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松坡图书馆

左洪涛（1906·8～1990·7），又名左仲勋、左微波、彭国定，周官桥乡左家台人。少时勤奋好学，博闻强志。民国15年（1926）8月，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在校期间，加入青年军人同志会，揭露国民党右派孙文主义学会的分裂阴谋。民国16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军校，左为逃过反动派的捕杀，辗转至武汉，加入张发奎部第四军的军官教导团，参加秘密群众组织工农兵委员会，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7年，左离开教导团，参加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先后任上海江湾区委宣传部干事、吴淞区委宣传部长等。民国19年4月，左因指挥数千人在法租界的大世界门前举行声援南京和记蛋厂工人罢工斗争的游行示威，被捕入狱。民国21年2月，刑满释放，回上海继续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由于叛徒出卖，左第二次被捕入狱，受严刑拷打，残酷折磨，但始终保守党的机密，被判刑5年。在狱中，左面对非人的待遇，写了《沉痛呼声》一文，控诉国民党反动派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残酷迫害政治犯的罪行。此文由《生活知识》杂志刊出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引起强烈反响，各界爱国人士纷纷织织声援。“西安事变”后，国共统一战线建立，蒋介石被迫释放政治犯，左得以出狱。随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经郭沫若介绍与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中共党员加入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组成战时服务队，在国民党军队内开展革命工作。左与服务队中的10名中共党员组成特别支部，左任支部书记。民国28年初，张发奎调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左与何家槐任张的机要秘书。时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青年抗日先锋队，左以民族大义说服张发奎在政治上、工作上给予支持。民国29年春，为掩护党的地下工作，左与特支成员奉中共中央之命集体加入国民党。8月，第四战区成立特别党部，张发奎任特派员。左乘机向张推荐，将中共特支成员安排到特别党部所属的“中山室”、邮电检查所工作，左任负责人。把国民党视为反共、防共的主要阵地控制在中共党员手中。民国33年春，日军侵入全州，进迫桂林，大批文化人要从桂林撤至柳州，无法乘上火车，左通过长官部副官处、交通警备司令部，帮助急需撤离桂林的人员解决乘车困难，顺利到达柳州。新中国剧院100余人到柳州后，给养、住房等无法解决。左说服张发奎将剧院改为长官部直属剧团，一切由部队供给。民国34年8月，日本投降，张发奎任广州地区受降主官，左随张到广州，任广州行营副官处代理处长。国共两党“双十协定”签订后，为解决中共武装力量北撤问题，军事调停执行部派第八执行小组进行军事调处。执行小组由中共、美国、国民党三方各一人组成。左对三人小组的接待工作做出妥善安排。而参谋处长李汉冲却撤换左所安排人员，抽调大批特务，对中共代表加以严密监视。左伺机问张发奎：“对三人小组的饮食、招待、警卫、交通等，副官处要不要管？”张答：“当然要管！而且你要亲自过问。”左取得张的“尚方宝剑”，名正言顺地出入三人小组招待所，并及时与中共广东省委联系，为中共方提供谈判依据，终于迫使国民党当局承认中共武装力量在广东的存在，并签订《北撤协定》。正当中共东江纵队2400余人准备北撤时，蒋介石密令张发奎“聚而歼之，一网打尽”。左得知后迅速报告党中央，周恩来、叶剑英及时向执行小组揭露国民党的阴谋，提出抗议，动员香港进步报刊公开揭露。同时东江纵队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做好战斗准备，并将三人小组中的美国与国民党方代表扣留于东江纵队司令部，终于迫使国民党让东江纵队安全北撤。同年冬，蒋介石公然发动内战，张发奎大肆镇压反饥饿、反内战的群众运动，推残进步势力和进步力量。左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以各种合法手段，将特支成员及进步人士陆续撤离广州，无一人受损。左于民国35年9月，撤到香港，后在十万大山、粤东和粤赣湘边区组织领导武装斗争，配合人民解放军南下作战。 新中国成立后，左担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在“文化大革命”中，左受到批斗、监禁与劳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左得到平反昭雪，先后任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1987年，左退出领导岗位，仍为黄埔同学会及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广东分会努力工作。撰写9万余字的《忆特支十年战斗历程》一书。1990年7月16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