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松坡图书馆

新中国建立前，耕地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70 % 以上的产品被地主、富农占用，农民所得无几。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土地改革，没收或征收地主富农的耕地，实行耕者有其田。
  农业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经营，注意精打细算，加强经营管理，用较少投入，获得较多出产，使农业生产逐年增长。1954年农村开始办农业初级合作社，县委配备农村财会辅导员 3 名，每区配备农村财会辅导员 1 名，负责抓好农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与财会工作。1956年县委农村工作部设经营管理组，县人民委员会设财会辅导科，两块牌子，两套人马，两个任务，统一指挥，合署办公。 1957年县人委财会辅导科改为县委农村工作部财会辅导组， 亦与经营管理组合署办公。1958年公社化后， 每个公社配备财会辅导员。1961年公社体制调整后，每个区、社（镇）亦设有财会辅导员。1962年，县委农村工作部财会辅导组改为洞口县农村财会辅导股，归属县银行管理。1968年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设农村经营管理与财会辅导机构，隶属县革委生产指挥组管辖，1974年改为农村经营管理组，1980年 5月改为农村经营管理科， 1984年改为农村经营管理指导站，分别归口县革委农村办和县政府农村办。1984年区、社、镇财会辅导员改为农村经营管理员。
   农村经营管理的主要内容是：
   — 计划管理 根据上级有关农业的方针、政策，结合全县实际情况而制订的生产规划，分远景规划和年度、小段计划三种。1957年前，农业规划符合实际情况，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1958年规划指标过高，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到1960年农业年年减产。“文化大革命”期间，计划管理过于集中，各大队、生产队种植什么作物，均由公社下达任务确定，农民缺乏自主权，粮食虽然逐年增长，但经济作物发展不快，不少生产队增产不增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县普及后，县政府对公社除下达增产指标和农副产品收购任务外，对各种作物的种植不做硬性指标下达，农民在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外，可以根据市场需要自行安排种植计划，需求量大的西瓜、烤烟、花生、蔬菜等作物越种越多，频临绝迹的绿豆、豇豆、芝麻等作物也陆续发展起来，多种经营面貌日新，农村既增产又增收，农民不仅有饭吃，而且有钱用。
   二 劳动管理 农业劳动管理主要是“劳动组织、劳动定额和劳动报酬计算”三个方面。农业合作化以前，农业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经营，劳力自行安排，没有必要搞劳动定额和劳动报酬计算。农业初级社规模小，劳动力由社直接安排，农业高级社规模较大，社内划分若干作业组，劳动力由作业组安排，此时，均按劳动定额计算工分，年终按工分计算报酬。此种形式，定额合理，管理细致，能调动劳动力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年年发展。1958年9月，境内798个高级农业社并为15个人民公社，社内劳动力多则数万人，少则数千人，劳力由公社统一组织“大兵团”作战，劳动秩序混乱，窝工现象十分严重，劳动没有定额，年终按男女全半劳力四等平均分配。1961年，贯彻《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调整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每年除上交10%到20%的劳动工日到大队、公社搞农田基本建设、社队厂场和社会福利等公益事业外，其余劳动力，一律由生产队组织、调配和使用，多数农活按劳动定额记工，简称定额工分，少数不宜按定额记工的，根据劳动者本身的底分按时间计算工分，简称计时工分，年终按总工分（包括上调工）在生产队参加分配。这样，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有所回升。“文化大革命”期间，取消定额计工，搞“自报公议”的评工记分方法，又出现了出工“一窝蜂”，评工“闹哄哄”的现象，有些社员出工不出力，劳动工效不高，每年抢收早稻抢插晚稻，都需一个多月。1979年开始搞农业生产责任制，实行包产到组，每个生产队划成若干个作业组，按产定工，作业组上交多少产品，生产队给作业组记多少工分，劳动力由作业组组织、调配、使用，平时先在作业组记假工分，年终根据生产队给予作业组的总工分，按假工分的比例结算真工分，参加生产队的分配。这种劳动组合范围小，劳动管理比较细，能够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有些作业组瞒产不报，年终按劳分配实物，使作业组与作业组之间产生许多矛盾。1982年以后，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劳动力由各家各户自由支配，这种劳动组织形式，能调动每个劳动力的生产积极性，加快生产进度，每年抢收早稻抢插晚稻比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要提前10～15天。
   三 财务管理 农村财务管理始于1956年农业合作化后，它主要包括“编制财务计划、进行经济核算、财务收支监督”三个方面。自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全县逐步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财务管理体制。农业初级社和农业高级社，均实行民主理财，社内设管理委员会，定期研究财务管理，多数社选举会计、出纳、保管“三员”，具体掌握“账、钱、物”，定期公布账目，使每个社员都了解全社或全队的开支和分配情况。初、高级社，范围小，制度严，群众看得到，干部基本没有贪污挪用现象。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公社配有财会辅导员，大队和生产队均选举会计、出纳、保管“三员”，划清责任，实行钱、账、物分管，年初有预算，年终搞决算，收支“一只笔”审批，按月报表，年终选社员代表盘底清账，向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会公布。但因大队、公社的范围较大，收支复杂，干部贪污挪用现象时有发生。为了严肃财务纪律，县委组织庞大的工作队分别于1960年的整风整社和1965年到1966年的“四清”运动，对全县所有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账目进行全面清查，贪污挪用钱、物者，一律限期退赔，情节严重者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极个别屡教不改者追究刑事责任，使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贪污挪用者甚少。1982年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除公社（乡）、大队（村）合作经济组织保留会计、出纳外，生产队（村民小组）因集体经济活动基本消失，会计、出纳不再设置。在此期间，少数大队、生产队干部趁机私分、侵吞集体财产，为此，1982年县委、县政府组织工作队对全县农村财务进行一次全面整顿，取得一定成效，但财务混乱现象没有根本改观。1985年到1986年，县委、县政府再次组织工作队，对农村财务进行第二次清理整顿。全县共清查421个村、16个村民小组、88个乡镇企业，清出各种经济问题255.85万元，其中贪污12万元，挪用25万元，拖欠、超标开支等200多万元，当即追回各种违纪金额137.51万元。此后，进一步健全农村财务机构，建立农村财务制度，配齐县、区、乡（镇）三级农村经营管理人员，建立农村财务审计监督制度，村每月向乡（镇）、乡（镇）每季向区、区每季向县报送农村财务开支报表，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从而使农村财务管理再度走上正轨。
   四 物资管理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物资管理主要包括“固定财产管理和产品管理”两大类。固定资产指合作经济拥有的机械设备、电力设备、水利设施、役畜、大中型农具工具、厂房、仓库等。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对大中型机械设备和役畜等，多实行管用合一、养用合一、责任到组或户（人）的办法，其他固定资产一般由保管员负责保管，建立实物手册和领用制度，用后洗净退还，以延长使用期限。固定资产由集体添置，属集体所有。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除水利设施和社（乡）队（村）企业的厂房、仓库、机械设备、电力设备等属集体所有外，生产队的机械设备、大中型农具工具、役畜等多数折价属私人所有，少数租给私人使用，定期付给租用金。产品管理自初级社到人民公社，都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保管、领取、使用制度，基本上做到了“进出有手续，使用有定量，管理有制度”，责任到人，数目公布。70年代中期以前，根据粮食没有过关的情况，绝大多数生产队，口粮由生产队统一保管，坚持计划用粮，分月发放的制度。1975年以后，粮食基本过关，口粮分散保管，秋收后一次发放到户，其它产品，根据收获情况，一次或多次发放到户。发放时，会计、保管、社员代表三到场，当众司秤，当即登记。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大部分生产队（组）既无固定资产，又无产品库存，物资集中管理体系自行消失。
   五 收益分配 农村合作经济的收益分配，基本坚持“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兼顾”的原则，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但由于各个时期的经济形式不同，分配方式也不同。农业互助组，以工换工，互助互济，没有固定的分配形式。农业初级社，土地参加分红，全县一般按土地四成、劳动六成的比例分配。农业高级社取消土地分红，全部实行按劳分配。人民公社初期，境内实行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不能奖勤罚懒，体现按劳分配，严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61年以后，调整体制，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恢复和健全按劳分配的制度。分配包括现金和实物两个部分，实行预分和决算两个步骤。年中按人劳比例预分春粮和夏粮，在留足生产资金的前提下，按劳分配适当数量的现金。年终在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基础上全面实行决算分配，当年分配的数量应占全年总收入40%以上。现金按实际工分计算分配；粮食按基本口粮、劳动工分粮加照顾的办法分配；烈军属、五保户要高出平均口粮的10%，国家、集体职工家属要达到平均口粮的水平，困难户不得低于平均口粮的10%；其它实物按口粮的比例分配。年终决算，一次找补兑现。1982年全面实现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收益分配仅限于“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部分，其余由各家各户自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