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松坡图书馆 内容
清代称官吏，民国时期官吏与干部混称。新中国建立后统称干部。清道光年间（1821～1850），邵阳、新化均设知县、教谕、训导、典史各1人。知县是一县的总管，县丞辅佐知县；典史掌缉捕、监狱；教谕管所属生员，训导佐之。另有书办、门子、皂隶、禁卒等杂职或吏役90余人。民国36年（1947），邵阳县政府设县长1人，秘书（主任、军法、机要）3人，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军事、社会、会计、统计、合作等科长（或主任）9人，其余尚有指导员、督学、各科科员，事务员等57人。每乡设乡长、乡队副、文书和文化、户籍、经济等干事5～7人。
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1951年，新邵境域有区干部、粮库干部400余人。1952年新邵建县，增加县直属党政机关和部门干部，年末全县干部为646人（未含教师）。国民经济建设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干部增加较快。1956年撤区并乡，大批半脱产乡干部转为国家干部，新招部分合作化干部。1957年干部达1912人。1958～1970年，干部稳定在2000人左右。1971年，公办中、小学教师作干部统计，年末干部为3887人，其中教师1522人。尔后，干部人数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逐年有所增加。1989年为6982人，其中共产党员占41.4%，共青团员12%。
第一节 干部来源
清代，实行科举制，知县、典史、教谕、训导等官员，经省试或殿试后，由朝庭从举人、贡士中任命。其余人员由知县任用。民国时期，废科举，县长由省政府委派，科长、主任由县长提名报省有关部门加委，其他人员由县长聘任。“一朝天子一朝臣”，原县长卸任，其他官员大多随之离职。新任县长到任后的人事安排，除自带部分亲信外，其余则是从省政府有关官员介绍的，县国民党部、三青团部、县参议会等方面推荐的和具有专业才能的原职人员中权衡任用。新中国成立后，随军南下进驻新邵境域的干部有迟维景、郭广志等52人，邵阳地下党员龙仲、赵子经、李平、赵承轩4人，成为组建新政权的骨干。后又从资江公学，邵阳、新化两县地方干部学校陆续分来部分学员，加上留用民国时期邵阳县府职员（7人）和从社会上吸收的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组成新邵建县前的干部队伍。1952年建县后，干部来源主要是：
录用 50年代录用干部，注意出身成份，但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1952～1959年共录用干部1544人，其中工农积极分子494人，青年知识分子430人、半脱产的乡干部443人，复员军人、机关勤杂人员，商店营业员177人。60年代，录用干部强调出身成份好，政治可靠，从营业员和试雇人员中提拔150名，从农村知识青年中录用60名，从厂矿工人、解放军新邵县中队、机关勤杂工中选调19名。1971～1978年，按照毛泽东主席提出的革命接班人条件，从农村基层干部，复员军人中录用169名。1979年后，干部录用对象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4年始，录用方法改以前的组织推荐为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就地报名，统一考试，全面考核，择优录用。1984～1989年从社会上录用287名，从“以工代干”人员和警察中转干509名。
军队转业干部安置 1951～1965年，全县接收安置军队转业干部123名。1969～1975年，部队实行干部复员制，有87名军队干部回县参加工农业生产。1976年，恢复军队干部转业制。1980年，根据中央指示，对1969年1月至1975年7月作复员安置的军队干部，恢复干部身份和工资级别。1984年起，军队转业干部一般低半职安排实际职务，按原级享受地方同级干部政治、生活待遇。1976～1989年，共接收安置军队转业干部330名，其中团级11人，营级88人，连级159人，排级37人，技术干部35人。
大、中专毕业生分配 1950～1959年，共接收229人，其中大专毕业54人，中专175人。1960～1965年接收435人，其中大专114人，中专321人。1968～1979年接收788人，其中大专185人，中专603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增多。1980～1989年接收2227人，其中大专782人。
招聘 1984年始，采取组织推荐与自愿报名相结合，考试与考核相结合的办法，在农村基层干部、复员退伍军人和知识青年中，以合同制形式选聘乡、镇干部。受聘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为期三年。表现好的续聘，不胜任的随时或到期解聘。受聘期间政治、生活待遇原则上与国家干部相同，纳入国家计划，占单位编制，但仍是农村户口。1984～1989年，全县共招聘乡、镇合同制干部236人，其中48人被录用为国家干部。至1989年，实有招聘干部174人，其中当选为乡长的1人，副乡长的21人，乡党委副书记5人，乡党委委员22人。
第二节 干部结构
一、年龄
50年代吸收的干部大都是刚毕业的初、高中学生和土改、合作化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年龄较轻。1952年，25岁以下的占73.04%，46～55岁的占0.46%。60年代，干部队伍以壮年为主，1962年，26～35岁的占60.04%，46～55岁的占3.34%。70年代，干部队伍转向以中年为主，1978年，46～55岁的占33.43%。56岁以上的占5.03%。80年代，一批老龄干部离休、退休，在吸收干部时强调年轻化，干部年龄结构又变为以壮年为主。1989年，26～35岁的占28.27%，56岁以上者占8.4%。
二、文化
50年代初，吸收干部要求家庭出身好，在阶级斗争中立场坚定，而这部分人在民国时期多数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文化程度低。1952年，干部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6人，占0.93%，高中（含中专，下同）的10.53%，初中和初中以下的88.54%。1956年，县教育科调查统计，全县干部中高中毕业占3.86%，初中毕业占24%，高小毕业占34.87%，初小毕业或肄业者33.35%，文盲占3.92%。在124名正副乡长中，有文盲21名，初小73名，高小毕业30名。针对当时干部文化水平低的状况，采取集中扫盲和分层次举办文化学习班的办法为其补习文化，并吸收部分高、初中毕业生进入干部队伍，干部文化素质有所提高。1962年统计，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0.95%，高中占13.67%，初中占41.44%，小学占43.94%。尔后，吸收干部时注意文化程度，大、中专毕业生分配来县的增多，干部文化素质提高。1978年，大专以上占8.72%，高中占38.76%，初中占35.31%，小学占17.21%。1989年，大专以上占21.43%，高中占68.15%，初中占10.42%。
三、部门分布
新邵建县初期，党的工作重点是完成民主革命和恢复国民经济，支援解放大西南，干部力量集中在党政群和政法、财贸部门。1952年末统计，党政群占45.82%，财贸占36.37%，政法占13%，农林水利、工交、文教卫生（不含教师）分别占1.24%、1.10%、2.47%。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林水利、工交、文教卫生的干部力量增加，1957年三个部门占全县干部总量的比重分别提高为9.52%、6.17%和5.8%。60年代初，本着调整、整顿的精神，从党政群、农林水利部门调一批干部至商业部门工作。1962年，财贸部门干部多达899人，占当时干部总量的45%。1975年后，银行、税务等单位干部改由其业务领导部门直接管理，财贸部门县管的干部比重下降，政法、农林水利部门的干部比重回升。80年代，教育列为发展国民经济的重点，教师增加。1989年，党政群占16.19%，政法占4.71%，农林水利占7.40%，财贸占9.84%，工交占4.49%，文教卫生占57.36%，其他占0.07%。
第三节 干部调配
1949～1952年，境内吸收、录用的干部，主要分配在县、区党政部门，以保证民主革命的胜利进行。1953年，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为缓解经济建设技术干部紧缺状况，在行政系统中，清理登记农林、畜牧和医药卫生技术人员97名，调配到专业技术岗位上工作。1954年，从县直属党政机关选调11名文化水平较高，积极肯干的干部转入工业战线。1956年，结合撤区并乡，对干部进行一次大调整，从区干部中选调219名到县属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工作，从县机关抽调187名干部到乡工作。1957～1959年，本着精简上层，加强第一线的精神，选调232名县属机关干部加强乡（社）和大队干部力量，选调127名干部到县属厂矿工作，下放269名机关干部到工农生产第一线边工作边劳动锻炼。1960～1961年，从县直属机关精减370名干部充实人民公社，因工作需要和照顾夫妻、家庭关系从外地调入干部51名，调出56名。1963年，将学非所用的18名农林水利技术干部调整归队，收回精减下放回家的农林水利技术干部7人，照顾夫妻关系从外县调入26名，调往外县26名。“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常性的干部调配工作受到冲击，干部调配紊乱。
1980年、1981年，调出干部241人，调入89人，其中属夫妻长期两地分居者占37.6%；从县属机关选调50名年龄30岁左右，具有大中专文化水平，有一定工作经验和组织才能的干部到区、社担任领导职务。1982年，严格控制外地干部调入，全年只调入14人（其中专业技术干部13人），调出干部20人。严格控制县属机关人员编制，从县机关抽调9名干部下区、乡，区、乡之间互调49名，36名农业技术学校毕业生和7名军队转业干部均分配到区、乡工作。1986～1989年，为培养锻炼干部，缓解乡、镇干部紧缺矛盾，从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抽调104名思想品德好、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干部，到乡、镇兼任党委书记或乡长助理，挂职锻炼，时间一年。
第四节 专业技术职务评聘
1978年，新邵县首次聘任水稻良种166-8的培育者，县农科所农技干部毕先杰为农技师。1979年，聘任在治疗骨伤上作出显著成绩的县中医院医师孙广生为主治医师。
1980年8月至1983年9月，全面开展对工程、农业、会计、统计、卫生专业干部的技术职称评定、套改，有402名技术干部获得技术职称。其中中级33名（工程师12名、农艺师9名、主治医师9人、会计师3人），初级369名（助理师158人、技术员211人）。
1987年始，进行职称改革，先后对工程、农业、统计、会计、中学、小学、中专、卫生、经济等22个系列的专业技术人员，在考核评定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基础上，由单位行政领导聘任技术职务。1989年进行职改复查，有6030人评聘为各类专业技术职务。其中高级77人，中级1303人，初级4650人（助理师2826人，技术员1824人）。
第五节 考核、奖惩
一、考核
50年代初，干部每年鉴定一次。在小组自我检查的基础上，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鉴定优、缺点。1957年后，只对准备提升的干部每年考察一次，其余只在工作调动或提拔时才进行一次鉴定。长期没调动者，三五年鉴定一次。在整风、审干、肃反、反“右派”等政治运动中，根据干部的出身历史和思想言行表现，进行分类排队，对重点人予以重点审查帮助，使其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正常性的干部鉴定中断。70年代初，“清理阶级队伍”，在干部中划“二十一种”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予以清理纠正。1979年对干部进行一次年终鉴定。1980年，按照各类干部现任职务所应具备的条件，从德、能、勤、绩四方面考核、鉴定。1981年始，全县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干部岗位责任制，按照岗位工作任务完成好坏，作为干部年终奖惩和使用的依据。1986年，在领导干部和中层骨干中，试行德、能、勤、绩群众记分（全额为100分）测评法，实行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合。因考核评分各项目标准难定，1988年停止使用。1989年仍采用岗位责任制方法考核。
二、奖励
1949～1956年，对在对敌斗争中立场坚定，互助合作运动中方向明确，经济建设中工作成绩突出的，一般给予口头表扬，颁发奖状，进行精神鼓励，偶尔也发毛巾、钢笔、笔记本等小奖品。1957年始，评选先进工作者、红旗手、模范、“五好干部”（政治思想好、艰苦深入好、工作任务完成好、联系群众好、廉洁奉公好）。1959年，对216名先进工作者授予奖状和奖品，2人记功。新田铺公社主任戴廷金，在改变新田铺的干旱面貌中，与群众同艰共苦，日夜奋战在水利工程第一线，工作成绩突出；县委为其晋升两级工资，并提拔为县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选为县委候补委员。1962年，全县共评选出“五好干部”240名。1966～1976年，评选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和个人。80年代，贯彻执行精神奖励与物资奖励相结合的办法，对成绩突出者，按照先进工作者、记功、记大功、升级、升职五个不同档次，发给证书和20～80元奖金。长期在公社、区委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刘振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坚持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天晴一身汗，下雨一身泥，每年参加劳动时间在200天以上，先后五位亲人（父、母、兄和两个小孩）因病去世，仅回过一次家。领导和同志劝他适当照顾家中疾苦，他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爱父母，爱小孩，但我更爱党，更爱党的事业。”1974～1983年，两次被评为地区优秀共产党员，一次立功，7次被评为县先进工作者。1986年他退休时，全部行李只有一口旧木箱和二床新购的晒簟。乡亲们在他家门上贴上一副对联：“一口旧木箱，两袖清风归故里；二床新晒簟，再度躬耕献余辉”。横批是：“人民的好干部”。1981～1989年，全县记功的557人，记大功的29人，升一级浮动工资的24人，升职4人。先进工作者每年约占干部总数的15%。
三、惩戒
50年代，对干部要求较严。对丧失阶级立场，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干部，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分别给予党纪和政纪处理。干部在群众中吃一餐便饭不交钱或有打骂群众错误者，都须在民主生活会上作检查，情节严重者给予通报批评或处分；荒年、荒月出现群众外出逃荒、讨米或饿死人者，要追究驻地干部的责任。1959年，县委监察委员会受理116案，给予处分的70件，其中记过的1人，降级的6人，撤职的10人，开除留用察看的12人，开除38人。60～70年代，惩戒对象主要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腐化堕落和乱搞两性关系者。80年代，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者成为惩戒的主要对象之一。1981～1989年，全县有108名干部犯错误。其中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40名，道德败坏的22名，贪污挪用的18名，失职渎职、违反纪律的各8名，打牌赌博、包庇罪犯的各3名，受贿索贿、“文革”中参与打砸抢的各2名，行骗、泄密的各1名。为维护党纪国法，中共新邵县委、县人民政府按其情节轻重，作出严肃处理。计移送司法机关判刑的12名，行政开除17名，开除留用32名，撤职12名，记大过9名，记过8名，降级5名，警告2名，取消见习干部资格3名。
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1951年，新邵境域有区干部、粮库干部400余人。1952年新邵建县，增加县直属党政机关和部门干部，年末全县干部为646人（未含教师）。国民经济建设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干部增加较快。1956年撤区并乡，大批半脱产乡干部转为国家干部，新招部分合作化干部。1957年干部达1912人。1958～1970年，干部稳定在2000人左右。1971年，公办中、小学教师作干部统计，年末干部为3887人，其中教师1522人。尔后，干部人数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逐年有所增加。1989年为6982人，其中共产党员占41.4%，共青团员12%。
第一节 干部来源
清代，实行科举制，知县、典史、教谕、训导等官员，经省试或殿试后，由朝庭从举人、贡士中任命。其余人员由知县任用。民国时期，废科举，县长由省政府委派，科长、主任由县长提名报省有关部门加委，其他人员由县长聘任。“一朝天子一朝臣”，原县长卸任，其他官员大多随之离职。新任县长到任后的人事安排，除自带部分亲信外，其余则是从省政府有关官员介绍的，县国民党部、三青团部、县参议会等方面推荐的和具有专业才能的原职人员中权衡任用。新中国成立后，随军南下进驻新邵境域的干部有迟维景、郭广志等52人，邵阳地下党员龙仲、赵子经、李平、赵承轩4人，成为组建新政权的骨干。后又从资江公学，邵阳、新化两县地方干部学校陆续分来部分学员，加上留用民国时期邵阳县府职员（7人）和从社会上吸收的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组成新邵建县前的干部队伍。1952年建县后，干部来源主要是：
录用 50年代录用干部，注意出身成份，但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1952～1959年共录用干部1544人，其中工农积极分子494人，青年知识分子430人、半脱产的乡干部443人，复员军人、机关勤杂人员，商店营业员177人。60年代，录用干部强调出身成份好，政治可靠，从营业员和试雇人员中提拔150名，从农村知识青年中录用60名，从厂矿工人、解放军新邵县中队、机关勤杂工中选调19名。1971～1978年，按照毛泽东主席提出的革命接班人条件，从农村基层干部，复员军人中录用169名。1979年后，干部录用对象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4年始，录用方法改以前的组织推荐为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就地报名，统一考试，全面考核，择优录用。1984～1989年从社会上录用287名，从“以工代干”人员和警察中转干509名。
军队转业干部安置 1951～1965年，全县接收安置军队转业干部123名。1969～1975年，部队实行干部复员制，有87名军队干部回县参加工农业生产。1976年，恢复军队干部转业制。1980年，根据中央指示，对1969年1月至1975年7月作复员安置的军队干部，恢复干部身份和工资级别。1984年起，军队转业干部一般低半职安排实际职务，按原级享受地方同级干部政治、生活待遇。1976～1989年，共接收安置军队转业干部330名，其中团级11人，营级88人，连级159人，排级37人，技术干部35人。
大、中专毕业生分配 1950～1959年，共接收229人，其中大专毕业54人，中专175人。1960～1965年接收435人，其中大专114人，中专321人。1968～1979年接收788人，其中大专185人，中专603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增多。1980～1989年接收2227人，其中大专782人。
招聘 1984年始，采取组织推荐与自愿报名相结合，考试与考核相结合的办法，在农村基层干部、复员退伍军人和知识青年中，以合同制形式选聘乡、镇干部。受聘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为期三年。表现好的续聘，不胜任的随时或到期解聘。受聘期间政治、生活待遇原则上与国家干部相同，纳入国家计划，占单位编制，但仍是农村户口。1984～1989年，全县共招聘乡、镇合同制干部236人，其中48人被录用为国家干部。至1989年，实有招聘干部174人，其中当选为乡长的1人，副乡长的21人，乡党委副书记5人，乡党委委员22人。
第二节 干部结构
一、年龄
50年代吸收的干部大都是刚毕业的初、高中学生和土改、合作化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年龄较轻。1952年，25岁以下的占73.04%，46～55岁的占0.46%。60年代，干部队伍以壮年为主，1962年，26～35岁的占60.04%，46～55岁的占3.34%。70年代，干部队伍转向以中年为主，1978年，46～55岁的占33.43%。56岁以上的占5.03%。80年代，一批老龄干部离休、退休，在吸收干部时强调年轻化，干部年龄结构又变为以壮年为主。1989年，26～35岁的占28.27%，56岁以上者占8.4%。
二、文化
50年代初，吸收干部要求家庭出身好，在阶级斗争中立场坚定，而这部分人在民国时期多数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文化程度低。1952年，干部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6人，占0.93%，高中（含中专，下同）的10.53%，初中和初中以下的88.54%。1956年，县教育科调查统计，全县干部中高中毕业占3.86%，初中毕业占24%，高小毕业占34.87%，初小毕业或肄业者33.35%，文盲占3.92%。在124名正副乡长中，有文盲21名，初小73名，高小毕业30名。针对当时干部文化水平低的状况，采取集中扫盲和分层次举办文化学习班的办法为其补习文化，并吸收部分高、初中毕业生进入干部队伍，干部文化素质有所提高。1962年统计，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0.95%，高中占13.67%，初中占41.44%，小学占43.94%。尔后，吸收干部时注意文化程度，大、中专毕业生分配来县的增多，干部文化素质提高。1978年，大专以上占8.72%，高中占38.76%，初中占35.31%，小学占17.21%。1989年，大专以上占21.43%，高中占68.15%，初中占10.42%。
三、部门分布
新邵建县初期，党的工作重点是完成民主革命和恢复国民经济，支援解放大西南，干部力量集中在党政群和政法、财贸部门。1952年末统计，党政群占45.82%，财贸占36.37%，政法占13%，农林水利、工交、文教卫生（不含教师）分别占1.24%、1.10%、2.47%。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林水利、工交、文教卫生的干部力量增加，1957年三个部门占全县干部总量的比重分别提高为9.52%、6.17%和5.8%。60年代初，本着调整、整顿的精神，从党政群、农林水利部门调一批干部至商业部门工作。1962年，财贸部门干部多达899人，占当时干部总量的45%。1975年后，银行、税务等单位干部改由其业务领导部门直接管理，财贸部门县管的干部比重下降，政法、农林水利部门的干部比重回升。80年代，教育列为发展国民经济的重点，教师增加。1989年，党政群占16.19%，政法占4.71%，农林水利占7.40%，财贸占9.84%，工交占4.49%，文教卫生占57.36%，其他占0.07%。
第三节 干部调配
1949～1952年，境内吸收、录用的干部，主要分配在县、区党政部门，以保证民主革命的胜利进行。1953年，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为缓解经济建设技术干部紧缺状况，在行政系统中，清理登记农林、畜牧和医药卫生技术人员97名，调配到专业技术岗位上工作。1954年，从县直属党政机关选调11名文化水平较高，积极肯干的干部转入工业战线。1956年，结合撤区并乡，对干部进行一次大调整，从区干部中选调219名到县属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工作，从县机关抽调187名干部到乡工作。1957～1959年，本着精简上层，加强第一线的精神，选调232名县属机关干部加强乡（社）和大队干部力量，选调127名干部到县属厂矿工作，下放269名机关干部到工农生产第一线边工作边劳动锻炼。1960～1961年，从县直属机关精减370名干部充实人民公社，因工作需要和照顾夫妻、家庭关系从外地调入干部51名，调出56名。1963年，将学非所用的18名农林水利技术干部调整归队，收回精减下放回家的农林水利技术干部7人，照顾夫妻关系从外县调入26名，调往外县26名。“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常性的干部调配工作受到冲击，干部调配紊乱。
1980年、1981年，调出干部241人，调入89人，其中属夫妻长期两地分居者占37.6%；从县属机关选调50名年龄30岁左右，具有大中专文化水平，有一定工作经验和组织才能的干部到区、社担任领导职务。1982年，严格控制外地干部调入，全年只调入14人（其中专业技术干部13人），调出干部20人。严格控制县属机关人员编制，从县机关抽调9名干部下区、乡，区、乡之间互调49名，36名农业技术学校毕业生和7名军队转业干部均分配到区、乡工作。1986～1989年，为培养锻炼干部，缓解乡、镇干部紧缺矛盾，从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抽调104名思想品德好、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干部，到乡、镇兼任党委书记或乡长助理，挂职锻炼，时间一年。
第四节 专业技术职务评聘
1978年，新邵县首次聘任水稻良种166-8的培育者，县农科所农技干部毕先杰为农技师。1979年，聘任在治疗骨伤上作出显著成绩的县中医院医师孙广生为主治医师。
1980年8月至1983年9月，全面开展对工程、农业、会计、统计、卫生专业干部的技术职称评定、套改，有402名技术干部获得技术职称。其中中级33名（工程师12名、农艺师9名、主治医师9人、会计师3人），初级369名（助理师158人、技术员211人）。
1987年始，进行职称改革，先后对工程、农业、统计、会计、中学、小学、中专、卫生、经济等22个系列的专业技术人员，在考核评定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基础上，由单位行政领导聘任技术职务。1989年进行职改复查，有6030人评聘为各类专业技术职务。其中高级77人，中级1303人，初级4650人（助理师2826人，技术员1824人）。
第五节 考核、奖惩
一、考核
50年代初，干部每年鉴定一次。在小组自我检查的基础上，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鉴定优、缺点。1957年后，只对准备提升的干部每年考察一次，其余只在工作调动或提拔时才进行一次鉴定。长期没调动者，三五年鉴定一次。在整风、审干、肃反、反“右派”等政治运动中，根据干部的出身历史和思想言行表现，进行分类排队，对重点人予以重点审查帮助，使其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正常性的干部鉴定中断。70年代初，“清理阶级队伍”，在干部中划“二十一种”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予以清理纠正。1979年对干部进行一次年终鉴定。1980年，按照各类干部现任职务所应具备的条件，从德、能、勤、绩四方面考核、鉴定。1981年始，全县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干部岗位责任制，按照岗位工作任务完成好坏，作为干部年终奖惩和使用的依据。1986年，在领导干部和中层骨干中，试行德、能、勤、绩群众记分（全额为100分）测评法，实行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合。因考核评分各项目标准难定，1988年停止使用。1989年仍采用岗位责任制方法考核。
二、奖励
1949～1956年，对在对敌斗争中立场坚定，互助合作运动中方向明确，经济建设中工作成绩突出的，一般给予口头表扬，颁发奖状，进行精神鼓励，偶尔也发毛巾、钢笔、笔记本等小奖品。1957年始，评选先进工作者、红旗手、模范、“五好干部”（政治思想好、艰苦深入好、工作任务完成好、联系群众好、廉洁奉公好）。1959年，对216名先进工作者授予奖状和奖品，2人记功。新田铺公社主任戴廷金，在改变新田铺的干旱面貌中，与群众同艰共苦，日夜奋战在水利工程第一线，工作成绩突出；县委为其晋升两级工资，并提拔为县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选为县委候补委员。1962年，全县共评选出“五好干部”240名。1966～1976年，评选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和个人。80年代，贯彻执行精神奖励与物资奖励相结合的办法，对成绩突出者，按照先进工作者、记功、记大功、升级、升职五个不同档次，发给证书和20～80元奖金。长期在公社、区委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刘振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坚持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天晴一身汗，下雨一身泥，每年参加劳动时间在200天以上，先后五位亲人（父、母、兄和两个小孩）因病去世，仅回过一次家。领导和同志劝他适当照顾家中疾苦，他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爱父母，爱小孩，但我更爱党，更爱党的事业。”1974～1983年，两次被评为地区优秀共产党员，一次立功，7次被评为县先进工作者。1986年他退休时，全部行李只有一口旧木箱和二床新购的晒簟。乡亲们在他家门上贴上一副对联：“一口旧木箱，两袖清风归故里；二床新晒簟，再度躬耕献余辉”。横批是：“人民的好干部”。1981～1989年，全县记功的557人，记大功的29人，升一级浮动工资的24人，升职4人。先进工作者每年约占干部总数的15%。
三、惩戒
50年代，对干部要求较严。对丧失阶级立场，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干部，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分别给予党纪和政纪处理。干部在群众中吃一餐便饭不交钱或有打骂群众错误者，都须在民主生活会上作检查，情节严重者给予通报批评或处分；荒年、荒月出现群众外出逃荒、讨米或饿死人者，要追究驻地干部的责任。1959年，县委监察委员会受理116案，给予处分的70件，其中记过的1人，降级的6人，撤职的10人，开除留用察看的12人，开除38人。60～70年代，惩戒对象主要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腐化堕落和乱搞两性关系者。80年代，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者成为惩戒的主要对象之一。1981～1989年，全县有108名干部犯错误。其中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40名，道德败坏的22名，贪污挪用的18名，失职渎职、违反纪律的各8名，打牌赌博、包庇罪犯的各3名，受贿索贿、“文革”中参与打砸抢的各2名，行骗、泄密的各1名。为维护党纪国法，中共新邵县委、县人民政府按其情节轻重，作出严肃处理。计移送司法机关判刑的12名，行政开除17名，开除留用32名，撤职12名，记大过9名，记过8名，降级5名，警告2名，取消见习干部资格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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