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松坡图书馆

民国初期，无专门物价管理机构，各种价格由商会议定。民国28年（1939），前武冈县政府为了控制物价上涨，成立武冈县评价委员会，县长兼主任委员，高沙、洞口、石江、黄桥、山门等集镇成立评价分会，由商会、行业公会和机关团体推派委员组成，对粮、盐、油、肉、棉花、棉纱、布匹、燃料、纸张等民生日常必需品进行限价，明文规定，如有违反法令、黑市营利、擅自抬价者，依法惩处。由于评价组织操纵在少数大商户手里，结果每评一次价格，物价就恶性膨胀一次。民国30年（1941）《党军日报》登载有武冈县一首民谣：“政府评价，万民欢狂，腊月初一，平价开张，可恨奸商，丧尽天良，东铺藏肉，西铺藏粮，黑市暗盘，躲在西乡（武冈县城以西，指今高沙镇），满城秩序，混乱异常，丰收之邑，闹成饥荒，哀哉小民，终朝无粮，谷购无门，欲诉无方……。”新中国建立前夕，因物价暴涨，人们不敢收藏纸币，市场上出现了原始的以物易物现象。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物价管理工作。50年代初，国家对物价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1952年，洞口县由财政经济委员会兼管物价工作，下半年设立调价办公室。1959年，县人委成立了市场物价小组，制定市场物价分工管理办法。1963年成立县物价委员会，配备物价管理专职干部，负责全县物价的统一管理和综合平衡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撤销县物价委员会，物价管理业务并入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的计划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计委配备专职物价人员。1980年，恢复县物价委员会，全县各集镇设立群众性的物价监督小组，共有义务物价检查员20人。1984年成立县物价局，下设物价检查所，作为管理物价的常设机构，物价管理工作从此步入经常化、制度化轨道。
   第一节 管理权限 1978年以前，强调集中统一定价，对主要工、农业产品价格和收费标准，由县物委根据上级有关规定进行调整；中小农具、地产建材等产品价格及部分收费标准，则由县物委核定。定价商品的价格，一经确定，未经物价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变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物价管理初步进行改革。1982年，国务院颁布了《物价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实行以国家定价为主，议购议销价、工商业协商价和集市价格等几种形式并存的价格管理体制。同时，适当下放物价管理权，扩大地方和企业的定价权，以适应搞活商品流通的需要。根据这一精神，从1983年起，属于县管理的价格有四类：一是三类农副产品，如菜籽、茶油、柑桔等；二是地方工业品，对国计民生无重大影响的产品，如塑料制品、袜子、毛巾、砖瓦、木制家具等；三是非商品收费，如房租、服装加工、理发收费、修补行收费、渡口收费等；四是饮食、服务行业的分类毛利率。同时，将160多种三类小商品定价权下放给企业。此后，县物价部门的工作重点由过去的单纯管理型转变为管理服务型，如抓好重点产品的调整审核，进行成本调查，分析市场动态，提供物价信息等。
   第二节 物价演变 清代，洞口境内以自然经济为主，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价格随行就市，物价波动主要受农业丰歉影响。民国时期，市场物价由商会根据商情自行评议制定，但因市场竞争激烈，物价时涨时落。民国20年到民国26年（1931～1937），市场物价尚称平稳。高沙、洞口等地每100公斤大米价为8元左右法币（当时一元法币相当一块银元）。每百公斤食盐34元左右，每百公斤猪肉52元左右，每百公斤酒10至12元，每匹龙头细布18元，每箱肥皂9元，每双胶鞋2.5元。抗日战争爆发后，境内商业畸形发展，物价上涨。日军侵境时，生产衰落，物资奇缺，通货膨胀。以民国34年（1945）上半年与民国26年（1937）物价比较，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几十倍乃至几百倍。其时，武冈县商会组织各行业公会每年进行一次物价评定，并发出《物价通告》，但由于通货膨胀，每评价一次，物价便突涨一次，甚至一日数涨，《通告》也就成为一纸空文。民国35年（1946）以后，政局动荡不安，土匪横行，市场物价陡涨。民国37年（1948）10月，法币改为金圆券，物价更是飞速上涨，与民国26年（1937）比，大米每百公斤96万元，上涨12万倍；每百公斤猪肉576万元，上涨11万倍；每百公斤食盐476万元，上涨14万倍；每匹龙头细布240万元，上涨13.3万倍；每双套鞋（全胶鞋）20万元，上涨8万倍；每箱肥皂100万元，上涨11.1万倍。
   新中国建立后，物价趋向基本稳定，但也有几次较大的波动。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由于物资严重缺乏，投机商人兴风作浪，物价仍然继续上涨。对此，县人民政府采取大力发展城乡合作商业，推行明码标价，调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等措施来稳定物价，至1952年底，市场物价已基本稳定。同1950年比，以银元计算，每百公斤大米下降6.9元（每块银元相当于1953年货币改革后1元人民币），每百公斤食盐下降36元。 “一·五”计划期间。粮、棉、油、布等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对稳定物价起了重要作用。1956年调整纺织、针织、日用百货零售价，普遍提高农村土特产品收购价。到1957年底止，农副产品收购价比1952年提高15%，工业品销售价大部分降低，少部分略有提高，从而使工、农产品比价开始缩小。 “二·五”计划期间，由于天灾人祸，国民经济较为困难，市场物资紧缺，物价猛涨。县人民政府采取两种办法加以控制：一是对主要消费品实行计划定量凭票凭证供应；二是对糖果糕点、烟酒、手表、缝纫机、自行车等10多种商品实行高价销售。1961年糖果每公斤平价1.9元，高价7元至11元；自行车平价160元左右，高价350元左右。1962年下半年，对一些三类农副产品实行议购议销，以平抑集市价格，使之向牌价靠拢。同时，国家还调高几十种农产品的价格，上升的幅度从百分之几到几十不等，其间，各种商品零售指数比1957年提高20%以上。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物价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稳定市场、稳定物价、整顿议价。1964年调整了鲜活商品季节差价、三类物资批零差价、进销差价及饮食服务行业、修理行业的价格与收费标准，同时取消部分消费品的高价出售，使集市贸易价格逐步接近牌价，物价恢复平稳。1965年各种产品的市场价格（简称市价）逐步接近平价（又称牌价）。如猪肉市价由1960年的每公斤24元左右下降到1.8元，比平价每公斤的1.52元高0.28元，高18%；草鱼市价由1960年的每公斤16元左右下降到1.1元，比平价每公斤0.84元高0.26元，仅高30%；母鸡市价由1960年每公斤的26元下降到2元，比平价每公斤1.48元高0.52元，仅高26%；鲜蛋市价由1960年每公斤的8元下降到1.8元，比平价每公斤1.4元高0.4元，仅高22%。
  “三·五”计划至“五·五”计划时期，降低了生产资料销售价格，市场消费品价格则有升有降，但升降幅度不大。1966年，根据中央统一部署，提高粮食统购和销售价格。1967年至1978年，物价全面冻结。1979年，调高粮油、牲猪等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部分副食品销售价格。
  “六·五”计划时期，进行物价检查和整顿。1981年，调提了烟酒价格，降低了化纤品价格。1983年纺织品价格有升有降，手表、电视机等高档商品价格即大幅度降低。1984年，改进粮、油统派购结算方法，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从1979年到1984年，提高幅度为30%。农副产品收购价提高后，城镇商品粮的销价不提，实行购销价格倒挂，亏损由国家补贴，1979年到1986年国家财政共补助80多万元。1985年，牲猪价格放开后，猪肉价格上涨，县财政给城镇居民实行肉价补贴。1984年到1986年共补肉价110多万元。农副产品价格的调高，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86年与1980年比较，全县农业总产值增长81.7%，粮食总产量增长39.6%，油菜籽总产量增长73.9%，牲猪出栏增长23.4%。新中国建立以来，实行物价“双轨制”（平价和高价），个别单位或个人，将平价物资高价出售，从中牟利。
   第三节 监督与检查
   新中国建立30多年来，县政府进行了多次物价检查，对错价和乱涨价等违反政策的行为进行处理。
  1966年以前，县政府组织人员多次对商业、供销、粮食、药材、医院及个体商贩经营的商品和地方工业产品的价格进行全面检查，对错价、乱提价和以次充好、掺杂使假、短斤少两等变相涨价的违纪行为进行严肃处理，较好地稳定了市场物价，维护了消费者的利益，深受人民群众的好评。
  “文化大革命”期间，取消了物价的检查监督，任意提价和以次充好、掺杂使假、短斤少两等变相涨价行为经常发生，群众反映强烈。
  1979年以后，物价部门把稳定物价、维护消费者的利益，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任务来完成，在城关、高沙、石江、黄桥、山门等重要集镇配有义务物价检查员，经常对市场物价进行检查，每年还在“五一”、“七一”、“十一”、元旦、春节等节日前后，组织力量对所有商品进行全面检查，对任意提价和变相涨价的违纪行为进行严肃处理。1984年国庆节前重点对粮食、副食、饮食、肉食和日用工业品价格进行两次大检查：第一次于9月1日到10日，全县组织82名物价员，由各战线领导带队，对所属单位的商品价格进行自查；第二次于9月11日至18日，全县组织54人，其中县人大代表9人，政协委员2人，共检查国营、集体单位和个体工商业户505户，检查商品价格1745个、度量衡器1185件。通过检查，发现错价的337个，占检查数的21.8%；不符合标准的度量衡器282件，占检查数的23.8%；查出违纪案件84起，当即处理64起，罚款1176.67元，没收度量衡器282件。同时，还命名县五金公司一门市部、县药材公司中心门市部、山门区供销社中心门市部、石江区供销社中心门市部等单位为物价、质量信得过单位。