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松坡图书馆 内容
清代，武冈州署设“六房”（吏、户、礼、兵、刑、工）。其中“吏房”掌管官吏的任免、铨叙、考绩、升降等事宜。乾隆二十五年（1760），州同署迁高沙，州同协助吏房兼管洞口境内的基层人事工作。民国初年，武冈县政府设人事课，后归口民政科，只管政府职员的录用、培养、调配和奖惩。新中国建立后，1952年11月设立洞口县人民政府人事科，负责管理全县干部、工人的招收录用、分配、工资福利、奖励处分、退职退休等工作，行使劳动人事部门的全部职能。1958年9月增设洞口县人民委员会劳动科，负责工人的招收、调配、奖惩和工资福利、劳动保护、劳动保险及劳动计划管理。人事科只管干部的招收、调配、奖惩、教育等方面的工作。“文化大革命”初期，机构基本瘫痪，劳动人事工作被迫停止。1968年6月在洞口县革命委员会政治工作组下设组织组，负责管理干部工作；1969年3月在洞口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下设计划综合组，负责管理工人工作，由于“左”的影响，管理松弛。1972年成立洞口县革命委员会劳动局（后改为洞口县劳动局）。1979年10月成立洞口县革命委员会人事局（后改为洞口县人事局）。1984年机构改革时，将人事局与劳动局合并为洞口县劳动人事局。负责管理全县干部、工人的招收、转正、调配、教育和劳动工资、劳保福利、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
第一章 人事（干部）
旧时，地方政权中的工作人员分官员、职员两种，官员与职员不能平等相待，职员如不顺官意，就被解雇。新中国建立后，地方政权中的工作人员统称干部，一切干部不仅平等相待，和睦共事，而且工作有保障，一经录用，不能随便开除公职。
第一节 干部来源
民国时期，地方主要官员由上级委任，一般职员，多由官员推荐雇用。新中国建立后，干部入伍前，要经过严格的考查，办理招收、转正的手续。1949年10月到1952年4月建洞口县时止，洞口县的干部均属武冈县管理。当时，全县有干部387人（不含教师）。1954年达1647人（含企事业单位的国家行政干部），1963年达2047人，1978年达5187人，1986年达7412人。干部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 招收录用
1952年4月建县后到1955年，通过各项运动的锻炼与考察，从社会上招收干部303名。1956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吸收72名积极分子为国家干部；1964年抽调393名农村基层骨干到邵阳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过锻炼从中吸收124名为国家干部；1966年在“社教”运动中，县实行“干部制度改革”的试点，劝退一批国家干部回家，从农村基层骨干中选调324名为公社半脱产干部，其待遇是工分加补助（在原生产队按同等劳动力记工分参加分配，抵生产队的上调工；每月由县财政发30元的伙食补助费），后因与中央的政策有抵触，全部退回农村。劝退回家的国家干部，大多数复职继续工作，少数年老体弱的做退休处理。1977年至1979年3次从农村吸收79名优秀青年为国家干部。1980年以后，一般不再直接从文化程度较低的工人、农民中吸收国家干部。开始实行组织推荐与自愿报名相结合，经过文化考试和政治考察，择优公开录用。1981年到1982年，全县共录用217名干部，都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1983年开始，对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中的以“工（工人）代干（干部工作）”人员进行整顿，到1984年整顿结束，有81名工人转为干部，并规定以后不以工人顶替干部。1984年实行干部制度改革，废除干部终身制，新招收的干部改为合同聘请制。到1986年，共从农村、城镇招聘196名合同制干部，合同期三年，表现好的继续签订合同留用；表现不好的到期辞退。
二 院校分配
1952年至1966年，大专院校和中专毕业分配不仅数量少，且专业狭窄，全县只接收大专院校和中专毕业生864名。多数是师范专业，分到各中、小学任教。“文化大革命”初期，教育事业惨遭破坏，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停止招收学生，长期无毕业生分配。1973年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开始招收学生，入校学生采取“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取录”的办法，数量很少，不能满足需要。1977年起各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实行全国统考，公开招生，经过文化考试，择优录取，大专院校和中专毕业生逐年增多。自1973年到1986年全县共接收大专和中专毕业生1844名，其中大专毕业生494名，中专毕业生1350名。学生所学专业也很广泛，一部分到中、小学任教，一部分到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
三 军队转业
1952年开始，有少量军队干部转业到洞口县，基本上在区以上单位工作，主要是充实加强各级领导班子。1962年以后的转业干部，按照国务院关于选调转业军官到商业部门工作的精神，多数安排到商业系统担任领导职务。1976年以后，转业干部人数逐年增多，团级干部大都分配在县直机关任职，营以下则分配到区、乡、镇和企事业单位工作。到1986年止，全县接受安置军队转业干部10批，共计384名。
第二节 人员编制
1951年11月筹建洞口县时，上级按照解放区乙等县定编，确定干部职工496名，其中县直编制264名，区、乡（镇）232名。至年底，县委直属机构4个，实际在编人员18名；政府直属机构13个，实际在编人员149名；群众团体4个，实际在编人员6名；区、乡（镇）实际在编214名。全县共计在编人员387名，节余编制109名。1952年4月，全县定编543名，其中国家干部387名。到年底，县直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共设机构28个，实际在编人员363名，占定编人数的66.85%；区、乡（镇）实际在编人员180名，占定编的33.15%。
1956年机构调整，县直增加机构，区、乡（镇）撤区并乡，干部职工编制大量增加。当年上级给洞口县定编1160名，其中行政编制938名，事业编制222名。事业编制山县编制委员会（以下简称编委）分配到各事业单位，由战线和单位自行安排；行政编制由编委直接掌握。县直确定行政编制499名，乡、镇行政编制439名。到年底，县直党政机关、群众团体设机构41个，实际在编人员489名，节余编制10名；全县设35个乡、镇，实际在编人员410名，节余编制29名。1958年至1960年机构大增，人员编制失控。1961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的人员编制进行压缩。到1964年，上级给洞口县定编867名，其中行政编制777名，企事业编制90名。在777名行政编制中，县直定编364名，区、社（镇）定编413名，至年底，县直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实际在编人员371名，超编7名，区、社（镇）实际在编人员410名，节余编制3名。
“文化大革命”期间，机构变化频繁，人员编制严重失控。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县恢复了编制委员会，对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群众团体的人员重新进行定编。1978年，全县定编1260名，至年底实际在编人员1263名，其中县直单位42个，定编620名，实际在编人员623名，超编3名；区级机关定编118名；社、镇定编522名，均未超编。以后，随着各项事业的不断发展，全县人员编制不断增多。1986年上级核定洞口县编制2307名，其中行政编制1843名，事业编制464名，到年底，行政实际在编人数1971名，超编128名。在行政编制中县直定编1102名，实际在编1215名，超编113名；区级定编126名，实际在编154名，超编28名；乡、镇定编615名，实际在编602名，节余13名。
第三节 干部结构
1951年县筹建期的干部，主要由南下、资江公学、武冈地方干校分配和土改中新选拔的干部组成，文化程度偏低，在387名干部中，高中以上文化只占10.5%，小学以下的占61.2%；年龄普遍较轻，25岁以下的占74.6%，36岁以上的无一人。后由于干部主要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干部队伍文化程度仍然不高，至1978年，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56.8%，且年龄偏大，45岁以上的占40.3%。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干部结构发生新的变化。1986年，全县干部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63.3%，比1978年增加6.5%；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1.7%，比1978年减少11.5%。干部队伍年龄结构也日趋合理，35岁以下的占28.5%，比1978年增加2.2%。领导干部年龄下降，文化程度上升。局级领导平均年龄由原来的48.1岁降低到43.8岁；区、乡、镇领导平均年龄由原46岁降到35.4岁；县级领导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14人，局级领导有大专文化的由原2人增至19人，区、乡、镇领导有大专文化程度的由原来的7人增至34人。
第四节 管理使用
一 权限
建县初期，干部由县委统一管理，以后，以党委管理为主，政府人事部门协助管理。1358年春，实行分级管理，规定正县级干部由省管，副县级和正科级干部由地管，副科级以下干部由县管。省地管的干部，县委主要从监督、了解、教育、鉴定等方面协助省、地委管理，同时对这些干部的提拔、调动提出意见，决定权属省、地委。县委管理的干部，各有关部门的党组织可以向县委提出调动和提拔的建议，决定权在县委。具体管理干部的工作部门是县委组织部和县人民委员会人事科。“文化大革命”期间，县委组织部和县人委人事科受到冲击，无法正常工作，干部管理混乱。1973年9月恢复县委组织部，1979年10月建立洞口县革命委员会人事局，干部管理工作开始恢复正常。
1984年，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干部管理实行“简政放权”和“管少、管好、管活”的原则，下放部分干部管理权限。正县级干部由省下放到地区管理，报省备案；正科级干部和公社书记下放到县管理。1985年县委作出了《改革企业干部管理体制的规定》，提出在县委领导下，实行组织部门统一管理和分级、分系统管理相结合的办法，扩大各战线所属企业任免干部和设置机构的权力，改进和加强干部任免的督促检查工作。该年县委又发出了《关于调整县管干部范围的规定》，将原属县委管理的股级干部下放到主管战线和区委管理。1986年县委再次发出《关于调整若干人事管理权限的通知》，对干部录用、招聘、调动、离退休和大中专毕业生定级等审批权限作了调整，进一步“简政放权”。
二 教育培训
民国时期，科员以上供职者，由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统一训练。乡、镇、保长及其他公务人员由县不定期短训。
新中国建立后，根据需要，县委、县政府对吸收录用对象，建党对象，在职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政治、理论、科学文化、专业技术训练。1951年10月，建立武冈县雪峰办事处地方干部学校，1952年4月改为洞口县地方干部学校，1958年12月更名为中共洞口县委党校，负责轮训地方干部和党员。至1986年，干校、党校先后举办各类训练班176期，培训各类干部36585人次；同时，还输送一部分干部去上级干校、党校和各类学校培训。1984年开始，党校实行正规化教育，开设高中班，第一期招收学员39人，1985年，增设党政干部中专班和乡、镇干部经营管理专业班，到1986年共招收3个班，培训学员124人。
在职干部主要是通过机关政治学习和业余广播电视、函授、刊授大学等途径，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素质。1983年以来，全县有711名干部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有2308名干部参加函授学习，有618名干部参加广播电视大学学习。
三 考核奖惩
民国初期，知事由督抚巡视考察。知事监督所属职员，吏书督率房众。民国中期，改由省民政厅“整饬吏治，视察县政”，县府派员督饬考察各区所辖乡、镇。由于官场腐败，考核奖惩制度，徒具形式。
新中国建立后，县委、县政府委托县委组织、纪检和政府人事部门对在职干部按照“人民公仆”的要求实施考核，与奖惩、任免、升降、工资福利挂钩。50年代，每年对干部的功过是非进行一次“年终鉴定”，平时每经一个工作阶段、一次离职学习、一次政治运动，都要进行一次思想、作风、工作的全面考核，通过自我检查、群众评议、组织考察、领导批准，对遵纪守法、政绩显著者评为模范，分别给予记功、记大功，发给奖品、奖金；对违法乱纪、失职渎职者，分别给予警告、记过、降级、降职、撤职、开除等处分。1956年，全县评选模范76人，记功11人；同时对14名干部给以行政纪律处分和党纪处分，其中警告5人，记过7人，撤职2人。
1957年初，对国家工作人员实施记功、记大功、授予奖品或奖金、升职、升级、通令嘉奖六种奖励和警告、记过、记大过、降职、降级、撤职、开除留用察看、开除八种惩戒。1958年以后，把对干部平时的考核奖惩转向为对干部政治运动态度的鉴定，由于功过定论缺乏客观标准，致使一批干部受到不公正的处分。“文化大革命”期间，考核奖惩工作的制度和秩序被破坏，大批干部受到严重冲击。
1978年以后，干部奖惩工作得到拨乱反正，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认真处理，复查纠正了一些历史老案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恢复健全了干部考核奖惩制度。80年代初，实施干部岗位责任制，定位定责，将各项工作任务指标分解到个人，制定出考核评比和奖惩兑现措施。全县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普遍推行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制，按百分制考核干部的德、能、勤、绩，实行日登记、月考核、季小结、半年初评、年终总评。考核结果作为奖惩、使用干部的主要依据。1986年干部中有2200人评为先进工作者、163人记了功、13人记大功、8人晋升一级工资；有17人受处分，其中警告的1人，记过的2人，记大过的4人，撤职的4人，开除留用察看的3人，开除公职的3人。
四 调配使用
除按规定必须由党代会、人代会选举的干部外，其余干部均按干部管理权限由组织或人事部门办理。1952年从县外调入干部18人，充实县、区干部班子。1953年县委组织部从部门和基层抽调36名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到县党政机关工作。1958年，县直机关抽调积极肯干的青年干部68人，充实基层领导班子。1962年到1966年，干部队伍相对稳定。“文化大革命”初，县、区、社领导干部多数靠边站，干部变动极少。1970年后，县革委常委为恢复干部职务与工作，稳定干部队伍，人事调动亦少。1979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整了165名用非所长的知识分子的工作。1983年，县内各单位干部编制员额已满，部分单位超编，有计划地输出了一批富余干部，同时调入了一批填补县内技术空白的技术骨干，并对长期夫妻两地分居的89名干部进行了调动。
第二章 劳动管理
民国时期，洞口境内虽有一些工矿企业，但规模小，工人少。新中国建立后，工矿企业逐年增多，工人队伍不断壮大。到1986年，全县共有工人30089名，比1949年增加10倍。
第一节 用工形式
一 民国时期的用工形式
（一）艺徒契约工
商店、手工作坊、工厂在招收艺徒时，须订立契约。学徒年龄一般在12到20岁之间，并有“中人”担保，习艺期为3年，其间只供伙食，不发工资。中途不得退约，否则须赔偿“经济损失”。
（二）雇佣工
商店、作坊、工厂、当铺等行业的职工均系雇主自由雇用。职工受雇后，一般为薪金制，分年薪和月薪两种，薪金数量不一，由各企业主自定。雇主可随意解雇职工，职工生活毫无保障。
（三）童工养成工
多数为商店、作坊、工厂所招收，年龄一般是10～16岁，进厂时，订立合同，交纳保证金。在“养成期”内，除粗劣膳宿外，无任何待遇。“养成期”满，须为作坊、工厂、商店服务2～3年，只拿最低工资，中途不得离厂（店），否则，要追回“养成期”的一切费用。
（四）包身工
包工头诱招青少年到作坊、工厂、商店做工，包身期一般2～3年，只供粗劣膳宿，分期付给包身费，没有人身自由。
二 新中国建立后的用工形式
1952年4月县人民政府建立以后，开始对城镇劳动力进行管理，统筹安排劳动就业，并建立职工调配制度。用工形式主要有：全民、集体所有制固定工，全民、集体合同工。
50年代开始，由政府对城镇劳动力实行统一招工、统一分配，基本实行单一的固定工制。1979年起，逐步实行公开招考。按计划招工名额择优录用。1983年，开始实行劳动合同制，由劳动部门核定招工指标，企业和被招者签订合同。第一批试行的单位是县机械厂、县印刷厂、县农修厂、县水泥厂、县造纸厂、县氮肥厂、县酒厂、县电厂、县药材公司和粮食、供销系统等，首批招收合同制工人53名。1984年8月起，除安置城镇复员退伍军人、技校毕业生仍为固定工外，其余一律实行劳动合同制。到1986年共招收全民合同制工人322名。
第二节 工人队伍
洞口境内历史上早期的职工多为店员、工人和手工作坊工人。1949年秋，全境只有职工3000人，其中工业职工71名，个体手工业工人1914名，私人商业店员1015人。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职工队伍不断扩大。按所有制划分，主要有全民和集体两种形式。
一 全民所有制职工
1950年以后，县人民政府先后接管4家私营工业企业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原有职工转为全民所有制职工，加上新建和扩建国营企业，至1952年底，全民所有制职工达1952人。1956年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公私合营企业的大部分职工也改为全民所有制职工。到1957年末，全县全民所有制职工达3125人。1958年“大跃进”期间，田于大办工业，从农村中大量招收工人，至年末，职工猛增到6792人。60年代初，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停办一批厂矿，精简一大批职工，至1963年末的全民所有制职工减少到3814名。1969年，搞“城乡劳动力换班”，有5410名城镇知识青年去农村插队落户，同时，又招收520名农村劳力为全民企业工人。1978年末，全民职工为8112人。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项建设事业都有较大发展，企业职工相应增加。1986年，全县共有全民所有制职工17889人。
二 集体所有制职工
随着供销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的建立，出现集体所有制职工，1952年为737人。手工业和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至1957年，集体所有制职工为935人（不包括乡、村企业，下同）。“大跃进”期间，集体所有制企业猛增，1958年末，集体所有制职工人数为7850人，1978年以来，集体所有制企业又迅速发展，部分全民所有制单位亦办有集体企业，加之供销社于1983年恢复集体所有制性质，集体职工人数大量增加，1986年达到12200人，比1952年增加15倍。
第三节 职业培训
新中国建立初期，企业职工文化素质、技术水平普遍较低，1952年全县职工中文盲、半文盲占职工总数80%以上。1954年以后，在职工中开展业余文化教育，纪人多数企业办起了职工业余扫盲班和夜校，组织职工学习文化。同时，在企业中对技术工人实行技术培训。1958年，县成立技工学校，定期培训工人，职工的文化素质、技术水平均有很大的提高。“文化大革命”期间，职工的业余文化学习和技术培训基本停顿。
1979年，重新恢复职工的文化学习和技术培训。80年代，职工教育、培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81年以县总工会为主，成立县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职工人数较多的局或公司都设立专门机构，对职工进行文化补课和技术补课。到1986年底止，经过补课，有1260名工人获得了初中合格证书和技术合格证书。在“双补课”的同时，还组织部分职工参加不同类型的中专、中技及职工高中学习。
第四节 劳动就业
一 精简安置
1959年到1964年，县属全民所有制单位精简职工3860人，其中大部分为“大跃进”期间进厂的农民工，仍回农村务农；一部分退休、退职或转入集体所有制企业；同时压缩一批城镇人口和农村中吃商品粮的人到农村安家落户。1965年，成立县精简、安置办公室，对从城镇精简下放回乡的职工进行慰问，给一些有困难的精简职工发放棉衣、棉被、木材等救济物资。1980年以后，通过落实“精简下放”的有关政策，对部分1957年前参加工作生活确实有困难的老职工，按月发给原工资40%的救济金。1984年，又对1958年前参加工作因公致残的精简职工，每月给予一定数量的生活补助费。
1982年7月，各企事业单位利用自然减员结余指标，从精简职工中招收一批有技术专长的人员参加工作，收回195户从城镇下放农村的手工业者到城镇落户。至此，城镇精简职工基本安置完毕。
二 知识青年安置
自1963年起，开始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以下简称“知青”）上山下乡。1964年除继续动员县内城镇知青外，还接收省、市及外地区下放知青来县农村安家落户。到1977年，城镇知青在农村插队落户的共5410人，其中县内城镇知青4264人，省、市及外地区的知青1146人。1979年10月，停止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从1971年起，通过企业单位招工、大专院校招生和招干等途径，逐步安置下乡知识青年。当时，一面安置，一面仍动员城镇知青下乡。故至1979年初在农村的下乡知青尚有4865人。1980年起，分别不同情况安置就业。
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立志务农，对申请终身务农的知识青年每人补助安家费400元，住房有困难的，补助建房费300元，全县共有15名知识青年申请长期在农村安家落户。全民所有制单位招收新工人时，在考分上优先照顾下乡知识青年；集体单位招工时，对本系统的下乡知识青年包干安置就业；无归属单位的，由劳动部门统招统配，年龄放宽到35周岁，由劳动部门介绍安排到国营园艺场、国营林场、国营渔场当工人。从部队复员、退伍的下乡知识青年，由劳动部门安置就业。省、市和外地区的下乡知青，原则上回动员地安置。对无法招工就业的，允许回城待业。提倡知识青年自谋职业，对有专长的已婚下乡知识青年，支持他们就近开业，其户口转为城镇居民户口。在乡镇企业中安置已婚下乡知识青年，政府给予适当补助，户口转为城镇居民户口。少数犯罪判刑或劳动教养的知识青年，刑期满后，一般不回农村，由动员地接收安置。
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到1984年，全县下乡知识青年基本安置完毕。
三 待业安置
由于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返城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就业门路的严重阻塞，虽经多方努力，到1979年仅安置城镇待业青年3179人。1980年以后，遵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不断改革劳动就业制度，通过全民、集体招工和补员，开办劳动服务公司和城镇街道、乡镇企业扶持待业人员个体开业，大中专学校和技校招生等途径，积极安置城镇待业青年。1983年到1984年经省劳动人事厅批准，全县转为一次性安置定点的知青厂、场17个，共安置待业青年1024人。到1986年全县共安置城镇待业青年9071人。
四 劳动服务公司
1980年11月1日成立县劳动服务公司，担负社会劳动力的管理，负责职业培训、介绍就业、组织服务等任务。1982年6月，洞口、高沙、石江、黄桥、山门5个镇成立劳动服务站，负担登记管理、介绍就业等任务。继后，县水利、粮食、卫生、邮电、财政、农机局等和石江电厂等厂矿成立劳动服务分公司，安置本系统本单位的待业青年，减轻社会就业的压力。县劳动服务公司对各镇、各系统、各单位的劳动服务站或公司，负责业务指导。县政府制订了一些优惠照顾政策，帮助各劳动服务公司安置待业青年。到1986年底止，全县共有各级各类劳动服务公司（站）21个，设置生产、劳务、商业网点49个，安置待业青年281名。
第三章 工资 劳保 福利
第一节 工资
民国时期，手工业作坊、商店等企业单位工人工资，一般用计时制，早年多为年薪，后改为月薪、日薪，工资微薄，职工生活艰苦。
新中国建立初期，企业内有计日、计月、计件、折账、提成等多种工资形式，工资水平不一，地区行业之间无统一标准。1952年起，在国营企业中统一实行以“工资分”为工资计算单位的工资制。1954年10月起，逐步实行“八级工资制”。新中国建立初，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有供给制和薪金制两种。供给制标准低，但差别甚小。乡干部分全脱产和半脱产两种，全脱产的每人每月供给费为60公斤大米，半脱产的为30公斤大米。1952年7月，对实行供给制的机关工作人员，改为包干制，并按职务评定等级。1955年7月起，全县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一律实行货币工资制，月均工资全民所有制职工为34元，集体所有制职工为31元。
1963年，先全民后集体进行工资调整，升级面为40%，通过调整，全县全民职工月均工资为36.1元，集体的为33.2元。
1972年，进行一次低工资调整，调级差在5元以下的按5元增资。全县共有2803人升级，月增工资总额18858元，人均月增6.72元。
1977年，给1971年以前参加工作的一级工和1966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二级工普升1级工资；1971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其他职工按40%的升级面评定升级。全县共有4985人升级，月增工资总额27377元，人均月增5.5元。
1978年，对全县职工拔尖考核升级，升级面为2%；对优秀学徒提前转正定级，全县共有202人升级，月增工资总额1540元，人均月增7.6元。
1979年，按照劳动态度、技术高低、贡献大小进行考核升级，全县4176人升级，月增工资总额24378元，人均月增5.8元，升级面为40%。同时，全县工资标准由三类地区升为四类地区。
1981年，调整中、小学教职工、部分医务人员和保育工作者的工资。在现行工资标准的基础上，采取先补、后靠、再升级的办法进行，全县有3495人升级，月增工资总额21797元，人均月增6.2元。
1982年，继教育卫生系统工资调整后，在行政机关和部分事业单位的职工中进行工资调整，其办法与教育卫生系统相同，全县共2991人升级，月增工资总额25858元，人均月增8.6元。
1983年，对企业职工进行工资调整，办法是同企业的经济效益挂钩，同工人个人的劳动成果挂钩，全县有4753人升级，月增工资总额23529元，人均月增4.95元。
1985年行政和事业单位职工用套改的办法进行工资调整。套改后的工资由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工龄补贴三部分组成。全县参加套改的职工有8999人，月增加工资总额166154元，人均月增18.46元。
1985年企业单位按现行工资标准进行工资改革，全县共套改3439人，月增工资总额30422元，人均月增8.85元。
1985年的工资标准，由四类地区升为五类地区，月增工资总额15142元，人均月增1.58元。
1986年企业部分职工晋升工资，全县有2768人升级，月增工资总额27000元，人均月增9.75元。
1983年以来，为了鼓励科技人员深入基层，对在农、林、水第一线（含区、乡）的科技干部实行了浮动升级，截至1986年止，全县有217名科技干部浮动一级工资。
1983年起，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企业单位经过整顿后合格的，按单位职工总数3%晋升工资，到1986年止有237人晋升工资。
1981年开始，对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中成绩十分显著、给予记大功的部分人员晋升一级工资，到1986年止共有12人升级。
通过一系列的工资调整，职工工资大幅度上升，1986年全民职工人均月工资达109.8元，比1955年增长2.2倍，比1963年增长2倍；集体职工人均月工资达98.9元，比1955年增长2.19倍，比1963年增长1.98倍。
第二节 奖金
50年代，在企业单位职工中建立奖金制度。1952年，对企业中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职工，给予少量实物奖励。1956年，全县各企业普遍实行各种形式的奖励办法，其中有定额超产奖、节约奖、质量奖和新产品试制奖等单项奖励制度。1959年下半年，在工业、建筑、交通各企业中普遍推行综合性奖励制度，除未满半年的学徒工、练习工、试用人员、监督劳动者不参加评奖外，其余企业职工均参加评奖。奖金按照参加评奖职工月标准工资总额的7%提取；以产量、质量、节约、安全等项目为评比条件；有季评和月评两种。1958年除企业单位职工发了奖金外，事业和行政单位的职工，除学徒工、试习生和当年受过行政处分者外，每人平均发给20元的奖金。
1978年以后，各企业全面恢复和实行奖励制度，种类有所增多。工业、建筑、交通系统有计件定额超产奖、全优工程奖、特种燃料和原材料节约奖；商业系统有利润超额提成奖；农林场所有盈亏包干提成奖。1979年县属各企业事业部门发放各种奖金40.75万元，占工资总额的5%。1983年，行政、事业单位开始发一次性年终增收节支奖，人均60元，次年人均80元。1985年为了控制部分单位滥发奖金，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年终一次性奖金停发；企业单位全年发放的奖金不得超过3个月工资总额。1986年又放宽了发放奖金的单位和数量，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一次性的年终奖金为120元；企业单位全年的奖金也由原来的3个月工资总额增加到4个月，当年全县发奖金196.5万元，占工资总额的10.3%。
第三节 劳保
1949年以前，境内工矿企业劳保条件相当恶劣，无任何劳动保护措施，职工在死亡线上挣扎。民国年间，洞口境内近百口小煤窑，都是独眼井、明火灯，通风靠手风车，排水靠孔明车，经常发生瓦斯爆炸、老窿穿水和冒顶等事故。民国11年（1922），茶铺三面山腰鼓冲煤矿老窿穿水，18个职工中淹死6人。
新中国建立后，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工人的劳动保护工作。1953年，对全县所有小煤窑进行两次安全检查，纠正35处违章操作，减少井下事故的发生。1954年，各厂矿企业开始将劳动保护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计划。1956年，推行国家制订的工厂安全卫生规程、建筑安装工程的安全技术规程、工人职员伤亡事故报告规程，对职工进行安全教育，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当年全县没有发生工伤事故。1958年后，企业只重视生产，忽视安全，出现了一些工伤事故，影响生产正常进行。1961年8月11日，石下江煤矿三工区老窿穿水，淹死11人。县委、县政府吸取这次安全事故的教训，发出整顿安全生产的通知，规定出现重大安全事故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并成立县安全生产办公室，加强对安全生产的领导，督促各企业实施各项安全规程，并编印2000份安全生产小册子发给企业，定期组织学习，防止事故的发生。1962年起，企业分工种发放工作服、手套、胶鞋以及肥皂、毛巾、草帽等劳保用品。县总工会还组织各单位食堂开展竞赛，改善职工伙食。1963年，新工人进厂矿前坚持三级安全教育（即厂、车间、班组），并经考试合格后，才准许进入操作岗位。1964年起，从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资产中提取10～20%，用于改善劳动条件。这样，不仅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高温季节，平均劳动出勤率仍达95%以上，而且安全事故大大减少。至1966年，全县没有发生工伤事故。“文化大革命”期间，安全生产机构瘫痪，企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得不到实施。1978年4月，县虽然恢复安全委员会，但由于“左”的影响没有肃清，重大工伤事故时有发生。1979年3月28日，树林公社树林大队羊牯坳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死亡21人，伤3人。县委、县革委立即派出工作组，积极做好抢救、安置和善后工作，发出通报，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通过政法部门核实材料，追究了当事人的责任，煤矿主要负责人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1979年4月，进一步充实安全委员会，成立矿山救护队，每季度检查一次安全生产。1980年，县级各主管部门和企业单位建立安全生产逐级负责制，各工种实行安全操作规程，使安全生产日趋制度化。是年，县里拨出专款和器材，帮助一些厂矿改善防尘设施。1982年，县水泥厂、大米厂及江潭公社水泥厂，先后安装配套除尘设备。井下挖煤采用水沉淀工艺，有效地控制煤尘飞扬，减少和防止矽肺病的发生。此后，对新建、扩建和技术改造工程，实行劳动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审批、同时施工、同时验收的制度，使职工劳动保护条件得到很好的改善，工伤事故不断减少，至1986年，全县工矿企业没有发生大的工伤事故。职工的医疗条件也得到很好改善，200人以上的企业均有职工医务室，所有企业单位都有特约医院，为职工防病治病。
第四节 福利
民国时期，多数行业，无供职人员的福利科目，公务人员患病，医药费一律自理；后虽设有卫生院（所），实行公医制度，也未很好坚持。新中国建立后，县劳动、人事局专管职工福利，广大职工从而享受各项福利待遇。
一 困难补助
职工家庭生活、生产上有困难，视情予以补助。1950年发给供给制干部家庭困难补助粮，1952年改发补助款，多数依据家庭经济情况、工作年限、职位、工作态度和成绩评定。行政、事业单位的干部福利费，由财政部门按职工工资总额的1～5%提取，拨交县劳动人事部门，分发到县级各机关单位和区、乡、镇。企业单位按各企业不同的比例提取，自行掌握评发。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由于干部工资较低，干部福利费主要用于干部家庭的生活困难补助，一年两次，评发到少数人，少部分用于干部的集体福利事业和子女的医疗补助费等方面。1980年以后，干部福利费仍少数用于集体福利事业，多数用于干部个人困难补助。1986年，县、区、乡行政干部实支职工生活困难补助费14400元。
二 死亡抚恤
工作人员死亡，规定发给安葬费，对遗属发给一次性抚恤金。50年代初，病故安葬费一次性发给，县级干部260元，科级干部160元，一般工作人员110元，后按工资级别评发，14级至18级干部发给280～360元；19级至24级的发给200～230元；25级至29级的发给150元。60年代，增发死者遗属定期或临时生活补助，每人每月5～10元；70年代，每人每月13～22元（居住城镇者标准略高）。80年代，由于物价上涨，丧葬费和抚恤费标准增高。1985年，全县死亡职工28人，实支丧葬和抚恤费34200元，人均1200多元。
三 其他福利
女职工生孩子所需检查、接生、手术、住院费用由国家负担。正常产假56天，难产或双胞胎增假14天，产假期享受原有一切待遇。50年代初开始，对妇女干部产后身体过分瘦弱者，酌情给予营养补助。70年代开始对实行计划生育者予以奖励补助。
国家工作人员除享受公休假（星期日）和法定节日假外，还享受探亲假、婚假、病假、丧假、工伤假，并对职工进行房租、水电、交通、洗理卫生费等项补贴。新中国建立初期，还规定对干部镶牙、配眼镜予以补助；家属来机关探望，其生活费和返家车旅费由国家开支。1957年起，创办了县机关幼儿园，解决了有子女职工的后顾之忧。
第五节 离休 退休 退职
一 离休
1982年4月开始，洞口境内对1949年9月30日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男满60岁，女满55岁，实行离职休养制度。到1986年底止，全县干部中已办理离休手续的100人，其中抗日战争时期的12人，解放战争时期的88人。离休干部中享受地、师级政治、生活待遇的1人，享受县、团级政治、生活待遇的26人。
对离休干部按照政治待遇不变，生活待遇从优的原则。在1983年以前由县委组织部、县人事局负责管理。1984年2月，县委建立老干部工作局，离休干部实行分级管理。1985年3月，在县委院内开办老干部活动中心，设阅览室、图书室、游艺室、休息室和会议室，为老干部提供固定的活动场所。每年组织一二次旅游。
二 退休退职
1955年开始办理干部退休。执行条件是男60周岁，女55周岁，按参加工作年限计算，领取原工资的75%至90%，直至死亡。退休、退职后，继续享受公费医疗和原单位非生产性的一切福利待遇。易地安家者发给一次性安家费。退休人员死后的待遇与在职去世人员相同。1961年～1978年春，全县办理干部退休手续的186人。1978年6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后，干部、工人退休、退职作为一项正常的工作进行。1979年～1981年，由于退休、退职者的户口迁回农村，可再招收在农村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谓之“顶班”，所以刚满50周岁的男性和满45周岁的女性纷纷申请退休。截至1986年止，全县共办理退休手续的干部1829人、工人2700人。退职的干部11人、工人21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施退休人员综合服务管理工作，县成立专门管理机构，各区、镇从退休人员中挑选一名专干，后来配备专职在编干部负责退管工作；县直机关、各区、镇、乡政府设有老干部活动室，定期组织学习，并开展多种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每年春节，除举行座谈会外，还安排30元左右的慰问品，连同慰问信、上门拜年。对少数有特殊困难的离（退）休人员给予福利补助；每年还召开一次离（退）休人员代表会议；平时围绕退管工作落实离（退）休人员政治、生活待遇，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学”。
第一章 人事（干部）
旧时，地方政权中的工作人员分官员、职员两种，官员与职员不能平等相待，职员如不顺官意，就被解雇。新中国建立后，地方政权中的工作人员统称干部，一切干部不仅平等相待，和睦共事，而且工作有保障，一经录用，不能随便开除公职。
第一节 干部来源
民国时期，地方主要官员由上级委任，一般职员，多由官员推荐雇用。新中国建立后，干部入伍前，要经过严格的考查，办理招收、转正的手续。1949年10月到1952年4月建洞口县时止，洞口县的干部均属武冈县管理。当时，全县有干部387人（不含教师）。1954年达1647人（含企事业单位的国家行政干部），1963年达2047人，1978年达5187人，1986年达7412人。干部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 招收录用
1952年4月建县后到1955年，通过各项运动的锻炼与考察，从社会上招收干部303名。1956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吸收72名积极分子为国家干部；1964年抽调393名农村基层骨干到邵阳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过锻炼从中吸收124名为国家干部；1966年在“社教”运动中，县实行“干部制度改革”的试点，劝退一批国家干部回家，从农村基层骨干中选调324名为公社半脱产干部，其待遇是工分加补助（在原生产队按同等劳动力记工分参加分配，抵生产队的上调工；每月由县财政发30元的伙食补助费），后因与中央的政策有抵触，全部退回农村。劝退回家的国家干部，大多数复职继续工作，少数年老体弱的做退休处理。1977年至1979年3次从农村吸收79名优秀青年为国家干部。1980年以后，一般不再直接从文化程度较低的工人、农民中吸收国家干部。开始实行组织推荐与自愿报名相结合，经过文化考试和政治考察，择优公开录用。1981年到1982年，全县共录用217名干部，都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1983年开始，对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中的以“工（工人）代干（干部工作）”人员进行整顿，到1984年整顿结束，有81名工人转为干部，并规定以后不以工人顶替干部。1984年实行干部制度改革，废除干部终身制，新招收的干部改为合同聘请制。到1986年，共从农村、城镇招聘196名合同制干部，合同期三年，表现好的继续签订合同留用；表现不好的到期辞退。
二 院校分配
1952年至1966年，大专院校和中专毕业分配不仅数量少，且专业狭窄，全县只接收大专院校和中专毕业生864名。多数是师范专业，分到各中、小学任教。“文化大革命”初期，教育事业惨遭破坏，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停止招收学生，长期无毕业生分配。1973年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开始招收学生，入校学生采取“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取录”的办法，数量很少，不能满足需要。1977年起各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实行全国统考，公开招生，经过文化考试，择优录取，大专院校和中专毕业生逐年增多。自1973年到1986年全县共接收大专和中专毕业生1844名，其中大专毕业生494名，中专毕业生1350名。学生所学专业也很广泛，一部分到中、小学任教，一部分到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
三 军队转业
1952年开始，有少量军队干部转业到洞口县，基本上在区以上单位工作，主要是充实加强各级领导班子。1962年以后的转业干部，按照国务院关于选调转业军官到商业部门工作的精神，多数安排到商业系统担任领导职务。1976年以后，转业干部人数逐年增多，团级干部大都分配在县直机关任职，营以下则分配到区、乡、镇和企事业单位工作。到1986年止，全县接受安置军队转业干部10批，共计384名。
第二节 人员编制
1951年11月筹建洞口县时，上级按照解放区乙等县定编，确定干部职工496名，其中县直编制264名，区、乡（镇）232名。至年底，县委直属机构4个，实际在编人员18名；政府直属机构13个，实际在编人员149名；群众团体4个，实际在编人员6名；区、乡（镇）实际在编214名。全县共计在编人员387名，节余编制109名。1952年4月，全县定编543名，其中国家干部387名。到年底，县直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共设机构28个，实际在编人员363名，占定编人数的66.85%；区、乡（镇）实际在编人员180名，占定编的33.15%。
1956年机构调整，县直增加机构，区、乡（镇）撤区并乡，干部职工编制大量增加。当年上级给洞口县定编1160名，其中行政编制938名，事业编制222名。事业编制山县编制委员会（以下简称编委）分配到各事业单位，由战线和单位自行安排；行政编制由编委直接掌握。县直确定行政编制499名，乡、镇行政编制439名。到年底，县直党政机关、群众团体设机构41个，实际在编人员489名，节余编制10名；全县设35个乡、镇，实际在编人员410名，节余编制29名。1958年至1960年机构大增，人员编制失控。1961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的人员编制进行压缩。到1964年，上级给洞口县定编867名，其中行政编制777名，企事业编制90名。在777名行政编制中，县直定编364名，区、社（镇）定编413名，至年底，县直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实际在编人员371名，超编7名，区、社（镇）实际在编人员410名，节余编制3名。
“文化大革命”期间，机构变化频繁，人员编制严重失控。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县恢复了编制委员会，对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群众团体的人员重新进行定编。1978年，全县定编1260名，至年底实际在编人员1263名，其中县直单位42个，定编620名，实际在编人员623名，超编3名；区级机关定编118名；社、镇定编522名，均未超编。以后，随着各项事业的不断发展，全县人员编制不断增多。1986年上级核定洞口县编制2307名，其中行政编制1843名，事业编制464名，到年底，行政实际在编人数1971名，超编128名。在行政编制中县直定编1102名，实际在编1215名，超编113名；区级定编126名，实际在编154名，超编28名；乡、镇定编615名，实际在编602名，节余13名。
第三节 干部结构
1951年县筹建期的干部，主要由南下、资江公学、武冈地方干校分配和土改中新选拔的干部组成，文化程度偏低，在387名干部中，高中以上文化只占10.5%，小学以下的占61.2%；年龄普遍较轻，25岁以下的占74.6%，36岁以上的无一人。后由于干部主要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干部队伍文化程度仍然不高，至1978年，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56.8%，且年龄偏大，45岁以上的占40.3%。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干部结构发生新的变化。1986年，全县干部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63.3%，比1978年增加6.5%；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1.7%，比1978年减少11.5%。干部队伍年龄结构也日趋合理，35岁以下的占28.5%，比1978年增加2.2%。领导干部年龄下降，文化程度上升。局级领导平均年龄由原来的48.1岁降低到43.8岁；区、乡、镇领导平均年龄由原46岁降到35.4岁；县级领导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14人，局级领导有大专文化的由原2人增至19人，区、乡、镇领导有大专文化程度的由原来的7人增至34人。
第四节 管理使用
一 权限
建县初期，干部由县委统一管理，以后，以党委管理为主，政府人事部门协助管理。1358年春，实行分级管理，规定正县级干部由省管，副县级和正科级干部由地管，副科级以下干部由县管。省地管的干部，县委主要从监督、了解、教育、鉴定等方面协助省、地委管理，同时对这些干部的提拔、调动提出意见，决定权属省、地委。县委管理的干部，各有关部门的党组织可以向县委提出调动和提拔的建议，决定权在县委。具体管理干部的工作部门是县委组织部和县人民委员会人事科。“文化大革命”期间，县委组织部和县人委人事科受到冲击，无法正常工作，干部管理混乱。1973年9月恢复县委组织部，1979年10月建立洞口县革命委员会人事局，干部管理工作开始恢复正常。
1984年，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干部管理实行“简政放权”和“管少、管好、管活”的原则，下放部分干部管理权限。正县级干部由省下放到地区管理，报省备案；正科级干部和公社书记下放到县管理。1985年县委作出了《改革企业干部管理体制的规定》，提出在县委领导下，实行组织部门统一管理和分级、分系统管理相结合的办法，扩大各战线所属企业任免干部和设置机构的权力，改进和加强干部任免的督促检查工作。该年县委又发出了《关于调整县管干部范围的规定》，将原属县委管理的股级干部下放到主管战线和区委管理。1986年县委再次发出《关于调整若干人事管理权限的通知》，对干部录用、招聘、调动、离退休和大中专毕业生定级等审批权限作了调整，进一步“简政放权”。
二 教育培训
民国时期，科员以上供职者，由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统一训练。乡、镇、保长及其他公务人员由县不定期短训。
新中国建立后，根据需要，县委、县政府对吸收录用对象，建党对象，在职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政治、理论、科学文化、专业技术训练。1951年10月，建立武冈县雪峰办事处地方干部学校，1952年4月改为洞口县地方干部学校，1958年12月更名为中共洞口县委党校，负责轮训地方干部和党员。至1986年，干校、党校先后举办各类训练班176期，培训各类干部36585人次；同时，还输送一部分干部去上级干校、党校和各类学校培训。1984年开始，党校实行正规化教育，开设高中班，第一期招收学员39人，1985年，增设党政干部中专班和乡、镇干部经营管理专业班，到1986年共招收3个班，培训学员124人。
在职干部主要是通过机关政治学习和业余广播电视、函授、刊授大学等途径，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素质。1983年以来，全县有711名干部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有2308名干部参加函授学习，有618名干部参加广播电视大学学习。
三 考核奖惩
民国初期，知事由督抚巡视考察。知事监督所属职员，吏书督率房众。民国中期，改由省民政厅“整饬吏治，视察县政”，县府派员督饬考察各区所辖乡、镇。由于官场腐败，考核奖惩制度，徒具形式。
新中国建立后，县委、县政府委托县委组织、纪检和政府人事部门对在职干部按照“人民公仆”的要求实施考核，与奖惩、任免、升降、工资福利挂钩。50年代，每年对干部的功过是非进行一次“年终鉴定”，平时每经一个工作阶段、一次离职学习、一次政治运动，都要进行一次思想、作风、工作的全面考核，通过自我检查、群众评议、组织考察、领导批准，对遵纪守法、政绩显著者评为模范，分别给予记功、记大功，发给奖品、奖金；对违法乱纪、失职渎职者，分别给予警告、记过、降级、降职、撤职、开除等处分。1956年，全县评选模范76人，记功11人；同时对14名干部给以行政纪律处分和党纪处分，其中警告5人，记过7人，撤职2人。
1957年初，对国家工作人员实施记功、记大功、授予奖品或奖金、升职、升级、通令嘉奖六种奖励和警告、记过、记大过、降职、降级、撤职、开除留用察看、开除八种惩戒。1958年以后，把对干部平时的考核奖惩转向为对干部政治运动态度的鉴定，由于功过定论缺乏客观标准，致使一批干部受到不公正的处分。“文化大革命”期间，考核奖惩工作的制度和秩序被破坏，大批干部受到严重冲击。
1978年以后，干部奖惩工作得到拨乱反正，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认真处理，复查纠正了一些历史老案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恢复健全了干部考核奖惩制度。80年代初，实施干部岗位责任制，定位定责，将各项工作任务指标分解到个人，制定出考核评比和奖惩兑现措施。全县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普遍推行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制，按百分制考核干部的德、能、勤、绩，实行日登记、月考核、季小结、半年初评、年终总评。考核结果作为奖惩、使用干部的主要依据。1986年干部中有2200人评为先进工作者、163人记了功、13人记大功、8人晋升一级工资；有17人受处分，其中警告的1人，记过的2人，记大过的4人，撤职的4人，开除留用察看的3人，开除公职的3人。
四 调配使用
除按规定必须由党代会、人代会选举的干部外，其余干部均按干部管理权限由组织或人事部门办理。1952年从县外调入干部18人，充实县、区干部班子。1953年县委组织部从部门和基层抽调36名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到县党政机关工作。1958年，县直机关抽调积极肯干的青年干部68人，充实基层领导班子。1962年到1966年，干部队伍相对稳定。“文化大革命”初，县、区、社领导干部多数靠边站，干部变动极少。1970年后，县革委常委为恢复干部职务与工作，稳定干部队伍，人事调动亦少。1979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整了165名用非所长的知识分子的工作。1983年，县内各单位干部编制员额已满，部分单位超编，有计划地输出了一批富余干部，同时调入了一批填补县内技术空白的技术骨干，并对长期夫妻两地分居的89名干部进行了调动。
第二章 劳动管理
民国时期，洞口境内虽有一些工矿企业，但规模小，工人少。新中国建立后，工矿企业逐年增多，工人队伍不断壮大。到1986年，全县共有工人30089名，比1949年增加10倍。
第一节 用工形式
一 民国时期的用工形式
（一）艺徒契约工
商店、手工作坊、工厂在招收艺徒时，须订立契约。学徒年龄一般在12到20岁之间，并有“中人”担保，习艺期为3年，其间只供伙食，不发工资。中途不得退约，否则须赔偿“经济损失”。
（二）雇佣工
商店、作坊、工厂、当铺等行业的职工均系雇主自由雇用。职工受雇后，一般为薪金制，分年薪和月薪两种，薪金数量不一，由各企业主自定。雇主可随意解雇职工，职工生活毫无保障。
（三）童工养成工
多数为商店、作坊、工厂所招收，年龄一般是10～16岁，进厂时，订立合同，交纳保证金。在“养成期”内，除粗劣膳宿外，无任何待遇。“养成期”满，须为作坊、工厂、商店服务2～3年，只拿最低工资，中途不得离厂（店），否则，要追回“养成期”的一切费用。
（四）包身工
包工头诱招青少年到作坊、工厂、商店做工，包身期一般2～3年，只供粗劣膳宿，分期付给包身费，没有人身自由。
二 新中国建立后的用工形式
1952年4月县人民政府建立以后，开始对城镇劳动力进行管理，统筹安排劳动就业，并建立职工调配制度。用工形式主要有：全民、集体所有制固定工，全民、集体合同工。
50年代开始，由政府对城镇劳动力实行统一招工、统一分配，基本实行单一的固定工制。1979年起，逐步实行公开招考。按计划招工名额择优录用。1983年，开始实行劳动合同制，由劳动部门核定招工指标，企业和被招者签订合同。第一批试行的单位是县机械厂、县印刷厂、县农修厂、县水泥厂、县造纸厂、县氮肥厂、县酒厂、县电厂、县药材公司和粮食、供销系统等，首批招收合同制工人53名。1984年8月起，除安置城镇复员退伍军人、技校毕业生仍为固定工外，其余一律实行劳动合同制。到1986年共招收全民合同制工人322名。
第二节 工人队伍
洞口境内历史上早期的职工多为店员、工人和手工作坊工人。1949年秋，全境只有职工3000人，其中工业职工71名，个体手工业工人1914名，私人商业店员1015人。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职工队伍不断扩大。按所有制划分，主要有全民和集体两种形式。
一 全民所有制职工
1950年以后，县人民政府先后接管4家私营工业企业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原有职工转为全民所有制职工，加上新建和扩建国营企业，至1952年底，全民所有制职工达1952人。1956年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公私合营企业的大部分职工也改为全民所有制职工。到1957年末，全县全民所有制职工达3125人。1958年“大跃进”期间，田于大办工业，从农村中大量招收工人，至年末，职工猛增到6792人。60年代初，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停办一批厂矿，精简一大批职工，至1963年末的全民所有制职工减少到3814名。1969年，搞“城乡劳动力换班”，有5410名城镇知识青年去农村插队落户，同时，又招收520名农村劳力为全民企业工人。1978年末，全民职工为8112人。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项建设事业都有较大发展，企业职工相应增加。1986年，全县共有全民所有制职工17889人。
二 集体所有制职工
随着供销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的建立，出现集体所有制职工，1952年为737人。手工业和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至1957年，集体所有制职工为935人（不包括乡、村企业，下同）。“大跃进”期间，集体所有制企业猛增，1958年末，集体所有制职工人数为7850人，1978年以来，集体所有制企业又迅速发展，部分全民所有制单位亦办有集体企业，加之供销社于1983年恢复集体所有制性质，集体职工人数大量增加，1986年达到12200人，比1952年增加15倍。
第三节 职业培训
新中国建立初期，企业职工文化素质、技术水平普遍较低，1952年全县职工中文盲、半文盲占职工总数80%以上。1954年以后，在职工中开展业余文化教育，纪人多数企业办起了职工业余扫盲班和夜校，组织职工学习文化。同时，在企业中对技术工人实行技术培训。1958年，县成立技工学校，定期培训工人，职工的文化素质、技术水平均有很大的提高。“文化大革命”期间，职工的业余文化学习和技术培训基本停顿。
1979年，重新恢复职工的文化学习和技术培训。80年代，职工教育、培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81年以县总工会为主，成立县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职工人数较多的局或公司都设立专门机构，对职工进行文化补课和技术补课。到1986年底止，经过补课，有1260名工人获得了初中合格证书和技术合格证书。在“双补课”的同时，还组织部分职工参加不同类型的中专、中技及职工高中学习。
第四节 劳动就业
一 精简安置
1959年到1964年，县属全民所有制单位精简职工3860人，其中大部分为“大跃进”期间进厂的农民工，仍回农村务农；一部分退休、退职或转入集体所有制企业；同时压缩一批城镇人口和农村中吃商品粮的人到农村安家落户。1965年，成立县精简、安置办公室，对从城镇精简下放回乡的职工进行慰问，给一些有困难的精简职工发放棉衣、棉被、木材等救济物资。1980年以后，通过落实“精简下放”的有关政策，对部分1957年前参加工作生活确实有困难的老职工，按月发给原工资40%的救济金。1984年，又对1958年前参加工作因公致残的精简职工，每月给予一定数量的生活补助费。
1982年7月，各企事业单位利用自然减员结余指标，从精简职工中招收一批有技术专长的人员参加工作，收回195户从城镇下放农村的手工业者到城镇落户。至此，城镇精简职工基本安置完毕。
二 知识青年安置
自1963年起，开始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以下简称“知青”）上山下乡。1964年除继续动员县内城镇知青外，还接收省、市及外地区下放知青来县农村安家落户。到1977年，城镇知青在农村插队落户的共5410人，其中县内城镇知青4264人，省、市及外地区的知青1146人。1979年10月，停止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从1971年起，通过企业单位招工、大专院校招生和招干等途径，逐步安置下乡知识青年。当时，一面安置，一面仍动员城镇知青下乡。故至1979年初在农村的下乡知青尚有4865人。1980年起，分别不同情况安置就业。
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立志务农，对申请终身务农的知识青年每人补助安家费400元，住房有困难的，补助建房费300元，全县共有15名知识青年申请长期在农村安家落户。全民所有制单位招收新工人时，在考分上优先照顾下乡知识青年；集体单位招工时，对本系统的下乡知识青年包干安置就业；无归属单位的，由劳动部门统招统配，年龄放宽到35周岁，由劳动部门介绍安排到国营园艺场、国营林场、国营渔场当工人。从部队复员、退伍的下乡知识青年，由劳动部门安置就业。省、市和外地区的下乡知青，原则上回动员地安置。对无法招工就业的，允许回城待业。提倡知识青年自谋职业，对有专长的已婚下乡知识青年，支持他们就近开业，其户口转为城镇居民户口。在乡镇企业中安置已婚下乡知识青年，政府给予适当补助，户口转为城镇居民户口。少数犯罪判刑或劳动教养的知识青年，刑期满后，一般不回农村，由动员地接收安置。
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到1984年，全县下乡知识青年基本安置完毕。
三 待业安置
由于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返城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就业门路的严重阻塞，虽经多方努力，到1979年仅安置城镇待业青年3179人。1980年以后，遵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不断改革劳动就业制度，通过全民、集体招工和补员，开办劳动服务公司和城镇街道、乡镇企业扶持待业人员个体开业，大中专学校和技校招生等途径，积极安置城镇待业青年。1983年到1984年经省劳动人事厅批准，全县转为一次性安置定点的知青厂、场17个，共安置待业青年1024人。到1986年全县共安置城镇待业青年9071人。
四 劳动服务公司
1980年11月1日成立县劳动服务公司，担负社会劳动力的管理，负责职业培训、介绍就业、组织服务等任务。1982年6月，洞口、高沙、石江、黄桥、山门5个镇成立劳动服务站，负担登记管理、介绍就业等任务。继后，县水利、粮食、卫生、邮电、财政、农机局等和石江电厂等厂矿成立劳动服务分公司，安置本系统本单位的待业青年，减轻社会就业的压力。县劳动服务公司对各镇、各系统、各单位的劳动服务站或公司，负责业务指导。县政府制订了一些优惠照顾政策，帮助各劳动服务公司安置待业青年。到1986年底止，全县共有各级各类劳动服务公司（站）21个，设置生产、劳务、商业网点49个，安置待业青年281名。
第三章 工资 劳保 福利
第一节 工资
民国时期，手工业作坊、商店等企业单位工人工资，一般用计时制，早年多为年薪，后改为月薪、日薪，工资微薄，职工生活艰苦。
新中国建立初期，企业内有计日、计月、计件、折账、提成等多种工资形式，工资水平不一，地区行业之间无统一标准。1952年起，在国营企业中统一实行以“工资分”为工资计算单位的工资制。1954年10月起，逐步实行“八级工资制”。新中国建立初，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有供给制和薪金制两种。供给制标准低，但差别甚小。乡干部分全脱产和半脱产两种，全脱产的每人每月供给费为60公斤大米，半脱产的为30公斤大米。1952年7月，对实行供给制的机关工作人员，改为包干制，并按职务评定等级。1955年7月起，全县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一律实行货币工资制，月均工资全民所有制职工为34元，集体所有制职工为31元。
1963年，先全民后集体进行工资调整，升级面为40%，通过调整，全县全民职工月均工资为36.1元，集体的为33.2元。
1972年，进行一次低工资调整，调级差在5元以下的按5元增资。全县共有2803人升级，月增工资总额18858元，人均月增6.72元。
1977年，给1971年以前参加工作的一级工和1966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二级工普升1级工资；1971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其他职工按40%的升级面评定升级。全县共有4985人升级，月增工资总额27377元，人均月增5.5元。
1978年，对全县职工拔尖考核升级，升级面为2%；对优秀学徒提前转正定级，全县共有202人升级，月增工资总额1540元，人均月增7.6元。
1979年，按照劳动态度、技术高低、贡献大小进行考核升级，全县4176人升级，月增工资总额24378元，人均月增5.8元，升级面为40%。同时，全县工资标准由三类地区升为四类地区。
1981年，调整中、小学教职工、部分医务人员和保育工作者的工资。在现行工资标准的基础上，采取先补、后靠、再升级的办法进行，全县有3495人升级，月增工资总额21797元，人均月增6.2元。
1982年，继教育卫生系统工资调整后，在行政机关和部分事业单位的职工中进行工资调整，其办法与教育卫生系统相同，全县共2991人升级，月增工资总额25858元，人均月增8.6元。
1983年，对企业职工进行工资调整，办法是同企业的经济效益挂钩，同工人个人的劳动成果挂钩，全县有4753人升级，月增工资总额23529元，人均月增4.95元。
1985年行政和事业单位职工用套改的办法进行工资调整。套改后的工资由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工龄补贴三部分组成。全县参加套改的职工有8999人，月增加工资总额166154元，人均月增18.46元。
1985年企业单位按现行工资标准进行工资改革，全县共套改3439人，月增工资总额30422元，人均月增8.85元。
1985年的工资标准，由四类地区升为五类地区，月增工资总额15142元，人均月增1.58元。
1986年企业部分职工晋升工资，全县有2768人升级，月增工资总额27000元，人均月增9.75元。
1983年以来，为了鼓励科技人员深入基层，对在农、林、水第一线（含区、乡）的科技干部实行了浮动升级，截至1986年止，全县有217名科技干部浮动一级工资。
1983年起，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企业单位经过整顿后合格的，按单位职工总数3%晋升工资，到1986年止有237人晋升工资。
1981年开始，对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中成绩十分显著、给予记大功的部分人员晋升一级工资，到1986年止共有12人升级。
通过一系列的工资调整，职工工资大幅度上升，1986年全民职工人均月工资达109.8元，比1955年增长2.2倍，比1963年增长2倍；集体职工人均月工资达98.9元，比1955年增长2.19倍，比1963年增长1.98倍。
第二节 奖金
50年代，在企业单位职工中建立奖金制度。1952年，对企业中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职工，给予少量实物奖励。1956年，全县各企业普遍实行各种形式的奖励办法，其中有定额超产奖、节约奖、质量奖和新产品试制奖等单项奖励制度。1959年下半年，在工业、建筑、交通各企业中普遍推行综合性奖励制度，除未满半年的学徒工、练习工、试用人员、监督劳动者不参加评奖外，其余企业职工均参加评奖。奖金按照参加评奖职工月标准工资总额的7%提取；以产量、质量、节约、安全等项目为评比条件；有季评和月评两种。1958年除企业单位职工发了奖金外，事业和行政单位的职工，除学徒工、试习生和当年受过行政处分者外，每人平均发给20元的奖金。
1978年以后，各企业全面恢复和实行奖励制度，种类有所增多。工业、建筑、交通系统有计件定额超产奖、全优工程奖、特种燃料和原材料节约奖；商业系统有利润超额提成奖；农林场所有盈亏包干提成奖。1979年县属各企业事业部门发放各种奖金40.75万元，占工资总额的5%。1983年，行政、事业单位开始发一次性年终增收节支奖，人均60元，次年人均80元。1985年为了控制部分单位滥发奖金，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年终一次性奖金停发；企业单位全年发放的奖金不得超过3个月工资总额。1986年又放宽了发放奖金的单位和数量，行政、事业单位职工一次性的年终奖金为120元；企业单位全年的奖金也由原来的3个月工资总额增加到4个月，当年全县发奖金196.5万元，占工资总额的10.3%。
第三节 劳保
1949年以前，境内工矿企业劳保条件相当恶劣，无任何劳动保护措施，职工在死亡线上挣扎。民国年间，洞口境内近百口小煤窑，都是独眼井、明火灯，通风靠手风车，排水靠孔明车，经常发生瓦斯爆炸、老窿穿水和冒顶等事故。民国11年（1922），茶铺三面山腰鼓冲煤矿老窿穿水，18个职工中淹死6人。
新中国建立后，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工人的劳动保护工作。1953年，对全县所有小煤窑进行两次安全检查，纠正35处违章操作，减少井下事故的发生。1954年，各厂矿企业开始将劳动保护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计划。1956年，推行国家制订的工厂安全卫生规程、建筑安装工程的安全技术规程、工人职员伤亡事故报告规程，对职工进行安全教育，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当年全县没有发生工伤事故。1958年后，企业只重视生产，忽视安全，出现了一些工伤事故，影响生产正常进行。1961年8月11日，石下江煤矿三工区老窿穿水，淹死11人。县委、县政府吸取这次安全事故的教训，发出整顿安全生产的通知，规定出现重大安全事故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并成立县安全生产办公室，加强对安全生产的领导，督促各企业实施各项安全规程，并编印2000份安全生产小册子发给企业，定期组织学习，防止事故的发生。1962年起，企业分工种发放工作服、手套、胶鞋以及肥皂、毛巾、草帽等劳保用品。县总工会还组织各单位食堂开展竞赛，改善职工伙食。1963年，新工人进厂矿前坚持三级安全教育（即厂、车间、班组），并经考试合格后，才准许进入操作岗位。1964年起，从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资产中提取10～20%，用于改善劳动条件。这样，不仅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高温季节，平均劳动出勤率仍达95%以上，而且安全事故大大减少。至1966年，全县没有发生工伤事故。“文化大革命”期间，安全生产机构瘫痪，企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得不到实施。1978年4月，县虽然恢复安全委员会，但由于“左”的影响没有肃清，重大工伤事故时有发生。1979年3月28日，树林公社树林大队羊牯坳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死亡21人，伤3人。县委、县革委立即派出工作组，积极做好抢救、安置和善后工作，发出通报，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通过政法部门核实材料，追究了当事人的责任，煤矿主要负责人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1979年4月，进一步充实安全委员会，成立矿山救护队，每季度检查一次安全生产。1980年，县级各主管部门和企业单位建立安全生产逐级负责制，各工种实行安全操作规程，使安全生产日趋制度化。是年，县里拨出专款和器材，帮助一些厂矿改善防尘设施。1982年，县水泥厂、大米厂及江潭公社水泥厂，先后安装配套除尘设备。井下挖煤采用水沉淀工艺，有效地控制煤尘飞扬，减少和防止矽肺病的发生。此后，对新建、扩建和技术改造工程，实行劳动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审批、同时施工、同时验收的制度，使职工劳动保护条件得到很好的改善，工伤事故不断减少，至1986年，全县工矿企业没有发生大的工伤事故。职工的医疗条件也得到很好改善，200人以上的企业均有职工医务室，所有企业单位都有特约医院，为职工防病治病。
第四节 福利
民国时期，多数行业，无供职人员的福利科目，公务人员患病，医药费一律自理；后虽设有卫生院（所），实行公医制度，也未很好坚持。新中国建立后，县劳动、人事局专管职工福利，广大职工从而享受各项福利待遇。
一 困难补助
职工家庭生活、生产上有困难，视情予以补助。1950年发给供给制干部家庭困难补助粮，1952年改发补助款，多数依据家庭经济情况、工作年限、职位、工作态度和成绩评定。行政、事业单位的干部福利费，由财政部门按职工工资总额的1～5%提取，拨交县劳动人事部门，分发到县级各机关单位和区、乡、镇。企业单位按各企业不同的比例提取，自行掌握评发。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由于干部工资较低，干部福利费主要用于干部家庭的生活困难补助，一年两次，评发到少数人，少部分用于干部的集体福利事业和子女的医疗补助费等方面。1980年以后，干部福利费仍少数用于集体福利事业，多数用于干部个人困难补助。1986年，县、区、乡行政干部实支职工生活困难补助费14400元。
二 死亡抚恤
工作人员死亡，规定发给安葬费，对遗属发给一次性抚恤金。50年代初，病故安葬费一次性发给，县级干部260元，科级干部160元，一般工作人员110元，后按工资级别评发，14级至18级干部发给280～360元；19级至24级的发给200～230元；25级至29级的发给150元。60年代，增发死者遗属定期或临时生活补助，每人每月5～10元；70年代，每人每月13～22元（居住城镇者标准略高）。80年代，由于物价上涨，丧葬费和抚恤费标准增高。1985年，全县死亡职工28人，实支丧葬和抚恤费34200元，人均1200多元。
三 其他福利
女职工生孩子所需检查、接生、手术、住院费用由国家负担。正常产假56天，难产或双胞胎增假14天，产假期享受原有一切待遇。50年代初开始，对妇女干部产后身体过分瘦弱者，酌情给予营养补助。70年代开始对实行计划生育者予以奖励补助。
国家工作人员除享受公休假（星期日）和法定节日假外，还享受探亲假、婚假、病假、丧假、工伤假，并对职工进行房租、水电、交通、洗理卫生费等项补贴。新中国建立初期，还规定对干部镶牙、配眼镜予以补助；家属来机关探望，其生活费和返家车旅费由国家开支。1957年起，创办了县机关幼儿园，解决了有子女职工的后顾之忧。
第五节 离休 退休 退职
一 离休
1982年4月开始，洞口境内对1949年9月30日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男满60岁，女满55岁，实行离职休养制度。到1986年底止，全县干部中已办理离休手续的100人，其中抗日战争时期的12人，解放战争时期的88人。离休干部中享受地、师级政治、生活待遇的1人，享受县、团级政治、生活待遇的26人。
对离休干部按照政治待遇不变，生活待遇从优的原则。在1983年以前由县委组织部、县人事局负责管理。1984年2月，县委建立老干部工作局，离休干部实行分级管理。1985年3月，在县委院内开办老干部活动中心，设阅览室、图书室、游艺室、休息室和会议室，为老干部提供固定的活动场所。每年组织一二次旅游。
二 退休退职
1955年开始办理干部退休。执行条件是男60周岁，女55周岁，按参加工作年限计算，领取原工资的75%至90%，直至死亡。退休、退职后，继续享受公费医疗和原单位非生产性的一切福利待遇。易地安家者发给一次性安家费。退休人员死后的待遇与在职去世人员相同。1961年～1978年春，全县办理干部退休手续的186人。1978年6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后，干部、工人退休、退职作为一项正常的工作进行。1979年～1981年，由于退休、退职者的户口迁回农村，可再招收在农村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谓之“顶班”，所以刚满50周岁的男性和满45周岁的女性纷纷申请退休。截至1986年止，全县共办理退休手续的干部1829人、工人2700人。退职的干部11人、工人21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施退休人员综合服务管理工作，县成立专门管理机构，各区、镇从退休人员中挑选一名专干，后来配备专职在编干部负责退管工作；县直机关、各区、镇、乡政府设有老干部活动室，定期组织学习，并开展多种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每年春节，除举行座谈会外，还安排30元左右的慰问品，连同慰问信、上门拜年。对少数有特殊困难的离（退）休人员给予福利补助；每年还召开一次离（退）休人员代表会议；平时围绕退管工作落实离（退）休人员政治、生活待遇，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学”。
相关地名
洞口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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