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图书馆

夏衍，这位与本世纪的同龄人，最近在北京他的寓所卧室里接受记者专访时，以他对中国现代历史的深切体念，坦陈了自己的思虑。现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人的素质差是最危险的
  “我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犯了三大错误，第一是不重视教育，至今还有差不多四分之一人口是文盲和半文盲，而且还不断有新的文盲出现。第二个是没有法治。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连民法、刑法都没有，除宪法、婚姻法外都是暂行条例，所膨十年动乱中，国家主席、中央委员都可以随便抓走，可以私设公堂，可以批斗打骂，甚至可以把国家主席整死。第三是人口问题。
  前两个错误若真正认识清楚了，还能改得过来，人口问题失误，你就是认识了也改不过来。有些矿产物资等中国都居世界首位，或第二位，但按平均人口一排就排到最后几位去了。而且，这10亿多人口再不加强文化与科学的教育的话，整个民族的素质都要下降，这才是最危险的。
  这位在十年浩劫中坐了8年零7个月监狱的老人指出：“文化素质差，没有法律观念，没有起码的民主意识，什么事情都于得出来，但经济却不会搞上去。”
  “人”——产力最活跃因素却最被忽视
  象当年创作中国报告文学典范作品《包身工》一样，夏公对“人”的问题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他批评了一种观念，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是不讲人权的，凡是带人字的都犯忌，如人权、人性、人格、人道等都不行，周扬讲了人道主义还挨了批，但这些都是民主最起码的东西啊！现在连人权都不敢讲，把自由、平等、博爱都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批，搞创作自由也要挨整，所以里根就用这个东西来对付戈尔巴乔夫。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现在提出以生产力发展为标准，但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人，常久以来都是我们最忽视的，诸多弊端便由此而生。
  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
  与我们的透明度
  在谈到中苏两国改革情况时，他还注意到，“意识形态方面苏联比我们走得快，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比我们的透明度要彻底得多了，他们批判斯大林批得那么厉害，我们有谁敢公开批评毛泽东？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见诸于党中央文件的，但《芙蓉镇》的拍摄上映却是一波三折，说是过头了，‘彻底否定’就不过头啊？！”
  改革政策不能再多变
  老人希望中国的改革政策不要变得太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经有几次反复啦，从消除精神污染，批人道主义，到反自由化……一会儿说不对，一会儿又说对，没个准头。”由于这种情况，夏公认为目前“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情绪不够稳定，现在看来，基本局面一下子还改不了”。
  邓小平曾向外商宣布：来中国投资没风险，中国人讲话是算数的。夏公期望对国内也应是这样，尤其要防止“上面不变下面变”。他认为，现在比物价改革更难更关键的两个问题是：党风不正和体制改革的不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