个神秘的人物接到张春桥的电话，闪身上了张春桥的轿车，直奔安亭。
  这个神秘人物，几乎不为外人所知。在「四人帮」下台之后，人们追查过，也只知那在子夜与张春桥同车前往安亭的，是「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的一个红卫兵，不知其姓名。
  笔者在采访一位熟知当时内情的人，才获知那神秘人物的来历：此人名叫「包炮」，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他的真名叫包得福。他的父亲，倒是一位革命烈士；他的母亲，也正因为政治身份可靠，当时在北京某中央首长家当保姆。由于这么一层特殊关系，包炮的消息十分灵通。这位中央首长何人？据云，乃康生也。
  包炮来到上海，结认了三十一岁的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千事王洪文。在筹备成立「工总司」的那些日子里，王洪文把包炮当成了自己的谋士。「工总司」最初的「筹备委员」三十多人中，只有两名党员——王洪文和耿金章。耿金章原名耿玉章，上海中泥造纸厂副工长，比王洪文整整大十岁，早在一九四九年入党。不过，耿金章只念过初小，文化水平远不如王洪文。正因为这样，王洪文当上了「工总司」的「司令」包炮成了王「司令」密友……
  （四）（下期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