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图书馆

在上海浦江之滨的一座公寓里，住着一位慈祥贤淑的94岁高龄的老妇人。她，就是全国政协委员、郭沫若的日裔夫人郭安娜。
  她原名佐藤富，1894年出生在日本仙台的一个牧师家庭。1916年8月，她在东京圣洛迦医院当护士时，与郭沫若邂逅并相爱。同年年底结婚。婚后，佐藤富被家族开除了，以后跟着飘忽不定的郭沫若共同生活了20余年，先后生育了5个孩子。在漫长的岁月里，她先后在中国和日本生活。可是在中国，她被视为政治犯家属，是国民党特务侦察的对象；回日本又受到刊士和宪兵的监视，常被人辱骂、歧视。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郭沫若别妇抛雏回国参加抗战，安娜独立肩负起抚养和教育子女的重担，过着比“阿信”更艰难的生活。抗战胜利不久，安娜带着孩子和阔别11年的郭沫若在香港重逢，但由于战争年代的种种原因，郭沫若与于立群已另组家庭，而且又有了5个孩子。安娜是个识大体的女性，她按照基督教无所怨也无所恨的教义，正视既存的现实，把自己的爱全部付诸于5个孩子。
  1949年初，她以郭安娜的名字加入中国籍，在中国定居直至现在。她的5个孩子也先后回到祖国怀抱，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作用。
  最近，记者采访了郭沫若和委娜夫人的次子郭博先生。郭博是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上海市人大代表。他天庭宽阔，细细眼睛，酷似逝去的郭老，只是下颔方正，身材较为魁伟。
  谈起安娜夫人和郭沫若解放后的交往，郭博先生稍稍面露难色，他略带遗憾地说：解放后，父母亲先后只见过三次面，这几次我都不在场。第一次是1949年，在北京会面，当时有不少是三十年代的老朋友，如成仿吾等，大家所谈的，都是些建国大事。第二次是70年代初，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母亲主动写信给父亲，说两人已届耄耋之年，希望能见一面。信由夏衍转交父亲。后来母亲在我那天津的妹妹陪同下，从大连到北京见到了父亲。听说两老除了叙旧外，母亲还向父亲谈及大庆油田的原油是国宝，为什么要大量出口？并希望他向中央首长转告。最后一次，是父亲谢世前一年，当母亲得知恩来同志重病在身，父亲旧病复发，她极其焦虑，急急忙忙赶往北京。这次见面也是由妹妹陪同，除父母亲以外，还有恩来同志一起交谈。母亲回家后，心情一直不佳，常常叨念说，恩来同志的病很重，肩上的担子又重，他那个病“要痛死人的”，“要痛死人的”。除了见面外，父亲和母亲还一直保持通信联系，他俩的信全由老朋友夏衍收转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