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松坡图书馆

一、考核
  50年代初，干部每年鉴定一次。在小组自我检查的基础上，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鉴定优、缺点。1957年后，只对准备提升的干部每年考察一次，其余只在工作调动或提拔时才进行一次鉴定。长期没调动者，三五年鉴定一次。在整风、审干、肃反、反“右派”等政治运动中，根据干部的出身历史和思想言行表现，进行分类排队，对重点人予以重点审查帮助，使其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正常性的干部鉴定中断。70年代初，“清理阶级队伍”，在干部中划“二十一种”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予以清理纠正。1979年对干部进行一次年终鉴定。1980年，按照各类干部现任职务所应具备的条件，从德、能、勤、绩四方面考核、鉴定。1981年始，全县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干部岗位责任制，按照岗位工作任务完成好坏，作为干部年终奖惩和使用的依据。1986年，在领导干部和中层骨干中，试行德、能、勤、绩群众记分（全额为100分）测评法，实行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合。因考核评分各项目标准难定，1988年停止使用。1989年仍采用岗位责任制方法考核。
  二、奖励
  1949～1956年，对在对敌斗争中立场坚定，互助合作运动中方向明确，经济建设中工作成绩突出的，一般给予口头表扬，颁发奖状，进行精神鼓励，偶尔也发毛巾、钢笔、笔记本等小奖品。1957年始，评选先进工作者、红旗手、模范、“五好干部”（政治思想好、艰苦深入好、工作任务完成好、联系群众好、廉洁奉公好）。1959年，对216名先进工作者授予奖状和奖品，2人记功。新田铺公社主任戴廷金，在改变新田铺的干旱面貌中，与群众同艰共苦，日夜奋战在水利工程第一线，工作成绩突出；县委为其晋升两级工资，并提拔为县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选为县委候补委员。1962年，全县共评选出“五好干部”240名。1966～1976年，评选学习毛
  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和个人。80年代，贯彻执行精神奖励与物资奖励相结合的办法，对成绩突出者，按照先进工作者、记功、记大功、升级、升职五个不同档次，发给证书和20～80元奖金。长期在公社、区委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刘振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坚持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天晴一身汗，下雨一身泥，每年参加劳动时间在200天以上，先后五位亲人（父、母、兄和两个小孩）因病去世，仅回过一次家。领导和同志劝他适当照顾家中疾苦，他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爱父母，爱小孩，但我更爱党，更爱党的事业。”1974～1983年，两次被评为地区优秀共产党员，一次立功，7次被评为县先进工作者。1986年他退休时，全部行李只有一口旧木箱和二床新购的晒簟。乡亲们在他家门上贴上一副对联：“一口旧木箱，两袖清风归故里；二床新晒簟，再度躬耕献余辉”。横批是：“人民的好干部”。1981～1989年，全县记功的557人，记大功的29人，升一级浮动工资的24人，升职4人。先进工作者每年约占干部总数的15%。
  三、惩戒
  50年代，对干部要求较严。对丧失阶级立场，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干部，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分别给予党纪和政纪处理。干部在群众中吃一餐便饭不交钱或有打骂群众错误者，都须在民主生活会上作检查，情节严重者给予通报批评或处分；荒年、荒月出现群众外出逃荒、讨米或饿死人者，要追究驻地干部的责任。1959年，县委监察委员会受理116案，给予处分的70件，其中记过的1人，降级的6人，撤职的10人，开除留用察看的12人，开除38人。60～70年代，惩戒对象主要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腐化堕落和乱搞两性关系者。80年代，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者成为惩戒的主要对象之一。1981～1989年，全县有108名干部犯错误。其中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40名，道德败坏的22名，贪污挪用的18名，失职渎职、违反纪律的各8名，打牌赌博、包庇罪犯的各3名，受贿索贿、“文革”中参与打砸抢的各2名，行骗、泄密的各1名。为维护党纪国法，中共新邵县委、县人民政府按其情节轻重，作出严肃处理。计移送司法机关判刑的12名，行政开除17名，开除留用32名，撤职12名，记大过9名，记过8名，降级5名，警告2名，取消见习干部资格3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