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松坡图书馆 内容
第一章 畜牧业
境内粮产丰富，牧草繁茂，天然饲料较多，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历为湖南牲猪重要产地。但新中国建立前，发展十分缓慢。1549年，洞口境内出栏肥猪不足4万头，存栏耕牛不足2万头，畜牧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一般为10.0%。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十分注重发展畜牧业生产。1952年建县后，立即成立家畜保育站，后改为畜牧兽医站，1956年成立畜牧兽医工作者协会，配备专业人员，建立技术推广体系和疫病防治体系，畜禽生产逐步发展。1952年畜牧业产值572.96万元，占农业总产值13.6%，其中牲猪产值367.84万元，占畜牧业产值的64.2%。1955年畜牧业产值增长到685.12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14.53%，其中牲猪产值642.64万元，占畜牧业产值的93.8%。此后畜牧业生产几经起伏，1956年到1962年因“五风”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减产，畜牧业生产跌落，1964年开始回升，但发展速度不快。1979年后，国家调整生产政策，改“公养私养并举”为“私有私养”，专业户逐渐增多，产品多渠道流通，品种不断改良，饲养不断优化，养殖技术不断提高，到1986年畜牧业产值达4411.61万元，比1952年增加7倍，占农业总产值的23.5%，其中牲猪产值2916.11万元，占畜牧业产值66.1%，仅次于粮食生产。
第一节 畜禽饲养
一 家畜
（一）猪
养猪为洞口境内农户的传统副业，饲养量居畜类之冠，自古在湖南享有盛名。据《武冈州乡土志》记载：清·光绪年间，武冈州西北面（今洞口境内）每年除当地自食销售外，还有近万头肥猪销往广州、澳门、香港等地。民国34年（1945）日本入侵时大势掠夺，牲猪饲养量急剧下降，抗日胜利后逐步恢复，1949年户平饲养近1头。新中国建立后，农民分得土地，粮食丰收，政府号召户户养猪，推行“私有私养公助”的方针，发放贷款和预购定金扶植私人养猪。1952年建洞口县时，全县饲养牲猪11.69万头，户平1.23头。随后连年增长。1955年在竹市乡木瓜农业生产合作社试行集体养猪，以后陆续有所发展，到1957年，全县牲猪发展到16.74万头，户平1.64头，年末存栏10.04万头，其中集体存栏1949头。
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化，组织全面“大跃进”，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大办“万头”、“千头”、“百头”集体养猪场，将社员私有私养牲猪收归集体饲养，因饲料供应不上，管理不善，死亡较多，且连续三年粮食减产，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养猪积极性受到挫伤，牲猪生产跌落，1960年全县牲猪饲养量减至10。36万头，1961年再减至6.99万头，比1957年减少58.7%，其中集体养猪由1958年存栏8.07万头，下降到3764头，减少95.33%。1962年后，贯彻“公养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的方针，同时对完成派购猪任务者给予粮食指标和布票奖酬，牲猪生产又有所回升，1964年全县养猪24.98万头，户平2.29头，比1961年增长2.57倍，其中集体养猪增长2.29倍。
1965年后又强调队队办集体养猪场，到1968年已普及全县各大队、生产队，将社员私养母猪收归集体，限制私人饲养，对饲养好、收入多的户视为“资本主义”，私人养猪减少。1966～1968年，全县年平养猪22.09万头，户平1.87头，其中集体养猪年平1.52万头，均低于1964年的水平。1970年开始纠正限制社员家庭养猪的错误，并提出“两条腿”（集体、私人）走路的方针，对集体养猪场进行整顿。1977年政府投资32万元支持集体养猪场建设，其中20万元用于桥头公社（现毓兰镇）在新江大队建立机械化养猪场，但全县集体养猪发展不快，1970年～1979年集体养猪业在2～3万头之间徘徊；社员私人养猪发展较快。全县牲猪饲养数由1970年的24.20万头，上升到1979年的51.25万头，增长1.12倍。
1979年后，实行私有私养，集体养猪逐步由减少到停止，并取消派购任务，调高牲猪价格，加之粮食丰收，改良牲猪品种，推广配合饲料，加强疫病防治，大大促进养猪事业的发展，并涌现养猪专业户340户。1986年全县饲养牲猪78.92万头，户平4.59头，人平1.16头，出栏31.37万头，养猪产值2916.11万元，占畜牧业产值66.1%。
牲猪品种，县内历为黔邵花猪，属肉脂兼用型，适应性广，繁殖率高。1957年起陆续从宁乡县流沙河引进宁乡猪，从长沙县引进大围子猪，从衡阳三塘农场引进约克夏，这些良种猪与本地母猪杂交有一定优势，适应性广，长肉快，饲养3～4个月即可出栏，每头毛重在100公斤以上，促进了牲猪发展。1980年后注重引进瘦肉型品种，从杭州大观山种畜场引进长白猪，从岳阳君山农场引入大约克，从四川绵羊地区种畜场引入杜洛克及汉普夏（大型黑猪）共912头，其中公猪212头，用人工授精方法与黔邵花猪种杂交，产生二元杂交母猪7320头，竹市、洞口、山门、高沙、桥头、石江、黄桥等区镇的瘦肉型猪生产基点，以瘦肉型良种公猪与二元杂交母猪杂交，产生三元杂交猪商品代，以满足广大养猪户对瘦肉型牲猪苗的需要。1985年洞口县定为湖南省瘦肉型牲猪生产基地，年出口瘦肉型活大猪1.4万多头，居邵阳市第一位。
（二）牛
洞口境内农户历来饲养黄牛和水牛，均为役用。西北山区多黄牛，东南丘陵区多水牛。民国21年（1932）洞口境内山区户平养牛1.14头，丘陵区户平养牛1.04头。民国34年（1945）日军犯境，掠杀大批耕牛，仅洞口、高沙、桥头、石江几处就被掠杀3400多头，致使耕牛数量急剧减少，到1949年洞口境内存栏耕牛不足2万头。
新中国建立后，政府鼓励农民养牛，宣传“牛是农家之宝”。县政府颁发保护耕牛布告，发放耕牛贷款，成立护牛组织，加强饲养管理，严禁滥宰滥杀；处理残牛，须经批准。1952年全县共有耕牛3.83万头，较1949年增长91.5%，每百亩水田有牛7.2头。
耕牛历为户养。农业合作化后，牛折价入社，集体建栏，派专人饲养，划拨饲料地，留好饲料粮。进入秋季，储草备料，修补栏舍，准备过冬，严寒季节各级领导组织畜牧技术人员进行检查，保护耕牛安全过冬。1957年全县耕牛发展到4.55万头，比1952年增长18.8%，每百亩水田有耕牛9头。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耕牛归大队所有，公社任意平调，重用轻管轻繁殖，接着又是三年粮食减产，饲料不足，1962年耕牛下降到3.85万头，比1957年下降15.38%，每百亩水田只有8.3头。是年开始调整政策，耕牛所有权下放到生产队，建立饲养役用制度。60年代中期推行过公有私养，后又改为公有公养，奖励繁殖小牛，规定繁殖小牛成活到一周岁，水牛按四分之一、黄牛按二分之一折价奖给饲养者，调动了饲养繁殖耕牛的积极性，到1972年，一直保持年存栏4万头以上。横溪公社荷竹大队饲养的耕牛，膘肥体壮，产仔多，发展快，多次评为模范单位，出席县、省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生产队的耕牛折价给水田承包户，饲养更为重视，并出现养牛专业户17户，耕牛发展速度加快，到1986年全县有耕牛5.46万头，平均每百亩水田有牛11.88头。
役用牛的品种也不断改良。境内原有湘西黄牛，体型矮小，行动灵活，但役用力差。1971年10月从黑龙江海拉尔引进三河种黄牛10头，其中母牛8头；1972年从陕北黄土高原引进役肉兼用型秦川黄牛7头，其中母牛5头，引进公牛与本地黄母牛杂交，优势较明显，尤以秦川牛突出，初生犊体重23.7公斤，比本地黄牛交配犊13.8公斤重9.9公斤。1974年又从河南南阳地区引进役用型南阳黄牛3头，其中公牛2头，体型长，骨架高，脚较小，跑路快，役拉力比秦川还强，在木瓜、石柱、醪田、黄桥等乡杂交繁殖。50年代前，境内水牛为滨湖水牛类型，驱体高大结实，役力强，1956年各地选留强壮公牛配种，发展良好，1964年又从滨湖购进水公牛16头，加强配种繁殖，但良种公牛分布面不广，滥交乱配严重，退化突出。1974年引进磨拉水公牛2头，与本地水母牛杂交，后代优势明显，但良种公牛太少，难以达到优化目的。引进37头黑白花奶牛，安排在龙江种畜场饲养，后中转至县耕牛改良站，均因草场不好，管理不善而逐步死亡或出卖。从1984年起由县耕牛品种改良站推行湖南省畜牧研究所的冷冻良种公牛精液人工配种法，在县内基本普及。
（三）羊
县内农户饲养山羊历有习惯，但数量不多，主要分布在江口、山门、黄桥3个区。1952年全县存栏山羊560只，以后有所发展，全为地方品种。1957年存栏3271只，1960年达6203只，1961年至1962年下降到1000多只，1963年后又逐步回升，直至1982年保持在3500～5400只之间。1983年开始下降，1986年全县存栏826只，出现养羊专业户2户。
1980年至1983年从陕西三源县引进改良奶山羊540只，集中在县龙江种畜场和部份农户饲养，因不适应环境，加上管理不善，相继死亡。
（四）家兔 家犬
洞口境内历来只少数农户饲养地方肉兔，食肉卖毛皮，经济效益不高，发展缓慢。50年代中期利用家兔制作兔化弱毒疫苗，稍有发展。1959年引进安哥拉毛兔，后又引进西德长毛兔，经济效益高，70年代后期起养兔风靡一时，社、队兴办集体养兔场，派人去外地学习饲养经验，到1977年全县有集体兔场34个，养长毛兔840只；1980年集体兔场发展到43个，个体户3000户，存笼12300只。1982年集体兔场下降到17个，养兔个体户达9249户，共存笼兔3.76万只，为全县最高峰。1983年后，因兔毛收购价格下跌，疫病流行，存笼免逐步减少，到1986年养兔户仅323户，存笼6053只。
家犬，城乡饲养较为普遍。山区猎户喜养猎犬。由于犬是狂犬病的传播者，60年代县政府几次下令打狗，禁止喂养，养户减少，部分村基本绝种。80年代虽继续禁养，但喂养户增多，由看家防盗转为肉食。
（五）马 驴 骡
新中国建立前，饲养马者为富豪人家，洞口境内数量很少。饲养驴、骡用于拉车搞运输。1952年全县共31匹，以后虽有所增加，但发展很缓慢。1958年，政府号召加快机械化、半机械化，板车运输增加，马驴骡有所发展，从1959年至1972年保持在100～160匹之间。以后机动车辆增加，畜力车不相适应，马驴骡的饲养逐渐减少，1981年后无统计。
二 家禽
饲养：养禽以鸡为主，鸭次之，鹅更少。新中国成立前，富庶之户鸡鸭鹅成群，贫困户饲养很少，个别户以养群鸭（俗称棚鸭）为生。民国21年（1932）武冈县家禽出笼31.6万羽，洞口境内约占三分之一，户平4.39羽。新中国建立后，家禽饲养经历了发展——减少——发展的曲折过程。土地改革后，农民分得田地，粮食丰收，生活水平提高，家禽饲养发展很快，1952年全县出笼64万羽，户平6.74羽，人平1.82羽。1957年出笼112.3万羽，户平10.99羽，人平2.76羽，分别比1952年增长63.05%和51.64%。1958年冬人民公社化后，推行集体饲养，限制私人饲养，加之粮食连续减产，鸡鸭饲养量下降。1961年只出笼53.9万羽，比1957年减少58.4万羽，减少52%。整风整社后，虽然实行“公养私养”并举，但因基础差，部分社队限养、禁养严厉，对饲养好的户视为“资本主义”，家禽难以发展，全县年饲养量在50～70万羽之间徘徊，国家下达禽蛋收购任务难以完成，直到1978年出笼才达108万羽，接近1957年水平。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后，政策放宽，粮食增产，全价饲料、高蛋白饲料能满足供应，家禽迅速发展，并涌现养鸡专业户51户，养鸭专业户181户，1986年全县出笼家禽155.5万羽，户平9.05羽，人平2.28羽。
品种：鸡以本地种为主，体型小，觅食力强，蛋肉兼用，母鸡年产蛋80～120个。1956年至1958年先后引进产蛋型和蛋肉兼用型来杭鸡、九斤黄、澳洲黑、洛岛红、芦花鸡；1975年引进白洛克；1984年引进星布罗；1985年引进罗斯鸡和美国的AA鸡。在县畜牧良种场繁殖推广。鸭多为本地麻鸭，体型小，喜合群游走，适应性广，成熟早，母鸭80～100日龄产蛋，年产量180～200枚。抗日战争前引进番鸭，俗称“洋鸭”，不喜走动，繁殖力差，与本地母鸭杂交产生子代，俗称“靠鸭”，不健走，反映迟钝，抗病力强，长肉快，无繁殖能力。1958年从北京引进北京鸭，毛色全白，易育肥，群集性强、易管理。1975年引进苏州麻鸭，觅食力强，80天左右出笼。苏州麻鸭与本地母鸭杂交，子代生长快，80日龄可达2.5公斤，比同期本地鸭增重66.7%，很受农户欢迎。1985年从衡东畜禽良种场引进康贝尔鸭、樱桃鸭，生长快，易育肥。鹅的饲养不普遍，多于沿河两岸，为肉用型，产蛋少，长肉快，2.5个月即可出笼上市。除本地种外，还饲养武冈铜鹅。
家禽孵化：鸡、鹅历为母鸡、母鹅孵化后代。鸭少量的用鸡孵，成批则使用孵房。1978年起在县畜牧良种场采用火坑孵房孵鸡，一次可孵雏鸡数千只；80年代逐步采用电孵和机械孵化。
三 其他
蜜蜂 县境内民间历有养蜂习惯，均为零星家养，年养200群左右。新中国建立后，既鼓励私人养蜂，又有供销部门建立养蜂场，发展较快，1959年达1202群。1978年后供销部门的养蜂场停办，涌现了一批专业户，到1986年全县有养蜂专业户38户，加上个体家养共养蜂4680群，年产蜂蜜6.6吨。
水貂 1958年县畜牧良种场引种饲养繁殖，1962年发展到520只，后因精简机构，又无饲养技术，停止饲养。
鹿 1977年渣坪公社建养鹿场，养鹿30只，因饲养技术差，逐渐死亡，1981年全部消失。
第二节 饲料与草场
一 饲料
畜禽饲料有青、粗料和精料。
青料 来源于种植和采集。历年种植的有萝卜、牛皮菜、芥菜、南瓜、云南苋菜、红薯藤及荞麦苗、燕麦苗等；1956年引种水浮莲；1958年引种革命草、水葫芦、水花生；1979年引种莪菜、黑麦草等。农户常年采集的野生青料有鹅藤草、菊花草、车前草、鸭脚板、鸭舌草、柘古草、墨蔸草、地菜、水芹菜、蒲公英、青鱼胆、地古牛、铁马鞭、山豆根、黄花草、碎米草等百余种及青嫩杂草树叶。淡季，青料实行青贮和干贮。60年代推行青贮发酵饲料（洗净、切短、装入缸内或窖内，压紧密封），70年代试验用糖化饲料（青料加米糠、麦麸等，封存发酵糖化）养猪，因贮存复杂未能推开；干贮为传统办法，主要有红薯藤、稻草、玉米杆叶、秕谷、豆壳、油菜壳等，多用作牛、马、驴、骡、羊过冬饲料。
精料 主要有稻谷、荞麦、麦子、玉米、红薯，其次是米糠、豆渣、棉饼、豆饼、油饼、骨粉等，以后发展为配合饲料、全价饲料和高蛋白饲料。据农业区划调查，1981年全县消耗饲料粮53237.3吨，占粮食总产量20.8%其中国家奖售粮4541.8吨，占饲料粮总数的7.9%；在饲料中，稻谷占74.8%，养猪占用82%。“牛是农家之宝”每头每年留饲料粮60公斤左右。母牛产仔后还要喂鸡蛋、豆浆、甜酒之类的营养品滋补。进入80年代，畜禽饲料实行科学配料，由工厂生产。1982年岩山乡畜牧站在县农业部门的扶持下，购回一套500型粉碎搅拌机，年产能力1000吨。1983年县粮食局在县城木鱼坳建配合饲料厂，单班生产能力3000吨，随后各乡镇、各区粮管站陆续筹建，至1986年全县有配合饲料厂23家，粉碎机25台（套），单用粉碎机13台，搅拌机4台，碎饼机4台，颗粒饲料机1台，职工124人，年单班生产能力1.81万吨，实际生产饲料2.24万吨。市场供应的高蛋白颗粒饲料充足。养猪、养鸡、养鸭专业户和部分农户使用配合饲料和高蛋白饲料饲养家畜家禽。
二 草场
县境西北，地处雪峰山脉，山多草多，是放牧耕牛、山羊的天然场所。1980年重点普查西北山区8个公社110个大队，有天然草山12.1万亩，占普查区总面积145.3万亩的8.3%，尤以龙坪山、江岩口、密庵山、维子岩、茶子山、倒银坪等地黄色土质，水源充足，植被以禾本科牧草为主，是天然的牧地。县内中山区属沟谷地带，植被复盖率达80%以上，林草混间，灌丛、青草混生，四季长青，虽不纯属养畜草山，但放牧、割草四季皆宜。
全县1982年普查结果：有疏林草场32.69万亩，其中可利用面积29.67万亩，占90.8%，且分布比较集中，1万亩以上的4处，计7.36万亩；5000亩以上的9处，计7.12万亩；1000亩以上的2处，计4358亩；1000以下的166处，计9.55万亩；草坪草埂8.26万亩。其类型有：
山地草丛类草场9.4万亩，占草场总面积的29.5%。此类草场一般在海拔1200米以上的山地，沿雪峰山余脉的山脊呈狭长带状延伸。主要分布在江口区和洞口、桥头区的小部分，牧草总覆盖率达80%以上。
灌木草丛类草场14.78万亩，占草场总面积的45.2%，主要分布在海拔500～1200米的丘陵区和低山地区。
草坪草埂类草场8.26万亩，占草场总面积的25.3%，主要分布在平丘地区。
第三节 疫病防治
一 疫病
县内畜禽疫病种类繁多。新中国建立后，发生过的疫病有40种，其中新增9种（猪4种、牛2种、禽2种、兔1种）。分布广、危害大的27种，其中有畜禽共患病4种，猪病10种，牛病7种，禽病6种；属病毒性病9种，细菌性病12种，寄生虫病5种，支原体病1种。
畜禽共患病有炭疽病、狂犬病和布氏杆菌病。
炭疽病是由炭疽杆菌引起的，为急性败血性烈性传染病，俗称“倒栏症”，并可感染及人。新中国建立前，此病发生，又缺医无药，就造成“十家牛栏九家空”。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为杜绝此病，组织民间兽医，一方面在全县进行疫病普查，一方面组织药源进行防疫、治疗。每年春秋两季对牛、猪进行注射无毒炭疽芽胞苗或炭疽Ⅱ号芽胞苗，防治炭疽病，效果显著。到1956年炭疽病已全部扑灭，自此，至今未发。
狂犬病，是人畜共患的烈性病，新中国建立前，洞口区境内曾多处发生，此后，在竹市、山门区等地也有出现。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先后发出通告消灭狂犬，禁止饲养家犬并多次召开会议，布置区、社领导组织力量围歼狂犬，使狂犬病得到控制，但尚未彻底消灭。截至1986年止，全县共出现狂犬181只，全部死亡，伤5453人，感染死亡82人。
布氏杆菌病，C0年代后期从外地传入，在洞口、石江区和秀峰乡有感染，扑灭及时，感染面不广。
猪病 县内常见有猪瘟、丹毒、肺疫、仔猪副伤寒、白痢等。猪瘟，俗称“烂肠瘟”，病源长久，40年代前就有发生。新中国建立后，虽采取预防措施，仍未完全控制。1952～1986年中有1954年、1956～1957年、1966～1967年、1975～1976年、1982～1986年5个高峰期，其中，1957、1974、1975、1976、1983、1984、1985、1986年，每年因此病死亡猪在千头以上。猪丹毒，俗称“鬼打印”、“打火印”，新中国建立前，洞口境内有发生；1952～1956年全县各乡镇均有发生，以后提高防疫密度，发病率死亡率逐年下降。80年代防疫密度达90%以上，该病基本控制，发病率和死亡率由1952年的2.54%和0.86%降至1986年的0.82%和0.07%。猪肺疫，每年均有发生，且日趋严重。50年代至70年代初，年发生100～400头，死亡40～100头。1972年发病突破500头，1973年高达2530头，发病率为饲养数的0.69%，死亡1320头，死亡率为52.1%，直到1986年，每年发病在千头以上，死亡200～1000头。仔猪白痢，每年全县各地都有发生，一般发生于10日龄至1月龄仔猪，1月龄以上较少，发病率20%左右，死亡率在10%以内，1986年发病率达28.5%，死亡率为3.1%。仔猪副伤寒，1952年～1972年的的21年中，在石柱、毓兰、山门、管竹、桐山、水东等12个乡镇发生，发病率0.02～0.03%，死亡率0.01～0.06%。1973年从外地引进猪种带入病源，造成暴发，全县有14个乡镇270个村发生，病猪6350头，发病率1.73%，死亡825头，死亡率0.22%。此后加强防治，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有下降，1986年发病率为0.66%，死亡率为0.13%。
牛病 主要有肝片吸虫病、流行性腹泻、间发流感、出血性败血病。牛瘟已得到控制，破伤风少见。肝片吸虫病和流行性腹泻多发生于山区8个乡镇，年发病率0.01～0.16%，死亡率0.005～0.033%。出血性败血病，呈散发性发生，病史已久。1952～1986年间有25年发生，全县39个乡镇发生，共发病牛909头，年均26头，死亡545头，致死率为60%。以后加强免疫注射，改善管理，及时治疗，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下降。1986年发病牛19头，为0.034%，死亡10头为0.018%。流行性感冒，以3～5岁黄牛易感，多在夏末秋初，因气候骤变、过度劳役、饲养管理不善而诱发此病。50～70年代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在0.03～0.18%和0.008～0.03%之间。80年代后，存在劳役过度、管理欠佳等问题，发病率和死亡率上升。1986年发病率达1.71%，死亡率为0.04%。破伤风，在县境内发病历史久，过去称“木马症”，散发性发生，发病率不高，死亡率高，全县自1952年至1986年间有28年在26个乡镇先后发生病牛58头，死亡47头，致死率为81%。
禽病 有鸡新城疫（亚洲鸡瘟）、禽霍乱、球虫病、仔鸡白痢、鸭瘟等。鸡新城疫全县39个乡镇均有发生，危害严重。1952年全县发病鸡25.02万羽，死亡24.79万羽，分别为总饲养数的21.7%和21.5%。1968年为发病最高年份，发病29.58万羽，死亡29.14万羽，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为总饲养数的26.82%和26.42%。此后加强防疫注射和治疗，1986年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下降到16.4%和16.1%。禽霍乱，在县内发生早，年代长，范围广，死亡率高。1952年全县各乡镇有500个村发生此病，以鸡为主，鸭、鹅次之，共发病17.99万羽，死亡17.16万羽，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为总饲养数的15.6%和15.4%。1952～1986年，每年都有发生，其中除1960～1963年发病率和死亡率低于10%外，其余各年都在11%以上。仔鸡白痢，多发于春季，50年代流行面不广，数量不多，与当时饲养数量小、孵化季节迟有关，以后逐年增多。进入80年代，全县各地均有发生，发病率在20%左右，死亡率在2.5%上下。鸭瘟，致死率极高，1955年在花鼓乡首次发现，725只鸭发病，全部死亡，及时进行控制，没有蔓延；70年代，流传至毓兰、石桥、管竹，80年代又蔓延至高沙、马鞍、石背、金田、水东、青龙等乡镇。
二 防治
清、民时期，靠民间兽医用草药防治（一般疾病），一旦疫病流行，束手不策，畜禽死亡率高。新中国建立后，兽医机构逐步完善，技术力量加强，治疗水平提高，实行“预防为主，防重于治”的方针，使牛瘟、猪水泡病得到消灭，猪喘气病、家禽小鹅瘟和兔瘟基本控制。
机构 1952年县成立家禽保育站，配兽牧干部2人，5月组织民间兽医、去势员21人成立高沙、石江两个兽医诊所，并培训家畜防疫员，开展畜禽治疗和预防注射。1954年兽牧干部增加到5人，建兽医诊所8个，有兽医134人。1955年成立县畜牧兽医工作者协会，各区成立分会，入会者145人。1958年春，43个乡镇均建立畜牧兽医诊所，兽医增加到168人，形成比较完整的农村畜牧兽医体系，同年秋实现人民公社化，兽医诊所全部改为公社畜牧水产科，并培训亦农亦医防疫员342人，1961年调整人民公社体制，全县划为42个社镇，原公社畜牧水产科所属人员分别划归各公社镇成立畜牧兽医站。70年代初，各大队的防疫员改称“赤脚兽医”。1971年各区食品站配有专职兽医。1986年全县有畜牧技术干部25人，乡镇畜牧兽医站39个，有专职兽医219人。各站建有站房，配有冰箱、保温箱等冷藏设备，部分站配有显微镜。有村兽医241人。全县形成防疫体系。
预防 1953年开始畜禽防疫注射，每年春、秋两季由县组织防疫人员逐地进行。注射用疫苗，50年代和60年代初由省、地畜牧兽医部门组织供应不收费，1963年起县畜牧兽医协会制作兔化弱毒疫苗，供防疫注射用，免费供应。防疫面达80%以上，发病率逐年下降。1976年起全县普遍推行“三包”（防疫注射、治疗、去势）防疫合作制度，饲养户每年按饲养牛、猪头数交纳“三包”费，肉猪每头0.8～1元，母猪、耕牛每头2～3元，兽医站如期进行防疫治疗，如因人为耽误预防和治疗造成牛、猪死亡，兽医站按规定理赔。畜牧业的发展，饲养量增多，发病率也有增加，达10～15%，但治疗水平提高，治愈率达80～90%。1977～1986年，全县年均预防注射牲猪87.6万头，耕牛3.5万头，家禽46.7万羽，分别为饲养量的95%、86%和42%。
检疫 1956年起在洞口、高沙、黄桥、石江、山门等5个集镇设畜禽检疫点，配有专职检疫员，以后又在集市墟场设临时检疫点，实行肉品检验和以牲猪为主的活畜禽检疫。1985年在花园、江口、石江3处设点开展交通检疫。1986年按照国家农牧渔业部颁布的《家畜家禽防疫条例》和《实施细则》对畜禽上市、运输、销售，实行“三证”（免疫证、检疫证、消毒证）管理，截至当年止，全县配有专职检疫员74人，监督员5人，分别在全县25个农贸市场和3个交通检疫站进行检疫工作。
治疗 牛病以中草药治疗为主，兼用化学药品；猪、家禽以化学药品治疗为主，兼用中草药。中草药由兽医自采自制。化学药品，1968年前从外地购入，1969年建立县兽药厂，当年生产氨基比林、磺氨噻唑等8个品种，1982年扩大到20个品种，均经省、地、县药检部门检验合格，成批生产，除满足本县畜禽治疗需要外，还销往河北、江西、贵州、广西等省和本省怀化、娄底、湘西等地。
境内粮产丰富，牧草繁茂，天然饲料较多，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历为湖南牲猪重要产地。但新中国建立前，发展十分缓慢。1549年，洞口境内出栏肥猪不足4万头，存栏耕牛不足2万头，畜牧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一般为10.0%。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十分注重发展畜牧业生产。1952年建县后，立即成立家畜保育站，后改为畜牧兽医站，1956年成立畜牧兽医工作者协会，配备专业人员，建立技术推广体系和疫病防治体系，畜禽生产逐步发展。1952年畜牧业产值572.96万元，占农业总产值13.6%，其中牲猪产值367.84万元，占畜牧业产值的64.2%。1955年畜牧业产值增长到685.12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14.53%，其中牲猪产值642.64万元，占畜牧业产值的93.8%。此后畜牧业生产几经起伏，1956年到1962年因“五风”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减产，畜牧业生产跌落，1964年开始回升，但发展速度不快。1979年后，国家调整生产政策，改“公养私养并举”为“私有私养”，专业户逐渐增多，产品多渠道流通，品种不断改良，饲养不断优化，养殖技术不断提高，到1986年畜牧业产值达4411.61万元，比1952年增加7倍，占农业总产值的23.5%，其中牲猪产值2916.11万元，占畜牧业产值66.1%，仅次于粮食生产。
第一节 畜禽饲养
一 家畜
（一）猪
养猪为洞口境内农户的传统副业，饲养量居畜类之冠，自古在湖南享有盛名。据《武冈州乡土志》记载：清·光绪年间，武冈州西北面（今洞口境内）每年除当地自食销售外，还有近万头肥猪销往广州、澳门、香港等地。民国34年（1945）日本入侵时大势掠夺，牲猪饲养量急剧下降，抗日胜利后逐步恢复，1949年户平饲养近1头。新中国建立后，农民分得土地，粮食丰收，政府号召户户养猪，推行“私有私养公助”的方针，发放贷款和预购定金扶植私人养猪。1952年建洞口县时，全县饲养牲猪11.69万头，户平1.23头。随后连年增长。1955年在竹市乡木瓜农业生产合作社试行集体养猪，以后陆续有所发展，到1957年，全县牲猪发展到16.74万头，户平1.64头，年末存栏10.04万头，其中集体存栏1949头。
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化，组织全面“大跃进”，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大办“万头”、“千头”、“百头”集体养猪场，将社员私有私养牲猪收归集体饲养，因饲料供应不上，管理不善，死亡较多，且连续三年粮食减产，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养猪积极性受到挫伤，牲猪生产跌落，1960年全县牲猪饲养量减至10。36万头，1961年再减至6.99万头，比1957年减少58.7%，其中集体养猪由1958年存栏8.07万头，下降到3764头，减少95.33%。1962年后，贯彻“公养私养并举，以私养为主”的方针，同时对完成派购猪任务者给予粮食指标和布票奖酬，牲猪生产又有所回升，1964年全县养猪24.98万头，户平2.29头，比1961年增长2.57倍，其中集体养猪增长2.29倍。
1965年后又强调队队办集体养猪场，到1968年已普及全县各大队、生产队，将社员私养母猪收归集体，限制私人饲养，对饲养好、收入多的户视为“资本主义”，私人养猪减少。1966～1968年，全县年平养猪22.09万头，户平1.87头，其中集体养猪年平1.52万头，均低于1964年的水平。1970年开始纠正限制社员家庭养猪的错误，并提出“两条腿”（集体、私人）走路的方针，对集体养猪场进行整顿。1977年政府投资32万元支持集体养猪场建设，其中20万元用于桥头公社（现毓兰镇）在新江大队建立机械化养猪场，但全县集体养猪发展不快，1970年～1979年集体养猪业在2～3万头之间徘徊；社员私人养猪发展较快。全县牲猪饲养数由1970年的24.20万头，上升到1979年的51.25万头，增长1.12倍。
1979年后，实行私有私养，集体养猪逐步由减少到停止，并取消派购任务，调高牲猪价格，加之粮食丰收，改良牲猪品种，推广配合饲料，加强疫病防治，大大促进养猪事业的发展，并涌现养猪专业户340户。1986年全县饲养牲猪78.92万头，户平4.59头，人平1.16头，出栏31.37万头，养猪产值2916.11万元，占畜牧业产值66.1%。
牲猪品种，县内历为黔邵花猪，属肉脂兼用型，适应性广，繁殖率高。1957年起陆续从宁乡县流沙河引进宁乡猪，从长沙县引进大围子猪，从衡阳三塘农场引进约克夏，这些良种猪与本地母猪杂交有一定优势，适应性广，长肉快，饲养3～4个月即可出栏，每头毛重在100公斤以上，促进了牲猪发展。1980年后注重引进瘦肉型品种，从杭州大观山种畜场引进长白猪，从岳阳君山农场引入大约克，从四川绵羊地区种畜场引入杜洛克及汉普夏（大型黑猪）共912头，其中公猪212头，用人工授精方法与黔邵花猪种杂交，产生二元杂交母猪7320头，竹市、洞口、山门、高沙、桥头、石江、黄桥等区镇的瘦肉型猪生产基点，以瘦肉型良种公猪与二元杂交母猪杂交，产生三元杂交猪商品代，以满足广大养猪户对瘦肉型牲猪苗的需要。1985年洞口县定为湖南省瘦肉型牲猪生产基地，年出口瘦肉型活大猪1.4万多头，居邵阳市第一位。
（二）牛
洞口境内农户历来饲养黄牛和水牛，均为役用。西北山区多黄牛，东南丘陵区多水牛。民国21年（1932）洞口境内山区户平养牛1.14头，丘陵区户平养牛1.04头。民国34年（1945）日军犯境，掠杀大批耕牛，仅洞口、高沙、桥头、石江几处就被掠杀3400多头，致使耕牛数量急剧减少，到1949年洞口境内存栏耕牛不足2万头。
新中国建立后，政府鼓励农民养牛，宣传“牛是农家之宝”。县政府颁发保护耕牛布告，发放耕牛贷款，成立护牛组织，加强饲养管理，严禁滥宰滥杀；处理残牛，须经批准。1952年全县共有耕牛3.83万头，较1949年增长91.5%，每百亩水田有牛7.2头。
耕牛历为户养。农业合作化后，牛折价入社，集体建栏，派专人饲养，划拨饲料地，留好饲料粮。进入秋季，储草备料，修补栏舍，准备过冬，严寒季节各级领导组织畜牧技术人员进行检查，保护耕牛安全过冬。1957年全县耕牛发展到4.55万头，比1952年增长18.8%，每百亩水田有耕牛9头。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耕牛归大队所有，公社任意平调，重用轻管轻繁殖，接着又是三年粮食减产，饲料不足，1962年耕牛下降到3.85万头，比1957年下降15.38%，每百亩水田只有8.3头。是年开始调整政策，耕牛所有权下放到生产队，建立饲养役用制度。60年代中期推行过公有私养，后又改为公有公养，奖励繁殖小牛，规定繁殖小牛成活到一周岁，水牛按四分之一、黄牛按二分之一折价奖给饲养者，调动了饲养繁殖耕牛的积极性，到1972年，一直保持年存栏4万头以上。横溪公社荷竹大队饲养的耕牛，膘肥体壮，产仔多，发展快，多次评为模范单位，出席县、省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生产队的耕牛折价给水田承包户，饲养更为重视，并出现养牛专业户17户，耕牛发展速度加快，到1986年全县有耕牛5.46万头，平均每百亩水田有牛11.88头。
役用牛的品种也不断改良。境内原有湘西黄牛，体型矮小，行动灵活，但役用力差。1971年10月从黑龙江海拉尔引进三河种黄牛10头，其中母牛8头；1972年从陕北黄土高原引进役肉兼用型秦川黄牛7头，其中母牛5头，引进公牛与本地黄母牛杂交，优势较明显，尤以秦川牛突出，初生犊体重23.7公斤，比本地黄牛交配犊13.8公斤重9.9公斤。1974年又从河南南阳地区引进役用型南阳黄牛3头，其中公牛2头，体型长，骨架高，脚较小，跑路快，役拉力比秦川还强，在木瓜、石柱、醪田、黄桥等乡杂交繁殖。50年代前，境内水牛为滨湖水牛类型，驱体高大结实，役力强，1956年各地选留强壮公牛配种，发展良好，1964年又从滨湖购进水公牛16头，加强配种繁殖，但良种公牛分布面不广，滥交乱配严重，退化突出。1974年引进磨拉水公牛2头，与本地水母牛杂交，后代优势明显，但良种公牛太少，难以达到优化目的。引进37头黑白花奶牛，安排在龙江种畜场饲养，后中转至县耕牛改良站，均因草场不好，管理不善而逐步死亡或出卖。从1984年起由县耕牛品种改良站推行湖南省畜牧研究所的冷冻良种公牛精液人工配种法，在县内基本普及。
（三）羊
县内农户饲养山羊历有习惯，但数量不多，主要分布在江口、山门、黄桥3个区。1952年全县存栏山羊560只，以后有所发展，全为地方品种。1957年存栏3271只，1960年达6203只，1961年至1962年下降到1000多只，1963年后又逐步回升，直至1982年保持在3500～5400只之间。1983年开始下降，1986年全县存栏826只，出现养羊专业户2户。
1980年至1983年从陕西三源县引进改良奶山羊540只，集中在县龙江种畜场和部份农户饲养，因不适应环境，加上管理不善，相继死亡。
（四）家兔 家犬
洞口境内历来只少数农户饲养地方肉兔，食肉卖毛皮，经济效益不高，发展缓慢。50年代中期利用家兔制作兔化弱毒疫苗，稍有发展。1959年引进安哥拉毛兔，后又引进西德长毛兔，经济效益高，70年代后期起养兔风靡一时，社、队兴办集体养兔场，派人去外地学习饲养经验，到1977年全县有集体兔场34个，养长毛兔840只；1980年集体兔场发展到43个，个体户3000户，存笼12300只。1982年集体兔场下降到17个，养兔个体户达9249户，共存笼兔3.76万只，为全县最高峰。1983年后，因兔毛收购价格下跌，疫病流行，存笼免逐步减少，到1986年养兔户仅323户，存笼6053只。
家犬，城乡饲养较为普遍。山区猎户喜养猎犬。由于犬是狂犬病的传播者，60年代县政府几次下令打狗，禁止喂养，养户减少，部分村基本绝种。80年代虽继续禁养，但喂养户增多，由看家防盗转为肉食。
（五）马 驴 骡
新中国建立前，饲养马者为富豪人家，洞口境内数量很少。饲养驴、骡用于拉车搞运输。1952年全县共31匹，以后虽有所增加，但发展很缓慢。1958年，政府号召加快机械化、半机械化，板车运输增加，马驴骡有所发展，从1959年至1972年保持在100～160匹之间。以后机动车辆增加，畜力车不相适应，马驴骡的饲养逐渐减少，1981年后无统计。
二 家禽
饲养：养禽以鸡为主，鸭次之，鹅更少。新中国成立前，富庶之户鸡鸭鹅成群，贫困户饲养很少，个别户以养群鸭（俗称棚鸭）为生。民国21年（1932）武冈县家禽出笼31.6万羽，洞口境内约占三分之一，户平4.39羽。新中国建立后，家禽饲养经历了发展——减少——发展的曲折过程。土地改革后，农民分得田地，粮食丰收，生活水平提高，家禽饲养发展很快，1952年全县出笼64万羽，户平6.74羽，人平1.82羽。1957年出笼112.3万羽，户平10.99羽，人平2.76羽，分别比1952年增长63.05%和51.64%。1958年冬人民公社化后，推行集体饲养，限制私人饲养，加之粮食连续减产，鸡鸭饲养量下降。1961年只出笼53.9万羽，比1957年减少58.4万羽，减少52%。整风整社后，虽然实行“公养私养”并举，但因基础差，部分社队限养、禁养严厉，对饲养好的户视为“资本主义”，家禽难以发展，全县年饲养量在50～70万羽之间徘徊，国家下达禽蛋收购任务难以完成，直到1978年出笼才达108万羽，接近1957年水平。农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后，政策放宽，粮食增产，全价饲料、高蛋白饲料能满足供应，家禽迅速发展，并涌现养鸡专业户51户，养鸭专业户181户，1986年全县出笼家禽155.5万羽，户平9.05羽，人平2.28羽。
品种：鸡以本地种为主，体型小，觅食力强，蛋肉兼用，母鸡年产蛋80～120个。1956年至1958年先后引进产蛋型和蛋肉兼用型来杭鸡、九斤黄、澳洲黑、洛岛红、芦花鸡；1975年引进白洛克；1984年引进星布罗；1985年引进罗斯鸡和美国的AA鸡。在县畜牧良种场繁殖推广。鸭多为本地麻鸭，体型小，喜合群游走，适应性广，成熟早，母鸭80～100日龄产蛋，年产量180～200枚。抗日战争前引进番鸭，俗称“洋鸭”，不喜走动，繁殖力差，与本地母鸭杂交产生子代，俗称“靠鸭”，不健走，反映迟钝，抗病力强，长肉快，无繁殖能力。1958年从北京引进北京鸭，毛色全白，易育肥，群集性强、易管理。1975年引进苏州麻鸭，觅食力强，80天左右出笼。苏州麻鸭与本地母鸭杂交，子代生长快，80日龄可达2.5公斤，比同期本地鸭增重66.7%，很受农户欢迎。1985年从衡东畜禽良种场引进康贝尔鸭、樱桃鸭，生长快，易育肥。鹅的饲养不普遍，多于沿河两岸，为肉用型，产蛋少，长肉快，2.5个月即可出笼上市。除本地种外，还饲养武冈铜鹅。
家禽孵化：鸡、鹅历为母鸡、母鹅孵化后代。鸭少量的用鸡孵，成批则使用孵房。1978年起在县畜牧良种场采用火坑孵房孵鸡，一次可孵雏鸡数千只；80年代逐步采用电孵和机械孵化。
三 其他
蜜蜂 县境内民间历有养蜂习惯，均为零星家养，年养200群左右。新中国建立后，既鼓励私人养蜂，又有供销部门建立养蜂场，发展较快，1959年达1202群。1978年后供销部门的养蜂场停办，涌现了一批专业户，到1986年全县有养蜂专业户38户，加上个体家养共养蜂4680群，年产蜂蜜6.6吨。
水貂 1958年县畜牧良种场引种饲养繁殖，1962年发展到520只，后因精简机构，又无饲养技术，停止饲养。
鹿 1977年渣坪公社建养鹿场，养鹿30只，因饲养技术差，逐渐死亡，1981年全部消失。
第二节 饲料与草场
一 饲料
畜禽饲料有青、粗料和精料。
青料 来源于种植和采集。历年种植的有萝卜、牛皮菜、芥菜、南瓜、云南苋菜、红薯藤及荞麦苗、燕麦苗等；1956年引种水浮莲；1958年引种革命草、水葫芦、水花生；1979年引种莪菜、黑麦草等。农户常年采集的野生青料有鹅藤草、菊花草、车前草、鸭脚板、鸭舌草、柘古草、墨蔸草、地菜、水芹菜、蒲公英、青鱼胆、地古牛、铁马鞭、山豆根、黄花草、碎米草等百余种及青嫩杂草树叶。淡季，青料实行青贮和干贮。60年代推行青贮发酵饲料（洗净、切短、装入缸内或窖内，压紧密封），70年代试验用糖化饲料（青料加米糠、麦麸等，封存发酵糖化）养猪，因贮存复杂未能推开；干贮为传统办法，主要有红薯藤、稻草、玉米杆叶、秕谷、豆壳、油菜壳等，多用作牛、马、驴、骡、羊过冬饲料。
精料 主要有稻谷、荞麦、麦子、玉米、红薯，其次是米糠、豆渣、棉饼、豆饼、油饼、骨粉等，以后发展为配合饲料、全价饲料和高蛋白饲料。据农业区划调查，1981年全县消耗饲料粮53237.3吨，占粮食总产量20.8%其中国家奖售粮4541.8吨，占饲料粮总数的7.9%；在饲料中，稻谷占74.8%，养猪占用82%。“牛是农家之宝”每头每年留饲料粮60公斤左右。母牛产仔后还要喂鸡蛋、豆浆、甜酒之类的营养品滋补。进入80年代，畜禽饲料实行科学配料，由工厂生产。1982年岩山乡畜牧站在县农业部门的扶持下，购回一套500型粉碎搅拌机，年产能力1000吨。1983年县粮食局在县城木鱼坳建配合饲料厂，单班生产能力3000吨，随后各乡镇、各区粮管站陆续筹建，至1986年全县有配合饲料厂23家，粉碎机25台（套），单用粉碎机13台，搅拌机4台，碎饼机4台，颗粒饲料机1台，职工124人，年单班生产能力1.81万吨，实际生产饲料2.24万吨。市场供应的高蛋白颗粒饲料充足。养猪、养鸡、养鸭专业户和部分农户使用配合饲料和高蛋白饲料饲养家畜家禽。
二 草场
县境西北，地处雪峰山脉，山多草多，是放牧耕牛、山羊的天然场所。1980年重点普查西北山区8个公社110个大队，有天然草山12.1万亩，占普查区总面积145.3万亩的8.3%，尤以龙坪山、江岩口、密庵山、维子岩、茶子山、倒银坪等地黄色土质，水源充足，植被以禾本科牧草为主，是天然的牧地。县内中山区属沟谷地带，植被复盖率达80%以上，林草混间，灌丛、青草混生，四季长青，虽不纯属养畜草山，但放牧、割草四季皆宜。
全县1982年普查结果：有疏林草场32.69万亩，其中可利用面积29.67万亩，占90.8%，且分布比较集中，1万亩以上的4处，计7.36万亩；5000亩以上的9处，计7.12万亩；1000亩以上的2处，计4358亩；1000以下的166处，计9.55万亩；草坪草埂8.26万亩。其类型有：
山地草丛类草场9.4万亩，占草场总面积的29.5%。此类草场一般在海拔1200米以上的山地，沿雪峰山余脉的山脊呈狭长带状延伸。主要分布在江口区和洞口、桥头区的小部分，牧草总覆盖率达80%以上。
灌木草丛类草场14.78万亩，占草场总面积的45.2%，主要分布在海拔500～1200米的丘陵区和低山地区。
草坪草埂类草场8.26万亩，占草场总面积的25.3%，主要分布在平丘地区。
第三节 疫病防治
一 疫病
县内畜禽疫病种类繁多。新中国建立后，发生过的疫病有40种，其中新增9种（猪4种、牛2种、禽2种、兔1种）。分布广、危害大的27种，其中有畜禽共患病4种，猪病10种，牛病7种，禽病6种；属病毒性病9种，细菌性病12种，寄生虫病5种，支原体病1种。
畜禽共患病有炭疽病、狂犬病和布氏杆菌病。
炭疽病是由炭疽杆菌引起的，为急性败血性烈性传染病，俗称“倒栏症”，并可感染及人。新中国建立前，此病发生，又缺医无药，就造成“十家牛栏九家空”。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为杜绝此病，组织民间兽医，一方面在全县进行疫病普查，一方面组织药源进行防疫、治疗。每年春秋两季对牛、猪进行注射无毒炭疽芽胞苗或炭疽Ⅱ号芽胞苗，防治炭疽病，效果显著。到1956年炭疽病已全部扑灭，自此，至今未发。
狂犬病，是人畜共患的烈性病，新中国建立前，洞口区境内曾多处发生，此后，在竹市、山门区等地也有出现。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先后发出通告消灭狂犬，禁止饲养家犬并多次召开会议，布置区、社领导组织力量围歼狂犬，使狂犬病得到控制，但尚未彻底消灭。截至1986年止，全县共出现狂犬181只，全部死亡，伤5453人，感染死亡82人。
布氏杆菌病，C0年代后期从外地传入，在洞口、石江区和秀峰乡有感染，扑灭及时，感染面不广。
猪病 县内常见有猪瘟、丹毒、肺疫、仔猪副伤寒、白痢等。猪瘟，俗称“烂肠瘟”，病源长久，40年代前就有发生。新中国建立后，虽采取预防措施，仍未完全控制。1952～1986年中有1954年、1956～1957年、1966～1967年、1975～1976年、1982～1986年5个高峰期，其中，1957、1974、1975、1976、1983、1984、1985、1986年，每年因此病死亡猪在千头以上。猪丹毒，俗称“鬼打印”、“打火印”，新中国建立前，洞口境内有发生；1952～1956年全县各乡镇均有发生，以后提高防疫密度，发病率死亡率逐年下降。80年代防疫密度达90%以上，该病基本控制，发病率和死亡率由1952年的2.54%和0.86%降至1986年的0.82%和0.07%。猪肺疫，每年均有发生，且日趋严重。50年代至70年代初，年发生100～400头，死亡40～100头。1972年发病突破500头，1973年高达2530头，发病率为饲养数的0.69%，死亡1320头，死亡率为52.1%，直到1986年，每年发病在千头以上，死亡200～1000头。仔猪白痢，每年全县各地都有发生，一般发生于10日龄至1月龄仔猪，1月龄以上较少，发病率20%左右，死亡率在10%以内，1986年发病率达28.5%，死亡率为3.1%。仔猪副伤寒，1952年～1972年的的21年中，在石柱、毓兰、山门、管竹、桐山、水东等12个乡镇发生，发病率0.02～0.03%，死亡率0.01～0.06%。1973年从外地引进猪种带入病源，造成暴发，全县有14个乡镇270个村发生，病猪6350头，发病率1.73%，死亡825头，死亡率0.22%。此后加强防治，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有下降，1986年发病率为0.66%，死亡率为0.13%。
牛病 主要有肝片吸虫病、流行性腹泻、间发流感、出血性败血病。牛瘟已得到控制，破伤风少见。肝片吸虫病和流行性腹泻多发生于山区8个乡镇，年发病率0.01～0.16%，死亡率0.005～0.033%。出血性败血病，呈散发性发生，病史已久。1952～1986年间有25年发生，全县39个乡镇发生，共发病牛909头，年均26头，死亡545头，致死率为60%。以后加强免疫注射，改善管理，及时治疗，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下降。1986年发病牛19头，为0.034%，死亡10头为0.018%。流行性感冒，以3～5岁黄牛易感，多在夏末秋初，因气候骤变、过度劳役、饲养管理不善而诱发此病。50～70年代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在0.03～0.18%和0.008～0.03%之间。80年代后，存在劳役过度、管理欠佳等问题，发病率和死亡率上升。1986年发病率达1.71%，死亡率为0.04%。破伤风，在县境内发病历史久，过去称“木马症”，散发性发生，发病率不高，死亡率高，全县自1952年至1986年间有28年在26个乡镇先后发生病牛58头，死亡47头，致死率为81%。
禽病 有鸡新城疫（亚洲鸡瘟）、禽霍乱、球虫病、仔鸡白痢、鸭瘟等。鸡新城疫全县39个乡镇均有发生，危害严重。1952年全县发病鸡25.02万羽，死亡24.79万羽，分别为总饲养数的21.7%和21.5%。1968年为发病最高年份，发病29.58万羽，死亡29.14万羽，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为总饲养数的26.82%和26.42%。此后加强防疫注射和治疗，1986年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下降到16.4%和16.1%。禽霍乱，在县内发生早，年代长，范围广，死亡率高。1952年全县各乡镇有500个村发生此病，以鸡为主，鸭、鹅次之，共发病17.99万羽，死亡17.16万羽，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为总饲养数的15.6%和15.4%。1952～1986年，每年都有发生，其中除1960～1963年发病率和死亡率低于10%外，其余各年都在11%以上。仔鸡白痢，多发于春季，50年代流行面不广，数量不多，与当时饲养数量小、孵化季节迟有关，以后逐年增多。进入80年代，全县各地均有发生，发病率在20%左右，死亡率在2.5%上下。鸭瘟，致死率极高，1955年在花鼓乡首次发现，725只鸭发病，全部死亡，及时进行控制，没有蔓延；70年代，流传至毓兰、石桥、管竹，80年代又蔓延至高沙、马鞍、石背、金田、水东、青龙等乡镇。
二 防治
清、民时期，靠民间兽医用草药防治（一般疾病），一旦疫病流行，束手不策，畜禽死亡率高。新中国建立后，兽医机构逐步完善，技术力量加强，治疗水平提高，实行“预防为主，防重于治”的方针，使牛瘟、猪水泡病得到消灭，猪喘气病、家禽小鹅瘟和兔瘟基本控制。
机构 1952年县成立家禽保育站，配兽牧干部2人，5月组织民间兽医、去势员21人成立高沙、石江两个兽医诊所，并培训家畜防疫员，开展畜禽治疗和预防注射。1954年兽牧干部增加到5人，建兽医诊所8个，有兽医134人。1955年成立县畜牧兽医工作者协会，各区成立分会，入会者145人。1958年春，43个乡镇均建立畜牧兽医诊所，兽医增加到168人，形成比较完整的农村畜牧兽医体系，同年秋实现人民公社化，兽医诊所全部改为公社畜牧水产科，并培训亦农亦医防疫员342人，1961年调整人民公社体制，全县划为42个社镇，原公社畜牧水产科所属人员分别划归各公社镇成立畜牧兽医站。70年代初，各大队的防疫员改称“赤脚兽医”。1971年各区食品站配有专职兽医。1986年全县有畜牧技术干部25人，乡镇畜牧兽医站39个，有专职兽医219人。各站建有站房，配有冰箱、保温箱等冷藏设备，部分站配有显微镜。有村兽医241人。全县形成防疫体系。
预防 1953年开始畜禽防疫注射，每年春、秋两季由县组织防疫人员逐地进行。注射用疫苗，50年代和60年代初由省、地畜牧兽医部门组织供应不收费，1963年起县畜牧兽医协会制作兔化弱毒疫苗，供防疫注射用，免费供应。防疫面达80%以上，发病率逐年下降。1976年起全县普遍推行“三包”（防疫注射、治疗、去势）防疫合作制度，饲养户每年按饲养牛、猪头数交纳“三包”费，肉猪每头0.8～1元，母猪、耕牛每头2～3元，兽医站如期进行防疫治疗，如因人为耽误预防和治疗造成牛、猪死亡，兽医站按规定理赔。畜牧业的发展，饲养量增多，发病率也有增加，达10～15%，但治疗水平提高，治愈率达80～90%。1977～1986年，全县年均预防注射牲猪87.6万头，耕牛3.5万头，家禽46.7万羽，分别为饲养量的95%、86%和42%。
检疫 1956年起在洞口、高沙、黄桥、石江、山门等5个集镇设畜禽检疫点，配有专职检疫员，以后又在集市墟场设临时检疫点，实行肉品检验和以牲猪为主的活畜禽检疫。1985年在花园、江口、石江3处设点开展交通检疫。1986年按照国家农牧渔业部颁布的《家畜家禽防疫条例》和《实施细则》对畜禽上市、运输、销售，实行“三证”（免疫证、检疫证、消毒证）管理，截至当年止，全县配有专职检疫员74人，监督员5人，分别在全县25个农贸市场和3个交通检疫站进行检疫工作。
治疗 牛病以中草药治疗为主，兼用化学药品；猪、家禽以化学药品治疗为主，兼用中草药。中草药由兽医自采自制。化学药品，1968年前从外地购入，1969年建立县兽药厂，当年生产氨基比林、磺氨噻唑等8个品种，1982年扩大到20个品种，均经省、地、县药检部门检验合格，成批生产，除满足本县畜禽治疗需要外，还销往河北、江西、贵州、广西等省和本省怀化、娄底、湘西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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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口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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