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图书馆 内容
何智丽痛失奥运机会，周海婴怒索鲁迅稿酬，孩子们悲叹，自己的信每每被父母或老师拆看。这些看似不相干的话题，都揭示了同一现实，并引起人们的思考——
人们记得，在39届世乒赛之后的6次重大国际比赛中，何智丽拿了3次冠军。据说，在奥运会前中国乒乓球队内部比赛中，何智丽与另一队员并列单打第一，在双打中与李惠芬合作成绩最好。
然而，中国乒乓球女队总教练张燮林认为：在今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和广州乒乓球公开赛中，何智丽并未碰到强手，双打也不理想，因此只好忍痛排除何智丽参加奥运会。
各有各的理。但几家报纸持别指出，何智丽是个不听话的冠军，并因此被罚痛失奥运机会，在39届世乒赛女子单打半决赛前，中国代表团曾令何智丽输给队友管建华，但何智丽竟不听将令，拍马舞刀以3：0击败管建华，并在决赛中以3：0打掉南朝鲜的梁英子。
不管这是不是何智丽失赛的直接原因，问题关键是——体育竞赛按理最能判明运动员实力，却为什么硬要加入人为因素？为什么要组织安排赢球或输球？
24岁的何智丽已愤而挂拍退出乒坛。难道何智丽应该出国，象已加入奥地利国籍的前解放军队乒乓球选手丁易一样，从国外杀回来吗？
鲁迅夫人许广平和儿子周海婴在1952年和1957年两次写信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申明不再接受鲁迅的稿酬。当时他们被告知：鲁迅稿酬共34万多元。
周海婴解释当时拒收稿酬的原因时说，那时大家都追求进步，许广平正争取入党，认为拿稿酬不光采，是不劳而获。但周海婴强调指出，当时国家并没有接受他们的请求，因而并未构成法律行为。
周海婴说，虽然他已拿到30万元稿酬，但余下的4万元还是要索回，这是为了人的尊严，为了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周海婴还追究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与日本“学研社”翻译新版16卷《鲁迅全集》的版权问题。
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感冤屈：许广平和周海婴既已表示拒收稿酬，他们就将这笔钱随出版社的利润上缴了，因为当时是统收统支。现在周海婴出尔反尔，上哪去要回这笔钱呢？被迫付给周海婴的30万元，也是长官意志干涉的结果，不合规矩。
不幸得很，我国至今没有作家版权保护年限的法规。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询问此事，文化部回文称，年限为20年。其中特别申明，此规定仅供内部参考。
对于此事，香港《百姓》杂志1986年11月16日载文称：
“鲁迅逝世50年了，就好象他想不到孙子会外逃一样，他大概也不会想到，他的儿子为了他的稿费进法院了。……身为鲁迅后裔当不了大官，争回一些钱总是有用的。”
北京的《经济学周报》则针锋相对，它支持名人上法院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斥责崇尚忍让和耻于言利的风气。
6月23日，周海婴在北京市中级法院基本败诉后，又向北京市高级法院起诉。但法院将依据什么判决呢？
经过12稿的修改，北京市的人大委员们决心搞一个象样的《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条例草案》中有一条：父母或教师不私自拆阅未成年人的信件。
然而，在许多人看来，老师看学生的信，家长拆孩子的信，是天经地义的。
果然，10月20日，北京市人大正式通过这一条例时。这一允许孩子们保留自己秘密的权利的条款被删掉了。另一些限制未成年人行为的条款却被保留下来。试想，一个18岁的青年（未成年人是指6-18岁）的信被父母拆看了，他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教益多呢？还是受到的刺激和羞辱多呢?再推而广之，这样的家庭造就出来的孩子会有独立人格吗？后代没有独立人格，这个民族何以立世？
大多数未成年人对自己的信被拆极为反感，有人曾以死相争。然而，拆信依旧，且相当普遍，中国人没有隐私权。
世界上许多民族，曾为确立和维护个人的权利而激扬文字，刀枪相见。在中国，人民对于个人权利的意识，尚处于幼儿阶段。但一些极明显的个人权利被剥夺后，人们只好转而他求。
当记者对《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稍显遗憾时，负责宣传（注意：不是报道）的官员就直接打电话到报社夜班，于是记者观察社会的权利就被剥夺了。不许思考、不能以新闻立世，记者去干什么呢？于是，用记者的身份去捞外快，谁敢不给！
当人们得到他们不应得到的权利时，却不自觉地失掉了更重要的权利。北京冬储大白菜收购价7分，卖给市民3分3。市民认为，政府倒贴供应大白菜是他们应得到的权利，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却不知，满街是烂菜帮子，浪费的正是他们自己纳的税。他们无意识无能力也无权利知道他们所纳的税用在哪里和怎么用。事不关己，敝帚自珍。
在一个美国电影里，当一个警察把一个司机惹恼时，这司机大喝：“你是老子用纳税养活的！”人秀于众，一个社会生机勃勃的标志。
中国已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就改革。从农村大包干到城市厂长负责制，从政治民主到中央权力下放，从歌星舞星雨后春笋到小商小贩满街满市。这一切都表明，改革的主要手段和目的是：承认个体利益，释放个体能量。
人们记得，在39届世乒赛之后的6次重大国际比赛中，何智丽拿了3次冠军。据说，在奥运会前中国乒乓球队内部比赛中，何智丽与另一队员并列单打第一，在双打中与李惠芬合作成绩最好。
然而，中国乒乓球女队总教练张燮林认为：在今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和广州乒乓球公开赛中，何智丽并未碰到强手，双打也不理想，因此只好忍痛排除何智丽参加奥运会。
各有各的理。但几家报纸持别指出，何智丽是个不听话的冠军，并因此被罚痛失奥运机会，在39届世乒赛女子单打半决赛前，中国代表团曾令何智丽输给队友管建华，但何智丽竟不听将令，拍马舞刀以3：0击败管建华，并在决赛中以3：0打掉南朝鲜的梁英子。
不管这是不是何智丽失赛的直接原因，问题关键是——体育竞赛按理最能判明运动员实力，却为什么硬要加入人为因素？为什么要组织安排赢球或输球？
24岁的何智丽已愤而挂拍退出乒坛。难道何智丽应该出国，象已加入奥地利国籍的前解放军队乒乓球选手丁易一样，从国外杀回来吗？
鲁迅夫人许广平和儿子周海婴在1952年和1957年两次写信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申明不再接受鲁迅的稿酬。当时他们被告知：鲁迅稿酬共34万多元。
周海婴解释当时拒收稿酬的原因时说，那时大家都追求进步，许广平正争取入党，认为拿稿酬不光采，是不劳而获。但周海婴强调指出，当时国家并没有接受他们的请求，因而并未构成法律行为。
周海婴说，虽然他已拿到30万元稿酬，但余下的4万元还是要索回，这是为了人的尊严，为了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周海婴还追究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与日本“学研社”翻译新版16卷《鲁迅全集》的版权问题。
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感冤屈：许广平和周海婴既已表示拒收稿酬，他们就将这笔钱随出版社的利润上缴了，因为当时是统收统支。现在周海婴出尔反尔，上哪去要回这笔钱呢？被迫付给周海婴的30万元，也是长官意志干涉的结果，不合规矩。
不幸得很，我国至今没有作家版权保护年限的法规。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询问此事，文化部回文称，年限为20年。其中特别申明，此规定仅供内部参考。
对于此事，香港《百姓》杂志1986年11月16日载文称：
“鲁迅逝世50年了，就好象他想不到孙子会外逃一样，他大概也不会想到，他的儿子为了他的稿费进法院了。……身为鲁迅后裔当不了大官，争回一些钱总是有用的。”
北京的《经济学周报》则针锋相对，它支持名人上法院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斥责崇尚忍让和耻于言利的风气。
6月23日，周海婴在北京市中级法院基本败诉后，又向北京市高级法院起诉。但法院将依据什么判决呢？
经过12稿的修改，北京市的人大委员们决心搞一个象样的《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条例草案》中有一条：父母或教师不私自拆阅未成年人的信件。
然而，在许多人看来，老师看学生的信，家长拆孩子的信，是天经地义的。
果然，10月20日，北京市人大正式通过这一条例时。这一允许孩子们保留自己秘密的权利的条款被删掉了。另一些限制未成年人行为的条款却被保留下来。试想，一个18岁的青年（未成年人是指6-18岁）的信被父母拆看了，他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教益多呢？还是受到的刺激和羞辱多呢?再推而广之，这样的家庭造就出来的孩子会有独立人格吗？后代没有独立人格，这个民族何以立世？
大多数未成年人对自己的信被拆极为反感，有人曾以死相争。然而，拆信依旧，且相当普遍，中国人没有隐私权。
世界上许多民族，曾为确立和维护个人的权利而激扬文字，刀枪相见。在中国，人民对于个人权利的意识，尚处于幼儿阶段。但一些极明显的个人权利被剥夺后，人们只好转而他求。
当记者对《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稍显遗憾时，负责宣传（注意：不是报道）的官员就直接打电话到报社夜班，于是记者观察社会的权利就被剥夺了。不许思考、不能以新闻立世，记者去干什么呢？于是，用记者的身份去捞外快，谁敢不给！
当人们得到他们不应得到的权利时，却不自觉地失掉了更重要的权利。北京冬储大白菜收购价7分，卖给市民3分3。市民认为，政府倒贴供应大白菜是他们应得到的权利，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却不知，满街是烂菜帮子，浪费的正是他们自己纳的税。他们无意识无能力也无权利知道他们所纳的税用在哪里和怎么用。事不关己，敝帚自珍。
在一个美国电影里，当一个警察把一个司机惹恼时，这司机大喝：“你是老子用纳税养活的！”人秀于众，一个社会生机勃勃的标志。
中国已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就改革。从农村大包干到城市厂长负责制，从政治民主到中央权力下放，从歌星舞星雨后春笋到小商小贩满街满市。这一切都表明，改革的主要手段和目的是：承认个体利益，释放个体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