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松坡图书馆

一
  邵阳县地处资江南源夫夷水和西源赧水汇合处，居湘中偏西南、邵阳市南。县城塘渡口和省会长沙直线距离215公里，距邵阳市区32公里。县境东西长66.7公里，南北宽64.3公里。1978年，全县辖8区、2镇、34个人民公社、3场，总面积1992.45平方公里，总耕地70.24万亩，其中水田50.03万亩；总人口73.29万人。
  县境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土地肥沃，灌溉便利，盛产稻谷、生猪、柑橘、花生、茶油、大豆。邵阳砣栗、黄花、西瓜、烤烟、百合、河伯腊肉、中药材等农副土特产品亦久负盛名。野生动植物分别有160和1160余种。已探明的矿藏有煤、大理石、石膏、铁、锰、锑等20余种，其中石膏矿储量居邵阳之最，无烟煤储量及开采量亦居全市第一。县内地势南高北低，丘岗起伏，溪流密布，水秀山清。河伯岭雄峙东南，古木森森，翠竹参天。黄荆岭自县中纵亘向北，白云奇石相映。县东有四明山以为屏障，其高霞山秀出群峰，历为道家圣地。县西有阳乌岭为邵武形胜。夫夷水逶迤南来，赧水蜿蜒西至，双流汇合为资江滔滔北去。檀江如带，于县东自南向北，串绿流碧。济公岩、响水洞鬼斧神工，桃花岛水上胜境，渣滩平湖秋月，金江水库山抱林环。
  唐代胡曾的《答南诏牒》，一纸退兵，被传为历史佳话，其咏史诗亦为自宋至明国内流传最广的蒙学教材之一。宋代周仪，祖孙三代进士，皆为北宋直臣。清代车氏一家，以文章名世者三十有五。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开创者之一。县境属革命老区，大革命时期，在向暄、蒋砚田等早期共产党员的领导下，曾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吕振羽创办的塘田战时讲学院，被国民党当局视为“西南抗大”。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白仓起义，震惊湘南。
  今县虽承袭老邵阳之名，实为老邵阳和老武冈两县边角组合而成，处于昭陵文化和都梁文化的辐射边缘，民风古朴而思想闭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里既无公路，又无任何现代工业，既无一个能辐射全县的中心集镇，又未形成一个能代表本县传统的文化内核。全县经济发展和县民的文化素质均低于老邵阳县甚至老武冈县的水平。析县之后，历届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全县人民，就在这样一块美丽而又贫穷的土地上，白手起家，进行了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和建设，把一个古老而又年青的邵阳县，推进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中共各级组织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全县人民以最大的劳动热情，发展生产，恢复经济，走集体化道路，战天斗地，创造了惊天动地的辉煌。期间，县内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文化、教育、科技等均取得长足发展。但由于极“左”思潮的严重危害，各项建设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既有累累硕果，又有斑斑伤痕。在长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经营方式单一、流通不畅、市场萧条“大跃进”中出现的瞎指挥、浮夸风，使县内经济和自然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不断升级，极大限度地禁锢了人们的言论思想自由。“反右”、“四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制造了成百上千的冤假错案。上述种种，均严重制约了县内经济发展的步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内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各项事业才真正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二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20世纪80年代，是县内经济以国家计划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各种经济成分相互并存、改革开放取得初步成果的阶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内清除极“左”思潮造成的危害，使全县干部群众逐步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认真开展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使县内数以千计在历次左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群众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大部分重新踏上工作岗位。1980年，县内恢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县人民政府，设立县人民代表大会常设机构——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984年，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邵阳县委员会，改善了长期以来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政治体制。同年，全县实行政社分设、政企分开，全县41个公社（镇）、588个农村生产大队，恢复了乡（镇）、村建制，6300多个农村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社会秩序逐步得以恢复。
  县内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内广大农民群众率先捕捉到了改革的早春气息，悄然在农村掀起了扩大自留地和分段包工、专业承包等各种初级形式的生产责任制。1981年冬，县内农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群情雀跃，欢呼获得了第二次解放。1982年，县内第一次解决了有史以来都未能解决好的农民吃饭问题。1983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3.5亿公斤，创历史之最，县内由历来的买粮难一度转变为卖粮难。粮食大增产带动了畜牧业大发展，1985年，县内生猪饲养量从1978年的52.47万头增加到75.2万头。农民吃饭问题解决后，县委、县人民政府积极引导农民开展多种经营，期间，县内各种种养专业户、重点户大量涌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投入第二、第三产业。1985年，取消粮食、棉花统购和各种农副产品派购计划，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从事贩运和兴办服务业。1986年，县内农村从事田间耕作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从1978年的92%下降到43.8%（含农村基层干部），从事工商、贩运、建筑、服务和个体工商业的农村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从1978年的7.2%上升为55.36%。
  县内在实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相继实行城镇经济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发展各种社会事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内企业开始推行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后，县内对国有小企业实行“国家所有、集体经营、照章纳税、自负盈亏”的十六字方针和以厂长经理为核心的经济承包责任制，实行职工工资与经济效益挂钩，并分两步对国有企业全部实行利改税，允许股份分红等非劳动收入存在。初步治理了各职能部门对企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三乱”行为。逐步强化企业经营自主权和内部经营机制的改革。逐步缩减国家对物资供应的指令性计划和逐步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1982年后，食糖、化肥、农药等取消指标敞开供应，其他日用工业品货源也渐次充足，凭票凭券购物的历史一去不返。钢材、燃料油等国家计划内统分统配物资也实行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价格并存的双轨制，由计划调节逐步向市场调节过渡。1985年，县内国有企业开始招收合同制工人，企业用工制度由统招统分的分派制逐步转为合同制。同时，县内乡镇民营企业异军突起，发展迅猛。恢复高考制度后，县内尊师重教的风气日渐浓厚，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县内对教育布局陆续进行调整，恢复被“文化大革命”扰乱的教育秩序。1987年，全县改革开放后首家私立学校创办，县内中断30余年的私立教育得以复苏，社会力量办学在县内蓬勃兴起。通过科技成果的引进推广，由科技管理机构、科研机构、科技服务系统、科技群众团体组成的县内科技体系逐步形成。
  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促进了县域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1990年，全县生产总值（1990年不变价，下同）5.42亿元，比1978年增加3.45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16亿元，比1978年增加1.57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0.68亿元，比1978年增加0.52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1.58亿元，比1978年增加0.91亿元。全县工农业总产值6.88亿元（199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68849万元，按四舍五入为6.88亿元；工业总产值19563万元，四舍五入为1.96亿元；农业总产值49286万元，四舍五入为4.93亿元。），比1978年增加3.16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96亿元，比1978年增加1.52亿元；农业总产值4.93亿元，比1978年增加1.64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68亿元，比1978年增加2.06亿元。
  改革开放使县内百废俱兴，工农业生产呈现一派蓬勃生机，市场欣欣向荣，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长期的极“左”思潮在县内流毒极深，县内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完全清除“左”的流毒影响和“两个凡是”的禁锢，以致全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时候，县内相当一部分人仍在徘徊观望，使县内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改革开放的步伐明显落后于先进县市。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上的一些遗留问题和改革开放潮流中的一些负面效应也陆续显露出来，农村水利设施老化，产业结构单一，产品商品率低，农业投入减少，农民负担过重，农村干群关系紧张，工业原材料短缺，产品滞销，资金周转困难，就业形势严峻，失业人口增加，物价上涨，社会治安混乱，刑事案件增多。由于企业效益低下，使许多企业人员向行政事业单位转移，导致行政单位机构臃肿，给县财政造成极大压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县财政一直背着沉重的赤字包袱艰难运行。这些，都使邵阳县在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步履维艰。
  三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县内经济发展环境不断优化，与改革开放相适应的各项社会配套措施逐步完善的时期。
  20世纪90年代，虽然县内经济仍处在农业生产方式传统单一，国有与集体工业继续滑坡，财政入不敷出的困境中，但历届县委、县政府殚精竭虑，寻找着发展出路，逐步理顺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带领全县人民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继20世纪80年代机构改革后，县内于1995年和2002年，又先后两次对全县党政群机构进行改革，精简机关人员和领导职数，鼓励干部从行政事业单位分流，停薪留职兴办经济实体。1995年，实行撤区并乡，对全县行政区划重新进行调整。农村进一步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1989年和1994年对农村责任制进行两次小调整后，1999年，全县又进行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将承包期延长到30年不变。同时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高效农业，改革传统农业模式，走农工贸一体化发展道路。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基地建设，鼓励扶植农民联营开发烤烟、水果、药材、生猪、肉牛等种植和养殖基地。1995—2002年，邵阳县先后被列为国家农业综合开发湖南省湘南总项目区邵阳县项目区、湖南省以工代赈县、国家扶贫以工代赈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国家退耕还林工程县。工业企业进一步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挖潜改造，组建集团公司，逐步进行以租赁、拍卖、破产重组、股份合作制等形式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加快民营工业小区建设。同时加强交通能源和小城镇建设，改变县内基础条件。县委、县政府不断出台优惠政策，大力招商引资。1995年，县造纸厂破产重组，成为全县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同年，县内启动为期5年的公路建设总体战。1998年，县内实施“三线两带”小城镇发展规划。2001年，县委、县人民政府制定东拓西提、发展“三区一线”的县城建设总体规划并付诸实施。2002年，通过对国有企业实施“两个置换”（见第十一编第一章第一节），县内85%的国有企业转为民营。
  期间，县内还千方百计培植财源，增收节支，缓解财政压力。1991年始，县内实施以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少年文盲（简称“两基”）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教育战略。1998年，经省人民政府评估验收，县内“两基”工作达标合格。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县内成功地开展了“一五”、“二五”、“三五”、“四五”全民普法教育。1997年，县委下发了《关于依法治县的决定》，在县内加强各项民主法制建设，社会民主空气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国家机关依法行政意识和执政能力不断提高。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三讲教育”、“三个代表”学教活动、“三心三为”活动和公民道德教育的开展，使县内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号为天下第一难事的计划生育，也逐渐变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人口生育开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型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型转变，人口素质、人口平均寿命明显提高。通过公费医疗和社会养老保险等制度的改革，以及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县内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出现良性循环。
  2002年，全县辖12镇、10乡、3个农林场、631个行政村、21个居民委员会、16个工区、9355个村民小组，总面积1996.89平方公里（1981年东安县大水公社枇杷、新建大队划入县内，故县内总面积比1978年增加4.44平方公里），总耕地63.9万亩，其中水田47.34万亩。人口95.7万人，其中汉族人口占99.5%，回族人口占0.33%，其他民族人口占0.17%。
  同年，全县生产总值达10.77亿元，相当于1978年的5倍多。全县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比例从1978年的9.9%上升到38.2%。当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12.41亿元，为1978年的3.33倍。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所占比例从1978年的88.3%下降为56.4%，工业总产值所占比例从1978年的11.7%上升为43.6%。民营工业自1984年从零起步，至2002年，全县民营工业产值达4.67亿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73%。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产值所占比例从1978年的71%降至58.9%，畜牧水产业产值所占比例从1978年的21.6%上升为37.9%。社会商品零售总额7.86亿元，是1978年的12.7倍。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个体私营商业所占比例已上升到83.18%。
  1978年，县内年末存款余额1121万元，2002年增至17.4亿元，为1978年的155倍。1978—1980年，全县年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624.66万元，2001—2002年，全县年均固定资产投资2.5亿元，为1978—1980年年均固定资产投资数的40倍。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投资所占比例从1978年的97.6%下降为33.33%。2002年，县财政终于卸掉背负了16年的赤字包袱，首次出现盈余。
  2002年，县内已通车的公路有1611公里，比1979年增加912公里，基本实现村村通公路。2002年，全县有集镇40个，其中建制镇由1978年的2个增加到12个，全县集镇（含县城）房屋建筑总面积575.03万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近5倍。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978年的3.19%增加到10.4%。县城塘渡口有大小街道46条，街道总长度从1978年的5.87公里增至25.29公里，相当于1978年的4.3倍；县城房屋建筑总面积180.3万平方米，为1978年的10倍多。同年，全县人口出生率从1978年的22.1‰下降为10.7‰，人口净增率从1978年的15.5‰下降为5.4‰。大学生占总人口比例从1982年的1.1‰上升到10.8‰。全县百岁以上老人从1990年的1人增加到20人。
  这些成绩，相对于改革开放以前，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和经济发达地区相比，邵阳县还很落后，全县的经济总量、农业商品化程度和工业科技含量都还很低。县内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有很多机遇还没有很好地把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5年的实践证明，经济的振兴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纵观县内历史，生产上的每一次发展和进步，都离不开吸收外来的先进因素：西汉夫夷封侯，中原文化始入县内；元明之季，江西吉安人相率来迁，带来了比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近代，湘乡永丰、邵阳东乡（邵东）、祁阳等地商人大量进入县内开店设坊，传入了现代工商业的萌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内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再一次使县内经济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当县人以满腔豪情踏入21世纪的时候，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1世纪初，邵阳县先后被定为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县和国家退耕还林项目县，县内经济的发展获得了国家的关注和扶持。潭邵高速公路和洛湛铁路建成通车，从根本上改善了县内的交通和区位条件。县城东拓西提工程的启动和塘渡口火车站站前区开发，使县城品位得以提高。县内其他小城镇建设也群星灿烂，五峰铺已成为吞吐邵阳、祁阳、祁东、东安等县的货物集散地；随着洛湛铁路白仓火车站的建成，白仓镇之湘桂要冲的地位将更加明显。长阳铺为邵阳市西路重镇，九公桥当邵南门户，下花桥、谷洲、黄亭市、金称市、岩口铺、郦家坪等集镇建设亦各具特色。江山代有才人出，自析划新县以来，邵阳县这块土地已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和奋斗，前辈们为邵阳县的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既积累了十分宝贵的成功经验，也留下了许多让人思考的教训。县人当弘扬前辈的辉煌，吸取前辈的教训，总结过去，珍惜现在，把握未来，把邵阳县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