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图书馆

1958年12月27日，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員会第一書記陶鑄接见了从港、澳囘广州参观的記者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是由香港大公报、文汇报以及澳門日报等报社的記者組成的。接见时在座的还有港、澳文化界、工商界等参观代表团的代表。記者們就人民公社問題請陶鑄同志发表意见。陶鑄同志就各記者所提出的一些問題作了答复。下面是陶鑄同志的談話，小标題是編者加的。
  人民公社取得历史性空前大胜利，反动派污蔑攻击証明公社好得很
  关于人民公社的問題，我知道大家是很关心的。这一、两个月来，香港的反动派报紙曾就这个題目，化了很大气力，編了很多謠言，用了很多篇幅，对我們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击。这种攻击现在仍在进行，看来还要繼續下去。他們說人民公社“搞錯了”，“搞糟了”，我們的党和政府也因而就要“垮台”了。是否眞的如此？大家囘来看过了好些公社，是是非非自然十分淸楚。不过，这些人为什么对我們的人民公社攻击得这样厉害呢？是不是人民公社眞的搞坏了，而他們这些人忽然囘心轉意，对我們的伟大事业竟然关心起来，生怕我們犯“錯誤”而至“垮台了呢？当然不是。他們这样大喊大叫，是因为我們的人民公社搞得很对，很好，是因为人民公社和今年的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一样，取得了历史性的空前的大胜利。这种情况，我們是很有經驗的。大凡我們进行大的革命措施，大凡我們的工作有了大的成就，反动派总是对我們进行拼死的攻击。这个道理，本来很容易明白。我們的事业成功了，人民的政权巩固了，反动派希望我們“垮台”的愿望就要趋于破灭，他們的反共反人民的队伍就要土崩瓦解，到头来，他們連造謠的机会恐怕也沒有了。大家是在香港澳門从事新聞工作多年的人，大槪也有这种体会。解放以来，我們进行过土地改革，鎭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知識分子改造，农业合作化，資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反右派斗爭。无論那一次大的社会改革运动，那一次大的革命斗爭，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国內的反动派，总是在那里瘋狂地造謠污蔑，說我們“搞錯了”，“搞糟了”“就要垮台了”……，但是事情怎么样呢？每一次都和美帝主义与反动派的愿望相反，每一次革命斗爭和革命措施，都是一次大的进步。我們不但沒有垮台，而且我們的国家日益繁荣、兴盛，我們党的威信更为提高。因此，我們更加相信我們从革命斗爭中得出来的这一条眞理：凡是反动派講我們不好的，我們大槪就是做对了。现在从杜勒斯一直到他的大大小小的应声虫，都在拼命攻击我們。事情是十分明显的，他們之所以对我們攻击得这样厉害，正是因为我們做得很对。我們的农业生产不是翻了一大番嗎？鋼鉄生产不也是翻了一番嗎？工业总产值不是增长60%嗎？人民公社化不是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一下子便在农村中完成了嗎？因此，我們对香港澳門以至全世界的反动派对人民公社的污蔑的答复，就是要更坚决地更好地搞好人民公社的工作。
  人民公社具有无比的优越性，曲江樟市公社是有力的例証
  关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人民公社的性質、任务、前途等等，我們党中央在一个多星期前公布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决議”內，毛主席对人民公社的屡次指示，說得很淸楚、很透彻的了。党中央的“决議”和毛主席的指示，已經和正在被无数事实証明是伟大的、正确的。今天我想具体地拿我們广东省曲江县的一个人民公社——樟市人民公社来說明人民公社究竟有那些好处。樟市人民公社是1958年 4月成立的。因为它成立的比較早（广东省大部分公社是9月間成立的），所以它的优越性显示得比別的社更突出。这个社过去是个穷地方，是个山高水冷生产水平很低的地方。这个社成立前是八个农业社和两个手工业社組成的“联社”，有四千二百六十五戶，二万零四百五十八人。1957年农副业总产值还只有二百三十七万元，平均每人一百一十多元，1958 年农副业总产值預計为一千三百多万元，平均每人六百五十元。如純收入按60%計，全年将达到七百八十万元，平均每人約四百元。这个社生产上的最大特点是全面的跃进。 1957年晚造水稻平均亩产二百一十九斤，1958年晚造平均亩产一千七百一十七斤，比上年增产七倍。与此同时，他們还注意发展了多种經营，几种基本生活必需品已完全做到自給，按产值計算，还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产品作为商品出售。 1958年下半年在全民办工业的形势下，工业生产也有很大的发展，仅仅几个月的时間就炼出了二千五百吨鉄，二百五十吨七鋼，修造了四座水力、火力发电站，还修建了六十多个工厂，如联合加工厂、制肥厂、石灰厂、耐火砖厂、土水泥厂等等，他們还派出了一支专业队到外面去采煤。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員們的生活水平有着显著的提高。这个社今年规定以65%的純收入作积累，35％作消費，平均每人全年有一百四十元作为生活費用（1957年这个社平均每人分配所得不到七十元），现在他們供給制包得东西多一些，如果少包一些，每月每人除伙食六元外，每个劳动力每月平均可有工資十元。现在，这个社的粮食和花生油吃不完，猪肉、魚、鷄、蔬菜可以自給，水果、冬菇、蜜糖、茶叶也都有出产，所以他們那里的人說：“在吃的东西里除了盐要买之外，其余全部可以自己生产。”现在那里的群众干劲冲天，欢欣鼓舞，生活过得很愉快。当然，我們大部分人民公社成立的时間还短，还沒有象樟市人民公社这样突出地显示出公社的优越性。就是在樟市公社，也仅仅是为今后生产的更大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至于其他人民公社，可以肯定，在經过一段时間后，同样可以全面地显示出他們的无比优越性，樟市人民公社只不过是一个例子而已。
  公社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
  共产主义的标准要比現在高得多
  人民公社的好处，自然不能仅限于在上面所說的方面，他的建立对我們有着更深远的意义。我們是共产党人，我們的目的就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但是，有一些人直到今天对共产主义还有不少誤解，在思想上和实际生活上有不少具体問題就是由于这种誤解产生的。在什么时候我們才能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呢？要具备下面这些条件时才行，这就是：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全体人民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質有极大提高；全民敎育普及幷且提高；旧社会遺留下来的三个差別（工农差別、城乡差別、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別）逐步消失；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畧，对內已經不起作用等。人民公社制度的发展，为我們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然后又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开辟了道路，它是这一过渡的最好形式。它还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社会結构的基层单位。換句話說，就是通过人民公社，可以使我們逐步达到上述的那些条件。仍旧拿樟市人民公社来做例子，它成立了不久，粮食生产增加了七倍，建立了各种工厂六十多个，这就是使社会产品极大丰富获得了一条捷径。同时，人民公社內的工农业幷举，公社的现代化建設的逐步增加，社員們生活的不断提高，这就会使我們在較长时間內，可以逐步做到消灭工农的基本差別和城乡的基本差別。过了一个相当时間以后，我們每一个人民公社都可以办一个高級中学，半天劳动，半天讀書，毕业后可以进大学或专科学校。那时候，幷不难使每一个人都是劳动者又都是大学生。我們所指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別的基本消失就是从这一总的方面来說的。我們相信，到那个时候，当我們的社会进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时候，人們的精神面貌、道德品質也定会有很大的改变。
  有人認为：建立人民公社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了，这是一种誤解。因为这只是为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开辞了一条道路，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形式。找到道路和已經达到自然不能混为一談。又有人認为：人民公社已經实行部分供給制，这就是共产主义了，这也是一种誤解。不錯，部分供給制开始带有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則的萌芽，但这毕竟还不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社会最主要的一个标志就是社会产品极大的丰富，要达到这一点，我們还要作很大的努力。前面我举樟市人民公社的生产情况和生活情况，只是为了說明人民公社能使我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絕不是說明他們各方面的生产以及生活水平已經很高。应該說，我們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还是很低的。我們非常热衷于共产主义社会，但正因为如此，我們也絕不会降低共产主义的标准。我們热爱我們人民公社的新制度，幷且要用最高的热情来巩固发展这一新制度，它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反动派污蔑我們“消灭家庭”，我們的家庭才最平等和睦美滿
  最后，大家提出了有关人民公社的一些具体問題，由于时間关系，我想談談其中主要的几个。首先是关于家庭的問題。反动派很喜欢在这个問題上做文章，他們說我們“破坏家庭”“消灭家庭”，这是反动派一百多年来一直 叫喊的問 题， 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起車的“共产党宣言”里已經給了有力的囘击。
  家庭会不会消灭？肯定答复是不会消灭的。封建社会遺留下来的家长制的家庭，資本主义社会建筑在金錢关系上面的家庭，是要被消灭的。但是，随着这些不合理的家庭的消灭，一种眞正平等、和睦、美滿、幸福的家庭就要被建立起来。家庭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制度密切联系着的，它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私有制度被消灭，社会生产力急剧发展的情况下，它必然要引起变化，誰要想它一成不变，那是不可能的。
  提起家庭，使人很容易想起曹雪芹的“紅楼梦”，想起巴金的“家”。不管是“賈府”还是“高家”，那眞是罪恶的渊藪。誰住在那里面有“温暖”呢？难道賈宝玉和林黛玉住在“賈府”有温暖嗎？难道高觉慧、高览民住在“高家”有温暖嗎？岂止沒有温暖，而且是冰冷的。但是，这的确是中国封建社会家庭的写照，这样的家庭我們沒有义务保留它、維护它，我們要坚决地破坏它。如果反动派就这一点来攻击我們，說我們是“破坏”也好，“消灭”也好，倒是有点名符其实的。我想，这样的家庭，你們也不会維护吧。实际上，这样的家庭早已在逐漸地解体了。但是，作为在私有制基础上建立的家庭，作为夫权制和家长制統治下的家庭，幷沒有解体。在这样的家庭里，由丈夫和家长独揽經济大权，妻子不得不依賴丈夫，孩子不得不依賴父亲，而后者就成了家庭的統治者，他說什么就是什么。自然，解放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在我們过去几年来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中，旧的家庭已开始发生很大变化。如国家頒布了保护妇女和子女的法律，保証妇女有选择职业、参加工作、参加社会活动的自由，以及农村土地改革时，妇女和男子一样分得一份的土地，她的这份土地，完全归本人处理。特別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家庭一般已不是生产单位，在合作社里妇女和男人都是按劳动日得到报酬。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破坏了夫权制和家长制的統治。旧的、不合理的家庭破坏了， 問題是建立什么样的家庭。难道叫我們还去建立資产阶級的家庭嗎？这当然步可能。資产阶級家庭的实質早在“共产党宣言”里就被戳破了。那里面說：“现代的資产阶級的家庭是建筑在什么东西上面呢？是建筑在資本上面，建筑在私人发財制度上面的。这种家庭的完备发展形态只有在資产阶級中間才存在着；而它的补充现象却是全无产者的被迫独居生活和公娼制。”你們很多人是到过不少資产阶級国家的，这些情况你們知道得比我会更多得多了。
  我們在人民公社化期間，“破坏”了家庭里的一些什么呢？我們究竟要建立怎样的家庭呢？首先，以个体家庭为社会經济单位的生产，是基本上被破坏了。破坏”了这种分散地个体生产，对发展生产有很大好处。这一点，其实資产阶級的现代大工业早已經做了开路先鋒，不过所取的手段不同，而彻底程度也有所不同罢了。此如我們在破坏了以个体家庭为社会經济的单位同时，我們就施行了一些使一切妇女参加社会劳动、使妇女彻底解放的措施：在农村中人民公社实行了吃飯不要錢以后，把工資发給每个劳动者，使他們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处理以外，又建立了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院。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所有这些，无非是为建立一个更为合理更为美滿的家庭而努力（因为要求一个眞正平等的家庭，必須妇女在經济上、劳动上得到眞正平等的地位），所以受到劳动妇女和愿意从事各种劳动的妇女的热烈拥护。
  人們很关心人民公社里是幼儿院、托儿所和敬老院。大家知道，幼儿院和托儿所，是为了使妇女劳动时〓有“后顧之忧”才兴办起来的。比如母亲們上工时，可以把孩子送进幼儿院、托儿所去，下工时把孩子接囘来，这要比过去我省的妇女背着孩子落田，或落了田沒人在家照管孩子而提心吊胆，或每天就是坐在家里看孩子要好得多。但是这只是問題的一个方面。幼儿院和托儿所的兴办，还解决了一个对儿童的敎育問題。在集体的生活中，孩子們很自然地就会受到一种社会的、集体的陶冶敎育。从小就养成一种集体的、社会主义的良好习慣，将来就会被培养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人。社会敎育和家庭敎育的結合，这当然要比过去孩子們不能受敎育或只受家庭敎育要好得多。敬老院主要是为了照顧那些无依无靠的老人們兴办的。有子女的老人，可以也应該住在家里，讓他們照顧一下自己的孙儿，干一点輕活，享受“天倫之乐”。当然，无論是幼儿院，托儿所或是敬老院，都是一些新办的事情。新兴的事业，不会是沒有缺点的。在一件如此浩大艰巨的事业中，总有一些不如理想甚至是办坏了的，但这毕竟是极少数，而且我們很快就会得出經驗，把它办好。在我們这个社会里头，人和人的关系，絕不象在資本主义国家里那样，在那里正如“共产党宣言”上所說的“除了赤条条的利害关系之外，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出什么联系了。”我們这里，沒有压迫，沒有剝削，充滿了人对人的极大的关怀，所以旣沒有不关心自己儿女的父母，也沒有不关心自己的父母的儿女。人們对幼儿院，托儿所，敬老院之好坏，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香港有些反动报刊，曾对我們的幼儿院、托儿所、敬老院等事业进行造謠誹謗，幷就此說我們“消灭家庭”，好象他們对我們的父每子女比我們自己还要关心似的，試問这样能叫人相信嗎？讓我重复說一句，我們不但沒有什么“消灭”家庭，而是正在为建立一个更合理、更美滿、更幸福的家庭而努力。在农村中，人民公社正設法为許許多多新的家庭修建新的房屋，这些房屋，在中共中央最近所公布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决議”中明文规定：“在住宅方面，必須注意使房屋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考幼的团聚。”
  “四化”是高度的民主集中制，农民十分拥护有力促进生产
  在人民公社化的同时，为了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需要，提出了“組織軍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后来又提出“管理民主化”簡称为“四化”的口号）。这一口号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幷且在工农业生产上显示了巨大的作用。但反动派却一味抓住“軍事化”来做文章，說我們用軍事化“奴役”农民；說我們实行“軍事化”“剝夺尽了”农民的自由。事实是怎样呢？我們对这个問題又該怎样理解呢？我想从我省1958年的农村情况和生产情况談起。这一年我們成立了人民公社，每个公社差不多平均都有一万戶左右，这在生产方面有着很大的便利，但同时在生产組織上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困难。要把一万戶（四、五万人）組織起来生产，而且要有統一的行动，要各方面协調，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大家知道，农民过去是个体农民的时候，工作是刻苦的，但工作起来却是散漫的，效率是很低的，想干的时候可以干得多些，不想干的时候就干得很少或不干。如果我們不想提高我們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不想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我們自然可以安于这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境况里。但是，我們不愿这样。我們早在互助組、合作社的时候，就在逐步改变这种境况了，在人民公社的同时，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同时，这个問題，是提得更尖銳更突出了。大家也知道，人民公社是要工农业幷举，值至实现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很难設想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起来可以沒有組織沒有紀律。譬如炼鉄，各个生产环节都要配合得好才行，百分之九十准备好了，百分之十沒准备好还是不能投入生产。所謂“軍事化”“战斗化”“集体化”就是要求在劳动时要有組織有紀律。其实，这幷不是什么新东西，也不是1958年才发明創造的。譬如你們編报紙，里面就有“三化”。你們沒有組織沒有紀律行嗎？如果规定淸晨两点鐘付印，在两点鐘之前不“軍事化”“战斗化”是不行的，人家几个版都編好了就你一个版沒有編好那也是不行的。如果这个版的編輯临时来一个“无組織，无紀律”那难道不影响出报紙嗎？又譬如拍电影，大家都准备好了，就是一个演員沒有来，那自然也是不行的。其实，說起“軍事化”，資产阶級比我們还来得早。在现代工业把手工业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資本家的大工厂的时候，他們就实际上已經把工厂里的工人編成产业軍了；他們要求工厂里的工人在劳动时要絕对地有組織有紀律了。問題不在于誰使用“軍事化”，而在于使用它的目的。資产阶級把工人組成“产业軍”无非是为了使他們自己得到更大的利潤，无非是便于他們更大限度地剝削工人們的剩余价值。而工人为了一日三餐的生活，不得不給他們做工，因此，只有在他們的工厂里才找到眞正的名符其实的强制劳动。我們提出“三化”却是为了我們共同的事业，为了我們六亿五千万人的共同利益。所以当这个口号一提出后，馬上得到了农民們的热烈拥护，幷且变成行动上的巨大力量。
  反动派又說：你們强調有紀律有組織，所以沒有“自由”了。我們認为自由和有組織有紀律是对立而又統一的。所謂“无规矩不能成方圓”。有规有矩，划个圓形方形也很容易。人們在一个就一的伟大目标之下，进行有計划的生产和过着集体的生活，自然就会感到身心舒畅。其实在阶級社会里头，就沒有絕对的自由。除非，你象魯濱逊漂流到荒島上去，才不会有什么組織和紀律，但是到了那个境地，人的自由不是更多了，而是更少了。在資产阶級社会里，是不是多一些了呢？这要看对什么人来說，对少数資本家来說，的确是有更多更大的自由的，他們不但可以有衣食住行等极其奢侈的自由，而且还可以有为非作歹、花天酒地的自由。至于說到广大的劳动者，那只有被剝削的自由，有飢餓的自由，有供人奴役的自由。大家在香港会看得到很清楚的，在那里很多人由于居住条件的恶劣，連呼吸新鮮空气，晒晒太阳和飲口洁凈水的自由也沒有。我們应該老实承認，象前面所說的資产阶級的自由，我們这里是沒有的。我們这里有的是广大劳动人民的眞正的自由，我們的組織和紀律，是以保証这样的自由为前提。
  反动派希望我們“全民解除武装”，我們“全民皆兵”是为了保卫自己
  在攻击我們的“軍事化”的同时，反动派还攻击我們“全民皆兵”。他們說我們实行“全民皆兵”是为了“侵畧”別的国家。我們的囘答是：我們实行“全民皆兵”不是为了侵畧別人，而是为了保卫自己。誰都知道，我們是热爱和平，坚决反对战爭的。但是，我們也坚决反对別人侵畧我們。尤其是广东地处国防前綫，我們的警惕性就更不得不提高。帝国主义不是經常在叫囂要消灭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嗎？美帝国主义不是陈兵台湾海峽威脅我国的安全嗎？为了巩固我国国防，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实行“全民皆兵”是一項重大措施。实行“全民皆兵”的好处，它可以长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增强全国人民保卫祖国的斗爭意志；它可以增强人民的組織性、紀律性和战斗性，树立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頑强精神，对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有直接影响；它还所以把广大人民培养成能文能武的全面人材，更重要的是使我国軍队有非常雄厚的后备兵員，帝国主义胆敢侵畧我們的話，处处有强大的人民武装抗击他們，使他們进得来出不去。所有这一切，对我們可以說是有百利而无一弊。反过来对反动派来說，那自然是有百弊而无一利了。他們所希望于我們的，大槪是“全民解除武装”吧，所以他們又振振有詞的說：“你們不是反对战爭，热爱和平嗎？那何必还要全民武装？”可以吿訴他們，我們的想法和他們的想法刚刚相反。列宁說过：“在世界上存在有被压迫者和被剝削者的时候，我們应当要求爭得的不是解除武装，而是全民武装”。毛主席也說：“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負我們，这是需要認眞对付的。我們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軍，我們还需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畧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們寸步难行。”所以，反动派想借造謠污蔑来麻痺我們的斗志和警惕是办不到的。
  跃进依靠自覚劳动和冲天干勁，“压榨”“奴役”是反动派自我写照
  关于劳动問題。有些反动派在鉄一般的事实下，不得不承認我們1958年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伟大成績，但是他們又悻悻然地提出：“你們是完全夺取了人們的休息取得成績的”。“你們的跃进是靠压榨和奴役得来的”。这是自我解嘲呢？还是造謠污蔑呢？我看两种成分都有。1958年是我們提出“苦战三年”的第一年，群众响应党的号召，掀起冲天干劲，忘我地劳动，在农事极忙的时候开几天夜工这是事实；但是，象反动派們說的那样我們經常彻夜不眠来干活，那是违反生理常識，不值一駁的事情。很难設想，一个人沒有休息是怎样連續工作的。問題不在这里，我想談一談群众为什么这样忘我的劳动，而我們对群众这种劳动热情又是怎样看待的。你們参观的时候，大槪訪問过不少这样忘我劳动的人，他們的囘答是什么呢？他們的囘答可能是很多样的，但我相信那总的精神却一定会是一致的，那就是要迅速改变我們国家这种貧困的面貌，那就是要把我們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因为大家懂得，不靠自己的两只手，不靠自己的劳动，是不能达到上述的目的的，因此，在这种充滿了自觉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激情下多做了一些工作是沒有什么可奇怪的。而且大家都非常清楚，我們现在多工作一些，正是为了将来縮短工作时間創造条件，我們今年不是在农村已經开始实行每天工作八小时了嗎？将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工具的改革，工作时間肯定还可以大大縮短，由八小时到六小时，由六小时到四小时，直到劳动从沉重的負担变成愉快，成为一个人生活中的第一需要。我們一直是强調劳逸結合，有节奏地进行生产的。党中央公布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决議”中，就指出“众的干劲越大，党越要关心群众生活”。幷且提出了很多具体措施，如在农村中应当实行平时实际工作八小时的制度；要着重注意安全生产，尽可能改善劳动条件；一定保証妇女在产前产后的充分休息，在月經期內也一定要讓妇女得到必要的休息，不做重活，不下冷水，不熬夜。……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我們这样的社会里才能产生。在資本主义社会里，这些事是不可想象的。
  反动派說我們人民公社的成长、人民公社的积累，是由于“压榨”“奴役”得来的。这种說法，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資本主义的积累，就是靠压榨和奴役得来，整个資本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对劳动人民的血腥的压榨和残酷的奴役的历史。 而 他們自己就是靠压榨和奴役而存在的。所以他們在考虑問題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这么样想。但是我們必須吿訴他們，自从他們——帝国主义分子、反动派从中国的土地上被赶走，国內阶級剝削被消灭之后，“压榨”“奴役”这些东西，在我們国家里头永远被埋葬掉了。劳动人民所表现出来的空前高涨的社会主义建設的劳动热情，冲天的革命干劲，完全可以証明这一点。积累我們是极其需要的。但是这种积累和資本主义的积累完全不同。資本主义的积累是为了获取更多更大的私人利潤，便于对劳动人民进行更大的压榨和剝削；我們的积累是为了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为了提高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以滿足全体人民的需要。目的不同所以在积累的手段上也完全不同，資本主义是靠对人民的压榨、剝削和奴役；我們是靠劳动人民的自觉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而积累比例的多少，也是完全由社員民主討論决定。資本主义积累的丑恶面目，我想大家是看得清楚的，他們不但对国內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压榨和奴役、而且对外正用“顚复”和屠杀等等手段，以图达到更大的压榨和奴役的目的。如杜勒斯之流所在做的可耻行为，要此百多年前他們的老前輩所用的掠夺手段就更是野蛮得多了。
  个人生活資料受到保护，归侨侨眷获得照顾关怀
  关于“消灭私有財产”問題。私有財产我們是消灭的，但消灭的是生产資料私有制而不是个人所有的生活資料。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共产党宣言”里就写得非常淸楚了，它写着：“共产主义幷不剝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机会，它只剝夺利用这种占有来奴役他人劳动的机会。”所以我們說，做为个人消費的生活資料，不但不会消灭，减少，而且是越来越要增加。使每个人都过着无忧无虑丰富多彩的生活正是我們革命的目的。有人担心自己銀行存款会不会被沒收，这完全是多余的顧虑。我們早己无数次地宣布过所有私人的存款仍归私人所有。有人問，以后华侨寄款囘国怎么办？很簡单，完全归侨眷自己支配。不仅如此，侨眷还可以享受与人民公社社員同等的权利（如吃飯不要錢等），侨眷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情况参加劳动。如果不愿意劳动，也可以在飯堂吃飯，按规定給錢就是了。自然，属于生活資料的有些东西也許会有些“变化”，但那是向好的方面“变化”，更用不着担心。譬如房屋，永远是归社員所有的，公社在必要时可以征得原主同意后借用多余的房屋。但所有权仍归原主所有。到将来共产主义新村盖起来了，那里的房子远比你现在的房子漂亮、舒适，請你搬到那里去住，你还会死抱着你那几間房子不放嗎？自然不会。这样的“变化”不但不要怕，我看倒是越多越好，因为这样的“变化”正是人人所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