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松坡图书馆

清代，州、县无民政机构。民国年间，虽建立民政机构，主办有关优抚及少量社会福利事业，但因官场作弊者多，民众所得甚微。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民政机构建设，积极做好优抚、救灾、社会救济、收容遣送和复、退军人安置等方面的工作。对于密切党群关系、巩固人民政权、保障人民生活、增强军民团结、鼓舞部队士气和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章 优抚
  第一节 拥军优属活动
  洞口人民历有拥护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第六军团长征经境内李家渡时，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牺牲20余人，当地群众自动献棺安葬；1941年境内妇女共捐布鞋8万余双，慰劳抗日前线将士；同年秋天，竹篙塘群众自动修建纪念抗日阵亡将士忠烈祠；1946年春，江口群众捐款献物，建造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把拥军优属活动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1952年8月，洞口县建立拥军优属委员会，各区、乡、镇也成立相应的组织，积极开展拥军优属活动。每年元旦、春节和“八一”等重要节日，县委和县政府负责人带领慰问团到部队驻地进行慰问，在县城召开优属拥军慰问大会，组织军民联欢活动，邀请驻县的部队首长和战士代表进行座谈。各区、乡、镇也同样开展此类活动，发动群众制订拥军优属公约，检查、落实拥军优属政策。各级妇联、共青团组织，发动妇女和青少年为烈、军属、残废军人挑水、砍柴、打扫住房。县政府多次拨出专款，新建或修复革命烈士墓、碑、塔26处；组织力量调查研究，认定大革命时期以来为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祖国而牺牲的革命烈士302名，编印了《洞口县革命烈士英名录》。
  1952年到1986年，全县共召开了23次烈、军属和残废、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及拥军优属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会议。每次会议到会代表120～700人之间。1952年第一次会议，全县评出烈、军属和复员、转业军人、拥军优属模范共21名。马渡乡塘冲村军属许兰菊，1950年送夫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依赖代耕，还把省吃俭用积蓄的500万元（旧币）人民币捐给国家，支援抗美援朝，两次被评为湖南省劳动模范和军属模范，当选为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洞口县多次评为全国和省、地拥军优属先进单位，1983年洞口县民政局派代表赴京出席了全国第八次民政工作会议。
  第二节 国家抚恤
  民国期间，政府曾先后颁布过伤亡军人及其家属的优抚“条例”和“细则”，但“国库无力负担，均由地方自筹”，“条例”、“细则”大多成为一纸空文。抗日战争前后，高沙、洞口设有国民党军医院，住伤兵400余人。当时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伤兵生活水平下降，遂在街头强行买卖，肆意滋事，居民怨言，当局听之任之。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对伤亡军人及其家属的抚恤十分重视。1950年，国家颁布革命军人、革命工作人员和民兵牺牲、病故、伤亡褒扬条例和优待抚恤条例。国家抚恤分烈士、因公牺牲、病故抚恤和残废抚恤。1952年～1986年共发放抚恤费631.4万元，平均每年18.04万元。
  一 烈士因公牺牲和病故抚恤
  革命烈士、因公牺牲和病故人员，分别发给《革命烈士证明书》、《革命军人因公牺牲证明书》、《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革命工作人员因公牺牲证明书》和一次性抚恤费。1953年前发放抚恤粮，以后改为抚恤金。1981年以前，分烈士抚恤和病故抚恤两项，以后分革命烈士抚恤、因公牺牲抚恤和病故抚恤三项。抚恤标准，就职务高低而定，并多次提高。1986年，全县共有302名烈士家属和343名因公牺牲、病故人员家属享受抚恤，共发抚恤金68.4万元、抚恤粮4.15万公斤。
  二 残废军人抚恤
  对革命残废军人，实行终身抚恤。根据残废者的残废轻重和丧失劳动能力程度，划为四等六级，分别发给《残废抚恤证》，一般每十年换证一次。1955年以前，对二等以上残废军人实行抚恤。1956年开始，对复员回乡的三等残废军人也实行抚恤。
  残废抚恤标准，根据残废者有无固定收入，分为在职、在乡两种，因战致残者高于因公致残者。抚恤标准自1952年以来多次调高。1953年发放抚恤粮、优待金，以后改发抚恤金。从1979年起，对在乡的二等以上革命残废军人，其粮油和副食品按当地干部标准由国家供应；对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饮食起居需要人扶助的特等残废军人和一等残废军人，每月发给生活护理费36元，全县有7人享受生活护理待遇。对革命残废军人实行伤口治疗和乘坐车船等方面的优待和照顾。截至1986年止，全县共有革命残废军人和参战致残民兵、民工408人，其中特等3人、一等11人、二等118人、三等276人。累计发放残废抚恤金187万元、抚恤粮1.08万公斤。
  三 定期定量补助
  从1961年起，国家对年老丧失劳动能力而无亲属赡养的烈、军属，在发放优待补助钱、粮的基础上，开始实行定期定量（简称“双定”）补助。1963年，正式确定“双定”补助对象204人，发放金额9804元，年人平48元，月人平4元。补助对象是：孤老烈、军属；烈士、病故军人的遗孤和烈士、病故及失踪军人的未成年子女；已失去劳动能力而其子女又确实无力供养的烈士、病故军人的父母和配偶；生活有困难的在乡三等残废军人；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有困难的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长期不能劳动，生活有困难的复员、退伍军人。以后补助标准经几次调整提高。1986年，又进行调查摸底，放宽补助面，提高补助标准。全县核定“双定”补助对象1422人，发放金额21万元，年人平147元，月人平12.2元。自1961～1986年的26年间，累计发放“双定”补助费86。3万元。
  第三节 群众优待
  一 代耕
  1952年前，农村群众优待方式有工票制、小包耕、大包耕、佃耕和临时派工五种。1953年，全县普遍实行固定代耕制，签订代耕合同，实行包耕、包收、包产量。被代耕对象主要是：烈、军属缺乏劳动力者；转业回乡的特等和一、二等革命残废军人，其家庭缺乏劳动力者。此外享受供给制或包干制的革命工作人员，其家属生活确实困难，无劳动力从事生产者，也按稍低于烈、军属的标准享受代耕优待。代耕服勤范围：凡居住农村（包括小集镇）年满18岁～48岁的劳力、半劳力均应负担代耕勤务。1954年统计，全县有2800户烈、军、工属的8200余亩耕地由群众代耕。
  二 优待劳动工日
  1957年开始，农村优待形式由代耕转变为优待劳动工日（每10分工为一个劳动工日）。以大队或生产队人均所得劳动工日为标准，烈、军属所做的劳动工日未达此标准者，其不足部分由大队或生产队以优待形式补足；优待劳动工日记入个人劳动工分账，参加当年决算分配。优待劳动工日所需负担，有三种不同方法：一是按每个社员劳动底分负担；二是从大队或生产队劳动工日的总数收入中统一扣除；三是从公益金内开支。1957年，全县享受优待劳动工日的有1730户，户均优待工分416.6分；1962年有1985户，户均优待工分399.9分；1979年有3453户，户均优待工分1252.7分。从1957年到1981年的25年中，全县累计优待劳动工日852万余个。
  三 优待现金
  1982年，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烈、军属实行现金优待。经费由大队或生产队统筹。是年，全县优待义务兵家属2455户，金额32.16万元，户平131元；烈属86户，金额8428元，户平98元；残废军人57户，金额2394元，户平42元；病退军人42户，金额2331元，户平55.5元。后因各大队、生产队之间烈军属多少不一，群众负担畸轻畸重；各队之间经济状况不一，烈军属所得有多有少，意见纷纷。从1984年起，采用“社镇统筹，平衡负担”的办法。在社、镇范围内匡算优待金额，按全社、镇土地面积和人口各负担一定的比例，一次统筹，由社、镇统一发给。有的社、镇为鼓励现役军人在部队立功，还规定对在部队立功获奖的现役军人家属另给以优待金。全县从1982年～1986年共优待烈、军属和残废、病退军人的现金156.34万元，户年平150.5元。
  第四节 扶持优抚对象脱贫
  1952年后，为了帮助农村贫困烈、军属、复员军人解决生产、生活方面的实际困难，政府除发给优抚粮、钱外，还根据各户缺什么提供什么的原则，实行物资扶助。1964年，为贫困优抚对象无偿提供耕牛48头、打谷机160部、中小农具420件、母猪107头、饲料1.4万公斤，使其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对城镇贫困优抚对象，除不定期发给优抚补助费外，还组织有劳动能力的优抚对象参加福利企业。1953年，县民政科拨款创办洞口烈、军属、复员军人缝纫社，安排20名烈、军属和复员军人就业。1959年12月，改名为县针织福利工厂。1961年8月，并入洞口县服装生产合作社。
  80年代以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对优抚对象的扶持实行“三个优先”，即优先提供贷款，优先提供物资，优先承包企业。1982年至1986年，为农村5067名优抚对象提供扶贫贴息贷款135万元，帮助发展种植业、养殖业、运输业和工商业。通过扶贫，全县已有3686户贫困优抚对象脱贫致富，有的还进入万元户的行列。
  第二章 安置
  第一节 复员 退伍军人安置
  民国时期，政府虽有退役军人安置机构，但执行不力，徒有虚名。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退役军人的接收、安置工作。1952年4月，成立洞口县转业建设委员会，各区、乡、镇亦成立相应机构。
  志愿兵复员数量较少，但由于时处建国初期，他们在生产、生活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较多。为此，除开展群众互助和国家救济之外，对没有土地的分给土地，没有住房的分给公房，有疾病伤痛的国家给予治疗或补助，另外还给予优先招工招干。至1957年底止，全县共接收复员军人4134名，选择在部队贡献大、回乡表现好、有一定工作能力或有专业技术的885名复员军人优先招工。在农村的，补分公房245间，修理房屋310间，发给生产资料补助金7万元。
  1958年义务兵开始退伍。改原县转业建设委员会为县退伍军人接待办公室。安置原则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对他们的疾病治疗和住房等实际问题，由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设法解决。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安置工作主要转向扶持发展生产。对带病退伍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有一定困难的，生活上由群众优待或国家补助，并由集体在劳动上或工作上给予分工分业方面的照顾。到1986年底止，全县共接收退伍军人18004名，其中优先招工招干的有5128名，占退伍军人总数的28.5%。国家还拨出专款4万元、木材506立方米、钢材5吨，帮助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退伍军人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
  从1952年4月到1986年止，全县共接受安置复员、退伍军人22138名，绝大多数成为单位的工作、生产骨干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带头人。金田乡复员军人袁安居，安心农村，积极生产，在种好责任田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努力办好家庭养猪场，1986年家庭实现了“三个万”：即收入1万元，产粮1万市斤，为外贸出口提供瘦肉型活大猪1万市斤。
  第二节 军队离休 退休干部安置
  1985年前，由县民政局负责安置、管理军队离、退休干部。1986年，成立“洞口县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定编2人，专门负责安置、管理工作。自1966年到1986年共接收军队离、退休干部19名，其中团级以上的2名，营级3名，连、排级14名。分散安置的14名，绝大多数随家属回原籍落户；集中安置的5名，政府还拨款5.82万元在县城修建住房1栋，建筑面积385平方米，每户平均住房面积77平方米。并设有离、退休干部活动室，陈设琴棋书画，供其学习娱乐，欢度晚年。
  第三节 水库移民安置
  新中国建立后，修了大批水库和河坝。水库被淹区的群众必须迁往外地居往。1957年在桥头乡荆竹山、打鼓岭修建半江水库，移民38户，153人，发给一定数量的移民费，被安置在该乡的荆竹、湾塘、三阳、毓兰等村。1959年在石柱、拦河两公社境内修建龙江水库，移民187户，739人，国家发给移民补助粮4.44万公斤，建房木材190立方米，安置费3.85万元，移民分别安置在花桥公社（52户、195人）、石柱公社（110户、452人）、山门公社（12户、42人）、水东公社（13户、50人）落户。1966年在西中乡大业冲修建大业水库，移民43户、174人，分别安置在西中、花园两公社落户，县政府发给建房木材18个立方米、粮食2000公斤、现金4000元。1962年12月8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分配柘溪水库被淹区新化移民111户、410人迁入洞口县落户，次年，安置在都溪瑶族公社59户、216人；渣坪公社49户、186人；月溪公社3户、8人。安置经费和粮食补助由省直接发放到户。为了帮助少数移民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县政府曾发放一些移民生活补助费，当地社、队也给以多方关心和照顾。
  第三章 救灾 救济
  第一节 灾害救济
  洞口历来自然灾害频繁。民国年间，政府虽成立了“赈救会”，但拨款甚少，加之官吏从中营私，民无实惠。民国4年（1915），洞口境内大水成灾，淹死322人，平溪江、黄泥江、蓼水沿岸一片废墟，大批灾民外出逃荒，县政府不但不给分文赈灾款，反而将一些灾民视为“扰乱社会分子”抓去坐牢。民国10年（1921）境内久旱无雨，河涸地裂，灾民号泣于途。地方劣绅勾结政府职员，借名赈灾，大肆挥霍，灾民未得分文赈济，民不聊生，饿殍遍地，惨不忍睹。
  新中国建立后，政府重视救灾工作。1963年，春、夏、秋三季连续干旱，大多数河水断流，黄桥区东边乡和高沙区洪茂乡群众饮水十分困难，全县21万多亩农田受灾减产或失收。县委、县人委组织9个工作组奔赴灾区，组织群众开展抗灾夺粮，减少了旱灾带来的损失，并发放救灾款43.4万元、救济粮25.2万公斤、救济衣2520件、棉被310床、统销平价粮2700万公斤。1979年6月27日发生近百年未遇的大水灾，平溪江水位比1915年（乙卯）还高一米。全县28个社（镇）、17万多人受灾，房屋倒塌，人畜伤亡，庄稼被毁，水电设施遭破坏，县委、县革委领导李荣中、唐光荣、王道钦、唐运祥、伍芬奎等，亲自带领交通、卫生、商业、物资、民政、公安、粮食、农业、水利、邮电、银行等部门干部迅速赶赴灾区送医、送药、送物资，抢救伤员，慰问灾民，发动群众开展抗灾斗争，省、地、县拨给建房救济款90万元，农业低息贷款120万元，水电投资45万元，木材1500立方米，钢材100吨，粮食24.3万公斤。邵阳市和各兄弟县以及驻洞口的各省、地单位，无私地支援钢筋、水泥、化肥、农药等救灾物资160多吨、晚稻良种13.5万公斤。灾区人民很快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竹市公社向阳大队第十生产队33户，受灾倒了房屋的29户，灾后国家给予建房救济款1万元、木材34立方米、钢材2吨，加上自力更生，建成排列成行的新平房3栋44间，户户喜住新宅。木瓜公社德巷大队第十生产队灾后修建的居民新村，庭院宽敞，家家装上自来水。全县灾后新建居民点12处。粮食总产比上年增加7720吨，增长3.2%。总收入增加595万元，增长9.9%、人平纯收入增长5.3%。人民生活稳定，社会秩序井然。据1962年～1986年的23年统计，国家发给灾害救济款354.84万元。
  此外，政府还对遭受火灾的群众进行救济，批给木材、水泥，发给救济钱、粮，使其重建家园。1952～1986年，共发放火灾救济款24.95万元。
  第二节 社会救济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疾苦，积极做好社会救济工作。自1952年至1986年的35年间，共支出社会救济款894.13万元，年均25.5万元。
  一 农村困难户救济
  春、夏荒救济新中国建立初，农村贫雇农生活十分艰难。土地改革后，虽然分得田地，但因家底太薄，资金、生产工具缺乏，有的还缺少劳动力，耕作粗放，农业产量低，家庭副业收入少，仍有少数户生活困难。县人民政府每值春荒、夏荒，发放救济钱、粮。1953年先后发放了3次，支付救济款4.56万元。随着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农业和副业收入的增加，需要救济的户逐步减少。1981年，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后，春荒已不存在，救济夏荒的钱粮比50～60年代减少70%。截至1986年全县发放春夏荒救济款283.47万元。
  冬令救济 自1952年建县以来，每年冬季，由民政部门统一拨款，购置棉花、棉布，加工成棉絮、棉被、棉衣裤，分配到各乡、镇，再由乡、镇评定，发给缺衣少被的困难户。截至1986年止，全县用于冬令救济款共48.54万元。
  二 城镇困难户救济
  洞口境内集镇、墟场较多，除高沙、洞口、石江、黄桥、山门五个较大集镇外，还有江口、月溪、溪、毓兰、花园、竹市、菱角、石柱、花桥、水东等墟场。50年代以前，这些集镇和墟场的居民，多数无固定收入，特别是少数鳏、寡、孤、独，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的，生活极为困苦。新中国建立后，随着集镇工商业发展，居民就业门路增加，有了瞻养老人的社会保障。1956年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全县城镇闲散人员只有95人，1978年减少到73人。对极少数确已丧失劳动力，又无子女瞻养的，人民政府及时发放救济款，供应平价粮。自1952年～1986年，全县共发放城镇困难户救济款23.52万元。
  三 贫病救济
  新中国建立初期，人民政府每年要拨出专款，用于解决城乡贫困户的治病困难。1956年为134名贫病者减免药费5244元。进入70年代，特别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民收入增加，一般疾病治疗费能够自己承受，但因天灾人祸和重病住院，医疗费用增多，本人难以支付的贫困户，政府视其情况减免其药费的部分或全部。1954年～1986年，全县共减免医药费194.2万元。
  四 少数民族救济
  洞口县是个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县。县人民政府对分布在溪、大屋、长塘、鼓楼、桐山、花园、石背、金田等边远山区乡的少数民族困难户给予特殊照顾，发给寒衣、被褥、棉絮、胶鞋、头巾等物资。1984年、1985年、1986年三次赊销给少数民族困难户棉布33.97万米，棉絮4.26万公斤。据1952年～1986年统计，共发给少数民族专项救济款10.54万元，赊销物资折款82.7万元。
  五 麻疯病人救济
  麻疯病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被视为不治之症，患者多被驱至荒野焚尸灭迹。新中国建立之后，政府严令禁止了这种极不人道的行为。1955年，县政府在竹市乡金龙寨建立麻疯病医疗站，将患者集中进行治疗，有效地控制了麻疯病的流传。至1986年止，先后收治508名，治愈439名。共拨付生活、医药救济款11.068万元。
  六 退职职工救济
  1985年，县政府根据国务院的规定，对1957年底以前参加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于1961年～1965年6月9日期间被精简退职的2223名职工，进行全面清理，对其中丧失劳动能力、长期患病、生活无依靠的129名。按月发给原标准工资的40%。
  七 其他救济
  政府对有困难的侨眷、台属、港澳同胞家属、宗教界人士和年老体弱、生活无依靠的国民党投诚、起义人员以及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特赦人员，给以救济。至1986年底，共发放救济款8.38万元。
  第三节 扶持贫困户
  新中国建立后，广大贫苦群众翻了身，生活大有改善。但还有部分家庭人口多，劳力少和天灾人祸等多种原故，仍处于贫困境地。据1954年6月6日摸底调查，全县农村生活困难较大的贫困户有4759户，占农村总户数的5.1%。人民政府首先组织他们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集体力量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其次是发放救济粮款，帮助渡过困境。当年全县发放救济粮6.5万公斤、救济款4.1万元。
  随着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的发展，农民生活逐步提高，但在边远山区和底子差的地区，仍有一些户因缺劳力、缺资金、缺技术和其他原故，仍然缺吃少穿。1978年统计，全县年人平口粮200公斤以下、收入120元以下的困难户有4592户，占农村总户数的3.4%。县委和县政府组织力量分赴贫困地区，帮助贫困户摆脱贫困，依靠集体力量，从资金和技术上支持他们发展家庭副业和多种经营；从农、工、副业分工分业上优先照顾，安排进社队企业劳动；政府从救济款、农业贷款、预购定金等方面给予优惠照顾和支持。
  1982年以后，县政府又确定渣坪、长塘、大屋、桐山、杨林、金田、月溪、石柱、鼓楼、都溪、江口等11个乡、镇为扶贫重点，由各战线长期包干，派出干部常驻村组，帮助贫困户出主意，想办法，积极发展商品生产。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道钦在渣坪乡帮助困难户植漆树6万余株；组织“两户带一户”（即重点户、专业户带贫困户）和党员、干部包户。县政府从资金、物资等方面优先照顾，1982年～1986年，全县发放扶贫资金450.25万元，发放扶贫化肥1408吨。经过几年的共同努力，已有10916户脱贫致富，占贫困户总数的58%。
  第四节 收容遣送
  1952年，成立洞口县收容所，归口县公安局管理，1961年移交县民政局管理，对流入境内生活无着落的人员予以收容、遣送，在安排好生活的前提下，做好思想教育工作，查清他们的姓名、籍贯、身份、家庭情况及外流原因后，分别做出处理；能返回原籍者遣送原籍，并协助当地政府做好安置工作；对无家可归，原籍无条件安置和屡遣屡返的长期流浪者，则送农场劳动，使其自食其力。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收容所被迫撤销，1971年恢复，更名为洞口县收容遣送站，并贯彻“由流出地区包干负责安置”的原则，对收容人员，在帮助解决临时生活困难后，经过思想教育，及时遣送回原籍。1979年～1986年，全县共收容890人，其中县内直接收容的410人，县外转送遣入的480人。通过教育，遣送回原籍的851人，安置到农场的11人，转其他部门处理的28人。
  第四章 社会福利
  民国年间，民间已有一些慈善事业，诸如孤儿院、义庄、施棺和义冢等。新中国建立后，社会福利事业由国家和集体结合进行，使鳏寡老人、残疾人、孤儿、弃婴能得到照顾和安置。
  第一节 鳏寡老人供养
  新中国建立后，土地改革时分给农村鳏寡老人的田地，由村组发动群众帮助耕作，或请人代耕，国家给予临时救济。1954年，农村建立互助组，则由互助组包工代耕，辅以国家救济。农业合作化后，对生活无依靠的鳏寡老人实行“五保”（保吃、穿、住、医、葬）。1958年春，全县“五保”供养的有2567户、3152人，当年秋，全县由人民公社建敬老院50所，入院老人1541名。1960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停办，仍回生产队享受“五保”待遇。1983年，为完善“五保”供给制度，对全县鳏寡老人进行了普查，确定“五保”户2036户、2418人，并发给《五保供应证》。供应办法：城镇的52人拨专款供养。农村的2366人，其中由生产队或大队筹钱、粮、物供养的1237人；包给社员照顾的67人；包给亲属照顾的243人；由生产队安排专人照管的18人；对生活能够自理的801人划给双分责任田和自留山，内有781人由亲属代耕包养，20人请工自耕。凡划给“五保”户的责任田，一切上缴和提留免交。
  1984年以来，先后有树林、月溪、茶铺、高沙、江口等乡、镇和管竹乡棉花村办敬老院，共有31名“五保”老人入院集中供养。1985年，县人民政府在城关镇高渡村修建洞口县光荣院，建筑面积1300平方米。已接收孤老烈、军属和孤老复员军人20名入院，配备专人管理。每人每月发零用钱8～15元，逢年过节，县党政领导前往看望慰问。
  “五保户”的供养经费，主要是农村经济组织筹集，国家给予适当补助。1962～1986年国家发给“五保户”救济款32.13万元，年平1.28万元。
  第二节 残疾人就业
  民国时期，洞口境内贫困的盲聋哑残疾人员，政府不予过问。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才兴办残疾人福利事业，安排就业或发给救济粮款。
  1952年开始，城镇在安排贫困优抚对象从事福利生产的同时，吸收残疾人参加镇办企业；农村安排到乡、村企业，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历年共安排205名残疾人在乡、镇、村办企业工作。
  1984年，高沙镇组织“盲人按摩诊所”，有职工8人，其中盲人5名，设病床6张。三年来共收治病人1919名，纯收入5579元。1986年5月，县民政局创办“洞口县双扶服务公司”，在城关镇设商业门市部，职工28人，其中残疾人4名。经营百货、五金、副食和农副产品。全年营业额28万元。同年9月，城关镇建立竹器厂，职工9人，其中残疾人7名。
  第三节 孤儿弃婴教养
  民国时期，高沙市（今高沙镇）曾设过贫儿分院，办院时间不长。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颁布了孤儿教养政策，备各级民政部门遵从照办。
  1983年，随着“五保户”供养的普查落实，对无父母、无依靠、无生活来源的孤儿，分别由大队、生产队（后改为村、组）或亲属包养、包教，辅以国家救济。全县有92名孤儿，从此吃穿有了着落，教养有了依靠。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城乡人民生活的改善，尤其是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坚决保护女婴和妇女的权益以来，弃婴数量大为减少。但因重男轻女思想影响，近年来仍有少数女婴被弃，一经发现，民政、妇联、计生委、公安等有关单位，便积极寻找其亲生父母，责成他们抚养长大。确无法查找者，转送无子女夫妇抚养，政府准予落户；个别既找不到亲生父母，又无人愿意抚养，由政府委托人抚养，给予一定的抚养费。1952年～1986年，共收养了弃婴46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