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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以后，司法行政工作一直由县人民法院兼管。为健全法制，1980年11月建立洞口县司法局。
   第一节 法制宣传教育 1950年5月和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分别公布实施后，洞口境内各级党政领导，除连续三年组织干部群众学习外，司法机关及宣传部门还运用传单、墙报、黑板报等形式开展宣传活动。同时，还组织300多名土地改革工作队员深入乡村、农户，反复宣传婚姻法和土地改革法律条文，为广大农民详细解答疑难。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等法律和条例公布实施，县委、县政府和各主管部门都组织干部群众宣传学习。“文化大革命”前，法制宣传教育深入，干部群众知法程度高，违法犯罪的很少。“文化大革命”期间，法制宣传教育削弱，干部群众中的违法现象不断出现。1978年后，洞口县组建法制宣传队伍，在城乡广设宣传点、宣传栏和宣传橱窗，向城乡人民介绍法律条文，解答法律询问，普及法律常识。县司法局成立后，办了《法制宣传》小刊和《借鉴集》小集，以短小精悍、情节动人的典型事例宣传法律常识；又根据青少年违法犯罪比例上升的实际情况，在全县初中三年级开设法律常识课程，并举办违法青年学习班。到1986年止，全县确定法制宣传员1025名，办法制宣传黑板报565块，订阅法制报刊2000余份，印发各种法制宣传资料13000余册；举办法制展览150余期（次），参加人数达25万多人次；为群众上法制课1200多次，听众30万人次；举办法制培训班311期，培训各级领导和宣传骨干3.54万人；受省司法厅委托办两年制电大法律学习班一期，有34名学员达到专科水平，发给大学专科毕业证书。1986年洞口县被评为省司法教育工作先进单位。
   第二节 公证 律师
   一 公证 新中国建立前，洞口境内无公证机关，民间流行私证。凡签订租佃、借贷、合资及财产转卖之类契据，当事者约请中间人作证，立字为据。1953年后，签订合约，由工商、税务、银行等部门或契约双方领导机关办理。1957年委托县人民法院代办，但活动尚未正常开展。1981年7月，正式成立洞口县公证处。此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和法律知识的普及，干部群众逐步重视依靠法律手段维护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办理公证者逐年增多。经济合同类的公证，有购销、借贷、承包、订货、联营、仓储保管、科技贷款合同等；民事法律行为类的公证，有收养、遗嘱、房屋租赁、留职停薪、担保、聘请、土地征用和山林定权、水利定权等；法律事实类的公证，有确认产权、亲属关系等；法律文书类的公证，有法人身份证明、影印件、印章属实和委托等。1981年至1986年底，共办理公证839件。1986年，洞口县公证处被评为省、市公证工作先进单位。
   二 律师 新中国建立前，洞口境内的民间诉讼，多由讼棍把持，东（家）佃（户）纠纷，东家常请讼棍包揽。这些讼棍自恃谙于法律，巧言诡辩，勾结官府，倚强凌弱，不少佃户有理反吃官司，甚至倾家荡产。1953年，洞口县法律顾问处成立，由县人民法院代管，负责解答群众的法律询问，代写刑、民事诉状和答辩状，以及出庭辩护，或受聘为法律顾问等。1958年，法律顾问处撤销。1981年7月，重新恢复洞口县法律顾问处，到1986年共配备专职、兼职律师和律师工作者21人，共担任刑事辩护案267件、刑事自诉代理案9件、民事代理案102件、非诉讼代理案33件，代写法律文书314份，解答法律询问1933人次。
   第三节 民间调解 民国年间，邻里发生纠纷，一般投诸保甲，或找当地乡绅调解。当时的调解者大多扶强凌弱，偏颇亦多。新中国建立以后，人民法院负责调解民间纠纷。1953年，各区、乡成立人民调解委员会，配备专职或兼职调解员，在基层人民法庭指导下开展工作，全县每年调解纠纷近千起。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调解组织与治安组织合并，更名为治安调解委员会。到1966年全县各公社、大队共建有治安调解委员会（分会）484个，调解委员2420人，调解员7555人。各种民事纠纷基本在基层调解处理，邻里和睦共处，互相帮助。“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停止活动，至1973年恢复。1980年11月由县司法局领导基层调解组织，并对其组织加以整顿和充实。1983年，全县建成区、乡、村三级调解网，共有调解员10582人。1984年配备了区、乡、镇专职司法干部主管人民调解工作。此后，坚持贯彻“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调处了大量民间纠纷，减少了争讼和社会不安定因素，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1985年、1986年分别被评为省、市先进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